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美]艾丽斯·施罗德（Alice Schroeder） 著|覃扬眉 等译

简介

许多年来，穿着旧毛衣、古灵精怪而又令人顶礼膜拜的巴菲特一直都备受媒体的追捧。但注重个人隐私的巴菲特从未花这么多时间回答任何记者或作者的问题，为了支持这本书的创作，他破例花费了2000小时与作者施洛德进行长谈，回顾他的儿时、他过去的点点滴滴，畅谈自己的家庭和人生经历，分享他几十年投资生涯中的宝贵经验。本书是唯一一本巴菲特本人授权的“官方”传记。第一次揭开了巴菲特的真实人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和普通人一样遭遇过挫折和失败的巴菲特，如何在投资和商业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和财富。同时，本书全面解读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和商业思想，让这位我们这个时代硕果仅存的商业领袖的精神财富，得以传承后世。

第一部分 大泡泡

1. 不作逢迎（奥马哈，2003.6）

“沃伦，这念头到底怎么形成的？对赚钱竟会如此的用心？”

他的眼神望向远处，看了一会儿，脑中思绪万千：跳跃、搜寻那些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然后，沃伦开始讲他的故事：“巴尔扎克说，每一笔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桩罪恶，但伯克希尔决非如此。”

他从椅子上跃起，收回思维，几大步跨过房间。落身坐进一把金芥末色的扶手椅子，他身子前倾，那神情不像一位72岁的金融家，更像是一个炫耀初恋的少年。如何诠释这个故事，要采访其他哪些人，内容要写些什么：这本书由我全权构思。巴菲特详尽谈论了人类天性和记忆力的脆弱，然后说道：“当我的观点和他人不同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爱丽斯，选择不太讨巧的那个。”

巴菲特给我上了很多课，其中最精彩的一些就来自对他的观察。第一堂课就是：以谦卑之态而屈人之兵。

事后看，没有太多理由去选择那个不讨巧的观点——但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人类的本性而非脆弱的记忆力。这类事情中有一件事发生在1999年的太阳谷。

2. 太阳谷（爱达荷州，1999.7）

巴菲特一家循着道路标记，出机场后向前行驶了数英里，开往小镇凯彻姆——位于索图斯国家森林公园边上，就在埃克霍恩水道的拐弯处附近。行驶几英里后，他们绕过多勒山，几处褐色的斜坡之间有一片绿洲。就在松树和微微泛光的白杨林带，坐落着太阳谷，这个山脉中神话一般的疗养地。海明威在这里写成了小说《战地钟声》，奥运会滑雪和溜冰运动员将此地视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巴菲特一家在这个星期二下午所遇到的家庭出游潮全都和Allen公司有关.——这是一家精品投行，精于媒体和通信行业。Allen公司促成了好莱坞最大的几桩合并交易，并且十多年来一直主办一系列年度研讨会，同时在太阳谷款待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休闲娱乐。公司CEO赫伯特·艾伦只邀请他喜欢的人，或者是那些他至少认为可以与之共事的人。

因此，这个会议名人和富人云集。有好莱坞的制片商和明星，比如坎迪斯·伯根、汤姆·汉克斯、罗恩·霍华德、西德尼·波拉克；娱乐业巨头巴里·迪勒、鲁拍特·默多克、罗伯特·伊格尔。以及迈克尔·艾斯纳；出身社交名门的新闻业人士汤姆·布罗考、黛安娜·索耶和查理·罗斯；IT业的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和安迪·格普夫。每年都会有一群记者守在太阳谷聚会外面。

自从迪士尼的迈克尔·艾斯纳和ABC公司的汤姆·墨菲在1995年的太阳谷年会中构思出他们的公司合并案以来，聚集于此的新闻媒体规模一直在扩大，直到太阳谷呈现出戛纳电影节那种人为的、令人头晕的商业氛围。但是，太阳谷爆出的合并案只是冰山一角。太阳谷远不是为了达成交易，虽然交易吸引了大多数的媒体。每一年，都有这家公司或那家公司正在爱达荷的某个山脉里召开了秘密会议，对某笔生意进行谈判的传闻。因此，当SUV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时，记者们都试图透过车的前窗看看里面坐着谁。当有新闻价值的人物到来时，记者们会追踪他们的“猎物’进入聚会地，手里挥舞着照相机和麦克风。

当沃伦·巴菲特走出他的SUV时，记者们很快就认出了他。Allen公司的主席、巴菲特的朋友唐纳德·基奥这么说过，“会议的基因里已经植入了这个人”。大多数媒体人都喜欢巴菲特——为了不招人讨厌，他行事富有技巧，不怕麻烦，公众形象简单而率直，而且看起来很真诚。然而，巴菲特过着复杂的生活。他有5套房子，但只在其中两处居住。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巴菲特有过两任妻子。他说话爱引用家乡俗语，眼里透着慈样；他有一帮忠诚的朋友。但是，一路走来，他给人的却是强硬、冷酷的商人形象。

被称为“太阳谷之主”的赫伯特是年会的幕后导演，他让会议充满着随意自然的奢华。人们总是赞美他情操高尚、才华出众、见解不凡。而且慷慨大方。曾有客人脱口说道：“你会愿意为了得到赫伯特的关注和重视而将性命置于脑后。”因为担心不再被邀参加太阳谷年会，那些颇有说词的人也很少赤裸裸地说赫伯特“不同常人”：坐不住，没耐心，人格自大。站在身材高瘦结实的赫伯特身影里，你得全神贯注尽力跟上那些像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的话语。赫伯特吼出问题，然后打断答话者，唯恐他们浪费了他一秒钟的时间。他专门说人所不能言的话。“华尔街最终会被淘汰。”，有一次，他这么告诉一位记者，虽然他自己经营着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他把他的对手称为“热狗贩子”。

赫伯特保持公司规模的小而精，他手下的投资银行家把自有资金投入到业务当中。这种非传统的方式令公司成为客户的合伙人，而不只是客户的服务者——客户是好莱坞和传媒业的精英人物。因此，当赫伯特做东设宴，他的客人会觉得这是个人殊荣，而不会觉得自己是被营销人员四处盯住的追猎对象。Allen公司每年会作出详细的社交安排，而这些安排是根据每位嘉宾的私人社交网——Allen公司所了解的人际关系网——以及Allen公司认为他们应该认识哪些新朋友来制定的。客人所居住的度假公寓到酒店会议室的距离、受邀出席的餐会，以及他们旁边坐的人，这些都因身份而异。

巴菲特的朋友汤姆·墨菲把这类活动叫做“大象聚首”。巴菲特说：“你能邀请一群要人前来，是因为如果他们参加了‘大象聚首’，那么就可以让他们确认自己也是只‘大象’。”

太阳谷在这方面非常具有保证性，因为和大多数“大象聚首”现象不同，这里的每个人都无法用钱来打动其他的人。因此，结果就形成了某种精英伪民主。随之而来让人激动不已的一点是看谁没被邀请，而让人更加心跳的地方是，看谁被取消了邀请。不过，在他们的阶层内部，人们真的是在发展真诚的人际关系。Allen公司通过慷慨丰盛的娱乐活动提供一场盛大的欢宴。活动从头天晚上开始，客人们一副西部装扮，坐上古老的四轮马车，跟着牛仔们走上一条蜿蜒小道，经过一块螺旋形的天然石头，来到特里尔·克里克·凯宾牧场。当日暮西山的时候，赫伯特·艾伦，或者是他两个儿子的其中之一会在这里迎接来宾。一盆盆鲜红色的矮牵牛和蓝色的鼠尾草装饰着白色的大帐篷，牛仔们在帐篷附近表演套绳技艺，给孩子们逗乐。与此同时，太阳谷的老朋友重聚在一起，比肩而立，手里拿着用来盛牛排和大马哈鱼的长盘，欢迎新朋友的到来。巴菲特一家最后通常都会在西部的点点星空之下，和朋友们围坐在篝火旁边。

巴菲特一直是对Allen公司如此款待最心存感激的人之一。他喜欢携全家到太阳谷旅游，因为如果让他独自和孙子们待在山里的度假村，那他可能什么都干不成。除了高尔夫球之外，他对户外运动没什么兴趣。他从来不玩双向飞碟或山地自行车，认为水犹如“牢狱”，宁愿戴着手铐晃荡，也不愿意去坐竹筏。与这些活动相反的是，他如鱼得水地进入到“象群”的中心。他玩了一会儿高尔夫和桥牌——和全美动画片协会主席杰克·瓦伦蒂比了一场高尔夫，赌注是一美元；和马里帝兹·布罗考打了一场桥牌。然后，和其他人聊天，比如《花花公子》的CEO克里斯蒂·海夫纳、计算机行业的迈克尔·戴尔。

今年的聚会中，鸡尾酒和朋友情谊流淌其间。人们谈论着刚刚了解到的新名词——B2B、B2C、网络旗帜广告、宽带——这些词儿成了阿尔·奥霍乐乐队的竞争者。整个周末，伴随着人们的握手、亲吻和拥抱。一种隐约的不安如烟雾一般在晚餐和鸡尾酒会中弥漫开来。一批新近出现的IT执行官们带着异乎寻常的狂傲，向一年前从未听说过他们的人介绍自己，某些人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太阳谷通常的氛围格格不入。一般情况下，太阳谷会由一种决定性的非正式因素起主导作用，赫伯特某种不成文的规则来对付狂妄自大的人，他们的下场就是以后再也不会被邀请参加年会。

当年会的重要嘉宾发表演说时，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公司的首脑政府的高官以及记事簿上列示的其他演讲者，他们的发言和他们在其他地方的讲话大为迥异，因为在太旧谷会场大门之外，几乎没有人私下谈论他们发言中的一个字。记者们被禁止入内。一些著名的记者，以及拥有电台网络和报纸的传媒业大亨坐在听众席，但都尊重守口如瓶的原则。因此，演讲者们只对与他们同等身份的圈内人尽情发挥，讲述重大且往往真实的事，这些内容在媒体面前从不会被说得明明白白，因为它们太过直白、太易混淆细微的差异、太易透出讽刺意味，或者说是太有可能被误读。一般的记者会在外面设伏，希望能听到里面传出的只言片语。

整个周五下午，一些互联网的新兴风云人物都在游说赫伯特·艾伦，希望自己能加入知名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在次日下午为《名利场》杂志进行的“传媒全明星”拍摄阵容。他们认为自己被邀请到太阳谷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时下的名人，并难以相信莱博维茨已经自行选定了拍摄对象，比如，为什么莱博维茨会选择巴菲特——他对传媒业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董事会成员资格、广泛的人际关系影响，以及或多或少的传媒业投资。此外，巴菲特还是个老式传媒人士。这些新兴人物们更很难相信，刊有巴菲特照片的杂志能卖得出去。

这些属于未来全明星阵容的人们觉得自己被轻视了，因为他们完全、非常清楚传媒行业的天平已经移向了互联网。他们的确不受重视，即便是赫伯特·艾伦自己都认为对IT和传媒业股票进行估值的“新模式”——根据点击率、眼球数和对遥远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公司挣钱的能力——是胡说八道。“新模式，”他对此嗤之以鼻地说，“就像是新的做爱姿势。根本就是胡扯。”

次日早上，代表着“旧模式”符号的巴菲特。很早就起床了，因为他是今年年会的闭幕演讲人。巴菲特总是拒绝在其他公司举办的会议上发言的邀请，但是，当赫伯特·艾伦请他在太阳谷年会上发言，他总会同意。星期六早上的闭幕演说是年会的一大要事，因此，几乎所有人都不再去高尔夫球场，也不去钓鱼，他们都到太阳谷会场吃自助早餐，然后找个座儿坐下。今天，巴菲特会对股票市场发表看法。

鼓吹者们所推动的市场令IT股票急速冲到了疯狂的高点，私下里，巴菲特对此持批评态度。IT股票的表现令伯克希尔·哈撒韦望尘莫及，而巴菲特不购买IT股票的严格纪律似乎也过时了。但外界的评论对巴菲特的投资方式丝毫没有影响，直至今天，巴菲特发表过的唯一公开声明就是他从来不作市场预侧。因此，他决定站上太阳谷的发言台发表如此的演讲，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也许是时机到了。巴菲特有着坚定的投资信念，而且有迫切的欲望想要宣讲出来。

巴菲特花了两周时间准备这次的发言。他明白，市场并不只是人们买卖股票的地方，股票似乎是赌场里面的筹码，筹码则代表了公司业务。巴菲特思考的是筹码的总体价值。这些筹码值多少钱？然后，巴菲特会从源源不断的文件中回顾公司以往的业绩。互联网的出现并不是新技术第一次震动股票市场。商业发展史上满载着各项新技术一一一铁路、电报、电话、汽车、飞机、电视……所有加快事物沟通的革命性的方式一一但是，这些发明当中有多少已令投资者发财致富呢？巴菲特将要对此进行说明。

在自助早餐之后，克拉克·基奥走上演讲台上。巴菲特和基奥一家相识多年，他们在奥马哈是街坊邻居。巴菲特是通过克拉克的父亲唐纳德才加入到太阳谷的活动当中。唐纳德·基奥是可口可乐的前总经理，Allen公司的现任董事会主席。在1982年为可口可乐从Allen公司购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时候，唐纳德认识了赫伯特·艾伦。赫伯特不着推销痕迹的营销方式给基奥和他的老板——可口可乐的CEO罗伯托·戈伊苏埃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说服艾伦加入了可口可乐的董事会。

唐纳德·基奥是艾奥瓦州苏城一位牧场主的儿子，做过侍应生。目前，他名义上已从可口可乐退休，但是，他的生活仍然和“真家伙”紧密相连。而且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有时他被称为公司的“影子CEO”。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964年12月31日 874.12
1981年12月31日 875.00

巴菲特走到屏幕前，开始进行解说：

在这17年的时间里，经济规模增长了5倍，《时富》500强企业的销售颇的增长超过5倍。然而，在这17年里，股票市场完完全全落在了后面。
当你们投资的时候，你们所做的事情走延迟消费，现在把钱投出去，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获得更多的钱。关于投资，只存在两个真正的问题：一是你想得到多少回报，二是你想什么时间得到回报。
伊索称不上是一位金融家，但是他说过“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不过，他并没有提到时间。

巴菲特解释说，利率——借贷成本——是对“时间”的定价。金融领域的利率就如同物理学当中的重力。利率变化，所有金融资产，包括房子、股票、债券的价值都会发生变化。就如同鸟的价值会波动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时手里的鸟比林子里的鸟值钱，有时林子里的鸟比手里的鸟值钱。”

巴菲特说话音调平稳。带着鼻音，吐字快得如连珠炮，他将伊索和20世纪如年代的大牛市联系到了一起，而他认为这个牛市纯属瞎闹。利润的增长远远低于前期，但林子里的鸟却变得昂贵，因为利率处于低水平。在如此低的利率水平，想持有现金的人数在减少。因此，投资者正在向林中鸟支付闻所未闻的价格。有时，巴菲特会将其称为“贪婪作祟”。

听众席里坐满了IT业的领头人物，在从大牛市中攫得大笔财富的同时，他们也改变着世界。此刻，他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投资组合里充斥、挤压着各种被过高估值的股票，而他们的公司股票处于资产组合的第一线。他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这是新模式。互联网时代的黎明时刻。他们的态度是，巴菲特没有资格说他们贪婪。巴菲特——这个聚敛钱财数年、几乎不往外拿的人，这个从车牌就能看出其“节约”的吝啬鬼，这个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如何赚钱的人，这个打破IT泡沫、没搭乘IT列车的人——正在往他们的香槟里吐口水。

巴菲特继续他的发言。只有三种方式股票可以保持一年10%或10%以上的增速。一是利率下降，保持在历史低位。二是投资人，而不是雇员、政府或其他主体，在经济中享有的份额高于历史已有水平。他说，还有就是经济的增速开始快于正常情况。诸如此类的乐观假设被巴菲特斥为“痴心妄想”。

巴菲特说，有些人并不认为整个市场会繁荣，他们只是认为自己能够从中挑选出胜利者。巴菲特解释说，虽然创新可能让世界摆脱贫困，但是历史上创新的投资者后期都没有以高兴收场，他一边说，一边像乐队指挥那样挥舞着手臂。成功地换上了另一张幻灯片。

这张幻灯片只有半页内容，而这些内容来自于一张长达70页的清单。里面包括了美国所有的汽车公司。
这清单上面有2000家汽车公司：汽车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发明。它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你在第一批汽车诞生的时代目睹国家是如何因为汽车而发展起来的，那么你可能会说，“这是我必须要投资的领城。”但是，在几年前的2000多家汽车企业中，只有3家企业活了下来。”而且，曾几何时，这3家公司的出售价格都低于其账面价位，即低于当初投入公司并留存下来的资金数额。因此，虽然汽车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但却对投资者产生了相反的冲击。

巴菲特放下清单，把手放进口袋。“有的时候，找出失败者要容易得多。我想，在此之后，大家能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你应该做的事就是卖空经营不好的公司。”巴菲特点击了一下，一张相关的幻灯片跳了出来：

美国经营不善的企业数量
1900年——1700万
1998年——500万

坦白说，我很失望，因为巴菲特一家在这段期间都没有进行卖空。其实，一直都有经营失败的公司。

注：卖空交易者认为股票价格会下跌，因此借来股票并卖出去。如果这么做，那么“卖空”的利润来自于把股票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回来。如果股票价格上涨，那卖空交易者会亏损。卖空通常都很有风险：因为你的预期和市场长期趋势相反。

听众中有一些人轻笑起来，虽然声音不大。他们的公司可能正在亏钱，但是他们心里都确信自己是胜利者。超新星在遥远的天空闪耀着星光。毫无疑问，某一天，他们将在史册上留下美名。

再点击一下，又出现一张幻灯片。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21世纪另一项伟大的发明：飞机。从1919年到1939年，美国约有200多家航空公司。想象一下，当你处在小鹰号时代，你是否能预见航空业的未来发展。你可能会看到一个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世界。不过，假设你有此远见，你预见到所有这些人要么希望坐着飞机走亲访友，要么希望离家远走高飞，或者你预见到了任何可以在飞机里做的事。然后，你决定这就足你要投资的领城。
历史上，对航空企业的所有股票投资都赚不到钱，和几年前的情形如出一辙。
因此，我想告诉你们：我真的宁愿这么想——当我回到小鹰号时代，我会有足够的远见和“见义勇为”的精神，把奥维尔·莱特给打下来。但我没做到，我有愧于未来的资本投资人。

注：小鹰号是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名字。奥维尔·莱特，莱特兄弟中的弟弟。

下面又是一阵轻笑。有些人开始对这种毫无新意、过时的例子感到厌烦，但是出于尊敬，他们继续听巴菲特讲下去。

这时，巴菲特正在谈论他们的公司业务。“推广、宣传新行业是好事，因为新行业很容易推销出去。而要推销现存的产品则非常艰难。相比之下，推销没什么人懂的产品要容易得多，即使是亏损的产品，因为不存在量化的要求。”这番话直接针对席上听众，很有杀伤力。

但是，你知道，人们还是会不停地回来投资。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石油勘探商的故事。这人死后到了天堂。上帝说，“我核对过你的情况，你符合所有条件，不过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这里有产格的居住区法律规定，我们让所有石油勘探商待在那一片。你也看到了，已经完全满了，没地儿给你了。”
这位石油勘探商说，“你不介意我说句话吧？”
上帝说，“不介意。”
于是石油勘探商把手拢在嘴边，大声叫道：“地狱里有石油。”
结果可想而知，笼子的锁开了，所有的石油勘探商们开始直往下冲。
上帝说：“这真是一招妙计，那么，你进去吧，就跟在家一样，随意些。这片地儿都归你了。”
这位石油勘探商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不，我想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吧，毕竟，空穴不来风啊。”
这就是人们认识、感受股票的方式。人们很容易相信“流言毕竟非虚”这个道理。

这番话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笑声，然后笑声戛然而止，因为听众一下明白了巴菲特的话中之意——他们就跟石油勘探商一样没脑子，听信传言，跑到地狱去找石油。

巴菲特的话锋一转，回到林中鸟。以之结束了演讲。他说，根本就不存在新模式。股票市场的最终价格只反映出经济的产出。

巴菲特换上一张新幻灯片，显示出过去几年的市场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巴菲特说，这意味着之后17年时间的市场状况不会比1964—1981年的情况好多少，在这段时间，道琼斯指数完全没有增长——如果市场不出现下跌。“如果我必须给出这段时间的最有可能的收益率，那可能是6%。”不过，最近的潘恩韦伯-盖勒普机构的调查显示，投资者们预期的股票收益率为13%—22%。

巴菲特走到投影幕前，浓密的眉头动来动去，他指着一张有一对赤身男女的漫画——摘自一个关于股票市场的传奇故事《客户的游艇在哪里？》。男人对女人说：“有些事儿没法子对一名处女说清楚，无论是说给她听还是拿图片给她看。”听众听明白了，意思就是买互联网股票的人被忽悠了。但大家都僵硬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没人笑得出来，连轻笑、窃笑和哄笑都没有。

巴菲特回到讲台，告诉听众们他从伯克希尔·哈撒韦给他们带来了“糖果包”。

我刚刚买了一家叫奈特捷的公司，它出售可分权所有的喷气式飞机。我本想送你们一人一架湾流Ⅳ型飞机的1/4股。不过，当我到了机场，我就意识到对你们大部分人来说，这实在是委屈你们了。

这个时候，大家笑了起来。巴菲特继续说，作为替代，他准备一人送一个珠宝商用的小型放大镜，他们应该用来看看彼此太太手上戴的戒指——尤其要注意看第三位太太的。

此话颇有点睛之效。听众席上的人大笑起来，鼓掌欢呼。然后，人们又不做声了。一股怨气暗暗充斥整个房间。在1999年太阳谷年会上，关于股票市场过度膨胀的演讲就像是对一屋子声名狼藉的人宣扬贞洁。巴菲特的发言也许对听众产生了吸引力，让他们坐在椅子上不离去。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

不过，有些人认为他们听到了很重要的事情。“很了不起，这是关于股票市场的基础教程，一节课就蕴涵了一切。”这是盖茨的想法。手握资金的投资经理则发现这次演讲令人感到安慰、身心通畅。

巴菲特举着一本书向大家示意：

这本书对1929年狂赚的股市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充满了智慧。埃德加·史密斯的《用普通股进行长期投资》一书证明了，股票收益总是高于债券。史密斯发现了五个原因，但是其中录新期的一个原因是，公司可以保留赢利的一部分，然后以同样的回报率进行再投资。这就是利润再投资——1924年的创新理念。但是，正如我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以前一直说的“好主意带给你的麻烦多于坏主意”。因为你会忘记好主意是有限制条件的。凯恩斯在他的书的序言中写道，“用历史的眼光对未来进行预测，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巴菲特赞同这一观点：人们不能因为前几年股票价格的加速上涨就以此类推。“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人没被我挖苦到？”，他反问了一句，没人举手。

“谢谢各位!”巴菲特以此结束了发言。

巴菲特的信条是“表扬单个人，批评一类人”。他并不是故意要把演讲弄得这么挑衅和倒胃口，因为他也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并没有对始作俑者指名道姓，他认为这些人不会把他的笑话往心里去。巴菲特的观点论述强而有力，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以至于他认为，即使是有人不喜欢他的观点所传递的信息，他们也必须要承认其威力。听众们所感受到的所有不适均未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之后，巴菲特一直回答提问，直到会议结束。人们开始起立，对他的演讲报以掌声。无论他们对巴菲特的演说持何种态度——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这次演讲都堪为体现功力之作。

在投资行业，5年的杰出成绩足够表现出不凡的成就，巴菲特在这个行业浸淫了44年，一直处在第一流的位里。但是，随着纪录的拉长，问题也在一直逼近：巴菲特什么时候会停止脚步？他会宣告结束其主导支配地位吗？或是会发生某项重大变动罢黜其位吗？现在是时候了，有些人认为，也许可以用个人电脑这样的发明，再加上像互联网这样具有说服性的某项技术，来说服或反驳巴菲特。但是，巴菲特显然对可以免费获取的信息置之不理，而且无视新世纪正到来的现实。当人们礼貌客套地说“沃伦，演讲非常精彩”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名流们其实心不在焉，对巴菲特的观点不以为然。

重点不在于巴菲特错了，而在于即使他最后被证明是对的，但他对未来投资的严厉预期和他传奇的过去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在巴菲特早期辉煌的日子里，股票价格很便宜，巴菲特把股票一把一把地积攒到一起，几乎就他一个人注意到了地上无人问津的金苹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障碍越来越多，进行投资、保持优势、发现人所未见的事物，这些事情的难度都在增大。因此，既然现在是新生力量登场的时间，何必在意那个对他们进行说教的巴菲特是何许人？何必理会那个声称他们会断送牛市、挣不到钱的人呢？

在下午剩余的慵懒时光里，赫伯特·艾伦的客人要么享受最后一场网球或高尔夫，要么去达克池塘那里的草坪闲聊一会儿。巴菲特整个下午都和他的老朋友待在一起，他的朋友们都祝贺他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演讲。巴菲特认为他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动摇了听众的想法。他并不是发表了一次充斥着权威腔调的演讲，只不过是坚持了自己一贯的观点。

巴菲特希望得到人们的喜爱。他通常很受人们欢迎，而不是被人暗地里嘀咕。但是，他怎么没能说服那么多人呢？这些人认为，巴菲特在为他错过IT繁荣找理由。看到他作出了如此明确的预期判断，他们感到非常吃惊，在他们看来，那些预言肯定会被证明是错的。巴菲特背地里被称为“新好男人沃伦”。“沃伦错过了这班车。他怎么可能错过这班车呢？他可是比尔·盖茨的朋友。”

午夜，烟花绚烂地划过天际，太阳谷1999年年会成为又一件令人愉悦的豪华盛事。然而，大多数人所记住的不是划水或溜冰表演，而是巴菲特对股票的演讲——确切地说，这是30年时间里。他发表的首次预言。

3. 习惯性动物（帕萨迪纳，1999.7）

因为信奉新教徒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且非常喜欢其生活方式，因此，芒格很崇拜富兰克林。他经常引用富兰克林的话，而且还研究富兰克林以及被富兰克林称为“杰出先辈们”的著作，比如西塞罗和迈蒙尼德。芒格还同时管理着伯克希尔旗下的韦斯科金融公司，以及这家金融公司所有的一家法律出版社——《每日新闻》公司。另外，他还四处忙于房地产业务。

芒格把大把时间用于工作的原因有四个。当他作出选择，他就会全力投入。不过，对被他称为“朽木”的人，他没有什么好心，他的慈善都是达尔文式的，以激励最优秀的人。仁慈撒马利亚饭院、哈佛西湖高中、汉庭顿图书馆、斯坦福法学院都是受益机构。这些机构明白，芒格的资金和付出将伴随着大量的讲座，以及按“查理风格”办事的原则要求。芒格很高兴资助斯坦福法学院的学生宿舍，只要斯坦福精确安排宿舍的大小——当然要有窗——规定卧室到厨房的距离，同时把停车场建在他认定的地方。他带有老式贵族的责任感，从接受者的利益出发，在资金的使用上附加了各种各样让人恼火的限制，而原因就在于他懂得最多。

4. 沃伦，你怎么了？（奥马哈、亚特兰大，1999.8～1999.12）

巴菲特的300亿美元财产几乎全部——99%——投资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他在太阳谷曾谈到过，市场称重功能如何比投票功能更重要。但正是投票机对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看法决定了他演讲之后的股票价格。人们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他富有。因此，当他预期市场可能令投资者失望上17年的时候，他是站在悬崖边上，他很清楚这点。如果他错了，他不仅会成为太阳谷的笑柄，而且在全球最富有的人的记录本手册上，他的个人排名也会下降。巴菲特可是很关注这个排名。

整个1990年代的末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BRK令他名声大噪，因为BRK的表现远远超过市场水平，并持续到1998年6月的每股80900美元。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股股票就可以买一套小型的产权独立公寓，这在美国公司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对巴菲特而言，公司股票价格是衡量其成功的简易标尺。从巴菲特以7.5美元/股的价格买下BRK的那天起，BRK就一路处于上升曲线。即使股票市场在1990年代末震荡不已，但是购买BRK并坚持持有的投资人获利不菲，一直到1999年。

股票年度涨幅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BRK 39% 25% 57% 6% 35% 52%
S&P2 10% 1% 38% 23% 33% 29%

但是此时，巴菲特发现他自己站在一类不受欢迎的股票的下沉平台上，看着“T&T”（信息技术和电讯行业）类股票上涨。1999年8月，BRK跌到65000美元/股。对一家大型成熟、每年为投资者赚4亿美元企业，应该支付多少钱呢？对一家小型新生、亏钱的企业，又应该支付什么价格呢？

• Toys“R”Us公司每年赚4亿美元，年销售额110亿美元。
• eToys公司每年亏1.23亿美元，销售额只有1亿美元。

市场投票机号称eToys价值49亿美元，而Toy“R”Us公司价值10亿美元，低于前者。这其中的假设是eToys公司将通过互联网冲击Toys“R”Us公司。

悬于市场上空的疑云在于时间问题。专家们都预期灾难可能在1999年12月31日午夜发生，因为全球的计算机的程序不能解决“2”开头的日期问题。害怕市场产生恐慌，FED开始迅速增加货币供应量以解决现金短缺问题，以防全国的ATM机立马被冻结。因此，经过FED的增压推动，太阳谷年会之后不久，市场急速上升，就像7月4日国庆日的爆竹。如果你在1月份在NASDAQ（全部由信息技术股票组成的股票指数）市场投资了1美元，那你下的赌注现在就是1.25美元。而投在BRK上的赌注只值80美分。到十二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年底收盘上涨了25%。而NASDAQ则BLAST突破了4000点大关，不可思议的上涨了86%。BRK下跌到56100美元/股。仅仅几个月时间，BRK过去几年的领先地位就被大大动摇了。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金融评论嘲笑巴菲特已经是旧日黄花，是完成时。如今，在新千年即将来临之日，巴菲特成为《巴伦》周刊的封面人物，大标题是：“沃伦，你怎么了？”封面文章写道，巴菲特狠狠地摔了一个跟头。巴菲特面临着从未曾遭遇的负面新闻报道，如驾驭着潘普洛纳奔牛。他反复重述：“我知道市场会变化，我只是不知道变化的时间。”巴菲特大受刺激的神经让他迫切的想要反击，不过最终，他只字未提，未作任何回应。

快到1999年年底的时候，即使是众多跟随巴菲特风格的长期“价值投资者”要么结束了自己的公司或业务，要么放弃了“价值投资”，买了IT类股票。但是，巴菲特没有这么做。被他称为“内部记分卡”的东西——在进行金融投资决策时，他骨子里具有的坚韧——让他避免了摇摆不定。

第二部分 内部记分卡

5. “传道”冲动（内布拉斯加，1869～1928）

随着霍华德·巴菲特一家进入到年轻夫妻的生活状态，利拉让霍华德加入她自己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堂，并在他成为执事的时候，骄傲地在她的日记簿里记下了这件事。霍华德依然热衷于政治，并开始显露出家族所具有的布道冲动。但是，当他和欧内斯特把晚餐变成了对政治无休止的讨论会时，霍华德的弟弟感到非常无聊，宁愿躺到地板上去睡觉。

6. 浴缸障碍赛（奥马哈，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20年代，已经充满泡沫的股票市场吸引了普通民众首次进入投资领域。1927年，霍华德·巴菲特决定进入这个行业，并在联合州立银行谋得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

股市的繁荣在两年后结束。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单日市值下跌了l40亿美元，4倍于美国政府年度预算的财富在几个小时内蒸发。1929年的市场损失达到了300亿美元，接近美国在一战中的开支。

银行破产和自杀事件接踵而至，人们开始保有现金，没人想要股票。

沃伦不止一次说起这段故事：“1931年8月15日。我父亲去银行，两天前是他的生日。银行已经倒闭。他失业了，他的钱还在银行里，而他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找不到其他的工作。”

不过，两周时间内，霍华德和两个合伙人卡尔·福克和乔治·斯克莱尼卡签下协议，开了一家股票经纪行——巴菲特-斯克莱尼卡公司。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在没人想买股票的时候开一家股票经纪行。

三周之后，英格兰脱离了金本位制。这意味着，为了防止银行倒闭，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只会发行更多的钱来偿还债务。这是一个只有政府能实施的巧妙诡计。在那个年代，美元拥有最广泛的认可度和被接受度，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是美国在对外宣布：“我们将要开出空头支票，你们要么接受，要么自己看着办。”这个声明立即毁掉了那些正规、信誉良好的机构，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大跳水。

已经“伤风”的美国经济开始“咳嗽”，然后增长停滞，接着开始进行“自由落体运动”。一批银行被快速地吸入到经济增长的真空状态，纷纷宣告破产。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储户们拼命地挤到银行出纳窗口，却又被打发走。”但是，在这场大灾难中，霍华德的公司成功了。他最初的客户大多是亲朋好友。他向他们出售安全的证券，比如公共事业股票和市政债券。在经纪行第一个月的营业中，金融恐慌弥漫于全国，他却赚了400美元，经纪行赢利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即使人们的储蓄蒸发，也不再相信银行，但霍华德还是坚持进行同一类保守的投资，这使他的客户开始增多，生意也开始做大。”

沃伦拿起他的秒表，叫他的姐姐妹妹和他到浴室，一起观看他发明的新游戏。他在浴缸里装满水，拾起他的弹珠。每个弹珠都有自己的名字。他把它们放在浴缸后面的水平边缘上，排成一排。然后，他把弹珠扫进水，同时按下秒表。他们沿着瓷制浴缸的斜面向下滚，发出碰击声，然后击中水面，跳进水中。这些弹珠相互追赶，向浴缸塞子奔去。当第一个弹珠到达目的地，沃伦就按下秒表，宣布胜利者。他的姐姐妹妹看着他一遍又一遍的让弹珠赛跑，想要提高他们的成绩。弹珠不会疲倦，秒表也不会出错，还有沃伦，似乎从不会对这种重复游戏感到厌倦——不过，他的观众可不像他。

不过，浴缸障碍赛和他所收集的赞美歌作者的信息教会了他一些其他的事情，一些有价值的事。他学会了计算概率。沃伦环视周围，到处都存在可以计算概率的事物。关键就在于收集信息，你能够找到多少是多少，尽你所能。

7. 休战纪念日（奥马哈，1936～1939）

每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达成停战协议的周年纪念日，罗斯希尔的全体学生都要到体育馆举行典礼，以纪念战争中牺牲的战斗英雄。在学校的这项传统中，小号手会站在体育馆边上的门口。轮流用小号吹出节奏。

当沃伦带着小号站在门口，第一名小号手开始吹响音符：嗒——滴——嗒。

但是，在吹第二个音“滴”的时候，这位小号手吹错了。

我整个儿的生活在我眼前闪过，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接着吹。他们没让我准备这个。我动弹不得——我的重大时刻啊。

沃伦是应该重复第一位小号手的错误，还是吹得和他不同，令他难堪？沃伦觉得自己完了。这一幕永远烙入了他的记忆——但他却记不得之后的行动。数年之后，他接下来的反应和行为一一假设他还是吹响了号——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

沃伦学到了一个教训：正如这次小号演奏一样，生活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另一个家伙吹错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8. 1000招（奥马哈，1939～1942）

沃伦注意到，数字似乎会根据自己的某种规律变化。虽然他的叔公和舅公都很热衷于把他拉到他们极端的立场，但沃伦注意到他们的看法和显示器上出现的数字没有任何联系。他决定找出其中的规律，但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霍华德在每个孩子10岁的时候都会带他们去东海岸旅行一次，这是孩子们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沃伦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我告诉我的父亲，我想做三件事。我想去看看斯科特邮票-钱币公司，我想去看看莱辛纳尔火车模型公司，我想去看看纽约股票交易所。斯科特邮票-钱币公司在第47大街；去莱昂纳尔公司要走到第27大街附近；去纽约股票交易所，就一路走到市中心。

1940年，华尔街开始从崩溃中复苏，但气氛仍然很压抑。华尔街的人就像一群艰难求生的“雇佣兵”，在大部分同行倒下后。继续战斗。他们谋生的方式似乎名声不那么好，因为人们脑子里对1929年崩溃的记忆依然鲜活。不过，即使他们并不会在碉堡的城墙之外四处吹嘘，他们中的有些人实际上非常优秀。霍华德·巴菲特把儿子带到下受哈顿区，拜访了规模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的负责人。小沃伦得以一窥这座碉堡的镀金大门里面的情形。

那次，我见到了西德尼·温伯格，华尔街最有声望的人。我父亲以前从未见过温伯格，他只是在奥马哈开着一家小小的经纪行。不过，温伯格让我们进去了，或许是因为跟着一个小孩于，我们大概交谈了半个小时。

在1929年的市场崩溃中，高盛将投资者误导入一场臭名昭著的“庞氏编局”，名声扫地。作为投资银行高盛的高级合伙人，西德尼·温伯格耗费了10年时间艰难地恢复公司的声誉。沃伦对这些事儿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更不知道西德尼·温伯格是一个移民的后代，一开始是在高盛当小杂役，倒痰盂、清扫合伙人丝绸帽子上的灰尘。不过，沃伦一进入西德尼·温伯格的胡桃木墙板办公室——办公室墙上挂着亚伯拉罕·林肯写的原版信件、文件，还有林肯的画像—他就确信无疑，自己正面对着一位大人物。在拜访的最后，西德尼·温伯格做了一件事，给沃伦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走出去的时候，他拥抱了我。说：“你最喜欢哪只股票，沃伦？”
到第二天，他会完全不记得这件事儿，但是。我会一辈子都记得。

巴菲特一直都记得，温伯格，这位华尔街的一位大人物，如此关注他，似乎很在意他的想法。

离开高盛之后，霍华德带沃伦去了百老汇大街，然后穿过一片巨大的科林斯式的柱子，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在这个财富的殿堂，人们穿着颜色鲜艳的马甲，在钢铸的交易台周围大声叫喊着，潦草地写着。工作人员疾步前后奔走，纸片碎屑扔得满地都是。不过，交易所餐厅的一幕情景激发了沃伦的想象力。

我们在交易所和一个叫安特·摩尔的荷兰人一起吃午饭，他是股票交易所的职员，长相非常英俊。午饭后，一个人拿着个盘子走了过来，盘子里放着各种不同的烟草叶。安特·摩尔选出自己喜欢的烟叶，那人给他卷了一支烟。然后我想，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定制香烟。

定制香烟。香烟唤起了沃伦数学头脑的想象力。他对吸烟真的是毫无兴趣。不过。做个反向的逻辑推理，沃伦明白了雇用一个人做这样一件小事所隐含的意义。如果说花钱雇用这个人是合理的行为，这势必意味着，即使全国的大多数人民依然深陷大萧条不能自拔，但这个卷烟工的老板正在大笔地赚着钱。沃伦马上就领悟到这一点。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资金流源源不断，就好像河流、喷泉、小瀑布和洪流，所以能够雇用一个人就干裹烟卷这么一件事儿——符合个人喜好的手工香烟——为了交易所员工的个人特殊乐趣。

就在那天，就在他看到那个烟草工人的时候，对未来的预期景象就此植根于沃伦的脑中。

“钱可以让我独立。然后，我就可以用我的一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工作。我不想别人主导我。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助他一臂之力的工具很快落入他的掌中。那天，在图书馆，一本书在书架上向他招手。这本书带着银色光泽的封皮闪烁着光亮，如同一堆钱币，暗示着其内容的价值所在。受到书名的吸引，沃伦打开这本书，立即就迷上了，书的名字是《赚1000美元的1000招》，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赚到100万美元的方法”！

坐在朋友家的门阶上，沃伦宣布自己在35岁的时候将会是一名百万富翁。一个孩子在大萧条的1941年说出这一言论，很是大胆放肆，而且听上去近乎是在犯傻。不过他的计算——还有那本书——表示说这件事是有可能的。沃伦有25年的时间，他想要更多的钱。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他一开始挣到的钱越多，资金复利的时间越长，他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高。

一年之后，他创造出实现梦想的核心现实。让家里人感到好玩和吃惊的事是，到1942年的春天，沃伦已经有120美元了。

姐姐多丽丝被招募为合伙人，沃伦为自己和多丽丝买了城市服务公司的3股优先股，一共花了114.75美元。

我买的时候并不懂那只股票。

沃伦只知道那只股票是父亲霍华德最喜欢的一只股票，很多年来都在向客户推荐。

那年6月份，市场走势低迷，一路下行。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股价从38.25美元跳水到27美元。沃伦说，在上学的路上，多丽丝每天都“提醒”他，他的股票正在下跌。沃伦说他觉得责任压力大得可怕。因此，当股票最后回升的时候，他以40美元/股卖出，为他和多丽丝赚了5美元。“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沃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多丽丝回忆说。不过，城市服务公司的股价很快就高涨到202美元/股。沃伦学到了三个教训，并把这段时期作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第一个教训是，不要过分关注股票的买入成本。第二个教训是不要不动大脑的急于抓住蝇头小利。如果他能更耐心一点，他就能赚到492美元，他对此一直念念不忘，并由此吸收到上述两个教训。从他6岁开始，他干了5年活才积下120美元买了这只股票。以目前从出售高尔夫球，以及在棒球场贩卖爆米花和花生中赚到的钱为基准来计算，沃伦意识到，要把“丢失”的利润赚回来，那得用好多年。他将永远、永远、永远的记住这个错误。

还有第三个教训，是关于投资他人资金的教训。如果他出现投资失误，那可能会有人因他而烦恼和不安。因此，他不想对其他任何人的资金负责，除非他非常确信自己会成功。

9. 沾油墨的指头（奥马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41～1944）

沃伦把同样强烈的能量用到了他的三条送报线路上。他喜欢送报纸，仿佛他出生时手指就带着油墨。后来，卢说，“沃伦说服负责路线分派的经理——此人和沃伦性情相仿——把威彻斯特分给他”，这原先属于之前被叫做邓雷镇的地区。沃伦在这事上成功了。威彻斯特属于成年送报人通常负责的区域。

这是一个绝顶的好机会。上流阶层的威彻斯特属于精英中的精英，为荷兰的薇赫明娜女王所有。这条路线上有6位美国参议员，还有上校和高级法院的法宫，所有的大人物。还有奥维塔·卡尔普·霍比，以及物价管理局办公室的负责人里奥·权德森。霍比太太来自得克萨斯州一个著名的出版世家，她到华盛顿来负责指挥陆军妇女军团。

“就这样，我一下就有了这笔大业务，当时可能也就是十三四岁的样子。我一开始只是在威彻斯特送《华盛顿邮报》。当我在威彻斯特送报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放弃早上的其他送报路线。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沃伦和《时代先驱报》的经理关系发展得不错。“当我告诉他，我有机会在威彻斯特送《华盛顿邮报》的时候，这表示我得放弃春谷路线……他对我很好。不过，那时候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伤心。”

1944年年底，沃伦填报了他的第一笔所得税——7美元。为了把税金降低到7美元，他把腕表和自行车作为业务支出费用加以扣除。他知道这么做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在当时，他没有其他省事的办法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14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最喜欢的书——《赚1000美元的1000招》——提出的第一步。他现在的储蓄总额大概是1000美元。他对这个成绩感到非常自豪。到那时为止，在赚钱方面，他做得很出色。他知道，保持领先位置是通向目标的途径。

10. 犯罪行为实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43～1945）

不过，到了1945年春，沃伦开始上高中的时候，家里也觉得受够了。到那个时候，要如何鼓励和激发沃伦已经不再是伟大的秘密。霍华德威胁要断绝他的经济来源。

一贯支持我的父亲说：“我知道你的能力。我不是要求你做到百分之百，但是，你要么继续这么我行我素，要么，你就做一些和你的潜能有关的事。但是，扣果你不这么做，你就必须放弃送报的活。”这对我造成很大的打击。父亲话音不高，只是有点想让我知道他对我感到失望。你知道，相比他告诉我不能做这个或那个，这可能更让我觉得难受。

11. “胖姬”不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44～1945）

霍华德的一位朋友，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和他一样一直以来都秉持孤立主义。不过，孤立主义者不再进入众议院；他们或是离开或是退休。此外，因为战争尚未结束，政府财政处于赤字。霍华德栽进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目标，那就是让美国重返金本位制。美国在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制。从那时开始，财政部一直在随心所欲地印钞票，一开始为新政，之后为二战提供资金。霍华德担心有一天美国会像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一样完蛋，当时，德国人都推着一手推车的钞票到街上去买一棵白菜——直接导致德国被迫倾其黄金储备用于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局面是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霍华德确信政府会让整个国家破产，因此，他在内布拉斯加买了一个农场。当其他人饿肚子的时候，家人可以把农场当做避难所。巴菲特家的人都非常不信任政府债券，甚至还开会讨论把储蓄债券作为生日礼物送人。9岁的小伯蒂觉得自己的父母想要以此来哄骗某个家伙，她问：“但是，难道那个人不知道这些债券一钱不值吗？”

《力全与健康》杂志里有很多女性。胖银.斯托克顿大概是唯一一个出名的人。我喜欢胖姬。她非常有魅力，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谈论很多和她有关的话题。

12. 地下卖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45～1947）

几周之后，全家又回到了华盛顿。沃伦回到伍德罗-韦尔森高中完成十年级课程，此时他15岁，依然是个孩子，但也成了一名商人。他通过送报赚了很多钱，累计超过2000美元。霍华德让儿子投资建材供应公司，回到奥马哈之后，霍华德与卡尔福克在词料公司旁边开了这家五金商店。与此同时，在内布拉斯加瑟斯顿县的沃尔特希尔附近，沃伦自己花1200美元买了一个40英亩的农场。一位农户租下了这个农场，利润则共享——这正好是沃伦喜欢的一种安排，由其他人来做那些会让人汗水淋漓的无聊工作。沃伦开始在高中向人介绍自己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沃伦·巴菲特，在中西部拥有一处租赁给他人的农场。

到现在为止，沃伦与人相处的努力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除了老师之外，他很讨大人的喜欢。他和同龄人的相处不自在，但却总能设法交到几个知心朋友。他竭尽全力地想要人们喜欢他，尤其是尽力避免对他进行个人的人身攻击。他想要获得一套系统的方法。实际上，他有一套方法，不过他没有把方法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化。由于没有其他办法，他开始更努力地运用这套方法。

沃伦是在祖父的家里发现的这套系统方法。在祖父家里，沃伦以惊人的速度阅读了所有手边的读物，就跟他在家一样。他浏览卧室后面的书架，消化了《新杂货商》里提到的每一个问题，看完了所有的《内布拉斯加日报》——经他父亲整理过的报纸——而且还像一只棉铃象鼻虫一样看完了祖父欧内斯特15年来积累下来的《读者文摘》。书架上还有一系列的小型传记，其中很多都是关于商界领袖的。从小时候开始，沃伦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人的生活——譬如杰伊·库克、丹尼尔·德鲁、吉姆·菲斯克、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杰伊·古尔德、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有一些书他读了又读。在这当中，有本很特别的书——不是传记，是一个以前做过销售的人——戴尔·卡内基写的一本平装书。这本书有个非常诱人的名字：《如何赢得友谊及影响他人》。沃伦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发现这本书了。

大部分人看了戴尔·卡内基的书后，会惊叹卡内基说的真是有道理啊，然后，他们就把书搁置到一边，全然忘记。和这些人不同，沃伦非同一般地集中精神学习和运用这套东西。他时不时地复习这些想法，并不断加以应用。即使他遭遇失败，忘掉这事，或者长时间没有动用这套方法，他最后也会回过头重新开始练习。到了读高中的时候，他的朋友增加了几个，他还加入了伍德罗-韦尔森高尔夫球队。同时，如果不能做到受人欢迎，他就努力地让自己不要那么让人讨厌。戴尔·卡内基打磨了他天生的睿智头脑，而且最重要的是，强化了他的说服能力、他的推销天赋。

高中里的其他同学都不是商人。仅仅是每天数小时投递报纸，沃伦每个月就能赚175美元，比他的老师赚得还多。在1946年，一名全职工作的成年人如果年薪能拿到3000美元，那他就会觉得很棒了。沃伦把他的钱放在家里的衣柜里，除了他谁都不能碰。“有一天，我在他家，”卢·巴蒂斯顿说，“他打开抽屉，对我说‘这是我一直以来存下的钱’。他有700美元，都是小钞。我告诉你，那可是一大摞啊。”

沃伦开始做几项新买卖。巴菲特高尔夫球店零售重新打磨的高尔夫球，6美元12个。他从芝加哥一个叫维特克的家伙那里进货，他还忍不住给这人取了一个外号叫“Half-Witek”。“这些球质量上等，真的是很好的高尔夫球。Titleist、Spalding Dots和Maxflis牌的都有。我的进价是12个3.5美元。它们看起来像是全新的。维特克可能和我们一开始的做法一样，用分水器来处理。只不过，他做得更好。”学校里没人知道“Half-Witek”。即便是沃伦的家里人也没意识到，从沃伦和唐·丹利那里买的球是二手球。伍德罗-威尔森高尔夫球队的成员认为沃伦是用分水器处理的球。

巴菲特邮票试购公司向内布拉斯加州以外的地区出售值得收藏的成套邮票。巴菲特光亮公司则从事汽车护理上光业务，沃伦和卢·巴蒂斯顿在卢的父亲的二手车停放地经营这项业务。后来，他们放弃了这项生意，因为这事都是体力劳动，而且工作量大得吓人。”

沃伦满17岁了，并升到了高年级。有一天，他跑去告诉唐·丹利一个新想法。

这个主意和称重器——《赚l000美元的1000招》里的主意——一样具有指数成长特性——一台称重器可以赚钱，然后买一台又一台的称重器。“我用25美元买了一台旧的弹子机，”沃伦说，“我们可以合伙，你负责修理机器。听着，我们去告诉理发师弗兰克·埃里克，“我们是韦尔森投币机公司的代表，韦尔森先生让我们向你提个建议。你不会冒任何风险，埃里克先生，我们把这台投币机放在理发店的后面，当你的顾客在等待的时候他们可以玩这个。利润我们平分。”

丹利对这一想法跃跃欲试。虽然在此之前，没有人在理发店放置弹子机，但他们还是把这个建议告诉了埃里克先生，而埃里克先生被说动了。两个男孩把弹子机拆卸下来，放进丹利父亲的车里，运到埃里克先生的理发店，再把它装好。他俩对这事有足够的信心。当弹子机放置好的第一个晚上，沃伦和唐来到理发店后面查看情况，“哗!”沃伦说——有4美元的镍币被投进了机器。埃里克先生也很高兴，弹子机被留下来了。

一周之后，沃伦把弹子机里的钱全都取出来，分成两堆。“埃里克先生，”他说，“我们就不要那么麻烦的你一个、我一个的分了，你拿走你想要的那堆吧。”在埃里克先生拿走桌子上靠近自己的那堆钱后，沃伦数了数另一堆，一共有25美元。这足够再买一台弹子机了。很快，有七八台来自“韦尔森先生”的弹子机被摆放到了镇上的理发店里：沃伦发现了资本产生的奇迹：钱为自己的主人效力，仿佛这是它自己的一项工作。

你必须和理发师们处好关系。这一点非常关键。我想说的是，这些人可以自己花25美元去买台弹子机。因此，我们一直让他们相信，一个季度得花400美元雇一个人修理弹子机。

13. 赛马场规则（奥马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世纪40年代）

之后有一次，沃伦自己一个人去查尔斯顿。他在第一轮比赛中输了，但他没有就此回家。他不停地下注，又不停地输，直到他输的钱超过了175美元——差不多输了个精光。

我回到家，去了Hot Shoppe给自己点了他们提供的最大份的东西——一份巨大的奶油巧克力圣代冰激凌，这花掉了我剩下的所有钱。我一边吃，一边算我得送多少份报纸才能把我输掉的钱挣回来。我不得不工作一周多才能赚回这些钱，而我损失掉这些钱是因为一些愚蠢的原因。
我不应该每场比赛都下注。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输钱了，而我认为我那天能把输的钱赢回来。之前说过的第一条规则是第一轮比赛后，没有人就此罢手。第二条规则是你不必非得用输钱的方式把钱赢回来。你知道，这是非常基本的道理。

14. 大象（费城，1947～1949）

沃伦以新生身份加入了青年共和党，因为他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女孩。但是，沃伦没成为那个女孩的男朋友，反倒在二年级的时候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沃伦的上任时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总统选举年的秋季。1948年，共和党支持托马斯.杜威，让他和弱势的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竟选。

巴菲特一家越来越痛恨杜鲁门。虽然霍华德提出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目的是为了抑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和很多保守主义者一样，霍华德认为，杜鲁门和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正在假装和苏联的斯大林套近乎。此外，杜鲁门执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二战后运送了1800万吨食物到欧洲。霍华德则是74名投反对票的议员之一，他非常肯定马歇尔计划会是另一个版本的“老鼠洞计划”，也确信民主党正在破坏经济，于是，他开始买金项链给他的女儿们，以防美元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她们无法养活自己。

15. 面试（林肯、芝加哥，1949～1950夏）

1950年春，经过三年的学习，沃伦只需要再上几节暑期班的课就可以毕业了。就在这时，沃伦作出了一个完全改变他到目前为止的所行路线的决定。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和能力在35岁的时候实现成为百万富翁的目标，而无须接受进一步的教育。然而现在他却立志要去哈佛商学院，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他对正规的课程学业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但对学习知识则很有兴趣。并认为自己大部分是在自学。不过，哈佛给了他两大重要收获：声望威信和未来的人际关系网。他刚刚目睹自己的父亲被赶出国会，而且股票经纪职业也遭遇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父亲往往为了自己坚定的最终理想而孤立自己，不惜牺牲人际关系。所以，沃伦选择哈佛并不意外。

沃伦非常有信心哈佛会录取他，以至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邀请杰瑞·奥兰斯和他一起去读哈佛。此外，他也认为自己可以申请到奖学金。

根据沃伦手里所拿的哥伦比亚大学说明手册，那位他最喜欢的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金融学。戴维·多德也在那儿当老师，是商学院的教学副院长、金融系系主任。1934年，格雷厄姆和多德合著了关于投资的基础教程《证券分析》。《聪明的投资者》是给外行人看的《证券分析》版本。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介绍手册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能够提供如此多的机会，可以直接了解、熟悉实际的商业行为。在这里，学生可以和著名的美国商界领袖人物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他们中很多人会慷慨地把时间用于研究生课程、讲座和研讨会。这个城市的商业团体很欢迎学生来访。”即使是哈佛都不能提供这些。

沃伦如今决定要去哥伦比亚。但是，时间已经太晚了。

我在8月写的申请信，离开学只剩一个月，而其实我早应该这么做了。天知道我写了些什么。我可能写的是，我刚刚在奥马哈大学发现了这本册子。手册上面说你和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贵校任教，我认为，你们是站在奥林匹斯山山顶的某个地方，正笑着俯视我们其余的人。如果我能被录取，我会很高兴、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入学申请，这可能是一次非常私人的申请。

不过，以这种书面申请的方式，沃伦给人留下的印象比面试成功多了。这份申请最后到了戴维·多德的桌上，他当时是商学院副院长，主管招生。到1950年为止，多德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当了27年的老师，而且，他实际上已经是著名的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初级合伙人。

多德身材瘦小、虚弱，还秃顶，一直照顾着待在家里、身有残疾的妻子。多德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比沃伦的父亲年长8岁。也许多德被这封申请信所透露的个人天性触动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和格雷厄姆更感兴趣的是学生对商业和投资的偏好，而不是他们的情感成熟度。格雷厄姆和多德并不想打造领导者，他们是在教授一种特别的专业技能。

不管是什么原因，在截止日期之后，没有经过面试，沃伦就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

16. 一记好球（纽约州，1950秋）

马歇尔·韦尔斯公司是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五金批发商。这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年会。他们在新泽西州的泽西市举行这次年会，因此，可能没什么人参加。

沃伦对股东大会的看法产生于他对商业本质的理解。他最近刚刚卖掉他的农场，价钱比5年前翻了一倍。在他拥有农场期间，他和租用农场的农户一起分享作物产生的利润。不过，他的租户得不到出售农场的利润。作为一名出资人，沃伦提供资金并承担风险，然后再获得利润—如果有利润的话。

沃伦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所有的生意。雇员管理业务，分享由他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底利。不过，他们对自己的雇主负有责任。当公司业务增长，获得成长收益的是雇主。当然了，如果雇员也购买了股票，那他们也会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伙人。

但是，无论雇员买了多少股票，作为雇员，他们仍然需要向企业所有者报告工作成绩。因此，沃伦把股东大会看做是管理者管理工作的会计清算时间。

不过，公司的管理层可不是这么想。

沃伦和他的新朋友斯坦贝克坐火车去泽西市。他们来到法人信托公司楼上的一间土褐色的会议室，看到有6个人在等着开会，公司打算以例行公事的方式敷衍地走完法律要求的股东会议程序。让人感到荒谬的是，公司管理层的冷淡和股东的漫不经心都对沃伦非常有利，因为越少人参加股东会，他从公司获得的信息就越有价值，无论是哪些信息。

来的人中，有一个人叫沃尔特·施洛斯。沃尔特34岁，很瘦，脾气温和，一头黑发。来自纽约犹太移民家庭，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创办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4个员工之一，每周的工资只有微薄的50美元。会议开始后，施洛斯开始发问并指出管理层存在问题。虽然如此。但是按照德卢斯的标准，他也可能被视为无礼之人，唐突了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这群人。对这些外来者在他们的股东大会上插话，斯坦贝克说。他们有一点不高兴。之前从未有任何人来参加他们的会议，他们不喜欢这样。

沃伦立刻就被施洛斯的分析吸引了，当施洛斯表明自己是在格雷厄姆-纽曼工作的时候，沃伦的反应就像是家人重聚。会议刚一结束，沃伦就找到施洛斯，两人开始聊天。沃伦发现施洛斯和自己意见相投，都相信财富很难积累，但是容易失去。施洛斯的祖父在纽约的哈莫尼俱乐都里流连忘返，浪费光阴，而把自己的服装公司丢给会计员看管——会计员就是保管资金和往来记录的人，结果会计员监守自盗，挪用公司资金。之后，施洛斯的父亲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收音机制造厂，但是在他们售出收音机之前，仓库在可疑的情形下被烧得精光。再之后，在施洛斯13岁的时候，他母亲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失去了财产继承权。

施洛斯一家靠汗水和决心度日。沃尔特的父亲找了一份工厂经理的工作，之后还推销邮票。施洛斯一从高中毕业就在华尔街当跑腿的——经纪公司里的“波尼快递”中的一员，在街上跑来跑去传递信心。后来，施洛斯还在公司处理股票方面的杂事。他曾问他的上司，他可否分析股票，回答是“不行”。不过，他被告知说“有个叫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人刚刚写了一本叫《证券分析》的书，看了这本书，你就能了解你所需要的一切了”。

施洛斯一页页地读完格雷厄姆的书后，希望学到更多。每周两个晚上，从5点到7点，他开始去纽约金融学院听格雷厄姆的投资课。格雷厄姆于1927年开办这些研究班，作为他想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的大学课程的尝试。当时，公众并不了解股票，课堂上挤满了人。格雷厄姆有所保留地说：“虽然我告诫我的学生，课上所提到的股票都只是为了示例说明，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推荐去购买，但是，我所讨论的几只被低估的股票中有一些之后出现了大幅上涨，这样的事确实发生了。”

当格雷厄姆提到他正在购买的股票时，像高盛首席交易员古斯塔夫·莱维这样的人会飞快地跑回去实施这些想法，让自己和公司赚钱。施洛斯完全被格雷厄姆的理念征服了，以至于他后来成了自己偶像的雇员之一。为格雷厄姆和他的合伙人杰瑞·纽曼工作。沃伦发现自己本能地被施洛斯吸引住了，不只是因为他那令人羡慕的工作，也因为他坚韧不拔和毫无优势的奋斗背景。在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东大会上，沃伦同时结识了另一位股东，虎背熊腰、叼着雪茄的路易斯·格林，一位有名的投资人，也是一家规模虽小，但很受人尊重的证券公司史赛克·布朗的合伙人。他也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同盟的一员。格林、格雷厄姆和纽曼一起寻猎廉价的公司，他们想要购买足够多的股票，以被选入董事会，进而可对管理层施加影响。

沃伦被路易斯·格林震住了，想要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因此开始和格林聊了起来。沃伦、斯坦贝克和格林一起从新泽西坐火车返回。格林请这两个年轻人吃了顿午餐。

有这样的经历真不错。沃伦发现格林很吝啬，这一点很对他的脾气。“这个家伙非常富有，而我们去的是咖啡馆一类的地方吃饭。”

吃午饭的时候，格林开始聊起被女人追求的感受，而这些女人都是为了他的钱。因为格林已经人过中年了，因此，他的处理技巧就是直接面对这些女人：“你喜欢这些假牙？还是我的秃头？或者是我的大肚子？”沃伦很享受和格林的聊天，直到格林突然话锋一转，问了一个让他坐立不安的问题。

他对我说，“为什么你买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票？”
然后我说，“因为本杰明·格雷厄姆买了。”

千真万确，格雷厄姆已经成了沃伦的英雄，即便两人从未谋面。因为购买马歇尔·韦尔斯公司股票的灵感来自于《证券分析》，所以，沃伦可能认为，他必须要仔细认真地把获得的东西了解清楚。不过，实际上，沃伦有很好的理由去买马歇尔·韦尔斯公司，而不只是因为《证券分析》一书提到过这只股票。

马歇尔·韦尔斯公司是北美很有名望的最大的五金批发企业。公司非常赚钱，如果它把赢利分给股东作为红利，股东可以每股得到62美元。而当时股票的成交价格是200美元/股。拥有一股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票就如同拥有一种利率高达31%的债券(200美元/股的股票每股可以获得62美元)。以这个利率，在三年时间内，沃伦每在马歇尔·韦尔斯公司投1美元就可以获得差不多两美元。即使公司不把赢利分给股东，股票价格最终也会上涨。

如果你拒绝这样一只股票。那你一定是个疯子。

不过，沃伦没有向路易斯.格林说明上述任何理由。相反，他说，“因为本杰明·格雷厄姆买了马歇尔·韦尔斯公司。”

格林看着沃伦，说“好球”。

沃伦慢慢明白了他的意思：“沃伦，独立思考。”他觉得自己愚蠢极了。

沃伦不想再犯任何类似的错误，而且他的确想找到更多像马歇尔·韦尔斯公司这样的股票，因此当格雷厄姆的研究班临近，沃伦记熟了他能找到的关于格雷厄姆的所有东西—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他写的书、他投资的具体股票以及他自身的情况。沃伦了解到格雷厄姆是一家叫GEICO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证券分析》里面没有提到过这只股票。当沃伦查看《穆迪手册》的时候，他发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拥有GEICO 55%的股份，但是最近把股票分给了股东。

这个GEICO公司是做什么的？沃伦很好奇。因此，几周后，在冬日寒冷的一个周六清晨，沃伦跳上了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第一班火车，来到了GEICO公司的大门外。周围没有其他人。不过一个警卫给他开了门。这名警卫后来回忆，沃伦以最谦卑的态度问他是否有人可以向他解释一下GEICO的业务，他确实提到自己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一名学生。

警卫快步走到楼上GEICO财务副总裁洛里默·戴维森的办公室，他正坐在那里办公。面对沃伦的请求，戴维森心想：“既然是本杰明的学生，那我给他5分钟，并对他的到来表示感谢，然后找个礼貌的法子把他打发走。”于是，他告诉警卫把沃伦带过来。

沃伦向戴维森作了自我介绍，带着清晰、恰到好处但又有些讨巧的真诚：

我叫沃伦·巴菲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本杰明·格雷厄姆可能会成为我的教投。我读过他的书。认为他非常了不起。我注意到他是GEICO的董事会主席。我一点也不了解GEICO，不过。我希望来这里，并能了解到这家公司。

戴维森开始向沃伦谈起鲜为人知的汽车保险业务心里想着，出于好心对待格雷厄姆学生的考虑，他可以浪费他宝贵的几分钟时间。不过，戴维森说：“在他提问有大概10~12分钟之后，我意识到，我正在和一个非同一般的年轻人谈话。他问我的问题是经验老到的保险股票研究员才会问的问题，非常专业。他年纪不大，长相很年轻。他称自己是学生，但是他的言语却像一个阅历颇深的人。他的知识很渊博。当我对沃伦的看法改观后，我开始向他提问。然后我发现，他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上报自己的所得税，而且从此以后每年都会填报，他做着很多小生意。”

洛里默·戴维森自己已经取得很多成就，因此很难被什么打动。他的学业并不拔尖，不过，他说，“几乎从我10岁或11岁开始，我就知道我想要干什么，我就是想成为我父亲那样的人。我从未想过其他的职业(除了当一名债券推销员之外)。”他将华尔街视为圣地麦加，“最后的终点”。

1924年，戴维森推销了一周债券，就赚了1800美元的佣金。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用借来的钱投资股票市场，交易美国收音机公司(RCA)的股票。1929年7月，他认为股票价格会下跌，抛空了交易价格不合理的RCA。然而。不合理的价格变得更加不合理。当股价上涨了150个点的时候，戴维森赔了个精光。接着，当市场在10月29日崩盘的时候，为了控制和处理他的客户正面临的惊恐，他不得不把怀孕的妻子和自己挣来却又赔掉的每一分钱都先抛到一边。他和他的同事熬到凌晨5点，追缴客户的账户保证金。客户们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用借来的钱进行股票投资的。

一开始，客户带着现金来偿还他们的贷款。市场观察家和政府官员一直不停表示股票市场会很快反弹。他们的反应速度不错，但是方向错了。随后每追缴一次保证金，戴维森余下的客户就有一半清仓，无法支付他们的债务，还被取消账户。在大萧条之前，戴维森的兜里每年能装进10万美元佣金，但是，很快他销售债券每周只能挣100美元——即使这样他还是富有的人。“真的是满目凄凉，”他回忆起大萧条的时候，“找去看望一位老朋友，已结婚生子，之前非常成功，但现在他不得不去卖5分钱一个的苹果。”

就是通过销售债券的工作，戴维森碰巧拜访了GEICO。当他弄明白GEICO的经营方式后，他立马被吸引住了。

GEICO寻求汽车保险业务，通过邮购营销，而不通过经纪人，因此。其保险相对便宜。这在当时是很具有革命性的理念。要想赚钱，GEICO需要建立一套规则，来回避某些家伙，比如那些在凌晨3点，喝了半瓶龙舌兰酒，然后超速行驶30英里的人。借鉴了一家叫USAA公司(其销售对象只限于军队官员)的做法后，GEICO的创建人里奥·古德温和克里夫斯·里尔，决定只向政府雇员销售他们的汽车保险。因为和军队官员一样，政府雇员都是很负责任的人，习惯于遵纪守法。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政府雇员的人数很多。GEICO就此诞生。

后来，里尔家族雇用了戴维森销售他们的股票，因为他们的根基在得克萨斯，不想再两边来回跑。在组织联合购买者的时候，戴维森接触了纽约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本杰明·格雷厄姆很感兴趣，但是他听从了他那位脾气暴躁的合伙人杰瑞·纽曼的意见。戴维森说：“杰瑞认为以发行价购买股票是非法的，他说，‘我之前从来没有以发行价购买过任何股票，现在我也不打算开这个头。’”

他们讨价还价，通过适度的让步，戴维森说服杰瑞投资100万购买了GEICO公司55%的股份。格雷厄姆成了GEICO的董事会主席，纽曼加入了董事会。六七个月以后，洛里默·戴维森告诉GEICO的CEO里奥·古德温，自己愿意降低工资为CEICO工作，去管理公司的投资。古德温咨询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意见，格雷厄姆同意了。

戴维森的故事让沃伦听得入了迷。“我只是不停地问关于GEICO的问题，他那天都没有去吃午饭，就坐在那里，和我谈了4个小时，仿佛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当他打开那扇见我的大门时，他也为我打开了那道通往保险世界的大门。”

当时，保险领域的大门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被钉死的，不过，商学院教授保险课程。沃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研究过保险，而这个领域的某些方面和赌博有些类似，这激发了沃伦计算赔率的兴趣。他开始对一种叫做联合养老保险的保险方案产生了兴趣——人们把钱放到一块，形成资金池，活到最后的人得到全部的基金。不过，当时这种做法是非法的。

沃伦甚至考虑把保险精算作为职业，如果是这样，他可能会数十年埋首桌面，辛苦处理死亡统计数据，计算人的预期寿命。除了这些明显适合他个性的方式之外，计算寿命的保险精算工作可以让沃伦把时间都用来思考他最为关注的两件事之一：寿命预期。

不过，他另一件最喜欢做的事—敛财，占了上风。

沃伦正在抓住商业的基本理念：公司如何赚钱？一家企业更像一个人。它必须出门，找到一个可以为它的雇员和股东赚钱的方式。

他领会到，因为GEICO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售保险，那它能够挣钱的唯一法门就是拥有尽可能低的成本。他同时明白，保险公司收取客户的保险金，要早在赔偿金支付之前，用保险金进行投资。对他而言，这听起来像是拿别人的钱免费使用，正是他所喜欢的那种方法。

对沃伦而言。GEICO是一个永不赔钱的企业。

那天周一，离沃伦回到纽约还不到48小时，沃伦抛售了正在增长的资产组合中价值75%的股票，用现金买了350股GEICO。对一个平常做事谨慎的年轻人来说。这可是一大反常之举。

这一点不假，因为按照GEICO当时的价格，这是一笔本杰明，格雷厄姆不会同意的投资，即便格雷厄姆-纽曼就在最近成了GEICO的最大股东。格雷厄姆的想法是购买价格低于资产价值的股票，他并不信奉只专注于几只股票。不过，从洛里默·戴维森那里学到的东西让沃伦吃了一惊。GEICO正在成长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他很自信自己能够正确预期该公司今后几年的价值。就这点而言，公司的股票现在很便宜。沃伦为父亲的经纪公司写了一份关于GEICO的报告，报告上说GEICO的交易价格是42美元/股，是其最近每股收益的8倍。他提醒到，其他保险公司的交易价格相对其点利的倍数要比这高得多。虽然GEICO是保险这个大领域的一家小规模公司，但它的竞争对手都是那些“增长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枯竭”的公司。沃伦接着对GEICO 5年后的价格作了一个保守的预期，他认为股票的价格到时会到80～90美元/股。

很难想象如此“不具有格雷厄姆风格”的分析。格雷厄姆所经历的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泡沫和大萧条让他对赢利预期持怀疑态度，虽然他在上课的时候会讲述估值方式，但是他自己从来不用估值方法来选择股票。不过，沃伦把他耐心积攒的资金的75%押注于他所计算的预期数字。

到了4月份，他给盖尔公司和布莱斯公司写信——最有名的经纪公司，擅长投资保险类股票，希望得到他们的研究分析。之后，他拜访了一些专家，和他们谈论GEICO。在他听到这些人的意见之后，他解释说明了自己的理论。

他们告诉沃伦他疯了。

他们说，GEICO不能胜过那些规模更大、更有建树的公司，那些公司通过经纪代理人销售保险。GEICO只是一家小公司，市场份额不超过l%。拥有几千名保险经纪人的大型保险公司主导着整个行业，因此，GEICO永远是一家小公司。不过，GEICO就在眼前，它的成长像6月的蒲公英。赚钱的速度像丹佛造币厂。

沃伦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看不到他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事。

17. 珠穆朗玛峰（纽约，1951春）

格雷厄姆和他的坏习惯最终一起来到了免学费的纽约城市大学，无人理会他，他也身无分文，认定这所大学的文凭无法让他在自己所渴望的这个势利而又有教养的世界里飞黄腾达。两本借来的书被人从格雷厄姆的柜子里偷走了。他必须出钱把书补回去，这成了压倒格雷厄姆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根本没有零用钱。他退学了，找了一份装配门铃的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在心里吟诵《埃涅伊德》（Aeneid）和《鲁拜集》（Rubaiyat），甚至在检查运货单的时候，他都能在脑子里自娱自乐地创作十四行诗。最后，他又申请了一次哥伦比亚大学，而这次他得到了之前被拒绝的奖学金——事后发现上次是因为一位职员搞错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格雷厄姆成了学生明星。毕业的时候，他拒绝了法学院的奖学金，也没有接受去哲学、数学或者英语院系当老师的工作，而是听从院长的建议，进入了广告业。

过了这段时期之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推荐格雷厄姆去经纪公司纽伯格·汉德森·洛比公司工作。关于华尔街，格雷厄姆说：“我只是道听途说，以及从小说里知道华尔街的，我觉得它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戏剧舞台。我非常急切地想参加它那些神秘的仪式和重大的事件。”

1914年，格雷厄姆从华尔街的最底层做起，周薪12美元，跑腿捎消息。之后，他当上了助理信息员，在客户室里急速来回走动，改写黑板上的股票报价。通过传统的华尔街职业路线，格雷厄姆把这些工作提升为一项事业：他在一旁进行研究。然后某一天，一个场内经纪人把格雷厄姆写的一份报告——调低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债券的估值，给了巴切公司的一位合伙人，这人之后聘用格雷厄姆当了统计分析员。多年后，格雷厄姆以合伙人的身份回到纽伯格·汉德森·洛比公司，一直待到1923年。接着，一群出资人，其中包括罗森瓦德家族的成员（西尔斯的早期合伙人)，用25万美元的创业资本吸引他离开公司自己干，这笔钱能让格雷厄姆开创自己的事业。

格雷厄姆在1925年关闭了这家企业，因为他和出资人在他的薪金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926年1月1日，他以45万美元的资金创立了“本杰明·格雷厄姆联合账户”，资金来自客户和自有资产。不久之后，其中一个客户的兄弟杰瑞·纽曼，愿意投资公司，并成为格雷厄姆的合伙人。他不拿分文工资，一直到他学会公司业务，并给公司带来了利润。不过，格雷厄姆坚持付给纽曼工资。纽曼为合伙公司带来了广博的商业常识以及管理技巧。

1932年，格雷厄姆在《福布斯》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叫《难道美国企业更应关闭而非生存？》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公司管理层只知道坐拥现金、坐等投资机会，而投资者却无视这些股价无法反映的价值。格雷厄拇知道如何发现和提炼出公司的价值，但是他有资金方面的麻烦。因为股票市场的损失，联合账户的资金从250万美元下跌到了37.5万美元(已考虑了分红、赎回和亏损)，格雷厄姆认为自己有责任弥补合伙人的损失，但这意味着不得不让现有资金增长两倍多。要让联合账户继续存活下去，就需要有人投入一些资金。杰瑞·纽曼的岳父投资了5万美元。拯救了他们。1935年l2月，格雷厄姆果真令资金增长了两倍，把亏损都赚了回来。

因为税赋原因，1936年，格雷厄姆和纽曼将公司重组为两家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和纽曼-格雷厄姆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收取固定费用，向公众发行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纽曼-格雷厄姆公司则是一家对冲基金，一家私有的有限合伙人公司，其合伙人个个经验老到，按照管理人业绩向格雷厄姆和纽曼支付酬劳。

虽然格雷厄姆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名道姓的说杰瑞·纽曼缺乏“亲和力”、要求苛刻、没有耐性、吹毛求疵，在谈判时总是过于强势，但是，这两人还是一直合作了30年。而纽曼认为格宙厄姆，“非常不受人欢迎，即使是在他那数量众多的朋友圈里“。“经常和合作同伴发生争吵”，而自己最后总能修复关系。他和格雷厄姆的长期相处相容得益于格雷厄姆的保护性外衣。其他人的行为似乎从来不能干扰格雷厄姆的镇定。

一次例外是格雷厄姆和一家成熟型公司的管理层发生争执。在对州际贸易委员会公开发布的报告进行认真而勤勉的研究之后，他发现北方石油管道公司除了管道运输资产外，还拥有价值95美元/股的铁路债券，而这家石油运输公司的股票价格是65美元/股。不过，控制该股票的洛克菲勒基金并没有向股东透露有关该铁路份券价值的消息。股票的价格低迷，并没有反映出债券的价值，因此格雷厄姆开始愉悄买入股票，直到他的公司成为了仅次于洛克菲勒基金的第二大股东。然后，他积极推动公司管理层向股东分发这些债券。北方石油管道公司是1911年破产后由标准石油接管的，其管理层均来自标准石油，他们和格雷厄姆兜圈子，表示，公司翻要留着这些债券，以便日后有能力更新老旧的石油管道。但是格雷厄姆对这些情况了解得比他们更透彻。最后，管理层干脆就这么回复：经营石油管道是一项既复杂又专业的事，你知之甚少，而我们已干了一辈子。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公司经营略，那何不卖掉你的股份？

不过，格雷厄姆认为自己服务于公司的全体投资者。而不是他自己。所以，他没有卖出自己的股份，而是去石油城市宾夕法尼亚参加股东大会，在会上，他是唯一一名公司职员以外的人。他提出了对铁路债券的建议，但是管理层拒绝认可。因为都没有第二个人支持他的建议。在和格雷厄姆的交锋中，管理层的做法也让他感觉到有些反犹太的气息，这令他很难放弃这场战斗。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格雷厄姆和其他投资者一起，又额外购买了一些股份，准备以法律手段和管理层作战——投票表决权之战。到下一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候。格雷厄姆已经购买、积攒了足够的投票权，以获得两名额外的董事进入董事会，从而倾斜了董事会天平。公司同意了格雷厄姆的提案，最后向股东分发了相当于每股价值110美元的现金和股票红利。

此战闻名华尔街，而格雷厄姆则继续将他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打造成为虽非业内最大，但却最知名的投资公司。

他令公司声名鹊起，即使这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他的教学直接取材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案例。每次他在课堂上提到某只股票。学生都会跑去购买这只股票，从而推高股价令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购买成本更高。这让杰瑞·纽曼有点抓狂。为什么要让其他人参与到公司正在做的买卖当中，从而增加公司业务的难度？要在华尔街上挣钱就意味着你得严守你的理念和想法。不过，正如巴菲特所说，“本杰明并不真的在意他所拥有的财富数量。他的确想要足够多的钱，因为他经历过1929一1933年这段艰苦的时期。不过，如果他认为他的钱已经满足需要了，那么，对他来说，其他任何事情就完全失去物质意义了。”

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20年的经营期里，它的年收益率比股市的业绩表现高出2.5%——在华尔街的历史上，只有少数人能打破这个记录。2.5%这个数字听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但是经过20年的复利，这就意味着，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投资者，最后能比那些获得市场平均收益的人多赚65%。更重要的是，格雷厄姆获得这些超高收益的同时所面临的风险还比那些只投资股票市场的人低。

格雷厄姆主要通过他的数字分析技巧来获得高收益率。在他之前，评估证券的价值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猜测。格雷厄姆首创了一套精细的系统方法来分析股票的价值，他喜欢只分析公开信息——通常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报表，而即便是公司管理层的公开会议，他也很少去参加。虽然他的助手沃尔特·施洛斯去参加过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东大会，但这是施洛斯自己的想法，并不是格雷厄姆的授意。

每个周四下午收市之后，格雷厄姆的第三任太太埃斯蒂开车带他离开华尔街55号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办公室去哥伦比亚大学，给“普通股估值研究班”上课。这门课程是哥伦比亚大学金融课程中最顶级的一门课，因此，声誉很高且正在从事资金管理工作的人才能教授此课，有的时候不只上一次课。

当然了，沃伦带着崇拜的敬畏仰望着格雷厄姆。他在10岁的时候——早在他了解到格雷厄姆在投资界是何许人之前，就反复的读过北方石油管道公司（Northern Pipeline）的故事。如今，他希望能和他的老师互有往来。不过，在课堂之外，沃伦和格雷厄姆鲜有共同兴趣。格雷厄姆涉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相关领域；他写诗，是个众所周知的失败的百老汇剧作家；他还在好几本笔记本上写满了笨拙的发明想法。格雷厄姆还全心全意的去舞厅跳舞。在亚瑟·默瑞的工作室里，他脚步笨重地盘桓了数年，跳起舞来像肢体僵硬的士兵，还高声数出舞步。在晚餐宴会上，格雷厄姆经常中途消失，跑去演算他的数学公式、读普鲁斯特（法文），或者是独自一人去听歌剧。他宁愿做这些事也不愿和无趣公司的同事待在一块受罪。“我记得我学过的东西，”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而记不住我生活里的事。”一个例外是，他把约会看得比学习要重。

1951年，很多美国企业仍然处于极不景气的状态。格雷厄姆鼓励学生用股粱市场的现实案例来说明这类低迷、无人问津的公司，比如格瑞夫兄弟桶业公司，这是一家制桶公司，沃伦有它的股票。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正缓慢消退，不过，如果卖掉其资产和库存，并偿付负债，相对于由此而得的现金而言。其股票的价格还是存在很大的折扣。最后，格雷厄姆得出结论，公司的内在价值会得到体现，正如随河水漂流的木桶在冬天会被冰层覆盖，而在春天解冻时，会突然露出水面一样。你只能通过解读资产负债表，解密这些证明冰层下藏着一桶财富的数字。

格雷厄姆说，企业和人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会认为自己的净资产是7000美元——价值50000美元的房子，减去45000美元的抵押按揭贷款，加上其他储蓄2000美元。和人一样，企业有属于自己的资产，比如他们生产并销售的产品，也有他们要支付的债务，即负债。卖掉所有资产并支付债务，剩下的就是公司的股东权益，或者叫净资产。如果有人以某个价格购买了股票，这个价格所反映的公司价值比它的净资产还要便宜，那么格雷厄姆认为，最终——“最终”是个很狡猾的用词，股票价格会上涨以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

这听起来简单，但是证券分析的艺术在于细节、要扮演侦探，探测出资产的真正价值，发掘被隐藏的资产和负债，思考公司能挣得什么——或者不能挣到什么，要拆解细则条款，揭示股东的权利。格雷厄姆的学生都知道，股票并不是抽象的几页股票凭证，它们的价值可以被分析出来——先计算整个业务的价值，然后再分成几小部分。

不过，最复杂的问题在于“最终”这个问题。股票交易价格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和其内在价值不一致。一名分析师可以对所有问题作出正确的计算，但从市场的角度，终其一生的投资生涯，他仍会出错。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扮演侦探的同时。你还得拥有格雷厄姆和多德所称的安全边际一一也就是可供出错的足够空间。

格雷厄姆的方法或许能打动研究这种方法的人。有的人能立刻加以领会，将之作为一种非常巧妙的寻宝之法；而有的人则将其视为沉闷的作业而畏缩退避。沃伦的反应就如一个在山洞里度过了一生的人，从山洞中出来第一次感知到现实时，在阳光下眨着眼睛。沃伦之前的“股票”概念来自股票凭证交易价格的波动。而如今，他将这些股票凭证看做未必能反映公司真实状况的简单符号。他立即就明白，这些凭证纸张并不是一只“股票”的象征，就像小时候一堆堆的瓶盖并不能代表那些冒着泡、有不同口味、人们很想喝的汽水一样。他以前的想法瞬间消失，一下被格雷厄姆的理念所征服，并从格雷厄姆的教学方法中获得了启示。

格雷厄姆在课堂上采用各种很巧妙、很有效果的“诡计”，他会“埋伏”两个问题，一次问一个。他的学生认为他们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但当第二个问题随后而来的时候，他们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并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格雷厄姆会描述两家公司，一家公司状况很糟，差不多要破产了，而另一家状况良好。在请全班分析这两家公司之后，他会揭晓结果：这其实是不同时期的同一家公司。所有人都对此惊讶不已。这些都是关于独立思考的教训，令人记忆深刻，尤其是格雷厄姆的思维方式。

除了“公司A、B”的教学方法之外，格雷厄姆还常常讨论“班级l、2”的事实真相问题。班级1的事实是绝对和肯定存在的，而班级2的事实真相是经证实和确认的。如果有足够多的人认为一家公司的股票值X元。那么价格就会变成X元，除非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其股票值另外的价钱。然而，这并未影响到股票的内在价值——这就是班级1所获知的事实。因此，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并不是简单的购买便宜的股票。这一投资方法不折不扣地植根于对心理学的了解，这种方式的使用者可以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决策。

在格雷厄姆的课堂上，沃伦学到了三大主要原则：

• 一股股票是拥有一家企业一小部分的权利，是你愿意为整个企业所支付价格的某一部分。
• 使用安全边际。投资是建立在估计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的。大范围的安全边际保证了不会因为误差而导致失败。最重要的是，前进的方法是不要撤退。
• “市场先生”是你的仆人，而不是你的主人。格雷厄姆假设了一个喜怒无常的角色叫“市场先生”，他每天都会提供股票买卖的机会，而这些价格经常都是不合理的。“市场先生”的情绪不应该影响你对价格的看法。不过，他真的会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低买高卖的机会。

在以上观点中，安全边际的观点最重要。一股股票可能是一家公司一都分的所有权，而你可以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但是，有了安全边际，你就可以高枕无优。格雷厄姆用不同的方法构成他的安全边际。在购买价格远远低于他所认为的价值的股票时，他也从来不会忘记债务风险。虽然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繁华的时代之一，但是格雷厄姆早期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并让他养成了假设最坏可能的习惯。通过他在1932年发表于《福布斯》的文章可以看出，格雷厄姆看待企业时更多考虑的是倒闭价值而不是存活价值，大多数都按照公司已经倒闭，即关门并被清算时的价值来思考一只股票的价值。格霄厄姆总是暗暗回顾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非常多的企业倒闭。他一直让公司保持小规模运作，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他非常厌恶风险。他很少过多地购买任何公司的股票，无论公司经营得多完美。这表示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拥有大批公司的股票，需要细心照顾。虽然这无数股票的售出价的确低于企业的破产清盘价值——这令巴菲特成了格雷厄姆的狂热追随者，但是，他并不赞成格雷厄姆购买如此多的企业的股票。巴菲特把自己的所有资金都投到一只股票上：“本杰明总是告诉我说，GEICO的价格太高了。以他的标准，GEICO并不是应该购买的股票。不过，到了1951年底，我还是把自己75%左右的资产都投资到了GEICO。”无论如何，沃伦还是很崇拜他的老师，即使他并不非常赞同格雷厄姆的某一个理念。

随着春季学期的一天天过去，沃伦的同班同学逐渐的接受了教室里的二重奏常规剧目。杰克·亚历山大说，沃伦“是个非常专心致志的人，他可以专注得像一只聚光灯，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日，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他能够引述格雷厄姆的投资案例，也能提出自己的投资案例。他常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看以前的老报纸，一读就是连续好几个小时。

我会查找1929年的报纸，不过，我找不到足够的报纸。我什么都看，不只是关于商业和股票市场。历史很有趣。而报纸上就有关于历史的东西，只需读一些段落、新闻，甚至是广告。报纸把你带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曾亲眼目绪历史的人会告诉你一切。而你如同真的生活在那个年代。

沃伦收集信息资料，剔除掉其他人思维方式所形成的偏见。他花很多时间阅读穆迪和标准普尔的手册，寻找股票。不过，格雷厄姆每周的研究班课程是沃伦最为期盼的，甚于他所做的其他一切事情。他甚至说服信服自己的弗雷德·斯坦贝克加入进来，旁听一两堂课。

对班级里的其他人来说，沃伦和他老师之间所存在的“化学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个人特别留意到了沃伦。比尔·鲁安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位股票经纪人。在读了两本重要而难忘的书——《消费者的游艇在哪儿？》和《证券分析》之后，他通过自己的母校哈佛商学院找到了格雷厄姆。鲁安喜欢讲关于他股票经纪工作的事儿，虽然他总信誓旦旦地说他的第一职业选择是在广场酒店当电梯服务员，不过，一成不变的漫长等待让这一未来预期偏了轨。”他和沃伦一拍即合。不过，无论是鲁安，或是格雷厄姆其他任何一个学生，包括沃伦在内，都不曾想过去看看格雷厄姆在研究班之外的样子。不过，沃伦总是找理由去拜访他刚刚认识的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新朋友沃尔特·施洛斯。沃伦对施洛斯有了更多了解。知道他的妻子在婚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患有抑郁症，而他一直照顾着妻子。”和戴维·多德一样，施洛斯非常忠诚，而且立场坚定，这都是巴菲特正在他人身上寻找的品质。他也羡慕施洛斯的工作。后者通过打扫厕所，能免费换取一件灰色的实验室风格的细棉质夹克，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每个人都穿着这种衣服。在他们填写表格(格雷厄姆需要用这些表格来验证股票是否符合自己的投资标准)的时候，这件衣服可以防止自己的衬衣袖子被弄脏。最重要的一点是，沃伦想要为格雷厄姆工作。

随着学期末的临近，班里的其他同学都忙着找寻他们的未来。鲍勃·邓恩前往美国钢铁公司，这可能是当时美国最有声望的公司。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将努力在大工业公司里面向上爬作为通向成功之路。在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战后及大萧条后期的美国，安全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国人都相信，从政府到大企业的这些公司机构在本质上都是乐善好施的。在机构的蜂房里面找到一间巢室，并学会如何适应，这是人们通常的预期。

我觉得，班里没有一个人在思考美国钢铁公司是否是一家好公司。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家大公司，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过，他们正在登上哪一类“列车”。

沃伦脑子里有一个目标。他知道，如果格雷厄姆雇佣了他，他会超过他人。虽然沃伦在很多事情上都缺乏自信，但在股票这个专业领域，他心里总是很有底气。他向格雷厄姆毛遂自荐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即使是梦想着格雷厄姆这位大人物的公司工作也需要胆识和勇气，不过，沃伦就是这么闯劲十足。毕竟，他格雷厄姆的明星学生，班里唯一一个得“A+”的人。为了抓住这个机会，他提出可以无薪工作。他前往格雷厄姆的公司，请求得到一份工作，心里的自信远远胜过他乘车去芝加哥，接受哈佛商学院面试的时候。

格雷厄姆以公司只雇用犹太人为由拒绝了他。

巴菲特发现，自己对老师格雷厄姆无法说任何可以被解读为不满的话，即便在10年之后也是如此。当然，失望是难免的。格雷厄姆难道不能为他的得意门生破一次例吗？雇佣一个不花他一分钱的人？

将老师奉为圣明的沃伦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格雷厄姆不认为与他存在个人交情，格雷厄姆认定了这点，以至于他不会破例，即使是对在他授课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位。沃伦并不投合格雷厄姆的心意，至少暂时还没有。沃伦很灰心失望，一直到毕业，然后再一次让自己振作精神，踏上了归乡的列车。

18. 内布拉斯加小姐（纽约、奥哈马，1950～1952）

沃伦把婚讯告诉苏珊的父亲，希望得到他的同意和祝福。沃伦事先就知道，这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汤普森博士花了一点时间才表示同意。他的开场白是说明哈里·杜鲁门和民主党人正在葬送国家。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计划把钱倾入欧洲，这就是罗斯福的政策仍然阴魂不散的证据，同时也说明杜鲁门正让国家陷人破产境地。看看在杜鲁门解除部分军事武力之后，苏联是如何掌握原子弹的。参议员乔·麦卡锡所领导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就证明了汤普森博士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儿，政府被共产党蒙蔽了。HUAC发现共产党到处都是，在和共产主义打交道方面，政府完全一败涂地，甚至更糟。杜鲁门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失败。在麦克阿瑟将军反复游说杜鲁门，获准进攻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之后，杜鲁门却解除了英勇的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他的这一决定永远不能被饶恕，股票正在成为一文不值的纸片。因此，沃伦想要从事股票行业的计划正在泡汤。不过，当女儿挨饿的时候，汤普森博士不会怪罪沃伦，他是一个聪明的好小伙。如果不是民主党正在摧毁国家，沃伦可能会把一切都做得很好。等待着苏珊的悲惨未来不是沃伦的错。

沃伦很早就适应了他父亲和苏珊父亲的这类谈话，他耐心地等待着那个关键的词——“同意”。三个小时后，汤普森博士结束谈话，得出了结论，表示同意。

19. 怯场（奥马哈，1951夏～1952春）

差不多21岁时，沃伦已经对自己的投资能力超级自信。到1951年年底，他己经将他的资产从9804美元增值到19738美元，也就是说，他在一年之内挣了75%的投资利润。虽然他咨询过他的父亲和本杰明·格雷厄姆，可让他吃惊的是，两个人都表示，“也许你要等上几年”。格雷厄姆一如既往地认为这个市场上的价位太高了。而霍华德持悲观态度，他喜欢矿业类股、黄金类股或者其他可以抵御通胀的投资产品。他不认为其他任何一种投资将会是好的投资，所以他很担心儿子的将来。那些对沃伦而言都没有意义。

因为自1929年以来，商业价值得到了巨大增长。

当市场被高估时，这绝对是你在另外一个时间所看见的相反的影响。我已经研究过这些公司，我就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想去拥有它们。这是在微观的层面上，不是对经济增长或者类似的什么作评估。我是在和微观的钱打交道。在我看来，不去拥有它们简直是疯了。可是在另外一端有格雷厄姆和我的父亲，格雷厄姆用他高达200的智商和所有经验告诉我要等待，而我的父亲，如果他叫我从窗户跳出去，我是一定会照做的。

然而，他仍然做出了挑战两位权威人士的决定，于他而言，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这要求他考虑自己的判断优于他们的判断的可能性，以及他最深深尊敬的两个人的思考是否不够合理。他依然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如果他的父亲让他从窗户走出去，他也许真的会做——不过如果这意味着丢弃满是便宜股票的《穆迪手册》。那他可不干。

事实上。他看到的机会太多了。以致他们第一次为借钱做了证明。他愿意承担等于他资本净值的1/4的债务。

我缺少钱，如果我对一只股票很上心，那我就不得不卖掉一些其他的股票。我厌恶借钱，不过我还是从奥马哈国家银行贷了大约5000美元。因为我还不满21岁，所以我父亲不得不为这笔贷款联合署名。银行家戴维斯先生把整个过程搞得像个成年仪式。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现在你是一个男人了”，然后又提到了5000美元，“这是个神圣的责任，我们知道你已经具备了将它还回来的品质”。整个过程持续半个小时，而我就一直坐在这张大桌子的旁边。

霍华德也许觉得为儿子的贷款联合署名既骄傲又有点愚蠢，囚为沃伦成为一名生意人已经至少12年了。既然沃伦已经下定决心，霍华德愿意带他去自己的巴菲特·福克公司，同时建议他去当地著名的柯克帕特里克·佩蒂斯公司面试，见识一下奥马哈最好的经纪公司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去见了斯图尔特·柯克帕特里克。面试中我说我想要聪明的客户，我将努力寻找那些有理解能力的人。而柯克帕特里克表示，事实上，不必担心客户够不够聪明，而要关心他们是不是有钱。这样很好，我不可能因此去顶撞他，而我除了父亲的公司，也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工作。

在巴菲特·福克公司，沃伦被安置在没有空调的4间私人办公室中的一间，紧挨着“笼子”——那是职员处理钱和证券的一块用玻璃围住的区域。他开始向他认识的最安全的人——姑妈和大学朋友们推销他最喜欢的股票，包括他在沃顿的第一个室友查克.彼得森，他现在在奥马哈从事房地产行业，他们又重新取得了联系。

我打的第一个电话是给我的姑妈艾丽斯，我卖给她l00股GEICO。她对我很感兴趣，这让我感觉良好。接着，我让弗雷德·斯坦贝克、查克·彼得森等等我能找到的人都买了，但大多数是我自己买的，因为其他人不买，我就想办法自己再买5股。我有一个野心，我想拥有这家公司的1‰的股份。现在它总共有175000股，我计算过，如果这家公司有一天能值10亿美元而我又有1‰股份，那我也有100万美元了。所以我需要175股。

同时，沃伦的工作还包括接受委托卖股票。但在这个狭小的圈子之外，他发现碰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他开始遇到他的父亲当初创立这家经纪公司时面对的障碍，尝到那些奥马哈古老家族的人——银行、牧场、啤酒厂以及大百货商店的拥有者对这个杂货商的孙子嗤之以鼻的滋味。现在他的父母已经回华盛顿，沃伦孤身一人留在奥马哈。感觉自己得不到一点尊重。

那时候所有的股票都靠提供全面服务的股票经纪人来卖，大多数人买单个的股票而非基金。所有人统一支付一股6美分的固定佣金，交易都是当面成交或者是通过电话达成。每一笔交易都是在和你的经纪人聊上几分钟后就发生的，你的经纪人既是商人，又是咨询顾问，还是朋友。他也许就住在你家附近，你能在聚会上看到他，和他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或者他来参加你女儿的婚礼。

我一页一页地查阅《穆迪手册》，工业、运输、银行以及金融手册，总共10000页，而我查阅了两遍。我确实每个都看——虽然有些看得不太仔细。

即使是如此沉浸于寻找股票的游戏里，沃伦也不愿意仅仅是投资者，或者仅仅是推销员。他还想效仿本杰明·格雷厄姆，做一名教师。于是他和奥马哈大学签约，教授夜校课程。

他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动力去推动自己努力耕耘自己的资产。他坐在巴菲特·福克公司的办公室里，双脚跷在办公桌上，在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书里仔细寻找，以得到新的启发。他找到了一只股票，费城里丁煤铁公司，一家开采无烟煤的公司，每股只卖19美元多一点。看起来很便宜，因为它还拥有每股价值8美元的废渣堆。为了对这只股票作出理性的决策，沃伦会很高兴花上几个小时计算煤矿和废渣堆的价值。他自己买了，也让艾丽斯姑妈和查克·彼得森都买了。当股票突然跌到9美元时，他买了更多。

他买过一个叫做克利夫兰毛料厂的纺织公司的股票。它每股流动资产为l46美元，而股票的售价低于这个数。他认为这个数字不能反映“一家装备良好的工厂”的价值。

沃伦为这只股票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他很高兴这家公司正在将挣来的钱分发给股东们，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8美元分红为大约115美元的现价提供了有充分保证的7%的收益。”报告中注明。他使用“有充分保证的”这个词，是因为他认为克利夫兰毛料厂有足够的收入支付分红。而后来证明沃伦并没有先见之明。

在他们取消分红后。沃伦就叫它“克利夫兰最差的厂”。沃伦气疯了，决定自己花点钱搞清楚问题出在哪。“我一路飞奔，前往克利夫兰参加这家‘克利夫兰最差的厂’的年会。我晚了大概5分钟。已经休会了。可是我，一个从奥马哈赶来的2l岁的小伙子，自己的钱在这只股票里，会议主席说：‘对不起，已经太迟了。’后来他们的销售代理，董事会成员之一，同情我的遭遇，拉我到一边回答了几个问题。”但是，这些回答并不能改变什么。沃伦感觉糟透了，因为他也让其他人买了“克利夫兰最差的厂”。

再没有比卖给别人会让他们亏钱的投资产品更让沃伦痛恨的事情了，他无法忍受让别人失望。时光退回到沃伦上6年级时，那时已是如此，他让多丽丝投资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最后投资失败。她毫不犹豫地就这件事“提醒”他，而他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了避免再让别人失望，他愿意做任何事情。

沃伦开始寻找方法让自己对这个开始憎恨的工作少点依靠，他一直都很喜欢做生意，于是决定和国民警卫队的朋友吉姆·谢弗合伙买了一个加油站。他们买的是一家辛克莱加油站，离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很近，后者“总是卖得比我们好，这简直让我们发疯”。沃伦和他的姐夫杜鲁门·伍德每个周末过来帮忙。他们“带着微笑”洗挡风玻璃(尽管沃伦厌恶体力劳动)，做任何他们可以做的去吸引新顾客，然而司机们还是继续去街对面的德士古加油站。它的主人“很成功，很受人喜欢。每个月他都能击败我们。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顾客忠诚度的威力。那个家伙可以永远经营下去，他有老主顾。而我们却无力改变那种状况”。

我买加油站是最愚蠢的一件事——我损失了2000美元，那时对我而言，这是一大笔钱。我还从来没有遭受过真正的损失。这很痛苦。

对沃伦而言，他在奥马哈做的每一件事都增强了他认为自己幼稚和没有经验的感觉，他再也不是一个像男人一样做事的早熟男孩了，而是一个看起来像、并且有时候做事也像个孩子的即将结婚的年轻男子。凯撒-弗雷泽公司。他两年前在鲍勃·索纳的办公室卖空的股票，至今还顽固地在5美元附近晃悠，而不是如他之前期望的那样跌到零。卡尔·福克总是就此做出有趣的表情，并且质疑他的判断。沃伦对他的工作越来越觉得倒胃口，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开药方的人”。“我必须对那些懂的不够多的人解释他应该吃阿斯匹林还是止痛片”。而人们会对“这些穿白外套的家伙”——股票经纪人言听计从。经纪人的收入是以营业额而不是建议为基础，换言之，“他的收入是以他卖出去多少药丸为基础计算的。而他从有些药丸中得到的收入要多过其他药丸。你会去一个他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他开了多少药的医生那儿吗？”但是那时的股票经纪人就是这样工作的。

沃伦认为这个行业天生就有利益冲突。他给他的朋友和家人推荐GEICO的股票，并且告诉他们最好能持有20年。而这意味着他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更多的佣金。“你不能以那种方式谋生。这个体系使你的利益和客户利益相悖。”

尽管如此，他已经通过大学校友网络开始发展一个自己的小小的老主顾群。1952年春天，沃伦到北卡罗来纳州索尔兹伯里市和弗雷德·斯坦贝克共度复活节。他迷住了弗雷德的父母，并且令他们感到愉悦。他谈论股票，引述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话，拿百事可乐和火腿三明治当早餐。这些都让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返回奥马哈后不久，弗雷德的父亲就给沃伦下指令出售托尔公司，一家洗衣机公司的股票。沃伦了解到，有一个客户通过另一个叫哈里斯·厄汉的经纪人在买这只股票，接着他又接到斯坦贝克的银行关于该交易的电话，于是他就认为他现在有两个指令，他卖了两次这只股票。第二次是卖了他根本就没有的股票。于是他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股份，而最终只好自己购买，以便完成第二次交易。

尽管发生了差错，斯坦贝克先生还是很仁慈地对待沃伦。这是沃伦的错，斯坦贝克先生却自己承担了所有损失。沃伦非常感激，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其实他有太多的理由去关注一下第二个买家，一个被称做“疯狗”巴克斯特的人，他是奥马哈主要的赌博中心的“残渣”，和这个城市中的一些非法赌场有关系。巴克斯特亲自来到巴菲特，福克公司，走到出纳那儿，拿出一沓100美元的钞票，炫耀地四周挥舞。巴菲特·福克公司现在被用来洗非法的赌博资金了吗？这样的情形又增加了沃伦对这份工作的不喜欢。即使在他卖股票的时候，他也感到矛盾。他已经将巴菲特·福克公司变成了一个“做市商”，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像交易商一样买卖股票。”做市商以稍稍高出它买的价格将股票卖给客户，或者以稍低于它卖这只股票的价钱从客户那儿买回股票，来获取利润，这个差价就是它的利润。而客户看不到差价。“做市商”的做法将一个经纪人公司从一个单纯的指令接收者变成华尔街游戏的玩家。当沃伦因自己有将巴菲特·福克公司变成“做市商”的诀窍而感到自豪时，他也被其中的冲突困扰了。

我不想蒙蔽客户，我从来不会将我不信任或者我自己没有的股票卖给客户。另外一方面，其中有未公开的利润。如果有人就这些问我，我会告诉他们。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事，我想和我的拍档在同一边，所有人都知道进展情况。而一个推销员出于天性是不会那样做的。

不管沃伦如何看待他的这份经纪人工作，其中总会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使客户亏钱和失望。他更愿意管理他们的钱而不是卖股票给他们，这样他的利益就和客户的利益一致。问题是，在奥马哈没有这样的机会，1952年的春天，他写了一份有关GEICO股票的文章。引起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的注意。随后，他的运气看起来就要来了。这篇题为《我最喜欢的证券》的文章出现在《商业和金融编年史》杂志上，不仅为沃伦最喜欢的股票做了广告，而且解释了他的投资思想。这篇文章吸引了比尔·罗森瓦德，他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长期主席、慈善家朱利叶斯。罗森瓦德的儿子。小罗森瓦德掌管着美国证券公司，一家以家族拥有的西尔斯公司股份而创建的货币管理公司。该公司追求风险最小化和保存资产情况下的高回报。罗森瓦德和本杰明·格雷厄姆联系。后者给了沃伦很高的评价，于是罗森瓦德提供给沃伦一份工作。沃伦太想接受这份工作了，即使这意味着他要搬回纽约。但是，他必须获得国民警卫队的批准才能离开奥马哈。

我问指挥官我是否有可能转到纽约去接受这份工作。他回答，“你必须去总指挥那儿问问。”我去了林肯，坐在州政府大楼里等了一会儿，然后进去见亨宁格将军，我已经事先写信给他解释了整件事情，并且请求他的批准。
他立刻就回答，“请求不予批准。”
事情到此就结束了。那意味着只要他不想让我走，我就必须一直待在奥马哈。

新婚夫妇在美国西部和西北部旅行。沃伦从没去过那儿，而苏珊很熟悉西海岸。他们拜访了她的家族，去了大峡谷，过得很开心。“我们没有像报道中说的那样停下来去考察公司和投资项目。“巴菲特坚称。回来的路上他们在拉斯韦加斯稍作停留。赌徒埃迪·巴里克和萨姆·兹格曼不久前搬去那儿，并且买了火烈鸟酒店。另一个同伙杰基·高汉紧跟着也来了，他投资了包括火烈鸟酒店和巴贝里海岸在内的多家赌场。这些人都在巴菲特家的杂货店买过东西，弗雷德·巴菲特虽然不是一个赌徒，但和他们都相处得很好。对沃伦而言，在拉斯韦加斯的感觉就跟在家一样，充满了赛马场的回声以及认识他们家族的人，因此他一点也不害怕。“苏珊玩老虎机中了个头奖。她才只有19岁，因为她不够年龄，所以他们不给她钱。我就说，‘看，你们收了她的钢蹦儿了。’于是他们就给了她钱。”

离开拉斯韦加斯后，他们就回到了奥马哈。沃伦忍不住地笑话他那些国民替卫队里不幸运的同伴们，“哦，蜜月太棒了，简直好极了，整整三个星期。而那时，这些国民警卫队的家伙们正在泥泞中跋涉呢。”

第三部分 赛马场

20.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奥马哈、纽约，1952～1955）

霍华德回到奥马哈以后无事可做。于是沃伦成立了巴菲特-巴菲特公司，这样他们可以偶尔一起买卖股票。霍华德出了一些资金，而沃伦象征性地出了些钱，他主要是贡献思想和劳动。然而霍华德很沮丧地看待自己第三次重回股票经纪的老本行。虽然他在国会的这段时间，沃伦一直在帮他照看以前的账户，不过霍华德知道儿子很憎恨它，而且沃伦也一直没有停止努力让本杰明·格雷厄姆雇用自己，如果有机会去纽约，他会立刻离开这儿。而他自己这边，霍华德想念他的真爱——政治。他藏匿了想进入参议院的理想，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个共和党人在白宫，然而他的野心和他极端的政治主张相互冲突。

两年间，沃伦一直和本杰明.格雷厄姆保持通信来往。他提出对股票的看法，比如他和他的父亲为两人的合伙人公司购买的格瑞夫兄弟桶业的股票。他还定期去纽约走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我总是设法去见格雷厄姆先生。”

当然，像他这样执著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学生并不多见。

“是的，我很坚持。”

在当地的共和党当着他父亲的面将参议员提名的大门砰然关上的时候，沃伦已经走在返回纽约的路上。“本杰明写信给我说，‘快点回来吧。’他的合伙人杰瑞·纽曼如此解释，‘你知道，我们又检验了你一下。’我感觉自己撞大运了。”毫无疑问他愿意接受这个工作，而这一次国民警卫队同意了。

被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聘用，沃伦激动万分。1954年8月1日，他抵达纽约，第二天就出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比正式的开始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在那儿，他发现一周以前，一个悲剧刚发生在本杰明·格雷厄姆身上。这时离沃伦24岁生日还差4个星期，他写信告诉父亲：“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儿子牛顿上周在法国他所在的部队里自杀了，他一直有点心理不平衡。格雷厄姆是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军队发布的消息才知道儿子已经死于自杀，这真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格雷厄姆赶往法国收拾儿子的遗物，并且和牛顿的女朋友玛丽·路易丝·安明古斯会面。玛丽比牛顿大几岁。几个星期以后本杰明从法国回来，但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开始和玛丽通信，并且定期回法国。但是在那段日子里，沃伦对自己偶像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

怀孕的苏珊卸下行李安排新家，同时照顾他们的孩子、熟悉邻居。而另一边，沃伦每天早上起来，搭火车去纽约中央车站。第一个月里。他一直待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文件室里，迫切地想知道有关这个公司运作的所有事情，不放过每一张纸片。

只有8个人在那儿工作：本杰明·格雷厄姆、杰瑞·纽曼、杰瑞的儿子米基·纽曼、会计伯尼·华纳、沃尔特·施洛斯、两个女秘书以及刚来的沃伦。沃伦终于穿上了他一直垂涎的实验室风格的灰色薄外套。“他们给了我那件外套，那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我们的外套下，我们都是平等的。”

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沃伦和沃尔特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里面放着自动收报机，打给经纪人的直线电话，以及一些参考书和文件。沃尔特就坐在电话旁边，并且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打电话给经纪人：本杰明、米基·纽曼，通常是杰瑞·纽曼，会定期从他们的私人办公室过来确认一下自动收报机上的报价。“我们会查找东西，并且阅读标准普尔以及《穆迪手册》，发现那些以低于营运资本的价格出售的公司，那时有很多这样的公司。”施洛斯回忆。

这些公司就是格雷厄姆所称的“烟蒂”：便宜又不受宠的股票，就像人行道上可以找到的那种细长雪茄烟被碾碎的烟蒂一样，被弃置一边。格雷厄姆擅长找到这些其他人会忽略的令人倒胃口的残留物，他能点燃它们，然后再满满地吸上最后一口。

格雷厄姆知道相当数量的“烟蒂”将会是肮脏的，并且认为花时间检验每一个“烟蒂”的质量是白费力气。平均率法则认为它们中的大多数还能吸上一口，而他总是根据公司清算时的价值考虑——如果被清算，那它们的资产能值多少，以怎样的折扣购买才是“安全边际”。作为更进一步的安全措施，他会在大量股票中只买很少的头寸，这是出于分散投资的原则。格雷厄姆的分散投资理念非常极端，有时候他的头寸小到只有1000美元。

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的沃伦却认为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下注，并且对分散投资不以为然。他和沃尔特从《穆迪手册》收集数据，并且填写成百上千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用于作决定的简单表格。沃伦想要知道每一家公司的所有基本信息，一旦他看完这些信息，他就会缩小范围，更认真地研究少数股票，然后将钱集中投注在他认为最好的股票上。他愿意将他的大多数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和购买GEICO股票的做法一样。虽然，在那时，他已经出售了GEICO股票，因为他总是没有足够的钱去投资。每一个决定都有机会成本——他必须将每一个投资机会和下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作比较，虽然他非常喜欢GEICO股票，但当他找到了他更希望得到的另一只股票时，他不得不作出壮士断腕般的决定。这只股票叫做西部保险，每股能挣29美元，可才卖3美元一股。

这就像找到了一个角子机，每次你玩的时候都会有惊喜出来。如果你放进25美分，一拉扶手，“西部保险机器”会保证至少支付两美元。任何神智健全的人都会一直玩下去。这是沃伦迄今为止看到的安全边际最高且最便宜的股票，他尽其所能地买这只股票，而且让他的朋友们也买了。

沃伦像一条可以找到任何免费或便宜的东西的侦探犬。他有吸收数字且加以分析的惊人能力，很快就成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得力干将。对他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格雷厄姆的“烟蒂”和沃伦在赛马场弯腰捡别人丢弃的赢钱的彩票的旧嗜好非常相似。

他密切关注合伙人(本杰明、杰瑞和米基)在干些什么，本杰明·格雷厄姆是费城里丁煤铁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格雷厄姆-纽曼控制了这家公司。沃伦自己已经发现了这只股票，截至1954年底共投入了35000美元。他的老板也许会有点胆战心惊，可沃伦自己很有信心。这家公司销售无烟煤并且拥有被认为有价值的废渣堆，事实上是一门不太值钱的生意。随着时间流逝，它必然会衰退。但是，它可以用多余的现金去购买别的公司。

我只是坐在外面办公室的苦力。一个叫做杰克·戈德法布的家伙来到格雷厄姆-纽曼，他和他们谈判，而他们从杰克那儿为这家煤铁公司买下了联合内衣公司，这就缔造了后来的P&R公司。这是这家公司多样化转型的开端。我不属于内部圈子。不过我非常感兴趣，知道一些事情正在发生。

沃伦竖着耳朵偷听的是资产配置的艺术——把钱放在能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在这个案例中，格雷厄姆-纽曼使用从一项生意中得来的钱去购买利润更丰厚的另外一项生意。久而久之，这也意味着破产和成功之间可以转化。

这样的交易发生的时候，沃伦觉得自己好像正坐在窗台上，朝里看高明的筹资。不过，就像他不久后发现的，格雷厄姆和华尔街其他人的做法并不一样。他总是在心里朗读诗句或者引述维吉尔的话，所以很容易在地铁里丢东西，和沃伦一样，他对他的外表漠不关心：如果有人说，“这真是一双有趣的鞋子”，格雷厄姆才会低下头看看一只脚上咖啡色的牛津鞋，另一只脚上却是黑色的，然后眼睛都不眨地回答，“是的，事实上，我家里还有一双跟它们一样的鞋”。但是，和沃伦不一样的是，他并不关注钱本身，也不是将交易看成是比赛才感兴趣。对于他而言，挑选股票就是一个智力测验。

21. 真正的玩家（纽约，1954～1956）

他正全神贯注于工作中一个复杂的新项目，那将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事件。沃伦加入格雷厄姆-纽曼不久，可可的价格突然从每磅5美分飙升至超过50美分。这个情况导致布鲁克林区的巧克力制造商洛克伍德公司因“获利有限”而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该公司的王牌产品是洛克伍德巧克力片，被用来做巧克力薄片曲奇饼干。由于公司不能在产品上提太多价，因此损失惨重。可可豆的价格很高，洛克伍德有机会将它拥有的可可豆转卖获得暴利。不幸的是，税单会吞掉大部分的利润。

洛克伍德公司把格雷厄姆-纽曼当做可能的买主进行接洽，不过格雷厄姆-纽曼不愿意接受洛克伍德的要价。于是洛克伍德转而投向投资人杰伊·普里茨克，后者找到了躲避巨额税单的办法。普里茨克认识到，1954年的美国税收法规定，如果公司缩减生意的范围，那么这部分库存的“部分清算”就不需要纳税。于是他买进了足够控制洛克伍德公司的股票，同时选择让公司继续保持巧克力制造商的身份。而甩掉了可可油生意。他把1300万磅的可可豆归到可可油生意，这样，这部分可可豆就可以“被清算”了。

普里茨克并不是想用可可豆换现金，而是想用可可豆换其他股东手中的股票，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想增加自己在这个公司的权益。于是他提供了一个好价钱以刺激成交——用价值36美元的可可豆换取成交价为34美元的股票。

格雷厄姆从中找到了挣钱的办法。格雷厄姆-纽曼可以购买洛克伍德的股票用来换取普里茨克手中的可可豆，然后卖掉可可豆，这样每股就可以挣2美元。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两种几乎一样的商品以不同的价格交易，精明的交易人可以同时一边买进一种商品，而另一边卖出另外一种商品，几乎没有风险地获取差价收益。“华尔街古老的谚语被重述了，”就像巴菲特后来写的，“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可以喂饱他一天，教会一个人套利生意，你可以永远喂饱他。”普里茨克交给格雷厄姆-纽曼一张仓库凭单，就像听起来的那样：一张用来证明持有人拥有如此之多的可可豆的纸片。它可以用于交易，只要把仓库凭单卖出去，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就挣钱了。

但是，这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风险。如果可可豆的价格掉下来，或者凭单突然只值30美元，会怎么样？那就意味着格雷厄姆-纽曼每股会损失4美元。为了锁定利润、消除风险。格雷厄姆-纽曼卖出了可可期货。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可可豆的价格快掉下来了。

期货市场中，买卖双方可以协商约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现在双方确定的价格交换如可可豆、黄金、香蕉等商品。格雷厄姆-纽曼缴纳了小额费用后，就可以安排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以已知的价格出售可可豆，这样可以消除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笔交易的对手方承担了价格下跌的风险，这是在投机。如果可可豆价格下跌，而投机者必须得按合约中商定的价格从格雷厄姆-纽曼那儿购买现在并不值那么多钱的可可豆，这样格雷厄姆-纽曼的利益受到了保护。从格雷厄姆-纽曼的角度来说，投机者需要承担价格下跌的风险。当然，在那时，谁都还不知道可可的价格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因此，套利交易的目标就是在尽可能买人洛克伍德公司股票的同时，卖出同等数额的期货。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安排沃伦负责洛克伍德这笔交易。沃伦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从事股票套利已经好几年，会在购买同一家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的同时，卖空普通股。他详细研究了前30年的套利回报，发现这些“无风险”的交易一般会有20美分对1美元的回报。比股票平均7～8美分的回报要高得多。有好几个星期，沃伦白天坐着地铁在布鲁克林和公司间来来回回，忙着到施罗德信托公司把股票换成仓库凭单；晚上则忙于分析形势，一边为苏茜唱着《飞越彩虹》，一边沉入思考，对苏珊努力给霍伊喂奶时霍伊发出的尖叫声充耳不闻。

表面上，洛克伍德这笔交易对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而言是笔很简单的交易，唯一的成本就是地铁票、思考和时间。不过，沃伦意识到这笔交易有更多的“金融烟花”潜力。和本杰明·格雷厄姆不一样，他没有做套利交易，因此也不需要卖出可可期货。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购买了222股洛克伍德的股票，并且只是简单地持有。

沃伦已经认真彻底地思考过普里茨克的报价。如果他按照洛克伍德股票数量来划分洛克伍德所拥有的可可豆——而不是分配给可可油生意的那部分豆子，就比普里茨克报出的每股80磅可可豆的价格还要高。因此那些没有交出股票的人会发现自己手中的股票每一股可以值更多的可可豆，还不只这个，那些没有交出股票的人所导致的多余的可可豆，会将每股股票所值的可可豆数量推得更高。

此外，那些保留股票的人会因手中的股份，而从公司厂房、设备、客户应收款以及洛克伍德其他没有关闭的业务中按照股票数量分得一杯羹。

沃伦进行了换位思考。从普里茨克的观点来分析，他觉得疑惑，如果杰伊·普里茨克正在买入股票。那别人卖出这些股票有什么意义？用心盘算过以后，他认为那样做一点意义也没有。杰伊·普里茨克这一边才是真正的玩家，沃伦现在把这些股票看做是整个生意的冰山一角。

随着发行在外的股票越来越少，他的这小片就越来越值钱。现在，他比仅仅做套利交易要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下的赌注是经过计算的，而且有对他非常有利的胜算概率。通过套利获得的2美元利润太容易赚取了，而且没有风险。如果可可豆价格下跌，期货合约还可以保护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他们，以及很大比例多的其他股东，接受了普里茨克的要约收购，得到了一大堆可可豆。

然而，紧紧抓住股票被证实是一次聪明的选择。那些和格雷厄姆-纽曼一样做套利的人每股赚取了2美元。而洛克伍德股票从普里茨克收购之前的15美元交易价，一跃而至收购完成后的每股85美元。如果参加套利交易，沃伦的222股洛克伍德股票只能为他赚444美元，而现在，他经过计算的下注为他赢了一大笔钱——大约13000美元。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非常重视去了解杰伊·普里茨克。他意识到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会估计到这笔交易的后面还有更多的“聪明事”发生。他参加了股东大会，问了些问题。对普里茨克而言，那就是沃伦给他的初次印象。那时，沃伦25岁，普里茨克32岁。

即使只能运作相对小数额的资产——少于10万美元，沃伦也认识到通过这种思考方式，他可以为自己开启有无限可能的世界。唯一束缚他的是可供他使用的资金、精力以及时间。这是个伐木工似的体力活，可是他喜欢这么干。这和大多数人投资的方式截然不同，大多数人坐在办公室里阅读别人的研究报告。沃伦是个侦探，很自然地要做自己的研究，就像他以前做过的那样。

他使用穆迪工业，银行、金融，以及公共设施手册进行他的侦探工作，经常一个人去穆迪公司或者标准普尔公司。

我是唯一一个会在那儿出现的人，他们甚至从来不问我是不是客户。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四五十年前的文件。他们没有复印机，所以我得坐在那儿潦草地记下所有小的注释，这个数字那个数字。他们有一个图书馆，可是你不能自己挑选，你必须请里面的人帮忙。于是我就说那些公司的名字——泽西抵押公司、银行家商业公司，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他们把相关内容找出来，我就坐在那儿记笔记。如果你想看看证券交易委员会里的文件，那你就应该像我经常做的那样，直接去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可以得到那些文件的唯一办法。如果公司就在附近，也许我会顺便看看公司的管理。我不会事先预约，不过我能完成好多事情。

他最喜欢的线索之一是粉单：一周印一次，在一张粉红色的纸上。这个报单提供了那些小得不能在股票交易所交易的公司的信息。另外一个是《全美报价书》，每6个月出版一次，上面是一些小得都不能进粉单的公司信息。但是再小的公司、再难懂的细节都难以逃脱他的筛子。“我会仔细筛选大量的企业，并且从中找出一两个我能投上1万或者1.5万美元的极其便宜的公司。”

沃伦并不骄傲，他为能从格雷厄姆、普里茨克或者其他有用的来源借用思想而感到荣幸。他称之为“搭顺风车”，而并不介意这个主意是吸引人的还是平凡的。一次，他跟从了格雷厄姆的投资，买了联合电车公司的股票。这是一家位于马塞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公共汽车公司，相对它的净资产，它的股票价格有很大的折扣。

它有116辆公共汽车和一个小型游乐场。我开始买这只股票的时候，是因为它有80万美元的国库券、数十万美元的现金以及价值9.6万美元的发行在外的公共汽车票。就算它值100万美元，每股应该值60美元。而我开始买的时候，股票交易价格在30~35美元左右。

整个公司正在以它银行现金的一半价值出售股票。买这只股票相当于在玩一个50美分的角子机，而它能保证最后吐出来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很自然也在设法买自己的股票，在当地的新贝德福德报纸上登广告邀请其他股东将股票卖给他们。面临竞争的沃伦也刊登了自己的广告：“如果你想出售自己的股票，请按照某某地址写信给沃伦·巴菲特。“因为这是受管制的公用事业。我从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弄到了最大股东的名单。我努力去找更多的股票，而且，我想去见见掌管这家公司的马克·达夫。”

拜访管理层是沃伦做生意的一种方式，他利用这些会面尽可能地去了解公司。和管理层的私人接触中，他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迷住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感觉通过和公司的管理层变得友好，他也许能够影响这家公司去做正确的事情。

相反，格雷厄姆不会去拜访管理层，更不用说设法影响他们了。他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并且认为这是用“欺骗”去获得内幕消息，即使那是合法的。他觉得投资者从定义上来看就意味着是一个外部人，他和管理层应该是公开询问，而不是和他们有往来。格雷厄姆希望和对手，即使是个小家伙，在平等的竞技场上比赛，使用任何人都能获得的那么一点信息。

然而，沃伦凭着他的直觉，决定在一个周末去拜访联合电车公司。

我大约早上4点起床，然后开车去新贝德福德，马克·达夫很友善、礼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顺便提一下，我们一直在考虑给股东们一次资本回报分配。”那意味着他们将把多余的钱回馈股东，于是，我说：“哦，那很好啊。”他又接着说：“是的，不过你可能没有意识到马萨诸塞州关于公用事业的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如果你想这么干，必须得按照面值的倍数来支付。”这只股票的面值为25美元，那意味着公司至少要分配一股25美元。我回答，“好啊，那是一个好的开端。”接着他又说：“我们考虑用两倍。”那意味若他们将宣布一股50美元的分红，而它现价才只有35一40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股他们的股票，你立刻就能除了拿回付出的钱外，还有多的。另外，你仍然拥有你手中的股票代表的这家企业的一小部分。
我一股得了50块，而且我还拥有这些股票，这家公司还有价位。联合电车公司在所谓的特别储备、土地、建筑以及他们放旧电车的仓库里还隐藏了资产。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不是我的拜访促成了这次分红。

到目前为止，对冲突很小心谨慎的巴菲特已经磨炼出不需要大声嚷嚷就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因此，虽然他认为也许他影响了达夫，但并不肯定是什么推动了达夫的决策。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冲突就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他在这笔交易中挣了2万美元。谁会知道能从联合电车公司挣这么多钱呢？

巴菲特家族的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一笔挣2万美元。1955年，这笔钱是一般人平均年收入的好几倍。几周的工作就能将你的钱翻一倍多是惊人的，但是，对沃伦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几乎没冒什么大风险。

还不到18个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杰瑞.纽曼都开始把沃伦当做一个潜在的合伙人对待，那意味着会有一些家庭聚会。沃尔特·施洛斯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样的场合，他已经被归为熟练雇员一类，永远不可能升为合伙人。一向对人不那么友好的杰瑞·纽曼更加怠慢轻视施洛斯，于是，已婚且育有两个年幼孩子的施洛斯决定自己干。他过了好一段时间，才鼓足勇气告知格雷厄姆。1955年年底，他自己的投资合伙人公司正式开张，10万美元的出资额由一群合伙人共同承担，就像巴菲特后来评论的，这些人名“就是直接从埃利斯岛的一长串名单中得来的”。

巴菲特肯定，施洛斯能够成功地运用格雷厄姆的方法。他钦佩施洛斯能有这样的勇气去建立自己的公司。虽然他担心施洛斯用这么少的资本起步是否能养活自己的家庭，但是他也没有对施洛斯的合伙人公司投入过一毛钱，就和没有投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一样。对沃伦·巴菲特而言，让别人用他的钱投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他找到了接替施洛斯的人，巴菲特是在华尔街布莱斯公司的正式午宴上遇到汤姆·纳普的，他比沃伦大10岁，高大英俊、黑发，具有坏坏的幽默感。纳普上过一堂戴维·多德的夜校课，并且被迷住了，于是他立刻把他的研究行业从化学换成了商业。格雷厄姆雇佣了纳普，他是这家公司的第二个非犹太人。

等到纳普开始坐在巴菲特旁边原来施洛斯的那张旧桌子旁时，沃伦已经开始注意到格雷厄姆的私人生活。当格雷厄姆邀请纳普去听他在新学校发表的有关社会研究的演讲时，纳普觉得自己开始入门了。他说，在那儿他发现自己是和6位女士一起坐在桌子旁边。“本杰明说话的时候，”纳普说，“我意识到每一位女士都很爱他，而且她们看起来并不相互妒忌，她们似乎都非常非常了解他。

事实上，到1956年年初，格雷厄姆已经对投资感到厌烦了，他的其他兴趣——女人、经典著作、艺术，如此强有力地拉着他，他的一只脚已经走到了门外。一天，纳普出去时，接待员将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男子引入沃伦正在填表格的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他叫埃德·安德森，和纳普一样，是个化学家，不是专业的投资者。他在加利福尼亚原子能源委员会的利弗莫尔实验室工作，业余时间看看股票。他读过《聪明的投资者》，里面丰富的便宜股票让他印象深刻。我的天啊！他想，这不可能是真的。你怎么能用比他们放在银行的现金还少的钱买这些公司呢？

兴趣被激发后。他一直在搭格雷厄姆的顺风车。买了一股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份后，他利用格雷厄姆-纽曼的季报弄清楚格雷厄姆在干什么，就跟着买那些股票。格雷厄姆从不阻止这种行为，他喜欢别人学习并且效法他。

安德森来公司是因为他在考虑再买一股格雷厄姆-纽曼的股份，不过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所以想问问清楚。格雷厄姆买了太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这是可想象的最不像格雷厄姆风格的股票——拥有、研究，被众人追随，公平估价，潜力和风险一样小。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问沃伦。

沃伦愚蠢了一秒钟，这个没有商业背景的男子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化学家，却意识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不在格雷厄姆固有的投资模式之内。而太多人认为“生意”是类似经过专门培训的人才能做的工作。他对安德森说，“也许现在不是再买一股的最佳时机。他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友好地告别，都表示以后要保持联系。沃伦很高兴他的朋友施洛斯已经自立门户了。通过观察公司的交易模式，他已经清楚格雷厄姆将关闭他的合伙人公司了。

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职业生涯即将走到终点。他62岁，而市场已经超越了1929年的高峰。现在的价格让他感到紧张，而他的回报率已经比市场高出2.5%。他想退休，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享受生活。杰瑞·纽曼也要退休，不过他的儿子米基将继续留任。1956年春天，格雷厄姆给他的合伙人发了通知，不过他首先提供给沃伦成为公司普通合伙人的机会。他能够选择像沃伦这样年轻的人，显示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沃伦已经让自己变得多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继续待在那儿，我只能成为类似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人，并且米基也只能成为类似杰瑞·纽曼的人，但是米基早就已经是高级合伙人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将会是纽曼-巴菲特”。

即使沃伦受到了赞赏，他也已经去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过了，然而对他而言，留下来，甚至被看成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智慧的继承人已经不值得了。而且，当他执行联合电车和可可豆一战时，他总在想，“我不喜欢住在纽约，因为我总是在火车上来来回回。”更重要的是，他不适合和合伙人共同工作——尤其是作为某个人的下一级合伙人。于是，他拒绝了邀请。

24. 隐藏的光辉（奥马哈，1956～1958）

现在，他的想法只面临一个问题：他无法忍受合伙人因股票价格下跌而带来的批评。但是，沃伦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打算只邀请自己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他确信会信任他的人——加入合伙公司。1956年5月1日，以纽曼-格雷厄姆模式为基础，共有7位合伙人的巴菲特联合公司正式成立了。

汤普森博士投资了25000美元。“汤普森博士基本上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我了，我就是他的孩子。”沃伦的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杜鲁门·伍德投了10000美元，他的姑姑艾丽斯·巴菲特投了35000美元。“在那之前，我已经将股票卖给了其他人，现在我成为那些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的受托人。他们都很信任我。如果我想过我会失去这些钱，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要我的姑姑艾丽斯或者姐姐，还有岳父的钱。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我不会损失这笔钱。”

沃伦已经和他的父亲单独成立了一个合伙人公司，而他的妹妹伯蒂及其丈夫没有钱参与。因此，他的沃顿室友查克·彼得森成为他的第四位合伙人，投了5000美元。因为是室友，查克非常了解沃伦以及他在金融方面的成熟运作经验。在沃伦去纽约之前，查克就从沃伦那儿买过股票，成为第一批让沃伦“开方子”的人之一。“我真的很了解他有多聪明、多诚实，而且多么有能力，”他说，“我会一直信任他，除非有事实来反证。”沃伦的第五个合伙人是彼得森的母亲伊莉莎白，她投入了25000美元，是上一年去世的丈夫留给她的。

第六个合伙人丹，莫奈是一个安静、健壮、黑头发的年轻人，是沃伦儿时的玩伴，他们曾一起在欧内斯特·巴菲特家的后院挖蒲公英。他现在是沃伦的律师，没有多少钱，不过也尽其所能，投资了5000美元。

沃伦是第七个合伙人，只投资了100美元。他的股份的其余部分将来自通过经营基金获得的利润中收取的费用。实际上。我是从管理合伙公司中获得杠杆作用的。我有的是主意。而不是资本。事实上，按照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标准，沃伦已经有的是资本了。不过，他把这个合伙公司看成是个混合机器——一旦钱投进去，就不能企图撤回。因为他需要从他剩余的资金上挣取一年12000美元的家庭生活费用，这部分钱他将单独投资。

他设计了一个收费公式。

4%以上的收益我拿一半，4%以下的我收1/4。因此，如果不赔不赚，我就会亏钱。而且我赔偿损失的责任并不局限于我的资本，它是无限责任的。

哈佛培养出来的物理学教授霍默·道奇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长期的投资者，直到1951年他担任佛蒙特州诺斯菲尔德城诺威奇大学的校长。他曾经前去拜访格雷厄姆并问他，既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就要关闭了，他该如何处理自己的钱？本杰明回答，“嗯，我有个过去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家伙，也许他有办法。”

于是在中西部那个7月里炎热的一天，道奇在往西走的度假旅程中，在奥马哈短暂停留，一条蓝色的独木舟绑在他的福特乡村轿车车顶上。“他和我谈了一会儿就问，‘你能管理我的钱吗？’于是，我为他单独设立了合伙人公司。”

1956年9月1日，道奇给了沃伦120000美元，放在巴菲特基金有限公司里管理。这笔钱比巴菲特联合公司的初始资金还要多——而且是使沃伦成为一个专业资金管理者的重要一步。(假设沃伦为巴菲特联合公司挣了15%的收益，每个合伙人拿走设定的4%的利息后，他可以收取5781美元的费用。而霍默·道奇的钱可以让他总共收取9081美元的管理费用。他可以将这笔钱重新投入合伙公司。第二年，他就可以得到9081美元的100%的收益，再加上又一轮的资金管理费用，如此循环。)从此，他不再是以前掌管自己家族和朋友的少量资金的股票经纪人了。道奇夫妇选择的交易方式有点不同，沃伦提取的利润只占总利润的25%。而他损失的数量以其在该合伙公司的资产为限，开始只有100美元。现在，他在为本杰明·格雷厄姆介绍的这个人投资了。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约翰·克利里，过去是我父亲在国会的秘书，看到了证明我成立合伙关系的法律文书，并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跟他说了说情况，然后他说，‘好啊，和我也这么做怎么样？’于是我们成立了B-C有限公司。那是我的第三个合伙人公司。他投入了5.5万美元。”4%以上的收益两人分摊，而巴菲特的责任也延伸至任何的拖欠款项。1961年，B-C有限公司被并入安德伍德有限合伙公司。

随着1956年10月1日B-C有限公司的成立，沃伦管理的资金超过了5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自己的钱，而这部分钱不在任何一个合伙人公司里。他在家里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工作，而且这个房间只能穿过卧室才能进入。他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苏珊一样是个夜猫子。他会穿着睡衣阅读年度报告，一边喝着百事可乐，吃着Kitty Clover牌的薯片，享受着自由和独处的乐趣。他仔细研读《穆迪手册》，寻找好的主意，一家公司接着一家公司地吸收数据。白天，他会到图书馆看报纸和工业贸易杂志。和他小时候送报纸一样，他亲自认真处理有价值的事情，自得其乐。他在IBM打字机上亲自打信，小心地将专用信笺在托架上摆放整齐。需要复写的时候，他会在第一页纸的后面放上蓝色的复写纸和薄的像纸巾一样的半透明纸。他自己做文件整理归档，财务簿记以及税收申报。这些数字可以精确地衡量工作成果、记录工作，这个特点让沃伦乐在其中。

每一张股票证书都直接投递到他这儿。证书以合伙公司的名义开出。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放在经纪人的户头下。一旦这些证书到达，沃伦会亲手带着它们——光滑的奶油色的投资证书，上面印着铁路、秃头鹰、海兽以及穿着宽大袍子的妇女，图案精美——径直来到奥马哈国家银行，把它们放进储蓄保险箱内。如果他要卖出哪只股粟，就又会来银行，在一堆证书中快速翻阅，然后将要卖的股票从38号大街的邮局寄出去。如果红利支票过来后要存起来，银行会打电话通知他，于是他会到那儿，检查支票后亲自签字认可。

沃伦用家里唯一的一根电话线给他的一系列经纪人打日常电话。他将他的开支尽可能缩减到零。他亲自在一张有条纹格的黄色纸上列出开支情况：邮费31美分；《穆迪手册》15.32美元，《石油和天然气杂志》4美元，电话费3.08美元。除了一些更为精确的会计核算，以及需要考虑更多的事情外，他运营这些生意就和任何通过经纪人为自己的账户交易股票的人一样。

1956年年底，沃伦给合伙人写了一封概括描述合伙公司到年底经营状况的信。他汇报说，今年挣的总收入超过4500美元，比市场高出4个百分点。那时，他的律师丹·莫奈已经从第一个合伙公司中撤资。汤普森博士买下了他的股份。而莫奈加入了沃伦已经操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项目：购买一家总部在奥马哈的保险商——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1919年，一些无耻的推销员将这家公司毫无价值的股票兜售给全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用来交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行的自由债券。而从那时起，这些凭证就躺在抽屉里，它们的主人也逐渐失去了再次看到他们的钱的希望。

还是在巴非特·福克公司工作期间，沃伦翻阅《穆迪手册》时发现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总部离他父亲的办公室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奥马哈当地一位很著名的保险代理人——威廉·哈曼森——开始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吸引进这家公司的，担任了当地的挂名负责人，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欺诈。但是哈曼森家族又逐渐将这家公司变成了一个正当的公司。现在，威廉的儿子，霍华德·哈曼森正通过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的美国家庭储蓄公司，把最高级的保险业务输送给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前者已经是美国最大、最成功的储蓄贷款公司之一。

那些被欺编的农民根本没有想到那些陈旧的纸张现在已经值钱了。笛华德·哈曼森通过掌管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弟弟海登，暗地里从那些农民手中以便宜的价格回购股票已经好几年了。到目前为止，哈曼森家族已经拥有这家公司70%的股份。

沃伦很钦佩霍华德·哈曼森：

没有人能像霍华德·哈曼森那样大胆地管理资本。他在很多方面都很精明。以前，很多人都是亲自到家庭储蓄公司偿付抵押货放。而霍华德·哈曼森把抵押贷款业务放到离你住的地方最远的分支机构，因此你得用寄邮件的方式支付。这就不需要他的手下花费半个钟头的时间听有关你孩子的情况。其他人应该都看过《精彩生活》这部电影，并且觉得就应该按照吉米·斯图尔特的方式做事。可是霍华德不愿意见到他的顾客们，所以他的运营成本永远比别人的低。

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每股赢利29美元，而霍华德·哈曼森的弟弟海登以每股30美元左右的价格买进了这些股票。和沃伦追寻的最珍贵、最有吸引力的便宜股票一样，哈曼森家族的人用每股的利润就能完全支付买一股股票的所有成本。这是沃伦见过的最便宜的股票——除了西部保险公司，而且它也是一个不错的小公司，不是湿乎乎的“烟蒂”。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努力买进这只股票。不过我一股也没得到，因为海登将股东名单交给了一个股票交易商。这个人—他把我看成是个朋克，可是他有名单而我没有。因此，是他以30美元左右的价格为海登买了这些股票。

对一些农民来说，海登·哈曼森的现金要比他们那些不值钱的凭证好得多。尽管很多年以前他们每股付出了100美元，而现在只能得到30美元。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逐渐说服自己，没有这些股票，他们的情况会更好。

沃伦很坚决。

我在一些保险书或其他书上查找。如果你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你就会明白谁是指使者。他们让那些最难销售的地区的大股东做董事。内布拉斯加有一个叫埃维的镇子，那儿人烟稀少。可是有人在那里卖出了很多股票。而这也是35年以前，他们将当地的金融家弄进董事会的手段。

于是，丹·莫奈——沃伦的合伙人兼代理人，带着一卷沃伦的钞票以及他自己的一部分钱前往乡下。他开着红白相间的雪佛兰在全国穿梭，在农村的县政府大楼或者银行露而，随意地问谁可能持有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他坐在前廊，和农民们一起喝冰茶，吃馅饼，然后用现金换取他们的股票凭证。

我不希望霍华德知道是因为我出的价格比他高。他出价是30美元，必须提高一点。股票持有人注意到，大约10年来价格都是停留在30美元，这是价格第一次发生变动。

第一年沃伦出价每股35美元，买了5股股票。农民们的耳朵就竖起来了。现在他们意识到，有买家在为这个股票竞争；他们开始想也许没有这些股票，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变得更好，价格一定还会往上升。

最后阶段，我给出了100美元的价格。这是个有魔力的数字，因为那是他们开始付出去的钱。我知道，100美元会把所有的股票都带过来。果然，当丹·莫奈这么干的时候，一个来卖股票的家伙就说，“我们像羊群一样买了这些股票，现在又像羊群一样卖了它。”

他们就是那样。很多人以低于每股赢利29美元的3倍的价格出售了股票。莫奈最终收集了2000股、占公司股份的10%。沃伦没有将股票凭证上的名字改成自己的，而是还保留在原持有人的名下，只是附加了律师的说明，以证明他对这些股票有控制权。

因为如果改了名字会让霍华德警觉到我在和他竞争。而这样做他就根本不知道。或者，即使他知道，他也没有充足的信息。我一直在收购股票。然后，到我走进海登办公室的那一天，我出其不意地把它们全放下。然后说我要把它们全改成我的名字：他说，“我的哥哥会杀了我的。”但最后，他还是帮我办了转让手续。

沃伦在这只股票上出乎意料的行为的背后，所费的脑筋并不仅仅体现在股票价格上，他已经懂得了尽可能收集稀有事物的价值。从牌照到修女们的指纹，到硬币、邮票再到联合电车公司，再到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他一直以这种方式思考，他是一个天生的收集家。

这种贪婪的直觉有时也会让他出点岔子。汤姆·纳普帮助杰瑞·纽曼处理完关闭格雷厄姆-纽曼的剩余事务后，去了一家小经纪商特雷迪-布朗-莱利公司，他过来拜访沃伦，并且要去威斯康星州的贝洛伊特听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演讲。开车穿越艾奥瓦州玉米地的路上，纳普提到美国政府准备从流通领域收回4美分的蓝鹰邮票。收银机在沃伦的脑子里开始叮当作响了！“我们停在邮局看看他们有没有4美分的邮票”，他在回来的路上说。纳普去了第一个邮局，回来说那儿有28张邮票。“去买下来。”巴菲特回答。他们就此又讨论了一下，决定回家以后写信给邮局，要求买下它们的邮票存货。邮票开始一来就是好几千张。丹佛的邮局回复他们有20本，每本有100页，每页有100张邮票，那就意味着丹佛有20万张邮票。

“我们也许可以控制局势，”沃伦表示。他们花了8000美元买了那20本。

“而那是我们的错误，”纳普说，“我们应该让丹佛的邮局把邮票寄回华盛顿以减少供应”。

花费了巨大努力，以致他们自己变成了真正的邮局——大部分工作是由纳普完成的，他们收集了60多万张蓝鹰邮票，总共花了大约25000美元。鉴于他对钱的态度以及资本净值，对沃伦而言，这是很多钱了。他们把一堆邮票放到地下室里。那时，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辛辛苦苦地收集了一地下室的价值永远不会超过单价为4美分的邮票。“如果你有了这么多的邮票，”纳普解释，“就没有很多收集者了。”

于是，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处置这些邮票。沃伦熟练地将处理价值25000美元的4美分邮票一事委托给纳普，然后就将这件事抛之脑后，除了有时当做笑谈说一说。他重新转回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为合伙公司集资。

1957年6月，又一个最初的合伙人，伊莉莎白·彼得森请沃伦成立了第四个合伙公司，命名为安德伍德，她另外投资了85000美元。

几个月以后，1957年夏天的一天，“我接到了埃德温·戴维斯夫人的电话。他们夫妇俩以前是巴菲特杂货店的常客。她的丈夫戴维斯医生是城里有名的泌尿科医生。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她说：‘我知道你在管理钱，你能过来一趟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全美闻名。他的一个病人，纽约的阿瑟·卫森伯格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资金管理人之一。他因前列腺的问题在某个时间来奥马哈治疗，于是戴维斯就变成了他的客户。

卫森伯格从1941年起，每年发布《投资公司》，一本关于封闭式投资基金的“圣经”。封闭式投资基金除了不接受新的投资人以外，和公开交易的共同基金很相似。它们几乎总是以低于资产价值的折扣价出售，这使卫森伯格成为买入封闭式投资基金的支持者。”总之，它们就像是共同基金的“烟蒂”。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沃伦就坐在巴菲特·福克公司办公室的椅子上阅读卫森伯格的“圣经”，而霍华德则在一旁工作。“我去哥伦比亚上学之前”，他说，“我常常花几个小时阅读那本书，从头到尾，很虔诚”。他买了卫森伯格的两个“烟蒂”——美国国际证券以及精选工业公司，它们在1950年占了超过他资产的2/3。在格雷厄姆-纽曼工作的时候，他设法和卫森伯格会面，并且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那时我还不怎么令人印象深刻”。

1957年，卫森伯格突然打电话给戴维斯医生解释说，虽然从他的利益出发没有必要这样做，但他还是推荐一个年轻人给他。“过去我自己也试图聘用过他，”卫森伯格说，“不过他正自己成立合伙公司，所以我没能如愿。他力劝戴维斯考虑和巴菲特一起投资。

其后不久，沃伦安排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和戴维斯一家碰面。“我去他们家坐在他家的起居室里，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我说：‘这就是我如何管钱和我已经做的一些安排。’那时我大概26岁。可看起来就像20岁左右。”事实上，按照埃德温·戴维斯的说法，他看起来更像是18岁。“他的领子是敞开的，外套肥大，说话很快。”那个时候，沃伦在奥马哈四处走动时。总是穿着一件破旧毛衣——人人看起来都觉得早该捐出去了——一条旧裤子和一双磨损了的鞋子。“我表现的比我的年龄要幼稚，”沃伦回忆，“我谈的事情是你期望从更年轻的人那儿听到的。”事实上，他身上还有不少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打着手鼓，唱着《妈咪》这首歌的男孩的痕迹。“那时你必须忽略很多东西。”

但是，当他谈自己的合伙公司时可就不是那样了。沃伦不是在那儿向戴维斯夫妇推销，他是在展示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希望对资金有绝对的控制，而且不会告诉合伙人这些钱是如何投资的。那是个关键点，人们搭本杰明·格雷厄姆顺风车的不利因素对他而言不存在。他解决人们会失望的问题的办法是，打完每个球洞后，他先不给分数，而直到打完18个洞以后才给出一年一次的报告。他们会得到有关他的表现的一份年度报告，而且只能在12月31日这天可以决定投钱或者抽回资金。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钱被锁定在合伙公司。

埃德温一直没有注意我。多萝西·戴维斯听得很专心，问了一些不错的问题。而埃德温坐在角落里什么也不干。他看起来非常老，可他还不到70岁。当我们谈完后，多萝西转向埃德温问，“你怎么考虑？”埃德温回答，“我们给他10万美元。”接着我以更有礼貌的方式问，“戴维斯医生，我很高兴得到这笔钱；不过我刚刚在谈的时候，你确实没有怎么注意我，为什么你现在又这么决定呢？”
他回答：“嗯，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
我说：“哦，我不知道谁是查理·芒格，不过我真的喜欢他。”

戴维斯夫妇如此愿意和沃伦投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令他们惊奇的是，他“比他们还了解阿瑟·卫森伯格”。他们也喜欢他陈述自己合同条款的方式——清晰而且透明，因此他们明白他是站在哪一边的，他和他们一起输赢。就像多萝西·戴维斯表述的，“他精明而聪明，但我可以说他是诚实的。我喜欢这个年轻人的一切”。1957年8月5日，戴维斯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用10万美元孕育了第五个合伙公司——Dacee。它和巴菲特基金公司类似，4%的保证收益之上的25%归巴菲特所有。

有了Dacee，沃伦的生意又向前跳了一步，他可以在一些大的股票上放更多的头寸。在他个人的投资组合中，他还是在玩“便士”铀股票。几年前当政府在买铀股票的时候，那是一种时尚，而现在它们非常便宜。国会记录里提到，当时华盛顿地区的一家家具店在华盛顿诞辰纪念日的促销中分发铀股票，只要顾客购买东西就可以得到股票。沃伦买的公司股票有Hidden Splendor、Stanrock、Northspan。“这些很有吸引力——就像在一个桶里抓鱼。它们都不是大鱼，但是你可以在一个桶里抓它们。你知道自己将要挣很多钱。这是少数，我把大头放在合伙公司里面。”

有新的合伙人就意味着更多的钱，当然，这也意味着股票凭证的数量以及掌管5个合伙公司，以及巴菲特-巴菲特公司的文件工作量大幅增加。他不得不很忙碌，不过感觉很好。短缺的总是资金——他看起来总是没有足够的钱。他研究的这类公司市场价值动辄10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他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股票上投资10万美元，这样才能在公司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得到更多的钱就成为关键。

这时，丹·莫奈已经准备重新参加合伙公司了。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埃伦成为巴菲特第六个合伙公司——Mo-Buff的核心。该合伙公司于1958年5月5日成立。绝大部分要感谢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莫奈夫妇俩两年以前只有5000美元可供投资，现在可以投入70000美元了。

那时，沃伦·巴菲特也许明白了资金管理产生更多钱的潜力比华尔街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增加到合伙公司的每一美元都会为他从他给合伙人挣的钱中净赚一份钱。而这些钱如果重新投资，又能产生它自己的收入。如果把收入再进行投资，它就会产生更多的收入。他的业绩表现越好，挣的钱就越多。他在合伙公司的股份也就会更多，而这又会促使他去挣更多的钱。他的投资天分将会充分发掘资金管理的潜力。因此，虽然沃伦有明显的笨拙，但毋庸置疑，他的自我经营是成功的。即使他在投资世界里几乎是隐形的，但雪球开始滚起来了。

带着他后面的动力，他意识到，是时候离开那所勉强够四口之家居住的房子了——其中一个孩子三岁半、精力旺盛超乎寻常——第三个孩子也快要来了。于是，巴菲特夫妇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房子位于法纳姆大街，拐角处被一些常绿树木包围，紧挨着奥马哈最繁忙的要道之一。虽然它是这个街区最大的房子，但风格朴素迷人，屋顶采光窗设置在倾斜的单坡屋顶上，还有一扇眉窗。沃伦支付了31500美元给当地的一名商人和市议员萨姆·雷诺兹，并且立刻给房子命名为“巴菲特的蠢事”。在他的思维里，31500美元经过12年左右的复合增长可以达到l00万美元，因为他有能力以如此惊人的回报率投资这笔钱，所以他觉得在这栋房子上，似乎是花了惊人的100万美元。

沃伦新的小办公室位于主卧外面，苏珊给这个房间铺上了美钞图案的墙纸。被钱舒服地包围着，他开始着手尽可能如翻阅《穆迪手册》的速度，快速购买便宜的股票：那些出售可以轻易评估的基本项目或者商品的企业，如达文波特针织品、草地河煤公司、碳氢化合物公司以及马拉开波石油勘探公司。为了合伙公司，为了他自己。为了苏珊，或者为了所有这些，只要他一有资金，他就会以带它们进家门的速度让它们快速投入工作。

通常，他需要秘密实施他的想法，他会利用聪明、心甘情愿的，如丹·莫奈这样的人做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中还有一个是丹尼尔·科文，他为纽约一家名字为Hettleman的小经纪公司工作，是一个价值猎手。沃伦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老朋友弗雷德·库尔肯认识的。Hettleman专门投资资产规模为数百万美元的小股票，也就是沃伦喜欢的那种没名气的特价品。

弗雷德写信把丹尼尔描述成华尔街的一颗新星。并且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我立刻判定弗雷德在这两点上百分百正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要我去纽约，我们俩通常都会在一起。

科文比沃伦年长9岁，有着一双眼窝深陷且敏锐的眼睛。他们两人在一起时，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成年人在和一个大学生亲切交谈，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在科文的父亲损失了家里所有的钱以后，科文在大萧条的贫困中长大，而且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养家，他还将13岁生日时作为礼物收到的钱投入了股票。海军服役结束后，他被投资职业所吸引，甚至在一个投资公司里，他也是独立工作，坚持自己的主意。可是，和沃伦不同的是，科文对前沿艺术有很强的欣赏能力，对房子的装饰也很有创造力，还收集摄影作品和古董。吸引沃伦的是，科文交易很棒，而且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工作。早些时候，在沃伦为格雷厄姆-纽曼工作时，科文曾经借给他5万美元，为期一周，这样他就可以去购买共同基金而省下1000美元的税，这也让沃伦喜欢科文。久而久之，他们俩合作了，科文担任高级合伙人，因为他经验更丰富、投的钱也更多。不过，他们一起分享信息和想法。

每周，只要列着小股票的粉单一出来，巴菲特和科文就相互打电话比较里面的内容。“你买了那只股票吗，”“是的，我买了，那是我的！”——如果挑了同样的股票，他们会感觉自己都是胜利者。“那种情形就像在选马一样，”科文的妻子乔伊斯说。他们考虑过收购全国盒子公司，给它起了个代号，叫集装箱公司。“科文是个挖掘者，”巴菲特说，“我猜这样才讲得通。”

巴菲特说，有一次，他们甚至试图买下一个马里兰州的小镇，当时联邦住宅管理局正在廉价拍卖该地块：由邮局、市政厅以及以低于市场价格出租的大量物业组成。这个小镇是大萧条时期建造的，是一个以低成本住房安置1800户家庭的试验性小镇。二战以后，大量的政府物业被拍卖。巴菲特回忆，当时这个小镇的广告让他们垂涎三尺，梦想着可以很快把出租价格提升到市场水平。可是即使是廉价出售，这个小镇也太贵了，他们无法弄到足够的现金。

现在他的才华通过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来，也为他带来了更为重量级的合伙人。1959年2月，卡斯泊·奥福特和他的儿子小凯珀，来自奥马哈最显赫家族之一的成员，就他们自己的合伙公司和沃伦接触。当沃伦解释他们不会知道他在买什么股票的时候，卡斯拍说：“如果我不知道买了什么，我是不会投一分钱的，而如果你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我也不会有发言权。”但是，小凯珀和他的兄弟约翰以及威廉·格伦(后者是查克·彼得森为其管理房地产物业的生意人)还是投资了。他们投资了50000美元，成立了Glenoff合伙公司，这是巴菲特的第七个合伙公司。

在这些合伙公司的早期投资阶段，沃伦没有偏离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原则。他买的都是些非常便宜的股票，完全是“烟蒂”，湿湿的还可以免费吸上一大口的“烟蒂”。不过，这些都是在遇到查理·芒格之前的事情。

23. 奥马哈俱乐部（奥马哈，1959）

1959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五，巴菲特大步穿过俱乐部的人口，准备和两个合伙人共进午餐，尼尔·戴维斯以及他的妻兄李·西门。后者曾为沃伦安排和戴维斯自小最好的朋友见面。就是尼尔的父亲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在戴维斯家加入合伙公司时。对沃伦说过，“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现在芒格正在城里处置他父亲的房地产。

芒格对这个留着平头、比他小6岁的巴菲特知之甚少。不过和他对生活的总体期望一致的是，他对这次会面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他已经养成了不对任何事物期望太高的习惯，这样永远都不会失望。而且，查理·芒格很少遇到过能让他喜欢倾听对方说话的人。

1953年，有了三个孩子并经过八年的不相容、争斗和痛苦，芒格离婚了，在当时，离婚还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尽管他们之间有问题，但考虑到他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他和南希做出了文明的安排。芒格搬进了大学俱乐部的一个房间，买了一个凹损的黄色庞蒂克车，车面上的油漆糟糕到“会让掘金者们气馁”，从此成为一个投入的星期六父亲。接着，在分开的这一年里，8岁的泰迪被诊断得了白血病。芒格和他的前妻问遍了整个医学界，很快发现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他们和其他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们，一起坐在白血病病房里，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不同的阶段日渐衰弱。

泰迪经常在医院进进出出。查理过来看他，抱着他，然后在帕萨迪纳市的大街上一边走路，一边为他的儿子哭泣。他觉得失败的婚姻和儿子的绝症几乎让他无法承受。而且，在50年代，一个离婚的单身父亲的孤独也让他焦躁不安。他感受到了没有一个完整家庭的失败，希望自己能够被孩子们包围着生活。

当情况越来越糟时，芒格决定朝着新目标进发，而不是让自己沉迷在生活的不幸中。也许这样显得实际甚至无情，不过他把这看成是让眼睛永远能看得见希望。“面对一些不可置信的不幸时，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挫败感，让一个不幸增加成两个或三个。”他后来说。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警告她：“我是那种说教式的人。”可是这并没有吓倒南希，这预示着他们的关系发展还不错。他们开始带着孩子们一起外出。开始，泰迪和他们一起行动，可他病情迅速加重。后来，在他儿子最后几周的时间里，31岁的查理总是坐在床边陪伴他。1955年泰迪去世，年仅9岁，在这期间查理瘦了10～15磅。“我无法想象人生中还有比一点一点失去一个孩子更痛苦的事情。”后来他回忆说。

1956年1月，查理·芒格和南希·伯斯威克结婚。他绝望地需要某个人为他安排生活。南希很有魄力，只要查理的气球里充斥了太多的热空气，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刺破它。她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观察敏锐、镇静、理性，而且务实。当查理偶尔冲动起来时，她会抑制住他的任性。在他的两个女儿和她的两个儿子的基础上，他们及时地添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除了做家务和照顾查理之外，她还要抚养8个孩子。而对他的孩子们来说，他变成了“有腿的”书本，经常阅读科学和伟人成就方面的书。同时，他继续在缪吉克-皮乐-加勒特律师事务所追寻他的财富，不过他已经认识到，法律并不能让他致富。他开始搞一些挣钱的副业。“查理，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律师，一小时应该可以得到20美元。他心中盘算着，谁是我的最有价值的委托人呢？他认为是他自己。因此，他决定每天出售自己一个小时。他每天清晨为那些建筑项目和房地产交易忙碌。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这样，先是委托人，然后再为其他人工作，每天出售自己一个小时。”

“我对致富有相当大的热情，”查理说，“不是因为我想要法拉利——我想要的是独立。我拼命地想得到它。我认为给其他人寄收据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不体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想法。不过我确实这样想。”他自视为一个绅士，对他而言钱不是竞争。他想加入合适的俱乐部，而并不关心其余成员是否比他富有。在他傲慢的外表之下，对真正的成就怀有深深敬意的心，让他能够真正地谦虚，这对他在和即将见面的这位男子之间建立联系非常关键。

在奥马哈俱乐部的包房里，坐在查理对面并开始讲话的这位男子，穿得就像一个颇年轻的推销员，来向一位绅士推销保险。那时，会处世的查理已经在洛杉矶的商界和社交界颇有建树，而且看起来很相符。但是，当戴维斯夫妇和西门夫妇做完介绍，他们就完全开始了两人私下的交谈。查理承认他在巴菲特家族的杂货店“拼命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儿“你只能从早上的第一个钟头一直忙到晚上。但是，至少和其余那些遭到围攻的雇员们相比，欧内斯特会让自己喜欢的如图迪·芒格这样的顾客的儿子。开了些玩笑以后，当沃伦开始谈投资和本杰明·格雷厄姆时，谈话加速，而其他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查理立刻能理解这些概念。“那时，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有关投资和生意上的事情。”巴菲特说。

他告诉查理有关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故事。查理和霍华德以及海登·哈曼森是一起上的中心高中。他对身处加利福尼亚之外的巴非特能如此了解哈曼森家族以及他们的存款和贷款而感到吃惊。不久，这两个人就能同时交谈，看起来好像非常了解对方。过了一会儿，查理问，“沃伦，你具体做些什么？”

“我已经有了这些合伙公司，”巴菲特解释说，“而且我做这些，”还有那些。他说，1957年，市场下跌超过8%，而他的合伙公司一年挣了超过10%，次年合伙公司的投资升值超过了40%。到目前为止，巴菲特从管理合伙公司中收取的费用通过再投资，已经达到了83085美元。这些管理费已经将他最初的700美元投资——7个合伙公司，每个投了100美元——迅速增至占所有合伙公司股份的9.5%。而且，1959年，他的表现一如既往，将再次击败道琼斯指数，这将会让他变得更富有，而且提高其股份份额。最后，查理问，“你认为我能在加利福尼亚做同样的事情吗？”沃伦停了一会儿，看着他。这是一名成功的洛杉矶律师提出的一个不合常规的问题。“是的，”他说，“我非常确定你可以。”午餐结束后，戴维斯夫妇和西门夫妇准备回去，当他们踏进电梯时，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巴菲特和芒格还坐在桌子旁边全神贯注地交谈。”

过了几天，两人又带着各自的妻子来到约翰尼咖啡馆。席问，芒格自我陶醉于一个笑话，结果滑出了座位，在地板上笑着打滚。芒格夫妇返回洛杉矶后，巴菲特和芒格的讨论一个接着一个，两人打电话也越来越频繁。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巴菲特曾经对乒乓球这样着迷过，现在终于找到更有趣的事情了。

“为什么你这么注意他？”南希问她的丈夫。

“你无法理解，”查理说，“他可不是一个普通人。”

24. 火车头（纽约、奥马哈，1958～1962）

1958年之前，他会径直买一只股票，然后就等着这个“烟蒂”点燃起来。接着，他通常会出售股票，去买另一只他更想得到的股票，有时不免会带有一丝遗憾。因为他的雄心受到合伙公司资本的限制。

但是，现在他管理着7个合伙公司，加上巴菲特-巴菲特公司以及他自己的钱，资金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这使他能在完全不同的范围内操作。他在生意上的伙伴除了斯坦贝克、纳普、勃兰特、科文、施洛斯以外，又增加了芒格。他们两个人每个月的电话账单惊人——按照他们的消费标准。芒格又把他介绍给朋友罗伊·托尔斯，瘦瘦高高的前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他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容，喜欢自己一个人快速思考——除了偶尔会抛出一些讽刺的有力反驳，这使得人们“希望带些创可贴在身边”，一个朋友这样评论。和芒格一样，巴菲特能够机敏应对。他将托尔斯当做自己的好友。这种为他的事业征集志愿者的诀窍，已经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支持网络，虽然只是松散地组织在一起。沃伦会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和他的支持者们像汤姆·索亚那样探险、钻研，因为他的兴趣增长太快，以致他自己一个人再也不能完全实施每一个细节了。

简单地坐在书房，在《证券分析》或《穆迪手册》中挑选股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相反，他开始在那些需要时间和计划去实施的有利可图的大型项目上下工夫——比在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身上花的还要多。有时，这些项目会碰上复杂甚至戏剧性的情况，他的注意力将会持续几个月，有时一连几年都得放在那上面。有时几个投资项目同时操作。对他的家人而言，对绝大部分时间他都缺席的情况己经习以为常，而现在项目规模的扩张更加重了这一趋势，但是他和朋友们的关系却越发紧密了。

第一个复杂的事件涉及一家叫做桑伯恩地图的公司，该公司发行美国所有城市的精密地图，图上标识了电力线、自来水总管道、车道、建筑工程、房顶结构、应急楼梯等，这种地图主要是保险公司购买。这门生意没有赢家，因为随着保险业的并购，顾客群正在慢慢萎缩。不过45美元一股的价格很便宜，因为单单桑伯恩公司的证券投资组合每股就值65美元。但是为了能掌握这些投资组合。沃伦需要的不仅仅是合伙公司的资金，还有其他人的帮助。

从1958年11月开始，他在桑伯恩公司上投入了合伙公司1/3的资产。他也为自己和苏珊买了这只股票，他让艾丽斯姑姑、父母、姐妹们都买了。他还将自己有关桑伯恩公司的想法告诉了科文、斯坦贝克、纳普、施洛斯。其中一些人把这看成是他的好意而买了。他从中提取利润的一定比例，这是使他自己的资产产生杠杆作用的一个途径。为了控制更多的股票，他增加了从高中起就一起玩弹珠的同伴唐·丹利，他父亲最好的朋友维克·史皮特勒，多蒂的丈夫霍默·罗杰斯，以及霍华德·布朗，汤姆·纳普工作的特雷迪-布朗-莱利经纪公司的老板。同时沃伦还把他的朋友弗雷德·库尔肯的姨妈凯瑟琳·埃伯菲尔德和母亲安妮·戈特沙尔特也带进来，因为以前他没有让她们加入合伙公司，这次会这么强烈推荐这只股票，是因为他认为这次是一件很确定的事情。最终，他掌控了足够多的股份，进入了董事会。

1959年3月，沃伦例行去纽约出差，住在安妮·戈特沙尔特位于长岛的一栋小小的殖民时期的白色房子里。现在安妮·戈特沙尔特和她的姐姐已经把他看成是死去很久的儿子弗雷德的替代者。沃伦在那里放了备用的内衣和睡衣，戈特沙尔特会准备汉堡包做他的早餐。 在这种旅行中，他总会列出10～30件他想完成的事情。他会去标准普尔的图书馆查些信息，参观一些公司，拜访一些经纪人，通常会和他在纽约的网络—勃兰特、科文、施洛斯、纳普待在一起。

这次特别的旅行长达10天。他要和合伙公司的潜在客户坐下来谈谈，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作为董事会成员，第一次出席桑伯恩公司的会议。

桑伯恩公司几乎全部由保险公司的代表组成——它最大的客户——因此，除了开完会以后不会打上一轮高尔夫球以外，董事会更像是个俱乐部。没有一个董事会成员拥有超过象征数量的股票。会上，沃伦建议将公司的投资产品分给股东们。但是，自大萧条和二战以来，美国企业对待钱就像是稀有商品一样要珍藏和保管。即使经济调整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想法还会自动产生(关于该现象的前提人们尚未调查核实)。董事会对这个主意作出的回应是，将证券投资组合从地图主业中剥离是很荒谬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董事们打开雪茄盒开始分发雪茄，他们吞云吐雾，沃伦坐在一旁却气得快冒烟了。“那是用我的钱买的雪茄。”他想。在返回机场的路上，他从钱包里拿出孩子们的照片，看着他们，他的血压才降下去。

遭遇挫折的沃伦决定，他将代表其他股东，从这些不称职的董事们手中夺走公司，因为他们要比那些人更值得拥有这家公司。因此，巴菲特集团，包括弗雷德·斯坦贝克、沃尔特·施洛斯、艾丽斯·巴菲特、丹尼尔·科文、亨利·勃兰特、凯瑟琳·埃伯菲尔德、安妮·戈特沙尔特和其他一些人继续购买。沃伦还动用了新注入合伙公司的资金。还让霍华德把他的一些经纪客户吸引进来。也许沃伦正在帮他父亲财政上的忙，即使他正在逐渐掌握这家公司的时候。

不久，那些对沃伦比较友好的人，包括著名的基金管理人菲尔·卡罗特(他曾经在沃伦这儿听说然后买了格瑞夫兄弟桶业公司和克利夫兰毛料厂)，一共拥有大约24000股，掌握了有效的控制权，沃伦认为该行动了。股票市场正处于高位。他希望桑伯恩公司能在合适的时机出货。战略顾问布兹-艾伦-汉密尔顿公司已经提交过计划，建议桑伯恩公司这么做，但是关键点是纳税。如果出售证券投资组合，公司需要支付大约200万美元的税款。沃伦提供了类似洛克伍德公司置换股票以避税的技巧，这是一个可以做到完全不用纳税的解决方案。

下一个董事会议召开时，除了又有一些投资人的钱随着雪茄的烟雾而消失之外，其他什么也没干成。在巴菲特返回机场的路上，他不得不再次看孩子们的照片，好让自己平静下来。三天以后，他威胁董事会，如果董事们在10月31日之前不采取行动，他将召集一个特别会议以控制公司。他已经失去耐心了!

现在董事会别无选择，只得同意分割两部分业务。可即使这样，如何处理纳税问题依然存在。一个保险代表说，“那就让我们吞下那笔税收吧。”

于是我说，“等一下，‘让我们’，谁是‘我们’？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按人头承担，那很好。可是如果你希望按各自拥有的股份比例承担，你只用承担10股股票的税额，而我要承担24000股价位的税额。那就算了吧!”他说要自己吞下这200万美元的税额，只是因为他不想很麻烦地操作股票回购。我记得那时又分发雪茄了。我为每一根雪茄支付30%的钱，而我是唯一不抽雪茄的人。他们应该为我的泡泡糖支付1/3的钱。

董事会终于屈服了。于是，在精力、组织以及意愿的压力下。1960年年初沃伦赢得了战斗。桑伯恩公司向股东们提出了洛克伍德式的要约，用一定比例的证券投资组合交换股票。

这次桑伯恩公司的交易设置了一个“高水位标志”：巴菲特可以利用他的大脑和合伙公司的钱改变一个公司的方向，即使它顽固，即使它不情愿。

在这个故事里，巴菲特不断地往返于纽约和奥马哈之间，一直在为桑伯恩公司这个项目努力，他要搞清楚到哪儿去弄到他需要的股票，如何让董事会合拍，以及怎样才能不使自己吞下那笔税金，还同时在寻找其他的投资妙计，成千上万个主意整天在他的脑子里盘旋飞舞，滴答作响。在家里，他总是消失到楼上去看书和思考。

在他们几乎每天都进行的电话通话中，芒格听巴菲特讲投资和募集资金的经历，对巴菲特把自己推销得如此之好的自然的推销术很好奇。由于亨利·勃兰特在为他探路，他去纽约出差就更为频繁。1960年是一个分水岭，现金潮水般涌进了合伙公司的金库。

年初，沃伦的叔叔弗雷德和婶婶凯蒂向巴菲特联合公司投了将近8000美元。通过查克·彼得森的关系，又有51000美元进了安德伍德。那时，“查克对我说，‘我想邀请你和苏珊来吃晚饭，和安琪夫妇见个面，’我不认识他们。查克说他们都是医生，是真正聪明的人。”

卡罗尔和比尔·安琪夫妇住在彼得森家的街对面，比尔·安琪是心脏病专家，也是个异想天开的古怪人。冬天他会整夜不睡，往他前院喷水，然后做一个光滑的、像玻璃一样的、毫无瑕疵的雪人，就像一个圆圆胖胖的他自己的复制品，站在结冰的“池塘”旁边。他的妻子则专门从事儿科研究。

我们接上他们，这样车上就有6个人。我们朝奥马哈乡村俱乐部方向进发。卡罗尔·安琪长得很美，打扮时尚。吃晚饭的整个期问，她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我。我的意思是，她只是被迷住了。我发了疯似的讲世界上的所有事情，拼命地想使她印象深刻，而她就在那儿听我讲的每一个字。
我们离开乡村俱乐部开车返回。在车里，一路上她的眼睛也一直盯着我。我们把安琪夫妇送回去，然后我对查克说，“今天晚上我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回答，“不，傻瓜。她是个聋子。她在读你的唇语。”因为我不停地说，所以她就不停地看着我。

不过他肯定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后来安琪夫妇在山顶房子饭店招待他们认识的十几个医生吃晚饭的时候，比尔·安琪建议他们成立一个合伙公司，每人投资1万美元。其中一个医生问，“我们输掉所有的钱怎么办？”比尔·安琪给了他一个厌烦的表情，然后说，“那我们就再成立一个”。

巴菲特的第八个合伙公司——Emdee成立于1960年8月l5日，资金11万美元，那个医生因为担心自己的钱会全部亏掉而没有加入。

还有其他一些怀疑论者。在奥马哈，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有关沃伦·巴菲特的事情。有些人认为，这个年轻的高手一文不值，他的权威性实际是种不相称的傲慢。有些人不认同一个无名之辈能奋斗成功，奥马哈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和五六个人在黑石酒店边吃边聊的时候，谈到了巴菲特的名字，说，“一年之内他将一文不名，就给他一年，他就会消失。”柯克帕特里克·佩蒂斯公司的一个合伙人(霍华德的公司在1957年和该公司合并)一遍又一遍地说，“陪审团还没盯上他。”

那个秋天，充满泡沫的股票市场起飞。经济正在温和衰退，因为苏联看起来就要赢得军备竞赛而使整个美国心情沮丧。但是当约翰·肯尼迪赢得总统大选后，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在管理上的改变提振了整个国家的士气。在早期的演讲中，肯尼迪设定了一个目标：把人类送上月球。市场迅速飞涨，再一次需要和1929年作比较了。沃伦从没有经历过一个投机市场，但他保持了平静。似乎这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时刻。他没有像格雷厄姆可能做的那样撤退，反而做了些异常的事情。他加速为合伙公司筹集资金。

他把伯蒂和她的丈夫，他在阿尔伯克基的叔叔乔治，以及他的堂兄比利带入了最初的巴菲特联合公司。他的朋友约翰·克利里的合伙人韦恩·伊夫斯也加入了。最后，他终于让弗雷德·库尔肯的姨妈凯瑟琳·埃伯菲尔德和母亲安妮·戈特沙尔特也进入了合伙公司。她们的加入说明，他认为这个时机不仅非常适合而且安全。

另有三个人加入了安德伍德，一次在纽约听完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讲座以后，沃伦在雨中等出租车。这时他遇到了小弗兰克·马修斯，前海军部长的儿子(就是在这位海军部长面前，范尼塔·梅·布朗宣布要和沃伦结婚)。马修斯也成为一个合伙人。沃伦成立了他的第九个合伙公司——安投资公司，这是为奥马哈另一个显赫家族的成员伊莉莎白·史托斯而成立的。他还让拥有城里最精美的服装店的玛蒂·托普和她的两个女儿及两个女婿，以及5万美元加入了他的第十个合伙公司——Buffett-TD。

作为投资顾问，巴菲特可以合法地拥有100个合伙人而不需要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随着合伙公司的发展，他开始鼓励人们非正式地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再以一个单个投资者的身份加入进来。最终，他已经可以自己把人们放在一个资金池中以汇合他们的钱。后来他自己描述这样的战略时是持质疑的态度——不过这确实奏效。他对得到更多资金，挣更多钱的强迫驱使着他不断向前。巴菲特忙忙碌碌、风风火火，他往返纽约的频率堪称疯狂。他开始遭受和紧张相关的背痛之苦，当他坐飞机的时候病情就会加重，他用了各种办法和东西来减轻疼痛——除了待在家里。

至此，他的名字已经像一个秘密一样传播。“和沃伦巴菲特一起投资会让你变富有。”可是现在规则已经改变了：到1960年，至少有8000美元才能跨入门槛，而且他再也不需要请求别人和他一起投资了，他们必须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才行。人们不仅对他在干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他们还必须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这将他们转化为巴菲特的热衷者，并且减少了他们对他做的事情抱怨的机会。以前他是请别人帮忙，而现在是他给别人帮忙。如果人们要从合伙公司拿走钱会为此觉得亏欠，让别人开口请求使他心理上觉得被赋予了重任。在很多情况下，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他开始经常使用这个技巧。他一边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且这似乎也抚平了他一直以来因要对别人的命运负责而产生的恐惧。

虽然不安全感和以前一样肆虐，可他的成功以及苏珊的关心和辅导已经让他有了改观。他开始显得有力量，而不是脆弱的。很多人高兴地请求他为他们投资。巴菲特于1961年5月16日成立了他的第11个，也是最后一个合伙公司：巴菲特-霍兰德（Buffett-Holland）。这个合伙公司是为迪克和玛丽·霍兰德而设。1959年，合伙公司的业绩表现高出市场6个百分点。1960年资产价值一跃而至将近190万美元，超过市场29个百分点。比单个年度的利润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复合增长率。如果在第二个合伙公司，即巴菲特基金（Buffett Fund）里最初投资1000美元，4年以后，这1000美元变成了2407美元。而如果投资于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只值1426美元。更重要的是，他获得较市场为高的回报同时，整体承担的风险也较少。

巴菲特收取的费用经过再投资，到1960年底已经为他挣了243494美元。现在超过13%的合伙公司的财产属于他。虽然他在合伙公司的份额增加了，但他为合伙人们挣的钱也已经不单单是让他们感到高兴了，很多人对他怀着敬畏之心。

1962年1月1日，巴菲特把所有的合伙公司放进了一个单个的实体，巴菲特有限责任合伙公司（Buffett Partnership, Ltd.）即BPL。1961年合伙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为46%，而同期道琼斯指数只有22%。1962年初，新的BPL的净资产为720万美元。仅仅6年，他的合伙公司规模就超过了格雷厄姆-纽曼。

就在搬进Kiewit Plaza之前，他雇佣了比尔·斯科特（后者是美国国家银行的信托管理人员）。斯科特曾在《商业和金融编年史》上读过沃伦的一篇关于一家不是很著名的保险公司的文章。他还参加了巴菲特的投资课程。然后，他说，“我要去巴结他，直到我能在那得到一份工作。”巴菲特开始在星期天的早晨去斯科特的家，半路上把孩子丢在教堂，而他们两个讨论股票，最终巴菲特给了他一份工作。

斯科特开始帮助巴菲特把钱引入合伙公司，快和两个年轻人拆信封的速度一样了。巴菲特第一次让他的母亲加入，还有斯科特、唐·丹利、玛吉·罗林——沃伦的桥牌搭档卢斯·罗林，甚至还有弗雷德·史坦贝克——他有家族生意，所以迄今为止只和沃伦在特别的项目上合作过。而且第一次，他把他自己的钱投了进来——大约45万美元。经过6年的工作，他和苏珊在合伙公司的股份上升到超过了100万美元，他们总共拥有BPL公司14%的股份。

时间上的契合令人惊叹。1962年3月中旬，市场最终破裂，持续下滑到6月底。股票突然比他们在很多年来的价格便宜。巴菲特现在只有一个合伙公司，坐拥一大笔等待投资的现金。他的投资组合在这个低迷时期并未受损。“和通常的较为常规的股票投资方法相比，显示出我们的方法风险相对更低。”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1962年第二季度，道指从723.5下滑到561.3，跌了23%。那一年的上半年，合伙公司支付合伙人红利之前的损失为7.5%，而同期道指损失21.7%——合伙公司的业绩表现高出14.2%。他通过股票在和别人竞赛，他经常这样解释格雷厄姆的思想，这是对格雷厄姆原始说法聪明地进行了再加工，“当其他人贪婪的时候你要胆怯，而当其他人胆怯的时候你要贪婪。”现在到了贪婪的时候了。

25. 风车战争（奥马哈、比阿特利斯，1960～1963）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菲特完成了和桑伯恩公司的角力，巩固了合伙公司，并且和他的父亲一起搬进了新办公室。接着，他又开始着手另一个项目，这次又是在和奥马哈有点距离的地方。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掌控一家公司，远比桑伯恩地图公司消耗了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丹普斯特磨坊制造公司位于内布拉斯加州比阿特利斯，是一个家族运营的公司，专门制造风车和灌溉系统。

巴菲特职业生涯中的这个故事，起初就像是又一个投入25美分可以吐出1美元的老虎机。股票售价为18美元一股，而公司稳步增长的账面价值为72美元一股。丹普斯特的资产就是风车、灌溉设备以及它自己的制造工厂。

1958年，沃伦开车去过比阿特利斯。那是一个暴风肆虐的草原小镇。可以依靠的就是丹普斯特这个唯一的雇主。他带了一张写有18个问题的清单，比如：“公司有多少经销商？”“在大萧条期间，坏账情况如何？”参观过后他的结论是，这家公司“有钱，不过不挣钱”。总裁克莱德·丹普斯特正把公司弄得一团糟。

因为丹普斯特就是另外一个“烟蒂”，所以沃伦应用了他的“烟蒂”技巧，只要它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出售，就不断买人。如果价格因某种原因上升，他就能出售获利。如果价格不上升，他会在拥有了足够控制这家公司的股票后停止购买，他可以通过变现，也就是清算资产而获利。

和桑伯恩公司一样，巴菲特负担不起他想要的丹普斯特股票。于是，他打电话给沃尔特·施洛斯和汤姆·纳普：“我希望你们跟着我干这第三次。”经过几年，这个三人组控制了11%的公司股票，仅次于丹普斯特家族，而且沃伦还进入了董事会。1960年年初，董事会聘用了李·戴蒙担任公司总经理，他是明尼阿波利斯模塑公司的前采购经理。巴菲特策略性地把克莱德·丹普斯特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首脑。并且继续购买股票。他想要他能得到的每一股股票。他打电话给纽约的沃尔长·施洛斯：“沃尔特，我想买你的股票。”

“哦，我不想卖给你。”施洛斯说，“你知道，它是个不错的小公司。”

“你看，我为这个主意做了所有的工作。我想要你的股票。”巴菲特说。

“沃伦，你是我的朋友。如果你真想要——拿走吧。”施洛斯回答。

在获取更多股票的同时，巴菲特也买下了丹普斯特家族的所有股份。通过那次交易，他取得了控制权，体面地打发了克莱德·丹普斯特，并且以30.25美元一股的相同条件对其他所有股东提出收购要约。

巴菲特做得非常狡猾巧妙。他觉得，自己在买股票的时候，不能就这样催促其他投资者去卖。甚至他会卖力地警告他们，他认为丹普斯特股票未来的表现会很好。虽然这样，但是金钱和人的天性会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人们让自己相信，与其拿着交易清淡、价值可疑的股票，不如直接换成现金。很快，“烟蒂”股票占到合伙公司资产的21%。

1961年7月，沃伦写信告诉他的合伙人们，合伙公司已经投资了一家匿名公司，这家公司“会妨碍合伙公司短期的业绩表现，但能强力保证几年以后的最佳结果”。在1962年1月写给股东们的信中，他点出了合伙公司已经控制的丹普斯特公司的名字，并且小小地说教了一番，解释了格雷厄姆的“烟蒂”哲学。信中写道：“丹普斯特过去挣了不少钱，但目前只是盈亏平衡……我们小数额持续购买这只股票已经5年了。这期间，大部分时间我是一个董事。可在目前的管理下，对这家公司的赢利前景。我的感觉慢慢地不再像之前那么好了。然而，我也更加熟悉这儿的资产和运作。以最化因素为依据的荆古结论维持良好。”这样的看法促使他继续购买股票。事实证明，以前所写的“会妨碍合伙公司短期的业绩表现”比他期望的更有先见之明。

1962年，巴菲特在一旁辅导李·戴蒙，并且努力向他解释该怎样管理存货。可是戴蒙好像认为，无论丹普斯特卖出多少风车，他都可以不停地购买风车的配件。当过采购经理，他知道如何去买，而且也这么做了。就在丹普斯特吞噬现金的同时，仓库里堆满了风车的配件。1962年年初，这家公司的贷款银行准备拿这些存货作为贷款抵押品，这足以给丹普斯特敲响警钟。而且，各种要关闭丹普斯特的议论纷至沓来。

在公司完全陷落之前的几个月，巴菲特还在观察。因此，现在他不得不向合伙人汇报，他投入了100万美元的公司就要破产了。他试图招募他在哥伦比亚的老朋友鲍勃·邓恩辞去美国钢铁公司的工作，搬到比阿特利斯来管理丹普斯特公司。邓恩真的过来了一趟，但是最终并不感兴趣。巴菲特很少向别人请教建议，不过最后，在那年的4月，和苏珊去洛杉矶时，他和芒格讨论了这个情况。

“我和苏珊将与格雷厄姆夫妇、芒格夫妇共进晚餐，地点是洛衫矶艾尔塞贡度的船长桌子餐厅。我告诉查理。‘这个公司现在一团糟，我弄了个笨蛋来管理丹普斯特，公司存货还在不断上升、上升’。”芒格平时也帮他的法律客户分析生意，他像一个经理人一样想了想，立刻说：“我知道一个人，他经常处理这种棘手的情况。哈里·波特尔。”他是通过一个专门从事业务扭转的熟人认识波特尔的。

6天以后，受到5万美元签约奖金的诱惑，哈里·波特尔来到了比阿特利斯，这意味着第二次——算上那母亲般的秘书——巴菲特不得不炒掉某人。他已经从以前的经历中知道，自己憎恨解雇别人。不只这些，由于丹普斯特公司是这儿唯一一家大企业，他已经从董事会听说，戴蒙被任命为总经理后，他的妻子已经自诩为比阿特利斯的王后了。

巴菲特害怕冲突。他的第一本能是避免冲突发生，而且如果有人以他母亲那种方式威胁他，他会像一个被烫的小猫那样跑掉。不过面对可能爆发的冲突，他已经学会保持情绪不受影响了。他认为，这种做法“会在你周围制造出一个有关这个情况的壳，而不是创造出让你超越这种情况的壳”，会阻碍你成为一个有经验的人。

不管他解雇戴蒙时发生了什么。后来戴蒙的妻子写信给沃伦，信中责怪他“粗鲁且不道德”，而且由于他的冷摸，她丈夫的自信心被摧毁了。32岁的巴菲特还没有学会富有同情心地解雇别人。

没过几天，他派他的新雇员比尔·斯科特去比阿特利斯协助哈里·波特尔，他们四处翻检配件部门，以决定哪些该丢掉，哪些要重新定价。”他们像一窝棉子象鼻虫一样横扫而过，削减库存，廉价出清设备，关闭了5个分支机构，提高维修零部件的价格，关闭不能产生利润的生产线。他们解雇了100个人。紧接着，外来的新管理层大规模收缩业务，这激起了比阿特利斯的人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巴菲特，怀疑他是一个无情的清算人。

到1962年年底，波特尔已经将丹普斯特公司拖了回来。在1963年l月写给合伙人的信中。巴菲特称丹普斯特公司为这一年的高潮，并且命名波特尔为年度人物。他估计公司价值现在为每股51美元，而上一年为每股35美元。银行非常高兴，由于出售资产，削减库存，丹普斯特公司积累了大约200万美元的现金，相当于每股15美元。同时，巴菲特还借了钱——每股20美元以筹集资金投资。这样，丹普斯特公司的证券投资组合规模就和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一样了。

现在巴菲特而临一个类似桑伯恩公司的问题。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变成了那些喜欢贮藏现金的管理者之一。市场已经从1962年6月的低点开始反弹。为了利用丹普斯特公司额外的资金，他派波特尔和斯科特去纽约州北部地区看一家叫做椭圆木碟公司的制造工厂，这个工厂生产冰棒杆、木头勺子等产品。但是最终并没有买下。巴菲特试图私下出售丹普斯特公司，却发现没有人愿意接受他的价格，于是8月份他通知股东们准备出售公司，并且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广告：

出售利润丰厚的制造公司
……我公司是一家领先的农具、施肥设备以及灌溉系统制造商。作为一个森利的企业，丹普斯特将在1963年9月30日公开出售，视截至1963年9月13日的协商交易情况而定……
联系人：哈里·波特尔先生(公司总裁)

在公开拍卖之前，他给厂买家一个月的时间出价。而且，他和大多数明显的候选人都已经说了这个情况。

一想到新的拥有者可能会对这家最大，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家企业实施裁员或者关闭分厂，比阿特利斯的人就气疯了。工厂开张于战后急速发展时期。大萧条时也没有关门。大萧条结束还不到25年，大规模失业的前景带来了一直萦绕于心的记忆：脸色苍白的男子、穿着补丁衣服的流浪汉、全国1/4的人失业、因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屈辱地干着政府提供的打发空闲的工作。

比阿特利斯的人们拔出了干草叉，巴菲特震惊了。他拯救了一个濒死的公司，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吗？如果没有他，丹普斯特公司早就破产了。(就像巴菲特的继任者，丹普斯特公司主席麦卡锡总结的：“我们理解你，但比阿特利斯的一些人并没有认识到，你和哈里为丹普斯特公司完成了一项好的、有必要的工作。”)他从没预料到会有凶猛狂暴的行为，也没有想过人们会憎恨他。

全镇的人发起运动反对巴菲特，他们筹集了将近300万美元以保证公司所有权仍然留在比阿特利斯。(整个280万美元的融资中，l75万美元将用来支付给卖方，剩余的用来扩张经营。)每一天，《比阿特利斯每日太阳报》屏住呼吸倒数截止日期，而整个镇子都在努力拯救这里唯一的工厂。截止日期这一天，当镇长走向麦克风宣布巴菲特被击败，公司创始人的孙子查尔斯·丹普斯特带领一个保证工厂继续开张的投资集团赢了，此时全镇火警笛和钟声齐鸣。现在现金到手，巴菲特给他的股东们分配了超过200万美元。但是，这段经历把他吓坏了。而对僧恨，他没有变得坚韧，反而发誓再也不会让此类事件重演。他可受不了一个镇子的人都恨他。

不久后的一天，巴菲特给沃尔特·施洛斯打电话：“你知道，沃尔特，我在5家不同的公司里有一些小额头寸，我想把它们全部卖给你。”这5家公司是杰多-高地煤矿公司、商业国际财产公司、佛蒙特州大理石公司、杰纳西-怀俄明铁路公司，还有一个名字已经因时间久远而失传了。“好，你想要什么价，沃伦？”施洛斯问。“我将以现价卖给你。”巴菲特说。“好的。我买了。”施洛斯立刻回答。

“我没有说，‘嗯，你知道，你需要查一下每只股票看看究竟值多少钱’，”施洛斯说，“我信任沃伦，如果我说，‘好，我以你现价的90%来买’。沃伦也许就会说：‘忘了这回事吧！’我帮了他一个忙，现在他也想帮我一个忙。如果他还获了利，那么这个也会不错。事实上，它们最后的结果都很不错。我认为这就是他说‘谢谢你’的方式，因为‘你’卖给我‘你’的丹普斯特股票。我不会说那就是理由，不过那确实是我想要说的意思，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26. 黄金堆（奥马哈、加利福尼亚，1963～1964）

沃伦赞成妻子的各种兴趣，为她的慷慨和在奥马哈的领导角色而自豪，他感激她对孩子们的关注，让他能够解放出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他常常也会在单子上再加上一件事情，不过和她不一样，他从不会让自己承担过多的事务。当新的事务进来，他会让其他的出去。但是，有两个例外：钱和朋友。

正是由于这两点，到1963年，一些职业投资人已经搞清楚，奥马哈的这个叫做巴菲特的家伙在干些什么，甚至一些从没有听说过沃伦·巴菲特这个名字的人也都开始搜寻他。他再也不用去吸引，更不用说去寻找客户了。他只要简单地摆出他愿意收钱的条件就可以了。

奥马哈以外的人比他的邻居们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情况。苏茜的一个朋友全家开车去参加1964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半路上她的父母停下来加油。他们和旁边一个油泵旁的女士攀谈，后者正好是孩子母亲以前的高中老师。这位女士是从纽约的艾尔麦拉城开车，带着10000美元前往奥马哈，想和沃伦·巴菲特一起投资。“你认识他吗？”她问，“我可以和他一起投资吗？”“他是我们的邻居。” 这家人回答，“是的，你可以这么做。”他们回到汽车里继续朝世界博览会进发，再没有就此多想。有5个孩子和一栋新房子，他们没有想到为自己投资。”

另一个想要成为合伙人的是劳伦斯·提西，打造纽约酒店帝国的两兄弟之一，他开给查理·芒格30000美元的支票。巴菲特在电话中表示，他很高兴提西能加入合伙公司，可是下一次，他却说，“把那张支票剔除出去”。

芒格也许已经动用了那笔钱。不过，不管劳伦斯·提西是怎么想的，1963年他和巴菲特不再是合伙人了。而这时，芒格在聚集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大约30万美元后，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合伙公司，投资于房地产。但是按照巴菲特的标准，这实在是太少了，只相当于沃伦和苏珊财富的一部分。

查理早些时候就有很多孩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他的独立性。没有任何累赘地早点起步是很大的优势。即使我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回来，我还有17.4万美元。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去听岳父心理学的课，也可以去大学的图书馆，一整天待在那儿看书。

事实上，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巴菲特就鼓励芒格认真考虑把投资当做职业。他和芒格说，当个律师同时兼做房地产不错，不过如果你想真正赚钱，你应该成立像我这样的合伙公司。1962年，芒格和他的扑克伙伴杰克·惠勒成立了合伙公司，惠勒是太平洋海岸交易所的交易员，这个地方是未开化的西部的缩微版本：一层楼满是尖叫的交易员和有野心的人，他们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暴富。惠勒自己有一个投资合伙公司——惠勒-克鲁特顿公司，在交易所有两个“专家位置”。在那儿交易商可以从经纪人手里接受要约，而后现场交易股票。他们重新给合伙公司起名为惠勒-芒格公司，并且出售交易操作。

芒格继续着他的律师工作，不过他和几个律师一起离开以前的律师事务所，其中两个是罗伊·托尔斯和罗德·希尔斯。他们按照自己管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想法，成立了一家新律师事务所：芒格-托尔斯-希尔斯-伍德律师事务所。一直以来，芒格抵制按照别人而不是自己管理的律师事务所的规则行事。

他在同一年成立合伙公司和新的律师事务所并不是巧合。以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觉得，他们那儿的年轻律师竟然想成为太平洋海岸交易所这样的赌窝中一员的想法令人憎恶。当查理和罗伊离开的时候，他们坐下来和高级合伙人说，他们希望后者理解，终有一天，每个一流的律师事务所都会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拥有一个成员。也许这不足为信，不过你可以很客气地描绘出查理是如何向他们作这番告别演说的。

在他们的新律师事务所里，芒格和希尔斯实施用来吸引最聪明、最有野心的人的达尔文进化论的精英精神，所有合伙人相互进行收入投票，依次循环以便每个人都能了解。然而，即使在发起成立律师事务所的时候，芒格已经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不到三年，当他41岁的时候，他完全放弃法律，全心进行投资。不过。他仍然在那儿保留了一间办公室，对律师事务所而言，他很重要，几乎是灵魂所在。托尔斯也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转移到投资上。现在，三个人当中对法律最有野心、最专注的希尔斯负责掌管运营这家律师事务所。

作为资金管理人的新角色。芒格必须去筹集资金。巴菲特是以不夸张的方式极力争取投资者，这通常使别人成为他的推广人——如比尔·安琪、亨利·勃兰特，他们发现并且准备了一些潜在客户——这样，他可以用令人愉悦的谦逊态度展示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战绩。但是，不管他如何优雅地忙着这些事情。他还是做了。可是，芒格觉得这样做太丢脸。“我真的不喜欢去募集资金，”他说，“我总是认为一个绅士应该拥有他自己的钱。”但是现在，他通过自己在洛杉矶强大的生意网募集资金，努力将自己在法律业务上的积累转化为合伙投资公司的储备资源。虽然他的合伙公司规模比巴菲特的小，不过钱已经是足够了。

杰克·惠勒向他解释，作为交易所的会员，规则允许他为已经投资的每一美元再借95美分。因此，如果他投资了500美元，他可以再借475美元，这样投资总额就为975美元。如果总的投资收益为25%，那么芒格自己的500美元的收益就接近25%的双倍。“虽然，这样的借贷行为有潜力将回报翻倍，但同样也可能将风险翻倍。如果损失了25%，他将失去几乎一半的投资。不过，芒格比巴菲特更加——远远超过巴菲特——愿意承担债务，如果他觉得胜算概率比较大的话。

他和惠勒把自己安置在交易所里一间遍布散热管的“简陋、便宜”的办公室里，他们的秘书维维安挤在一间小小的私人后勤办公室里，从那儿可以俯视一条小巷。大手大脚、爱住大屋的惠勒刚刚接受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但不久他为了工作，又开始在大多数早晨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芒格的日常安排形成常规惯例，每天早上5点到达，在开市之前核对一下报价板。巴菲特已经将埃德·安德森介绍给芒格认识，他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投资者，曾经在原子能委员会工作过，而且显得精明能干。芒格聘用他为自己的助手。

证券交易所的大多数交易人忽视了芒格的到来，但他们中的一个，里克·格林留意到了。当惠勒和芒格合伙干时，是格林购买了惠勒合伙公司不要的交易部分。他是一个生活杂乱无章，并且疯了似的希望自己更好的家伙，他和离异的父亲一起生活。芒格说，“他的母亲是个酒鬼，因此他是在街上混大的。他智商很高，叛逆而且不适应环境。”在空军服完役后，格林曾经当过IBM公司的销售员，后来在几家兜售三等股票的小公司里当过股票经纪人，这种股票能为公司带来最高的利润或“差价”。这是巴菲特所讨厌的股票经纪人的一部分工作内容，格林同样发现当这样的“开药方者”只是逃避生活的一种解脱。

到芒格遇见他的时候，瘦削英俊的格林已经学会把他的亚麻布衬衫的袖口沿着晒黑的前臂放下来以遮住上面的文身。他看起来有非常多的朋友。同时天生沾染上了好莱坞的习气。一天，他带着他的朋友，演员查尔顿·赫斯顿来交易所参观。他为惠勒和芒格进行交易，很快就意识到芒格有金钱头脑，于是开始和芒格结交。他得出结论，他立刻和惠勒达成交易是错误的。他开始效法芒格和巴菲特，目标是成立他自己的投资合伙公司。

对有些人来说，用40美分买l美元票据的想法可以奏效，但有些人却不行。这就像接种，对我尤其如此、如果不能立刻抓住他们，我发现，你可以连续几年向他们介绍情况、看以往战绩——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过，结果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从没有见过任何人在10年期间可以用这种方法转变。这通常是顿悟或者什么都不是。不管那是什么，我从未理解过。尽管像里克.格林这样的家伙——没有相关的商业学习背景，但是他明白了，理解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并且5分钟以后就开始运用。而且里克足够聪明，他知道应该要有一个伟大的老师，我很幸运能够有本杰明·格雷厄姆这样的老师。

在太平洋海岸交易所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芒格常常坐在那儿读书，陷入沉思。“查理！查理！”埃德·安德森隔着桌子喊。芒格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是嘴里咕咯几声作为回答。最后，安德森倾身过来以便听清楚芒格的回答；简单的“哼哼哈哈”可不够。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需要时间和经验才能搞清楚芒格的真实意思，因为他的想法和嘴巴通常碰不到一块儿，各走各的路。

芒格买“烟蒂”做套利，甚至买一些小的企业——很多是巴菲特的方式——不过，他看起来和巴菲特的前进方向稍有差异。他会定期对埃德·安德森说：“我就喜欢大生意。”他让安德森详细地把隐形眼镜护理药水制造商——爱力根公司的情况写下来。安德森误解了，写了一份格雷厄姆式的报告，着重关注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芒格为此狠狠地批评了他，他需要的是有关这家公司无形资产方面的内容：它的经营管理水平，品牌的持久性，如果有公司想和它竞争需要些什么，等等。

芒格还投资了卡特彼勒公司拖拉机的代理权，并且看着它是如何狼吞虎咽地吞噬资金的。销售缓慢的拖拉机囤积在院子里，为了发展，这个生意需要买进更多的拖拉机，吞噬更多的钱。芒格想拥有一门不用持续投资的生意，并且能吐出比它吃下去的还要多的现金。不过，这样的生意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呢？是什么给了这种生意持久的竞争优势呢？芒格经常这样问人们：“你听说过的最好的生意是什么？”不过，他是个没有耐心的人，倾向于认为人们能够理解他的思想。

他的不耐心比在他脑子里出现的任何理论都要突出。他想变得真正富有，真正快速地富有。他和罗伊·托尔斯打赌，看谁的证券投资组合能在一年里挣的超过100%。他愿意借钱去挣钱，而巴菲特从没有借过大数目的钱。“我需要300万美元”，芒格会在去加利福尼亚联合银行进行常规拜访时，提出这样的要求。“请在这儿签名。”银行会这样回复。”利用这些巨额资金，芒格做成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电力公司这样的巨额交易，当时股票售价在19美元左右，而加拿大政府正以稍高于22美元的价格收购。芒格不仅把整个合伙公司的钱，还把他自己所有的，以及他所能借到的钱，都押进了这一只股票的套利交易中——因为这笔交易几乎没有可能会失败。整个交易完成后，回报相当丰厚。

尽管他们的方法不同，芒格还是把巴菲特看成是投资之王，而自己只是一个友好的觊觎王位者。”“维维安，帮我接通沃伦！”

他一天内会这样喊上几次，而对方其实已经是受聘于公司，使用维维安桌子的另一个秘书了。结交沃伦的方式就好像后者是他在照顾的一个花园。巴菲特解释了他的投资哲学：“你已经搭便车了(巴菲特的朋友之间经常使用这个词，在他1963年1月18日写给合伙人的信中，指的是“coattail riding”)。不过，巴菲特不想让他的朋友们搭他的便车，如果他们真做了，他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因此，尽管芒格在和巴菲特交往的过程中，有关自己的交易都是公开的——比如，他还将巴菲特带人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电力公司的交易中——而巴菲特总是对自己的交易保密，除非对方是他的合伙人。

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巴菲特一家已经开始到加利福尼亚度假，这样沃伦就有更多时间和格雷厄姆、芒格待在一起。沃伦和苏珊会带孩子们去海边长途旅行，不过他们通常住在圣莫尼卡林荫大道上的汽车旅馆里，他和芒格会就股票谈了好几个钟头。他们在投资哲学上的差异造就了长时间的会谈。因为沃伦已经做过许多同样的投资，为了避免太大的风险。他也许会放过获利的机会，并且几乎把保存资产当成一个神圣的使命。而芒格的态度却是，除非你已经富有了，否则你可以承担一些风险——如果胜算概率不错——以使自己变得富有，他的大胆使他成为巴菲特结交的朋友中的异类。因为他的自负，所以他对巴菲特的顺从很有限。“查理有时会因为说话太激动而喘不上气来。”迪克·霍兰德表示。他是巴菲特的朋友及合伙人，在加利福尼亚这样的聚会中有时他也在场。

芒格探索寻找着大生意，他并不理解巴菲特对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迷恋。“因为他擅长解释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理论”，芒格后来写道，巴菲特“有时表现得就像一个内战中的老兵，几分钟普通交谈后，他总是插一句：“砰砰，这让我想起了葛底斯堡战役。”

芒格觉得格雷厄姆的缺点在于，他认为未来“更多的是危险，而不是充满机会”。他说，“格雷厄姆最喜欢克洛伊索斯的故事，在和波斯打仗失败后，克洛伊索斯看着自己被摧毁的帝国，回忆起梭伦说的话，‘除非结束，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生活可以被认为是幸福的生活’。”芒格开始努力让巴菲特撇掉格雷厄姆沉闷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是干弯腰检“烟蒂”而只能吸上最后一口的苦差事的精神支撑。

对美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巴菲特持积极的乐观态度，这使他能够违背他父亲和格雷厄姆的投资建议。不过，他的投资风格仍然反映了格雷厄姆的习惯，以生意终结时而不是可以继续生存的价值作为判断基础。但芒格希望巴菲特以别的而不是纯粹的数据条件定义安全边际。为了做到这些，在解决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时，芒格反对巴菲特有时不经意间冒上来的灾变理论。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一直在为货币一文不值的那一天的到来作准备，似乎这一天已经近在咫尺。沃伦远比他要现实。尽管这样，他还是倾向于不时地推测数学概率，而后得出不可避免的结沦(通常是正确的)：如果一件事情可能出错。它就真的会出错。这种思维方式就像谚语中说的“双刃剑”：这让巴菲特成为一个有才华的悲观、宿命的梦想家。他通常会用这把剑解决一些纠结的难题，有时会用非常公开的方式。

几年以前，巴菲特的另一个朋友，场外交易行纽约汉萨商人公会的赫布·沃尔夫帮助巴菲特克服了阻碍他金融追求的另外一种个性品质。沃尔夫是美国自来水厂的投资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阅读了沃伦发表在《商业和金融编年史》上的有关IDS公司的文章后，找到了巴菲特。

赫布·沃尔夫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如果有人在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洗个澡，他能告诉你这对美国自来水厂的收入的影响。他让人难以置信。一天，赫布对我说，“沃伦，如果你在一个黄金堆里找一根黄金做的针，那么找这根针就不是更好的选择。”但我有这样的习惯，隐藏越深的东西，我就越喜欢。我把这看成是一个寻宝游戏，赫布帮我走出了这种思维方式。我喜欢那个家伙。

到1962年，巴菲特已经摆脱了这种寻宝的思维方式。但是，他还有点像沃尔夫说的那样热衷于细节。他的经营已经扩张到除了比尔·斯科特，还需要再雇一个人的规模。巴菲特设法不让这个人列在他的工资单里，他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控制日常开支，能省则省，或者好一点——如下面这种情况——以让他们两个都以自由的方式处理。

巴菲特的经纪人朋友亨利·勃兰特在伍德-史特瑟斯-温思罗普公司工作。他是一个天生的侦探。一直在为BPL公司做兼职研究工作。巴菲特一直是以在他们公司交易、支付交易佣金的方式，支付勃兰特的工资。而由于他总是要支付佣金给某个人，所以勃兰特实际上是在免费为他工作。如果巴菲特决定他不再需要勃兰特的研究，他也要通过其他经纪公司执行交易。

现在，勃兰特几乎是全天候为巴菲特工作，而巴菲特则以免除他加入合伙公司的费用和不再覆盖其场外交易的佣金方式支付报酬。这两个人分享着知道一家公司最细微的细节的乐趣。勃兰特害怕问问题，和巴菲特不同，如果思考两遍会让自己觉得厌烦，他绝对不会去做。他喜欢做大量秘密的、会让人苦恼的、一丝不苟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他找到黄金针之前，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巴菲特设定了日程表，并且掌控进程以避免陷入寻宝游戏中去。勃兰特制造了好几堆1英尺高的笔记和报告。”

勃兰特为巴菲特所做的工作中，还有一部分是找到引水器，这个术语是投资作家菲利普·费希尔使用的(比尔·鲁安把费希尔的思想介绍给巴菲特)，他是增长学说的传道者，认为许多定性的因素，如保持销售增长率的能力、好的经营管理以及研发能力是优秀投资项目的重要特征：这就是芒格谈到大生意时，他所需要寻找的品质。费希尔认为，这些因素可以用来衡量股票的长期潜力，这慢慢渗透进巴菲特的思想。并且最终影响到他做生意的方式。

现在巴菲特有勃兰特帮助潜心分析那些好主意，那些主意肯定会让芒格高兴，如果他知道的话。接下来的故事，将成为巴菲特投资生涯中最光辉的时刻之一。这个机会和当时一流的商品交易商安东尼·德·安吉里斯的阴谋有很深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末，他确信自己找到了通过豆油挣钱的捷径。德·安吉里斯有一段阴暗的过去，他曾经将被污染的肉卖给政府的学生午餐计划。那时，可以说他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合法的豆油交易商了。

有一天，德·安吉里斯突然想到，没有人能精确地知道他的仓库里有多少油。他用这些油作为从银行借钱的担保物。既然没有人知道油罐里究竟有多少豆油，为什么不把数字吹大一点？那样他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

油罐放在新泽西州贝昂的一个仓库里，由美国运通公司下属的一家很小的子公司管理，这家子公司在美国运通公司这样巨大的帝国里渺小得几乎看不见。该公司负责签发仓库收据——证明油罐里还有多少油，并且可以用来买卖的文件，与格雷厄姆-纽曼从杰伊·普里茨克那里购买用来交换洛克伍德股票的可可豆仓单类似。

美国运通公司确认了油罐里的油以后，德·安吉里斯就和他的联合植物油精炼公司出售这些收据，或者以它们为抵押物，从银行借钱——51家银行。美国运通公司的这家子公司就变成了这些收据的担保人。

至于这些油罐，它们由管子和阀门组成的系统相互连接，德·安吉里斯发现豆油可以从一个油罐分流引到另一个油罐里去。这样，一加仑油的抵押功能就能被翻成两倍、三倍，甚至四倍。很快，以仓库单据为担保的贷款，实际上是以越来越少的豆油作为保障。

最后，德·安吉里斯想到实际上只需要很少的一点油，只要有能够糊弄那些检查员的量就足够了。于是油罐里装满了海水，而只在一个检查员用量尺测量的小管子里注满油。但那些检查员没有注意到差异，也没有想过从管子外再取样检测。

而到那时，仅仅在油上做文章已经产生不了足够的令德·安吉里斯满意的钱了，于是他到期货市场上做交易。期货合同给予一个人在稍后的某个日期购买豆油的权利，这是赌未来的豆油价格相对于今天的价格要高。这就像格雷厄姆——纽曼卖出可可豆的期货合同以锁定价格。一吨只需要一两美元，德·安吉里斯就可以买进成吨在9个月后的某一天交割的豆油，同时在那一天按照某一确定的价格付款。在到期之前，合同还可以出售，这就使投机比直接用20美元买进豆油而后再卖掉要便宜得多。如此延伸，借来的钱可以走得更远；德·安吉里斯通过期货市场可以控制大量的豆油。

美国运通公司的人们并没有完全睡着。1960年有匿名消息说，新泽西有些事情不对头，他们询问了德·安吉里斯及其员工们。德·安吉里斯直直地坐在调查者的面前，圆桶状的身材就和那些装满了海水的油罐一样，他设法给了显然令他们满意的答案。

1963年9月，德·安吉里斯看见了又一个挣大钱的机会。苏联的向日葵这一年歉收，有谣言散布说苏联人将会改用大豆油，德·安吉里斯决定垄断大豆市场，迫使苏联从他那儿购买涨价的大豆。对他可以买多少大豆期货，当时并没有特别的限制。事实上，他可以，也确实做到了，他控制了比这个星球上实际有的还要多的豆油，他从他的经纪人艾勒·豪普特公司大笔融资，并且在期货市场上买进了12亿磅的大豆油。这么大的赌注意味着，他只能承担得起大豆油的价格往一个方向上走——上涨。

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似乎不准备批准苏联的这笔生意。豆油价格崩溃了，市场一泻千里，一下蒸发了1.2亿美元。豪普特开始敦促安吉里斯履行义务，但是安吉里斯用借口挡了回去。当豪普特的资金也开始出现短缺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这家公司，而豪普特被迫破产。现在，德·安吉里斯的借款人手中拿着没有价值的仓库收据，他们雇用了调查员，并且转向收据的发行人——美国运通公司子公司，要求后者赔偿他们1.5亿~l.75亿美元的损失。而美国运通公司子公司也终于发现，油罐里装得满满的不是什么别的，而是毫无价值的海水，公司股价因此暴跌。这个故事一时成为当时报纸上的猛料。

两天以后的星期五，1963年11月22日，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州遭到暗杀。

当一个人进来说肯尼迪遇刺时，巴菲特正在办公楼下的自助餐厅和熟人阿尔·索伦森吃午饭。巴菲特返回楼上办公室发现，纽约交易所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股票跳水，交易量很大；道琼斯指数半个小时下跌了21个点，市场损失了110亿美元。接着，交易所休市，这是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在交易时间紧急休市。不久，美联储发表信心声明。那意味着全球各国的央行将合作打击针对美元的投机。

暗杀事件举国震惊，人们悲痛、愤怒，感到耻辱。学校放假，企业也关门停业。那个周末，巴菲特回家坐着，和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一起，收看一直不停播放的电视报道。他并没有显露出多少情感上的冲动，然而也是超常的严肃。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总统暗杀事件通过电视在全球播出。第一次，通过电视这个媒体，震惊和悲痛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刻，美国人除了这次暗杀，其他什么也不想。

理所当然，美国运通公司的丑闻也被放进了报纸内页，而头条新闻则是这起骇人听闻的暗杀事件。不过，巴菲特继续关注该公司，公司股价没有从周五休市时的重创中恢复，反而继续下滑。对这个美国最有声望的金融机构的股票，投资者们纷纷避之唯恐不及，股价被拦腰砍掉一半。事实上，美国运通公司能否幸存下来尚不清晰。

这家公司是一个刚刚崛起的金融发电所。由于现在一般人都能负担得起航空旅行，他们把这家公司价值5亿美元的旅行支票已经带到了全世界。5年前，它发行信用卡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家公司的价值在于它的品牌，美国运通公司卖的是“信用”。它名誉上的污点是否会渗透到客户的意识里，以至于他们以后再也不相信这个名字了？巴菲特开始走访奥马哈的饭馆，以及那些接受美国运通公司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地方产在了解这个案子时，他带上了亨利·勃兰特。

勃兰特探访旅行支票的使用者、银行柜台出纳、银行职员、饭馆、旅馆，以及持有信用卡的人们，以衡量和竞争者相比，美国运通公司做得究竟怎样，以及它的旅行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是否会下降。他带回来有1英尺高的材料。巴菲特分类看过后作出判断，客户们仍然很高兴和美国运通公司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华尔街的污点还没有传播到大街上去。

霍华德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但沃伦把他的注意力全部倾注到了美国运通公司上。那时，他拥有合伙公司成立至今的最大规模的资金储备：1963年300万美元的巨大股票收益，以及1964年1月1日新流入的500万美元。他自己的钱也已经膨胀了：他现在拥有180万美元。1964年年初，BPL公司的资本就接近1750万美元了。在霍华德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沃伦开始以亢奋的冲刺速度投资美国运通公司，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以保证在不推动股价的情况下，买到尽可能多的股票。仅仅在5年以前。他还不得不四处搜索，以买到几万股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以前。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投资过。在他的生命中，他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用这么多的钱，以这么快的速度去投资。

葬礼这一天，有500多个人来悼念他的父亲，但沃伦一直沉默地坐着。无论在霍华德的一生中，他的观点是多么有争议。人们最终还是表达了对他的尊敬。葬礼过后，沃伦在家待了几天。”他看电视上国会就标志性的人权立法问题辩论，以分散注意力，回避令人不快的想法。回到办公室后，他继续以忙碌的节奏购买运通公司的股票。到1964年6月底，霍华德去世后两个月，他已经在这只股票上投了3万美元，是合伙公司的最大投资。虽然他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可以看得见的悲痛的迹象气可他在书桌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张父亲的巨大肖像。葬礼过了几个星期后的某他的头部两侧出现了秃秃的两块。由于这次打击。他的头发脱落了。

27. 愚蠢行为（奥马哈、新贝德福德，1964～1966）

霍华德去世6个星期以后，沃伦做出了让人出乎意料的举动。这次绝非钱那么简单了。他认为既然美国运通公司做错了，就应该承认并且赔偿损失，公司总裁和霍华德·克拉克已经提议给银行6000万美元以解决问题，并且表示公司在道义上负有责任。可是一部分股东提出诉讼，认为运通公司应该保护自己而不是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巴菲特提出，他代表管理层的计划去作证，以解决日前的问题，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我们觉得，三四年后这个问题也许会提升公司的形象。因为它建立了远超过一般商业企业的金融正直和责任方面的标准。

但是，美国运通公司并不愿意为了成为榜样而出这笔钱，它仅仅想躲避败诉的风险，因为那会给公司的股票蒙上阴影。它的客户们也毫不在意，“豆油丑闻”并没有在他们心中留下足够的印象。

在给运通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的信中，巴菲特指出了公司面临的两条路。他还在信中表示，美国运通公司应该负起责任并且赔偿银行6000万美元，“比起它宣称为其附属机构的行为负责的言论，意义要重要得多”。他将这6000万美元描述成就像在邮寄中弄丢的红利支票，从长期看是无关紧要的。

苏珊曾经不小心将红利支票扔进了炉子，可她一直没有勇气将这个意外告诉丈夫。现在，如果她知道丈夫竟然如此绅士地处理邮寄中搞丢的6000万美元红利支票，一定会感到作常震惊。那么。现在为什么巴菲特会对美国运通公司是否拥有“远超过一般商业企业的金融正直和责任方面的标准”感兴趣呢？正直的名声被看成一个企业更应该拥有的想法从何而来？为什么沃伦想去作证？他已经有和他父亲一样的诚实，现在看起来他还继承了霍华德对原则问题大发评论的喜好。

巴菲特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所投资的公司的管理。但是，在过去他并没有试图将他的投资转化成教堂，在传送捐款箱的时候还可以讲道。而现在，他没有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霍华德·克拉克的门口，游说后者要保持坚定的立场，尽管已经有部分股东提起了诉讼。

我有个习惯，喜欢顺便走访别人，和不同的人谈话。有一次，霍华德对我说，如果我能再多留意一下组织结构，那就更好了……他说这些是很善意的。

似乎是为了确认巴菲特的感觉——道德上的诚实、正直也有金融价值，运通公司在付清了所有解决费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股价一度下滑到不足35美元后，又上升到超过49美元。到1964年11月，巴菲特的合伙公司拥有超过430万美元的运通公司股票。它还在另外两家公司押了大赌注：得克萨斯海湾制造公司460万美元，纯石油公司350万美元，这两家都是“烟蒂”。这三项投资已经占了整个投资组合的一半有余。而到1965年，仅对运通公司的投资就占了1/3。

合伙公司1962年成立的时候，只有720万美元的资金。巴菲特一点也不害怕集中加注，他一直不停地买进运通公司的股票，到1966年已经在该股票上花了1300万美元。他觉得合伙人们应该了解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我们远远没有像大多数投资机构那样，进行多样化投资。也许我们会将高达40%的资产净值投资于单一股票，而这是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我们的事实和推理具有极大可能的正确性，并且任何强烈改变投资潜在价值的可能性很小。”

以他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世界观来看，巴菲特的冒险之旅走得更远。格雷厄姆所支持的讲究实际的定量分析方法是速度裁判员的世界，是那些仅做纯数据工作，弯腰捡“烟蒂”的驼背者的世界。每天早上过来工作，浏览《穆迪手册》或者标准普尔公司的周评，以满手的数字为基础寻找便宜的股票，然后打电话给特雷迪-布朗-纳普公司的汤姆·纳普下单买入，休市了就回家，晚上睡个好觉。正如巴菲特谈起这些他喜欢的方法时所说的，“更多的有把握的钱是由明显的定量决定挣来的”。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数据统计出的低价股的数字会一下收缩至零，而且因为那些“烟蒂”一般都是些小公司，如果是拿一大笔钱来投资，这种方法就不奏效了。

虽然还在用那种方法继续工作，但在美国运通公司一事上，巴菲特已经拥有了后来他称之为“高度可能性的洞察力”，这搅乱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核心思想。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美国运通公司的价值并不是来自现金、设备、房地产或者其他可以计算的资产，如果有必要清算。它所拥有的不过是对它的客户们的信誉。巴菲特把他的合伙人的钱——艾丽斯的遗产，汤普森博士的积蓄，安妮·戈特沙尔特和凯瑟琳·埃伯菲尔德的钱，安琪夫妇一辈子的积蓄以及埃斯蒂·格雷厄姆的钱——全部押在这个信誉赌注上。这是查理·芒格说起这桩“伟大的生意”时，一直不停提到的竞争优势。而这正是菲利普·费希尔提到的更弱智的分类方法，它用的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对。

巴菲特在后来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购买“正确的公司(有合适的前景，天生的工业化条件，管理，等等)”意味着“价格会一路走好……这也是能让收银机真正唱歌的原因。但是，这并不经常发生，就和洞察力一样。当然，定量分析不需要洞察力——数字会如一个棒球拍一样狠狠地击中你的头。因此，大钱往往是那些能够作出正确的定性决策的投资人挣到的”。

对定性分析方法的新的强调是在1965年年底，巴菲特向合伙人宣布取得巨大成果时获得了回报。在年度报告中，他比较了这累累硕果和早先舆论发布的他会以一年10%的优势击败道琼斯指数的预期——谈到这令人炫目的业绩时，巴菲特表示，“很自然，没有一个作者喜欢被这样一个错误公开羞辱。它不太可能会被重复”。尽管说了这些讽刺的话，但他已经开始了一个避免合伙人高预期的传统。随着杰出战绩的记录越来越长，巴菲特的信开始只着重关注衡量成功与失败。他频繁使用“有罪”、“难堪”、“失望”或者“过失”这样的字眼，包括用来形容他所谓的错误——他一直执著于不让任何人失望。当阅读者们开始识别出这种模式时，一些人认为他在操纵他们，而另外一些人责怪他伪装谦虚。几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在这场不安全的奔跑中他的感觉有多深。

在霍华德去世的第二年，沃伦开始考虑用某种方式来怀念他——比如捐助一所大学，但是他似乎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完美的手段。

之前，他和苏珊已经成立了巴菲特基金会，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小规模的捐助。但这不是他心里面想为父亲做的。沃伦并不想成为一个慈善家，是苏珊喜欢分配资金，并且也是她在掌管基金会。相反，巴菲特毫不松懈地紧张工作。在美国运通公司这件事上打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垒打后，1965年4月，巴菲特从奥马哈国家银行的信贷部挖来了约翰·哈丁，让他专门负责公司的行政管理。哈丁接手工作时，巴菲特如此警告他：“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永远做下去，但如果我辞职了，你也将会失业。”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一点要辞职的迹象。哈丁曾希望学会投资，不过这份野心很快就破灭了。“我曾有独立处理投资事宜的想法，但一看到沃伦是多么优秀时，这种想法就消失了。”他说。取而代之的是，哈丁直接地将大部分钱投入了合伙公司。

除了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运通公司股票像铲东西一样铲进BPL，沃伦正在寻找需要履行和协调的更大的交易。大的“烟蒂”和“定性的”分类裁判交易，与在家里通过浏览浴袍里的《穆迪手册》找到的完全不同。他的下一个目标，另一个“烟蒂”，远离奥马哈。

巴菲特网络里的每一个格雷厄姆信徒都在寻找新的主意，丹尼尔·科文带来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一家纺织品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正以低于资产价值的折扣待售。巴菲特的想法是买下这家公司，清算后分成一块一块出售，最后关闭。这家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时，沃伦已经从失去父亲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满脑子都是这个新念头。

巴菲特开始围着这家公司打转，并且观察它。而且，他开始从容地收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这一次，不论好坏，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具有马萨诸塞州个性的人管理的这家公司。

西伯里·斯坦顿，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很不情愿地关闭了十几个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剩余的工厂则沿着新英格兰日渐没落的城镇的河边蔓延，就像一座座长期无人供奉的红砖寺院，空空如也。

这已经是第二个斯坦顿掌管公司了，他被一种宿命感所笼罩。站在新贝德福德满是岩石的海岸边，就像国王克努特一样，命令具有毁坏能力的潮汐赶快撤退。和克努特不一样的是，他事实上想过潮汐会听命于他。美国哥特式的新英格兰版本在生活中上演，西伯里以他高大的身材冷冷地往下凝视着来访者——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设法找到他的话，他会这么干。他隐蔽在一个偏僻的、远离织布机喧嚣、位于顶层阁楼的办公室里，到那儿需要走过一条又窄又长的楼梯，门口还有他秘书的秘书把守。

新贝德福德是这家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曾经像新英格兰王冠上的钻石那样闪闪发光，曾几何时，那些从它的港湾出发去捕杀抹香鲸的渔船使它成为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到1854年，每年捕鲸的收入等于l200万美元，这让新贝德福德成为在南北战争之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级富裕的城市。”斯坦顿的祖父，一个捕鲸船的船长，也是当时掌管这个世界上最恃强凌弱的生意之都的几个家族之一的头领。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抹香鲸越来越稀少，捕鲸船为了寻找弓头鲸不得不一直向北冒险进发，最终抵达北冰洋。

1871年的秋天，新贝德福德的很多家庭并没能等回他们的儿子和丈夫。由于当年冬天来得出奇的早，22条船不幸陷在北冰洋的冰里，再也没有回来。于是，新贝德福德再也不复从前，曾经的支柱——捕鲸生意也没能够复兴。随着鲸鱼的供应萎缩，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在减少。1859年，石油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土地里汩汩涌出。之后，煤油代替日益稀少的鲸鱼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随着维多利亚式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物品，如妇女穿的紧身衣、蓬蓬裙、精致的阳伞以及马鞭等，从家里的架子上逐渐消失，用于这些物品的有弹性、像梳子一样的鲸鱼须便没有了市场。

1888年，家里做茶叶生意的霍雷肖·哈撒韦和他的会计约瑟夫·诺尔斯组建了一个由多人参与的合伙公司，准备跟着他们眼中的下一个生意潮流干。他们建了两个纺织品厂，艾卡什奈制造公司和哈撒韦制造公司。其中一个合伙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华尔街女巫”——海蒂·格林，她是家族船运生意的女维承人，在新贝德福德长大。为了办理贷款和投资，她曾驾驶渡船从霍博肯租住的公寓一直开到了纽约。她昂首阔步走在曼哈顿下城，裹着旧式的黑色羊驼长袍，披肩在脖子上绕了又绕，还戴着一顶老掉牙的带面纱的帽子，整个看起来就像是只苍老的蝙蝠。她的打扮如此古怪，并且吝啬得出名，因此甚至有谣言说她用报纸当内衣穿。而在她于1916年逝世之前，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有这样的投资者支持，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了一个又一个，负责将那些从南方来的船只上卸到新贝德福德码头的一摞摞棉包进行梳理、卷轴拉丝、纺织、染色。国会议员威廉·麦金利，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主席，不时会来到这个地区给新的工厂剪彩，他还赞助通过了一个可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护纺织工厂的关税条文，因为那时在其他地方，制造纺织品已经相对便宜了。因此，即使在一开始，北方的纺织厂也需要政治的帮助才得以生存。20世纪早期，一项新技术——空调——使工厂得到了革新。空调可以精确控制空气里的湿度以及其他微粒物质，这样再也没有证据说明，将棉花从劳动力便宜的南方运到寒冷的新英格兰海岸是一件很经济的事情了。诺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斯坦顿眼看着一半竞争者的工厂转移到了南方。留下来的工厂里的工人们不堪被反复地降低工资，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罢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给他们的老板狠狠一击。他的儿子回忆说，詹姆斯·斯坦顿“不太情愿再去花股东的钱购买新设备，因为生意非常糟糕，前景也不确定”，于是，詹姆斯用分红的方式抽回了资本。

到他的儿子、哈佛毕业生——西伯里·斯坦顿1934年接管公司时，这个破旧的哈撒韦工厂每天还能嘎吱嘎吱地摇出几匹布，西伯里开始被一种自认为是拯救纺织工厂的英雄的想法占据。他说，“一家拥有最先进的机械、管理高明的纺织公司在新英格兰肯定会有一席之地”，他和他的兄弟奥梯斯·斯坦顿构思了一个为期5年的现代化计划。他们投资了1000万美元用于安装空调、电梯和头顶上的传送带，改善了照明，还在公司脆弱的红砖大楼里配备了具有未来感的更衣室。工厂从生产棉布转为生产人造丝——穷人的丝绸，在战争期间还生产人造丝降落伞布，这些使他们的生意出现了短暂的兴隆。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廉价的国外劳动力始终能把价格压低到客户们愿意接受的水平。为了竞争，西伯里不得不在他的新工厂里挤压工人们的报酬。但是年复一年，浪潮拍打着他的海岸——更便宜的外国布料，更好的自由竞争以及南方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威胁着他的工厂。

1954年，凯罗尔飓风14英尺高的风暴巨浪倾泻入哈撒韦位于海湾街的总部。虽然公司独特的钟塔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可海水带来的垃圾、各种碎片淹没了大楼里的纺织机和纱布。在这种情况下，反应很明显，哈撒韦应该加入南迁的队伍，而不是重建工厂。可是取而代之的是，西伯里将哈撒韦和另外一家工厂——伯克希尔精细纺织公司合并，试图筑起抵抗浪潮的堤岸。

伯克希尔精细纺织公司的产品包罗万象，从最挺的斜纹布到最纯的薄纱、优质的窗帘凸花条纹布、精美的横罗纹衬衫衣料，等等。伯克希尔的主人马尔科姆·蔡斯坚定地拒绝为现代化投资一个子儿。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莱迪就读哈佛商学院时，曾于1954年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却得到了这么一个令人气馁的结论，失望之余，他卖掉了伯克希尔的股票。

蔡斯很自然地反对西伯里·斯坦顿对现代化的需求，但是新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被斯坦顿的使命感所掌控。他简化了公司的生产线。专注于生产人造丝，产量达到全美男装西服衬里的一半。”因为斯坦顿掌管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一年要使用将近250亿码的织物，斯坦顿继续开始“无情的”现代化进程。又砸入了数百万美元。

这一次，他的兄弟奥梯斯开始怀疑继续留在新贝德福德的可行性，可西伯里认为纺织厂南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拒绝放弃复兴工厂的梦想。

1962年，当丹尼尔·科文就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事与巴菲特接触时，巴菲特已经知道了，就像他知道美国的任何一个这样规模合适的生意一样。注入公司的资金意味着伯克希尔——根据会计师的核算——作为一门生意价值2200万美元，或者是每股19.46美元。可是，在连续9年的亏损以后，任何人都能以仅仅7.5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巴菲特开始买入了。

西伯里也一直在买伯克希尔的股票，用其他还没有投入工厂的现金每两年进行一次要约收购。巴菲特认为西伯里会继续这种操作，这样他就可以合理安排自己交易的时间，只要股票变便宜了就买入。而价格一旦上升，就又把股票卖回公司。

他和科文着手买入股票。但如果有人知道巴菲特在买哪只股票，就很有可能会推动股价上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巴菲特通过特雷迪-布朗公司的霍华德·布朗购买股票。这家公司是巴菲特最喜欢的经纪商，因为那儿的每个人，尤其是布朗，守口如瓶。这对于巴菲特坚持保密性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特雷迪-布朗公司给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账户编的代码是BWX。

当巴菲特来到坐落于华尔街52号的这间小小办公室——巧合的是，这和本杰明·格雷厄姆曾经工作的地方同属一幢艺术装饰大楼，感觉就像进入了一家地板上铺着黑白相间的瓷砖的老式理发店。靠左的一个小办公室坐着公司秘书和办公室经理，右边是交易室，再过去是一个租用的小隔间，水冷却器和衣帽架几乎占了一半的空间——作用类似于某种壁橱——沃尔特·施洛斯就坐在那张磨损的办公桌前经营着合伙公司。通过一成不变地使用格雷厄姆的方法，自离开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以来，他每年的投资回报超过20%。他用股票交易佣金代替现金支付应该给特雷迪-布朗公司的租金。不过他的交易很少，所以在房租上他占了大便宜。他将其他开销缩减到不能再缩了：订阅《价值线投资观察》，一些纸和笔，地铁代币，就再没有其他的了。

交易室的中心放了一张20英尺长的木头桌子，这还是这家公司在它通往垃圾场的路上给捡回来的。桌子表面满是几代学生们用铅笔刀刻出来的记号。如果想要在纸张上写数字，必须得在纸下面垫一张书写板；否则，“托德爱玛丽”这样的字眼就会被嵌入文字里。

在这张被孩子们弄得伤痕累累的桌子的一边，是霍华德·布朗的领地。他和他的合伙人面对着公司的交易员——和所有的交易员一样——他坐在那儿，忐忑不安、焦虑地等待着可以让他交易的电话铃声。紧挨着布朗的桌子旁边的一块空地被用来当做“来访者的桌子”，最便宜的木制文件橱柜沿着墙壁摆放。

纽约没有哪个地方能像特雷迪-布朗“来访者的桌子”一样，让巴菲特觉得宾至如归了。这家公司还涉足套利交易、预测以及“数桩”(正在被收购或者分解的公司)——各种各样，只要他喜欢就行。它还交易如牙买加（皇后）水务公司的为期15年的股票期权——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权利，一旦有预测纽约将接管这个水务公司，股价就会上涨；等预测暂时平静了，股价又会下跌。特雷迪-布朗每次在它们下跌时买入而在上涨时抛售，反复一次又一次。

这家公司还擅长搪塞那些没名气的、被低估的企业管理层，努力挤压出隐藏的价值，和桑伯恩地图公司案例中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们总是身处诉讼。”一个合伙人表示。它的一切都沾染着过去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时的气息，和美国运通公司这样的巨大交易没有一点相似，不过巴菲特喜欢这儿的气氛。汤姆·纳普研究股票，而如果不是在精心策划交易，他会整天密谋一些恶作剧。他征用了一个巨大的储存柜，里面装满了他和巴菲特因失误买下的面值为4美分的蓝鹰邮票和缅因州海岸线的地形图。这堆地形图还在不断地加厚，因为纳普把从股票上挣的钱全部倾注在买缅因州海岸上去了。那堆蓝色的“老鹰”在慢慢减少，被用于邮寄给巴菲特的一堆粉单上了，每周一次，每次40张邮票，周周如此。

其实，粉单上有关那些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报价，在打印时就已经过时了。巴菲特把这些粉单仅仅当做是电话市集的起点，在数不清的经纪人电话里，也许会有一个要用到这个报单来达成交易。通过他的经纪人利用这个系统工作，他可是个行家里乎，缺少公开发布的价格帮助减少了竞争。而如果有人愿意给每一个市场参与者打电话，并且无情地压榨他们，那么和那些缺少精力或者懦弱的人相比，他就拥有很大的优势。

布朗会给巴菲特打电话，让他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5美元一股的某股票的卖盘报价。

“嗯，4.75美元买入。”巴菲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如钓鱼甩竿一样，这样做是为了测出这个卖家到底有多饥饿。

询问了顾客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更低的价格后，布朗将会告知巴菲特这样的回复：“对不起，低于5美元，对方不接受。”

“不予考虑。”巴菲特将会回答。

几天以后，布朗又会再次致电巴菲特：“4.75，美元卖出价，已经搞定，那我们也一样以4.75美元买入。”

“对不起，”巴菲特这回将立刻回答，“4.5美元买入价。”

布朗又要回致卖方，而对方肯定会表示，“怎么回事？4.75美元怎么了？”“我们仅仅是传递信息。4.5美元买入价。”

电话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直到一周以后，布朗又来了，“搞定，4.5美元买入价”。

“对不起，”巴菲特将会回答，同时又压了0.125美元，“4.375美元买入价。”

就这样，他以巴菲特特有的方式不断压价。很少——几乎没有——他会因为非常想得到一只股票而抬高报价。

巴菲特第一次下单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是在1962年12月12日，2000股，每股7.5美元，另付经纪人佣金20美元。他告诉特雷迪-布朗要一直买。

科文从董事会成员斯坦利·鲁宾那儿获得关于伯克希尔的信息，他是公司最顶级的销售人员，同时正好是另一位董事会成员奥梯斯·斯坦顿的朋友。奥梯斯·斯坦顿现在觉得他的兄弟遥不可及。躲在秘书们把守的象牙塔里，随着他崇高的愿景和现实之间的碰撞越来越糟糕，西伯里喝的酒也越来越多。现在，奥梯斯和西伯里极其不和。他认为西伯里应该接受罢工，而不是满足工人对更高工资的需求。他也不赞成他的兄弟就继承人作出的选择，西伯里的儿子杰克，是一个非常令人愉悦的年轻人，可是不适合这个工作——根据奥梯斯的判断。而奥梯斯对于西伯里的继任者有自己的想法——肯·蔡斯，现任公司的副总裁。

似乎收购的威胁即将到来，西伯里·斯坦顿立刻对巴菲特的购买作出反应，进行了几次要约收购。而这正是巴菲特所希望的，因为他的购买是建立在最终西伯里会收购股票的预期之上的。他要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保留，而是要出售。虽然如此但每一项交易里既会有买家，也会有卖家。到目前为止，西伯里·斯坦顿已经抵挡住便宜的外国布料的挤压和凯罗尔飓风的袭击。除了西伯里会变成巴菲特那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巴菲特会变成西伯里那样。

最终，沃伦决定自己驱车前往新贝德福德去看一看。这是唯一一次，他不是顺便走访。一般是由非常忠于西伯里的塔波尔小姐来决定，哪些来访者可以通过一道道玻璃门，沿着狭窄的楼梯，来到位于顶楼的西伯里的办公室。当她严肃地带领沃伦走进西伯里那经过豪华装修、有舞场那么大、镶嵌了木头的藏身之处时，沃伦看见西伯里那张桌子附近根本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很显然，这个男人通常是让人们站在他的而前，而他就坐在那张桌子后面。指挥他们干这干那。

两个男人在角落里一张令人不舒服的长方形会议桌旁坐下。巴菲特询问斯坦顿，下一次要约收购打算怎么做。斯坦顿透过架在鼻子上的金丝边眼镜看着他。

他相当热诚。接着他说，“我们也许会在这些天进行一次要约收购，你打算以什么价格出售呢，巴菲特先生？”或者类似这样的话。那时股票价格大约9美元或者10美元。
我说如果他们要约收购，我会以11.5美元出售。他又说，“好，那你能保证如果我们收购。你会卖给我们吗？”
我回答，“如果是很快，而不是20年以后，我会的。”
我愣住了。我感觉到不可能再买到股票了，因为我太了解他将会干些什么了。于是我回家了，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属于波士顿第一国家的老殖民信托公司的来信，信中的要约收购价格为11.375美元。这比之前达成一致的价钱要少12.5美分。

巴菲特火冒三丈。“这真的把我惹火了。要知道，这个家伙正在企图骗走1/8个点，而事实上那时他已经和我握手表示成交了。”

巴菲特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而斯坦顿却企图欺骗他。巴菲特派科文去新贝德福德规劝斯坦顿不要背信弃约。可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斯坦顿否认他和巴菲特达成过什么交易；他告诉科文那是他的公司，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真是个错误。因为这次欺骗，西伯里·斯坦顿将会非常非常难受。巴菲特决定——不再出售股票——相反，现在他要买这家公司。

他发誓他将得到伯克希尔，他会把它整个买过来。他要拥有它的库存、纺织机、纺锤。这是一家垂败的、没有希望的企业，实在不值得这样做。可是它很便宜，并且他很想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斯坦顿拥有它，而巴菲特和其他的股东们更值得拥有它。在巴菲特的决定中，他忽略了在丹普斯特得到的教训—只保留了一个。而这一个恰恰是他应该忽略的。

巴菲特派出侦察员去寻找更多集中持有的股票。科文手中有足够的股票进入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但是，其他人也开始注意到了。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老朋友杰克·亚历山大和同班同学巴迪·福克斯成立了一家合伙投资公司。“某一天，我们发现沃伦正在买伯克希尔·哈撒韦，”他说，“于是我们也开始买。”在一次从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办公室前往纽约的旅途中，他们告诉巴菲特，他们也在跟着他买伯克希尔，“他感到十分不安，他说，‘看看，这回你们搭错地方了。但那是不正确的，砍仓吧’”。

福克斯和亚历山大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就做错了？巴菲特让他们搞明白了，他正在寻求伯克希尔的控制权。但即使这样，对于这群格雷厄姆的门徒来说，搭顺风车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消遣，这被看做是运动行为。实际上，巴菲特收购了他们的股票。他说，我比你们更需要它。他们同意以当时的市场价格将股票卖给他，因为很显然这对他关系重大。而且，看来他还有其他的秘密方式接近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家公司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重要，可很显然对他巴菲特非常重要。”亚历山大说。

和福克斯以及亚历山大一样，还有一些人也成为巴菲特的观察者，像追踪大脚怪的足迹一样，跟踪着巴菲特的投资举动。这些造成了对这只股票的竞争。巴菲特让这些格雷厄姆的追随者们明白，他们最好不要染指伯克希尔。唯一的例外是亨利·勃兰特；作为对他服务的报答—他让勃兰特以低于8美元的价格买进这只股票。他开始让自己看起来有点狂妄自大，这令一些人觉得很不愉快。可是，他一贯表现出的脚踏实地又让他们着迷，甚至他的吝啬也变成了光环的一部分。在很多年里，他可能都是那唯一的一个，虽然通常在纽约做生意，却不仅设法混到了免费寄宿(在长岛，和弗雷德·库尔肯的母亲安妮·戈特沙尔特住在一起)，而且得到了免费落脚的办公地点(在纽约是特雷迪-布朗)。

现在，所有使投资伯克希尔免成错误之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除非巴菲特能够搞清楚怎样才能让它经营得好到足以让苏珊水远能穿貂皮夹克。他又去了一次新贝德福德，这次是去看看继承人杰克.斯坦顿。这个人将会从西伯里，斯坦顿手上接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需要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是这位斯坦顿先生声称自己很忙，派了肯·蔡斯陪同巴菲特在工厂里走了走。(和马尔科姆·蔡斯没有什么联系。伯克希尔精细纺织公司和哈撒韦合并后，马尔科姆·蔡斯担任董事会主席。)

杰克·斯坦顿根本不知道他的叔叔建议让蔡斯代替他，来接过西伯里的棒。

肯·蔡斯是一位专业的化学工程师，47岁，安静、自制，而且真诚。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未来掌管这家公司的竞争者；巴菲特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而蔡斯仔细解释，他总共花了两天的时间，教巴菲特有关纺织生意上的事。他的直率和态度给巴菲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斯很明白地表示，他认为斯坦顿家族将钱砸入这样一个日薄西山的行业实在是很愚蠢。当旅程结束，巴菲特告诉蔡斯，他会和他“保持联系”。

大约一个月以后，斯坦利·鲁宾按照巴菲特的要求，去劝说蔡斯不要接受另一家纺织工厂的工作。同时，巴菲特正积极争取更多的股票，包括蔡斯家族里不同成员所拥有的股票。

巴菲特最后的目标是奥梯斯·斯坦顿，后者很希望他的兄弟退休。奥梯斯对西伯里的儿子杰克很没有信心，而且他也怀疑西伯里是否真的愿意交出掌管公司的权力。

奥梯斯和他的妻子玛丽同意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苏塔俱乐部和巴菲特见面。他们在这座象征新贝德福德曾经的辉煌，具有优雅意大利风格的大楼里吃午饭，席间奥梯斯确认了他愿意出售股票，条件是巴菲特要跟西伯里出一样的报价。巴菲特答应了。接着，玛丽询问出于家族感情，他们是否可以从即将出售的2000股中留下几股，就几股而已。

巴菲特拒绝了。要么全部，要么就一股也不要。

奥梯斯·斯坦顿的2000股将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权提高到了49%——这足以保证他能有效控制公司。带着掌握一切的骄傲，4月的一个下午，巴菲特在纽约和肯·蔡斯会面。他们散步走到第五大道的广场和中央公园南端，巴菲特请客，吃那种插在棍子上的冰淇淋。没吃两口他就切入正题，“肯，我想让你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你怎么考虑？”既然他现在控制了这家公司，他说，就可以在下一次董事会上更换管理层。尽管鲁宾说服蔡斯不要接受另一份工作时给过他暗示，可他现在还是被巴菲特的选择吓住了，肯·蔡斯答应在董事会开会前保持沉默。

尚未意识到自己命运已经被改变，杰克·斯坦顿和妻子从新贝德福德赶到广场饭店和巴菲特及苏珊会面，他们一起吃了早饭。凯蒂·斯坦顿为她的丈夫说好话，那是一个与后者相比而言更主动的女人。在谈到一个吸引巴菲特夫妇的话题时，她抛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才是关键：巴菲特当然不会推翻新英格兰这家世袭工厂留传下的家族管理传统，而让肯·蔡斯这样的工厂小人物来主持大局，要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一直在打理这门生意。她和杰克已经融入了沃姆苏塔俱乐部。更重要的是，和苏珊一样，凯蒂也是初级联盟的成员。

她是个非常好的人。不过，她认为杰克因为他的父亲就应该有权接管公司，这给我印象很深。她的请求中一部分内容是说肯.蔡斯真的和杰克跟她以及我和苏珊不是同一阶层的人。

可怜的凯蒂，她对着说好话的恰恰是如此蔑视世袭的一个人，并且对奥马哈的权贵嗤之以鼻。

现在对杰克来说已经太迟了。同样对西伯里而言也太迟了，他曾经独裁统治着这家公司；而在董事会一个朋友也没有。甚至他自己的主席，马尔科姆·蔡斯也不喜欢他。因此，在巴菲特的支持者们于1965年4月14日，为提名巴菲特加入董事会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他凭借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支持很快被选为执行董事。

几个星期后，巴菲特飞往新贝德福德，迎接他的是《新贝德福德标准日报》的头条新闻——“‘外部利益’接管公司”。那这个编造的故事激怒了巴菲特。他从丹普斯特得到的教训就是。永远、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贴上清盘人的标签——这会招致全城人的憎恨。巴菲特向媒体发誓，他会让公司的运营一切照旧。他否认收购会导致关闭工厂，并且在公开场合发表了这个承诺。

1965年5月10日，董事会会议在新贝德福德的总部召开。会上提出给即将退休的负责销售的副总裁一份丰厚的退休金，批准了上一次会议通过的详细内容，并且同意给职工增加5%的工资。接着。整个会议变得怪异起来。

70岁的西伯里，近乎全秃的头上遍布着老年斑，宣布他已经计划于12月退休，而让杰克来接替他的位置。不过，他又说，他不可能“在一个他无法拥有完全权威的机构”继续担任总裁。只有像他这样傲慢的性格，才会让他接下来——尽管反叛者已经接管了这艘船，但这还是可以想象的——又说了一通，表彰了一下自己的功绩。接着他提出了辞呈，董事会接受了。杰克·斯坦顿跟着又添加了一小段尾声。他说，如果他在12月接任总裁，他很确定，这将意味着“继续成功和有利润的运营”。董事会成员耐心地听着，然后同样接受了他的辞职。

到那时，杰克·斯坦顿才放下他手中的笔，停止记录会议内容，而那两段发言已经被记录在内了。然后，两位斯坦顿昂首阔步地走出了房间。这时，董事会所有的人似乎都停顿了，然后轻松地叹了日气。

接下来的会议进程很快，董事会选举巴菲特担任主席，确认肯·蔡斯将会主管——巴菲特一时愚蠢——费尽心思争取来的这家命中注定的公司。几天以后，巴菲特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如此解释他对纺织生意的看法：“我们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这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尝试去接触一门生意。对投资而言，价格是很大的因素，它会决定最后的想法。我们以一个好价钱买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

后来他重新修正了这个观点。

就这样我买入了我自己的“烟蒂”。而且我努力抽着。你沿着街道走，也许也会碰到一个“烟蒂”，它湿漉漉的让人很恶心，你避开了。可这是不要钱的……也许只剩一口。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没有多少烟了，只剩下湿漉漉的“烟蒂”在嘴里。那就是1965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我的很多钱被套在这个“烟蒂”里了。
如果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可能我的情况会更好。

28. 干燥的火种（奥马哈，1965～1966）

现在苏珊不仅在家庭，而且在社会上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她开始要求沃伦停止他对事业的狂热。巴菲特合伙公司被美国运通公司填得就像一只感恩节的火鸡，1965年年底的资产达到了3700万美元，在这一只股票上的利润就超过了350万美元，美国运通公司的股票价格先升到50美元，然后又到了60美元，接着到了每股70美元。沃伦挣了超过250万美元，这使他和苏珊在合伙公司的股权达到了680万美元，而他才35岁。按照1966年的标准，巴菲特夫妇已经进入富人行列了。他们需要多少钱？他还将以这样的速度前进多远？而苏珊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很富有了，应该考虑为奥马哈多做些事情了。

1966年，苏珊因为找到了她一生的事业而使得她整个人熠熠生辉。她开始接近黑人社区的领导人，在奥马哈到处走，斡旋于种族局势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城市幕后的各种关系中，为其出谋划策、协调，引导、宣传。每年夏天，这个国家的主要城市，种族骚乱紧随未成年人案件让警察头痛不已。在前一年，马丁·路德·金发布号召：废除工作场所和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还不够，居住地点的种族隔离也必须废除。这个想法吓坏了很多白人，尤其是在发生骚乱的洛杉矶瓦茨地区随后演变成纵火、冷枪、打劫的交战地带后，在这次事件中有35人遇难。同样的暴动还发生在克里夫兰、芝加哥、布鲁克林、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和其他一些城市。在1966年7月为期15天的热浪中，骚乱在奥马哈爆发了；州长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并谴责了这些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里发生的骚乱。苏珊现在将废除奥马哈居住地的种族隔离作为她事业的中心。她还努力把沃伦带进了她的社团和人权工作，他顺从了，不过对委员会而言，他的作用实在不大。在60年代，他一般是把脑袋缩起来不置评论。“(那时)我被卷进了一些这样的事情中去，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人们让整个生活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很快就会有点痴迷。苏珊总是会发现我这样——我和那些人坐在一起，而她可以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我已经完全不注意他们了。”

按照芒格的说法，委员会会议也让沃伦得了“偏头痛”；因此，他的出路就是让其他能够给他们出主意的人坐到委员会里去。然而，沃伦并非对社会和政治事件漠不关心。他早就开始关注潜在的核战争——在60年代早期，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看起来即将发生的威胁，因为肯尼迪总统敦促美国所有家庭建造防空掩体，以保证在核打击下存活。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就在从古巴撤走苏联导弹的僵局过后，美国算是勉强躲过了一场核战争。巴菲特发现了哲学家罗素写于1962年的反核武器的论文《人类有前途吗？》，这篇文章深深影响了他。他认同罗素的观点，钦佩他在哲学上的严肃，并且经常引用他的观点和格言。甚至，他在自己的桌子上放了一块牌子，上面引用了罗素和爱因斯坦联合发表的《反核宣言》中的一句话：“记住你的人性，而忘记其他。”

但是，在国会于1964年通过《北部湾决议案》后，反战运动越来越迫切地占据了巴菲特的大脑。该议案授权约翰逊总统，可以不需要正式宣告战争，而在东南亚使用军事力量，以所谓的并未证实的美国驱逐舰受袭为由攻打越南。年轻人以烧毁征兵卡，去监狱或者逃到加拿大的方式躲避征兵。全世界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战争升级：他们在纽约的第五大道、时代广场、纽约证券交易所前游行，还有东京、伦敦、罗马、费城、旧金山、洛杉矶，等等。

巴菲特不是那种参加游行的意识形态上的和平主义者，也不是像他父亲那样的极端孤立主义者，但是他真的强烈地觉得这场战争是错误的，美国的卷入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这对一个高度重视诚实的人而言，尤其令人烦恼。

他开始请一些演讲人来家里讲给他的朋友们听。一次，他带来了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反战演说家。但他自己并不会去参加反战游行。

沃伦强烈认为，术业有专攻，他定义自己的特殊技能是思考和挣饯。一旦被问到捐献，他的第一选择总是捐献思想，包括让别人出钱的思想。但是，他也会给政治家们和苏珊的事业捐款——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无论有多紧急或者多重要，他从不会自己装满信封或者自愿为了那些事业花费时间，他认为这不如花在考虑新主意。或者挣更多的钱来写一个数额更大的支票来得更有效率。

20世纪60年代，很多人心中燃烧着摧毁权势集团的渴望，是他们制造了战争。操纵着“军火工业”——避免“出卖”给“那个人”的渴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意识和谋生的需求相冲突。然而，沃伦认为自己是在为合伙人工作，而不是为“那个人”。同时，他觉得自己生意上的聪明头脑和钱还能帮助人权和反战事业。因此，他可以带着双重目的的感受专注于自己的业务，而不会因怎样花时间而内心发生冲突。

他开始感受到的冲突是为合伙公司找到投资对象。在过去一年里，他把钱投入安全，但越来越少见的“烟蒂”上，如他过去喜欢的费城里丁煤铁公司，以及团结煤业公司。他也设法在标准普尔的周报中找到一些被低估的股票：雇员再保险公司，伍尔沃斯公司，第一林肯财务公司。他和沃尔特·迪士尼见面。并且亲眼目睹了这位娱乐表演家非凡的专注。对工作的热爱，以及如何转化为无价的娱乐活动的途径，之后巴菲特买了一些迪士尼的股票。但是“大生意”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吸收，巴菲特没有装货。当然，他还在将一块又一块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拼凑起来。不过，巴菲特已经在美国铝业公司、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旅行者保险公司以及卡特彼勒拖拉机公司的股票上建立了700万美元的“空头”头寸——借来股票并且出售，以作为未来市场跳水的风险对冲。一旦投资者改变心意。股票会纷纷跳水。他希望合伙人的投资组合能受到保护。

1966年l月，他的合伙人又追加了680万美元；巴菲特发现手上还有4400万美元的现金，而“烟蒂”太少不够他买。因此，平生第一次，巴菲特把钱放置一边，没有使用——一个特别的决定。自从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那天起，巴菲特的问题就是，要努力使手上有足够的钱来满足看似永不会枯竭的投资妙法。

1966年2月9日，道琼斯指数在收盘前短暂地突破了神话般的1000点，最终以略低于1000点几点收市。欢呼开始了。道琼斯指数1000点！道琼斯指数l000点！尽管那一年市场不会再次突破这个障碍，可不管怎样，欢庆的气氛犹在。

一整年，巴菲特都在担心会令合伙人们失望。虽然他在写给他们的信中，以美国运通公司带来的巨大收益作为开头——“1965年，我们在和贫穷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写道，暗指约翰逊总统通过—系列新的社会福利计划以创造“伟大社会”——然后，他发布真正的消息，这是很多类似警告中的第一个：“我现在觉得我们已经接近规模的临界点，如果再增加规模，将会被证实是不利的。”同时，他宣布他将关上合伙关系的大门，上锁并且扔掉钥匙。

再没有新的合伙人了。他就此开了个玩笑。苏珊不会再生孩子了，他写道，因为他们不再被允许加入。这个玩笑并不是特别适合，因为他们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合伙人——将来也不会。为了确保孩子们能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巴菲特决心管理好他们对钱的预期。从很小开始，每个孩子就知道除了教育费用，不要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经济支持。他本来应该可以带孩子加入合伙公司，作为一个学习实践——教他们有关钱和投资方面的内容，以及他是如何管理时间的。他就是那样教合伙公司的合伙人的。而巴菲特很少——如果有的话——“教”他天天都看到的这些人。对他而言，教是一种表演，一种在观众面前的有意识的行为。他的孩子们没有上过这样的课。

取而代之的是，沃伦为他们买了陷入黑夜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作为他的父亲留给孙子们的信托的受托人，沃伦卖掉了霍华德买来用做全家避难所的农场，用这笔钱买了那些股票。鉴于他不赞成不劳而获的财富——那就是他如何看待遗产的——否则他也许会留下农场。其实，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小农场怎么也不会值很多钱，孩子们也不会因为他们祖父的这点遗产而变得十分富有。可是，把这些收入投资进他那苦苦挣扎的纺织品生意，他就可以凭借又一个2000股增持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权。对观察家而言，他为什么如此关注这家公司还是一个谜，但是自从他很巴菲特式地开始伯克希尔控制之旅时，他好像就被它迷住了。

巴菲特的孩子们从不期望变得富有。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家已经很有钱了。”她们的父母希望他们不要被宠坏。事实上也是。和其他孩子一样，他们需要打零工挣零用钱。说到钱，他们家庭有奇怪的差异，也就是说，苏珊和沃伦会就她的零用钱争斗得好像他们已经分手了；然后她就拿上钱，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中上阶层的生活：去度个假。在乡村俱乐部里好好享受，穿好的衣服，并且看他们的妈妈开凯迪拉克，穿皮衣。但是，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父亲总是对哪怕很少的钱也斤斤计较，常因拒绝小小的要求而令他们诧异不已。如果他带他们去看电影，他也许连爆米花都不会为他们买。如果其中一个孩子要求什么，他的回答会是“不行”：如果我为你这样做了，我就必须为所有人都这样做。

无论他和苏珊想给孩子们传递什么样的有关钱的信息，但总有一个经久不变的主题：钱是重要的。他们成长在一个经常将钱用做控制武器的家庭里，沃伦会在苏珊生日那天带她去百货商店，给她90分钟的时间去买她能抓到的任何东西。这个家庭很巴菲特式的一面是：经常做交易。虽然苏珊认为沃伦对挣钱的痴迷很不值得，但她还是很乐意从他那儿拿到更多的钱。现在，她正在和她的体重作斗争，这也成了一个有关钱的交易。沃伦的孩提时代一直痴迷于称重机——他一天能称体重50次——这个嗜好还没有成为过去时；他着迷于家庭成员的体重，并想让他们都瘦下来。

沃伦允许加入的最后一个合伙人不是他的孩子，而是马歇尔·温伯格，沃尔特·施洛斯的一个经纪人朋友，他曾经参加过两次格雷厄姆的研讨会。那是一个有教养的、爱好艺术和哲学的人，他们是在纽约新学校格雷厄姆的一次讲座上认识的。一起吃过几次午饭，聊了聊股票后，他们就成了朋友。温伯格很快就放弃了让巴菲特对音乐、艺术、哲学以及旅游产生兴趣，而巴菲特有时会通过他做交易。温伯格开始对加入合伙公司产生了兴趣。于是，在一次例行的纽约之旅时，巴菲特同意和他就此事会面讨沦。

温伯格及时地挤进了这扇大门。整个1966年，城市骚乱继续，越南战争升级，而且反战抗议者们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华盛顿以及旧金山集会游行。股票市场开始衰退。比年初下跌了10%。无论攀登是多么艰难，巴菲特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可买的东西。尽管这个市场是放开的。可是遍地都是“烟蒂”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如何保持他的业绩。对此他十分担心。现在，他更经常考虑去买进整个生意。事实上，他已经在这完全崭新的旅程上开始起步，而这花去了他大量的时间。

29. 毛料是什么（奥马哈，1966～1967）

现在，巴菲特到索尔·派的店里买西服，店铺就在基维特大厦的楼下大厅里，在那儿索尔总是试图提高他的品位。而巴菲特却把索尔看成是一个“狂野的化妆师”，对他的建议不理不睬。沃伦认为，一套合适的西服是“可以让西部内布拉斯加小镇上90岁的银行家穿着下葬的衣服”。但是，索尔为能给巴菲特提供关于股票的好建议而自豪。他曾经指引巴菲特绕开帽子制造商拜尔-罗尔尼克公司，警告说那些帽子就要过时了。他还劝巴菲特不要投资奥克斯福德服装公司，告诉他20世纪60年代西服不是一门成长型的生意。可是。巴菲特忽视了索尔的警告——不要买西服衬里制造商伯克希尔·哈撒韦。

既然他对衣服一无所知，那为什么他职业生涯的下一个目标是，买一个百货公司呢？这仍然有些神秘。那还要从1966年他为合伙公司找可买的东西时遇到了点麻烦说起。

他的一个新朋友戴维·桑迪·戈特斯曼带给了他最新的主意。戈特斯曼就和弗雷德·斯坦贝克、比尔·鲁安、丹尼尔·科文、汤姆·纳普、亨利·勃兰特、埃德·安德森，查理·芒格一样：按照自己的思路工作，并且把想法传递给他。是鲁安有一次在纽约吃午饭的时候把他们俩聚到一起的，与鲁安不同年毕业的哈佛校友戈特斯曼为一家小型的投资银行工作，有时会找到一两个剩余的“烟蒂”。巴菲特认为他是一个精明自律、冷静、固执己见，而且满不在乎的资本家。自然他们志趣相投。

“从那时起，”戈特斯曼说，“每次有了一个好主意，我就会给沃伦打电话。这就像一个审查。如果你能让沃伦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你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典型的纽约人，戈特斯曼高度评价他和巴菲特的交往，以至于他愿意经常跑到奥马哈。“我们会谈论股票直到深夜，”他说，“然后在次日的早晨我再返回纽约工作。每个星期日的晚上大约10点左右，我们会就股票谈上一个半钟头左右。一整个星期我都在期盼着那个会谈，并且一直在考虑我该和他谈哪只股票。但无论我和他谈哪一只股票，他都和我知道的一样多，大多数时间是这样。我挂了电话以后，通常要到深夜或者更晚才去睡觉，我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因为我被充了电。”

1966年1月，戈特斯曼告诉巴菲特一个想法：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这是一家令人尊敬的百货公司。它的总部设在有一个城市街区大小的大楼里，位于巴尔的摩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它的位置是在三个竞争对手——赫兹勒公司、赫克特公司以及斯图尔特公司——的斜对角上，但自从女士们开始戴上帽子和手套，乘电车前往市中心花一整天购物连同吃午饭时，这4家商店就蓬勃兴起了。备受关注的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卖服装、家居装饰品，以及家用器皿。它的所有者，科恩家族开着旧汽车，过着简朴的生活——正是巴菲特喜欢的一类人。

这家公司的执行总裁马丁·科恩己经打电话告诉戈特斯曼，这个家族的好几个分支都在考虑出售公司，并且也许会接受一个折扣价。科恩家族的人“很为这个百货公司自豪，”戈特斯曼说，“不过，如果公司有好的女装部门，他们永远不会在那儿买一件衣服。对他们来说，那太贵了。”

查理·芒格在奥马哈的时候，他、巴菲特以及戈特斯曼通常会打高尔夫球，他们会坐在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的烧烤架旁边，喝几罐冰茶，谈谈股票，开开玩笑。不过，虽然他们喜欢同一种类的股票，可他们三个从来没有在同一个交易上做过搭档。这一次。戈特斯曼打电话给巴菲特，告诉他有关折扣价的内容，以及科恩家族过度节俭的生活方式。巴菲特果然感兴趣。他除了小小的伍尔沃斯公司以外，没有其他的零售类股票。百货公司会随着时尚以及顾客的品位而起起落落，对于这些，他知道的就和知道如何去烤一个蛋奶酥一样多。

他要芒格和他一起深入研究分析这次的业务。他们两个飞往巴尔的摩，立刻喜欢上了科恩家族的人。他们正直，值得信赖，城里到处都有他们的熟人。有过和丹普斯特的李·戴蒙，以及伯克希尔的西伯里·斯坦顿打交道的经历，巴菲特知道，如果他想买一家公司，他必须找到一个他指望得上的经理人帮他打理。他认为路易斯·科恩就是那个合适的人选。科恩有金融背景，理解数字和边际利润。经过这些年引入300个合伙人，以及与数不清的企业主管会面的经历，巴菲特对自己评估人的能力很有信心。两个人看着资产负债表。当场提出用1200万美元购买。

芒格负责和路易斯·科恩的亲戚，外向活泼的CEO马丁谈判，他认为“这个不错的老家伙是这儿的头”。他对马丁·科恩说，“我在这儿看见很多脚踩肿胀的老年妇女站在你的香水柜台后面，她们是在靠资金不足的养老金计划供养。什么才是你一生的工作，是为这些你也许要担心他们的养老金的人吗？你难道不担心你自己的吗？”科恩很快就认输了，速度快得让芒格都有点意外。

1966年1月30日，巴菲特、芒格和戈特斯曼成立了一个控股公司，名字为“多元零售公司”，意思是要“争取多样化业务，尤其是在零售业”。巴菲特拥有这家公司80%的股份，芒格和戈特斯曼各占10%。接着，巴菲特和芒格前往马里兰国家银行为这次收购申请贷款。信贷人员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为这个又小又旧的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支付600万美元？”可即使听到这些话，很有个性的巴菲特和芒格还是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他们尖叫着冲出门外。

“我们认为，我们以三流的价格购买了二流的百货公司。”巴菲特这样描述这个又小又旧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

他还从没有为买一家公司借过这么多钱。但是，他们计算出安全边际将会降低风险，而且当时的利率便宜。百货公司的利润很薄，不过如果这些利润经年增长，而贷款利息不变，那么增加出来的利润就会跑到他们的口袋里(如果利润能够经年增长的话)。

“买霍克希尔德-科恩就像一个人买游艇的故事一样，”芒格说。“有两天高兴的日子，一个是买的那天。还有一个是卖的那一天。”

路易斯·科恩和桑迪·戈特斯曼飞往拉古纳海滩，在那儿巴菲特一家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在附近的汽车旅馆躲了起来，巴菲特和他们俩一起制订战略计划。他已经开始喜欢上路易斯·科恩了。“他是你所能想象的优秀的人，智商高。又正派得体。我们买霍克希尔德-科恩的时候，他加入了合伙公司。我喜欢这个家伙。”科恩夫妇是他和苏珊可以交往的又一对夫妇—也就是说他和科恩谈生意的时候，苏珊可以招待科恩的妻子。现在巴菲特夫妇的社交生活，包括相当数量住在奥马哈以外的人，他们通常是在沃伦商务旅行中出现，或者就像现在，朋友们到加利福尼亚来拜访巴菲特夫妇。

不过，当科恩给他看公司规划好久的建造两个新商店的计划时，巴菲特不由得开始担心起他的下一次巴尔的摩之旅。计划中的商店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另一个在马里兰州。这个想法是针对大批人从城市迁往郊区的现象，使人们能够在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买东西。

他们筹划这两个商店已经好几年了。那些经营男士装饰品部的人已经规划好了这一块，确切知道将如何装饰它。那些经营昂贵女装部的女士们也完全计划好了。

巴菲特不喜欢冲突，而且也害怕让人们失望，不过他和芒格都认为这两个选址毫无意义。他取消了约克商店的计划，可是遭到了员工和管理层的抵制。由于实在没有去争论的欲望，巴菲特让步了。不过，他绝不允许在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开店，“我灭掉了这个计划。每个人都完结了。他们就这样完结了”。

接着，成堆的麻烦接踵而来：只要4家店的其中一家提出安装电梯，其他三家也会提出同样要求；每次只要其中一家升级橱窗展示或者购买新的收银系统，其他三家都会如法炮制。巴菲特和芒格开始称之为“游行中踏着脚”。只要有个人干了什么事，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同样的事。

但是，这是巴菲特和芒格第一次发现他们可以合伙干的事情。通过新成立的多元零售公司，他们和戈特斯曼实际上创立了一个单独的拥有零售商的公司。霍克希尔德-科恩是这种可以在泡沫市场不断重复的模式的开端；巴菲特已经降低了投资的调整标准，因为他碰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发现他认为的在股票市场上的一项好投资和实际情况并不符合。

在这一单生意中，“我们充分受到了格雷厄姆精神的影响，”芒格说，“我们原以为只要你用自己的钱买到足够的资产，不管怎样你总能让它有点产出。而在百货公司再也不能自动产生优势的时候，我们没有充分衡量当时巴尔的摩4个不同商店之间的紧张竞争局势。”

在霍克希尔德-科恩的前两年，巴菲特已经搞清楚，零售业必须具备的技能是销售规划，而不是财务。他和他的合伙人们也充分学习了有关零售业的知识，知道这个行业很像饭店业：一场让人疲倦的马拉松，每一英里都有可能有新的、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往前一跃跑到你前面去。可是，当这三人有机会通过多元零售公司得到另一家零售企业——这一个非常不一样，而且由一个真正的商人掌管——他们还是冲了上去。这次是一个叫韦尔·费尔斯蒂纳的律师把机会推到他们面前的，费尔斯蒂纳曾经为霍克希尔德-科恩交易工作过。他打电话过来说，“如果你们对零售业感兴趣，这儿有一个联合棉布商店。”这家店卖女士服装。这次，沃伦离他基本的“竞争优势圈”走得更远，尽管在下一个故事里，他会遇见在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和其他一些人物。

“又小又便宜”，芒格如此形容联合零售商店，它是联合棉布商店的母公司。看到一组三流的商店以四流的价格出售，他和巴菲特立刻产生了兴趣。这家公司拥有80家商店，销售额为4400万美元，每年可以挣数百万美元。63岁的所有人本杰明·罗斯纳主管折扣服装店，在芝加哥、布法罗、纽约以及印第安纳州的加里等城市里，以Fashion Outlet、Gaytime和York这样的名字在生活艰苦的街区开店销售。有时，他会在同一个城市街区里，用不同的名称开几个很小的店铺，出售同样的货物。它们的规模大小不等，可以是纽约城里一套朴实的公寓，也可以是设备完善的郊区的房子。罗斯纳总是把日常管理开支缩减到最少，而且他只接受现金交易。性理这些批发商店需要特别的技巧。芝加哥密尔沃基大道商店的经理。一位大块头的、老练无情的女士，“如果看见她认为的在商店中行窃的小偷类型的人进来，她就会吹一声哨子，然后所有员工就会查看并且观察那个家伙。她太了解他们了，在你可以想象的条件最差的街区中任何你能找到的商店里，她这家店的‘缩水率’是最低的。”

本杰明·罗斯纳于1904年出生在一个奥匈帝国移民家庭，四年级就辍学了。1931年，正处于大萧条期间的经济滑坡阶段，他在芝加哥北部以3200美元的资本开了一家小小的商店。他有一个合伙人里奥·西蒙，还有一批每件卖2.88美元的衣服。30多年以后的20世纪的年代中期，西蒙过世了，但罗斯纳继续把他的工资支付给西蒙遗孀阿艾·西蒙(她是通信巨子摩西·安尼伯格的女儿)，以换取为他们的80个商店租金支票签名。

这样持续了大概6个月，接着她就开始抱怨、猜测，继而吹毛求疵。这些真让本杰明心烦。她实在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本杰明的原则是，就像他后来解释的，他可以欺负任何人，但他的合伙人除外。不过，现在在他的脑子里，她再也不是他的合伙人了。于是，他决定必须了结这所有的一切。
既然有了这种想法，他就准备欺负她了。他认为，即使他只有一半的份颇，他把生意卖给我也太便宜了，因为这是要给她看的。当我们和他会面的时候。他开始说话，而我很快就搞清楚了整个事情。

巴菲特以前也和别人这样交谈过，他们会一直谈到使自己认为如果没有了某些东西，他们的生活能过得更好，巴菲特知道这时候不要去做任何干扰的事情。“他一直在说，他卖掉的是他花费了毕生心血打造的生意。他快要发疯了，因为他不能忍受这样做，但他也不能忍受她。他整个人一团混乱。于是，查理和我回到房间。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以后，本杰明急得上窜下跳，他说，‘他们告诉我你是西部最快的枪手！拔枪啊！’我回答，‘在我下午离开之前我会给你开出汇票’。”

巴菲特需要一个经理人，不过罗斯纳告诉他，他只能留到那年的年底，到时会把生意交给新的所有人。然而，巴菲特看得出，就像这个生意离不开罗斯纳一样，罗斯纳没有生意也不行。

他太爱这一行了，以至于不能放弃。他在卫生间里放了一套商店记录的副本，这样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他有一个竞争对手，皮特里商店的米尔顿·皮特里。有一次，本杰明去沃德福参加一个大型宴会，米尔顿也去了。他们碰面后立刻就开始谈论生意。本杰明问：“你进灯泡多少钱？你标价多少钱……？”那是本杰明所能谈论的全部。最后，他对米尔顿说，“厕纸你进货价多少？”米尔顿说了个数。本杰明比他的进货价要便宜不少。但是他知道你要买的不是便宜货而是合格的商品。米尔顿说，“是的，那是我能弄到的最好的”。于是。本杰明说了声“对不起”后，就起身离开了黑领结慈善晚会，驱车前往他在长岛的仓库，到了那儿就开始撕开装厕纸的纸箱，数里面的纸张，因为他有疑问。他明白米尔顿不应该比他多付那么多钱，因此在厕纸这个商品上他一定是受到压榨了。
不出所料，厂商说每卷里面应该有500张、而事实上没有。他真的受欺骗了。

巴菲特知道，自己想和这种为了去数厕纸张数而离开黑领结宴会的人共事；这样的家伙也许会压榨桌子对面的人，但永远不会欺负自己的合伙人。他和罗斯纳达成了6阶万美元的交易。为了确保他买下这个生意后，罗斯纳还能继续留下来工作，他奉承罗斯纳，弄清楚他得到的可以衡量生意表现的数字，不然的话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巴菲特和世界上的本杰明·罗斯纳们感受一致——他在他们的执著中看到了成功的精神。巴菲特厌恶像霍克希尔德-科恩那样的问题公司，而在寻找更多的本杰明·罗斯纳们，他们能建立他愿意购买的出色的公司。

30. “喷气式飞机”杰克（奥马哈，1967）

他总是坐在那儿全身心投入某件事情，看书、打电话，或者和迪克·霍兰德以及尼克·纽曼这样的朋友打桥牌或者扑克。尼克·纽曼是一个杰出的商人，拥有Hinky Dinky杂货连锁店，这家店就是以前沃伦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爷爷让他去买面包，而他很羞愧地偷偷离开的那家店。纽曼和他的妻子在社区和民权界属于活跃分子，和低调的霍兰德夫妇一样，他们是巴菲特朋友中的典型。沃伦和苏珊与奥马哈的社交圈保持了距离。他们共同的社交生活是一系列跟随沃伦的工作节奏重复出现的事件，通常发生在他们旅行去看沃伦的朋友的时候。不过，在城里苏珊随时待命；她在朋友、家庭、有需要的事情以及社区工作中来回奔波。巴菲特家没有上锁的后门上悬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医生在里面。”经常可以看见苏珊的一两个“病人”在这所房子里闲逛。她的顾客们年龄不同，生活状态各异，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要求多。他们有要求而她就会给予，如果他们要得多，她也就给得多。

而沃伦仍然生活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他从没有遭受披头士狂热的痛苦。他不唱Kumbaya，不张贴上面写着“战争对孩子和其他生物不健康”的海报。他的意识状态保持不变。他的思想沉溺于严谨的哲学追求，在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烟蒂”哲学和非利普。费希尔以及查理·芒格的“大生意”之间取舍不定。

我处于受查理·芒格影响的类型转变中——有点反复。这有些像新教改革期间的情况。第一天我听从马丁·路德·金的，而第二天我又听教皇的。本杰明·格雷厄姆，理所当然，是教皇。

当芒格把他的论文钉在“烟蒂”大教堂的门上时，市场本身已废弃了所有过去和现在的权威。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推进，闲聊股票让鸡尾酒会活跃起来，家庭主妇们会在美容院打电话给她们的经纪人。股票成交量上升了1/3。36岁的巴菲特在当今世界里就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现在的世界热切渴望着宝丽来、施乐、电子数据系统这样的公司——他根本不了解它们的技术。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他正在放慢速度。“我们可没有他们那么多好想法。”他写道。

然而，巴菲特在寻找让资金保持运转的方式时并没有放宽标准，他规定了两个新的限制条件，这让他的投资变得更加困难。这些个人的偏好现在变成了正式的标准：

1. 我们不会进入对我而言技术太难的生意，这是投资决策的关键。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就和对金龟子求偶习惯的了解一样少。
2. 即使赢利预测可观。而如果主要的人的问题看起来还有巨大的发展机会，那么我们将不会在投资运作中采取行动。

他所说的“主要的人的问题”是指裁员、工厂关闭——以及不能承受罢工的联合生意。这也意味着他在每吸一个“烟蒂”之前，会思考一次、两次，甚至三次。

他拥有的“烟蒂”问题够多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是“靠设备维持生命”的状态，已经病入膏肓。巴菲特近期聘用了皮特·马威克审计事务所的维恩·麦肯齐，派他到新贝德福德监督这家破烂不堪的纺织工厂。巴菲特一直为他在最近一次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会上犯的错误而懊悔。因为财务成功而激动不已(但是这个成功后来证实只是短暂的)——“我们卖了几个月的人造丝衬里，挣了很多钱。”——巴菲特被说服答应了每股派10美分的分红。这家公司的律师们争辩说，伯克希尔现在做得这么好，如果不分红就有可能被指控不合理地保留收入。也许是正在做白日梦或者只是由于一时的软弱，巴菲特同意了这次分配。一股派发10美分红利听起来很不起眼，可巴菲特花了24小时才认识到他们提出来的是一个谬论，但那时已经太迟了，他这一不寻常的应允给合伙人和股东们分了101733美元，而他知道这笔钱总有一天会变成数百万美元。他永远也不会犯这样的错了。

8个月后，巴菲特给伯克希尔的股东们提供了一种交换方式。如果有人希望得到能产生收入的证券，他可以用股票来交换利率为7.5%的公司债。一共有32000股股票交上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巴菲特把股东中希望得到收入的人清洗出去，这样可以确保剩下的股东们更多可能是去关心公司的成长，而不是红利。“这种做法很聪明。”维恩·麦肯齐说。当然，发行在外的股票越少，巴菲特就越能加强他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控制——即使他当初买这个公司的错误越来越清楚。肯·蔡斯不动声色地按照巴菲特的指示收缩业务。唯恐再次遇到像在丹普斯特出现的那种讨厌的结果，巴菲特听取了蔡斯的意见，好好招呼工会，忍受新贝德福德的人满意而由剩余的厂继续运作导致的损失。

到1967年，蔡斯和麦肯齐已经设法将这家不幸的男士西服衬里制造商拖回了“盈亏平衡”。不过，“通货膨胀”这个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垂死挣扎——又一次挂在了每个人的嘴边。工资和原材料的价格像河里的淤泥一样不断上升，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外和南方的纺织厂正在将伯克希尔的销售抽干。

巴菲特把信息传递给了他的合伙人：

伯克希尔·哈撒韦在纺织业务上经历和面临看真正的困难。目前我不能预知潜在的任何损失，同样我也看不到运用在纺织业务上的这部分资产有好回报的前景。因此，我们这部分证券投资组合将严重拖我们相对绩效的后腿……如果道琼斯指数继续上涨的话。

他试图尽可能快地把钱从纺织业里拿出来。对厂里即使最普通的决策，他也开始直接参与。几乎每一天他都要跟蔡斯和麦肯齐通电话。因为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在1966年10月份的最后一周，蔡斯不得不关闭了梭箱织机分部，而6个月之前，巴菲特刚让他永久关闭罗得岛州的菲利浦国王D分部。该分部制造精纺棉麻布，大约占伯克希尔总产量的1/10。失去这450个工作岗位标志着罗得岛州棉布产业的终结。”巴菲特的底线是，“潮流趋势远比游泳的人更重要”。

这还不够。巴菲特看到财务数据后认识到，衣物纺织分部和梭箱织机分部的损失巨大，拯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设备现代化。不过在坏情况下往里砸钱是西伯里·斯坦顿犯下的错误。巴菲特拒绝投资，因为这样做只是杯水车薪。可是，关闭工厂将会导致数百人失业。他坐在桌子后面，旋转着椅子，将这个问题想了一遍又一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合伙公司现在就像在金钱的海洋里游泳一样。在华尔街上，穿细条纹衣服的经纪人对钱开始变得兴奋。一些二战后出生的、脑子里没有危机感和大萧条教训的新人已经在这条街上出现。随着他们把股票推到前所未见的价值，巴菲特开始出售美国运通公司的头寸，现在这些头寸价值比当初买时花的1300万美元多出1500万美元，占合伙公司收入的2/3。不过。他不想把这些钱投回伯克希尔·哈撒韦。

相反，他这一年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伯克希尔“严重拖累”他的业绩表现之前找到新办法，紧急拉住这匹垮掉的弩马。他已经关注奥马哈一家公司很久了，这家名为“国民赔偿”的公司总部离他在基维特大厦的办公室仅有几个街区。巴菲特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见过公司的创始人杰克·瑞沃特，当时是在经纪商克鲁特顿公司的会议室里。瑞沃特是城里最聪明、最富于进取的人之一。那时，沃伦的姑姑艾丽斯曾试图将瑞沃特带进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瑞沃特后来说，巴菲特要求最少的投资额是5万美元(尽管那时巴菲特从每个人那儿拿的钱远远少于这个数字)。“如果你认为我会让像你这样一个朋克小子掌管我的5万美元，那你就比我想象的还要痴狂。”瑞沃特大概是这样回复并且拒绝投资的。瑞沃特自视为一个投资专家，而且，沃伦喜欢保密这一点也把很多人拒之门外。

虽然如此，巴菲特还是关注着国民赔偿公司。作为一个永不停止的学习机器，他希望了解所有应该了解的有关保险业务的内容。他从图书馆借了很多书籍，开始了解瑞沃特的策略，它是为那些最难投保的客户们承保。巴菲特看到的瑞沃特是混合型的保险业从业者——谨慎的风险承受者，小气、富有进取心的保险商，每天晚上会到办公室转悠，关上所有的灯。他以昂贵的价格为那些不寻常的人保险：马戏团的表演者、驯狮员以及滑稽明星身体的某些部分。“没有什么糟糕的风险，”瑞沃特喜欢说，“只有糟糕的费率。”他的第一次好机会是有一个银行要求他保证一个走私犯——推测已经被谋杀了——不会再返回奥马哈，因为他的妻子想继承他账户里的钱而不想等到法律规定的7年后。瑞沃特认为涉嫌谋杀的凶手的律师对这个失踪的走私贩是否活着应该非常清楚，他已经帮助被指控的嫌犯逃脱了刑事责任，不过这位妻子(和银行)怀疑嫌犯是否真的清白。然而，这个律师并不能泄露他的客户是否已经向他承认了罪行。于是瑞沃特让这个律师也在这个担保上投了些钱，因为他认为除非这个走私贩叫得比牛蛙还要响，否则律师不会愿意冒这个险。果然如此，钱说明了一切；走私贩再也没有出现，而银行也一直没有索赔。杰克·瑞沃特富有进取精神，而且是个天生的设置赔率的裁判。

从那时开始，他把业务扩张到为出租汽车承保，接着他又为电台寻宝游戏承保，他用口红这样的东西掩藏线索，自己把宝埋起来，让线索变得模模糊糊以确保只有一个奖品被申领。他很快成为奥马哈行动最快、最虚张声势、最有精力的生意人。他的女儿用听起来很能保持原味的绰号“喷气式飞机”杰克称呼他。他自己经营国民赔偿公司，还在数百只股票上买了少量头寸，分类账页上的潦草书写几近难辨：50股国家酿酒公司，2500股未成年人食品商业中心。他把大约数百张股票凭证放在健身包里。

20世纪60年代初，巴菲特给他在国民赔偿公司董事会的朋友查理·海德打过电话，问他瑞沃特是否有兴趣出售公司，海德的回答很有趣。

每年总有15分钟的时间，杰克想卖掉国民赔偿公司。有些事让他发疯。一些索赔或类似的事情会激怒他。于是查理·海德和我讨论了杰克每年15分钟的这种现象。我还告诉他一旦他知道杰克正处于这个时期，就要通知我。

1967年2月奥马哈阴沉的一天，海德和瑞沃特在一起吃午饭。瑞沃特说：“我不喜欢这种天气。”整个交谈围绕着他想卖掉国民赔偿公司展开。瑞沃特己经让自己相信如果没有这个公司他能更好。15分钟的天窗打开了。“城里有个人也许想买，”海德说，“沃伦·巴菲特。”瑞沃特又听海德说了些巴菲特是如何感兴趣之类的话。然后海德打电话告诉巴菲特，杰克·瑞沃特也许会以几百万美元价格出售公司。“这几天你想和他见个面吗？”

“今天下午怎么样？”巴菲特立刻回答。瑞沃特第二天早上将要飞往佛罗里达州，可海德还是说服他先去一下基维特大厦。

巴菲特请瑞沃特解释为什么他还没有将公司卖给任何人。瑞沃特说所有的出价都不如意。他开始摆出条件。他说他希望把公司留在奥马哈。因为感觉到15分钟打开的天窗就要消失了，巴菲特同意他不会搬走公司。

瑞沃特说他希望没有员工被解雇。巴菲特也答应了。瑞沃特又提出所有其他的报价都太低了。“你想要多少？”巴菲特问。“一股50美元，”瑞沃特回答。50美元已经超过了沃伦认为它能值的价格。不过他还是回答：“我接受。”

于是我们在那个15分钟的时间内达成了交易。接下来，虽然已经完成了交易，可杰克真的不想这么干。不过他是个诚实的人。不会背信食言。但是，在我们握手以后他对我说，“我想你会想要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果我说是，他一定会说，“那太糟糕了，我们无法达成交易了。”于是我回应道，“我根本不想看到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它们最差劲了。”接着杰克又对我说，“我认为你会希望我把保险代理公司也卖给你。”
于是我们又像这样进行了三四个回合，最后杰克屈服了，把生意卖给了我，我知道他其实真的不想这么做。

巴菲特希望他这么做，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是个他已经部分清算了的差劲的公司，而这是他用这些钱来置换一个大生意的机会。他知道瑞沃特身处佛罗里达州，可能会经过重新考虑而改变主意，所以他想在瑞沃特改变主意之前快速签下合同。两人都只想要一份不超过一页纸的合同。知巴菲特迅速拟定了最后的文件，这笔钱也被存进了美国国民银行。”

当瑞沃特一周后从佛罗里达州回来，巴菲特已经准备就绪，就等着最后的文件签署了。可是在最后的各项程序交接、签署合同的会议上，瑞沃特迟到了10分钟。巴菲特和海德后来解释说，这是因为瑞沃特开车在街区转悠想找一个停车收费器。”瑞沃特总是说，那次就是迟到，没别的。但是，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实际上没有了公司他也不会过得更好，因而磨磨蹭蹭，为自己产生没有国民赔偿公司而能过得更好的想法而难过。

巴菲特当然充分知道有了这家公司，合伙公司会更好；国民赔偿公司是给他跳财富带来巨大推动力的机会。不久之后，他以一个无趣的名字《有关保险公司资本需求的思考》为题写了一篇论文。

“资本”这个词，也就是金钱，是一个重要暗示，是巴菲特在争取时考虑的，因为资本是他的合伙公司的命脉。他从伯克希尔抽出资金，而这部分资金需要被重新投入使用。国民赔偿公司承受了很多风险，需要资本去支撑。“按照大多数标准，”他写道，“国民赔偿公司现在推动它的资本非常困难。这让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另外的资源能够让我们继续进取性地使用资本，从长期看，这样做会在国民赔偿公司产生最大的收益……如果承保业务令人失望，伯克希尔·哈撒韦还可以把另外的资本投入国民赔偿公司。”

巴菲特己经想出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意类型。如果国民赔偿公司挣钱，他可以用这些收益购买其他公司或者股票，而不是放在国民赔偿公司的地下室里冬眠。不过如果狮子把驯狮人吃了，国民赔偿公司也许需要钱去支付给驯狮人的家属。而这些钱可以从别的生意那里回到国民赔偿公司。

把保险生意纳入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一团糟的纺织工厂身上，可以使它的资本达到体内平衡。它可以按照巴菲特的指令对环境作出内生的反应，而不是像一条蜥蜴，天气冷时冬眠，而阳光灿烂时就跑出来找块岩石晒晒太阳。

关键是要正确地给风险定价。因此，他需要杰克·瑞沃特跟着，不要走远。巴菲特付给瑞沃特丰厚的报酬，而且和他结交为朋友。就像联合零售公司有本杰明·罗斯纳一样，他买了一个由能干的经理人运营的出色的企业。

这两个人经常在加利福尼亚打网球。瑞沃特的着装品位和巴菲特相似，他会穿着他女儿为他做的肮脏的旧毛线衫抛头露面。他那个生动的绰号，“喷气式飞机”杰克被拉长为巨大的字母覆盖在他肚子的部位。一次他和巴菲特在海盗旗饭店吃午饭，一个小孩走过来，问他：“你能为我签名吗，‘喷气式飞机’杰克？”瑞沃特因此而沾沾自喜，这个孩子以为他是个名人——一个宇航员或者电影明星。也许除了小孩没人会那么想，因为他看起来根本不像那类人。但在他的心里，他仍然感觉就像是“喷气式飞机”杰克。

理当如此，因为气势从人内部散发出来，而不是从他的外表。瑞沃特也许已经卖掉了他的公司，不过他已经拿回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用卖公司的一部分钱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

31. 绞刑架决定未来（奥马哈，1967～1968）

1967年的夏天，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骚乱、抢劫、焚烧浪潮席卷美国。之后，马丁·路德·金说：“有更多像去年夏天那样的骚乱事件，我们将身处右翼接管的法西斯类型的危险之中！”由于运动没有取得很大进展，生气的金拒绝支持暴力抵抗；一些激进主义分子认为，学生非基力协调委员会和金博士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应该针对那个夏天他们面对的丑陋的木棒武装和焚烧十字架行动作出正面对抗的反应。

奥马哈的非暴力积极分子把巴菲特夫妇——他们两个现在在奥马哈都有影响力——纳入了他们的非正式网络。拉克·纽曼(沃伦在奥马哈最好的朋友尼克·纽曼之妻)和苏珊一起工作，她们向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组织施压，要求他们给穷困地区的分支机构更公平的资金份额。通过由非洲裔美国人朋友罗德尼·韦德，管理的联合卫理公会社区中心，苏珊和拉克送黑人小孩参加夏令营，并且为当地高中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跨种族的对话团体。韦德慢慢成为巴菲特家的常客。掌管巴菲特后勤办公室的约翰·哈丁为公平居住请愿书收集了成千上万个签名。尼克·纽曼通过发动沃伦参加各种各样的当地人权组织，直接把他带入了斗争。沃伦的角色不是去出劳力，而是去发言。他、纽曼和哈丁曾经在林肯的立法机关门口为“公平居住”作证。苏珊这边，她至少好几次跑去真正买下房子，为那些想搬到白人社区的黑人挺身而出。

近期，沃伦被介绍给了乔·罗森菲尔德，后者经营总部位于附近的得梅因的青年连锁百货商店。罗森菲尔德和当地以及全美国的政治都有联系，他和巴菲特的政治观点相同。他也是格林奈尔学院的董事，这所学校就像一个小小的激进的岛屿，坐落在艾奥瓦州格林奈尔的一片小村落之间。思想解放的学生们毕业以后倾向于参加社会服务，而学校也一直致力于提高非洲裔美国人的招收率。

自1846年成立之日起，80多年来格林奈尔学院几乎破产。自从罗森菲尔德开始捐助以来的20多年里，他已经花了近1000万美元。他机智敏锐，同时也被悲伤笼罩，因为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他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苏珊很快和他建立了特别的关系。鉴于他们共同的兴趣，罗森菲尔德很自然地想把巴菲特夫妇带入他最重要的事业学院里去。

苏珊经常对丈夫说，生活里有很多比坐在一个房间里挣钱更有意义的事情。那个1967年的10月，处于人权斗争痛苦中的巴菲特给合伙人写了一封特别的信，这封信表现出他的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这封信比他每年写给股东们的年度报告要早，里面只展示了他的策略而没有披露这一年即将收获的成果。在描述了“市场行为过度反应的模式里，我的分析方法价值有限，”他接着写道，“和我更年轻和更贫乏的时候相比，现在为了得到更加出色的投资结果，从我自己个人兴趣出发，使用的方法比以前要少一点强迫性……我和目前的状况不同步。但是有一点我清楚，我不会摈弃先前的方法，因为我理解它的逻辑(尽管我发现运用起来困难)，即使它也许意味着放弃大的、显然很轻易得到的利益，我也不愿使用我根本不了解、尚未有过成功经验而也许会导致巨大且永久的财产损失的方法。”

他提出“少一点强迫性的方法”的另外一个原因：个人目标。他说他的个人目标已经开始闯入：“我愿意拥有一个能顾及大量非经济活动的经济目标……我很有可能限制自己接触相当简单、安全、有利润且令人愉悦的事物。”

接下来，巴菲特的举动让合伙人吃了一惊，他把之前设定的每年超过市场10个点的目标下调为5个点——或只挣9%。无论哪一个都是变少了。如果他们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投资，他们可以走，他不会责备他们。

他明白这是在冒险。一些热门的新共同基金比合伙公司做得好得多，一年之内资金可以翻番。每一年的1月，合伙人们可以加钱或者取钱。许多其他的船长正预测阳光更明媚的天空。

然而在时间安排上，他宣布降低目标最终还是对他有利。1966年道琼斯指数的表现非比寻常的糟糕。”一些合伙人被市场的动荡所动摇，建议他卖掉股票。而沃伦不为所动，最后合伙公司以高出36个点的成绩击败道琼斯指数，这是合伙公司成立10年来的最好纪录。“如果你不能加入它们，就扫除它们。”他写道。因此，给他的合伙人一个拿钱到别的地方的机会，现在的时机也不错。

这个策略的另一个副产品是测试他们对他的信任。他们是在不知道他最新一年真正业绩的情况下作决定的。如果他们继续留下来，那是因为他们对他的信任以及他们愿意接受他更适度的目标。每年超过市场5个点，如果在较长的期间内滚动投资，也会产生巨大的财富。(假设道琼斯指数平均每年增长4%，合伙人投入到BPL公司的1000美元经过20年，每年9%的增长率，将会变成5604美元——比投资道琼斯指数挣2191美元多出3413美元。)即使本杰明·格雷厄姆以每年超出市场2.5%的业绩打败市场，巴菲特修正后的9%的下限还是比拥有平均债券要多赢利2%甚至更多。这样持续年复一年，而且没有亏钱，最后的结果会让人大吃一惊。和他在一起，投资人只要承受少量的风险，就能得到惊人的回报，就这样放心地干吧。不过，通过调低目标，他已经在心理上胜出他的合伙人一筹，结果也反映了这一点。

1968年的1月，第一次，投资人没有急忙往合伙公司里加钱，反而撤出了160万美元。但这只是可能被撤出的钱的一部分，每30美元中只有不到1美元去了别的地方。几个星期以后，他公布了他1967年的业绩，和道琼斯指数19%的升幅相比，BPL公司的涨幅为36%。也就是说，在这两年里，巴菲特合伙公司里的1美元增长超过60美分，而如果投资道琼斯指数，1美元仍然还是可怜的1美元。

他祝愿离开的合伙人一帆风顺，但言语中也许有一些微妙的讽刺意味：“这对他们来讲很好，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能力和动力超过我们的目标，而且我也从努力争取好结果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也许不能达到那样的业绩。”

“金融天才是一个上涨的市场。”正如肯尼思·加布尔雷思后来说的那样。

现在，巴菲特有更多的时间追求他所谈到的“个人的兴趣”，而压力较过往为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金的那次演讲以后，罗森菲尔德轻易地聘请巴菲特成为格林奈尔学院的董事。鉴于巴菲特不喜欢委员会和会议，这说明他被这次大会感动得有多深，他和罗森非尔德的关系变得多么亲密。自然而然，他直接进入财政委员会，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群具有同样思维的人。鲍勃·诺伊斯是主席，他经营一家名叫仙童半导体的公司，专门生产电子电路——巴菲特对这个知之甚少而且没什么兴趣。诺伊斯是格林奈尔学院的毕业生，他曾经因为偷了一头猪到夏威夷式的晚会上烧烤而被学校开除——这一行为在这个养殖生猪的州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过他顶着这样的光环，谁会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然而“他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个科学家”。巴菲特说。最重要的是，诺伊斯憎恨等级制度，而对弱者充满爱心，这和格林奈尔的指导精神一致。

巴菲特似乎也感觉到了为人权再多做一些事情的迫切性。他认为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大脑和金融智慧更好地服务于这项事业。罗森菲尔德开始将巴菲特介绍给民主党内的人士，巴菲特开始和艾奥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哈罗德·休斯以及准备竞选参议员的吉恩·格伦打交道。

接着，1968年3月，美国最有争议的人物、亚拉巴马州前州长乔治·华莱士为竞选总统抵达奥马哈城市礼堂。

超过5000人挤进了设计容纳1400人的空间，人们争相一睹这个7年前竞选州长时在讲台上喊出“种族隔离现在，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之人的风采。他的支持者只花了不到8分钟就收集到让他能列在内布拉斯加选票上所需要的签名。空气中弥漫着臭气弹的气味。当华莱士开始讲话的时候，示威者们朝讲台上扔棍子、布告碎片、纸饮料杯以及石头。扔椅子到处飞舞，木棍打裂了，鲜血飞溅，警察用钉头槌驱赶人群。斗殴沿着第16大街蔓延，暴徒们把司机从汽车里拖出来殴打。人们开始扔瓶装燃烧弹，火焰在周围肆虐。人行道上满是碎玻璃，抢劫者纷纷涌入商店。几个小时以后暴力平息了，平静最终降临。接着，一个不当班的警察射杀了一间当铺里的一个16岁黑人男孩，他误以为男孩是抢劫者。

接下来的几天里，高中学生们走出教室，砸窗户、放火。几天以后，警察和装备有自动武器的狙击手们出动并逮捕了几个人，其中包括“奥马哈黑豹”的成员。

整个夏天，种族暴力持续发生，而苏珊一直没有停止前往北边。她信任她和社区不错的关系，而且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沃伦并不总知道她做的事情的细节，不过确实感觉到有时她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前面太远了。他自己对暴力的恐惧和对暴民统治的害怕根源于上一辈。

霍华德·巴菲特一次又一次对他的孩子们详述了他在16岁时亲眼见到的一幕——数千人集中到道格拉斯郡法院大楼，他们破门而入，企图对奥马哈市长处以私刑，并且殴打、阉割、私刑惩罚了一个被指控强奸的上了年纪的黑人。接着，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到大街上，朝它射击，又一次上私刑，并且点火焚烧。法院大楼暴乱是奥马哈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霍华德错过了许多暴力行径，不过亲眼见到这些暴徒把一个街灯即兴变成了一个绞刑架，奥马哈市长在关键时刻被营救之前，就被一个索套套住脖子悬挂在绞刑架上。后来他在医院待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在霍华德的余生中，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心。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正常、普通的人如何瞬间变成一个暴徒，把人性中最深处的部分表现出来。

早在这年之前马丁·路德·金就提出警告，大众社会动荡不安潜在地会导致法西斯主义。这对沃伦·巴菲特而言并不需要任何解释。他对弱者的支持超出直觉，部分是依靠这种逻辑。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不过这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法律不会改变人的心，马丁·路德·金说，但是可以阻止无情的人。不过，他们——无情的人是谁？这个他并没有说。

几个星期后，马丁·路德·金飞往孟菲斯市发表演说。他回忆起在纽约刺伤他的一个妇女，以及总有谣言说有刺客在等着他。“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告诉听众，“前面还有困难的日子。但是这些现在对我都无关紧要，因为我已经去过山顶了。第二天，4月4日，当他站在洛林汽车旅馆的阳台上准备发表演说号召清洁工人的运动时，被子弹射中颈部而身亡。

悲痛、愤怒以及沮丧从美国的黑人社区里涌出，把市中心变成了激烈的战斗区域。

同时，数万名学生在大学校园内举行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越共己经发起了新年攻势，袭击了100个越南南部城市。美国人被一张南越警察局长近距离射杀越共游击队员头部的照片吓坏了。这是第一次将共产主义者从抽象的名词变成了具体的人。美国政府拒绝了大多数推迟征兵的要求，最终将中上阶层家庭的儿子们推到了征兵的风险中。公众的情绪决然改变，开始反对这场战争。而到了马丁·路德·金被害的时候，这个国家感受到革命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爆发。

很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明，他们确实受够了，已经被镇压够了。巴菲特的朋友尼克·纽曼突然宣布再也不会不接纳犹太人为会员的俱乐部参加会议。”沃伦深为感动，也采取了措施。自他与格雷厄姆和纽曼交往以来，他就脱离了20世纪50年代的种族隔离文化以及他家老一辈人的反犹太主义，而和广大范围内的犹太人建立了友谊和生意联系。甚至在有些想法上，他似乎和犹太人有一种个人的认同感。犹太人是外人的社会地位和他自己不适应环境的感觉以及他将自己和弱者地位等同的情况相符合。一段时间以前，他已经安静地退出了扶轮社，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他厌恶它的偏见。不过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理由。现在他的个人计划是把他的一个犹太人朋友赫尔曼·戈尔斯坦争取成为奥马哈俱乐部的会员。

既然像奥马哈俱乐部这样的机构用来捍卫自己的排外政策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不承认我们”，巴菲特决定请尼克·纽曼提名让他加入“所有犹太人的高地乡村俱乐部”。其中有些会员提出反对，使用奥马哈俱乐部用过的同样的逻辑：因为他们的俱乐部不接受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成立自己的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吸收那些异教徒呢？但是有一些犹太法师出来干预，反诽谤联盟的一位发言人也代表巴菲特出面了。巴菲特一被接纳，就以自己犹太人俱乐部会员的身份平静地进攻奥马哈俱乐部，赫尔曼·戈尔斯坦最终被投票同意加入。这样，会员身份上长期存在的宗教壁垒被打破了。

巴菲特设计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可以让俱乐部做正确的事情而不会和任何人发生冲突。这避免了他所害怕的事情，不过也反映了他的推断——也许是正确的——游行和示威并不会改变富裕的商人们的想法。

因为他现在是奥马哈的著名人士，这也起到了作用。他再也不是一个暴发户，他有影响力。那个曾经为了从奥马哈俱乐部的黑名单上去除而到处做工作的人，现在可以单独影响奥马哈最优秀精英机构之一的俱乐部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组织改变。

不过巴菲特还想扮演更多的角色，而不仅仅是一个当地的名人。他明白，利用他的钱，他可以在国家层面上产生影响，因为1968年是个选举年。为了让当前的总统林登·约翰逊去职——而有利于一位反战的候选人，需要花很多钱。

越战是这场竞选的中心事件，而且，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自由主义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一开始是唯一愿意在初选中和约翰逊竞争的民主党人。

这场竞选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在那里，一支麦卡锡的反战“儿童十字军”派出了将近1万名积极分子和大学生冒着大雪敲开了这个州的几乎每一扇门。他赢得了这个州42%的选票，这是一个表明反对现任总统的强烈信号。很多学生、蓝领工人和反战选民们把麦卡锡看成是一个英雄。巴菲特成为他的内布拉斯加战役的财务长，他和苏珊参加了一次竞选集会，她笑逐颜开，穿着一件吸引眼球的衣服，戴着印有麦卡锡名字的布料做成的帽子。

接着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而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加入角逐，他和麦卡锡经历了痛苦的却看不出明显领先者的竞赛，直到肯尼迪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初选的胜利，这才给了他成为提名候选人决定性的领先地位。不过就在胜利的当晚，他被刺客暗杀，24小时后终告不治。接下来，约翰逊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宣布参加竞选，他最终赢得了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提书总统候选人大会的胜利。那是一场乱哄哄的大会，是以配备棍子和钉头槌的带察和闹事的反战示威者之间的战斗为标志的大会。

巴菲特接着支持汉弗莱和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竞选，后者赢得了最后的大选。在这以后，麦卡锡好几次改变党派，并且以无党派的身份竞选了好几次总统，这削弱了其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家的可靠性。

巴菲特对亲密朋友的忠诚为人所知。然而，在别人的眼里，他对更疏远一些的相识，尤其是公众人物的热情是易变的，会根据他们的境况而此消彼长。在他的不安全的感觉里，他经常担心和别人的联系会如何影响他。最终他为和麦卡锡的联系而遗憾，并且淡化处理这种联系。但是他对政治的参与以及承诺提供资金的行为标志着他生活里的重要变化。第一次他留了一点空间给投资以外的事情，那就是已经扎根于他家庭的过去，并且还将延展到未来未知的“非经济活动”中去。

32. 简单、安全、有利润且令人愉悦（奥马哈，1968～1969）

1968年1月，巴菲特召集追随格雷厄姆的同伴们——这是他第一次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在股票市场变疯狂的过程中间召开一个信徒式的会议。“在过去几年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正在拉荷亚集合的这帮人就是所有剩下来的守护者。”他写道。他邀请了格雷厄姆以前的学生比尔·鲁安、沃尔特·施洛斯、马歇尔·温伯格、杰克·亚历山大和汤姆·纳普。他还邀请了查理·芒格(他已经把芒格介绍给格雷厄姆)，芒格的合伙人罗伊·托尔斯以及杰克·亚历山大的合伙人巴迪·福克斯。已经离开芒格的合伙公司而成为特雷迪-布朗公司合伙人的埃德·安德森也在邀请之列，此外还有桑迪·戈特斯曼，关于他，巴菲特告诉格雷厄姆。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而且是你的仰慕者”。最后，巴菲特说，“我想你也许记得亨利·勃兰特，他和我们工作得很紧密。”

巴菲特在类似桑伯恩地图这类交易中的合伙人。同时也是他婚礼上的伴郎弗雷德·斯坦贝克太忙了没能参加。沃伦结束了哥伦比亚的学习几年后。和1949年“内布拉斯加小姐”范尼塔·梅·布朗在纽约重聚，一起吃饭。他们分别带上了苏珊和弗雷德，把这次晚餐变成了双对约会。此前，弗雷德通过沃伦至少和范尼塔见过一次面。她那时叫范尼塔·梅，布朗·纳德兰德，因为她曾和纳德兰德家族的成员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这个家族拥有剧院，是美国娱乐王朝的一分子。晚餐过后，沃伦最内向的朋友弗雷德，就如另外一个朋友评价的那样，“任她摆布了”，这似乎也证明了古老的格言“异性相吸”。起初，他们俩的结合看起来就像是沃伦在哥伦比亚学习生涯的迷人后记——从那个时期带入巴菲特夫妇圈子里的一对佳偶。他确实有安排朋友生活的倾向，要求他们和他合伙，把他们安排在自己公司的董事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纽带把他们卷进自己的生活。两个朋友的结合感觉上像是对他的赞扬，不过后来证实这是弗雷德一生中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

弗雷德和范尼塔一直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梦利斯伯里，那是他长大的地方，而且他的家族在那里创立了“Snap Back with Stanback”头痛药公司。现在弗雷德自己也需要成车的头痛药，因为他正努力从这桩婚姻中抽身出来。范尼塔已经彻底在小小的萨利斯伯里定居，而且留在那儿用尽她的创造力来让弗雷德苦恼。同时他们还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因此，和其他的格雷厄姆追随者不一样，弗雷德对股票市场的兴趣暂时被转移了。同时，市场正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上亿美元被人们用来搭所谓专家的便车而涌进市场，其实那些专家自己还没有几年的挣钱经验：超过50只新的投资基金进入市场，还有将近65只已经准备就绪。对广大范围内的个人而言，拥有股票成为一种时尚，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巴菲特形容这段时期和“不断增长的连锁信圈”甚至和“狂躁症”相似，大多数人“满怀希望、轻信和贪婪。找个理由就能相信”。

在一个仍然通过纸质交易票进行交易，然后实体运送股票凭证的业务里，交易量已经达到文书工作快把市场压得粉碎的水平。大量的指令被重复或者从未执行，票据放错，要不就扔在垃圾堆里，文件室的股票凭证不见了，推测是被偷了，还有谣言说黑手党已经潜入市场。各种各样的改革在1967年和1968年推进，自动化和电脑化交易系统正在竭力赶上。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关闭旧的“私下出售”市场。全美证券商协会宣布准备上马一个叫做“纳斯达克”的新系统，为小股票进行报价服务。大多数不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的价格不再是出现在刚印出就不新鲜的粉单上。而是公布出来，并且根据变化随时进行电子更新。做市商们必须摊牌，并且站在他们张贴的报价旁。任何有知识、擅长杀价且意志坚强的交易者都不会喜欢这个新系统。在一个已经困难的市场里面，这将让巴菲特的工作更加艰难。

沃伦给每一位将到拉霍亚的格雷厄姆追随者发出了指引。“除了1934年版的《证券分析》一书以外，请不要多带任何东西。”他写道。不管他们年龄如何，妻子一律留在家里。

在他的信里，巴菲特提醒他们到这儿来是听格雷厄姆——这个伟人，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人——的教诲。这个团队中的几个人——芒格、安德森、鲁安——倾向于爱说话。当然，当说到投资的时候，没有人比巴菲特自己更有这种倾向。37岁的他已经最终获得了贵族封号，能够称呼他以前的老师“本”。不过有时他仍然会忘记而称呼“格雷厄姆先生”：因此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提醒自己不要试图接着去做课堂上最好的学生。

得到这样的指示后，这12个格雷厄姆的崇拜者聚集到科罗拉多酒店，跨过海湾对面就是圣迭戈。沃伦原本希望在便宜很多的地点如假日酒店会面。他确信，这个团队的人都明白选择这个度假胜地，来奢侈享受这里的粉红和白色相间的维多利亚甜食是格雷厄姆的主意。

当这12个人抵达圣迭戈时，巨大的风暴已经来临，雨水如鞭，大海翻腾，但是没有人介意；他们来这儿是谈股票的。巴菲特非常骄傲自己能给老师设计一个表示敬意的礼物，而且能有机会给他的新朋友们炫耀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智慧。格雷厄姆来迟了，可毕竟曾经是老师，他一到这儿，立刻给了他们一场测验。

在任何情况下，听格雷厄姆说话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每一个句子都很复杂且加了典故。他给他们的测验也一样。“虽然有些复杂，但不是特别复杂的问题——有些是有关法国故事的，或者类似的。不过你可能知道一些答案。”巴菲特说。

他们却不这么认为。只有罗伊·托尔斯做对了超过半数的题目。除了有两题他确切知道不正确以外，其他每道题他都回答“正确”，最后他20分得了11分。最后才知道这个“小测验”原来是格雷厄姆教学技巧中的一个，是为了告诉人们，即使一个看起来容易的游戏也会被操纵。后来，巴菲特有句名言：知道一个聪明的家伙洗牌作弊并不是必要的保护措施。

在会议的其他时间里，格雷厄姆带着困惑忍受着讨论股票发起、制造业绩、伪造账目、制度上的投机和“连锁信并购综合征”。不过他再也不参与了；相反，他想猜谜语，而且会饶有兴致地加入到脑筋急转弯、词汇或者数字游戏中去。

然而，巴菲特和以往一样投入，尽管他在1967年10月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从现在起，他不再把自己局限在“简单、安全、有利润且令人愉悦”的活动里。他从圣迭戈返回奥马哈后。把精力都放在合伙公司的问题上。他需要让合伙人知道他们拥有的一些生意并不怎么样。他在接下来的两封信中给了些微妙的暗示。1967年他详细地描述了纺织业的艰辛，而1968年他没有进一步提及这门生意，尽管伯克希尔工厂的前景和收入并没有改善。多元零售公司的收益由于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而下降。然而，巴菲特还是没有采取逻辑上的下一步，出售伯克希尔·哈撒韦或者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

这里，他的商业直觉和他身上的一些其他特点有冲突：收账的迫切愿望、被人喜欢的需要、丹普斯特的风车战争后过分关注避免冲突。在1968年给合伙人的信中，他用错综复杂的合理化解释说明了他的想法：“在生意中，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相处时，我发现这对我是种激励（什么生意不这样呢？），而且能获得相宜的资本总体回报(比如说10%一20%)，为了多那么几个百分点而在各种情况下仓促行事是愚蠢的。而且对我而言，在一个合理的回报率下和高品位的人建立愉悦的私人关系，比在更高的回报率下面对可能的愤怒、恼火加剧，甚至还要槽糕的情况，要明智的多。”

不断增多的巴菲特观察家们中的一些也许已经很惊讶地读到了这些话。用“全部的”回报衡量，允许其中一些生意出现比平均水平差的情况。看到巴菲特——曾经像紧紧抓住牙膏管挤牙膏一样。从一美元里挤出一个百分点的最后1/10这样一个人——对“那么几个百分点”轻蔑地表示不屑是令人震惊的。

可是他的业绩表现让抱怨的人闭上了嘴，因为即使调低了预期，他仍然继续超越了自我。尽管已经是最大的负荷，合伙公司自成立12年以来，年平均回报超过31%，而道琼斯指数只有9%。巴菲特一直强调的安全边际总是以对他有利的方式和机会斜交。安全边际对他的平均成功率的累积效应意味着，投资道琼斯指数的1000美元现在只值2857美元，而他已经达到这个数字的将近10倍——27106美元。现在，巴菲特的合伙人相信他给的总是比他承诺的要多。1965年，巴菲特证明了这种业绩表现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而在这乱哄哄的一年里，学生们差点儿接管并关闭了哥伦比亚大学，嬉皮士的示威游行可能变得更好战，而激进分子可能会提名一头猪当总统。

不过到了1968年的中期，巴菲特决定抛弃棘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既不简单、安全、有利润，也不令人愉悦的公司——以及不幸运的纺织工人。他提出把公司卖给芒格和戈特斯曼。他们来到奥马哈拜访并进行商讨。但是，经过三天的讨论，芒格和戈特斯曼谁都不想买这家巴菲特认为自己没有了它反而能生活得更好的公司。他无法摆脱伯克希尔·哈撒韦。

因为服装部和梭箱织机部不能自给自立，需要花不少钱才能继续经营下去。巴菲特被迫采取行动。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回报希望而去配置资本是很大的罪过。他告诉肯·蔡斯该干的事。蔡斯失望了，不过他还是听从指示，关闭了这两个部门。巴菲特仍然不能让自己参与这一整个过程。

因此，他现在拥有的是一个有两项业务的合伙公司，一个成功——国民赔偿公司，一个失败——伯克希尔.哈撒韦，加上多元零售公司80%的股份，当然，还有广大范围内的其他公司的股份。随着1968年一天天过去，市场中的边缘股票开始下跌；投资者们集中到最大、最安全的公司股票上。事实上，巴菲特自己也开始购买最平淡无奇、最受欢迎、但尚属合理定价的股票：1800万美元的AT&T公司，960万美元的古德里奇公司，840万美元的AMK集团(后来的“联合商标”)，870万美元的琼斯与拉夫林钢铁公司。但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积累更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尽管他自己有不购买糟糕业绩股票的原则，尽管这个纺织生意已经深陷泥沼。而在不久之前，他还试图把它卖给芒格和戈特斯曼，但是既然卖不掉，他似乎又想拥有他能弄到的所有股票。

他和芒格还发现了另一个他们认为有希望的公司，并且正在尽他们所能地买进。这就是蓝带印花，一个生产优惠券的公司。他们两个将分别或者一起购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家公司将戏剧性地重塑这两个男人的事业。

印花是一种营销赠品。零售商们会将之连同零头一起交给客户。顾客会把这些印花放入抽屉，粘入小册子里。兑换的时候，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小册子就可以买回来一个烤炉、一根钓鱼竿，或者一副绳球套装。积攒印花带来的小小激动属于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一个节约的世界，一个害怕债务的世界，把这些“免费的礼物”看成是对不怕麻烦地收集、保存印花并且从不浪费的奖赏。

不过印花并不是真正的免费。商店支付印花的钱而又相应提高商品的价格。印花业的全美领先企业是斯佩雷与哈钦森公司，加利福尼亚州除外。在那儿，一群连锁店成立了自己的印花公司——蓝带印花公司，并以折扣价卖给自己。从而把斯佩雷与哈钦森公司的绿色印花排除在外。蓝带印花公司是典型的垄断经营。

如果你让所有主要的石油公司和食品杂货商都分发单一的印花，这就像垄断。人们会不要零头但会拿上印花。殡仪业者也分发印花，妓女们也分发印花。我一直在想，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妓院老鸽召集其中的一个女孩说，“从现在起，你录好发双份印花，错心。”印花到处存在。每个人都有，人们甚至仿制它们。

1963年，司法部就贸易限制和在加利福尼亚州垄断印花业务而对蓝带印花公司提起诉讼。”斯佩雷与哈钦森公司也起诉它。当时股票不景气，已经成立自己的合伙公司——太平洋合伙人公司的里克.格林注意到蓝带印花公司并且告诉了芒格。巴菲特也注意到了。“蓝带印花公司并没有完美的理念。”查理.芒格承认，不过他们都决定下一个适当的赌注，赌蓝带印花公司能够走出目前的困境——但斯佩雷与哈钦森公司的法律诉讼是最大的威胁。

他们看中了这家公司，因为它有某种被称作“浮存金”的特性。印花是预先付过款的，而奖品在之后兑换。在这期间，蓝带印花公司可以使用这笔钱，有时是好几年。巴菲特第一次接触这个诱人的概念是通过买CEICO股票，这也是他要拥有国民赔偿公司的部分原因。保险商在被索赔之前能先拿到保费。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拿这笔钱进行稳定且不断增长的浮存金投资。对于像巴菲特这种对自己的投资能力非常自信的人而言，这样的生意实在诱人。

就在巴菲特、芒格和格林投身于蓝带印花公司时，公司稳步增长的销售已经达到最高点。妇女们开始对坐在家里往本子里枯印花失去了兴趣。快速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意味着她们能利用时间干更好的事情，也意味着更多的钱以及如果她们想要一个电子搅拌器或一个瑞士火锅套装，就能买下它们那种拥有特权的感觉，而不是过分关心成本的印花以用来交换。社会角色和惯例已经颠倒，传统文化被蔑视，以致年轻人断言：“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38岁的巴菲特并没有觉得自己老了——他从不觉得自己老——但是“从哲学上说，我是在一个老年人病房里”。他写信告诉合伙人。他已经和现代文化与金融活动不合拍了。

说到那些正在形成的所有的新科技公司，他似乎显得特别——并且心安理得地——过时。他出席格林奈尔学院的会议时，发现学校的理事朋友鲍勃，诺伊斯渴望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诺伊斯、戈登.摩尔(公司的研究部董事)和公司研究发展部的副经理安迪.格鲁夫基于一个把电路科技延伸至“更高的集成水平”的朦胧计划，决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成立一家新公司。”罗森菲尔德和学校的捐赠基金都各自表示要投资10万美元，还有几十个人帮助为新公司筹集了250万美元——这家公司很快被命名为“英特尔”（Intel），是“集成电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的缩写。

33. 解体

巴菲特的财富已经增长到足以买下一家报纸或者杂志，或者两个都买下。然而他的梦想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者，而是一个出版商——具有影响力，并拥有一种公众可以借此知道消息的手段。大约在1968年左右，他和一些朋友试图买下娱乐报纸《多样化》。不过最后没有成功。后来另外一个熟人关系却带来了意外的收获。经常和苏珊一起去俱乐部听爵士乐的一个朋友斯坦福德.利普西有一天出现在沃伦的办公室里，他说他想出售《奥马哈太阳报》。巴菲特立刻表示出兴趣，此前他曾试图买下它。

《奥马哈太阳报》是在周边发行的系列周报。斯坦福德和珍妮.布莱克.利普西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份报纸。它在奥马哈的近郊发行7个版；它最基本的部分是警察日志、当地社会新闻、周边生意状况、高中体育，以及关于谁和谁确定恋爱关系之类的八卦新闻，这让它成为父母和孩子的必读品。虽然《奥马哈太阳报》在奥马哈的新闻业中处于劣势，但它的编辑鲍尔.威廉姆斯专门从事调查性质的新闻工作，通过发表当地领先的报纸《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漏掉的内容与之竞争。一般是揭露城中权贵的罪恶和不端行为。这些内容会冒犯《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主要广告商，通常这些人都避开《奥马哈太阳报》。

除了他自己对这家奥马哈机构的提升，巴菲特对《奥马哈太阳报》揭发丑闻的这一面有特别的兴趣。自从为抓住银行抢劫者而收集车牌号码以来，他想过当警察。而且“他总是对报纸怀着巨大的崇拜之情”。利普西说，“我凭直觉意识到沃伦理解新闻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一条新修的公路将穿过我的工厂，所以我必须借一大笔钱买一个新的出版社。我不喜欢《奥马哈太阳报》的商业前景，不过我知道沃伦有足够的钱保证报纸不会因经济状况遭受磨难。不到20分钟，生意就成交了”。 “

“我计算我们要为此付125万美元，然后每年可以拿回10万美元。”巴菲特说。回报是8%，和债券的回报差不多——比他预期的从一门生意或者一只股票上挣的要少，而且少得多。此外，长期展望表明回报会下降，而不是增加。但是，合伙公司的钱处于闲置状态。而且他真的想成为一个出版商。“我的交易的一部分是这样，”利普西说，“即使合伙公司关闭了，他也要吸纳我进去。

”巴菲特太想要《奥马哈太阳报》了，于是他同意了这个条件，而且他知道自己正在开始考虑关闭合伙公司。

1969年1月1日，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奥马哈太阳报》的所有者。但是这份小小的街坊报纸只是一个开始：巴菲特想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商。乔.罗森菲尔德把他介绍给西弗吉尼亚州的州务卿杰伊.洛克菲勒，罗森菲尔德认为后者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不久，巴菲特夫妇就在奥马哈招待洛克菲勒夫妇；作为回报，洛克菲勒又把巴菲特介绍给了查尔斯.彼得斯，后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启动杂志《华盛顿月刊》似乎是国家的正确的声音，就重要的思想发表观点。巴菲特和掌管《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吉尔伯特.卡普兰讨论以获得对杂志出版的理解。接着他又写信给洛克菲勒：“你已经找到了我的薄弱环节。关于出版业的交易，我这人很容易被搞定——当我喜欢这个产品……我要提及的是，我对出版业冒险之旅的热情和我就他们的财务可行性计算出的评估刚好成相反的比例。”

巴菲特把投资《华盛顿月刊》的想法介绍给弗雷德.斯坦贝克和罗森菲尔德，同时警告他们这不可能是一个挣钱渠道。不过它也许会揭露丑闻，推进理念，唤醒思想——暴露该暴露的！于是他们投了一些钱。

《华盛顿月刊》很快完成了最初的资本下注。巴菲特坚持说能不能再投入5万美元。接着他和彼得斯进行了50分钟的电话会谈，“哦，上帝，”彼得斯说，“作为一项投资，它失败的可能性太大了。他有作为一个努力的商人的直觉，另一方面又有慈善的好市民的天性，它们明显在交战。他担心他的商业声誉受损并且差点退出，我慢慢地努力把他拉回来。沃伦一直在找新的似乎合理的逃跑路线，而我总是努力封住出口。令人愉快的是，最后他还是留了下来。”巴菲特增加了条件，要求编辑们必须投入一些自己的钱，同时彼得斯从外部再筹些钱，巴菲特说余下的80%由他来弥补。

彼得斯是一个好记者，但不是一个好会计。他们筹来了资金。支票开出去了，接着好几个月没有人收到《华盛顿月刊》的信件。

“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巴菲特说。“弗雷德.斯坦贝克抱怨这样就会使国税表格晚到，而他不得不修改他的纳税申报。”虽然《华盛顿月刊》确实发布了强劲的内容——和巴菲特希望的那样——但这还不够。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杂志不会挣钱，不过他认为它应该对它拥有的钱负责。他对于把斯坦贝克和罗森菲尔德拖进了这样的猎熊活动中而感到难堪。投资者觉得自己就像银行柜台出纳一样被对待。巴菲特希望成为新闻工作的合伙人，而不只是为理想主义提供资金的人。

即使后果复杂，但正如巴菲特在1967年写给合伙人的信中表示的那样，他正在追求个人关注的事业。同时，市场继续枯竭，机会全无。可是，用部分时间当媒体大亨并没有帮助他适应这个现实。无论其他什么占据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他仍对合伙公司全心全意，事实证明“少一点强制性的投资方法”并不属于他的本性。于是他开始去找关掉合伙公司的最好办法。他说他收到了几个人要求购买管理公司的提议，这意味着一个可以得到一大笔收益的机会。不过他认为这并不正确。即使是在那个年代，一个资金管理人会放弃这么大笔钱也非同寻常。但是，迄今为止，巴菲特并没有显示出不想变得更富有的倾向。他总是和他的合伙人站在一边，就像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一样，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大约在1969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后，巴菲特写信告诉合伙人，仅仅降低目标没有减轻他思想上的紧迫感。

“如果我公开参加。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竞争。我知道我不想一辈子被要超越一个投资野兔的想法完全占据，能够慢下来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然后他扔出了他的炸弹：他宣布他将在年底发布正式退休通知，并在1970年年初关闭合伙公司。“我不适应这个市场环境，我不想因为努力去玩一个我不理解的游戏而破坏相当好的纪录。”

他将会做什么？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他写道，“但我知道当我60岁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努力达到和自己20岁时不一样的个人目标。”

合伙人失望地哀号，一些人还害怕。他们中的许多人像孩子一样天真，如他的姑姑艾丽斯。他们是牧师、犹太教士、学校老师、祖母以及岳母。他的声明等于是对股票的市场召唤。他认为这个游戏很快就不值得再玩了：他已经教甚至是没有经验的人要警惕这个过热的市场。一些人除了他谁也不信。不过“他仅仅是不想在一个他觉得机会并不让他感到舒适的环境里操作，”约翰.哈丁表示。“尤其是一件他觉得要花掉他所有时间的事情。”

苏珊很高兴沃伦将要关闭合伙公司，至少为了孩子们的利益考虑。他们非常在意父亲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苏茜总是能得到沃伦给孩子们的那么一点关注的绝大部分，而彼得觉得安静待在后院就很好。但是14岁的霍伊随着一天天长大，变得更狂野不驯了。一直以来他总在寻求和他的父亲有一些情感上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一直没有降临。苏茜有时会发现一双沾了假血的时装模特的腿从她的衣橱里伸出来。当她约会回家，霍伊会装扮成大猩猩爬到房顶上监视她。如果她穿着舞会上的裙子出现，他会用厨房水槽里的喷头把她淋湿。一旦他们的父母去纽约，霍伊就抓住机会进行无政府状态的试验。沃伦仍然什么事都依赖苏珊，而且认为她能照顾好霍伊和其他孩子，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到现在，苏珊自己已经停止努力去控制孩子，而且也已经让那些有关她的婚她的理想主义期望离开很久了。就像一个朋友评价的那样，她的注意力正被不断增加的“流浪汉”们所占据，他们徘徊在这座房子里，寻求她的帮助，占用她的时间。

因为她几乎总是无条件地接受别人，这些“客户”中的一些人过去是重罪犯、骗子、瘾君子，还有一个据说是妓院的经营者。一次又一次，这些人从她这儿骗钱。她真的不介意。巴菲特想到自己被欺骗就会被激怒。不过最后他把这个看成是苏珊平时乐善好施的预算中的一部分，甚至把它看做是她魅力的一部分。

她的妇女朋友团体继续扩张：贝拉.艾森伯格、尤妮斯.丹尼伯格、珍妮.布莱克.利普西、拉克.纽曼以及其他人。虽然沃伦认识她们中的大多数，不过这是苏珊的圈子，不是他的。其他的，如罗德尼和安吉.韦德来自积极分子社团；还有一帮以杜威公园网球场为中心的朋友；当然也少不了家庭成员：利拉，现在罗伊.拉尔夫已经过世，她又用回了巴菲特的姓；弗雷德和凯蒂.

巴菲特以及他们的儿子弗里茨，后者娶了巴菲特和苏珊以前的临时保姆帕姆——当然，她现在也是苏珊的朋友。她的侄子汤姆.

罗杰斯和比利.罗杰斯经常就在周遭，还有通过比利认识的当地音乐界的吉他手戴夫.斯特赖克。和他们一样，苏珊的一些朋友是年轻一辈的：她和棒球手鲍勃.杰布森的两个女儿芮妮和安妮特，以及他的妻子沙琳很亲近。她提供奖学金的几个黑人学生受到她的庇护并且不时地过来：罗素.麦格雷戈、帕特.特纳，以及爵士艺人比利.泰勒的儿子德韦恩.泰勒等等。

即使苏珊是所有这些慷慨大方的源头，她自己也开始需要一点关注。根据她朋友所言，她需要的其实不多，只要她丈夫一点点努力就够了。她不赞成挣钱是人生的目标。可因为沃伦缺乏兴趣，所以她远离了旅行、博物馆、剧院、艺术以及其化大多数文化形式，这让她感到生活很贫乏。在公众场合，沃伦热情地赞扬她，可在家里或工作的时候，他会陷入通常的着迷状态。她说，如果他能努力不时地和她一起去画廊，或者只是因为她想去，就带她去旅行，就会大不相同。不过，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当他有时真的应邀露面时，那代表一个帮忙，而不是礼物。

既然苏珊知道沃伦水远不会飞去意大利待上几个星期，她开始单独或者和她以女性朋友一起去旅行。有时去拜访家庭成员——比如伯蒂。她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有时去参加个人成长研讨班。

一次在芝加哥机场，她坐在凳子上，一个男人停在她面前。“你是苏珊.汤普森吗？”他问。她往上看，对于自己满嘴热狗的形象被人遇见很是尴尬。这个男声是米尔顿.布朗，她高中时的恋人，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了。他坐了下来，两人重新熟识起来。

总是希望感情联系的苏珊后来说，她的丈夫不缺少感情，他只是割断了他自己的感情。而且看起来肯定的是，他最强烈的感情纽带是和他的朋友以及合伙人的：对于他们，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和他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实际上的家庭。其他的巴菲特们帮不上忙，但能注意到他因有那些人的陪伴而神采奕奕，相反他在参加自己的家庭事务时，会表现出尽职但却心事重重的态度。

因此，尽管他准备关闭在过去的13年里花掉了他大多数清醒时间的合伙公司他还是完全保持着和合伙人的联系，而且似乎有点犹豫让他和他们的联系就到此为止。他甚至还帮助他们把钱放在投资好手的手里，给他们再写一封信，一丝不苟地描述他们的选择。

在解释他对他们的奉献时。他说：“找其他咨询者比较棘手。当我关闭了我的合伙公司时，我还有这些一直依靠我的合伙人们，我也将分配很多钱。我觉得有贵任至少为他们提供一些备选方案。”

退一步说，对于一个资金管理人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行为。即使本杰明.格雷厄姆接受询问时，也只对少数人这样说过，“哦，买AT&T公司”，以及随意地提到巴菲特而已。而巴菲特却付出精心的努力以指导他的合伙人迈向他们未来的投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去了芒格合伙公司，而他又送了一两个过去。不过芒格对市场有点不安。“谁还会去见人，如果你正在令他们失望？”

他说，“尤其当你把他们吸收进这样的关系中来？”他还是缺乏巴菲特推销的才能。

我推荐了两个我知道格外好而且诚实的人给合伙人：桑迪.戈特斯曼和比尔.鲁安。到那时，我已经在投资世界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识他们也好些年了。因此，我不仅知道他们的业绩，而且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完成这个业绩的，这相当重要。

于是有钱一点的合伙人去了戈特斯曼的第一曼哈顿。不过桑迪不想要小鱼儿，因此巴菲特把剩下的给了鲁安，后者正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两个合伙人里克.坎尼弗以及西德尼.司特尔斯一起成立自己的投资咨询公司——鲁安-坎尼弗-司特尔斯。并且创建了专门接受较小账户的红杉基金。他们雇用了巴菲特合伙公司一旦解散就要失业的约翰.哈丁为新公司管理奥马哈的办事处。卡罗尔.卢米斯的丈夫，证券销售商约翰.卢米斯和巴菲特的值得信赖的研究员亨利.勃兰特一起去了鲁安-坎尼弗-司特尔斯——当然是全职员工。这些联系也让哈丁、卢米斯以及勃兰特保留在巴菲特延伸了的“家庭”里。

巴菲特把鲁安带到奥马哈，并且向合伙人推销红杉基金。他用典型的数学术语为鲁安作注释。按惯例，即使他已经认识鲁安好些年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留一个小小的退路，害怕事情并不如所愿而招致责备。他写道，“当判断人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犯错的可能性……〔不过)我认为比尔无论在性格还是业绩表现上都能做出一个胜算极高的决定。”

然而当巴菲特为关闭合伙公司作安排时，市场火花将要冷却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了。到1969年7月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兵为止，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9%。虽然那个夏天成功登月的胜利给了这个国家一次振奋，但华尔街并没有感受到。国外公司的股票如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和米尼.佩尔的鸡肉系统公司——已经在这个市场积累了巨大的跟风盘，而这个市场里一半的资金管理人和经纪人在这个行业工作的年限不超过7年——开始崩溃。

蓝带印花公司——巴菲特、芒格和格林苦心收集这家公司的股票——现在成大一个和总体趋势不一样的引人注目的例外。他们三个就公司能否解决和斯佩里与哈钦森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一直在下赌注。当达成解决方案后，这只股票——巴菲特的合伙人不知道他们有这只股票——倾泻而出700万美元的利润，而他们不到一年以前的投资额仅为200万美元。加现在蓝带印花公司决定再次公开发行，作为那个协定的一部分，巴菲特选择出售合伙公司持有的股份。这似乎表示合伙人将在1969年拥有辉煌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的10月，巴菲特又召集了一次格雷厄姆迫随者会议，与会者包括上一年在圣迭戈聚集的人，但没有本杰明.格雷厄姆本人。这一次妻子们也被邀请了。虽然她们不参加男人们讨论股票的会议。但她们的存在让气氛更为欢乐，像度假一样。巴菲特把整个安排交给了马歇尔.温伯格，他住在纽约而且喜欢旅游。不过，温伯格也喜欢节俭，并且乘喷气式飞机到处旅游的经验并不比巴菲特多。四处询问后他作了一个不幸的选择。定在殖民地俱乐部，度假胜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在那儿他们被当做乡下人一样招待，甚至连门童都不给他们好脸色看。

第一个晚上吃晚餐时，鲁安报告说，门童把他给的5美元小费还了回来，还语带讥讽地说，“你比我更需要它。”比尔.斯科特给了他的门童一把1角的硬币，他通常把硬币放在口袋里以备为巴菲特打电话。门童出去后把这些零钱全扔在了走廊的地板上。

接下来的5天，这群人承受着这里糟糕的食物、狭小的房间、强劲的大风以及鞭抽一样的大雨。男人们按照教室的风格坐着。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坐在前面他一贯的位置上。他们对各种思想反复讨论，用的是从很多年的讨论以及亲密共享的一套概念和价值观念中衍生出的经编码的速记方法。“查理讲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故事，”巴菲特后来写道，“我作了同样令人沮丧的结论，(倒是沃尔特.施洛斯)说那两个选址错误并且工厂已经废弃的钢铁公司股票价格仍然在面值以下，所以也不是所有的都失败。

巴菲特提出了荒岛挑战的讨论。“如果你被迫搁浅滞留在一个荒岛上10年，”他问，“你会投资什么股票？”这个游戏是去找到有最强健的特许经营、最少受到环境腐蚀的那家公司。竞争和时间的结果是芒格的关于大生意的想法。亨利.勃兰特记录着各种各样的答案，巴菲特给出了自己的选择：道琼斯，《华尔街日报》的所有者。他对报纸的兴趣与日俱增，而且只会变得更强烈。

可是奇怪的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这只股票。

聚会结束时的情形和刚开始时大致无二，酒店员工表现出更多的无礼，认为自己只是在招待一群市场下跌时三流的股票经纪人而已。”他们甚至把这个格雷厄姆团队从酒店中二楼的珠宝箱旁赶走。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埃德.安德森到前台去问怎样去机场最好。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大多数客人坐豪华轿车去，可对你们来说，我们还是叫出租车吧。

巴菲特继续描述殖民地俱乐部是“一个友好的家庭式的酒店——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肯尼迪家族人员的话，他们会很友好。”这个酒店是“一流地点、低级表现”，安德森说。后来，劳德代尔堡一位持有殖民地俱乐部抵押的商人就融资交易征求巴菲特的意见。巴菲特告诉这个人，如果不收取费用，他会很高兴这么做，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取消他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就干吧。”

应巴菲特邀请来到殖民地俱乐部的还有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的路易斯.科恩。巴菲特已经喜欢上了科恩和他的妻子，他和苏珊曾与他们夫妻俩一起去科苏梅尔度过假。但是邀请他们参加殖民地俱乐部的聚会证实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因为这个会议刚计划完，巴菲特和芒格就开始意识到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的运作将不会顺利。

“零售业是非常棘手的生意，”查理.芒格说，“我们意识到自己错了：实际上每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大的连锁店经营最终都会陷入麻烦并且很难调整。一个20年里占优势地位的零售商不一定在下一个20年里同样有优势。”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对零售业小心谨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谨慎只会增长，不会减弱。

他们想要的是那些能挣钱的生意，那些有某种持续竞争优势以及能够尽可能长久的智胜资本创造和毁灭这一自然循环的生意。佛罗里达州的这次会议后不久，芒格和巴菲特就以他们当时买的差不多的价格将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卖给了综合超级市场产巴菲特想在关闭合伙公司、分配资产之前快速行动，摆脱这家公司的负担。科恩夫妇和这家公司一起从巴菲特夫妇的生活中消失了。

为了购买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当时多元零售公司发行了无担保债(“公司债”)。巴菲特对此尤其关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融资。他对承销商坚持债券要有一些不平常的特点。银行拒绝了，因为新颖的结构将会使债券销售更加困难。

我说，“好，不过债券应该有这个特点。”那是我的第一次债券发行，我在债券上加了些承销商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的东西。

不过这些年我对债券发行想了很多。而且我思考了债券持有人是如何被俘虏的。

从历史发展上看，债券持有人比股票持有人挣钱少是因为他们偏好更低的风险而放弃了股东持有人拥有的无限的潜在机会。不过，巴菲特知道在真实世界里，这并不是必然正确的。

“我加进去的东西中，有一条是，如果我们因为任何理由而不支付债券利息，债券持有人可以接管这家公司的表决控制权，因此他们不必非得通过破产或者所有类似这样的手段而让生意变成儿戏。”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证券分析》中用和对其他任何主题一样的热情对此有过论述。他描述了法院是如何很少让债券持有人得到支持债券的资产，除非这些资产已经几乎毫无价值。无担保债券的破产接收权要经过一套程序彻底检查，这个过程卡得让人喘不过气，细到几乎不切题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就是延迟支付。因此，多元零售公司的公司债也提出，如果公司馈发行在外，公司可以不分红，这意味着如果债券利息未结消，证券投资人不能得到利润。

第二个不平常的条款是公司债的利率是8%，但根据公司的收入状况。公司可以多支付1个百分点的利息。

巴菲特还加了第三个条款。因为他认为债券主要是出售给那些了解他或者了解他声誉的人，他希望如果他卖出了多元零售公司足够多的股票而导致他再也不是最大的股东时，这些债券是可赎回的。

“从没有人在契约上加这样的东西。我说，‘你知道，他们有权利得到这些。他们也许不想赎回债券，不过如果他们想，他们就有这样的权利。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借钱给我。”’当银行家尼尔森.怀尔德抗议这样的条款史无前例并且没有必要时，巴菲特否决了他的意见。

因为利率升高，而且银行不愿借款，公司债突然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廉价融资的方式，一个有力的令人欣慰的奖品。然而，因为巴菲特认为今天的l美元总有一天会变成50美元或者100美元。所以似乎他已经在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身上损失了很多钱，因为他丧失了更有效地使用这些钱的机会。他后来就此作了如下总结：

时间是极好的生意的朋友，是普通生谁的敌人。你也许认为这个原理很明显，不过我必须以艰难的方式才学会……结束了和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的联姻之后，我的记忆就和乡村歌曲中的丈夫一样：“我的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跑了，而我依然很想念她”……以合理的价格买一个好公司要远远好于以一个好价钱买一个合理的公司。查理早就理解了这点，而我是一个迟钝的学习者。不过现在，我们买公司或者普通股票的时候，寻找的是有一流管理的一流生意。那也导向了另一个相关的经验：好的骑师在好马身上而不是在衰弱的驽马身上才能发挥出色。

1969年的秋天，巴菲特和芒格还在忙着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交易的事，《福布斯》发表了一篇关于巴菲特的题为《奥马哈如何击败华尔街》的文章。这篇文章以如此醒目的方式开头，以致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其他报道巴菲特的作者无不效仿。

“1957年投入他的巴菲特合伙公司的1万美元，”《福布斯》说，“现在价值26万美元。”拥有1亿美元资产的合伙公司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1%。在这12年里“没有哪一年是亏损的……巴菲特凭借坚定跟随基本的投资原则而获得这样的成就”。

在更多有关巴菲特的深入报道中，《福布斯》一位不署名的专栏作家这样写道：

“巴菲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他有简单的品位。”

经营合伙公司时，这个拥有简单品位的不简单的巴菲特一直坚持股票交易的秘密性，而且从来没有在采访中曝光。然而，现在保密性不再重要了，所以他才和这么一篇关于他自己的高调的文章合作。

文章没有写出，或者私下说出他的资产净值。记者不知道自从巴菲特在1966年向新的合伙人关闭合伙公司，他收取的费用经过再投资，在仅仅三年内已经将他的资产净值翻成4倍，达到2 650万美元。——因为没有新合伙人的钱来稀释，他在合伙公司资产里的股份已经从19%升至26%。这篇文章举了他的“杂乱无章的老旧的奥马哈房子”以及他其貌不扬的办公室里缺少计算机和大量员工的事实作为例证。确实，这个品位简单的男人仍然一天饮四五瓶百事可乐，在晚宴的时候会要求可乐而非酒，并且如果有比牛排或者汉堡包更复杂的食品供应时。他也只会吃小圆面包。家里无论是谁碰巧在洗衣服，都有可能一把把他抓过来，勒令他赶紧换衣服。他有时仍然会以比流浪汉好不了多少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而且很少注意到自己的着装情况。即使住在有两个房间的车库式公寓里他也会高兴，钱只是他的记分牌。而苏珊却很在乎生活质量，认为如果没有派上某种用途，钱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巴菲特夫妇在一段时间里还是过着小康夫妇的生活——当然不是他们可以供得起的那种奢侈生活。苏珊甚至升级了沃伦的汽车，让他开和她一样的凯迪拉克，不过是那种没有任何额外性能的基本型，而且是她给数英里之内的每一个交易商打电话争取的最便宜的价格。人们发现了他朴素的品味和不断增长的财富之间的反差。他和蔼的态度、谦虚的才智和稳重让他们毫不紧张。他已经褪去了一胜他以前的不知礼节和大部分的傲慢，以及较为明显的感觉不安全的迹象——虽然他对批评的容忍没有增加，但他在学习隐藏自己的不耐烦。对长期的朋友他表现出无比的忠诚，人们尤其会被他最根本的诚实所打动。

但是，长期和他在一起的人发现他那松了绑的能量旋风令人疲意。“永无止境”，他们窃窃私语，而且当他的注意力走神时，他们有时会感觉到一种带负罪感的轻松。他吸收信息而且动辄拿给朋友们大量的剪报和阅读材料——他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后来才猛地醒悟过来他们已经落后他的步伐好久了。他的谈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随意。它们似乎总是要有一个目的，而不管对于接受的人来说这个目的是多么费解。人们有时意识到他在设法测试他们。在表而的随意风格下面，巴菲特有让人为之震动的内在张力。

很难想象没有了合伙公司他将如何处理所有的精力和激情，而很多合伙人也发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他们将干些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他的拉衣裙者而不愿让他离开。他们的不情愿给巴菲特其他家族生意的命运钉上了讽刺的注解。在巴菲特家的杂货店100周年庆典上，弗雷德.巴菲特表示不想干了，要放弃这家店，可他的儿子们谁都不愿意接手。尽管它每年有50万美元的营业额，但以是当他努力寻找买家的时候，却发现无人问津。

巴菲特家不是社会名流也从来没有举办过真正的大型宴会。但是因为商店和合伙公司都将关门，他们在1969年9月最后一个周末的一个晚上举办了狂欢会庆祝。将近200个不同年龄不同种族的人涌进他们的房子。商人、社会妇女、苏茜的可怜的“客户”、少男少女、因为合伙公司而有钱的朋友、苏茜的女同学们、神父、犹太教士和牧师，以及当地的政客摩肩接踵，通过一簇簇亮灯，经过一排排放在橱窗里的足有3英尺高的百事可乐瓶子。苏珊选择了一个纽约主题——“后台入口的熟食店食物和装饰”——并且告诉人们要穿得“随意”。从裙裤到正式场合穿的短裙，客人们果然穿得各式各样。切掉一半的啤酒桶里装满了菊花，颜色是她最喜欢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一张桌子放在那里，犹如熟食店的手推车，上面铺满了熏牛肉三明治、奶酪，还挂着香肠和一只拔了毛的鸡，以契合当晚的主题。坐在日光浴室小桶旁边的钢琴师鼓励客人们跟着唱。壁球场外的爆米花机散发出的香味欢迎客人们来到临时改成的地下室电影院。壁球场的天花板上跳动着巨大的氦气球。由费尔兹、梅蕙丝以及萝瑞尔和哈迪演的电影放了一整夜。在日光浴室里，当客人们用油彩在两个穿着比基尼的模特身上涂抹时，年迈的弗雷德.巴菲特竭力出来“保护”她们。

“我太高兴了。根本不愿意去想这一切将要结束。”苏珊后来这么说。

第四部分 苏珊在唱歌

第五部分 华尔街之王

第六部分 行李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