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9066： 硅谷热（Silicon Valley Fever）

不久前，我国先后出版了《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这两本书，在读者中影响很广。我相信这本《硅谷热》，将会引起您更大的兴趣。如果说，《第三次浪潮》是一条线——它从纵的角度，纪录了美国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历程，《大趋势》是一个面——它从横的方面，展示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趋向；那么《硅谷热》就是一个点——它从一个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典型实例，来看技术创新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

美国电子协会总部设在硅谷，因为它的会员有62%集中于硅谷和它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硅谷人材荟萃，在这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狭小地域，聚集着六千多名博士，占加州博士学位人材的六分之一，而加州又是美国拥有博土最多的一个州。硅谷是风险资本活动的中心，美国最大的风险资本公司有三分之一以上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硅谷还是美国新富翁的乐园，它的北部居住的百万富翁达15，280个，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因投资于高技术产业而发财致富的。硅谷可算做“信息社会”的典型了，它每年新增加的四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多数从事收集、加工、分配信息或制造信息技术设备工作，信息成为硅谷创造财富的资源。硅谷的经济在美国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它已跃居为九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生产全国半导体集成线路的三分之一，导弹和宇航设备的五分之一，电子计算机的八分之一，年销售额达400亿美元。硅谷中等家庭的收入，每年大约在三万美元以上，家庭购买力居全国305个都市地区之首。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们刮目相看。

早在五十年代初，“硅谷”是个水果产地—一个不起眼儿的小地方，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如今硅谷“热”了，这股热浪不仅波及到美国的各个角落，而且风靡全球。在美国“硅山”、“硅沙漠”、“硅草原”、“碳谷”、“东部硅谷”、“生物工程谷”纷纷涌现;在世界，德、法、英、日、加拿大等国也竞相建立了“硅谷”、“硅区”、“硅岛”、“北硅谷”。硅谷为什么“热”起来了?它最初是怎样崛起的?它的现实图景，它的影响、前途如何?这一联串的问号，不仅萦绕于从事研究工作和制定政策的人们的脑际，而且也是广大群众所感兴趣的迷津。

硅谷的历史很短，总共还没超过三十年。我们以史诗般的阿普尔计算机公司的发迹史作为本书的开头，因为它对于说明硅谷的发迹史，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迷上计算机的小伙子们

1976年的时候，西奥多·纳尔逊是一小撮早熟的“计算机迷”之一，他们将震撼计算机工业。这些人如克罗门科公司(Cromenco)的哈里·加兰和罗杰·梅伦，奥斯本计算机公司(Osborne)的亚当·奥斯本，微型计算机软件公司(Microsoft)的比尔·盖茨，阿尔秦公司(Altair)的爱德华·罗伯茨以及阿塔里公司(Atari)的诸兰·布什内尔。而后来变得最有名的则是史蒂文·P·乔布斯和斯蒂芬·G·沃兹奈克，当时他们正在硅谷创建阿普尔计算机公司(Apple Computer)。西奥多·纳尔逊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讲的时候，这群微型计算机革命家才二十来岁，他们是在激进的六十年代长大成人的。那时，这帮人的大部分仍然喜欢穿紧身裤和工作衬衫，而不喜欢穿三件套的西服。如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成为大富豪了，他们的公司已在华尔街榜上有名，他们穿着布鲁克斯兄弟公司制作的典雅服装在公共场所露面。

起初，在1975年的时候，这些微型计算机也还只是业余爱好者的玩意儿。阿尔泰8800型计算机可以邮购，也可以在计算机零售商店里买到。这种商店里的售货员尽是些聪明的小青年，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顾客，满嘴讲的是难懂的计算机术语。一台阿尔泰微型计算机售价大约400美元，但用户还得花2000美元买一套外围设备。1975年，大约有2，000台阿尔泰8800型计算机出厂，大部分卖给了工程师、科学家和计算机程序编制员。唯一的问题是，当你把个人用计算机放在家里的时候，它干不了什么很有用处的事儿。而愿意花上几千美元买一台用处不大的计算机的业余爱好者，其人数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后来家用计算机市场兴旺起来，这要特别归功于阿普尔计算机公司、坦迪公司(andy)的无线电部以及柯摩多尔公司(Commodore)。这些公司认识到，如果软件的供应上去了，那末，几千台—甚至儿百万台微型计算机就都能卖出去。首先推出个人用计算机的并不是那些生产大型主体计算机的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控制仪器公司(CDC)以及巴勒斯公司(Burroughs)，甚至于也不是数字设备公司(DECS)或通用资料公司(Data Generals)这两家小型计算机生产公司。实际上，家用计算机的两家主要厂商，开张的时候并没有多大的财力。坦迪公司无线电部总共投资了15万美元用于设备、厂房和软件，就成功地推出了第一台TRS-801型微型计算机。

阿普尔公司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斯阿尔托斯镇史蒂文·乔布斯家的汽车房开张的，并且生产阿普尔计算机的主要原因，是乔布斯及其合伙人斯蒂芬·沃兹奈克需要一台阿尔秦计算机，却又没钱买。阿普尔计算机公司的发迹史在硅谷企业发展史上是有典型意义的。

“苹果”I型计算机的诞生

为了造“苹果”I型计算机，沃兹和乔布斯从他们所在的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和阿塔里公司把一些电子元器件“解放”了出来。沃兹奈克在设计“苹果”Ⅰ型计算机的时候明确认定：成本一定要低。他没有用第一流的微处理机因特尔8080—作为他的计算机核心部分，因为单单买这种东西就得要270美元，而且还难以得到，电子产品批发商要求沃兹必须开个户头，并且以一家公司的名义进行登记。沃兹奈克说：“当时，丘克·皮德尔搞出了他的6502型微处理机，并且宣布将在“威斯康”展销会(西海岸一个大型的一年一度计算机展销会)出售。这样，我的几个朋友走了一趟威斯康展销会，20美元一个，买回来一批微处理机……你看，20块钱就能买一个微处理机。我就这样念起了生意经”

“苹果”I型计算机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由几百名计算机迷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聚会的一个协会组织)展出的时候，人们羡慕不已，乔布斯和沃兹奈克的朋友们都想要一台。乔布斯说：“就这样，我们把全部时间都用于帮助他们制作计算机。把我们的周末、我们每天晚上的时间以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搭了进去。我把我的大众牌汽车，沃兹奈克把他的计算器都卖了，我们总共凑了1，300块钱。我们出钱请一位朋友为这种计算机设计一块印刷线路板……我们算了算，我们可以造100台，每台卖它50美元，可获利2，500美元，那我们的汽车和计算器又可以买回来了。”沃兹奈克和乔布斯花了60个小时才装好了他们的第一台“苹果”计算机，但得力于印刷线路板的帮助，他们后来组装一台就只用6个小时了。无心插柳柳成荫，沃兹奈克和乔布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居然创建了微型计算机工业。

1976年6月，乔布斯拿着一台他的计算机，来到了当地的家计算机零售商店—贝蒂商店。他后来说：“他们订了50台。天哪，这就是一大笔钱啊!不过，他们来了个新花样，要求计算机要完全装配好的。在当时，你买不到一台完全装配好了的计算机，卖的都是配套元件。”然后，乔布斯就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他大模大样地俨然像个大公司的经理，跟几家电子元件供应商订了合同，要求他们按照给休利特-帕卡德那类大公司同样的供货条件办事儿。“我们说服了他们，给了我们价值2.5万美元的元件，并且提供了为期30天的卖方货款。当时我甚至连什么叫为期30天的卖方贷款也不懂。我们把这些盒元件都拿回家来。我们造了100台，给了贝蒂商店50台，这笔买卖是现金交易。我们在29天内就还了元件供应商的货款，这使我们开始注意现金周转的问题了。”

这两个合伙人是在乔布斯父母的汽车房里组装计算机的，当时，那房子里堆满了塑料包装的半导体芯片和印刷线路板。乔布斯每天都得花几个小时，用他父母的电话做业务联系工作，请律师咨询，请公共关系公司设计广告。沃兹奈克与乔布斯的合伙企业总是感到手头拮据，所以乔布斯不得不说服律师先提供服务后付钱。当地一家公共关系公司的经理里吉斯·麦克纳，尽管乔布斯三次登门求助，他也没有答应，但最后还是默许了，给了乔布斯“免费服务”——延期付款。

阿普尔公司所在的这个汽车房拥挤不堪，堆满了电子器件，乔布斯和沃兹奈克认为：这种小本经营的阶段已经过去。乔布斯说：“大约在1976年秋天的时候，我认识到，市场的扩大比我们生产的发展更快。我们必须筹措更多的资金。”

阿普尔以及跟它前后脚创立的同类公司，帮助建立了美国种新行业—计算机零售商店。这些地方企业的出现是迎合了公众的一种需要。某些具有事业心的人想到，零售微型计算机可以赚钱，就这样，第一家计算机商店出现了。1975年6月，特德·海泽在洛杉矶开了第一家计算机商店，人们一般公认他是这方面的先驱。海泽白天要上班，所以他的商店只能晚上和周末营业。世界上第一家全日营业的计算机商店就创立在硅谷的中心地带——暸望山的西卡米诺瑞尔路1063号。合伙的两个店主博伊德·W·威尔逊和保罗·特雷尔给商店起的名字是“贝蒂商店”。它在1975年12月开张，出售阿尔泰8800型计算机，还卖像西奥多·纳尔逊所著《计算机解放》这类的书，印有计算机图案的各种汗衫，有关微型计算机的杂志及手册等。

威尔逊还记得1976年6月乔布斯和沃兹奈克来店推销其“苹果”机线路板的事。推销者回忆是贝蒂商店订了50块苹果机线路板，但威尔逊记得更可能是25块左右。双方倒都还记得威尔逊要乔布斯和沃兹奈克给他们的“苹果”机线路板装个外壳，因此而生产一种拿来就能用的微型计算机。威尔逊明白他的顾客们需要的是完整的一台计算机，而不是只有一些部件或配套的元件。因此，在阿普尔的两位奠基人开办自己的公司方面，威尔逊给了他们以巨大的推动。起初，他们拒绝照办。乔布斯说“我们并不想做生意。”后来乔布斯又到商店去，威尔逊给他看了装在一个俗不可耐的木盒子里的“苹果”机线路板。威尔逊说：“这一下子可使乔布斯服了——他必须制造有个漂亮外壳的‘苹果’机。”

在其初创阶段，贝蒂商店的兴隆是与“苹果”机的成功紧密连系在一起的，因为这家计算机商店有了一种热门的产品可供出售。在两年之内，威尔逊的贝蒂商店成了有75家商店的一个连锁商号了。但几年后，由于现金周转不灵，这家连锁商店系统垮了台。贝蒂商店和阿普尔公司最后也分道扬镳了，如今，威尔逊在一家名叫“原贝蒂商店”的计算机商店出售克罗门科计算机和幸福计算机。

计算机商店就这样扎下根来。美国10个最大的城市里，每市至少有200个计算机销售网点，全世界的计算机商店约在1.3万家以上。此外还有1.7万家非专业计算机商店，既卖其他商品，也卖计算机。最近，原贝蒂商店往北迁了几个街区，搬到了西卡米诺瑞尔1545号，商店的新址更好。原址，也就是“苹果”机的发祥地，现在成了一家成人书店。书店的橱窗上写着的一条标语道：“欢迎成双成对来!”

诺兰·布什内尔的嘲笑

乔布斯和沃兹奈克这两个本未想办企业的企业家认识到，苹果”计算机是一种确有销路的产品，这时，他们就带着它去见他们曾分别供职的阿塔里公司和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老板。乔布斯力图使阿塔里公司的创办人和第一家影像游艺公司——彭公司的创办者诺兰·布什内尔相信，微型计算机前途光明。但阿塔里公司的生产线上并不生产计算机，布什内尔对乔布斯嘲笑了一番。

1983年，布什内尔在加利福尼亚州森尼维尔为工程技术人员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讲话时回忆这件事说道：“让我们设想下，你在一家公司供职。你去找经理说，‘我想出了一种产品，我认为它会有个1000万美元的市场。’经理说：“噢！1000万美元的市场?我们是一家有1000万美元销售额的公司。’你会说，‘啊!1000万美元，对我来说是满不错的了!……这种新的产品就是个人用计算机!(听众们为输主布什内尔鼓掌喝采。)众所周知，大型计算机的主机和小型计算机都是有利可图的。那是1975年的情况。因此，一些小公司就可钻市场的这些空隙而发展起来。很快它们就长大成人，能和大公司称兄道弟了。如今，这种1000万美元的买卖叫阿塔里公司给放弃了…各位知道，我从来也没说过我们是完美无缺的。”1982年，微型计算机的销售额达到了54亿美元的高峰。

随之，沃兹奈克也去找了他在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顶头上司，建议由该公司来生产“苹果”计算机。他试了三次。但休利特-帕卡德的负责人们说，沃兹没有大学学位，也没有搞计算机设计的正式文凭。阿塔里和休利特-帕卡德在晚起了步之后，现在深深地卷入了微型计算机的竞争，这种情景使乔布斯和沃兹奈克可以有些快慰。它们都在拼命追赶微型计算机业的领先者—阿普尔。

乔布斯和沃兹奈克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和贝蒂商店的推销情况，以及他们的汽车房生产经营情况都使他们明白了，美国的公众在持币待购“苹果”计算机。买主们并不管计算机是否是某家有名望的可提供服务、维修和用户培训的公司所生产的。消费者们要的是马上买一台微型计算机，而不愿再等上四、五年，待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那类声名卓著的厂家进入了微型计算机领域之后再来买。阿普尔公司看准了空子，并且填补了这个空档，在其创立初期，就以一种几乎是轻率的飞快速度发展起来，因此它占据了微型计算机市场的很大份额。阿普尔公司在做广告上花了大笔钱，它希望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进入微型计算机领域时，阿普尔已经站稳了脚跟。

乔布斯和沃兹奈克分别去找他们在阿塔利和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顶头上司，请他们这两家功成名就的公司接过他们的原型“苹果”计算机，他们的大老板报之以嘲笑，那可能也是完全有道理的。1976年估计的微型计算机市场的规模，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似乎是太小了，但是，对于像阿普尔公司这样新来乍到的厂商来说，这个潜在的市场却是很有吸引力的。后来，大出那些已经创出牌子的计算机公司的意料之外，微型计算机市场有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当时没有一个人(包括乔布斯和沃兹在内)知道这个市场将会到底有多大。

1976年秋天，乔布斯终于决定，他们应该建立自己的公司了，但沃兹奈克还是坚决反对。因此，乔布斯给沃兹的一些亲戚打电话，请他们帮忙说服沃兹同意开办公司。1976年的天，乔布斯和沃兹奈克正在他们的汽车房里干活，当地的一个风险资本家唐·瓦伦丁，开着他那辆漂亮的奔驰小轿车来登门拜访。是麦克纳和诺兰·布什内尔(阿塔里公司的老板)建议他来的，因为瓦伦丁是个可以帮助乔布斯和沃兹奈克筹措资本的人物。瓦伦丁一看乔布斯那个扮相就够了(他穿一条绷得很紧的工装裤，脚登一双拖鞋，头发长得到了肩膀，还留着一撮儿胡志明式的胡子)，后来他对麦克纳说：“你怎么推荐给我这么一块料?”瓦伦丁没有给他们钱，但是，他叫他们去找前因特尔公司的销售经理小阿马斯·C·马克库拉。

不久，马克库拉开着他的科沃特小轿车来到了阿普尔公司所在的汽车房。38岁的马克库拉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他已从因特尔退休。马克库拉要看看他们的企业计划书。乔布斯和沃兹奈克面面相觑，无言以答，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企业计划书是个什么玩意儿。马克库拉解释道，一份详细计划书对于筹措风险资本是至关重要的。

然后，他跟乔布斯和沃兹奈克一起，坐下来干了两个星期，他们没白日没黑夜地干，终于为阿普尔计算机公司弄出来一份企业计划书。马克库拉自己入股91000美元，并且帮助公司从美洲银行弄到了一笔25万美元的货款。他们三个人拿着阿普尔的企业计划书去拜访马克库拉认识的一些风险资本家，又筹集到了60万美元。本书的第四章将更详细地谈风险资本家及其对硅谷新创企业的巨大影响。

阿普尔公司的资金问题解决了。乔布斯和沃兹奈克请马克库拉成了他们第三个平等合伙人，因而吸收了他的销售能力和经营经验。马克库拉建议，阿普尔应雇用全国半导体制造商协会的主任——33岁的迈克尔·斯科特，请他来当阿普尔公司的经理。斯科特是个精明而又脚踏实地的生产专家，这种人才正是阿普尔公司需要的。斯科特同意加入阿普尔的董事会，尽管这样他的收入要减少一半。在这个阶段，马克库拉是董事长，乔布斯是副董事长，沃兹奈克是负责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副经理。

是到了该从这个汽车房搬出去生产“苹果”II型计算机的时候了。

1977年以前，各种计算机都是装在个笨重的见棱见角的金属盒子里，结构复杂，一付唬人的模样，用起来颇费劲儿。“苹果”II型一改这些旧例。沃兹奈克设计了一台计算机，极其精巧，但实际上又很简单。由于“苹果”II型计算机简单，是很容易编程序，二是很容易制造。“苹果”II型机总重只有12磅，并且总共只用10根螺丝就可以把它装配起来。其外壳是个淡灰色的盒子，在键钮板的上部镶嵌着一块由六种颜色组成的“苹果”标识(一个咬掉了一口的苹果)。计算机的外形是由乔布斯和他的一个在阿塔里公司工作的朋友共同精心设计的。宗旨是要给使用者一种亲切而非唬人的印像。机内有一套小巧的沃兹奈克的奇异的杰作：一个紧凑的供电装置，一块包含有微处理机和其他种种半导体芯片的线路板，以及与键钮板相连接的导线。对于门外汉来说它显得非常之简单，但实际上，计算机的每一部分都是进行了一番出类拔萃的精心设计的结果。

叫它阿普尔(The Apple苹果)吧

每家新企业的创办人都会遇到个难题，那就是得给他的新公司起个名字，一般这种名子要含有高级技术和微电子的意思，但又不能太具体了，因为他们以后还可能要生产一些其他种类的产品。硅谷舞台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迈克尔·马隆(前《圣何塞信使新闻》的记者)发现，硅谷新创公司起名字有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60年以前，这地方的公司一般都以创建人的名字命名，如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瓦里安(兄弟)公司(Varian)、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 Fairchild Semiconductor)等等，这个时期硅谷电子公司的名字，跟杂货店、房修公司或别的什么行当公司的名字没有什么差别。

1961年，随着西格奈蒂克斯(Signetics，信号、网络电子这三个词的英文缩略字音译)公司的创立，大量出现了包含有“电子”、“技术”等双关语意的公司名称。因特尔公司的“因特尔”，就是集成、电子两个词合并缩略而成，艾文泰克公司(Avantek)的名字是先驱技术之意，而兹洛格公司(Zilog)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集成逻辑电路的用语里，“Z”是最后一个字母。瞭望山的艾卡瑞克斯公司(Acurex)是遵循了给一种计算机命名的如下规定：名字一定要用六个字母，它们按元音-辅音音的顺序排列，要以“A”字打头，既要包含一定的技术含意，又要足够灵活，不要限制过死，计算机的名字因此弄得五花八门，有些还很难听。而艾卡瑞克斯则是优胜者之意。

1975年以后，新创公司的命名原则，从体现宇宙空间时代转变为听起来更顺耳些，能体现诚实、真理与健康之意，如柯海兰特(Coherent，始终如一)、沃尔拜蒂姆(Verbatim，原原本本)、北极星(Northstar)、坦德姆(Tandem，二套双轮马车)等等。阿普尔计算机公司的名字在这个阶段很有代表性，公司创办人史蒂文·乔布斯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害了一场痢疾，他成了素食主义者，他认定，人生来爱吃水果，而且他变成了尤其离不开苹果的人。他吃了大量的苹果，一时成了个仅以水果为食的人，他1976年在那间汽车房筹建新公司的时候，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要求填写一张表格，包括填写上公司的名称。乔布斯提议，“苹果计算机”这两个词放在起，将会是个令人着迷的名字，会给公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像。它还能表达出乔布斯所需要的一种亲切与和谐的形像。别的人建议用两个重叠的“X”，如“矩阵技术公司之类的名字。有一天乔布斯对大家说：“今天下午五点以前必须想出个更好的名字来(因为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的表格必须届时寄出)，否则就是“阿普尔’了，”谁也没有想出更好的来，就这样公司就叫《阿普尔计算机公司》了，乔布斯说：“至少这个名字能使本公司在电话簿上排在阿塔里公司的前面。

在创造“苹果”II型计算机过程中，第一个巨大成功是造出了“苹果”机的供电装置。乔布斯要求，这个部件高度不能超过4英寸，以便使计算机的外形可以变得宽而又矮。1976年以前，各种微型计算机用的都是一种线性变压器，其大小大约相当于半块面包。更糟糕的是，这种供电装置散发出大量的热，所以必须装一台风扇来给计算机内部降温。当计算机开动的时候，风扇就发出一种令人心烦的嗡嗡声。沃兹得到了在阿塔里工作的电气工程师罗德·霍尔特的帮助。霍尔特称自己是阿塔里公司的一个处于第二线的橄榄球队“四分位”，因为他是主任工程师的一个副手，主任工程师是个业余的周末赛车运动员，他经常是缠着绷带或吊着骨折固定板在星期一上午来上班的。碰到这种时候，霍尔特就代理了主任工程师的工作，但是在其他时候，他有大量的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所以，当乔布斯在1976年秋天打电话给他，请他到阿普尔公司来工作的时候，霍尔特欣然同意了。

但是，当他见到乔布斯的时候却大吃一惊。这位老兄才21岁，留着未加修剪的长头发，脚上也没穿双正经八摆的鞋子，而且连个澡也没洗。此外，现有的“苹果原型机性能并不可靠，并且在散热方面还违犯了联邦电讯委员会的有关规定。霍尔特看出来，阿普尔公司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这样，他就参加了阿普尔，解决计算机的供电问题。他设计了一种开关供电装置，这种装置就用一般的家用电电流，能迅速开关，从而解决了散热的向题。非但如此，它的大小跟一盒动物饼干差不多，完全符合乔布斯对其体积的要求。最妙的是它十分安全，因为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它都会自动关闭。一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或似平是解决了。

但是，要沃兹奈克接受截尔特的供电装置可是另一码事了。他信不过这玩意儿，每当“苹果”II型原型计算机出了点什么毛病，他就责怪霍尔特的设计。渐渐地，当沃兹失去了为“苹果”II型机设计部件的兴趣时，霍尔特就成了他的出气筒。沃兹奈克能高人一招地解决某个设计问题，但往往当他的设计已完成了绝大部分，只需要再花百分之二的努力去排除最后一些小故障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却分散到别的方面去了。这时候，就得由霍尔特来完成它。如今，罗德·霍尔特成了阿普尔计算机公司的一颗明星，他有“阿普尔研究员”这个特殊的头衔，并且有权就他认为有价值的任何设计思想组织研究工作。

1976年底的时候，“苹果”II型机成型了。沃兹奈克最伟大的劳作之一，在圣诞节过后一周内那几个欢乐的日子里问世了。为了设计“苹果”II型机的软磁盘控制器，沃兹奈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在那之前，把程序放入微型计算机的唯办法是使用磁带和一个盒式录音机，这是一种操作起来很慢的办法。一片软磁盘的样子和大小，就像一张每分钟45转的唱片它既能储存计算机的程序，又能把它输入计算机。已有的磁盘控制器需用30-60个集成电路，而沃兹奈克独辟溪径，只用八个集成电路就行了。霍尔特认为，沃兹奈克解决磁盘控制器的方案真是巧夺天工，它是如此之巧妙，以至于既使在阿普尔公司内也只有很少几个设计人员充分理解了它的妙处。

在为“苹果”II型计算机设计印刷线路板的过程中，还表现了沃兹的艺术家气质。线路板是一块绿色的塑料板，上面蚀刻着细细的铜丝，以此代替绝缘的电线。半导体芯片用小塑料盒封装，插在线路板上，构成计算机的基础线路。有几个星期，沃兹设计线路板天天要干到凌晨两点钟。他本来可以把一些实际操作交给一个技术员去干，但沃兹奈克是个“技工”，他需要亲自动手。当他发现可以基本上把连接印刷线路板正反两面线路的沉铜孔除去的时候，他更愿意自己动手干了。最后沃兹终于把这种孔眼的数目从每块50个减少到只有三个。这倒并不是说沉铜孔在技术上是个缺点。沃兹奈克说：“我只是要把沉铜孔减少到最低程度。这完全是个审美的问题。谁也不知道我干了这件事，但是我明白，在我看来这在审美方面是尽善尽美的。”

沃兹奈克就是这样。如果他对某项开创性的设计发生了兴趣。他就会着了魔似的，废寝忘食，精益求精。但他如果认为某项设计意思不大，他就连搭把手也不干。所以，在沃兹设计苹果”II型机的过程中，为了控制好他，可让乔布斯使出了全身解数。霍尔特说：“乔布斯面面俱到。他死说活劝，软硬兼施，并且还把计算机俱乐部里与他看法一致的人们拉来助阵。”最后，沃兹可能是终于就范，但往往他仍不屈服。如果某个项目未能引起沃兹奈克的兴趣，他虽满口答应你了，说下礼拜一交活儿，但到了星期一，他却不露面。星期二他说：“我明天交活儿。”就这样一拖再拖。霍尔特说：“我并不认为沃兹奈克控制过自己的情绪，他老是随心所欲。”

苹果”机的成功不能仅仅归功于沃兹奈克和乔布斯，还有多方面的因素。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得力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软件程序编制员，他们为操作“苹果”计算机编制了各种各样很有用处的程序。阿普尔计算机公司没花一文钱，就很快有了可供“苹果”计算机买主利用的各种补充程序和辅助设备的整套供应系统。这就意味着，一台“苹果”机的实际用途，要比它的一些主要竞争对手大得多，因为后者可供使用的程序很少。因此，“苹果”机的成功，与其说只是乔布斯和沃兹奈克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一场广泛的技术运动的一部分。当然，他们二位造了一种容易为它编制程序的可亲的计算机，这一点当然必须予以肯定。当微型计算机业余爱好者的市场在1978年出现呆滞的时候，几十个小的计算机公司垮台了。但阿普尔不在此列，这是它那支不领工资的程序编制员队伍的功劳，他们设计了用于会计核算、文字处理、拼写、教学、绘图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用途的程序。到1983年，可用于“苹果”计算机的程序达15000多种，其中95%是由独立的软件程序编制员制做的。卖价最高的文字处理程序叫《文字明星》，售价为495美元，现今这种程序的用户大约有30万个。此外还有无数非法复制的《文字明星》也在供人们使用。

大多数软件程序用的是《BASIC语言》(即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码)，这是一种容易学会的程序语言，跟一般的英语有点儿相似。微型机软件BASIC-8，是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1975年为使用微型计算机而研制出来的，当时盖茨正在哈佛大学上二年级。他们组建了微型软件公司，以便销售用BASIC语言编制的程序。眼下有几百万台计算机使用着这类程序。BASIC语言的出现对于“苹果”计算机来说是如虎添翼，反之亦然。时间上的这种巧合简直有点神差鬼使了。

从打一开始，乔布斯就认识到软件的重要性：“我完全相信要有一场技术竞赛，但是当有人开了信号枪的时候，大多数人却往错误的方向跑了，在造出来16K半导体芯片之后，他们继续追求更多的记忆存储能力。可我并不认为竞赛是在这个方面。我认为，这是一场软件技术的竞赛。”

1977年4月，阿普尔公司决定参加旧金山的西海岸计算机交易会，把自己的产品拿去做首次公开展销。他们的十几名雇员连夜干，组装出五台“苹果”II型计算机。在当时，这些是世界上唯一可用的“苹果”II型机。天哪!成千上万的人来到阿普尔公司的货摊前参观，试用一下这种新机器，并且填写了订购单。

“苹果”II型机的销售量几乎立即开始不断刷新记录。在1977年度(阿普尔公司的财务年度是到9月份结束)销售额为250万美元，下个年度为1500万美元，1979年度达7000万美元，1980年度为1.17亿美元，1981年度为3.35亿美元，1982年度达583亿美元。即使用硅谷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发展速度也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982年的销售额使阿普尔公司进入了《幸福五百家》，一家新公司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有资格进入了美国最大五百家工业公司之列，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为了满足企业飞速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本，阿普尔公司“走向公众了”——1980年12月12日，它发行了第一批股票。

这在华尔街也成了一件史无前例的特殊事件。每股22美元的460万股阿普尔公司股票，共收集了1.01亿美元，并且使得阿普尔的老板们立即成了大富豪：乔布斯的财产达1.65亿美元，马克库拉1.5亿美元，沃兹奈克8800万美元，斯科特6200万美元。他们四位合计拥有阿普尔公司40%的股票。当初看准了阿普尔这个发财机会的一些风险资本家，也收益甚丰：每一美元的投资，收益达243美元。阿瑟·罗克是个旧金山的风险资本家，他在1978年购买了阿普尔64万股股票，每股九美分。不到三年之内，他的5.76万美元投资增殖到1400万美元。罗克素有点金术之迷的名声，这回可更加名声大振了。

阿普尔战胜竞争对手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广告宜传使公众对“苹果”机非常熟悉。1981年夏天，阿普尔公司为家用计算机开展了它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广告宜传运动。广告向人们展示：迪克·卡维特正在劝说家长们买一台“苹果”机，用于子女的教育。“苹果”这个名字很容易被公众记住。虽然这场广告浪潮很费钱，但阿普尔公司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像。

1981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宣布，它正在进入微型计算机市场，有许多观察家预言：那些率先搞微型计算机的年青小公司的日子要不好过了。但阿普尔公司的反应却是——它在全国性报刊上登了整版整页的广告，宜称：“欢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这种宣传使微型计算机变得“合法合理”了。确实，自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竞争开始以来，阿普尔公司的销售额继续增加，并且尽管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微型机市场上的份额有迅速增加，但阿普尔公司仍占26%左右，与前者不相上下，前者的扩张只是挤掉了别的微型计算机公司的销售市场。1982年间，阿普尔公司每月销售量达3.3万台,其中大部分是“苹果”Ⅱ型机,一种型号的计算机推出五年之后仍然有人买,其时间之长,在技术变革几乎是日新月异的计算机行业是打破常例的。

乔布斯和沃兹知道,为了避免裹足不前,不受将会使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减少的竞争之害,阿普尔必须非常迅速地发展。而那种发展是难于驾驭的,正如马克库拉所说的,其困难就像使赛车疾驶而又不跑出轨道一样。1981年有一阵子,尚未筹划成熟的“苹果”III型计算机过早推出,结果出了许多问题,看来这次就是赛车失去了控制。

苹果”III型机的灾难

“苹果”III型计算机投放市场,已经使计算机用户以及投资者们等待好久了。但是从各个方面看,它几乎都是一场灾难。在经历了一系列声名卓著的胜利之后,也许是到了阿普尔计算机公司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了,它在这件事上栽了个大跟斗。

“苹果”III型机与其小兄弟Ⅱ型机相比,主存储器比Ⅱ型机扩大了两倍,行宽扩大了一倍(由40字符增加到80字符)。1981年年中,“苹果”III型机投放市场的时候,其生产成本是每台4,500美元,“苹果”Ⅱ型机为2,500美元。各种用于“苹果”Ⅱ型机的软件程序,也将可以用于III型机,但III型机的能力要大得多,可派许多别的用场。

但是从打一开头,“苹果”III型机的麻烦就层出不穷。在它准备好投放市场之前大约一年,阿普尔公司就宣布了这种新型计算机将要面市,这就造成了人们的期待情绪。然而,第一批装运出厂的“苹果”III型机当中,有许多却不能用。

苹果”III型机诞生时,有一大堆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任何一种没有经过充分的性能试验就投入批量生产的新产品都可能会有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半导体芯片与印刷线路板上的插口不配套,所以插不牢,在装运过程中就有一些掉了下来。为了纠正这个问题,阿普尔停产了几个月。此外,也没有为这种新计算机准备好充足的软件程序。而正巧在这时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把它的个人用计算机投放了市场,这使形势更加复杂了。

在这困境之中,阿普尔公司果断的经理斯科特,于1981年12月25日解雇了50名工人。如果沃兹奈克参加了设计工作,也许“苹果”III型机出现的许多麻烦就不会发生了。但是,由于一次飞机失事使他害了一阵子健忘症。所以,他没能参与其事。人们说乔布斯对此很“心痛”,他觉得斯科特大批解雇工人,就像船长砍掉自己的船头一样。不过乔布斯觉得,他还是要支持他的公司经理。

但是在一个月之内,斯科特被降职了。不久,他退出了阿普尔公司,并且发表了一封措词激烈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指责道,阿普尔已退化成了一群“唯唯诺诺之徒”,他们那种“仰人鼻息傻里傻气”的态度,只比他们那些“一味蛮干的计划”略逊一筹。马克库拉填补了空缺——接任阿普尔公司经理,苹果”III型计算机重新投入市场,阿普尔公司股票的行市开始回升。

“苹果”III型机的灾难,是经营管理上的“青春过渡期”的一个例子,一家高技术公司迅速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的经营管理班子就一定得从工程技术型变成行政管理型。当一家公司发展太快,以致于它的基础结构没有能与进入了该公司,却还去和本公司立化融为一体的大量新职工保持同步协调发展,这时就会出现这类过渡时期的种种问题。使一个公司的组织拮构发展速度与公司销售额的增长相适应,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阿普尔的情况就是一例。一家新公司由于发展过快而夭折,那是完全可能的。

乔布斯在忧伤地回顾阿普尔公司的“青春期过渡”时说阿普尔公司的最大资产之一,就是它比同业中任何其他公司犯的错误都多。我们最近在自己的产品目录中增加了一种全新的产品,所以,我们觉得自己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们。”

1983年,阿普尔公司推出了一种高级办公机器,这回它可避免了推出“苹果”Ⅲ型计算机时犯的种种错误。这种高级办公机器是用史蒂文·乔布斯女儿的名字命名的,叫“莉萨。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个密切协作的由300名工程师和程序编制员组成的研制班子,挤在柯帕蒂诺沃野餐厅后面一座样式特别的楼房里加紧工作,总共用了三年时间,耗资5000万美元,设计出来“莉萨”。乔布斯满怀激情地说:“我们在制造“莉萨’方面做出的一些战略性决策,是以我们整个公司做赌注的。”这种新型计算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可以用一个叫做“老鼠”定标器的装置加以控制,这个“老鼠”只有巴掌大小,当他沿写字台面滚动的时候,能够使“莉萨”荧光屏上的光标按使用者的要求移动。“莉萨”可以代替办公室工作人员做那些过去在写字台上做的事情,如阅读、写作和整理文件。使用者可以在荧光屏的一部分打一封公文书信,然后把它移到荧光屏的一角,在荧光屏的剩余部分还可以画图,进行些表格计算。所有这些工作的变换,是靠“老鼠”定标器和图形命令键来控制的。所谓图形命令键,是在荧光屏底部给出的实物图案,如小计算器、活页簿、字纸篓等等。使用“老鼠”定标器和图形命令键时,不懂计算机的一般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会觉得“莉萨”非常好用,因为他们只花20来分钟就可以学会怎么使用这种机器了。因此,“莉萨”代表了自沃兹1976年造出苹果Ⅱ型机以来微型计算机的第一次重大技术改进。史蒂文乔布斯在1983年阿普尔公司股东大会上,激情满怀地宣布了“莉萨”——第二代微型计算机的诞生。

至于许多买主是否愿意花1万美元来买一台“莉萨”,那还得拭目以待。不大吉利的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宣布,它不久也将为其计算机配备上一个“老鼠”装置。

阿普尔帝国

在八十年代,阿普尔计算机公司的营业扩展到世界各地。除了在硅谷进行其核心业务活动之外,阿普尔公司已在新加坡、爱尔兰的港口城市科克以及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郊区卡罗尔顿设厂生产。1983年的时候,阿普尔公司有职工3500人。往印刷线路板上装配硅芯片,需用大量人手,阿普尔公司已把这种工作转包给圣何塞市的通用技术公司(General Technology)等专门于这种活儿的一些公司。它们承包阿普尔公司的这种活儿,是从1976年就开始的,当时史蒂文·乔布斯登门拜访了通用技术公司,跟公司经理理查德·奥尔森签订了一份承包合同。那时通用技术公司有30名往印刷线路板上安插硅芯片的工人,每天只能装100块板子。

到1983年,通用技术公司已发展到拥有职工450名,其中许多是黑人妇女、讲西班牙语的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妇女。她们刚参加工作,只领取最低工资,经过培训之后,往印刷线路板上安装带插脚的半导体芯片。干这种工作枯燥无味,提升的机会极少。每个工人装完一块板子之后都要签上校核卡,做了记号,以便对她干的活儿负责。装配好了的线路板要做性能试验,一点儿小差错也不能放过,经过校正,然后才能出厂,成为一架“苹果”计算机的“内脏”。

装配好了的线路板可能会运到设在新加坡的阿普尔工厂去总装,给它加个塑料外壳、键盘板以及其他部件,安放在一个铝制的底盘上,还是按1976年沃兹奈克设计的那样,总共用10根螺丝就把一台“苹果”计算机组装成了。新加坡的华裔工人们,跟他们在爱尔兰、得克萨斯和硅谷的公司同仁们一起,到1983年初已组装了共约75万台“苹果”计算机。“苹果”计算机大约有30%是在美国以外出售的。

所以说,如果把阿普尔计算机公司的供货者、装配工厂计算机零售商店,当然还有“苹果”计算机的用户都算在内它可真是个日不落公司了。

1983年初,乔布斯宣称,阿普尔公司已使它的雇员中有300人成了百万富翁。当然,他自己也在其列,实际上他比百万富翁还要富许多倍。乔布斯的阿普尔股权在1983年年中值2.84亿美元。照《福布斯》杂志1982年期上的报导分析,28岁的乔布斯是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大亨中年纪最青的。对于一个在一间汽车房里开始办公司的毛头小子来说,这可真不错。

在乔布斯的生活道路上,名誉与财富是并肩而来的。1982年2月15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以乔布斯的照片做了封面。这张封面照片上的乔布斯,身上还是穿着那套人们所熟悉的粗斜纹布工作服,尽管他已经在阔老们聚集的洛斯加托斯地区买了一所豪华住宅(还没有家具)。虽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辆奔驰小轿车,但他如今还是喜欢骑他的摩托车去上班。

乔布斯说,他年青的时候曾想:一个人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世界太大了,十分复杂,威力无边。但是,他近年来创办阿普尔计算机公司的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欢喜若狂的感觉。他说:“你可以在这儿激励世界,也可以在那儿影响社会。”这种效能感,就是给许多企业家生活带来欢乐的原因。

当某个人有了这种能驾驭未来的威力感,他就会勇往直前。乔布斯在1983年给加利福尼亚州的10400所中小学每校一台“苹果”计算机。这可是一大批计算机啊,价值1000万美元。但除去了税务豁免,阿普尔公司的实际破费“只有”100万美元。下一步,乔布斯说,他将力争联邦政府给他一项税务豁免权,以便使他能向美国的每一所中小学都赠送一台“苹果”计算机

乔布斯喜欢用一些形像的比喻来说明问题。例如他说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在一次被人采访时,请他谈谈在微型计算机方面日本人的竞争问题时,乔布斯说:“日本人竞争冲击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来过了,他们遭到彻底失败,像一条死鱼倒在了海岸上。今年春上会袭来第二次浪潮……我预计他们还会丢盔弃甲大败而归。”照乔布斯的说法,日本的计算机公司面临着两个主要难题,即软件和销售网跟不上。当然,这两点却是阿普尔公司的特长。

为什么史蒂文·乔布斯和斯蒂芬·沃兹奈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当然,天时地利在他们一边,这要算他们走运,而他们走运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俩所处的环境——他们都在硅谷出生和长大。沃兹无疑是个计算机天才,乔布斯具有围绕着他们的微型计算机创办一家公司所必需的胆识。否则的话,我们就看不出来这两个年青的暴发户有什么独特之处了。人们如今给他们俩编造了种种神话传奇,把他们说成有一些几乎是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不信那一套。乔布斯和沃兹只是两个偶然破入金山而满载而归的年青人而已。

阿普尔公司的发迹史,包含了硅谷成功的一些主要因素：创业精神,风险资本,个人的信息交流网,以第三世界来的往印刷线路板上装半导体芯片的女工为代表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往往是没有文凭的)技术人员那种高度竞争性的工作方式。这些方面将在下文逐一详加叙述。

但是,我们必须先说说阿普尔公司诞生之前硅谷的情况。

“当我们着手建立一个硅谷的技术学术界的时候,可罗致的人材不多,世界其他地方却人材济济。如今,世界其他地方的这类人材大量来到了硅谷。”——弗雷德里克·E·特曼

“硅已经成了产业发展的原油。”——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经理杰里·桑德斯,1980年

硅谷在哪儿?它是干什么的?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许多美国人大概只有些模糊的印像。除非你有意去查找,否则硅谷对一般人来说是个并不起眼的地方。

正如曼彻斯特、萨尔山谷和匹兹堡曾是工业发展的中心一样,微电子工业也有它的一个中心地区。硅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到圣何塞之间这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地带。如今硅谷已经闻名于世了,但在它最初发展的20年里,此地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当时人们提到它,用的是多少有点绕口的称呼,如“西海岸的电子工业”、“帕洛阿尔托”或“圣克拉拉县”等。不过,硅谷在那些日子里倒也并不需要个什么名字,因为它的电子工业规模还很小,还没有为人们所知。

后来,到了1971年,一家专门报道半导体工业的周刊一一《微电子新闻》的编辑唐C·夫勒给它起了个名字:“硅谷”。这个名字起得满合适,半导体芯片是用硅做成的,它是这地方一些高技术产业的基本产品。虽然从严格的地理学意义上来说,这个地域并不是个谷地,大部分公司是设在一面依山，一面濒临旧金山湾的平坦地带,所以,如果发挥一点想像力的话,它也可算是个谷地了。

这个名字沿用下来,并且得到广泛运用。各种新闻媒介报道有关硅谷的消息日益增多——种种奇异的电子产品,暴发户式的百万富翁,以及诸如微型计算机和生物工程这类新产业。有关硅谷的文章开始经常出现在《幸福》杂志、《时代》周刊和《商业周刊》上。美国公众因此也像欧洲人和日本人那样,越来越了解硅谷了。由于有非常多的日本旅游者来硅谷参观,以至于在1981年出版了一张日文的硅谷地区地图,图上标明些主要公司、旅馆和饭店的位置。

欢迎到硅谷来

你如果开着汽车做一次穿越硅谷的旅行,当然应当以斯坦福大学为起点,该校的校园包括了斯坦福研究区,那儿是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以及硅谷地区另外几十家早成立的公司的所在地。硅谷综合体从斯坦福大学开始(有人称该校是硅谷最成功的“公司”),往南直达圣何塞,人们在这一路上走过的,实际上就是硅谷年复一年的发展历史。在帕洛阿尔托,人们看到几座高高耸立的办公大楼,这是一些风险资本公司的所在地,它们向创业家一工程师们提供资金,使他们得以开创几百个从原来公司分离出来的公司,这些公司是在另外一些公司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往南走,我们来到了暸望山,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就设在这里,硅谷的许多公司是从它分离出来的。再往南几英里,就是设在森尼维尔、柯帕蒂诺和圣克拉拉的众多半导体公司的主要聚集地区。这是当今硅谷的心脏地带。因特尔公司的大本营在圣克拉拉,旁边就是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和四轮马车酒吧在硅谷发展的初期,这是半导体工程师们常去的地方。右侧方是低矮的洛斯阿尔托斯山脉,那是新百万富翁们理想的居住地方。邻近的柯帕蒂诺是阿普尔公司以及其他新秀的所在地。

在硅谷地势较低的南端,那就是圣何塞了,这是个发展迅速而又杂乱无章的城市,是一些少数民族居民的聚集地。他们有墨西哥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等,这些人构成了在硅谷干体力活儿的熟练工人的大多数。他们主要住在“南县”,因为“北县”房租昂贵,是大多数工程师和经理人员的安乐窝。人们越过市界,从圣克拉拉、森尼维尔和柯帕蒂诺进入了圣何塞,就会发现社会经济状况明显下降。交通拥挤,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严重,犯罪率增加。即使在天堂里,也还是有种种社会问题。

虽然圣何塞主要是硅谷的一个居住区,近来在这儿,以及此邻的一些郊区城镇如米尔皮塔斯和阿尔维索等地,也建立了一些微电子公司。与北面几英里以外的硅谷心脏地带那些厂家相比,这些工厂一般都是建立的时间较短,而且规模较小。这些新工厂之所以设在这片高技术综合体的南部边缘,是因为硅谷的土地已经不够用了。许多最新的制造厂甚至不是设在加利福尼亚,而是设在得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俄勒冈州,甚至设在了马来西亚、菲律宾或量西哥,因为那里劳动力便宜,住房费用也较低。但即使一些新的生产设施建在别的地方,这些公司的研究与发展部门还是放在硅谷。

几乎整个硅谷都位于圣克拉拉县的境内,1950年的时候该具的杏李生产在美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这个县只有800名制造业职工,其中有半数是在罐头和食品加工厂干活。如今,这些果树都已不复存在了。

硅谷是袖珍计算器、影像游艺机、家用计算机、无线电话、激光技术、微处理机和数字显示手表的诞生地。近年来在电子方面的几乎每一样新产品,都是从硅谷出来的。在美国电子协会的会员中,有1111家公司(占会员公司总数的62%)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马萨诸塞州拥有的会员公司数居全国第二,但只有112家会员公司。美国电子协会的总部设在帕洛阿尔托,那是再适当不过了。

硅谷代表了奥林匹克式的资本主义。下述事实表明了它的经济成就:它已经发展成为美国第九位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其年销售总额达400亿美元。硅谷每年大约新增4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与信息技术有关。硅谷几乎可以算是个“信息社会”的典型例子,这儿的劳动大军,大多数从事于收集、加工和分配信息,或从事于制造信息技术设备。硅谷地区的经济在美国是发展得最快而且最健康的,圣克拉拉县的中等家庭收入每年在3万美元以上。从1970年到1980年,圣何塞市从美国第29位大城市跃升到第18位,使它成了这期间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像硅谷这样一个高技术综合体,还是个知识分子荟萃的中心。在这个小小的区域内,集中了6,000多名博士,占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的博土学位人材的六分之一,大家知道,加利福尼亚又是美国拥有博土学位人材最多的州。

乔·顿利曾做过电子公司的经理,他协助创立了硅谷豪华的《十项体育运动俱乐部》(会员每年要交1,500美元会费),他说:“有22万人住在离这个俱乐部只有12分钟路程的范围内。其中8万人受过高等教育,7.5万人是工作狂。”或者正如一位电子公司的经理对我们说的:“我们的信条是猛干,猛玩,不去想干活儿与玩乐之间的差别。没什么差别。”在硅谷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工程师们往往一天千15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许多人计划干上10年成个百万富翁,然后就退休。

帕洛阿尔托的一家投资公司——汤普森-塔克曼-安德森公司测定,从洛斯阿尔托斯山区到艾瑟顿这之间的地区内(也就是若把硅谷分为北、中、南三段地区的话,其中的北段)居住着15,280个百万富翁。他们当然不全是投资于高技术产业而发财致富的,但仍然可以由此而说明,硅谷代表了美国新富翁的一个最大的聚居地。

目前,电子工业的年销售额约在1000亿美元。到八十年代末,此数将达4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钢铁、汽车和化学工业的第四大工业部门。而在这四大工业部门中,只有电子工业是高技术产业。

高技术产业的准确含意是什么呢?它的特征是:(1)职工们具有高级技能,其中许多人是科学家和工程师。(2)发展的速度快。(3)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费用相对于销售额的比率很高。(4)其产品具有世界范围的市场。高技术产业不仅在技术上十分先进,而且它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其变化速度比其他工业部门要快得多。电子工业如今并不是唯一的高技术产业部门,遗传工程是另一个高技术产业部门,其他还有宇航、制药、仪器仪表工业等。电子工业部门内的一些部门,如计算机和半导体,是以发展最迅速的某种技术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说,微电子工业是高技术产业中的最高技术产业。

大多数人对微电子——特别是对半导体感到非常神秘。半导体器件的体积很小,消费者们难以看见它们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就更增加了它们的神秘色彩。因特尔、费尔柴尔德和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等等生产这类体积极小的信息技术装备的公司,在硅谷可能要算大公司了,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大多不为人们所知晓。

电子工业在帕洛阿尔托的诞生

1912年的夏天,在帕洛阿尔托市埃默秦街的一所小房子里,李·德福雷斯特和他在联邦电报公司(一家早期的电子公司)的两位研究员同事,前倾着身子站在一张桌子前,观察一只家蝇从一张纸上走过去。他们听到放大了120倍的受试家蝇的脚步声,其声有如人穿着皮靴走路时那样咚咚作响。这是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用真空管把一种信号放大,它标志着电子学的诞生,为收音机、电视、雷达、磁带录音机和计算机的发明打开了大门。当年德福雷斯特在埃默森街的住宅,如今是空宅一座,野草丛生,一片荒芜,但在院边人行道上竖着一块由帕洛阿尔托市政当局立的历史标记牌,牌上写明:在这里,联邦电报公司的李·德福雷斯特发现了真空管的放大作用。

像帕洛阿尔托地区许多别的电子学先驱者一样,李·德福雷斯特也跟斯坦福大学有着某种联系,他的实验研究工作的部分经费是由斯坦福的教职工资助的。许多帕洛阿尔托早年的工程师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即使他们各为其主一在相互竞争的不同公司工作,但他们仍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友谊。与那些东海岸的大电子公司相比,他们还都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与美国无线电公司相比,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公司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与东部那些老牌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也只是个毛头小子而已。

对于硅谷的发祥来说,斯坦福大学的作用,特别是它那富于想像力的副校长弗雷德里克·特曼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1920年,斯坦福还仅是个小社团和农村俱乐部式的学校。到1960年,它已跃升到美国学术机构的前列。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促使了硅谷微电子工业的起飞。反过来,硅谷的发展又推动斯坦福大学上升到了它如今的显赫地位。

斯坦福大学创办于1891年,它是参议员利兰·斯坦福夫妇赠送的一件“礼品”,为的是纪念他们那位正巧在升大学之前死了的儿子(因此该校的正式名称是“小利兰·斯坦福大学”)。参议员斯坦福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大享,是他把一根黄金铸成的道钉打进了犹他州奥格登附近的铁路枕木,标志着连接美国西部与东部的这条铁路最后接通,此君捐赠给新创办的斯坦福大学的财产,估计价值200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最大的慈善捐赠了。斯坦福夫妇把他们在帕洛阿尔托的一个8800英亩的牧场,捐赠给斯坦福大学做为校园。如今,这个校园仍叫“斯坦福牧场”,大学的博物馆里珍藏着老斯坦福当年亲手打进枕木里的那根黄金道钉。

弗雷德里克·特曼跟老斯坦福很熟,他就是在斯坦福校园里长大的。他的父亲路易斯·特曼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教授,他是斯坦福-彼内特智商测验(the Stanford-Binet IQ test)方法的发明人,并且他由于对天资出众儿童的研究而出了名。

弗雷德里克·特曼小时候体弱多病,这倒使他成了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这种兴趣爱好决定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在帕洛阿尔托读完中学之后,他进了斯坦福大学,1920年取得了电器工程的理学士学位。然后,他到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课程,他的指导教师是电器工程学教授万尼瓦尔·布什,此人当时是工程系的主任,后来又当了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副院长。布什作为美国政府的一位科学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过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搞工程的教授们应该跟那些高级技术公司密切合作;实际上,布什本人是二战前建立的雷锡昂公司的四个创办人之一。布什对特曼的影响是,使他把一所大学当成一个研究与发展工作的中心,而不是个搞所谓纯学术的像牙塔。

在布什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特曼受聘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任教。但是,在他1924年正式执教之前,特曼回斯坦福探亲。他一回到帕洛阿尔托就发现自己患了肺结核,不得不在随后的一年里躺在床上,胸部压着沙袋养病。身体复原之后,特曼就在帕洛阿尔托住下,成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无线电工程学”(这是当时对电器工程的称呼)教授。由于加利福尼亚的气候对他的身体更适宜,所以,他选择了斯坦福为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马萨诸塞。

因此,如果不是在帕洛阿尔托害了场重病这个偶然因素弗雷德里克·特曼也许将会成为波士顿第128号公路那个高技术密集区的教父了,而不是在圣克拉拉县创下了这一番事业。而且,如若没有弗雷德里克·特曼,硅谷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发迹史

弗雷德里克·特曼对硅谷的崛起最直接的影响之一,是他在创办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方面的作用,这是硅谷地区最大的最非凡的最受人称赞的电子公司之一。1931年,两名斯坦福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戴维·帕卡德和威廉·R·休利特——成了好朋友,他们都是斯坦福足球队的场外候补队员。威廉·休利特是斯坦福医学院院长的儿子,而戴维·帕卡德是从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考到斯坦福大学来的,他自幼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是戴着耳机长大的。

休利特和帕卡德当学生比做运动员更为出色。他们在业余无线电广播方面的兴趣,使他们选修了弗雷德里克·特曼开的电器工程学课程。特曼得知,休利特和帕卡德打算毕业后开办他们自己的电子企业,他鼓励他们发挥这种创业精神。威廉·休利特在搞一些电子机器小玩意儿方面的能力和兴趣,给特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老是待在斯坦福大学特曼教授的教学实验室里,在那儿,任何希望制做个什么小玩意儿的人,都可以方便地得到各种工具和零件。休利特做了一台手提式收发报机,他带着它去滑雪。正如特曼提到这件事时说的:“他以极浓厚的兴趣造出来这台机器……他发现,那是个新世界,非常有趣。”几年以后,在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开张的时候,它的创办人的动手能力成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休利特和帕卡德既是这家新公司的老板,又是它的工人。

1934年,帕卡德在大学毕业后,受雇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通用电气公司,而休利特则前往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去继续深造。四年后,特曼为这二位安排了奖学金,使他俩得以回到斯坦福大学,以便取得电器工程方面的学位,这必需在修完四年大学课程之后再学习一年。这俩朋友在帕洛阿尔托安德森大街367号租了一套公寓,并在他们住处后面的汽车房里开了个小生产车间。他俩在学习之余设计了各种电子小玩意儿,并且干特曼教授帮他们揽来的一些零活儿。

特曼教授着力研究了负反馈的理论,这在当时是电子工程学方面的一种新思想。他在1938年开的研究生班上,花了很多时间来讲授这种新理论,威廉·休利特参加了这个班。除了修这门课程之外,休利特就准备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制造和评价一个可变频率震荡器。休利特制造的震荡器,其适用条件比当时可以得到的同类产品要广泛得多,它的价格更是已有产品价格的一小部分(55美元一个,而不是500美元一个)。事实表明,休利特的震荡器可能有商业价值,特曼鼓励休利特与他的老同学帕卡德合伙经营,来开发这个产品。特曼借给他们538美元,以便能开始生产这种震荡器,并帮助他们从帕洛阿尔托辗行得到了一笔1000美元的贷款。第一年的生意时多时少,但有特曼帮助他们掌舵,使公司得以继续办下去。”你总可以知道他们什么时侯有订货单……因为有订货单的时候,帕卡的汽车就会停在车道上,他们俩是在汽车房里干活儿呢。如果是汽车停在车房里,并且汽车房的门是关着的……那你就可以断定,他们没什么事儿干了。”

第一笔大买卖是沃尔克·迪斯尼电影公司录音室订购的八台音频震荡器,用于生产《幻想曲》的声带。这批初期生产的震荡器,至今还有一台在好莱坞的一个录音室里有效地发挥作用。1940年,在帕洛阿尔托市卡米诺瑞尔街一家家具店的一部分搬到邻近的一所红木房子之后,这家新公司(休利特一帕卡德)扩充了规模,租用了那家家具商店原址的一半(这座房子现在仍然完好无损,成了波利一杰克古玩店的店铺)。1942年,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雇员增加到100人左右,年销售额达到了100万元上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电子产品的需求,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得以捷足先登,生气勃勃。但那阵子过后,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发展速度就放慢了。1950年,也就是在它开张12年之后,该公司只有200名雇员(尽管它出售70种不同的产品,年总销售额大约为200万美元)。这种初创时期不紧不慢的发展速度表明,在创业的浪潮倾泻而来之前,四十年代硅谷的变化速度是缓慢的。

特曼在提到他这两个学生的时候说:“你把他们放在一个新环境里的任何地方,他们都会非常迅速地学会他们必需知道的东西……而且着实达到一种高超的水平。所以,当他们开始搞实业的时候,他们无需什么教师指点,而是一边干一边学会了需要学握的东西。他们学习的速度总是比问题冒出来的速度更快。”也许是他们能迅速学会种种本事的特殊才能,使休利特和帕卡德把他们公司在七十年代从生产电子仪器转而生产计算机,并且从只搞工程技术方面的培训发展到为经营一家大公司培训管理人材,从而避免了经营管理上的“青春期过渡”问题。肯定地说,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管理方式——其特点如股票买卖特权、多种多样的职工福利以及公司和雇员之间的种种私人关系——对硅谷的每家公司都产生了影响。在形成独具一格的硅谷管理方式方面,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是个先驱者,这种硅谷管理方式的要点是使雇员们看到,经理是关心他们的,对待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像阿普尔和坦德姆计算机公司这些比较新的硅谷公司,都极力称赞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管理方式,并承认它们的种种做法只是在模仿人家。

如今,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职工有6.8万人,制造大约5000种产品,年销售额达44亿美元。像许多别的高技术公司样,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也把它销售额的10%用于研究与发展工作。公司的业务规模每年大约增加20%。在《幸福五百家》中,休利特一帕卡德按销售额名列美国最大工业公司的第110位,按利润额则名列第62位,《幸福》杂志最近向6000名企业领导人做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休利特一帕卡德是两家声誉最佳的美国公司之一。

《幸福》杂志最近的一项统计估计,休利特拥有休利特-帕卡德公司股票的9.1%,价值10.15亿美元;帕卡德拥有本公司股票的18.5%,价值21.15亿美元。在美国的公司首脑中,他们辆是名列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大富翁。从这个角度看,休利特和帕卡德是美国最成功的两位企业家了。

1954年开办了斯坦福研究区之后,休利特和帕卡德把他们的公司总部建在了斯坦福校园里经过精心挑选的地段之。最近,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又在斯坦福研究区剩下的最后几块大空场之建成了它新的主管世界范围营业的总部综合体。这座办公大楼座落的位置,离波利-杰克古玩店只隔三个街区。

斯坦福研究区

四十年代后期,斯坦福大学当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怎样把大学的土地用来嫌钱,以便用这种收入来聘用些一流教授,以此提高学校的学术声望。当初斯坦福家在捐赠土地时规定,这块8800英亩土地一点儿也不能出售。这时当了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的弗雷德里克·特曼,与校长华莱上·斯特林不谋而合,都主张利用斯坦福大学拥有的土地,建立一个高技术工业区。1951年建立的斯坦福工业区,是这类工业区中的第一个。特曼称它为“斯坦福的秘密武器”。通过土地出租,“斯坦福大学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给学校赚钱”。只是到后来,斯坦福研究区才成为把技术从大学的研究实验室转让给区内各公司的一种手段。

特曼说,无论对斯坦福大学还是对将要承租土地的各家公司来说,“在一个大学附近建立个工业区的主张是非常新鲜的事儿”。第一个前来租地设厂的是瓦里安公司,这是一家由斯坦福分离出去的公司,特曼是它的董事会成员。当时,瓦里安公司是在离斯坦福大约25英里的圣卡洛斯租房开厂的,它在1951年与斯坦福大学签定第一个土地租约,在卡米诺瑞尔路与佩奇米尔路交界地区租了四英亩土地作为新厂址。租期99年,每英亩预付租金4,000美元。出于租约没有规定通货膨胀条款,所以,如今这4英亩地皮要值儿十万美元,瓦里安公司做了一笔硅谷最优惠的土地交易之一。

当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1954年在斯坦福研究区承租了一块土地的时候,该区就成了硅谷的中心地带。特曼当时向其他高技术公司出租土地的一张王牌是,这种地段有靠近一所大学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当某家公司的人前来查看计划在研究区内承租的一块士地时,特曼就请他们“去找帕卡德或休利特谈谈吧,他们会告诉你靠近斯坦福大学设厂的种种好处”。到1955年,已有7家公司在研究区设厂,1960年增加到32家,1970年达到70家。如今,整个研究区的655英亩土地都已租了出去。有90家公司在这里租地设厂,总共雇用大约2.5万名职工,他们都从事高技术工作。斯坦福研究区成了美国和世界各地纷起效尤的这类高技术产业区的一个楷模。

研究区这些长期租约所带来的收入,给斯坦福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财力。这些预付的租金总额超过1800万美元,在数额上已大约相当于参议员利兰·斯坦福当初在1885年捐赠的数目——2000万美元。到1981年,斯坦福大学土地出租的年收入大约为600万美元。办斯坦福研究区来赚钱,这件事的聪明之处在于,这种收入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斯坦福大学当局可以为了任何有益的目的使用它。斯坦福研究区以及该校其他土地出租活动的收入,使特曼可以用重资聘用学术名流的办法充实他的教师队伍。这种高薪优待确实把一些有名望的教授从一些东部大学吸引到帕洛阿尔托来。多亏有了斯坦福研究区,斯坦福大学在六十年代开始崛起,跃升到它目前作为美国一流研究学府之一的地位。

特曼用斯坦福研究区这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设立了一笔“战斗基金”,用来挽留和聘进一些名流教授。特曼为斯坦福之星的升起所制定的计划,其核心内容就是他那培养“人材尖子”的战略：“一个大学学术声望的高低,要看它是否有一批学术水平很高而人数不一定多的人材尖子,而不是靠它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但没有拔尖的。”说得更确切些,这种尖子指的是什么呢?“是一小撮各自在某个狭小的知识领域十分精通的专家,他们的学术水平之高是世所公认的,并且他们研究的是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

威廉·肖克利与半导体工业的开端

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确实是一种国家资源,它在电子学研究方面开展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研究工作。以新泽西州的默里山为基地的贝尔实验室,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the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在研究与发晨工作方面的左膀右臂。五十多年来,贝尔实验室不断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技术创新成果;目前它已有1万项专利,并且大约每天产生一项专利发明。它最有意义的发现是晶体管,有些人称之为“本世纪的主要发明”。负责贝尔实验室研究工作的副经理阿诺·A·彭泽亚斯说:“没有贝尔实验室,也就不会有硅谷。”此话有理。而没有1947年在贝尔实验室与约翰·巴丁和华尔静·布拉顿一起发明了晶体管的威廉·肖克利博士，也不会有硅谷。但帕洛阿尔托是肖克利的故乡,加之此君想成为百万富翁,这样一来,硅谷就成其为硅谷了。

晶体管(“转换电阻”的简称)是很重要的元件,因为它可以像真空管一样把电子信号放大,但它所需的工作电流很小,而且工作时并不产生很多热量,体积也要比真空管小得多。在晶体管发明出来的时候,它显然可以派许多用场。但要制出性能可靠的晶体管,这在当时还有困难,所以,晶体管迟至1952年才开始广泛的商业应用,那是在它发明出来五年之后了,首先用于制造助听器。晶体管技术逐步发展,当它的发明人肖克利在1956年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这是他来到帕洛阿尔托之后不久的事儿),已有20家公司在生产晶体管,其中之一就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

肖克利很明白:通过他在电子工业界的许多老关系,硅谷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他从前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读书时的化学教授阿诺德·O·贝克曼,在斯坦福研究区开办了一家制造科学测量设备的公司——贝克曼仪器公司的斯宾科分部。贝克曼为肖克利创办公司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因为肖克利的母亲住在这里,所以,他有个人生活上和企业经营上的双重原因,把他的半导体工厂设在硅谷。肖克利慧眼识人,从东海岸一些实验室里招来八个才华横溢的年青人,他们后来成了西海岸半导体工业的基干。这八个人是仰慕肖克利在科学界的盛名而被吸引到他的公司来的。

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形像地标志着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开端,照的是十几个人正在为肖克利祝酒,祝贺他荣获诺贝尔奖金。这张照片是在帕洛阿尔托市黛娜的棚屋拍的,那次祝贺聚会是在肖克利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之后不久,在早晨7点钟光景举行的。罗伯特·诺伊斯是肖克利招来的八个高才生之一,他看上去像个大学二年级学生,虽然他已经31岁了,不久他就成了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的主持人,这家公司是他同“肖克利的八大金刚”中其他几位一起开办的。这张照片上还有戈登·穆尔,他在1957年与诺伊斯一起离开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宝,合办了费尔柴尔德公司、后来他俩又合作在1968年创办了因特尔公司。照片上站在穆尔旁边的是谢尔顿·罗伯茨,他于1961年与尤金·克莱纳、杰伊·拉斯特和琼·赫尔尼(他们都在“肖克利的八大金刚”之列)一起脱离了费尔柴尔德,另立一家半导体公司——阿内尔科公司(Anello)。赫尔尼后来又于1964年脱离了阿内尔科,创办了联合磁化物电子公司(Union Carbide Electronics),并在1967年创办了因特塞尔公司(Intersil)。

如果没有肖克利,这些公司以及它们的创办人就都不会出现在加利福尼亚。肖克利应该得到这样的声誉——正是他触发了形成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创业连锁反应,这样说似乎言过其实,但却实实在在是这么回事。正如弗雷德里克·特曼在描述肖克利的为人时所说的:“他在才气横溢的年青人眼里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是他们又很难跟他共事合作。”当他的门徒们发现他的确难以相处的时候,他们就退出而另立自己的公司了。

在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开办的第一年里,这位大老板执意开展四层二极管的研制工作,而他的研究人员们则劝他转而研究集成电路,其方法是用扩散工艺,通过在硅的氧化物上开槽,而把数个硅晶体管的电路放在一个晶体管大小的位置上。因为肖克利拒绝采纳他这八个工程师的一致意见,这些人就在工业家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支持下,于1957年退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开办了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这是第一家只同硅打交道的公司。1960年,肖克利的八大金刚之一——琼·赫尔尼,在费尔柴尔德公司发明了平面处理法,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把一些杂质(那些具有半导电性质的微粒)扩散进入一个硅基片中。这种平面处理法对于硅晶体管的批量生产是一大贡献,并从而使费尔柴尔德公司得以迅速开始起飞了。

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由于费尔柴尔德公司另立门户而一蹶不振,并且终于垮台了。肖克利全然没有能达到他来西海岸的目的——发财致富。1963年,肖克利被任命为斯坦福大学电器工程学荣誉教授。在七十年代,肖克利公开发表了他的信念：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遗传上都是同等水平的,他们也不是在同等的基础上进化。他承认自己为所谓“诺贝尔精液库”(即在加利福尼亚州埃斯康迪多建的一个胚种选择储藏所)作了贡献。这些引起争议的活动,经过了宣传媒介的广泛报导,非常不幸地使得公众忽视了肖克利的科学成就以及他对硅谷创业浪潮之兴起所做的贡献。与弗雷德里克·特曼一起,威廉·肖克利应该被认为是硅谷的共同奠基人。

在硅谷发展的初期,军事订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洛克希德公司在1956年迁到北加利福尼亚来,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且美国国防部采购的半导体器件,占了当时美国半导体器件生产总值的大约40%。虽然今天半导体器件的军事采购额几乎不减当年,但它在美国半导体器件总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大约8%了。

气候宜人,地域空旷,这是吸引个人和公司到硅谷来的另外一些因素,并且他们一旦到这里来,这些因素就会使他们舍不得离开。1963年对硅谷地区53家公司做的一项调查表明,“气候和生活设施好”是高达70%的公司认为适宜在此设厂经营的原因之一,大多数公司认为有利于经营的其他一些因素还有:“容易雇到工程师和科学家这类脑力劳动者”,以及“靠近高等学府”。

硅谷从它开始发展起,就代表了一种技术诀窍的信息交流系统,这对于微电子工业的新进者们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还代表了一种清新的创业精神,这一点吸引了那些想创办自己公司的人们。硅谷一旦崛起,硅谷热就开始广泛漫延,影响所及难以数计。

在促成硅谷发展的早期因素中,至关重要的是斯坦福大学、半导体器件的军事采购以及这个地方阳光灿烂,气候宜人。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斯坦福大学和军事采购的作用相对减少了,而公司的临界规模以及信息交流方面的一些因素则上升到了重要的地位。

换个别的地点别的时间,也可能出来个硅谷吗?也许可以,但我们对此是有怀疑的。一个“硅谷”必需有一种像半导体这样的划时代的技术创新。因此,幸运也得算是硅谷崛起的原因之一吧。

高技术文明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明,它是种人们难以理解的生活方式,甚至于身在硅谷的人也对之莫明其妙。这里,我们通过对硅谷的透视,看看它那儿使种种事情发生了变化的风险资本家们和各种各样网络的作用,看看那儿的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性质,创业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赏以及也是高技术文明组成部分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以硅谷最明显的特点为本篇的开头,那就是它那放任自流的高效能的创业运动。

三、得了硅谷热

“这远远不只是把沙子变成黄金。从一种越来越真实的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是在把沙子变成智能。”他柔声细语地说,“那才是真正的变化所在。”——摘自迈克尔·罗杰斯:《硅谷一家高技术公司经理的传奇》

硅谷热就象一月间北加利福尼亚地区下的一场雨。乌云从太平洋滚滚而来,很快一场小雨就下起来了。起初,雨水浸湿了土地,但不久,一滴从树叶上落下来的水珠与其他水珠汇合在一起,成了一条条涓涓细流,这些细流又汇成了小溪。就这样积聚汇合,不久就从一个个水塘连成了一条条夺路而走的小河,最后又汇成了大河奔流不息。硅谷的创业热潮如今已经到了洪水汹涌的阶段。而这一切又都是从半导体开始的。

肖克利只是在硅谷发展的早期定了创业的调子,而费尔柴尔德公司则把新公司的分立节奏加快到了热烈的程度。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费尔柴尔德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见图3.1)。在费尔柴尔德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途径。1969年在森尼维尔举行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费尔柴尔德公司工作过的还不到24位。

费尔柴尔德这家巨型公司可以承受住高级人员的流失,使这种流失没有对其总的技术能力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该公司还有这种声望:它是进入硅谷半导体业的一块好跳板,因此,它吸引了一些有上进心的年轻工程师。

我们在与费尔柴尔德的前经理莱斯·霍根博士交谈的时候,请他谈谈那么多新公司是如何从他的公司中分离出去的。他说:“噢!就拿创立了四相系统的李·博依塞尔这个例子说吧。有一天,李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莱斯,我想辞职去开个我自己的公司。我说,“李,我要能为你找到充足的理由让你留在费尔柴尔德公司就好了,但是,我找不到。我想你将会成为一名大富豪,你是个才气横溢的工程师。但你需要有个好的经理做帮手,并且你必须找个销售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十分聪明,知道他不懂什么。我说,“你是个典型的工程师,有点儿性格内向。现在我可以给你大幅度提薪,给你一千来股本公司的股票。但你应该离开。'你们知道,李·博依塞尔成立了他自己的公司,并把它发展成一家大公司。”

费尔柴尔德并非乐于人材外流。公司的干部们制定了各种旨在阻止人材外流的政策,但制止职位流动性的这些政策,没有一条能有效地减缓工程技术人材的外流。该公司实行在硅谷来说是最严格的不吃后悔药的政策——它拒绝雇用脱离公司之后又要回来的人。10年前,当时的经理威尔弗·科里根看到,费尔柴尔德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人员大批离去,另立一些新的半导体公司,他对此非常焦急,以至于撒消了研究与发展部。但此举也未能减慢人材外流,并且当该公司在同业中地位开始下降的时候,又不得不恢复了研究与发展部。

1979年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被一家法国多国公司施兰姆伯格公司所收买,主要因为费尔柴尔德公司需要大量增加资本。费尔柴尔德公司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此事在硅谷引起纷纷议论就好象是衣阿华州的一个家庭农场卖给了纽约来的一个住房开发商。

一个半导体工程师的生活与境况

霍华德·Z·博格特的职业生涯,可以反映硅谷半导体工业中公司的兴衰;此公在过去23年中先后换了10个工作单位,他的职业流动率大约是30%,这在硅谷的工程师当中是颇有代表性的。

1. 1957年博格特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电器工程学理学士的文凭之后,进海军服役,当了一名电子计算机维修专家,服役期间,他写信给威廉·肖克利博士,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并于1960年(也就是“肖克利的八大金刚”分离出去,组建了费尔柴尔德公司之后两年)到了肖克利的公司供职。在尝到肖克利管理方式的滋味之后,博格特退职了。

2. 博格特受雇于费尔柴尔德公司,每月工资增加了10元；他在鲍博·诺曼的领导下研制第一个集成电路。

3. 1963年,诺曼和另外几个费尔柴尔德公司的工程师分离出去,独立门户,成立了通用微电子公司(General Micro-El ectronics),诺曼把博格特也带走了,他们设计出了第一个大规模MOS集成电路(硅基金属氧化物集成电路的简称)。但是,军事采购人员们禁止使用这种MOS集成电路技术,因此1966年,通用微电子公司有几个人又分离出去,另立了一家新公司——美国微型系统公司(American Microsystems),以便为军用而生产更加可靠的MOS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

4. 1967年,博格特转到了美国微型系统公司,该公司当时正在破产的边缘挣扎,它向本公司员出售股票以筹措现金。在美国微型系统公司努力向军事采购员们推销MOS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而未获成功之后,巴勒斯公司(Burouphs)和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成了它这种产品的买主,美国微型系统公司1967年的销售额仅50万美元,1068年猛增到800万美元

5. 1970年,博格特离开了美国微型系统公司而自立门户,开办了国际计算机微型组件公司(nternational Computer Modules)。几个合伙人每人投资1万美元,经济衰退使他的公司陷入了财务困难,又碰上他从前的雇主一一美国微型系统公司控告他盗窃了该公司的秘密。草创时期厄运频仍,国际计算机微型组件公司不胜重压而垮台了,

8. 1971年,希里康尼克斯公司(Siliconix)向美国微型系统公司的几位前合伙入出售了本公司的股票。博格特在希里康尼克斯公司干了一年,

7. 博格特参加了前美国微型系统公司专门制造袖珍计算器的一家子公司尤尼科姆公司(Unicom),但袖珍计算器的价格四年之间从每个200美元跌到了每个20美元,这家小公司承受不了利润下降的重压,在1976年为罗克维尔公司(Rockwell1)所吞并。

8. 博格特成了一名独立的咨询专家,分别为梅默雷克斯公司(Memorex)和数据查询公司(Dataquest)做咨询工作,后来,他进了数据查询公司,任其半导体分部的技术室主任(数据查询公司是从事电视收看率调查的A·G·尼尔森公司(A.G. Nielson)的一家子公司).博格特从事半导体工业革新动向的观察工作,他的职业流动方面的经历使他干这个差事可太合适了

9. 四年后,1982年,霍华德·博格特宣布,他退出了数据查询公司,自营半导体咨询工作。

10. 在自做主人一年之后，博格特又回到了数据查询公司,当了半导体工业服务处的主任。

经营管理方面的“青春过渡期”问题

那些迅速发展的高技术公司的特殊问题之一,就是经营管理方面的“青春期过渡问题,在这个过渡阶段,公司发展的规模超过了它的管理能力。当一家公司的成员从1个人发展到100人、500人甚至1000人的时候,这种过渡的问题往往在雇员达500人左右时就显露出来。达到这种规模时,一家公司就必须有个人事部门、广告宣传部门、会计核算部门以及职工培训部门了。如果还是由一群非正式的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围着一个有魅力的工程师——创业家转,那这家公司就不再能够进行有效的经营了。一个工程师可能是为了摆脱一家老公司的官僚风气才另立自己公司的,但是突如其来的经营成功,需要这家迅速发展的新公司一定得回到其创办人所要逃避的那种官僚管理方式。这种矛盾的现实,对于这位享受着成功之乐的创业家来说是一件头痛的事儿,他希望能叫出所有500名本公司雇员的名字。这位创业家还需要公司继续发展,以避免在竞争中落伍,但是他又不愿意把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卖给风险资本家,以便使公司保持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这位创业家有点儿迷惑不解了,问道:“这儿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当初那么有趣了呢?”

大多数硅谷的创业家是工程师,他们在企业管理、财务核算以及法律事务方面所知甚少。经营管理方面的“青春期过渡”问题,归根结底意味着公司行政首脑必须学会把责任委托给雇员。超脱于繁琐事务之外,那对于掌握着新创公司的能人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克罗门科公司经理哈里·加兰喜欢审阅为他的公司所做的各种广告稿,该公司有职工500名。他的手下人无法说服他:对于他的时间利用效率来说,干那种差事是一种浪费。1982年8月以前,克罗门科公司的广告主要是针对工程师和科学家这类计算机买主的。但是,当克罗门科推出以一般公众为推销对象的家用计算机时,加兰就明智地请来了一位有经验的销售人员,请他有效地设计出非技术性的针对一般消费者的广告。

圣克拉拉大学的销售学教授艾伯特·布鲁诺花了2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硅谷新成立的公司中,有95%能顺利度过头4年,这个比率大大超过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平均水平——只有75%的公司成立两年后仍没垮台。为什么加利福尼亚的新创公司更加成功呢?布鲁诺说,这要归功于“硅谷产历”,它有风险资本的基础结构,有各种各样的咨询机构,有同行信息交流网络,以及各种辅助性行业。在硅谷,新创公司诞生和养育的各种条件都是十分充裕的。

但布鲁诺警告说,这些新的微电子公司遇到一种特殊的威胁,那就是得闯过经营管理方面的“青春期过渡”阶段。由于没有能从创业者当政过渡到由有资格的经理人员管理,有大约25%的公司在其创立后的第二个4年里垮台了。此外,在这第个4年里,被其他公司兼并的比率也很高。在六十年代成立的250家公司中,到1980年,有32%被其他公司收买或兼并,31%独立存在下来,37%破产了。到1980年的统计,硅谷公司的平均年龄是“14岁”,平均年销售额为900万美元,平均雇员人数是135人。

一个集成电路块如何从一颗上升的明星发展成一头“金牛”,到头来又变成一条“狗”

正如一家新公司要经历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一样,一种新产品也有其发展过程。在高级微型仪表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的公司计划部,戴维·德雷南先生讲述了一种新半导体芯片的发展史,它如何从“一颗迅速上升的明星”发展成“一头金牛”,最后变成了“一条狗”。他说:

“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开头完全是一家仿制别人产品的公司,在1969年创办后的前三、四年里,我们只出售由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别的一些公司所创造产品的仿制品。1975年后期,我们自行设计了第一种重要的产品,即运用双极技术的2910型微处理机。这种微处理机很灵便,因为它就象一把活动扳子似的,可以随意调整,从而派许多用场。它可以用在计算机、通讯及仪器上。而我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用的都是MOS集成电路技术,每种产品只适用于某种特定的用处。我们用双极技术制成的微处理机,工作速度比其各种竞争对手都快,而耗电少,这在计算机领域使用可是个重要的优点。所以,2901型微处理机使我们对前途充满希望。

“早在1975年,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开始与买主们商量双极微处理机的事儿了,高级微型仪表公司赢得了这样的声誉我们通过帮助买主围绕我们的集成电路产品设计出他们的各种产品系统,从而密切了与客户的关系。我们决定,由于需求是广泛的,花大钱开发这种2901型微处理机是值得的。这种产品对我们来说具有很大风险,我们把全部心血连同本公司的这一形象——我们有一批不可多得的出类拔萃的工程师——都搭进去了,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干这件事。我们开始了设计工作,大约一年之后,造出来“第一流的硅片’,即是在试验圆片上使用了掩模技术。(一个圆片是一片扁平的单晶硅盘,上面固定着许多半导体芯片,而掩模就是制造这些芯片的模板。)在这期间,我们一直在跟客户们商谈,然后又根据他们的意见改进了2901型微处理机的设计。例如,我们一开始用的是三英寸大小的园片,因为生产这种尺寸的产品不用改变我们的生产流程以及我们的集成电路芯片产品的结构。但后来,我们改为生产4英寸的园片产品了。

“最后,我们开始把样品送给某些客户试用。与此同时,我们把2901型微处理机投入了大批量生产,希望将会收到大量订单。开头销售额上得很慢。我们必须去找一家仿制‘2901’的厂家,因为谁也不会在你的产品是唯一货源的情况下,围绕着你的产品去设计他的计算机,他需要有个安全阀。所以,我们许可了雷锡昂公司(Raytheon)和莫托罗拉公司(Motorola)仿制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竞争对手—西格奈蒂克斯公司,很快也推出了与2901竞争的产品。我们没有为2901申请专利,因为我们不想让其他公司通过专利说明书而看到我们的设计。而且,申请专利的手续所需时间也太长了。

“从我们决定独立制造新的集成电路芯片到1979年终于造了出来,大约用了4年时间。我们已经销出了第100万个2901！这种产品眼下是我们的‘金牛’,它使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销售额直线上升。1969年我们没卖出什么东西,本公司是那年五月成立的。1970年我们的销售额是100万美元,1971年400万美元,1972年1000万美元,1973年2600万美元,1971年是个倒霉的年头,只有2500万美元,1975年3400万美元,1976年6200万美元,1977年9200万美元,1978年1.48亿美元,而1979年我们的销售额达2.22亿美元。”不过,就象所有的半导体芯片产品一样,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2901”也将很快成为一条过了时的老“狗”,只需几年之内,销售额就会下来。

半导体产品的生命期是很短的。杰里·桑德斯这位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经理说,本公司生产的半导体芯片产品中的80%,设计出来还不足五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真象遗传学家们实验用的果绳那么快。

因特尔公司的一位销售经理马克·拉森赞同这种看法:
“在半导体集成电路这个行业,如果你一个星期停滞不前,消遥自在,我敢断定,你就要在技术上落后。关于一种已行销了两年的产品,我没有什么东西可对竞争对手们保密的了。刚推出一年的产品,你也许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出去,但卖了两年的产品就是老产品了。”

杰里·桑德斯—硅谷交响曲的指挥

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经理和行政首脑杰里·桑德斯三世,是硅谷的一位光彩照人的人物。在公众的眼里,他本人的地位,他的公司以及他的集成电路块,都象个好莱坞的推销商那样精明强干。“从我受的教育看,我是个工程师,从我的经历看,我是个推销员,从硅谷的环境来看,我是个创业家……”桑德斯首先是个推销员,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成功表明,在微电子行业,咄咄逼人的销售活动真顶用。

桑德斯出生在芝加哥一个贫夯的爱尔兰人家庭,他卑贱的出身可以解释他如今那种暴发户式的生活方式——穿的都是在萨维尔-罗公司( Savilerow)定做的高级服装,系的是巴黎出产的领带,他那有名的“明星马底”里停放着数辆昂贵的轿车,他并拥有若干处豪华的住宅。他在伊利诺斯大学攻读电器工程,大学毕业后到了西部圣莫尼卡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Douglas Aircraft)供职。1959年,桑德斯加入了莫托罗拉公司,当个应用技术工程师,并在公司的芝加哥办事处接受了销售知识方面的培训。当时,半导体行业的头块牌子——费尔柴尔德公司开始注意到,在桑德斯负责销售的地区,费尔柴尔德公司的销售额不断下降,桑德斯请客送礼的战略为莫托罗拉公司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顾客。桑德斯的这套法术,在市场上比费尔柴尔德公司高超的产品更有力量。因此,费尔柴尔德公司把桑德斯拉了过来,指定他负责洛杉矶地区的销售业务(因此桑德斯开始跟好莱坞发生联系,他至今还在马利布有一所住宅)。几年后,桑德斯搬到了隙望山,在那里坐镇指挥,当上了费尔柴尔德公司的销售主任,是年他才31岁。

此后不久,费尔柴尔德公司方面拒绝了桑德斯的加薪要求,他退出该公司,又回到了他在马利布的住宅。经过了几个月的闭门筹划,桑德斯联合了另外7位与费尔柴尔德闹翻了的人,在1969年组建了高级微型仪表公司。他们自己集资5万美元,经过多方努力,又筹措到了大量风险资本。正如桑德斯后来回忆时说的:“阿瑟·罗克常说,他在5分钟之内就为初创的因特尔公司筹资500万美元。我则是用了500万分钟才筹集到5美元,因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我们初创的公司筹集到150万美元。如今可不同了,筹集150万美元,好像只需电话里咳嗽一声就行了。”

桑德斯说,高级微型仪表公司之所以能闯过了它的初期阶段而生存下来,那是因为“门老是在我们刚进来就呼然关闭了,后退无路,而前面的门却老是开着的。”1969年7月22日,有一个电话对于高级微型仪表公司说来可真是生命做关的,当时这家新公司正在征集资金。到了下午4点55分,他们仍离最低筹资目标还少5000美元,离筹资截止时间却只有5分钟了。这时电话铃响了,一个投资家通知高级微型仪表公司,他要向该公司投资2.5万美元。这一下可使它得救了。

正如戴维·德雷南所说的,起初的高级微型仪表公司所出售的集成电路产品,都是仿制其他公司的。对于任何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顾客们一般都需要有两个以上的供应来源,否则的话,他们觉得过份依赖一个主要供货者,会使自己在进货价格方面受制于人,并且可能不是总会及时进货。象高级微型仪表公司这样的一家半导体公司,主要是仿制人家的东西,极少推出自己的新产品,在其他半导体公司的眼里自然不会有多大威望。但是,杰里·桑德斯把仿制提高到一种专门的高水平,而且以他的公司在仿制方面的才能而洋洋得意。几年前桑德斯曾宣称,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8080型微处理机”,是因特尔公司的“8080”的“第一流追随者”。

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在过去12年里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硅谷任何其他半导体公司。它所使用的特殊销售战略中,有许多是出自杰里·桑德斯那富于创造性的头脑。“是杰里提出使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按‘军用规格883’(这是美国国防部制定的半导体产品质量军用规格)来生产,以便使我们的顾客明白,我们产品的质量标准很高——即使我们卖给国防部的数额很小。”桑德斯过去的合作者汤姆·斯科尼亚这样说道。他还推崇桑德斯想出来的对顾客进行价格刺激的各种办法。例如,高级微型仪表公司是第一家这样的公司——合计购买100个半导体芯片者,即可在价格上打折扣。桑德斯知道,在销售方面,你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如何是至关重要的,他努力奋斗,给公众形成一种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积极进取生机勃勃的印象。

《商业周刊》1982年的公司经理收入调查结果表明,桑德斯是半导体工业界薪酬最高的公司行政首脑之一，他1981年的薪金收入为62.3万美元(其中包括偿还行使他的股票买卖特权而使用的贷款利息14.7万美元)。从其他角度来看,桑德斯平均每小时的薪水是278美元(以每天8小时计)。相比之下,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经理和行政首脑约翰·S·扬1981年薪金收入49.3万美元;国民半导体公司的一把手查尔斯·E·斯波克1981年的薪金是21.6万美元。桑德斯的报酬接近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经理J·R·奥佩尔的水平(69.2万美元)。

赶上杰里·桑斯的浪潮

高级微型仪表公司1979年的招工广告之一,似乎可以从定程度上反映出杰里·桑德斯“前进再前进”的思想:

十年前,高级微型仪表公司没有任何产品,销售额是零,只有本行业中的八个最优秀分子。

今天,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已有600多种产品,2亿美元的销售额,8,000名最优秀分子。

我们需要更多的优秀人物,我们需要你。

你将在我们这家全美国发展最快的集成电路公司工作,并且你将与真正有希望取胜的人们共事,与跟你一样棒的人们共事。

每个地方都有其时间观念。我们的时间观念是现在(说干就干)。

参加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吧！

快赶上这次浪潮啊！

吉恩·阿姆达尔——东山再起的创业家

有些创业家成功地从无到有建立起一家新公司,发现它们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就离开了,另立新企业。这里要讲的吉恩·M·阿姆达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是硅谷的一位传奇式人物,是一位众所公认的计算机天才,他胆大妄为地竟然向计算机主机生产方面的巨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挑战。阿姆达尔是六十年代在加利福尼亚州门罗帕克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研究与发展中心,作为一名计算机设计师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计算机主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360型计算机的主要设计师。但是,当阿姆达尔后来提出另一种新计算机的设计思想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出于价格上的一些原因,决定还是只搞已经定型的一些产品。因此,1970年阿姆达尔收拾起用具,离开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另立了他自己的公司——阿姆达尔公司,生产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产品配套的插头设备。“配套插头”意味着阿姆达尔公司生产的一些机器将可接到其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生产的设备上去。实际上,阿姆达尔是在跟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对着干,人们可以预期,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会向阿姆达尔公司发动全面进攻。他们确实这么干了,但阿姆达尔胜利了,因为他有一种高超的产品。1975年,他推出自己的第一台计算机。在四年时间里,阿姆达尔公司的年销售额达到了3亿美元,并且还帮助建成了“配套插头制造业”。

阿姆达尔缺少充足的资本以发展他高超的技术。阿姆达尔公司在一次又一次的现金周转问题的阻难下踟躇不前。该公司的一位前雇员谈到,每月如何应付发工资成了一种重要的危机。有一次,阿姆达尔派一名公司的会计飞往日本东京,带回来发工资的钱,但作为交换,他把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卖给了日本的一家电子公司——富士通公司。就这样,阿姆达尔把股权逐步卖出去了,最后只给自己剩下了百分之几的股权。他还经历了一个创业家-发明家通常都会碰到的困难,即必须使它的公司通过经营管理上的“青春期过渡”阶段。例如,此公总是亲自会见购买其计算机主机的客户公司代表,而不是把这种差事委托给手下人去做。不久,这种差事就成了他一种负担,但阿姆达尔仍坚持此道,凡这类仪式势必亲临。

不过,阿姆达尔的主要麻烦还是跟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关系问题。在计算机主机设备的全国销售总额中,阿姆达尔公司只占1-2%,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占了80-85%。后者在这个行业所占据的绝对优势,使它可以用各种办法向“配套插头”生产商阿姆达尔公司开战。他们可以降价,向阿姆达尔这类“配套插头”公司挑战,进行削价竞争。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强大影响,使得吉恩·阿姆达尔极难在美国国内筹集到风险资本。

由于这些问题,1979年成了阿姆达尔公司灾难深重的一年。股东大会投票选举了尤金·R·怀特做公司的新经理,吉恩·阿姆达尔退出了公司。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的首脑了,这可真不是个滋味。他另立门户,创办了家叫“三部曲系统”(Trilogysystems)的新公司,之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因为公司所有权为三人所有,即吉恩·阿姆达尔、他的儿子卡尔顿以及他的一个朋友克利福德·马登。这位创业家从他第一次办厂的教训学乖了,吉恩·阿姆达尔没有再使这家新公司的股权外流。他筹资1.6亿美元,使三部曲公司的共同发起人拥有本公司股权的99%。

甚至在他筹办了三部曲之后,阿姆达尔的创业瘾还没有过足。1982年,阿姆达尔又搞了另一家计算机公司的创办投资活动,即GRiD系统公司(GRiD Systems Cop.),这是一家制造高级手提式计算机的公司。GRiD的“定向计算机”每台售价8000美元,是专门卖给经理们的,他们需要一种大小适用的计算机,以便路上可以携带,并能通过电话与他们的办公室联系起来。

吉恩·阿姆达尔现年61岁,头发已经白了。但他在硅谷的些朋友说,预计他在退休之前,还得至少再创办几家计算机公司。

约翰·林维尔——教授兼创业家

在斯坦福大学,甚至有些教授也是硅谷的创业家,而且有少数还是百万富翁。该校工程学院的大多数教授,多多少少都参与了企业活动,他们或是合伙人,或是创办人,或是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或是公司顾问,或是股票持有者,或者上述各种身份兼而有之。

约翰·G·林维尔博士是斯坦福大学的电器工程学教授。多年来,他讲授半导体电子学,其门下弟子如今在硅谷工作的达数千人。象他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许多同事一样,林维尔也与附近的电子公司有各种密切的联系;他是光物理公司(Spectra- Physics,一家激光器生产公司)及其他几家当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林维尔开始获得创业家声誉是他在1971年与人合办了电传感器系统公司(Telesensory Systems),这家设在斯坦福研究区的公司专门制造“视觉变触觉转换器”(简称“视-触转换器”)。视触转换器售价4,295美元,是相当于一本书大小的一个四磅重的黑色铝盒子。它的光敏晶体管对印刷的文字进行扫描,并且把所得的映象变成144振荡条幅的电子脉冲,这种脉冲再把这些信息复制成盲人指端的触觉。视-触转换器可以使盲人阅读的速度近乎一般人说话的速度(约每分钟50-90个单词)。实质上,视一触转换器就是借助于微电子的魔力,使盲人不必用专门印制的盲文也能进行阅读。

由于约翰·林维尔的这个发明,9000多名盲人如今在进行电子阅读了。其中之一就是教授的女儿坎迪·林维尔·伯格,她从三岁起就双目失明了。借助于视-触转换器,她已通过了斯坦福大学的考试,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

在林维尔博土的女儿还很年青的时候,他看到妻子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把书上讲的东西制成盲文供坎迪学习。为了取代这种费力的方法,林维尔博士开始试验用一个袖珍摄像管对印刷符号进行扫描,然后把所得信息变成电子脉冲,以驱动一些极细小的振荡针。

视-触转换器的基础研究和试验工作,是由林维尔的一些学电器工程的学生们在他们的大学实验室里完成的。当一台样机已经制出来的时候,林维尔发现,那些电子公司对于接过它投入商业性批量生产不感兴趣。因此他就建立了电传感器系统公司。它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是由林维尔和他的三个同事提供的，其余来自联邦卫生教育福利部的教育局订购50台视-触转换器的预付款25万美元,以及一笔8.5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的投资2.5万美元。电传感器系统公司1982年的销售额为800万美元,有职工160人。

坦德姆计算机公司的吉米·特

你向一家航空公司的售票处订票,却被告知“计算机坏了”,这种情况曾是屡见不鲜吧。多亏坦德姆计算机公司的姆斯·特雷比格,使得这种日子比过去少多了。坦德姆公司钻的市场空档,是由大多数计算机的弱点——它们往在节骨眼上坏了——造成的。对此,特雷比格和他的合伙创办人想了个办法,就是把两台计算机用互相调配的方式连在一起使用,各自都能独立地进行工作,但是当一台坏了的时候,另一台能立即介入,把两台的任务都承担起来。

九年前,坦德姆计算机还仅仅是写在一张黄色簿记纸上的一种设计思想。自那以来,这家公司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它的年销售额的增长率平均达100%,1981年的销售额已达2亿零800万美元。坦德姆公司已有雇员3800名,它似乎没有受到经营管理上的“青春期过渡”问题的困扰,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特雷比格在公司建立的那套非正统的管理方式。特雷比格生于得克萨斯州,在赖斯大学得到电器工程理学士证书,并在斯坦福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的雇员称呼他“吉米·特”,他那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是人们已经熟悉了的,公司的格言是“共同奋斗而获成功”。坦德姆公司首创了风行于硅谷的一些福利津贴形式,如星期五下午的啤酒欢宴、职工游泳池、每个职工都享有股票买卖特权,以及一整套优厚的福利刺激办法。

坦德姆公司还照吉米·特所说的那样,把明智地处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与敏锐的观察力结合在一起:“你再也不能只顾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猛榨公司的雇员。坦德姆公司是一家社会主义公司。”在坦德姆公司,确实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平等;公司的战略是把雇员作为人来对待,公司认识到,在一家高技术公司中,脑力劳动是最重要的资源。坦德姆计算机公司的工程师们热烈拥护吉米·特的领导。坦德姆公司自己报的人员流动比率是7%,这比硅谷在这方面的一般水平(30%)要低得多了。

吉米·特是在休利特一帕长德公司学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的,他在该公司做过六年销售经理。他的顾客们经常担心的是计算机坏了,从而使某个航空公司的订票系统、某家银行以及其他什么至关重要的服务一下子停顿下来。在当时,已有的一些计算机安全补救系统都是要有一台备用计算机,一旦工作机坏了,马上开动备用机接替它的工作。坦德姆公司的第一个热门产品是“不停运转的16台机”,它是把16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成个网络,每一台计算机都用一小部分工作能力监视其他计算机的工作状态,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吉米·特不仅具备技术能力和管理技能,而且他还知道如何去征集风险资本。他是在旧金山的一家风险资本公司——克莱纳-珀金斯公司(Kleiner and Perkins)工作时,学到这种本事的。1974年,这家投资公司研究了吉米·特的企业经营计划书之后,向他提供了创业资金。这一纸企业经营计划书,至今仍被视为这种文体的杰作。1979年底,坦德姆公司实现的销售额与它1974年时预定的目标相差不到100万美元。吉米特又提出了计划,要使坦德姆公司到1985年成为一家年销售额达10亿美元的公司,这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坦德姆公司目前有14个副经理,超过了公司目前的实际需要,他们是为了应付预期的公司发展规模而准备的。

吉米·特认为,他的公司之所以成功,那要归功于走在前面的计划工作、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以及硅谷的地利。他说:“换个世界上别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开办这家公司。硅谷是一种地利,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风险资本,我们可以找到供货者和卖主,他们需要我们取得成功,并且我们还能找到使我们得以成功的人材。”

诺兰·布什内尔论创业家的素质

诺兰·布什内尔是阿塔里计算机公司、比萨时代影剧院系统公司(Pizza Time Theatres)以及催化剂技术公司(Catalyst Tech nologies)的创办人,他在论述创业家的素质时说:

“有个小子一早醒来说:我要成为一位创业家。’这样他就上班去了。到了公司里,他走到一位本公司最好的技术人员那儿小声说道:‘你想参加我的公司吗?请星期六10点钟到我这儿来,带点儿炸面饼圆来。然后,他又到他所认识的一位最好的理财能手那儿说,“带点儿咖啡来’。再后,他又找到一位销售人员那儿如此这般一番。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创业家,你就得有三、四个能人在经营上做你的左膀右臂。就这样,星期六上午十点钟大家聚齐了,他们问,喂,我们的公司将是干什么的啊?’你说:‘造些适合左撒子用的小玩意儿,又讨论了一个来钟头,你们就拟出了一份企业经营计划的草稿。那位擅长财务的家伙说,他知道从哪儿去弄些资金来。这样,你干了什么呢?你没有提供咖啡,没提供炸面饼圈,也没出什么主意,你却成了创业家,是你把这创业活动的全部过程一手促成的”

乡村工业的发展

理查德·施密德博士是个地理学家,他是硅谷地区一位物色人材的专家,此人最近出版了《理氏圣克拉拉县硅谷指南大全》。这本水平高超的小地图册,标明了2736家电子制造业公司,这可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远远超过了过去对硅谷这类厂家数字的任何估计。除了这2736家公司之外,硅谷还有与电子业有关的非制造业公司,它们从事销售、广告、公共关系、销售咨询、人材物色、供应、研究与发展、培训、管理、市场研究、设计、投资、法律以及大量的其他辅助性服务,他们的活动是圣克拉拉县的微电子公司及其他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非制造业公司的数目,至少与制造业公司一样多,所以,硅谷电子业公司的总数当在6000家左右。而且,非电子业的公司我们估计至少还有2000家。这样算来,硅谷的高技术公司总数约有8000家上下。

除了这个令人惊异的硅谷公司数目之外,我们在分析了施密德有关硅谷电子制造业公司的数据之后发现,它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些公司的规模很小!图3.2表明了从以职工人数为标准而衡量的公司规模来看,电子制造业公司的构成情况。其中三分之二以上(70%)只有1-10名职工,85%的公司有职工不足50名。

走出了汽车房的“学习公司”

不久前,一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采访组来到硅谷,拍一部硅谷的记录片。他们采访了因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一家专门为高技术公司服务的公共关系公司的主持人里吉斯·麦克纳,以及产业界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在采访组的人跟我们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他们要求参观一家职工人数不足12个人的汽车房式的公司。我们安排他们会见了“学习公司”(The Learning Company)的首脑和创办人安·皮斯特鲁普,这家公司在硅谷独辟蹊径,专门研制和销售供儿童们学习用的游艺机,这种东西既有趣味,又有教育意义。《信息世界》杂志曾报导说:“时常有那么一家公司出来,对某一行业中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提出挑战。加利福尼亚州波托拉谷的“学习公司’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学习公司创办于1979年,当安·皮斯特鲁普回到家与小女儿萨拉在一起的时候,她开始认识到,现有的计算机游艺机是多么地不合适。游艺机非常吸引孩子们,但教给孩子们的主要是些暴力活动。象约翰·林维尔一样,她也是为了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而开始研制产品的,她决定要为女儿做点事。她时年36岁,是教育心理学博土,已经在一些私人的研究与发展公司工作过几年。

她用阿普尔公司的一笔捐赠,开始研究托儿所的孩子们对计算机的彩图、音乐和声音做何反应。小家伙们很喜欢计算机,没有一个孩子表现出惧怕心理,而这却是许多成年人第一次操作计算机时所常有的反应。皮斯特鲁普雇了一名计算机程序编制员,他们开始为幼儿编制一些用于教育目的的程序。他们有个程序叫《朱格尔的彩虹》可以帮助小家伙们学习左、右、上、下等概念。如果孩子按了键钮盘上左半部的任何一个健,一个美丽的彩色蝴蝶就会出现在计算机的屏幕上。如果按了键钮盘上右半部的任何一个键,就会显现出一组不同的颜色。这个程序适用于三岁的儿童,无需他们有什么阅读能力。《朱格尔的彩虹》这个程序赢得了阿普尔公司的一项奖金。

学习公司的宗旨是避免生产任何有暴力内容的程序,而是致力于通过某种有趣的方式教育孩子们理解一些复杂的概念。第一批游艺机是研制出来了,并且给一些孩子做了试验性使用,但学习公司这些日子可够受的,皮斯特鲁普和她的小小工作班子(包括几位退出阿塔里计算机公司的人),是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工作的。就在这家拼命奋斗以图生存的公司几乎要卖掉其家具的时候,有个雇员给学习公司一些应紧贷款。

1981年11月,学习公司取得了重大突破——梅尔科投资公司(Melchor Venture Management)的经理向它投资30万美元。所有学习公司生产的程序都是用于各种阿普尔计算机的，阿普尔公司的一位干部汤姆·惠特尼对学习公司开辟的销售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惠特尼离开了阿普尔公司而转到了梅尔科投资公司工作时,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有:使杰克·梅尔科经理对学习公司发生兴趣。梅尔科先生很爱孩子,并且学习公司雄心勃勃和利他主义的目标也感染了他。梅尔科的支持附带了一些条件,即汤姆·惠特尼进学习公司的董事会,并且要让一位有实际经营经验的工商管理硕土杰克·史密思出任学习公司的经理。

学习公司现有11名雇员,出售5种游艺机,还在研制其他一些产品。学习公司的销售额预计1984年可达500万美元。莱斯利·格里姆是学习公司一位职工的女儿,现年11岁,学习公司的一个程序用了她画的一些画,所以给了她稿费。

大多数硅谷的创业家似乎都是电器工程师。确实,许多获得了成功的新创公司,是由电器工程师、物理学家或计算机科学家主持其事的,这些人如罗伯特·诺伊斯、杰里·桑德斯、吉恩·阿姆达尔、约翰·林维尔等。说到底,这是因为半导体和计算机工业是电器工程学各方面知识技能的用武之地。但是,不具备这个条件也可能创业成功,一个并不是工程师的人也能成为创业家,只要他们组织了一班技术人才作为自己的助手,共同奋斗就行。这方面的例子如安·皮斯特鲁普与学习公司,还有微型软件公司的软件创业家比尔·盖茨,他是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是个工程师。

由于硅谷热的扩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创业家的素质并不等于某一特殊领域或职业方面的专长。任何人——甚至一个11岁的小孩子一一都可能成为一个创业家。

“现金比母亲还重要。这是艾尔法则”。——舒加特伙伴公司和西加特技术公司创办人艾尔·舒加特,1982年
“我们风险资本家播种、浇水,并希望有所收获——财产经营公司经理皮彻·约翰逊,1981年

硅谷是美国风险资本活动的主要中心。美国最大的风险资本公司有三分之一以上在硅谷或硅谷附近设立了办事处。其余的风险资本公司中有许多家尽管以别的地方为基地,也深深地卷入硅谷的活动。风险资本与创业精神形影相随。如果不知道风险资本家如何经营,就无法了解象硅谷这样的高技术体系。

风险资本家是强有力的守门人,他们决定一个新建的公司是否可以办成。而且,风险资本家的作为比这还要多得多,他们在一个公司的早期发展阶段,向其提供管理方面的帮助和技术咨询。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会解雇公司经理,亲自接管公司,直至找到新的公司领导人。但是,他们尽量避免抛头露面,而是作为一个往往为公众所误解的影子式实体。许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风险本家的存在,也很少有人认识到他们在指导技术创新方面的力量。

风险资本是投入到那些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的或年轻的高技术公司中去的钱。风险资本公司是寻觅高收益的投资者与需要资本的创业家之间的中介人。风险资本公司往往仅仅以一个创业家颇有希望的想法,以一种一般银行家不屑一顾的附属担保形式为依据就进行投资。创业家以他的公司一定比例的所有权(通常为50%的股权)来换取风险资本。可以理解,创业家对风险资本家没有什么好感,有时把他们称为“秃鹫资本家”。但是,对于创业家来讲,风险资本家却象银行帐号一样至关重要。

风险资本家从以下四个主要来源得到他们用来投资的钱:富有的个人;养老金;大学和类似的机构;银行机构、保险公司和其他大公司。这些投资者之所以选中了风险资本这种具有高度风险的投资形式,是因为它提供了税收方面的种种好处,并有得到很高收益的机会。近年来,某些最成功的风险资本投资的年收益率达50%以上,而年收益率达35%是很平常的。由于这个原因,提供给风险资本的资金大大增加了。

仅仅在大约10年以前,风险资本产业还处于衰落中。1969年,美国国会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28%增加到49%。这个决定对于可用于风险投资的资金量带来毁灭性的影响,给予向新公司进行投资的刺激大大减少了。在1969年,有1.71亿美元新的私人资本投到风险资本公司,而当新的税法在1975年生效之后,这个数字下降到1000万美元,仅仅相当于6年前的6%。

1978年,在硅谷和其他地方的高技术公司进行了大量的院外活动之后,国会撤销了它早些时候的决定,把资本收益的最髙税率重新降到28%。当风险资本投资再次变得有吸引力时,浪头开始转向。其后,美国劳工部的一项决定允许把养老金用作风险资本投资。1981年,国会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进一步降到20%。结果,到1982年底,投入到风险资本公司的新的私人资本超过14亿美元,是12年前的8倍。这笔钱足以开办2800家小型高技术公司或350家规模可观的髙技术公司。某些敏锐的硅谷舞台观察家现在担心风险资本也许太多了。他们关切的是,获得资金过于容易,以至于企业开办得太多。如果几年之中有许多企业倒闭,那对风险资本将是沉重的打击。

砂山路3000号

最近的一份公司名录列出了硅谷或硅谷附近的59家风险资本公司。在硅谷,有15个风险资本家住在一座楼里,即门罗帕克砂山路3000号,就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外。这是一座设计精美的建筑,高居山顶,环境优美,凭栏远望,越过圣安德列斯断层,可以看到海边牧场以远的地方,在这里,树木、灌木、鲜花和草地养护甚好。停车场上摆满了“奔驰”、“美洲虎”等高级小轿车,这景致给人一种田园诗般的印象,使人觉得这是一种雍容华贵的生活方式

高技术金融家的这种集中,对风险资本家本身以及创业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一个风险资本家可以同一个友好的竞争者共进午餐,从而得到有关某个创业家的情报,而这个创业家的经营计划是这位风险资本家已在掂量着的,如此方便的联系网络对于一个潜在的创业家可能不利,因为假若某个风险资本家拒绝了他的投资请求,这件事会立刻传遍整个投资界,这种群体投资”(Pack investing)是违反发挥自由市场力量这种理想的,在投资决策上有很大的主观性;一个资本家的直觉错误会影响其他人。

如果你是一个想开办新企业的创业家,正在寻求支持,那你就开车去砂山路3000号吧,那里每年有8000万到1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投资在等待着你。

一个高技术新企业诞生的步骤

为了更好地理解风险资本家在新企业创办过程中起的作用,让我们详细考察一个典型的硅谷公司诞生过程。

1.灵感。

一个新企业是伴随一种灵感(即创造一种适应某种需要的新产品或新服务)而开始的。诺兰·布什内尔在兔岛游艺场工作过,在犹他大学玩过电子计算机影象游艺机。这使他预见到影象游艺机的潜力。因此他开办了阿塔里公司。史蒂文·乔布斯和斯蒂芬·沃兹奈克要买一台微型计算机,但是他们买不起,于是就开办个阿普尔公司。

2.追求。

围绕一个创新念头来建立一个崭新的公司,谁下了这样的决心,那就意味着他将接受风险和放弃安逸的生活方式。有时,追求是唯一的选择。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两人在1938年开办公司,是作为他们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就业的一种手段。硅谷创业家的经历、经营方向、教育程度和个人性格是千差万别的,但是,他们通常有以下的共同点:他们都放弃了在一家老公司中薪水甚优的差事,而在与这家老公司相同的经营领域开办了他们自己的公司;他们希望能对自己的未来有更大程度的自决能力;他们富有活力,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对目前处境的不满;他们知道成功创业家的奋斗模式。他们都有决心通过建立自己的公司来搞某种新产品。

3.建立一个班子。

一个平衡的和有能力的班子,包括一个有管理和技术经验的经理和财务、销售、工程以及软件开发、产品设计等其他领域的专家。为了建立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班子,这位创业家必须使其他人相信跟他一起干是有甜头的。当影象游艺公司“活影”(Activision)1979年开张时,它的主要创业家是来自唱片工业的吉姆·利维。他很快招来另外四个创办人合伙搞,他们是被阿塔里公司解雇的影象游艺机设计师。活影公司得到了7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搞出了一种影象游艺机,这玩意风靡一时,在1981年,其销售额迅速达到6000万美元。列维说,如果他的班子里没有那4个合伙创办人,他很难得到能确保活影公司开张的风险资本。

4.使企业初步“成型”。

于是,通过获得现有的关于顾客需要和潜在市场的情报,一班人马着手开发某种新产品。通常,他们在某人的家里或汽车房里每天工作10-14小时,每周工作6-7天。他们很可能必须千方百计汇集资金,干工作而没有报酬,靠自己的积蓄过活。在这个早期阶段,这些创业家会表现出能量爆发和极度兴奋。一个风险资本公司很少在这种初创阶段就向该企业投资(这种最原始的创业资本叫“种子”资金);在大多数情况下,风险资本家要等到这个新企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才采取行动——开始对它进行投资。

5.制订企业计划书。

一份企业计划书,既是开办一个新公司的发展计划,也是风险资本家评估一个新公司的主要依据。一份企业计划书要能使一个创业家认识到潜在的障碍,并制订克服这些障碍的战略。在硅谷,某些公司的计划书带有传奇色彩。例如,坦德姆公司在1974年制订的计划中所做的销售额预测,与该公司1982年实现的销售额(2亿多美元)十分接近。又如罗伯特·诺伊斯起草的因特尔公司计划书,仅用了一页纸。

6.搞交易。

大多数创业班子没有足够的资本创办一个新企业,他们必须寻求外界资本。开始他们通常向朋友和亲戚借钱,而后再向业务伙伴、银行和其它借贷机构筹资。鉴于大多数高技术企业的投资都有很大的凤险,并且缺乏担保,一般借贷机构在新公司从销售额或订货方面看尚未显示出成功迹象时,是不会向它提供资本的。因此,这个企业班子的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找到一个风险资本家。

这位创业家通过朋友或业务伙伴把企业计划书送给一家或更多的风险资本公司。一家活跃的风险资本公司每年要收到成百上千份这类企业计划书,但只向少数几个投资。如果某份企业计划书看上去有前途,风险资本公司就与这个企业班子举行会谈。同时,风险资本公司通过他们各种非正式渠道,了解这些创业家以及他们的发明情况。

企业班子初访风险资本公司,一般都把这种会面安排在风险资本家的办公室里。由于事关几百万美元的交易,所以,这种会议的气氛是严肃的。创业家介绍经营设想,而风险资本家不时提出些问题要求澄清。其中一个问题是,是否由几个风险资本公司一起向这个新企业投资。这样做的好处是创业家可以得到更加多方面的经验、更广泛的联系和更大的资金实力,风险资本公司则能分散他们的风险。风险资本公司往往是两家至五家进行联合投资(群体投资)。风险资本公司之间很讲交情,如果一项特别有吸引力的投资只由一个风险资本家单干,那会被认为是贪婪自私的行为。在硅谷,风险资本界就象一个乡村俱乐部,每个人都认识其他人,新闻和悄悄话很快就在其内部传遍了,但这个俱乐部成员的活动对大多数公众来说仍然是隐蔽的。

7.开办一个新企业。

让我们假设,某个创业家的企业计划书(一般是经过某种修正之后)最终为风险资本家“购买”了。通常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交易做成,于是,创业家和资本支持者举杯同庆。第二天早晨,双方的伙伴重新开始干各自的工作。新公司由汽车房搬到一个比较大的设施中去,并准备开始生产。风险资本家不仅是这个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而且经常提出经营方面的意见,也许甚至逐日如此。这就是风险资本公司常与新创的公司做近邻的原因。帕洛阿尔托的财产经营公司(Asset Management)经理皮彻·约翰逊说:“风险资本家的作用就象牧师,对创业家起了一种心理按摩师的作用。”为了使创业家及其资金支持者在未来若干年内通力合作,这种组合必须正确无误。

当新公司的规模和销售额扩大时,创业家往往又得找风险资本家要求进一步提供资金,以便壮大自己,在竞争中占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减少,常规的资金来源(如银行)就可能会买进这家高技术公司。这时,风险资本家开始考虑撤退,它的作用即将结束。

8.走向社会。

在这家公司开办五、六年后,如果获得成功,风险资本家就会帮助它“走向社会”,办法是将它的股票广为销售。这件事令人十分激动,并且是风险资本家的投资得到报偿的真正时刻。在这一天,这家年轻公司的价值得到确认,它的创业家们顷刻之间可以变成百万富翁。

这时,风险资本家往往收拾起装满了的钱袋回家,到另一个有风险的新创企业去投资。大多数风险资本家都希望在五年内能得到相当于初始投资的10倍收益。当然,这种希望并不总是能够实现的。他们的收益可能是零。而且如果新企业倒闭了,他们会蚀了本。在新创办的企业中,大约有20-30%会夭折,60-70%会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只有5%的新企业,如阿普尔公司、罗姆公司(Rolm)和坦德姆公司大发其财。风险资本家说,在微电子和其它高技术领域之外,很少有机会能使他们得到高收益。所以,如果你有一份制造改进型捕鼠器的企业计划书,你甭去打扰风险资本家,除非制造的是电子捕鼠器。

风险资本家向创业家提供关于人事、技术以及经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咨询和劝告。旧金山的风险资本家比尔·汉布雷克特是37个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他是那些企业的投资者。与银行家和股票投资者不同,风险资本家深深卷入他们资助的公司。正象皮彻·约翰逊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仅把骰子掷出去,我们还吹它们,使劲儿地吹。”

风险资本家在他们所支持的创业家中寻求某种品质:诚实;能认错和随机应变;绝对的献身精神;对成功的执意追求;有良好的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经历。正如一个风险资本家所说的那样:“在不动产经营方面,关键是位置,位置,位置;对风险资本来说,关键在于人,人,人。”皮茨·约翰逊把坚强和有决断力作为成功创业家的标志:“我希望在通向悬崖边缘的整个道路上都能留下他的脚印。”设在门罗帕克的资本经营服务公司(Capital Management Services)的唐·瓦伦丁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把那些智商在140以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者,那些你们难以相处而要推出来的给我带来吧,我全要了。”瓦伦丁是有眼力的,在过去的十年中,他投资7000多万美元,帮助创办了40家公司,其中包括阿普尔、阿塔里和阿尔托斯计算机(Altos Computer)这些出类拔萃的企业。

风险资本家把自己描绘成文雅的老于世故的商人,尽管他们基本上被创业家看作是狡猾和富有的人。风险资本家在硅谷的流行绰号是“秃鹫资本家”,把他们说成是贪婪的、令人讨厌的食腐动物,以啄食硅谷工程师们辛勤工作和创业精神为生。禿鹫资本家的目标是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控制其他公司。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甩掉公司的创办人,那就甩掉好了。由于秃鹫的目标是当公司走向社会或被人家收买时能赚钱,所以公司能否长期存活下去,那是不重要的。因此,资本家和创业家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目的,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冲突。

最终投入到一个新创企业中去的资本量,是按照有固定面值的公司股票的份额确定的。这个协议的达成只是公司创办人和风险资本家交易的开始。第一次交易被称作第一轮资助。通常还有第二轮的资助,因为正在发展的公司需要更多的资本,这时会按不同的(往往是更高的)价格谈判出售更多股票。还可能有第三轮和第四轮资助。以后的资助可能只涉及从第一轮起就参加的风险资本家,或者其他风险资本家也参加进来。由于风险资本家拥有资本,因此新公司在与之打交道中感到软弱无力,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公司创办人在同他们的资助者交往时会有一种复杂的心情。

没有风险资本照样办企业——克罗门科公司独树一帜

克罗门科是一家电子计算机公司,为首的两个人都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电器工程博士。他们1975年在一个汽车房里开始经营,如今在瞭望山有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英尺的豪华工厂。这个公司5年中搬了5次家,因为年销售额一再猛增,由1975年的5万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60万美元,1977年的400万美元,1978年的1100万美元,1979年的2000万美元,1980年的3000万美元,1981年的5000万美元,1982年的大约1亿美元。在它创办后的头5年中,销售额猛增了80倍,年增长率达到了人头晕目眩的216%。

克罗门科公司的发迹史与人们熟悉的硅谷发迹史很相像,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从来没有借过一分钱。

如果克罗门科有一个榜样的话,它就是休利特-帕卡德公司。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1938年创建他们公司的时候,甚至连风险资本这个概念都还没有呢。还有,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办了20年才增加到几百名雇员,而克罗门科在头7年中就有1500名雇员了。与此相对照,克罗门科公司奠基人哈里·加兰和罗杰·梅伦的反面榜样是吉恩·阿姆达尔。他白手起家建立了阿姆达尔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这家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最后只好退出了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加兰和梅伦拥有克罗门科公司的百分之百的所有权(除了他们为雇员利润分享计划所提供的少量股票之外)。他们实现这个奇迹的办法实在令人惊异。

克罗门科公司的历史开始于加兰和梅伦在斯坦福大学当本科生的时候,那时,他们住在克罗瑟斯纪念堂,梦想着拥有他们自己的高技术公司。在七十年代中期,他们在《大众电子学》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介绍他们发明的一些电子小玩意儿(不是计算机)。读者可以向“克罗门科”订购这些小玩意儿的部件,这个加兰和梅伦梦寐以求的“公司”是以他们的宿舍命名的。1975年,在去纽约会见这家杂志的主编时,梅伦被介绍给爱德华·罗伯茨。后者是MITS-阿尔泰公司(MITS Altair)的创办人,这是一家起了开路先锋作用的微型计算机公司(阿尔泰是电视剧《星际旅行》中一颗虚构的行星)。梅伦和罗伯茨一拍即合,仅凭一时冲动,梅伦与阿尔泰的创办人一起飞回阿尔伯克基。经过一个通宵的长谈,梅伦设计了一些小玩意儿,把阿尔泰家用计算机和家用电视机的屏幕联接起来,从而增加了它的实际效用。然后,梅伦回到帕洛阿尔托的家里,告诉自己的朋友加兰,于是搞起了他们的公司,生产“眩目”联接系统—阿尔泰计算机的一种外围设备。这两个电子学天才在完成了博士学业后,搬出了斯坦福大学宿舍,成为年轻的教员。他们的工资用做了风险资本,开始制造这种“眩目”。

这两个创业家用他们自己的2500美元积蕃,正式建立了克罗门科公司。最初,他们俩谁都不领薪水(实际上,加兰和梅伦现在也不是本公司薪水最高的人,而是在工资单上按工资额大小排在第16位和第17位)。从一开始,他们就极力避免“阿姆达尔化”。他们从基思·阿卡布来特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财务建议。基思是旧金山梅因·赫德曼事务所(一家担负克罗门科公司会计业务的公司)的行政首脑。他坚持认为,他们应当在美洲银行开一个25万美元的信货限额帐户。今天,克罗门科公司把他们信贷限额增加到500多万美元,但是,基本上没有用。他们把这视为公司的一种救生措施,用以应付计算机业中可能出现的灾难性萧条。

资金周转是克罗门科公司成功的关键。公司在暸望山的办公室和生产设施是租的。他们虽然买得起,但是他们不愿意那么干。他们的竞争策略是尽可能少分赢利,把大部分收益用于购买设备和雇用更多的工人。由于他们不是一个公开出售股票的公司,因此,加兰和梅伦不必对董事会负责。他们也无需为股东生产利润。没有年度报告,没有理事会,实行完全的财务保密。这些在高度竞争的产业中是十分有益的。

加兰和梅伦对克罗门科公司的一元化领导,使他们能迅速做出决策和实行完全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政策。克罗门科公司生产一组出类拔萃的计算机。他们比大多数竞争者要价更高,他们产品的质量也是第一流的。他们的产品不用怎么推销就卖了出去。

在没有风险资本的情况下,他们的事业仍得以顺利发展,这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有生产系列产品的技术能力;二是能够满足对他们产品的需要。克罗门科公司主要是把它的计算机卖给工程师。这些人无需广告中介和名牌商标推动他们去购买。这些有技术头脑的顾客首先要看产品的性能。无疑,面向这些有技术能力、想买最好产品、为了优质商品而不怕破费的买主,克罗门科公司在推销方面堪称里手。罗杰·梅伦自己也说,克罗门科系统3型计算机“非常成功”。

克罗门科公司的座佑铭印在雇员的商业卡上,这就是：明天的计算机就在今日”,也许再加上一句话是适宜的:“并且我们从来不借一分钱”。

风险资本家典型简介

弗兰克·钱伯斯

风险资本家里手弗兰克·钱伯斯的办公室在旧金山美洲银行大楼第26层。他可以俯瞰旧金山湾、金门桥和马林县以远的地方,并回顾自己20年来的风险资本经营,以及在50多家新创公司投资的情况。钱伯斯帮助开创了象数据产品公司(Data Products)、美国微型系统公司和罗姆公司这样一些极其成功的企业。他也经历了挫折、失败和失望,比如他在七十年代中期拒绝了两个小伙子要他资助创办新公司的请求,这个公司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阿普尔计算机公司。

1947年,钱伯斯和他的兄弟罗伯特在旧金山建立了大动力机床公司(Magna Power Tool Corporation)。他们的产品是一种名叫“万能车间”的新型多用途动力机床。这种产品把象车床和钻床等车间单项机床的功能结合起来。这个合伙公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销售额在经营的第一年就达到300万美元。他们实现这一目标仅仅花了3万美元,使开支保持在最低水平,并且靠狡黠的销售战略使生产有了资金。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买主——在货物装运后20天之内付款的“蒙哥马利区”。钱伯斯兄弟又把生意扩大到旧金山的一家机器厂,这家工厂同意在发货后30天内付款。“万能车间”开始于小本经营,而后昌盛起来。

几年以后,钱伯斯兄弟卖掉他们的公司,但弗兰克·钱伯斯不会忘记他在试图解决现金周转问题时所经历的挫折。几年后,在1959年,他和一个密友弗雷德·考克斯创办了北加利福尼亚的第一批风险资本公司之一——大陆资本公司(Continental Capital Corporation)。那以后,这个大陆资本公司变成了两个合伙企业。钱伯斯的风险资本投放,并不是风险投资领域中规模最大的。他的战略是追求投资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市场位置。

现在,钱伯斯已年过六旬,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他是受人尊敬的波希米亚俱乐部和旧金山银行家俱乐部的成员。在审查企业计划书这种日常工作结束后,他回到在马林县占地240英亩的大牧场,这个牧场是他和另外五家合用的。弗兰克·钱伯斯还没有学会放慢速度,在过去的两年中,大陆资本公司对16家新创企业进行了投资(钱伯斯自己也说:“太多了!”。)钱伯斯认为,今后10年,他仍然搞风险投资。他说,使技术变革从工程师的想法变成现实,那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搞风险投资的报偿就在于此。风险资本家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也非常集中,钱伯斯说,100个主要决策者控制着美国的风险资本。在这方面他应当是知情的。

阿瑟·罗克

书生模样的阿瑟·罗克在六十年代中期从东海岸来到旧金山。从那时起,他参与创办了大约50家新企业,包括因特尔公司和阿普尔公司。但是,在旧金山金融区,罗克办公室的门上没个名字。罗克由于1968年为因特尔公司筹集到500万美元而赢得了荣誉,但他仍愿意保持一种低姿态。

罗克并不认为自己谙熟电子学,他认为这种缺陷反倒是一种优势。他说:“尽管这使我略微减速,但它帮助我理解一个前来寻求风险资本的人的性格。我可以看他如何说明他的方案。”在他所支持的创业家身上,罗克器重什么呢?他们必须是真正企望致富的人。他曾说:“当一个富人所必须做的是:把发财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干劲,把能力集中于争取胜利,严于律己。不过,很少有人愿意干这种事”。罗克对他所支持的新企业是严格挑选的。他从他每年审查的成百上千份企业计划书中,只选中一两个予以资助。

尽管风险资本在硅谷的作用非常重要,但这是一个很少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暧昧不清的题目,而且在大学的课程里也很少讲授。但是,过去那种对风险资本不屑一顾的态度开始转变了。皮彻·约翰逊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兼职教授,讲授有关创业家素质的功课。他要求自己的工商管理硕土研究生写一份新创公司的企业计划书,并组织一个创业班子,进行这种模拟演练。其它一些商业和工程学院,也开始向学生讲授有关风险资本的内容。阿瑟·罗克最近应哈佛商学院之聘,担任从事企业研究的教授。

皮彻·约翰逊

在硅谷,典型的风险资本家通常在上大学时是学工程的,然后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在一家高技术公司中干了几年之后,这位典型的西海岸风险资本家还跟一位有经验的风险资本家从师学习过,学习如何评价一个前来求助的创业家和他的企业计划书。最后,进入中年,这位风险资本家筹集到一笔资金,自立门户出山创业了。

帕洛阿尔托的财产经营公司经理皮茨·约翰逊的生活,与这种典型的风险资本家的职业道路非常相似。约翰逊是在帕洛阿尔托长大的,他爸爸是斯坦福大学的体育教员。约翰逊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工程时,曾是该校的一位田径明星。在哈佛大学得到工商管理硕土之后,约翰逊在芝加哥地区的钢铁业工作了8年。在1962年,他回到帕洛阿尔托开办了一家风险资本公司,这是硅谷第一批风险资本公司之一,是和他的朋友贝尔德雷珀合伙开的。几年以后,约翰逊搞了自己的公司。在回顾了20多年从事的风险资本事业时,他从自己帮助创办的新企业得到满足。“当然”,他微笑着说“挣一点钱也是好的。”

皮茨·约翰逊有一个特点是不典型的。他的办公室不在砂山路3000号。实际上,他的办公室是在帕洛阿尔托,是由住宅改装的,正好紧靠约翰逊自己的家。他说,他是硅谷上班路程最近的人之一,大约有35英尺。

杰克·梅尔科

几乎所有的风险资本公司都是一个人经营。可能有一两个助手,一个秘书,也许还有一些兼职顾问,但是主要决策者往往就是一个人。他权衡一个企业的风险程度,分析自己的预感,然后做出决策。而一组合伙人看来经营不了一家风险资本公司。对这个命题的验证是由洛斯阿尔托斯的梅尔科投资公司提供的,它的负责人就是杰克·梅尔科。梅尔科曾是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一名经理,他是一个取得非凡成功的风险资本家。他帮助了70家公司在硅谷创业(其中有罗姆公司、奥斯本计算机公司和学习公司)。他说:“我想我帮助了位于我们周围15英里之内的100-150人,使他们实现了头一个百万美元的销售额。”

近些年来,梅尔科通过增加合伙人,扩大了他的风险资本公司,并且把工作人员增加到10人。但是,在1982年下半年,梅尔科得出结论:大的不灵。他发现,随着规模扩大,他要花很多时间去教年轻的合伙人经营风险资本的技巧。他无法拿出足够的时间去评价有希望的企业计划书了。他也不能同他出资支持的创业家保持足够的接触了。因此,他退回到一个人唱独角戏。

梅尔科是从统计学角度去看待风险资本的:“你可能失去你投入的百分之百,但是你可能赚得比百分之百还多。因此,只要你搞成功其中的一半,你就能赢。”梅尔科承认,他在新创企业的投资有20%亏了。此外,每一个风险资本家还都受过所谓“僵尸”或“行尸走肉”公司的折磨,这些公司似乎还在支撑着,但已不创造多少收益了。对一个管理得比较好的风险资本公司来说,一个典型的“记分牌”会包括:十项投资中有两个失败的,两个“僵尸”,两个比较好的(并不出众,但是还有比较好的收益),两三个优胜者(所提供的资本收益是公司最初投入的风险资本的7-15倍),如果幸运的话,也许有个传奇式的“超级优胜者”,收益是最初投资的100倍,或者更多。

技术风险投资者公司(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ors)的波特·麦克默茨(住砂山路3000号)回顾他从1969年到1973年对11家新创公司的投资情况。他的记分牌如下:

• 5家公司失败了或停滞不前;
• 5家公司投资情况很好,是优胜者;
• 第11家公司使他的25万美元投资增加到7500万美元,年增长率为230%。

杰克·梅尔科是支持罗姆公司的早期风险资本家。这家公司被许多风险资本公司所拒绝,理由是可以理解的,罗姆公司的3个创办人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在电子学方面经验很少。罗姆公司的一些主要人物是犹太人,而梅尔科的风险资本的资金却是来自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当时甚至不愿意为美国犹太人去该国工作提供签证),但梅尔科投资公司仍然向罗姆公司投资了。今天,梅尔科对自己这样做很满意。

梅菲尔德基金会的汤姆·戴维斯是回绝了罗姆公司资助请求的几个风险资本家之一。他还回绝了阿普尔和其他几个硅谷成功者。美国电子协会在1982年的一次宴会上,邀请戴维斯参加一个讨论企业情况的小组。其他发言者都是一些成功的电子企业的经理人员,戴维斯曾经拒绝向这些企业提供风险资本。司仪把戴维斯介绍给大家,说他是曾经向本小组中的其他同仁说“不行!”的那个人。听众捧腹大笑,戴维斯站了起来,用餐巾挡住自己的面孔。

“在硅谷涌现出了人们难于理解的奇迹。这种临界规模是花了一些年才建立起来的;它植根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才真正地进入繁花似锦的兴旺期。从那时起,它就不愧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特殊信息环境。智慧之壶在这里沸腾了。”——前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经理莱斯特·霍根,1982年

信息交流是硅谷一个主要的出众的特点。因为技术创新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技术创新特别有赖于信息。

虽然大部分微电子公司都有自己的保密政策,但是,无论个人或是公司都要采取形形色色的信息战略,以图拐弯抹角地智取这类秘密。在半导体公司之间,从事研究与发展的人员工作流动性很大,这是进行技术信息交流的一种途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信息交流可能是进行工作流动的一种初衷。在硅谷,公司的聚集与毗邻促进了信息交流。费尔柴尔德公司的莱斯特·霍根说过:“信息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交换,好像是科学家们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属于整个世界,属于全人类的。对于一个人或一家公司来说,掌握这种技术信息是太重要了。”

人们应当想到,硅谷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不仅仅是微电子工业的主要中心,甚至不仅仅是那几千家高技术公司,而且硅谷已成为一个网络。一个有阅历的半导体工程师说:“我认识某人,我的朋友认识另外某人,通过我跟我的朋友这层关系,我们这四个人都可以彼此相识了。这个网络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认识硅谷中很多人。这主要归因于工作的高度流动性。在硅谷,诸如某家公司的信誉、某人的成功业绩、某人从某公司离职、新面市的产品等消息不胫而走,传播得极快。这种传闻制造厂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着这类消息。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些公司靠得极近。从你的办公室窗户往外看,就可以看到其它公司。”

一家从阿塔里计算机公司分离出来的影象游艺公司——图象公司(Imagic)的经理比尔·格拉布,提到这一网络时曾说,“在我们售出我们的首批产品之前,我们的副经理和我就已经晓得我们这一产品90%的潜在买主了。我们立即着手与这些潜在的客户,例如西尔斯公司、J·C·彭尼公司以及露丝玩具公司等签订合同。这样,我们便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

作为硅谷特点的这种紧密相连的信息网络,赋予了使它能超过其他地区的优势。诺兰·布什内尔阐述这一点说:“硅谷有大量的信息交流渠道,这一点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比拟的。最近,我访问了正在伦敦从事新产品研究的一个工程师小组,他们与硅谷的一组同行们展开竞争。双方几乎是同时起步开展研究的,然而硅谷这批人工作进展却已经领先了六个月。我们的这批人中有一个工程师,他有一个朋友在因特尔公司工作,这个人从公司里窃取了他们正需要的一种新的半导体芯片的几个样品。这种芯片很快就拿到市场出售了,但是它还未列入产品目录。因特尔公司也颇有益处,因为这样一来,马上就赢得了一些买主。这六个月时间说明,我们拥有一种巨大的优势,这就是硅谷总是领先的原因所在。”确实如此,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分析,美国半导体工业的独一无二的力量,正是来源于它的公司之间能够迅速地相互仿制出不断创新的半导体芯片。

就如同砂山路3000号是风险资本的中心一样,在卡米诺瑞尔路的佩奇米尔路口,座落着帕洛阿尔托广场大楼,这里是为高技术服务的法律事务所中心。据最近统计,帕洛阿尔托共有865位律师,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两倍,是20年前的6倍。

为高技术服务的法律业务在日趋繁荣。一位受雇于芬威克-斯通-戴维斯-韦斯特公司的律师戈登·戴维森,常常在他工作周的每一天都要受理一个新创公司的有关事宜。戴维森对于新创公司来说,起了关键的穿针引线的作用,他协助企业家们写成企业计划书,并帮助他们寻求风险资本。他具有堪称楷模的学历,有资格担当这种媒人的角色,他除了有法律方面的学位之外,还是个电子工程学理学士和计算机科学硕士。这种学识有助于他为那些新分离出来的微电子公司判断一个重大问题:这位创业者是否从过去的雇主那里拿走了交易秘密。

规模最为庞大的帕洛阿尔托高技术法律服务公司是威尔逊-桑西尼-古德里奇-罗莎蒂公司,它有五十位律师。约翰·威尔逊声称,在1982年中期的一天之中,他的公司就促成了有关高技术新创公司的2000万美元交易。

帕洛阿尔托广场成了为高技术服务的法律事务所中心这一事实,同样也显示出网络的重要性。除了熟知有关的法律条文外,帕洛阿尔托广场律师们的主要财富是他们所认识的人。他们能为狂热的创业家和拥有资金要进行投资的风险资本家搭桥牵线。工作午餐、鸡尾酒会、下班之后的小饮以及其他社交场合等等,都是高技术律师生活内容的组成部分,他们的通讯卡片档案,如同他们的法律书籍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获得信息,就必须给人家信息。在微电子行业中,由技术信息交流的性质所决定,需要在其参加者们之间有一种高度的互惠性。一位在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中心实验室工作的年轻博士,提供了这种面对面交流的一个例子。他在一次专业会议上,向与会的半导体工程师们介绍了他本人的研究与发展项目。他的公司同事中有些人担心他泄漏“秘密”,然而,这位博士晓得他能够走多远,他说:“我完全晓得界限应当划在哪里,我危险地向它逼近。在公开讨论我的学术成果时,我的一些竞争者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使我了解到他们已经掌握了多少,而这对我们公司来说就是有价值的信息。”

网络怎样帮助我们撰写此书

在撰写《硅谷热》的初期,我们就意识到,和小马辛·E·霍夫博士就他于1971年在因特尔公司发明微处理机一事进行一次私人晤谈是至关重要的,霍夫是一个腼腆的人,而且我们了解到,他一般都避免谈自己的重要发明。此书的两作者之一朱迪思·拉森与因特尔公司中的雇员有一些关系,但是她的这些熟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认识霍夫,在198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1982年的上半年,我们都在耐心地等待着机会去接近霍夫。

1982年2月里,此书的两作者之一罗杰斯拜访了维基·麦康内尔,他独立从事组织通讯方面的咨询工作,当时他正在斯坦福大学讲课,下课之后,罗杰斯的一些学生和麦康内尔谈了起来,其中有个学生叫安西娅·斯特拉迪戈斯,学的是通讯专业。后来,当麦康内尔来到设在圣克拉拉的因特尔公司总部提供咨询时,因特尔公司人事部门的斯科特·福坦豪尔请求她推荐一位夏季临时工作人员,维基·麦康内尔推荐了安西娅·斯特拉迪戈斯,因为她给麦康内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斯科特打电话给她,并且随后接见了她。

安西娅的工作问题并没有联系成,但是斯科特后来又给她打过电话,他们成了社交上的朋友。安西娅向斯科特谈到,她的教授罗杰斯正在撰写一部关于硅谷的书。这样,斯科特同意与罗杰斯和安西娅一道共进午餐。就在这次午餐上,斯科特同意安排罗杰斯与霍夫会面,谈谈微处理机的发明一事。几天之后,在圣克拉拉的因特尔公司研究与发展部大楼里,罗杰斯会见了霍夫。

斯科特·福坦豪尔又安排我们去参观了因特尔公司的第三制造厂,它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利弗摩尔,是个圆片制造工厂,该公司半导体生产的一颗明珠。由于硅谷安全方面的规定,几乎没有外人被获准参观过某个园片制造工厂。

关于这次会见以及参观的结果,我们将在第六章有所描述。

硅谷技术信息网络的重要人物都在钻研如何驾驭他们所具有的知识。一家半导体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哈林顿对我们讲起:“没有人会合盘托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就象是在玩纸牌,如果你要扣下点什么,它就能向你提供某些就业保险。没有人会告诉你所有的成功诀窍和细微的奥妙所在。你留一手,以便今后能再交换。我可以向有朝一日或许我会到那里去工作的某家公司提供有关设备的信息。但是,我决不能够提供会危及当前我所在公司的情报。”

在硅谷,一位工程师可能向一位过去的同事提供技术信息,尽管后者如今已属于跟自己所在单位进行竟争的另一家公司的人了。一位半导体公司前经理,如今在阿普尔计算机公司供职的弗洛伊德·克瓦米,谈了出于友谊进行的信息交流,他说:“我们都彼此认识,在这一行业中,每一个人都认识其他人,因为或迟或早,大家都在一起工作过。”

数据查询公司(Dataquest)是微电子行业市场研究的中心,它每年秋天为半导体公司举行一次会议。这种会议往往是在某个豪华的娱乐中心进行,如菲尼克斯的驼峰饭店,或者在蒙蒂利的双树饭店,与会者是公司的行政首脑和经理。数据查调公司利用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程序来编排进餐和参加讨论会的席位,使得邻座都能彼此相识,并且避免发生令人不快的组合。举例来说:一个顾客被安排在与一个卖主相邻的位子;两个日本人则不会被安排坐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希望与美国人谈话;然而,正在直接进行竞争的公司的代表们是不会被安排坐在一起的。

德国的一家电子公司(洛伦茨标准电气公司)的技术中心负责人汉斯·赖纳,谈到他第一次跟硅谷的信息交流网络打交道时的惊异之感说:“我被公司派往森尼维尔去访问我们的代理人,为了就一个他们已经着手解决的特殊技术问题求得帮助。我们这位代理人已经掌握了部分答案,而且他也晓得从哪里去得到答案的其余部分。工作之余,他把我带到硅谷的一个酒吧,随即,他招来了坐在邻近一些桌子的工程师们,他们都认识他。这些人非常乐意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到晚上9点钟,我就掌握了解决我们公司问题的方法。第二天上午,我飞回了斯图加特。在加利福尼亚州,人们是如此自然而然地合作,我对此确实惊异不已。”

嘿,我们的邻居拥有一家计算机公司

在一家新公司的创立过程中,私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重要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洛斯阿尔托斯山区——硅谷技术专家新富翁们的聚居地,艾尔·霍利并没有打算与他的邻居谈论业务方面的问题,然而有一天,霍利的妻子珍妮特走过去找那位卷着发的得克萨斯人,目的是为她家的花园要一些马粪。碰巧这个得克萨斯人拥有一家计算机公司,珍妮特回家后要自己的丈夫去会会这位邻居,霍利如今回忆说:“那一天是幸运的一幕,毫无疑问,是那次会面导致我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这位邻居叫詹姆斯·特雷比格,是坦德姆计算机公司的创建人,那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与艾尔·霍利边谈边饮,喝了几瓶啤酒.后来霍利又邀请特雷比格到他的汽车房来,参观他的一个原型卫星接收机,这是霍利用一些薄金属板制作的,几天后,特雷比格就带来了一批他的管理人员,以便决定坦德姆公司是否有可能使用这种卫星接收机将本公司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连接起来。特雷比格还向霍利介绍了他的风险资本家:克莱纳、帕金斯、考尔菲尔德、拜尔斯。不久,霍利就有了2400万美元的资金作后盾。

两年以后,艾尔·霍利的生命线通讯公司(Vitaink Communication Co.)的一些卫星系统的年销售额就达到500万美元,而他的第一位客户就是特雷比格的坦德姆公司。或许人们可以说,生命线公司是从一堆马粪之中拾得的。

网络指南

在硅谷,酒吧与餐馆不只是饮食进餐的场所,它们还是谈生意的好地方,在这类聚会场所中,历史最老而又最有名气的是“沃尔克的车轮”酒吧兼餐馆,它座落在瞭望山惠斯曼大街和米德费尔德路交叉处。几乎处于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大楼的影子荫蔽之下。好几个从费尔柴尔德公司分离出去的公司,就是在这里一手策划的。然而,微电子行业的中心已经向半岛的南端转移了,那里的一群午餐馆、工余酒吧等成为新的信息交流中心,如森尼维尔市希尔顿饭店的“牧童女”酒吧,第101号公路旁边,离因特尔公司总部不远的鲍尔斯大街上的“胡椒磨坊餐馆,以及由诺兰·布什内尔开设的“狮子与罗盘”餐馆。当初,由于布什内尔在阿塔里附近找不到一家合适的场所进餐,而后就开办了这家餐馆。这家餐馆里酒吧的墙上有一块电子显示板,反映出硅谷地区那些名列前茅的公司的股票行市。

这些酒吧和餐馆提供了一种中立的场所,昔日曾一度共事,如今受雇于互相竞争的不同公司的那些老朋友们,在这聚集一堂。他们一边饮下一杯加州生产的白葡萄酒,一边闲谈,不是谈他们的家庭、体育运动或业余爱好,而是谈论着电擦只读存储器、触发电路、门阵列计算机。

在胡椒磨坊餐馆用早餐如今是硅谷的一种传统,对于那些从事半导体推销的人们来讲尤其是这样。因特尔公司的一位销售经理说:“早上8点钟我去胡椒磨坊餐馆,我在那里总是能遇见我认识的人。这毕竟是硅谷嘛。所有我的客户们,所有我的对手们,大约五百来人,经常在这里吃早餐。实际上,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注意谁坐在我相邻的小间里,通过偷听邻座的谈话,我可以得到许多信息。所有的批发商都在那里,他们就是我与之共事的一些伙伴。或许我的一个顾客同我的一个竞争对手正坐在那里,但我还是走过去,同他们握握手。然后我说,“噢、顺便说一句,为什么明天早上我们不可以一道进餐呢?’人们在这里约会,胡椒磨坊餐馆就是这样一个宏大的交际场合。”

在因特尔公司推销部工作的一位工程师觉得,负责推销工作的人们对于维护他们的信息网络,比起干其他工作的雇员要更细心一些。他说:“在设计部门或生产部门工作的人应当细心,然而,他们并不是这样,他们并不去多想小心谨慎有多么重要。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没有在餐馆里消磨那么多时光。如果有个人邀请因特尔公司的一位设计师共进午餐,他恐怕甚至不会想到要注意讲话的分寸,而且他也不会知道,在他的周围都有些什么人。”

费尔柴尔德公司、阿塔里公司与自制计算机俱乐部

在硅谷,对于每一种不同的微电子行业来说,总有那么一个特殊的组织,它在这一行业的个人和公司之间形成非正式网络的过程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在半导体行业里,几乎所有的先驱性人物都曾一度在费尔柴尔德公司里共过事,因而在同业中如今相互竟争的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友谊的纽带。大多数从事电子游艺机设计的人员,都曾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的阿塔里公司里道工作(那时的公司主持人是诺兰·布什内尔),今天这些人仍然是相互直乎其名。在微型计算机行业中,与费尔柴尔德公司与阿塔里公司旧部关系网络相仿的,是自制计算机俱乐部。这个独一无二的组织的首次会议是在1975年3月召开的,地点是门罗帕克市一位微型计算机迷戈登·弗伦奇的汽车房内。在这个俱乐部成员们的推动之下,先后有22个微型计算机公司诞生了,其中的20个公司运营至今,这些公司里有许多至今或一度是微型计算机行业里的一流公司,象阿普尔公司、克罗门科公司,北极星公司(North Star)等。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计算机小伙子们当中,还有些在开发计算机软件方面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有的人,如保罗·特雷尔和博伊德·威尔逊,则开办了计算机零售商店;有的人,如吉姆·沃伦,开办了计算机展销会。

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成立之初,它大约有500名计算机爱好者作为它的固定成员,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是小伙子。俱乐部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它的一些创建人是用配套元件自己组装计算机的。这个俱乐部的宗旨,是促进计算机爱好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它的成员不交会费,没什么仪式,也没有个章程。

俱乐部开会的典型方式是,开初总有一个“制定议程阶段”,那些有什么通知要发布,有东西要交易、出售或让予的人站起来,做一番自我介绍。然后,会议便转入“随机接触阶段”,让那些兴趣相同的成员,例如因特尔公司“8080”型微处理机的爱好者们,分别组成一个个小组进行畅谈。人们利用这种场合交换计算机的程序和线路设计,有的信息几年之后将变成公司秘密。在七十年代中期该组织的一次会上,斯蒂芬·沃兹奈克散发了他为苹果计算机设计的线路复印件。作为一种回报,他的同行们对这一设计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当时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里,没有一个成员想到微型计算机会形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发起人是弗雷德·穆尔,他和他的朋友们曾在硅谷的各处张贴布告,宣称要“交换信息,交流思想、交谈业务、协助项目设计等”。出乎他们所料,第一次会议就来了数百人,于是,不久他们就将会址从戈登·弗伦奇的汽车房迁到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礼堂。穆尔希望,自制计算机俱乐部将会提供一种避免微型计算机商业化的途径,能够有助于把计算机的威力献给人民。穆尔曾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由于在越战期间拒服兵役而坐了两年班房。他把计算机的应用,看得比用它提取利润更为重要,他说:“我曾希望,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里,我们这些叛逆者、独立思考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能够超脱筹建商业公司之类活动。但总的看来,办公司搞实业的想法却是时尚。”

当自制计算机俱乐部成员中的一些人开始筹办一个个微型计算机公司时,在俱乐部组织的会议上,自由交流信息的活动便开始终止了。沃兹奈克评论说:“对我认识的许多人来说,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日子。但是如今,这一切都已过去了。”弗雷德·穆尔不胜恋惜往日,不堪回首俱乐部发生的变化,他感到,资本触发的冲动代替了俱乐部利他主义的初衷。现在,穆尔自己致力于编辑一份以拒服兵役者为读者对象的通讯刊物—《抵抗新闻》(“Resistance News”),他用一台微型计算机写稿。

当初的计算机小伙子中,有些人至今仍然来参加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戈登·弗伦奇现在是一家名叫“广场1号”的微型计算机咨询公司的老板,他认为,自制计算机俱乐部仍然是微型计算机专家们非正式的信息网络的中心。不管是否如此,该俱乐部确确实实缔造了一个关系网络。

工作流动性

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杰里·桑德斯曾经说过:“在这里,所有那些想调换工作的人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清晨开车上班时,在那条原来也要路过的相同的马路上,把车拐进另一条车道就行了。”硅谷最为令人瞩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作的流动性之高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有人估计,每年调换工作的人数,占雇员总数约50%。在生产线操作人员、焊接工和组装人员中,这种流动率最高;而在工程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流动率稍许小些,每年调换工作的“仅仅”大约是30%。

保罗·赫斯是硅谷一家公司的经理,他说:“我做了许多雇佣和招聘方面的工作,因此在过去的15年中,我阅读过100万份履历表。有一个家伙,居然在24个月之内先后在15家公司里千过活。这恐怕有点太过分了。然而,我不会讨厌那些在一家公司干上两年后又到其他公司的人。”

工作的高度流动性究竟是福是祸,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看法,对受雇的一方来说,确保他能够离开一家公司而受聘于使他增加薪水的另一家公司,这无异于提供了一种保险。每一次的工作调换意味着薪水增加10-15%,而且或许还能够晋升职位。公司当然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跳槽”问题,失去有经验的雇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雇员的经常流动对公司内部运营的连续性造成了困难。当某一设计项目的关键性工程师离去时,围绕这个项目的大多数设计思想也随之而去了。

工作的高流动率也许是受到公司的鼓励,因为老板们总是鼓励雇员去追求更好的职位。一位硅谷的经理说,“如果我们在同时雇了5个秘书,几年以后,她们的工作能力会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得到的报酬差距极大。”一位负责财务的常务副经理斯坦·托马斯认为,人们在找到一个具体职位时,他们所注意的是下一步将能获得什么,“比如你的公司现在有400位雇员,三年以后会扩大到3000人,那时,你的公司组织会变成什么样呢?源源不断的新雇员将安插在哪里?当一个公司如此迅速扩大的时候,一个新雇员当然能够自己决定干什么工作。”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鼓励他们“跳槽”的共同动机是金钱。调换一个新的职位,一般意味着能够提高薪水15%。由于缺乏技术人员,付更高的报酬有时是吸引所需人才的唯一方法。在半导体行业里,设计工程师尤其缺乏。王安实验室的艾伯特·贝尔·赛尔说:“职业篮球或职业垒球手的人数,都要比搞集成电路设计的人多。”

“跳槽”还是步步高升的一种阶梯。硅谷与其他地方不同,“跳槽”比待在原来的公司能提供大得多的晋升机缘,伴随着工作的调换,雇员能攀上一个责任更大的岗位,同时拿到更丰厚的薪金。

寻觅人才

从“跳槽”获利的是那些寻觅人材的人,这种介绍人每物色到一个工程师,可得佣金相当于这个工程师新职位第一年薪水的25%,一般大概是6000~8000美元。瞭望山的一位人才寻觅者赛德·威尔金斯讲:“你只需一包硬币和一本电话簿,就可以当个人才寻觅者了。”据估计,硅谷大约有400-600人在从事这种工作。威尔金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厨房里的小桌旁工作。大部分人在这行干上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就用光了他的老朋友和其他关系,以后的业务就开始比较棘手了。”

在硅谷,并非所有的职业介绍工作都仰仗本地的人才寻觅者。公司领导人才的物色,是由一些在世界范围运营并在硅谷设有办事处的经理召募公司承办的,这些公司收取回扣,而且不论它们是否找到人填补了某个空缺,都要收费。

也有一些职业介绍所,以介绍工作成功与否决定收费标准。这是些站住了脚的公司,它们拥有按完成工作量取酬的专职召募工作人员。在硅谷,典型的人才寻觅者是独立经营的,没有正式的事务机构。

人才寻觅者、职业介绍所以及经理召募公司一致认为,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难从硅谷之外的地方召聘到合适的人了。赛德·威尔金斯说:“几年前,你可以开着平板卡车,召募来整整一车的工程师,把他们运到海湾地区,给所有的人安排工作。如今,这样的便宜事可没有了。住房是个首要的问题。我有许多交易没有做成,究其原因,住房问题占第一位。”

林恩·德怀根斯是一位设在圣何塞的皮特-麦维克-米切尔公司的经理招募服务部负责人,他也认为,从全国范围内为硅谷召募人员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说道:“招募一个年薪7万美元的经理,我们收费大约2万美元,外加5000美元的招待费,此外公司还要付给本人一笔大约5万美元的搬迁费,这样,在这位经理走马上任之前,公司总共要付出大约7.5万美元的投资。我们的客户公司觉得这样不值得,他们希望从硅谷本地的人才储备中找到适当的人才填补空缺。”

尽管经理召募公司和职业介绍所强调他们的信誉和正直,实际上这点却并非总能够兑现。1982年,在埃克森办公室系统公司(Exxon Office Systems)宣布关闭它的高级研究中心之后的一个小时之内,人才寻觅者们打来的招聘电话如潮水般涌来。当被解雇的人员走到露天停车场上自己的汽车旁时,都发现有一张本地某位人才寻觅者的名片贴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由于缺少合格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进一步增加了硅谷专业人员工作的高度流动。从而使经营管理的方式必须全面适应于短期雇佣,工作的高度流动性要求管理工作把主要的着眼点放在近期。

在硅谷,工作高度流动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渴望从竞争中获得技术信息。一个工程师如果离开甲公司而到其他公司就职,他也许已经签署过某种保密协定,保证在他离去后不泄露公司的秘密。然而,纵然这位雇员不能够向乙公司的新同事们提供关于具体产品的信息,但是上述的保密协定却并不妨碍他向他们提供围绕这一新产品的颇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解决某个重要的微电子设计问题也许有20种不同的方案,甲公司曾尝试过其中的10种,但都未获得成功。关于不应采取何种方法的信息,对乙公司来说可能是极其有价值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行业之中,以聘用一个专业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的形式来购买这样的情报,是绕过其他公司保密规定的一种战略,而且,这样做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对于甲公司来说,也有一项反战略可以采用。这位雇员的离去,并不妨碍他在为与甲公司竞争的乙公司工作六个月或一年以后,重新回到甲公司。一位在乙公司身居要职的工程师,在他的旧雇主看来,是更有价值了。他重新受甲公司雇用,很大成分是为了能够了解对手的情况。实际上,可能是甲公司“批准”这位专业技术人员离职,就是为了以后重新雇用他。所以,在硅谷,“跳槽”可能是一种拜占庭式的战略与反战略的把戏,换取技术情报是这些战略的主要目的之一。

一位见多识广的企业观察家评论到:“一项已经采用多年的产业政策是,某人一辞职,他就变成了外人。厂方打电话叫来公司警卫,护送他走出公司的大门。然后把他个人物品通过邮局寄到他家。公司也许会收回成命,要重新雇用你,但是,一旦他们决定不要你,你必须马上走人。解雇可能是非常粗鲁的。我认识一个在某公司职务很高的雇员,他午餐后回到办公室时发现,办公室的门锁已经被换过了,对他来说,这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

在硅谷,高级雇员从一个公司流向另一个公司,可以使大家相互得益。没有一种法律上的办法可以剥夺人们头脑里的东西。如果一个雇员真有价值,他原先的雇主会对他提出诉讼,然而这多半是一个牵制行动,目的是使另一家公司不能很快地雇用他。采用这种法律解决的方式,可以使一个新公司的建立推迟一年。如果公司资金不足,它也许会胎死腹中。几年以前,霍华德·博格特用日本人的钱从美国微型系统公司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叫国际计算机微型组件公司的半导体公司。美国微型系统公司对他提出诉讼,日本人退却了,国际计算机微型组件公司因此而垮台。

在这种法律诉讼面前,离职而走的雇员和他的新雇主常常是一块处在被告的位置上,罪名是窃取商业秘密,但前雇主往往无法证明他的控告。“但是有时候一个人也会做蠢事,比如说拿走一本工艺手册。在几年前的瑞姆公司(Rheem)案中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费尔柴尔德公司的一个雇员辞职后,带走了一本工艺手册。六个月后他用一个牛皮纸口袋把它寄还给费尔柴尔德公司。费尔柴尔德的起诉所获有限。但瑞姆公司主要人物的精力却因此而从创建新公司转到打官司上去了。瑞姆公司最后终于放弃了生产半导体的计划,把设备、图纸等卖给了雷锡昂公司。”

唯一难逃窃取商业秘密刑事指控的情形是:某人确实抄袭或偷取了某种含有商业秘密的东西。不过,一个精明的公司想避开这类非法行为而达到同样的目的也很容易。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它刊登广告,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某个职位招聘人员,然后在应召人员来洽谈时,从他嘴里套出他现在所在公司的秘密。还有一种也完全合法的方法,就是叫一位深得信任的雇员作为暗探,打入与本公司竞争的公司,担任关键职务。这类无赖工程师可以挣上双份工资,每份都有5万美元之谱。一旦公司发现了这个“鼹鼠”,他们一般只是开除他,而不是去正典问罪。

一个公司可以采取的任何降低关键雇员去职的方法,都能起到减少公司秘密泄漏的作用。不同公司的人员流动率差别很大,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工程师的流动率大约是6%,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大约只有4%,然而,许多其他硅谷公司却达到30%或者更高。

谈到那些流动率低的公司时,唐·霍夫勒说:“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人是非常忠诚本公司的,从那里挖人很难。但是喜欢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只限于某一类人,因为那是一种精心构筑的安乐窝。如果你是一个外向性格并且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待在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会感觉郁闷。我所认识的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大多数人,都想终生在这个公司里工作,没有离开的念头”。自然,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也因为保持如此之低的工作流动率而付出了代价,发给雇员的丰厚薪俸占了公司利润相当可观的比重。这个公司的官员们早就决定,他们的公司不希望象典型的硅谷公司那样终日忙于解雇与招聘工作。这种终生雇佣制所带来的一个重要报偿,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公司的秘密泄漏出去。

在高技术行业中,长期雇用是防止信息流失的一种方法。它的重要性已为日本公司所证明。在日本,从事微电子工作的人员都享有终生雇用的待遇。因此,在日本,保密协定是不存在的,因为,工作流动率很低,没有必要在雇主和雇员之间签定这样的协定。

限制工作流动及相应的技术信息损失的另一种方法,是把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关键工程技术人员置于被隔离的环境中。这可能意味着把他们安置在硅谷以外的什么地方。因特尔公司为了确保“432微帧系统”的研制秘密,特地把设计组安置在俄勒冈波特兰的郊区某地。这种隔离有效地防止了“432”的秘密过早地通过硅谷的小道消息网络传播开来。把工程技术人员送往多雨的俄勒冈,就是保守技术诀窃不外传的一种战略。然而堪称不幸,该公司的这种隔离战略导致了事与愿违的结果。18名在波特兰工作的因特尔公司雇员辞职了,成立一个新的公司。这个决裂行为对该公司的打击是沉重的:这些身居要职的背叛者中有三位所负责的工作,关系到因特尔公司全部销售额的20%和全部研究与发展预算的20%。

专利、商业秘密与“装坛”

一份专利,从道理上说是确保了对一种技术创新的垄断,然而在硅谷,这样看并不完全准确。在美国,专利是由联邦政府颁布的给予发明者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排除了任何其他人17年内无偿利用该项发明在美国境内从事制造或销售的可能。美国专利局一般需要2-5年的时间来审查专利申请书,以便确定该项发明是否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

在硅谷的大多数发明并不去申请专利,因为这样做的话,就必须在专利批准之时将他们的发明泄漏给竞争对手们。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爱迪生将专利斥为“偷窃许可证”的原因所在。硅谷的经理们担心,专利的泄漏会鼓励竞争者们去仿制他们的发明,也许还会进行改头换面,那将使得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发明相当困难,或根本办不到。为专利权受侵犯而打官司,既费钱又费时。对手也许还会绕过某一项专利来进行“发明”,往往可以采取各种方法以便搞成一个有效的对应产品。在一个高技术产业中,变化十分迅速,专利作为确保技术信息所有权的一种法律手段,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如此,硅谷的一些企业仍拥有自己的专利。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出于公共关系方面的考虑,为了树立自己的公司是技术领头人的形象。专利的这一作用,虽然不大可能对该行业的局内人产生多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却能博得技术知识较少的投资者们的好感。在公司来访者的接待室里,镶上框子的专利个个挂在墙上,给公司增添了诱人的装饰。阿塔里公司的霍夫，一个人拿到了14项专利,他说:“在半导体行业里,专利的实际用处微乎其微。发明层出不穷,你肯定会侵犯别人的专利权。如果这一行业里的每个人都认定要死守他们自己的专利,那末,唯一能挣钱的人就只有律师了。所以大家不这样做。更为惯常的做法是达成一项互不侵犯专利的协定。这种协定签定之后,如果我卷宗里的专利书比你的多,那末,你可能应付给我一小笔费用。”

作为获取专利权的一种替代办法是保守“商业秘密”,也就是在完成技术开发之后和投入商业性生产之前,保守技术创新的秘密。⑧基本上,公司说什么是商业秘密,什么就是商业秘密。与拥有创新的公司进行竞争的公司,可以通过所谓“逆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这种常用的方法来掌握对方的商业秘密,即购买那种产品,并且把它拆开来,研究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有一种用以保护商业秘密免遭逆工程侵害的反战略,即所谓“装坛”:就是用一种办法将创新产品包裹起来,使人很难去掉包装而又不损坏创新的内容。在硅谷,一些半导体公司把它们自己的新产品“装坛”,而对竞争者们的半导体芯片新产品却使用逆工程。这两种方法中任何一种,从长期角度看都不是很成功的,但是一个半导体公司可以用这些办法获得几周或数月的短期优势。在一个竞争极为激烈,创新持续不断的行业中,既使是短期优势,可能也是很重要的,逆工程的费用可能是值得的。

1982年年中,两家巨大的日本计算机公司——日立公司和三菱公司——以及它们的18位雇员,受控策划窃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秘密、其中包括该公司最新和最强大的计算机(IBM-3081K)的设计工作手册。联邦调查局曾在圣克拉拉采取一种所谓“喂饲”行动,建立了一个假的咨询公司,——格林玛公司,向日立和三菱提供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些秘密。1982年6月,当这两家日本公司的干部到格林玛公司来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机密情报和计算机磁带时,被当场抓获。日立公司为这一情报付出62.2万美元,三菱公司付了26000美元,而且讲定要付100万美元。这些日本人及这两家公司,先是否认对他们的指控,日立公司的总经理声称,对其雇员的行动毫无所知。在开庭审理对日立公司的指控时,达成了一项抗辨协议,日立公司承认有罪,被处以10000美元的罚金,美国方面也同意不再对该公司提出其他指控。

日本计算机行业的发言人指出,日立和三菱不过做了大多数硅谷公司都在做的事:试图打进种种技术信息网络。然而,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偏偏把这两家日本公司抖落出来呢?恐怕只能做这样的解释:美国政府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想使日本的微电子行业十分难堪。

进而言之,日本人由于导致联邦调查局采取“喂饲”行动的一些事件而受到打击,感到困惑不解。日立公司曾经从硅谷的一家咨询公司(佩里公司)的经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前雇员马克斯威尔·佩里那里得到某些技术情报。佩里在与日立公司签了合同后,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说,他认为日立公司拥有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机密文件。这导致了“喂饲”行动。日立公司声称,是佩里介绍它的雇员去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公司(格林玛公司)的。用日本人的标准来看,佩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不诚实之罪。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评论过:“日本人觉得,如果他们在向某人进攻的话,他们之间就是在进行一场战斗;如果他们在提手言欢的话,他们之间就是朋友……日立公司输给了与它签了合同的咨询专家马克斯威尔·佩里,这是日本式单手拳击弱点的一个明显例子……”

不论人们如何评议联邦调查局的“喂饲”行为,它说明,在硅谷,获取工业情报活动的合法与非法界限是很不明确的。日本人说,“这是大家都在干的事”,这是对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每年都要花5000万美元以上的巨款来保护公司的秘密。除非是感到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威胁,否则,是没有谁肯花费这么多钱以求免受工业间课活动之害的。

“因特尔公司在灾难的边缘努力奋斗,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在做那些绝对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做的事情——因特尔公司罗伯特·诺伊斯。1980年

创新是一码事,由于创新而发财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对因特尔公司来说所幸的是,由于在半导体行业里有所谓“学习曲线”的作用,技术创新就等于是利润。在半导体这行,学习曲线的含义是:在某种半导体芯片为时数年的生命周期中,每当它的总产量增加一倍,一般来说,它的价格就下降20-30%。这种价格曲线随产量的增加而向下倾斜的趋势,被人们称做学习曲线。价格之所以能够下降,是因为半导体芯片的生产公司不断地学会了使质量逐步提高,并同时把产品报废率不断降低(见图6.1)。因为用相同的工时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合格半导体芯片,所以公司可以使芯片的单价不断下降。

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一个公司除非及早着手生产某种半导体芯片,否则它难以在竞争中立足。一家公司愈快点儿开始画自己的学习曲线,它就愈能赢得竞争优势。在硅谷,正是这种法则在奖赏技术创新,也在惩罚那些裹足不前的人。在硅谷,唯一保险的生存之路就是不断创新,因特尔公司就是走这条路的模范。戈登·穆尔博士1964年就明确指出了半导体行业里存在着学习曲线效应,他是因特尔公司的创建人之一,是他提出了“穆尔定律”,即学习曲线的原则。

学习曲线起作用的一个范例是袖珍计算器。当它在1972年前后进入实用阶段时,一个四功能(加、减、乘、除)计算器的成本平均为250美元。这种新产品的市场要求量极大,大批的公司开始生产它。计算器的最重要部件是半导体芯片,由于学习曲线的作用,每个芯片的成本急剧下降,使得袖珍计算器的成本也随之下跌,从250美元降到100美元,50美元,20美元,直到1977年前后降到了10美元或甚至更低。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价格竞争不断激化,一些没有能从学习曲线获利的小公司被纷纷排挤出袖珍计算器市场,不久之后,就又剩下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和卡西欧公司等少数大亨了。这种行业淘汰过程之所以发生,就是学习曲线在起作用。

半导体芯片这种学习曲线作用的结果之一,是使计算机成本大幅度下降。一种芯片(例如4K随机存取存储器)生产的年数越多,它的价格就越便宜。随着电子工业的这种元件从4K发展到8K,进而到16K、64K,计算机每个比特的成本也迅速降低。从1973年以来,每比特的成本每年大约降低28%。为了在越来越小的芯片上放置越来越多的电路,在砖圆片上必须蚀刻出极其细微的模子。现今,一个电子接头的厚度只有4-6微米(1微米是二万五千分之一英寸);而人的一根头发的直径是100微米,人的眼睛看不见小于25微米的物体。

在六十年代中期,一个半导体芯片上的线路复杂程度,可以用一座小城镇纵横交错的街道网来比拟。而今天一个芯片上的线路,只能用洛杉矶的街道网来比拟了。一个芯片上的线路将来的最终复杂程度,就像一张绘有整个北美大陆所有街道的地图。

由于芯片的价格日趋降低,体积日益缩小,它被用于越来越多新的经重新设计的消费品之中。它最主要的可取之处在于,使用了微电子元件之后,一种消费产品中的活动部件大大减少了。举例来说,一种新式缝纫机是用一个微处理机来控制针法的,因此而替换掉的齿轮、凸轮轴以及其他部件达350个之多。这样一个微处理机不仅大大简化了缝纫机的结构,降低了缝纫机的价格,而且还使缝纫机的性能更加可靠了。

因特尔公司取得了成功,因为它把人们对新半导体芯片日益增长的要求变成了销售额。技术创新是该公司经营成功的后盾。因特尔公司大约每年增长25%,如今它已拥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雇员共2万多名。它自1968年创立以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因特尔公司的发迹

因特尔公司起步就极为迅速。在它成立后不久,本公司一位年轻的工程师特德·霍夫就发明了微型处理器(在一块半导体芯片上的计算机)。从那开始,该公司的发明就连续不断,从而创造出一种信念:因特尔公司在发明方面超过了任何竞争对手。正如霍夫所说:“因特尔公司有其自身的形象,公司的方针是要保持作为一个领头公司的地位。所以,我们在研究与发展工作方面投下重资。我们有许多新产品设计方案,我们小心翼翼地进行选择,以确定什么创新可投入生产,什么则要舍弃,决策的依据是消费者的需要和销售前景。”

因特尔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一开头就获得成功,使它财运亨通,声名大振,荣居同行业之首。因特尔公司研究与发展开支对销售额的比率,在半导体公司当中居最高之列。

因特尔公司信任自己全体人员的素质,不愿意让任何一位雇员离去,甚至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也是如此。因特尔公司的最优先目标是在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方面居领先地位,其次是招纳微电子行业中的第一流人才,而盈利则被排在公司目标中非常靠后的地方。优秀的年青工程师源源不断流入因特尔公司的各个研究与发展实验室,他们大多数人是刚从各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毕业的。因特尔公司十分重视到大学招聘人才,公司的人事干部说,他们决不满足于招纳4分的学生。他们宁愿招收一些虽然学业成绩是3分,但却富于创新倾向,在校期间就完成过颇有创造性项目的学生。

因特尔公司兼收并蓄,创立了自己的管理风格,这就是高度的组织化和整体化。公司行政首脑安迪·古鲁夫是一位办事十分顶真的人,公司的大多数雇员都有点儿怕他。他觉得,把失败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查明错在何处,总比容忍错误继续发展,使事情越来越糟要好。经理们的大量时间——至少占他们工作时间的70%—用在会议上。因特尔公司有大约100个常设委员会,它们每月定期开会,就销售、顾客服务、设备以及人力资源等问题进行评论。这些委员会的建立,使因特尔公司的创新进程受到严密监视,使因特尔新产品的源流得到精心维护。

因特尔公司的高级经理有罗伯特·诺伊斯、戈登·穆尔和安迪·古鲁夫。在重大的决策上,他们有平等的发言权,做决策的原则是协商一致。诺伊斯是个外场人,擅于跟政府和同行其他公司打交道。穆尔则是个思想家,他主要负责计划工作。古鲁夫是个实干家。这三位都是有博士头衔的技术人才。正如罗伯特·诺伊斯指出的:“我们三个高级干部都是搞技术出身的。我们不是律师,不是会计师,也不是证券推销人员,而是实干家。这表明,要在因特尔公司得到晋升,就要有技术贡献。”

搞好长期计划工作是因特尔公司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十多年前公司的领导就意识到了,硅谷昂贵的房价会迫使公司把新工厂的建设放到硅谷以外的地方去。他们物色了在美国国内与硅谷条件相似的一些地方,并且在菲尼克斯、波特兰、萨克拉门托、加利福尼亚州的利弗摩尔、得克萨斯州及佛罗里达州等地购置了将来设厂的地皮。除此之外,因特尔公司还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巴巴多斯、波多黎各和以色列设置了生产线。这样一来,因特尔公司变成了一个跨国的“帝国”。

因特尔有意识地避免进入某些经营领域。诺伊斯说:“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开那些我们不如竞争者的方面。”几年以前,因特尔公司在研制数字手表方面付出过代价,并吸取了教训。把因特尔公司生产的半导体芯片装到数字手表里就行了,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这意味着推销的对象变了,不再是其他电子公司,而成了广大消费者。诺伊斯在回述这件事的时候说:“我们把它当成了一场技术竞赛,然而相反,这实际上是场推销活动的竞赛,后者并不是我们的专长。”

因特尔公司如今面临的挑战是:能否继续保持在微电子行业的技术领先地位。最近的几桩事表明,这件事相当困难。1981年,因特尔公司引为自负的声誉出现了一些裂纹一一利润跌落到2700万美元,比上一年下降了72%;1982年,由于经济持续衰退,公司的利润仍然很低。本来公司经理们预计1982年经济将有所回升,所以他们雇用了3000名新职工,以便在经济复苏时扩大生产。但是经济衰退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结束,他们这一招适得其反,到1982年年底时,因特尔感到手头拮据,不得不把全体雇员的薪金削减了10%,并且冻结了1983年的工资。1982年12月,因特尔公司还把12%的股权卖给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得到2亿5000万美元资金。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1983年又购买了因特尔的15%股权,并在因特尔公司董事会中取得了一个席位。1983年1月,因特尔公司的处境越发不妙,它在波特兰的一些雇员辞职,另立了一个新公司。随后在2月,公司的创新明星特德·霍夫提出辞职,转到阿塔里公司去了,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但是后来,美国经济开始回升,因特尔公司又时来运转了。

如果要找一个人来代表硅谷热,毫无疑义那就是罗伯特·诺伊斯。要了解微电子行业的创业精神,就必须了解这位天才人物的生涯。

罗伯特·N·诺伊斯博士生于1926年,是衣阿华州一个小镇上一位牧师的儿子。他在家乡附近的格林尼尔学院读的大学课程,后来他向这所学院捐赠了约值1000万美元的因特尔公司股票。格林尼尔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使他对晶体管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到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博土学位时,学的就是晶体管技术。在费城的费尔科公司干了三年之后,诸伊斯在1956年来到帕洛阿尔托的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工作,是“肖克利的八大金刚”之一。一年后,他作为肖克利所说的“八个叛逆”的领头人,离开了肖克利实验室,创立了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

正如罗伯特·诺伊斯自己说的那样,他并不是非常坚决地离开肖克利的。另外7个与肖克利意见相左的人已经同费尔柴尔德照相器材公司搭上了线,他们需要有个人领头,所以他们就拉上了诺伊斯,当时诺伊斯仍深得肖克利的宠爱。正象诺伊斯说的:“有些人——例如我自己——始终认为自己毕生就将为挣工资而卖力了,但他几乎是突然之间意识到:我也可以在某家公司得到一些股份嘛!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也是一种巨大的动力。”确实如此,7年以后,当费尔柴尔德照相器材公司卖掉它的半导体分公司时,诺伊斯和“肖克利的八大金刚”中其他7个人,每人得到了大约25万美元。

在担任费尔柴尔德公司研究与发展部主任时,诺伊斯发明了集成电路。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的杰克·卡尔比在他之前几个月提出了同样的设计思想。1959年7月,诺伊斯为他的这一设计申请了专利。随后,杰克·卡尔比的雇主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向法院起诉,控告诺伊斯和费尔柴尔德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这桩官司拖了数年之久。今天,诺伊斯和卡尔比都被认为是集成电路的发明者,虽然只有卡尔比作为这项技术的发明人被列入了发明家名人录。诺伊斯的声誉在于他改进了集成电路,使之可以用于工业生产。

费尔柴尔德公司在东海岸的公司总部,与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半导体分公司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费尔柴尔德公司的人才逐渐外流,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公司,而诺伊斯继续待了下来。戈登·穆尔开始向诺伊斯鼓吹另立门户的好处,最后,在1968年6月,诺伊斯辞去了在费尔柴尔德公司的职务,与穆尔一道着手创办因特尔公司。在诺伊斯宣布辞职的那一天,费尔柴尔德公司的股票价格暴跌。

为了找人接替诺伊斯的工作,谢尔曼·费尔柴尔德做了一笔硅谷历史上最为耸人听闻的招聘交易之一,他从莫托罗拉公司拉来了莱斯特·霍根。霍根是前哈佛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当时在莫托罗拉公司主持半导体研制工作。费尔柴尔德给他一开头的年薪就达12万美元,比他在莫托罗拉的薪水增加了33,而且这还只是他3年合同工资共100万美元的一小部分。霍根还得到了削价卖给他的1万股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的股票,每股10美元,而市价是60美元。同时,又向他提供了54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使他得以享受为数9万股的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的股票买卖特权。霍根还执意将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的总部迁到瞭望山,以避免曾使诺伊斯为之苦恼的那种与东海岸的冲突。霍根的这一揽子交易是如此惬意,以至于成了硅谷其他人求职条件的最终衡量标准,例如有人会说:“他们给了我半个霍根的待遇。”当霍根调动工作的事情公诸于世时,费尔柴尔德公司的股票上升了7个百分点,而莫托罗拉公司的股票在同一天下降了8个百分点。

诺伊斯为筹建因特尔公司所需的几百万美元风险资本,主要是通过阿瑟·罗克筹集的。自五十年代以来,罗克就给诺伊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罗克帮助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筹集资金。诺伊斯回忆道:“去找罗克准行,对他说,阁下有250万美元想拍在牌桌上碰碰运气吗?!”诺伊斯和穆尔表示各自要投资25万美元,这是他们当初每人向费尔柴尔德公司投资500美元的收益。罗克打了几个电话,30分钟内就凑起了250万美元投资,这成为硅谷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到1982年年中,诺伊斯在因特尔公司拥有3.4%的股权,估计价值为3660万美元。象硅谷其他许多人那样,诺伊斯也将他的收入投资到别的新创公司,这样,他就可以把自己有关硅谷运转诀窍的真知灼见转化为越来越多的金钱。如今,诺伊斯身兼大约7家公司的董事,只花一部分精力处理因特尔公司的事务。1975年,诺伊斯为了集中精力应付他在许多其他公司的工作,辞去了因特尔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改任副董事长。

因特尔公司从创建之初,就开始集中力量研制存储芯片。1971年,因特尔公司几乎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发明了微处理机,因此而大发其财。对于诺伊斯来说,就像平面处理法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使费尔柴尔德公司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一样,微处理机的发明为因特尔公司迎来了黄金岁月。

特德·霍夫是如何发明微处理机的

除了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和罗伯特·诺伊斯及杰克·卡尔比发明的集成电路之外,微电子行业中另外一项最重要的创新,就是特德·霍夫1971年发明的微处理机。这是既成事实,但令人惊奇的是,特德·霍夫博士这项发明的意义,迄今还没有得到公众的充分认识。

当我们见到特德·霍夫时,我们觉得这位中年工程师宁愿保持着一种低姿态,因为这样一种不为公众所瞩目的形象有助于他继续致力于新产品的发明。霍夫在叙述他发明微处理机过程的一些细节时,就象是一个学生在向老师汇报他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的活动。然而霍夫的这种谦逊态度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发明微处理机是非常有意思的。

霍夫出生在纽约州罗彻斯特附近的农村,他父亲是个电气工程师。霍夫的叔权是个化学工程师,他送给年轻的霍夫一套化学实验设备,并给他订了《大众科学》杂志,使他对诸如“联盟”一类业余爱好者书刊发生了兴趣。霍夫回忆说:“在孩提时代,我就对科学产生了兴趣。”他在家乡附近的伦塞勒综合工学院攻读电子工程,写出了他的本科生毕业获奖论文“晶体管中的电流转换方式”。到1958年,他已经得到两项专利。第一项专利是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发明的火车电子监测器,它的工作原理是监测铁轨上的音频信号。第二项是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发明的一种避雷装置。

霍夫到大学毕业时还从未到过尼亚加拉大瀑布以西的地方。因此,当他向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研究生奖学金的时候,他特别提出要去斯坦福大学。霍夫久闻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的大名,而且他在伦塞勒综合工学院读书时,教授们都对斯坦福大学有很高评价。在他到了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之后,报名学习晶体管理论,这个专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霍夫很快就参加了半导体的研究工作,在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他作为副研究员留在斯坦福大学。但在从事了十年学术研究之后,霍夫深深为自已的创业欲望所困扰。他说:“我需要就某种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思想进行开发工作。在这种时候,最大的捧场莫过于别人为你的这个打算出钱。”

1968年因特尔公司刚刚成立,正在搜罗研究与发展人员,斯坦福的人竭力推荐霍夫。但因特尔公司首先聘请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工程师,这位仁兄留恋纽约州,不愿意西行。后来又聘请了费尔柴尔德公司的一位工程师,但人家也谢绝了。霍夫终于接到了罗伯特·诸伊斯打来的电话,他受聘担当了因特尔公司的研究与发展工作,成了该公司的第12个雇员。他在一间小实验室里工作,这是因特尔公司初创时期在瞭望山的办公室之一。霍夫和一个同事合用这间办公室,房间里还堆放着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买的一盒盒元件。联合碳化物公司租用了这座房子的一半。

那时因特尔公司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半导体存储芯片,但它也欢迎像商事(Busicon)这样的顾客,这是一家现已不复存在了的日本电子制造公司。该公司当时要求因特尔为它设计一些特殊的芯片,用于它计划要生产的台式计算器系列。1969年6月20日,商事公司的一组工程技术人员从东京到硅谷来见霍夫,但正好那天晚上他离开硅谷去太平洋中的塔布提岛度假去了,那是一次早就安排了的假期。当霍夫休假归来时,日本的工程师们还在等他呢。日本人提出了他们的一套六种极其复杂的芯片设计方案,准备用这些芯片装备他们的新式计算器。霍夫指出,他们的设计对于因特尔公司来说,在操作上是太复杂了。

在霍夫的书桌旁边放着一台PDP-8型小型计算机,是供他进行研究工作用的。他曾经考虑过是否可能设计出一种象微型计算机似的半导体芯片,这种想法——把一台计算机置放在一个芯片上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后来说:“我凝视着这台PDP-8型计算机,凝视着商事公司的这些设计方案,我纳闷儿,他们这种计算器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他设计出了一种微处理机。微处理机是一块半导体芯片,它的功能是作为一台计算机的中央处理机。换句话说,微处理机就是计算机的大脑。在设计这世界上第一台微处理机时,霍夫产生了这种灵感——把中央处理机的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个芯片上。他把两个存储芯片附加在他的微处理机上,一个存储数据,另一个装有驱动中央处理机的程序。“霍夫这时制造成了一种简易的通用计算机,它不仅可以用在象商事公司那样复杂的计算器上,而且也可以用于操纵电梯或一组交通讯号灯,还可以完成许多其他功能,只需改变一下程序即可。”

令人不解的事,商事公司的工程师们对霍夫的微处理机不以为然。相反,这些日本人着手设计他们自己的芯片系列。尽管因特尔公司的日本客户对微处理机不感兴趣,霍夫还是继续进行这项研究。

在这件事上,罗伯特·诺伊斯坚决支持霍夫。一些年前,诺伊斯就曾预见到研制微处理机的可能性。在六十年代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曾预言,将会诞生一种装在一个芯片上的计算机。当时,一个不同意他这种预言的听众说:“天哪,我肯定不希望我的整个一台计算机会丢失在地板的一个小洞里。”诺伊斯回答说:“你完全搞错了。因为你的书桌上有一百多个计算机呢,丢掉一个也算不了什么。”

在这一阶段,大多数计算机设计人员都对设计小型计算机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设计更大型的计算机才是大有可为的领域。然而,霍夫却说服了刚从费尔柴尔德公司到因特尔公司来的雇员斯坦·麦卓尔与他合作,共同研制这种微处理机。1969年10月,商事公司的经理和工程师们把他们重新设计的计算器芯片送到因特尔公司的总部。于是,霍夫不得不出来为他的微处理机方案进行辩护,说明微处理机将有更加普遍的应用价值。商事公司的经理被他说服了,对霍夫说:“我希望它确实象你说的那样好。”这样,因特尔公司和商事公司就签定了合同,规定由商事公司独家享用霍夫设计的这种微处理机。

这时,霍夫和麦卓尔要动真格的了,他们开始认真地设计微处理机。1970年3月,弗德里克·弗金从费尔柴尔德转到因特尔来,他为微处理机画了芯片的格式和线路图。霍夫称赞弗金的“设计干脆利落”。与此同时,商事公司也在大力推进计算器的研制,将用因特尔公司的微处理机作为主要部件。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到1971年1月,霍夫和同事们研制出了一个真能运转的微处理机。

因特尔公司给这第一种微处理机芯片定名为“4004型”,千位数上的“4”表示这是按照客户的要求(为商事公司)研制的,个位数上的“4”表明这是由因特尔公司制造的第4种专为某个客户设计的芯片。

因特尔公司的经理戈登·穆尔介绍霍夫研制的这种微处理机的威力时说:“如今,我们可以生产单一的微处理机芯片了,它可以派几千种不同的用场。”这是微处理机的美妙之处,它可以作为任何一种需要微型计算能力的电子产品的部件。这种应用上的灵活性有巨大的商业意义,特德·霍夫发明了一种使因特尔公司得以迅速发财的武器。

在这同一时期,1969年10月,计算机终端公司(Computer Terminals Corporation)的维克多·波尔同因特尔公司接洽,提出要订做一种用在该公司正在生产的终端机上的芯片。于是,霍夫和麦卓尔又为波尔设计了一种比“4004型”的功能更大的微处理机,他们称之为因特尔“8008型”。麦卓尔把样品拿给波尔看时,波尔大吃一惊,难以相信一台计算机竟能置放在一个芯片上。这种“8008型”微处理机在1972年问世了。波尔象其他顾客所惯于做的那样,希望这种芯片能有第二个供货来源,他们把有关图纸送到了达拉斯市的得克萨斯仪器公司。不久之后,霍夫和麦卓尔在“8008型”上添了若干报警装置,并开始投入批量生产。不出所料,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在1972年6月生产出了因特尔“8008型”的变型产品,看上去很象“8008型”芯片,只是没有霍夫在最后一分钟才添上去的报警装置。不久,因特尔公司的其他竞争者们也纷纷追赶这股微处理机热,但因特尔公司继续以它卓越的设计而保持着领先地位。

因特尔公司与波尔的计算机终端公司就“8008型”芯片所签订的协议,并不象它与商事公司就“4004型”芯片签订的合同那样具有严格的排他性质。这项协议允许因特尔公司向其他客户出售“8008型”产品。对因特尔公司来说幸运的是,1971年1月,商事公司再度与因特尔公司接洽,要谈判降低“4004型”的价格问题,日本人觉得,他们必需按较低价格购买“4004型”微处理机,以便对付其他计算器生产公司的竞争。霍夫听到这件事后,他对因特尔公司销售部的人说:“谢天谢地!你们要从商事公司那儿得到可以把‘4004型卖给其他客户的权力。”作为降低价格的一种交换,商事公司同意放弃它对“4004型”芯片的独享权,但条件是因特尔公司不得将这种产品卖给其他生产计算器的公司。

因特尔公司销售部并不认为微处理机是一种有销路的产品,值得花代价来生产和推销。尽管因特尔公司从1971年1月就一直在向商事公司供应“4004型”微处理机,但没有把它公诸于世,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对它的需求。1971年,由霍夫、麦卓尔以及其他热心于微处理机的人组成的这个研究小组,催促公司销售部的人尽快公布“4004型”。霍夫后来说:“我们每个月都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但他们每次商议的结果都是——暂不公布。”最后,曾在得克萨靳义公司任职的爱德华·L·格尔贝克来到了因特尔,出任销售部主任,他对微处理机产品系列的态度较为积极。

在每一家高技术公司里,搞技术的人跟干销售的人都存在着一种可以理解的紧张关系。这是一种以力图创新的人为一方,与深知消费者需要的人为另一方的斗争。从事研究与发展的人满心欢喜地提出了一种新产品的设计思想,而从事销售的人却对他们说:“你这玩意儿卖不出去。”这时就会发生冲突。斗争也会表现在公司资源的配置方面,是把有限的资金拨给研究与发展工作呢,还是给推销工作。

1971年11月,因特尔公司终于决定把“4004型”向世人公开,它在《电子新闻》杂志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向人们宣布的信息,不仅仅是一种新产品,而且它还是宣了“一个集成电子新纪元的到来——能把一个微型程序控制计算机置放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了!”许多半导体公司过去都曾夸过类似的海口,而这次,整个微电子行业对因特尔公司的“4004型”并没有轻下断言,反应是谨慎的。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发生在1971年秋季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计算机展览会上,一位顾客在参观因特尔公司的展览室时说,因特尔公司胆大妄为,竟敢声称把一台计算机放在了一个半导体芯片上。斯坦·麦卓尔给这位顾客看了“4004型”的功能指标,他才勉强同意这玩意儿可以叫做计算机了。

1972年年中,特德·霍夫和斯坦·麦卓尔出差三个星期,巡回在一些公司举办讨论会,会见这些公司的设计工程师们。这两位热衷于微处理机的人,听到了一大堆表示怀疑的问题。人们最常向他俩提的问题是:“如果坏了,你们怎么修理它呢?”人们不能想象计算机竟然也可以象电灯泡似的,用坏之后一扔了事。还有一些顾客冷言嘲弄说:“你们怎样使它保持工作状态呢?”霍夫后来回忆道:“那时还是微处理机发展的初期阶段,许多消费者想的实际上是:以微处理机芯片的价钱买到小型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而不是微型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但是在那会儿,我们的微处理机还不具备小型计算机的处理能力。”

1972年3月,即因特尔公司公布了“4004型”产品之后4个月,得克萨斯公司在一家电子期刊上登出了它的8比特微处理机的广告。但一个月之后,因特尔公司也公布了自己的8比特微处理器,也就是为维克多·波尔设计的产品“8008型”。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的微处理机的体积是因特尔公司同类产品的3倍,成本也比因特尔的高。正如霍夫解释的,“芯片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体积决定的。芯片越小,你就可以在一个圆片上造出越多的芯片,因此价格也就相应地越便宜。”得克萨斯仪器公司认为它的微处理机将主要用在计算器上,而因特尔公司预见到,微处理机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

霍夫、麦卓尔和弗金继续在一种改进型微处理机上下功夫,从而在1973年8月研制出了因特尔“8080型”。这种产品起初只不过是“8008型”的小改小动,但微处理机稍微动动就需要更新外充,所以霍夫和弗金决定干脆推倒重来吧。“这时,MOS技术出现了,我们把这种技术用在‘8080型’上”,霍夫说。MOS是金属氧化硅的英文缩写,这是一种用于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微电子技术。

霍夫回忆说:“从销售额的角度来说,“8080型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微处理机之一,销售量一下子就上去了。”“8080型”微处理机从起初的销价360美元很快开始降下来,因为因特尔公司在生产这种产品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有助于学习曲线向下端移动。在七十年代中期,苹果计算机大行其道之前,一套阿尔泰公司生产的微型计算机部件售价为395美元。他们怎么能够仅比作为主要部件的因特尔“8080型”微处理机贵35美元呢?原因之一是阿尔泰公司成批购买,所以价格较低,而且学习曲线的骤降也把“8080型”的价格拉了下来。霍夫说:““8080型’的批发价,现在是每个只有大约两个半美元。我甚至在一份业余爱好者的杂志上看到,‘8080型”的零售单价也不过为2.95美元。”霍夫谈起吉尔贝克法则时哈哈大笑。这是以因特尔公司前销售部主任,现任高级副经理爱德华·吉尔贝克的名字命名的法则:“每一种芯片的单价最后都要降到只有5美元,除了那些卖不到5美元的芯片之外。”

因特尔公司在1973年推出“8080型”微处理机,打开了微型计算机的市场。“8080”的运算速度比“4004”快20倍。微型计算机的风行源于阿尔泰公司,后来主角让位给了阿普尔公司。由于微处理机的发明,微型计算机就有可能出世了。而微型计算机的畅销,反过来也使微处理机的市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拓。阿普尔公司的两位创办人乔布斯和沃兹奈克认识到人们需要微型计算机,对此,霍夫评论道,“那正是他们的贡献,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他还补充说,他自己“对于微处理机在个人用计算机中的应用感到非常惊讶。我没有想到人们会仅仅为了业余的爱好而买微处理机。随着影像游艺机的发展,个人用计算机成为人们的又一种娱乐工具。任何一位发明家如果能够创造出什么能供人们娱乐之用的东西,他就能获得成功。”

微处理机是一种大大超出常人想像力的发明,以至于在1971年末因特尔公司将它公诸于世之后的将近一年里,大众宣传煤介没有对它进行什么报导。把一个计算机置放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这种想法使许多公众惊异不已,但不久,许多杂志纷纷著文介绍它了。大众宣传煤介的关注所产生的效果之一，是使计算机专家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69年霍夫开始研制第一种微处理机时,他很难把程序编制员吸引到他的研究组来,因为他们都把精力集中到大型计算机上了。但是如今,霍夫说:“每天都有计算机程序编制员迈进我们的房间,想搞微处理机。”

霍夫看到了微处理机的革命性影响:“我们将处于一场革命之中,这场革命要持续50-100年,这期间,越来越多的传统上被认为只能由人来担当的功能,将由机器来完成。肌肉已经被取代了,今天将要被取代的是我们的大脑。由于计算机的微型化,我们社会中将有更加多得多的人能够使用计算机。今天的年青人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对计算机不感到害怕。他们将把计算机的使用范围越来越扩大,而且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将会出现各种新的工具可供他们使用。”

不过,这些工具在变得日益昂贵,生产它们也更加费时。在霍夫和弗金研制“4004型”时,只有十来个人跟他们一道工作,研制费用也不多,从提出设计思想到交出样品仅仅花了一年半时间。而今天,研制一种微处理机需要数以十万计的工时,经费需几百万美元之谱。

霍夫指出,尽管微处理机总的说来对社会大有裨益,但是它也会对从事某些特定职业的人产生不利的影响。举例说,在销售场所安装了计算机,使超级市场可以用最少的工钱去雇用那些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人,来代替那些通常为成年人的熟练收款员。与此同时,由于食品价格降低,职员们的服务更为准确,消费者也会因而得到好处。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把霍夫称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有影响的7位科学家之一”。他被授予了“因特尔研究员”的称号(至今只有另外一个人获得过类似的称号),这意味着他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霍夫在因特尔公司主要研究各种开创性的技术问题,他喜欢承担这类任务。在完成了微处理机方面的工作以后,霍夫又着手研制一种语言认别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复制人类的语言,是以因特尔“2920型”为基础制成的。霍夫以及他的两个同事已获得“2920型”的专利,这是霍夫的第14项专利了。

霍夫对于他在发明微处理机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很谦逊的,他认为自己不过是兼有了天时和地利,“如果我们没有在1971年发明“4004’,那么别的什么人也会在一两年里发明它。”

1983年霍夫辞去了他在因特尔公司的职务,接受了阿塔里公司的聘请,担任负责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副经理。他对于这一行动的解释是,他在因特尔干14年了,需要调换一下。同时他也承认,他渴望发明一些很快就能对消费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

生产半导体圆片的第三制造厂

第三制造厂是因特尔公司最大的圆片生产单位,设在加利福尼亚的利弗摩尔,在圣克拉拉县因特尔公司总部所在地以东约40英里的地方。这个厂是1973年建的,为的是躲开硅谷当地不断飞涨的房价,并利用利弗摩尔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建在了硅谷以外的地方。

设在圣克拉拉的第一和第二制造厂。是因特尔公司1968年成立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因特尔公司按所属各工厂的功能和建立的时间先后给他们编号。该公司最新的圆片制造厂——第七制造厂,刚刚在以色列投入生产,它是因特尔公司建在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一家圆片生产厂。其他几个制造厂分别建在了波特兰、菲尼克斯和阿尔伯克基。设在利弗摩尔的第三制造厂所生产的许多圆片,被运到设在马尼拉的第二装配厂(编号A2),由那里的菲律宾姑娘们把极其细的金属导线与半导体芯片粘接在一起。由于装配厂需用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大多数装配工作都放在劳动力比较低廉的地方,比如象波多黎各、巴巴多斯、墨西哥以及马来西亚等地。

列弗摩尔的圆片制造厂是一座一层和两层的建筑连在一起的房子,从外边看上去,它的规模绝不象是每个工作日能生产1200个圆片的工厂。除了废品,大约每个圆片平均可以出160个合格的芯片,所以,第三制造厂平均每天可以生产出20万个芯片。如果每个芯片经过装配和测试之后可以平均10美元的价钱出售,那么,第三制造厂每一个工作日的产值差不多就是200万美元。

第三制造厂实际上是个厂中之厂。其外厂包括办公室、接收和外运设施、一个职工培训室、一个自助食堂以及澡堂和其他设施。内厂是一个净化室,即是一个特殊的无尘区,看上去就象医院的一个手术室,但是它比手术室还要干净。圆片制造厂的净化室每立方英尺所含的直径在一微米左右的尘埃颗粒要少于100个,而一个现代化医院里的尘埃水平大约是1万个。平时的清洁空气中每立方英尺含有100万个尘埃,如果我们从半导体芯片制造的要求来审视的话,那是多么地不清洁啊。净化室是用来制造圆片的。圆片是一块直径4英寸的扁平硅圆片,上面有8-10层复杂的电子线路,它们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和电子加工过程精心置放上去的。通过置放一层落层的线路而制成芯片,这种基本设计思想——即所谓“平面处理法”,是琼·赫尔尼1960年在费尔柴尔德公司工作时提出来的。

尘埃之所以是半导体生产的大忌,因为它们将使极其微型化的电子线路发生短路,因而造成芯片报废。人们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使整个净化室与外部空气隔绝开来。工人们必须穿上用无棉衣料做成的所谓“兔子服”。在净化室里,所有的报表都一律使用非棉制纸张,而且只能用圆珠笔,因为铅笔会产生大量的尘埃。进出净化室的人要通过气塞(airlock)门,气塞里是负真空。因特尔公司要求它的雇员及来访者都要阅读长达13页的净化室规则手册,并在上面签名。如果违犯了条例,例如,妇女化了装或男人留胡子而未戴面罩,就会受到书面警告。第三制造厂的正品率达70%,这就是说,只有30%的芯片由于没有通过质量测试而报废了。和其他半导体同业公司相比,这种正品率是比较高的。第三制造厂负责生产的经理鲍博·维格尔不打算放松这种高水平的质量标准,因特尔公司的利润额与芯片的正品率直接相关。维格尔对于他的370名雇员在第三制造厂里达到的质量标准颇为自豪。

净化室每平方英尺的造价和维护费用都是极其昂贵的,所以在里边操作人员的密度是相当高。整个第三制造厂的净化室给人们一种超现实世界的印象,仿佛是置身于月球上。“兔子服”使所有的人看上去都象是身体笨重行动迟缓的宇航员。真的,在得知流水线上这三百来人都是妇女之前,一个外人是很难辨认出他们是男还是女的。净化室里的男人是30位工程师和40位维修工。这样一批劳动力和几百万美元的设备塞挤在这样一个使人感到压抑的净化室里,人人注意的主要东西就是硅圆片。

在半导体行业中,“从子宫到坟墓”这种全过程可以表述为“从沙滩到顾客”。圆片的原料是用化学方法加以净化了的黄沙,然后把它们加热到1420摄氏度,使之结晶,用这种晶体切成圆片,其厚度大约只有半毫米。未经加工的硅圆片是从蒙桑托公司(Monsanto,因特尔公司的几个供应商之一)运到第三制造厂的,每个硅圆片的成本大约为10美元。这种原料运到第三制造厂之后,经过两个月的加工,在净化室里通过一些基本工序——光刻、掩膜、扩散和薄膜——这些硅圆片被置放上一层含有复杂电子线路的薄表层,然后运走。上述基本工序总共包含了大约两百来道操作。如果我们有兴趣追踪某一个圆片的制作过程,可以看到,经过一道道错综复杂而又互相关联的制作步骤而做成的每一层线路,大约需要4个小时,这种线路一层又一层地置放在硅圆片上。圆片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些是随机存取存储器,另外还有只读存储器、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电可擦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等等。这使我们更难弄明白芯片的生产是怎么回事了。在第三制造厂,按基本操作的不同顺序,可以同时生产各种芯片(见图6.2)。

掩膜是从因特尔公司4号楼里一个设计工程师小组那儿运到第三制造厂来的,这4号楼是与圣克拉拉的因特尔公司总部毗邻的一座研究与发展大楼。设计师们是微电子行业中丝毫不受限制的自由精神之灵,他们将一种艺术创造力与精密的电子工程技术溶合在一起。这些设计师常常被半导体行业中的其他人称作“魔女”,意思是说他们将自己的工程技艺与一种打上特殊标记的魔力溶合在一起了。在电子行业里,设计师们属于薪俸最高地位最受人尊敬的几类人之一,他们的地位有点像医院里的脑外科医生。因特尔公司的一个设计小组,可能要持续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这要看他们所设计的芯片的复杂程度如何),才能造出运往列弗摩尔第三制造厂的一套主掩膜。每个掩膜都是由玻璃制成的,面积大约为4平方英寸。从摄影的角度来做个比方的话,掩膜就是一张底片,是将要在第三制造厂里置放到硅圆片上的一层线路的底片。如果圆片在制造过程中要置放上10层线路,那么就至少需要10个不同的掩膜。在大多数情况下,每印制一层线路时,要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掩膜。这10层线路中的每一层,又都要与垂直通过圆片的一些细细的电路相连,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圆片生产的复杂性。

让我们回到圣克拉拉的4号楼。设计师们必须以相当于芯片大小500倍的尺寸来从事设计。在这儿,最为吃紧的任务是把数以千计的线路组成部分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位置,以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和芯片体积的最小化,因为芯片体积越小,就意味着一个圆片能够造出更多的芯片。这里的设计工作大部分是由计算机模拟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安排这些线路部分的组合。然后,芯片的放大样纸被描绘在个特大的画版上面、这个蓝图再由计算机协助进行摄影缩样,将它们缩小到芯片的实际尺计。这个微型蓝图再通过一种所谓的“分步重复”的工序来复制几百次,从而生产出一个掩模,这样的掩膜要生产十来个、每个都是将要装在硅圆片上面的完全相同的芯片的模板。在第三制造厂里,把这一套10个掩膜装进光刻机中,用以生产成千上万个半导体芯片。因特尔公司的每个掩膜都严加保密、雇员们时时被提醒说，他们是在硅谷这样一个工业间谍密布的地方,间谍们正千方百计要偷走这些掩膜呢!

把各个线路层造在圆片上

在第三制造厂,用一种强烈的紫外线通过掩膜照到圆片上。掩膜的路线将圆片的某些部位挡住·从而使掩膜上的线路图案能够印到圆片的表面上(在那上面涂有一层感光保护膜),这一过程颇似照相感光制版。圆片上的每条电路线都不足5微米宽,要比人的头发丝细多了。这就是在第三制造厂的净化室里进行的掩膜加工的主要内容。在掩膜加工完成之后,将圆片放在一种溶液中浸洗,以便去掉未感光地方的感光保护膜。除了通过光刻移到了圆片上的掩膜形状之外,氢氟酸的酸性溶液使圆片表面氧化层的其他部分溶解掉。这样反复制作,线路就层落一层地置放在硅圆片上面了。

扩散就是把杂质一层层地掺入圆片表层的线路中。当圆片在一个特制的受控环境里被加热到1100摄氏度时(相当于烤面包温度的4倍),在它的表面就形成了一种薄薄的二氧化硅薄膜。这种薄膜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绝缘性能。然后,把圆片置于高温之下,使杂质(所谓掺杂物)掺入到硅的内部,这些掺杂物使硅片成为一种电的“半导体”,也就是其导电性能介于铜之类导体和玻璃、塑料之类非导体之间。以后当一个芯片用于进行某种计算功能时,微弱的电流将通过设计好的线路,从在圆片制造厂加工过程中扩散到圆片上去的一些狭窄的线上通过。微弱的电流将打开或关闭芯片上的小门或小阀,用这种方式来表现“1”或“0”这种计算机上的二进位码。

离子植入也是一种向圆片掺杂质的办法。掺杂物离子可以除去一两个它们自己的电子,再用高能予以加速,使之击中圆片。它们在圆片上穿透的深度大小,由于掩膜加工的结果而有所不同。离子植入法的好处是,可以在一般室温下完成,植入圆片的掺杂物数量,可以由操作人员加以精确控制。

在第三制造厂的净化室里,进行的另一种基本加工叫做“薄膜”。诸如铅这样的金属在熔化以后,可以在真空条件下变成圆片表层上一层一微米厚的薄膜,也就是用这种金属层包在圆片上。

在净化室里,经过复杂的加工而制成的每一个圆片,都与另外同样的48个圆片一起作为一批,放在一个石英或塑料容器里。这49个圆片在容器里直立地排列着,每片之间都要留有一点空隙。操作人员的手指是绝不能接触圆片的,而是使用真空棒上的一个小夹子把它夹起来进行包装,以便使圆片上的微型电路不致受损。尽管这样极其小心,一个园片在净化室度过的两个月里,还是始终有受损的危险,它上面的上百个芯片中,有些(或者很多)会受到损坏。也许会有一粒尘埃落入芯片里。或者是10个掩膜中有一个与其他已经制做好的几层线路并未十分吻合,这会造成整个圆片上的200个芯片统统报废。在我们参观一个半导体净化室的时候,了解到一个圆片报废的情况,那是由于流水线上的一个工人打了个嗝而造成的。而这种动作丝毫不能差的操作,在制造圆片过程中共有200道之多。在这个报废圆片的所有200个芯片上,都要用红墨水点上点,表明它没有通过作为圆片制造厂制作过程最后一道工序的电子测试。这一个嗝就损失了大约2000美元。

最后,把一层玻璃材料通过化学方法置于圆片的表面,以保护圆片不受磨损。到此为止,圆片在净化室中的历程宣告结束了,它已经“毕业”,要走向外部世界了。

每天早上10点和下午3点半钟,总有一辆装满了圆片成品的货运卡车,从设在利弗摩尔的第三制造厂驶往旧金山国际机场,从那里将它们空运到马尼拉的第二装配厂,或者运往因特尔公司的其他装配厂。工人们将在每个圆片的各个芯片之间划上线,然后顺着这划线将圆片切割开。那些通过了第三制造厂最后测试的正品芯片,此时就被粘在塑料壳中,用细金属线把电极接出塑料壳。装在保护壳里的每个芯片,看上去很象是条多足的毛毛虫。封装好的芯片要经过电、热、潮湿和振动的全面考验,从而确保它的性能完好,可供用户正常使用多年。把通过了这些试验的芯片印上因特尔公司的标记,然后再把这些全部完工了的芯片又装上波音747飞机,运往世界各地交给顾客使用。他们将在电子计算机、小型器械、汽车或其他种种产品中使用这些芯片,把它们作为一种部件。这时,“从沙滩到顾客”这个制作半导体芯片的全过程才算结束了。

在第三制造厂里,或者推而广之,在整个半导体行业中,那些真正的英雄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他们大部分是妇女,年龄有老有少,种族各种各样。她们许多人的年纪非常轻,刚刚离开中学的校门,也许有的在麦克唐纳快餐公司(McDonald's)或者博格国王汉堡包公司(Burger King)工作过儿个月。还有一些是已进中年的母亲,她们的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她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离利弗摩尔这个圆片制造厂不过几英里的地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地方,大部分居民是白种人。吸引她们到这个厂来工作的是,一开始的工资就是每个钟点4.10美元,这与美国其他产业部门的熟练体力劳动工种相比,工资算是低的,但比起在利弗摩尔地区干其他工作要好些。这个厂的基准工资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在第三制造厂里,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如果工作表现好的话,大约工作5年以后工资可以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我们在这个工厂里与之交谈过的所有流水线上的操作工,都抱怨她们的工作单调乏味,日复一日,一小时一小时地机械重复动作,使人毫无兴趣。在监工们的注视下,她们难于偷懒,但女工们总是不断地和邻近的人说话,虽然公司方面并不鼓励这样的交谈。

我们问过,为什么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几乎都是妇女,第三制造厂的一个工人回答说:“因为我们的手指比男人的动作要快,而且只有我们女人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单调的工作。”此外,男人也不肯干报酬这么低的工作。还有一条,妇女找到个工作就很满意了,她们不会加入工会,而工会可是硅谷的经理们难以对付的敌手。

本书作者之一在第三制造厂用显微镜观看一个圆片时慨叹道:“多么动人的线路啊!”一位女工回答说:“如果你时复一时、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看它,你就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动人之处了。”这些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是怎样适应极其单调乏味的工作呢?有些工人不堪忍受这种差事,干了几个月或一年之后就辞职不干了。1982年,第三制造厂要增加150个操作工,在当地的报纸上一登广告,竟有2000个妇女前来应试。6个月以后,这批工人中有17名不干了。但大多数操作工还是在原来的岗位上,或至少在半导体行业里干了下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新工人学到了有人需要的技能,在别的行业纷纷辞退工人的时候,这种技能使她们保住了自己的饭碗。

对于绝大多数操作工人来说,他们不可能奢望变成师傅或监工,因为那类工作里没有几个职位是给她们预备的。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有一个女工是1973年第三制造厂开工时进厂的,她在净化室里工作出色,因此到1976年被提升为负责15个操作工人的一个小组的监工。而后,她那非凡的能力又使她得到提升,担任了第三制造厂的代理生产经理,这是一个“破格的”位置。去年,这个前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又被提升为设在圣克拉拉的因特尔第二制造厂的生产经理,这时她的年纪还不满30岁。

如果第三制造厂超额完成了生产,每个操作工人每月可以得75美元的奖金。一般的月份里,这种奖金是30-40美元,大约相当于一个工人基本工资的5%。自然,这种奖金再加上其他一些刺激(如股票买卖特权),有助于促使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努力进行高质量的生产。

流水线上的大多数操作工不是只简单地按按电钮就行了。有些机器(如离子植入器),需要相当高的技术方能准确无误地操作,要有非常精确的判断。因特尔公司有一个精心筹划的培训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规定,有经验的操作工将向新工人进行一对一的操作示范,教会他们使用一台新机器,并且掌握由公司印发的长达200页的操作手册里的内容。这种培训一般要进行2-3周,直到受训者的操作水平能充分胜任工作。但这种培训成功与否取决于师傳的能力,她必须有过几年的实际操作经验。即使如此,也有失败的例子。在第三制造厂里,有一天一台离子植入器停止了运转,这关系到几千个圆片的生产问题。巨大的机器上挂着一块手写的标记牌,哀怨地告诉人们:“对不起,停机修理。”那天早些时候,一个刚刚受过一周使用这种机器训练的新工人开机后慌了手脚,碰了“停车”钮,因而把机器弄坏了。她的师傅说:“要操作好这台离子植入器,她可还差得远呢。”

在第三制造厂的净化室里,大概一共有30位工程师,另外,在公司的研究与发展部工作的70位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地点也在第三制造厂。这些人几乎都是男人,而且有许多是刚从工科院校毕业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圆片的各个制作程序,有时也得解决一些出乎他们意料的问题,在我们参观第三制造厂时就看到了这种情况。那一天的上午10点钟前后,在净化室里一个圆片测试点发现废品率突然急剧增加了,这种情况马上引起了注意。于是,一组工程师赶忙进行检查。X光探测结果表明,圆片的网络结构内部发生了细微的裂纹。考虑了几种可能造成这种问题的线索后,工程师们查出了问题的原因所在——圆片发生弯曲。当我们在下午5点钟离开第三制造厂的时候,年轻的工程师们还在那里寻找发生圆片弯曲的原因呢。后来我们得知,在开了整整一个通宵的技术研究会议之后,这个问题才终于获得了解决。

“如果失败的风险企业关张后化作鬼魂的话,硅谷的上空一定会布满了失意而去的新创公司的幽灵。”——《商业周刊》1983年2月28日
“我开的那家公司失败了。没有污名,也没有耻辱。我可以在一眨眼的功夫内再开创一家公司,而且也有人要我这样做。但我不干了,再试一次着实太痛苦了。——一位要求不予署名的人

在硅谷,失败也和成功一样,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已经定型的产业中,失败的公司大多向当局登记破产。在硅谷,当然也有一些失败了的高技术公司登记破产,但许多曾经活跃一时的公司是被接办或兼并了。

一家公司被接办可以是好消息,也可以是坏消息。实际上,当某些新创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展现了足够的成功业绩时,就会有另一家公司插进来,高价买下这家公司的股票,将它接管过去。对公司的创建者来说,接办可以带来梦寐以求的富有。但就其他情况来说,接办行动可能不会受到被接办公司的管理人员或雇员的欢迎。

一家公司被接办之后,紧接着会出现一系列变动。在半数情况下,被接办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仍留在原位,起码暂时如此。而其他一些经理则离开了本公司,因为他们出售了自己的股票而变成了百万富翁。还有一些人发现他们的职能正被母公司所取代,如果他们干的是客户关系、财务、销售或市场推销方面的工作就尤其如此,从而被解雇。当施兰姆伯格公司(Schlumberger)于1979年接办费尔柴尔德公司后,来自施兰姆伯格的新行政首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雇员从32000人减至23000人,把副经理的人数从52人减至5人,把公司职员由600人减至不足100人。

总部在伊利诺斯,有20亿美元资产的古尔德公司接办了硅谷一家常用集成电路芯片的生产商——美国微型系统公司,这是近年来的最大接办行动之一。谈判用了两年多时间,采用的是那种进进退退的战略,使这一桩商业上的交易有时看起来更象是美洲鹤的求爱行动。

1979年,古尔德公司在投标购买莫斯泰克公司(Mostek)——一家设在得克萨斯州制造半导体的公司时,输给了竞争对手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接着在兼并费尔柴尔德公司的竞争中又输给了施兰姆伯格公司。1979年10月,一个伊利诺斯州的银行家与美国微型系统公司的经理格拉·佩尼斯坦在帕洛阿尔托市的雨果餐厅共进早餐,并代表古尔德公司伸出了触角。佩尼斯坦不感兴趣。四个月后,这位银行家又打来电话,说服了佩尼斯坦与古尔德公司行政首脑威廉·伊尔维萨克会面。该月底这两个人在圣克拉拉的马里奥特旅馆会晤,但没什么结果。

1981年10月,这个伊利诺斯州银行家又一次打电话给佩尼斯坦,说服他与伊尔维萨克作进一步商谈。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佩尼斯坦与伊尔维萨克面谈了三次,两次在旧金山,一次在伊利诺斯。谈判认真地进行着。当伊尔维萨克到伦敦出差时,也与佩尼斯坦保持着电话联系。这笔交易于1981年11月24日,在旧金山费尔蒙特旅馆的一个私人套间里达成了。两位经理讨论了有关雇员、工作条件、商业秘密、经营哲学、客户和钱的问题。然后签署了一份两公司合并的意向书。

第二天上午,美国微型系统公司的八位董事中的四位来到本公司律师在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并且通过电话会议,与在德国、棕榈泉、纽约和洛杉矶的其他四位董事进行了商谈。他们同意合并。于是,这个曾经是独立的生产集成电路芯片的美国微型系统公司,以股份总额2.17亿美元的身价,变成了完全为古尔德公司所拥有的一家附属公司。

公司的大小并不是成功的保证。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是一家多国公司,1982年的销售额达51亿美元。该公司最近决定放弃它与日本电子计算机生产巨人富土通公司联合经营中的股权。一项措辞谨慎的通告说,富士通将接管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为富土通联营公司,“以便更直接地把市场与产品开发联系在一起,简化通讯联系,改善对客户的服务”。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与富士通公司一直联合生产微型电子计算机和电子收款机。这一联合经营未能使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赢利。一个富土通公司的美国发言人说,“存在着一些通讯联系上的问题。”

被大公司接办了的硅谷公司一般变成该公司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如果这些大公司的总部是在硅谷以外的地区,就会经常遇到一些问题。硅谷的微电子行业与其它行业的运转方式不同,远方的公司办公室如果夺走了在硅谷的经营控制权,妨碍及时决策,就只会招致失败。那些不在当地的所有者,对硅谷的特殊问题和利益不够敏感。例如,一个在东海岸的董事会可能认识不到需要对高房价进行补贴的特殊政策,他们也许看不到大量出现的技术人员的跳槽现象,认识不到需要发放额外津贴来防止这一现象。由于所有者不在当地而产生种种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六十年代末期,费尔柴尔德公司设在东海岸的总部不能理解,为什么地处瞭望山的半导体分公司要对它的骨干工程师提供股票买卖特权,结果鲍博·诺伊斯离开了费尔柴尔德司,创建了因特尔公司。

青春过渡期问题

没干好的硅谷公司有其各种原因,最常见的也许要算青春期过渡问题了。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发明家,根据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开办了一家公司。产品走了红,公司扩大了,开始以疯狂的速度雇佣新人。随之而来的是文书工作和各种工作程序的复杂化、制订了政策,公布了正规的办公程序。这位创办人不再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了。他开始留恋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时的工作要有趣得多。他的公司正在经历青春过渡期。

并不是所有创办企业的工程师都能顺利渡过这一阶段,成长为成功的经理。使他们创业成功的那些素质,可能会妨碍他们获得企业经营上的成功。这种工程师在青春过渡期受挫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似的,能够避开这个问题的公司是没有的。

维巴廷(Verbatim)公司的经历是这种青春过渡期的典型例子。维巴廷公司的创建者是一位名叫里德·安德森的电气工程师,他搞了24年的电子研究与发展工作(主要是在贝尔实验室)。他的研究工作使之确信,在计算机数据储存方面,磁带将取代纸带。1969年,他从朋友和亲戚那里借了些钱,并申请了一笔贷款,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盒式磁带逐渐让位于速度更快的软磁盘。1973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开始生产8英寸软磁盘,作为它们的主要产品——计算机主机的附属产品。于是安德森询问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否可以取得生产这种软磁盘的特许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同意了。从1974年到1979年,维巴廷公司的年销售额从430万美元猛增至3600万美元;年利润从26万美元增至230万美元。到1979年底,安德森拥有的该公司股票价值已达1470万美元。

接着出现了青春过渡期问题。开始时只是一个小问题,后来迅速升级了。维巴廷公司没有事先经过认真试验就更换了磁盘封套里的衬纸。这种新衬纸使磁盘发干,加快了磨损。更糟糕的是,维巴廷还更换了磁盘的化学涂料,降低了耐用性。1980年该公司收回了它生产的8英寸软磁盘。

毛病出在哪儿?维巴廷公司太醉心于扩展,没有时间建立起完善的监测程序。新的工艺流程未经充分试验即仓促上马。另外，作为一个发明家,安德森的素质使他把公司的业务方向放在研制一种昂贵的能储存更多数据的硬性磁盘方面。然而这次维巴廷在市场上并不是独此一家。计算机制造商们象日本人那样,已决定研制生产硬性磁盘。1980年维巴廷公司的收入减少了43%。董事会决定聘请一位有经验的经理。1981年马尔科姆·诺思洛普领衔就任,局面很快有了改观。1982年维巴廷的销售额由1981年的5400万美元猛增至8500万美元。

前经理安德森现在成了一名风险资本家,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向新创公司进行投资。或许他也向创业者们提供如何对待青春期过渡问题的咨询吧。

管理问题

一个失败了的高技术公司前经理说:“我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真正管理有方的电子公司垮了台。我对自己的公司控制得不够紧。”希里康尼克斯公司的创建人之一兼董事长、经理和财务首脑理查德·李同意上述看法。他说:“我信奉这样一种理论,即世上没有糟糕的企业,只有糟糕的管理。”

硅谷的管理哲学深受其早期历史的影响,当时新公司的创建者喜欢这样一种气氛,即把促进技术上的研究置于财务上的精打细算之上。很多高技术公司都是由工程师创建的,他们在管理企业上没有什么经验,随着他们创建的企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管理问题常常接踵而至。

“平常公司”(一个虚构的名字)就是一家主要由于管理不善而失败的硅谷公司。几乎任何一个在硅谷工作过一些时候的人都会在一家没干好的公司待过。大部分人不愿意在正式场合谈论这番经历。“赫布”(一个假名)于1979年夏天到平常公司担任了主管技术的经理。1980年3月,该公司遇到了严重的麻烦。

平常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很有魅力。他才思敏锐,长于辞令,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学历文凭,从而树立起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形象。他以前干过推销工作,在兜售他的创办公司设想方面确实是胜人一筹。因此他轻而易举地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第一年一切如意,公司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前途看来是光明的。

到了第二年,它的新产品应批量生产了。但这一年的产量却是零。这位总经理缺乏技术和制造方面的经验。他虽然雇佣了胜任的技术人员,但却没有委之以相应的权力和责任。随着制造方面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位总经理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亲自负起了作出技术决策的责任。

平常公司的盔甲在1979年11月出现了第一道裂缝。这家公司的风险资本家们来到公司对业务进展情况作例行巡视。经理拿出了平常公司雄心勃勃的试产和试销计划。风险资本家们认为该产品还需作更多试验,总经理说该产品已经做过试验,应公布出去并投放市场。风险资本家们勉强同意了。

1980年6月,公司的产量仍然是零。市场上也未出现这种产品。风险资本家们怒不可遏,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平常公司的五位高级经理都到会作了报告。总经理在会前没有审阅这些报告,也不知道会报告哪些情况。产量仍然是零。市场也并不象预期的那样得到迅速开辟,公司也没有收到订货单。总经理对风险资本家们鼓起他那“如簧之舌”,但这一次却未能奏效。风险资本家当即宣布与他一刀两断。过去他们一直认为这位总经理是称职的,但现在他们不再这样看了。他们对以前的决策——支持他公布新产品——感到后悔。这次会议显然是个灾难,更糟糕的是,董事会订于那天晚上聚餐。每个人都知道平常公司遇到了严重麻烦。高级职员已开始找出求职用的个人简历。1980年9月,总经理被解雇,风险资本枯竭,这家公司很快便寿终正寝了。

平常公司的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它的资金充足,产品在技术上也是过关的,时机赶得好,价格也适中,公司职员的素质也很出色。问题就出在管理不善。

平常公司使用的是东海岸风险资本家的资本。它的经理出身上流社会,毕业于名牌大学。赫布说:“这些东西在硅谷根本没有什么份量。有些人虽毕业于中西部某个没名气的大学,但却非常能干。有些公司经常雇佣一名在某一领域有文凭的工程师,而让他在另一领域工作。硅谷的风险资本家认识这儿的每个人。当他们考虑资助某个人时,他们就会四处查访,找到曾与此人一同工作过的人了解情况。如果你不说实话,那你就要当心。一旦在风险资本家那儿失去了信誉,你就完蛋了。”在硅谷,人们普遍认为同东海岸的风险资本家打交道比同西海岸的风险资本家打交道要困难,前者常常不理解加利福尼亚创业者前进的快速节奏。

资本不足问题

企业由于资本不足而产生问题的情况在硅谷同样存在。对任何企业来说,没有现金都是个麻烦。但如果是家新创公司、并且有风险资本插手,资本不足就会带来独特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高技术新创公司一般依赖风险资本作自己的初步财源。新公司和风险资本家都知道,他们所达成的初步交易可能是今后长期金融关系的第一步。

一般说来,一家新公司还不能立刻拿出新产品到市场上去出售,因此,还不能够通过市场对公司的活动和产品作出判断。公司头目和风险资本家都商定了一些里程碑——公司在一定期限里必须达到的一些特定指标。对于新创业公司来说,达到一个里程碑,其重要性如同一家股份开放的公司每季度公布自己的利润。如果公司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就在风险资本家面前经住了考验。就能够再活一段时间。即便达到了全部里程碑指标,在拿出初步产品之前往往还要进行一系列的争取资金的活动。

公司和风险资本家都希望产品能立刻风靡市场,以实现巨额利润。有时事遂人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希望仍只是希望。公司也许会遇到一些麻烦,未能达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指标。风险资本家也许会认定这家公司的产品在最近的将来不会打响,而他的资本如投在另一家新的公司上会赚得更多。如果风险资本家在这些初级阶段就抽回他们的资本,这家公司就跨台了。

已经生产某种产品并需要更多资金的新公司有其它选择,如将股份开放或发行新的股票。在最近的将来,对更多资金的需求会迫使私人公司将股份开放,并鼓励立足未稳的公司以出售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在硅谷,有关某公司行将开放股份或某公司将发行新股票的传闻是个热门的话题,紧紧地吸引着那些寻求投机发财的人。

扩大生产问题

一种产品只生产两、三个与成批大量生产,这之间是有显著差别的。在制造像半导体器件这样需要薄膜工艺的微电子产品时,问题常常涉及到产量。理想的情况是:公司设计出一种工艺,制定工艺规范,然后训练操作人员完成这一任务。这听起来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大部分高技术产品的生产都是分成许多工序,在净化车间里使用各种不同的机器,用种种气体和化学药品精确地进行配制等。

在解决高技术产业的大规模生产问题方面,日本人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的出色之处在于:把几百道工序按科学方法组成一个生产流程,然后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调整并观察它的效果,系统地考虑每一种替代方法。与此相反,硅谷的创业者们有一种“先飞起来”的嗜好。在时间竞争压力很大的公司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先把产品打出去。开始是10个,然后是100个、1000个,以后再把生产流程整理好。

迈克·纳里是一位有20年经验的半导体工程师,他把美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差别做了如下总结:“计划工作是值得干的。你制定了一个30天的计划,但4天之后你远未达到计划的要求,于是你便把计划忘了。你还不如找几个能干的人,猛攻一个难题,直到把它解决。某种程度的计划一定要有,但使蛮劲也许更有效。”

正确地选定市场是硅谷公司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当大公司占领一个市场时,他们往往占居市场中心,而把边缘部分留给小家伙们。这些小的边角就是新创公司的特别领地。正如诺兰·布什内尔说的:“可以把市场比作一大块麦田。公司越大,它收割机的收割面就越宽,到了地头,它总得往回转。大公司说,这些小地角对我们来说是太小了。但新成立的小公司则说,‘嗨,让我们来收割这些地角吧。’小公司可以弥补这种市场的需要。”

由新公司选定的这些小的市场边缘可能迅速发展成大块儿的市场。但如果这种边角太小,公司就不能发展。格里德系统公司(GRiD)就是一例。该公司创建于1979年,由硅谷一些最大的风险资本家投资2000万美元兴办。该公司很快便以它的第一种产品而起飞了。它叫“罗盘”,是一台装在漂亮的小箱子里的大功率手提式计算机,只有2英寸厚,重95磅。“罗盘”在1982年旧金山计算机交易会上成了大热门,人人都在谈论这种精巧的产品。但尽管受到热烈的好评,这种标价800美元的计算机两年里只卖了大约200台。格里德旨在占领的市场是那些需要高功率手提式计算机的高级经理们。很显然,需要依靠这种能够塞进公文包的微型计算机的经理一共也没多少。

除了市场选定问题之外,格里德公司还碰到了青春期过渡问题。格里德的创建者约翰·埃伦比是个系统设计师。1983年初,他把经理的职位让给了戴维·汉纳,这是一位有企业经验的副总经理。埃伦比说:“我是一个发明家和研制者。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一位企业家式的伙伴,以便让他集中解决公司业务上,特别是在市场开发和销售方面的问题。”格里德公司现在正修改自己的市场选定范围,并进行产品改型。

经济形势的影响问题

1982年的经济衰退使东部和中西部工厂的工人遭到大批解雇。就业于高技术公司的工人似乎没受到触动。但即使是硅谷,也难免受经济形势的影响。1971和1975年两次衰退对硅谷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1975年衰退后,日本人的得势使硅谷的半导体公司一直未能恢复过来。1980年的经济萧条也造成了损失,而最先遭难的是那些小的新创公司。

克莱斯·巴赫曼是一家半导体元件公司的高级经理。这家公司在1975年衰退中垮了台。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公司的125名雇员都很喜欢使用公司的游泳池、芬兰浴室和排球场等设施。他们是一个很亲密的集体,对本公司因产品质量优异而获得的荣誉感到由衷的自豪。但是公司很小,在衰退来临时即陷入困境。首先是需求减少,三个月之中订货下降90%。由于订货太少,公司决定扩大库存,准备在好光景恢复后发一笔财。但好光景并没有很快地回来。作为一个半导体元件的供应者,这家公司依赖像国民半导体公司和因特尔公司这样的大制造商。只要这些大制造商不买它的元件,公亩就无法摆脱困境。后来公司因无法维持现金流动而彻底垮了台。人员被解雇,设备和厂房被一家大的元件生产公司买去,并入了它的生产系统。

1983年3月,阿塔里公司决定解雇它在硅谷的1700名雇员,其中大部分是生产线上的装配工,并把生产活动转移到中国台湾省和香港。1981年,影象游艺机是个很热门的消费品。阿塔里生产了一种最畅销的影象游艺机“贪吃的人”。产品供不应求,公司开始大规模增加工人。在1982年,四个月里就增加了1000人,并且还宣布了再增加1万人的计划。但事情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其它公司也都看清了影象游艺机能赚大钱,竞争使阿塔里的利润不断减少。它的市场占有率从1977年的90%下跌到1982年底的40%。

雇员急速增加、竞争激烈和经济萧条合在一起,使阿塔里受到沉重打击。为了降低成本,扭亏为盈,公司决定将安装生产线移到海外。香港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有1.2美元,而美国工人是每小时9美元的。把生产活动移到亚洲的高技术公司不止阿塔里一家。半导体行业的50万个就业机会中,大约一半是在亚洲。但象这样采取解雇美国工人,雇佣亚洲工人的做法,阿塔里在硅谷是头一家。

在硅谷,阿塔里公司由于能够负担制造的高费用而显得与众不同。在企业兴旺、利润丰厚时,阿塔里能够承担硅谷制造业的高成本。但它的竞争对手们却采取了精打细算的战略。他们一开始就在海外设厂,生产出价格低亷的影像游艺机将阿塔里击败。阿塔里需要重新吸取七十年代在电子表和计算器上的教训:只有在某种产品的市场成熟之前,在它大量生产并对你形成价格竞争之前,一家公司才负担得起低效率的代价。

阿塔里公司宣称,它向海外转移的行动对维持公司的生存,保持它在硅谷的其它就业机会是必要的。这一行动对将来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在美国,微电子工业所提供的就业将越来越集中于设计和研制,而不是制造和生产。高技术产业不是为老工业部门解雇的生产工人提供很多就业机会的部门。微电子不是解决美国失业问题的出路。

奥斯本计算机公司的历史包括了取得巨大成功的各种因素——一个信心十足的领导者、技术专长、明确的市场范围、青春期过渡问题、资本不足的传闻、批量生产问题,还有激烈的竞争。1983年,奥斯本遇到了麻烦。

奥斯本公司只有一种产品:奥斯本I型计算机,重24磅，能够折起来装入匣内,放在飞机座椅底下。它包括一个显示屏幕、键盘、记忆能力、磁盘传动装置和软件,售价约1800美元,被称为“便宜的棒家伙。”

奥斯本公司的创建人亚当·奥斯本,起初是有关计算机行业的作家和评论家。在获得化学工程学博土学位后,他到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在那里,他的创业者性格同官僚机构发生了冲突。1970年他辞去石油公司的工作,开了一家咨询公司。他很快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写这方面的书。他的著作之一《微型计算机入门》卖了30多万册。

根据他的性格,奥斯本创建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共出版了40多本书,其中有12本是他自己写的。1979年他把出版公司卖给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McGraw-Hill),成为《信息世界》这本微型计算机杂志的专栏作家,他以勇敢和不留情面的风格而出了名。他对计算机行业的了解使他看到有一块市场可以开发,他说:“我看到计算机行业上有一块卡车大小的空白,我自己就把它填上了。”1980年12月奥斯本创建了奥斯本计算机公司,目标是生产一种价格低廉的计算机,使每一个人都能用它进行计算。创建资本中,有25万美元来自原先出版公司的利润,还有杰克·梅尔科和风险资本公司罗思柴尔德-昂特伯格-托宾公司(Rothschild-Unterberg-Towbin)提供的风险资本。

当时有些怀疑者说,奥斯本应继续干他的写作,生产廉价的计算机是根本不可能的。奥斯本以他的行动证明了怀疑者的错误。在第一批奥斯本Ⅰ型计算机开始供货后两个月,该公司即宣告赢利。奥斯本的战略是要使微型机算机成为联邦德国的大众汽车那样的大众产品。奥斯本I型机采用标准部件组装,并完全依靠独立的软件公司制作的程序。如果人们要购买所有奥斯本Ⅰ型机所采用的软件程序,其价格将超过计算机本身。公司以削减管理费用,将库存转移给推销商,并利用半导体器件减价等条件降低了生产成本。

1982年奥斯本公司的销售额达到8000万美元,每个月销售1万台。但是,由于公司扩充太快(已有雇员1000多人),急需得到追加资本,尽管公司的头目一直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只用40个螺丝,68分钟就装配好一台奥斯本I型机。这样的生产速度也带来了问题。一个零售商卖了225台奥斯本I型计算机,却不得不进行400次维修,于是就不再经销它了。奥斯本公司承认生产上有一定困难,埋怨承担拼装的推销商检查不细。

1983年1月,一个青春过渡期问题的征兆出现了。亚当·奥斯本的经理的职位被罗伯特·乔尼奇取代。乔尼奇是一个有经验的公司管理人员,以“面向最终结果”的经理而著称。奥斯本是一个创业者。他承认:“在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方面感到不胜任。我喜欢作一名创业者,而不喜欢当一名经理。”交接行动是友好的。但对奥斯本公司更严峻的挑战摆在面前。在大约250家生产微型计算机的公司中,有好几家看中了奥斯本的低档产品市场。1983年凯普罗公司(Kaypro)推出一种手提式计算机,显示屏幕比奥斯本I型要大,价格也更便宜。奥斯本公司也宣布将推出一种新产品,但未能开始销售。到了1983年中,奥斯本的销售额几乎降到零。1983年9月13日,奥斯本公司宣告破产。

破产

硅谷某些公司的最后一幕就是破产。生产计算机主机的马格纳森计算机系统公司 Magnuson Computer Systems),于1983年3月宣告破产。这一消息并非出人意料。1982年初,《圣何塞信使新闻》的专栏作家伊夫林·理查兹就曾透露说,该公司未能按时发放工资。马格纳森的结局也可能会是阿尔普公司、因特尔公司或其它硅谷公司的结局。起作用的变化因素是相似的,遇到的问题和所抱的期望也是相同的。

马格纳森公司1977年创建时每一步都走得很正确。它的四个创建人,保罗·马格纳森,罗伯特·麦卡洛,雷·威廉斯和卡尔顿·阿姆达尔都是很有声望的人。利用从私人来源筹集到的40万美元,该公司于1977年生产出一台计算机样机。那一年年底,费尔柴尔德公司向这家新公司提供了400万美元,使它资金充足。在资金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

但是,那种发明家-创业者不可避免的历程开始了。麦卡洛抱怨说,公司里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处处拖后腿。“工作总不能按时完成。要想完成一件事要多费许多精力。”工程师阿姆达尔离开了公司,加入了他父亲吉恩新创办的三部曲系统公司。青春期过渡问题于1978年秋发展到严重关头,董事会感到需要有一位更强有力的企业领导人。于是马格纳森辞去经理职务,由负责销售的副经理约瑟夫·希特接替。

高级经理中间的人事纠纷还包括一桩诉讼——有位副经理指控本公司违约和舞弊。严重的生产问题也出现了:试验设备不完善,印刷线路板尺寸不对,装配工作太慢。这些问题逐步升级、开始时是个小的障碍。然后发展成严重问题,最后酿成一场真正的灾难。新产品的交货期推迟了、致使一些客户转到竞争者那边。产品交货后,又出现了现场操作上的问题。提供维修服务的工程师没有经过很好的维修新产品的训练。一个财务上的变动不得不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实行,加重了财务上的灾难。

1982年1月,希特在一片传闻声中辞职。传闻说马格纳森公司企图进行合并的谈判失败,公司帐务出现赤字——仅1981年第4季度就亏损1000万美元。面对这一危机,董事会的一名董事查尔斯·科尔临时负起经理之责。他每周工作80-90个小时。在头3个星期里,他首先对公司的问题作出估价。在其后的两个月里,他与投资者谈判,力图获得一笔500万美元的一揽子援助金。他还就贷款问题与美洲银行重新举行了谈判。科尔说:“我被看成是一个四处走动的报警器。”他还制定了一项非常保守的财务政策。在这场东山再起的努力过程中,公司职员减少了150名,有许多是解雇的。5名公司首脑的薪金减少了10%。这些高级经理们从宽敞的办公室里搬到小房间里办公。

1982年4月,科尔把公司的领导责任交给了新上任的经理查尔斯·斯特劳奇。斯特劳奇以前是梅默雷克斯公司的经理。凭着他的管理经验和科尔弄来的救援贷款,马格纳森公司本来也许会重整旗鼓。但是竞争给了马格纳森公司以最后的一击。1982年底,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订了一项咄咄逼人的杀价政策,使它的主机功率更大,价格更低。正象马格纳森本人所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杀价行动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1983年3月,马格纳森公司宣布准备按联邦破产法第11章登记破产。

在1980年马格纳森公司的顶盛时期,它的股票是40美元股。到宣布破产时,已降到3美元一股。

在硅谷,有的新创公司轰然倒台,垮得有声有色。有些公司则悄然而去,无声无息。这两种结局都提醒我们,在硅谷也有输主。

“一种紧张的气氛使硅谷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工作场所。我所在的一个小组,从在槟榔屿的稻田里看水牛,到盖起一座半导体工厂,只用了不到八个月时间。你变得有些趾高气扬,是的,就是应当如此。你就应挺起胸脯走上前去说,“如果你来自通用汽车公司,你在硅谷干不了。’我们是出类拔萃的。”——技术工程师,尼克·拉森。1981年
“硅谷犹如人与压路机赛跑。人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内都可赛过压路机。但只要你坐下松口气,马上就会被辗成粉末。”——博舍特电子公司经理,鲍博·博舍特,1983年

与硅谷的任何一个人谈谈话,你都可以听到加班的事。人们为什么要延长工作时间呢?原因之一是竞争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曾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任过职,并曾担任过舒加特伙伴公司经理,现在是西加特技术公司经理的阿伦·舒加特说:“你必须看清市场将需要什么东西,然后全力以赴拿出对路产品,七年后将会有新的技术来取代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技术,会有人首先发现这种新技术。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一名前西加特技术公司雇员,现在成了一个分离出来的公司的首脑说:“你已经习惯了每小时开车跑100英里,并且还要不停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追上来。”一位半导体工程师卡尔·哈林顿告诉我们:“这儿有一种与传统工业不同的紧迫感。对我们来说,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能否比你的竞争对手提前60天拿出产品上市,对公司来说是个决定生死存亡的问题。谁先冲上市场,谁就将获得成功。”

对硅谷的某些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的嗜好。他们之所以能够加班加点而又能承受由此引起的紧张和疲劳,是因为与传统工业相比,他们更喜欢微电子工业。很多技术人员是受好奇心驱使,想看看怎样能造出一种装置,或怎样把它造得更好。伴随这种好奇心的是对金钱的追求,认为成功会带来金钱,而且是大笔的钱。奥斯本计算机公司的亚当·奥斯本说:“在硅谷,重要的是你会做什么,做得越快越好。”阿伦·舒加特承认:“我们都努力工作,因为我们都急于发财。”

在硅谷,不仅工作时间长,节奏快,而且工作非常紧张。人们很少在上班时间闲聊,谈论新闻、天气和体育。一位生产经理对我们说:“我从未在我们的咖啡厅里喝过一杯咖啡。我到咖啡厅去与同事们讨论问题,但从未坐下歇一会儿。我可以在办公室里喝咖啡,但每天等着你去做的事情太多了,你得不停地干。这儿总有一种紧迫感。你的同事向你提出种种要求，并且都是要你立刻就办。”

国民半导体公司负责人事的副经理雷·布兰特患了一种罕见的血液病,需要24小时不停地输液。这种病需住院治疗。但布兰特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住院。他带着输液瓶出席会议,并把汽车作了某些改装,使他可以边开车边输液。他说:“如果我住院6个星期再回来,我就会落后得太远了。”

有些紧张是人为的,也许硅谷那些有抱负的人喜欢压力。尼克·拉森说:“节奏是我们自己定的。如果机器的转速是每分钟100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把它定在120转。如果你不来点儿疯狂性,你就成不了大事。我经常看到一些设计组为使精力旺盛而搞点儿疯狂性。没有什么比紧迫感加一点儿恐惧更能刺激创造性了。”

仅仅努力工作和具有献身精神是不够的。硅谷的最高统治者是知识精英。这就是说你必须精于业务。你认识什么人,父母是谁,上过哪所学校,属于哪个俱乐部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什么知识、知识就是委任状。在硅谷获得成功的大部分人都受过广泛的技术教育。年轻的创业者们往往还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解决某些技术难题了。工程师卡尔·哈林顿对他所在的小小的研究与发展公司的职员们知识水平做了如下描述:“我的上司手下还有四个主管其它业务的经理,其中三个是博士,他本人是博士,他的上司也是博士。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非常有才智,并且非常能干。他们头脑清醒,思维敏锐,行动迅速。为了生存我必须使出全身解数。”

计算机小鬼,奥斯本计算机的主要设计人员之一李·费尔森斯坦认为,工程设计工作极为有趣,他绝不想丢开设计工作而成为一名经理。他获得了奥斯本公司“研究员”的称号。荣获类似称号的还有工程师罗德·霍尔特(阿普尔公司研究员)和特德·霍夫(因特尔公司研究员)。费尔森斯坦说:“为微型计算机设计印刷线路板是个非常有趣的工作。在设计奥斯本计算机时,有几天我是三班连轴转。工具和玩具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异常迅速,从来没有松驰一下的时间。在硅谷工作的人犹如逆水行舟,不能停下来飘泊。如果他们停下来,就要被冲出高技术产业。克罗门科公司的通讯主任艾丽斯·阿尔格伦向我们描述了这种快速的节奏以及伴随而来的紧张。克罗门科公司是一家计算机制造商,它决定进入微型计算机市场,在全国计算机展销会上推出了它的新产品C-10型计算机。就在展销会开幕的前三天,公司的工程师们仍在对C-10型计算机进行最后的调试。阿尔格伦说,如果他们错过这次机会,那就又要再等一年。而时间只剩下3天了,于是她以克罗门科公词从未误过期限的事实来安慰自己,认为新产品会按时出现。事情果然如此。这种悬崖边上的生存常常使人夜不能寐。但另一方面,硅谷的工作和生活倒也绝不是单调乏味的。

弗兰克·维勒是个有20年硅谷工作经历的工程师,他对硅谷的工作观持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既欣赏又厌恶的看法。他说:“年轻的工程师从加班加点和周末不休息之中尝到一种男子气的自豪感。他常听说别人是如何加班加点的,现在他也有机会这样做了。他在为自己赚取资本,为自己争取作一个“真正硅谷人的资格。一个聪明人应在自己的生活中把工作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我已经做了我应做之事,现在对生活中的其它事有兴趣了。我曾经周末也不休息,连续不停地工作很长时间。最长的一次我连续干了59天,每天最少干8个小时,最多干17个小时。我再也没有兴趣这样干了。”

硅谷的工作观与其它产业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曾在宇航工业工作过10年,然后转到微电子工业的克莱斯·巴赫曼说:“在宇航工业,所要求的不是干工作,而是遵守各种荒涎的规章制度。在这里我们是直接干事儿。在宇航工业,你必须填写各种文书。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实干家而不是写材料的人来说,硅谷是富有吸引力的。如果我在宇航工业的上司跑来对我说“你写了100份工程订单,一个错误也没有,干得好!我就会说:“任何一个白痴都能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对我说这了不起,但你我都知道这没什么了不起。’但当你造一台计算机并把它造好了,那么显然,你这才是真正干了件事儿!”

严重缺少工程师

硅谷的微电子工业大量吸收大学毕业的工程师。造成全国范围工程师缺乏的根源是公立学校的教育体制。由于经费削减,致使公立学校里合格的数理化教师减少。当这些经费拮据的公立学校的毕业生来到大学后,又发现没有足够的合格的教授。一个工程学助教的年薪平均为19000美元,而在企业界,一位工程师的最初年薪也有25000美元。

在美国,每年约有60000名工程师从大学毕业。在总人口与美国相当的苏联,每年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有300000。日本的人口只及美国的一半,每年也有约75000名工程师从大学毕业。在美国,在校大学生总数中仅有大约6%是工科学生。在日本,这一比例为21%;苏联为35%;联邦德国为37%。“在美国,无论是教育的战略重要性,还是教育与高技术产业之间的紧密联系,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承认。”

工程理学士学位是进入高技术产业的必要条件。但是,一名工程师离开大学5年后,他知识中的50%将会老化。对在职的工程师必须进行再教育。已经有人提出要大学为在职工程师提供校外半脱产的研究生教育,并要求企业界鼓励工程师们拿出10%的时间用于学习研究生课程。美国电子协会和马萨诸塞高技术理事会联合发起一场运动,试图说服1500家公司拿出2%的硏究与发展经费(每年约4000万美元),来设立一项工程师教育基金。

硅谷的妇女

硅谷的微电子工业被当地的《半岛时代论坛报》称为“男性王国的最后一批堡垒之一。”妇女在这里主要是从事装配工、秘书或其它文书工作。在管理和行政领导层,很少看到妇女。由于受过技术和工程学教育的妇女不多,因此被认为缺乏担任管理职务的条件。但许多担任行政和管理工作的男性也没有受过技术教育。在硅谷很少有妇女担任负责职务,这是一个复杂的令人不解的现象。直到不久以前,绝大多数工程学毕业生都是男性。在1950年,美国只有75名妇女获得工程学学位。但在1980年,获得工程学学位的妇女已达6100人。1965年妇女在当年获得工程学学土学位的总人数中还不到1%,到1980年,这个比例已近10%了。但妇女还没有进入硅谷的董事会或坐镇经理办公室。

紧紧地控制着硅谷的是风险资本家和创业者。大部分新公司都是由风险资本扶植的新创公司。在金融界和新创公司里，科技专家一般都是男性。这些权力掮客们依靠的是自己的联系网,通过这个网络把关于就业、开拓业务的可能性以及有前途的公司等等情报传递给他们的朋友——其它男性。硅谷公司的各种权力中心里几乎没有妇女。1980年,最大的20家股份开放的公司总共开列了209人的企业领导人名单,其中只有4名是妇女。这20家公司的董事会共有董事150人,其中只有一人是妇女,即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雪莉·赫夫斯特德勒。

虽然这些限制妨碍了妇女进入决策岗位,硅谷仍然有妇女施展才能的机会。对训练有素的雇员的需求超过了申请者的人数。因此,你只要有相当的学历证书,就大有被雇用的机会。安·韦尔斯人事服务公司(Ann wells)的经理安·韦尔斯说:“任何一个有技术学位的人都可找到工作,在硅谷,连长着三个脑袋的火星人都可找到工作。因此,对于有技术文凭的妇女来说,这儿的机会太多了。”

弗朗西丝在硅谷一家半导体公司的销售部门工作。她的经历在许多硅谷妇女中是有代表性的。“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法语,后来教了两年书,我不喜欢干这种差事。于是我在一个销售商那里找到一个为顾客服务方面的工作,并学了点儿电子方面的知识。那是1972年,我在那儿干了一年,然后转到我现在所在的半导体销售部门。那时在半导体推销和销售上还没有妇女,因此没有我的前途。后来在与军事部门洽谈产品推销生意方面来了机会,我看到这方面会有发展的余地。我在1979年得到了这份工作,我是我们公司里第一个在销售部门任职的妇女。我的上司曾因我是女的而对我的能力抱有怀疑,最大的问题是出差。现在产品推销部门已有两名妇女了。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出任某个地区推销商的销售经理。目前还没有女性担任这种职务。我的缺陷是没有实地销售经验。但是如果他们不让我出差,我上哪儿去获得这种经验呢?”

男性统治工程学的一个例外是ASK计算机公司的经理桑迪·库尔茨格。这家公司是一个初始设备制造商,向一些大公司出售用于会计、成本控制和其他财务用途的软件程序。该公司的软件与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微型计算机结合,向用户提供交钥匙(当即可用)的计算机系统。桑迪是一位漂亮的妇女,但他的竞争对手说,在做交易上,桑迪丝毫没有女性的温柔。

桑迪一家搬到硅谷后,她即在斯坦福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同时抚养她的两个孩子。在斯坦福,她是她那个班级250名研究生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

象其它许多妇女一样,桑迪不满于操持家务。于是她于1974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我想象休利特和帕卡德那样,在汽车房里创业。可是我没有汽车房,只好在我住的那套公寓房子的一间卧室里干起来。但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是在厨房的餐桌上做的。”起初,桑迪负责她的新公司的销售、帐务和管理。在她只有5-6个雇员时,他们一直是在那间卧室里工作。后来ASK公司终于搬到了附近洛斯阿尔托斯的办公室里,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1982年它的销售额达到2300万美元。

桑迪·库尔茨格认为她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她雇用了有才之士。这些有才之士又雇用其他有才能的人。她说:“我对我的经理们说,他们必须雇用比他们更好的人。如果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们,就不能得到升迁。”ASK公司雇员享受的待遇,既便按硅谷标准衡量也是很高的。每人都有股票买卖特权,还有每年两次各相当于年基本工资10%的利润分成。ASK公司每星期五都举行啤酒欢宴,同时供应葡萄酒(库尔茨格说:“我不喜欢喝啤酒。”),ASK公司还为雇员准备了热水浴和流动水浴设备。

在软件领域进行有效竞争的关键是研究与发展工作。库尔茨格承认:“我们去年用于研究与发展的经费还比不上休利特-帕卡德公司一个星期里用于咖啡和点心的开支。但是我们与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数字设备公司签订了一项长期合同,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研究与发展投资的成果了。”当问到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时,库尔茨格立刻回答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实际上,ASK的销售额还完全不能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相比。不过,当桑迪·库尔茨格1982年底与她丈夫离婚时,公司为购买她丈夫持有的ASK公司股票而花了2000万美元。桑迪目前持有的ASK计算机公司股票大约价值5400万美元。

来自第三世界的妇女

虽然在硅谷的决策岗位上很少有妇女,但硅谷装配工的75%是妇女。这些熟练的体力工作者大部分只有中学文化程度,其中40%是少数民族。有许多是最近才移居美国的。“少数民族过去是指黑人和妇女,现在是指越南人和华人。”和美国其它产业比起来,这些生产工人的工资很低。

办公室和技术支援工作,大部分也是由妇女承担的。根据国际职业秘书协会1981年的一项调査,硅谷行政秘书的收入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硅谷的一名行政秘书每月收入1534美元,年收入为18408美元。全国的平均水平是每月1364美元,年16368美元。据国际秘书协会硅谷分会主席、美国微型系统公司董事长的秘书雪莉·马丁估计,在硅谷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秘书,年工资为2万至3.5万美元。

移民创业家

在硅谷工作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并不都是居住在南圣何赛,每天乘车去半导体工厂干装配工作的贫穷妇女。菲利普·黄秋平十八年前刚到美国时口袋里只有50美元,而且只会讲几句蹩脚的英语。今天,黄拥有他1976年创办的一家计算机公司——电信影像公司69%的股权。到1983年6月,他的个人股权大约价值11亿美元。从富有角度看,这位朝鲜移民已经远远超过了史蒂文·乔布斯,并正向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这样的人物靠拢。

其他在硅谷取得成功的第三世界移民有以色列人里厄·芬戈尔德,他离开因特尔公司,创建了黛奇系统公司(Daisy Systems),生产一种专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设计的兼有硬件和软件的计算机。还有巴勒斯坦人杰赛·阿韦达,他现在是专门生产计算机数据存储器件的存储技术公司(Storage Technology Corporation)经理。

菲利普·黄出生在北朝鲜,韩战期间逃到了汉城。他尝到了挨饿的滋味。“我父亲是个机械工”,黄说,“我们非常穷。”他到了美国之后,在犹他州立大学读电气工程。暑假期间,他在塔霍湖一家赌场涮盘子,并在另一家赌场当看门人,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靠着这些钱读完了大学。后来,他在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边工作边学习,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又在几家大的计算机公司工作过。七十年代中期,他被吸引到硅谷来,决定拿出9000美元积蓄,在柯卡蒂诺的一间汽车房里创办了电信影像公司(风险资本家拒绝为他投资)。最初两年里,黄没有工资,靠在当地一家医院当营养师的妻子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黄的公司生产一种质量优良、价格低廉的影像显示终端设备,虽不是一种创新产品,但销路非常好,大约卖了20万台,使他的公司成了全国最大的独立的终端设备生产厂商,产品的元件是在南朝鲜组装,在加利福尼亚装配线路板,最后总装是在波多黎各。现在这家公司又生产一种微型计算机,销路也很好。黄周围的人说,他是个头号的工作狂,每天通常要工作16个小时。但他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多少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1982年他花了100多万美元在洛斯阿尔托斯山区买了一座5700平方英尺的用石料建成的住宅。对黄、他的夫人(现仍在医院工作)和两个女儿来说,这所房子是足够大了,厨房设备可供应400人进餐。

设施

硅谷的平等主义管理哲学具有灵活、不拘形式、富于创业精神和不拘泥于传统的特点。迅速扩展的大公司把保持早期的创业精神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喜欢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分散化,把更多的责任交给经理们。在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当一个分部的雇员达到1500人时,它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雇员们被鼓励与分部认同,而不是与整个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认同。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硅谷的公司在管理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其他产业的成功的公司相比,微电子工业的公司认为,应把工人当作人,而不是当作机器来看待。在硅谷,给雇员以优厚报酬,为他们提供各种文体设施,对他们亲切地直呼其名,被认为是良好的经营思想。也许这样做的结果会使雇员忠于他们的公司,而不会去投奔公司的竞争对手。

在硅谷没有工厂,只有“设施”——整洁、安静的现代化低层建筑物。这些建筑物通常建在“校园”里,四周环以美丽的草坪、苍翠的树木和精心修建的风景。如果要对硅谷的建筑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建筑物的样式太单一。大部分建筑都是单层的“竖起式”,之所以叫它这一名字,是因为水泥墙壁都是先在地面上浇铸好,然后再竖起来的,组成微电子工业骨干的上千家硅谷小公司就是在这样的竖起式房屋里进行生产的。两层的建筑是大公司的标记,这些房屋大多数在设计上独出心裁,外观是超现代化的。在硅谷,多层建筑屈指可数。如果说建筑物象些扁平的盒子,那么风景带则是令人惊叹的。硅谷的大约75个产业区都是由有造诣的风景设计师负责建筑、绿化和维护的。

有些公司以其优美的环境而著称。罗姆公司专门雇用了导游来回答参观者提出的问题。它那风景优美的工作环境曾获过奖,招来了许多参观者。一条小溪蜿蜒穿过罗姆公司区,绕过带遮阳伞的餐桌,潺潺流过游泳池和网球厂,来到一个室外就餐处。咖啡厅附近的餐桌为雇员提供了午餐聚会的场所。攀满藤蔓的棚架式拱道,盆栽的各种花卉和郁郁葱葱的景致,使人在紧张工作的一天中可以攫取片刻的宁静。

建筑物的内部就象是室外餐厅的延伸,长满了茂盛的绿色植物。目光所及,到处是悬挂的蕨类植物和盆栽树木,以及各种花卉;轻柔的乐曲在耳边萦绕。坐位隔栅的墙壁上贴上了色彩鲜艳的现代招贴画。在办公室和接待室这些公共场所,摆设了豪华的现代化家具,墙上挂着时髦的艺术招贴画和带有流苏花边的艺术品,房间里摆着大盆花木;厚玻璃板窗外绿草如茵。这里还向等待约见的来访者供应咖啡和茶。

在硅谷,到处都可以听到各公司为雇员修建误乐设施的事。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高尔夫球场、体育器械和淋浴设备,构成了一个乡间俱乐部的环境。硅谷的工人希望保持健康。公司之所以提供这些明显的福利,也不是完全出于无私。正如一位罗姆公司发言人所指出的,这是减少人员外流的一种措施,而且锻炼身体能使人健康,减少雇员的病假日。因此,罗姆公司耗资百万美元的体育设施,可能是一项精明的投资。

公司还鼓励雇员们在周末带家属来使用这些游泳池和网球场。灵活工作时间——一种让雇员自己决定上下班时间的作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采用。罗姆、坦德姆和因特尔这些公司的雇员,在工作几年后还可获得带薪休假。公司的解释是,休假可以使雇员恢复精力。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公司正在训练其他人干你的工作,一旦你决定离开公司,就让他接替你的工作。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硅谷,实际上不考虑退休计划。年轻的雇员在调换工作时也不考虑退休后的福利。没有人期望在家公司一直干到退休。硅谷雇员们看待他们目前工作时所用的时间单位是月和年,而绝不是终身受雇于一家公司。

硅谷的基础结构

森尼维尔市吹噓说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除了供水和排污管道外,还在街道地下铺设了8英里氢气管道的城市。净化车间日常的液化气输送,以及对灰尘容忍度要以埃和微米为单位计量的机房,构成了微电子工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种工业需要几百种专门的服务支援,如专门运送计算机和其它精密仪器的运输公司,风险资本公司,懂得高技术的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以及精通新创公司合同业务的律师等。

但是,除了各种单一的因素外,硅谷的高技术公司更重要的是依赖能够设计净化车间,加工精密器具和能够设计独特生产系统的人材。这种人力资源是最为硅谷所渴求和宠爱的。世界上很少有其它地方能象硅谷这样集中了这样多有经验、有专门知识的高技术人材。高技术公司只能把公司设在这种智力资源集中的地方,别无其它选择。硅谷能聚起这样多的微电子公司,其专门人才的吸引力是主要原因之一。

基础设施中另一个十分宝贵的因素是靠近潜在的客户和供货者。许多在产品中使用微电子元件的初始设备生产商都在硅谷设有办事处。产品的开发通常取决于元件制造商和初始设备生产商之间的密切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每天见面谈谈情况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硅谷工程师的一天

早上六点正,迈克的闹钟响了。但他把闹钟止住,迷糊了15分钟之后才又一次醒来。他知道必须起床了,否则就要赶上交通最拥挤的时刻。现在已经晚了。迈克和他的女友安吉住在洛斯加托斯的一套公寓里。他开着自己的波斯克924型轿车,驰向双车道的颠簸的17号公路,嘴里对拐弯处的红灯骂个不止。每当他着急赶路时,这个路口总是红灯。幸亏他车里的音响系统不错,可以在开车上班的途中以音乐来驱散拥挤的交通所造成的烦恼。

今天他所关心的是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的事。昨天,生产线的领班生病回家了,也许今天仍来不了。如果她今天不来,谁来管这条生产线呢?迈克的公司每天早上免费供应咖啡和炸糕。他看了看炸糕,知道如果他吃一个,那玩意儿就会象个铅球一样沉在他的胃里。他终于还是吃了一个,但15分钟以后他就悔不该吃了。那个女领班来上班了,她觉得身体好多了。于是迈克不再操心生产线的事儿,开始重新检查一个供货商提供的金质球形接合器的技术指标。他准备为在香港的工厂订购100个,每个3000美元。

到了中午,迈克来到更衣室,与其他跑步锻炼的人会齐。这一组男女几乎每天都跑步。他们穿过本公司所在的产业区,朝着旧金山海湾沿岸的盐碱滩跑去。今天阳光灿烂,跑步的有几十个人。迈克认识几个以前一同工作过的人,其他人虽不认识,但也知道他们在哪儿工作。每个人都互相打招呼,边跑边交谈着新闻。

回到办公室后,迈克发现生产线上出现了危机,夹钳夹不牢接头,迈克首先让电子扫描显微镜技师把接头拿到实验室里检查,缩小了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范围。他又用物理显微镜检查了接头,并检查了工人焊接时实际使用的(而不是规范上规定的)操作方法。值得庆幸的是女领班今天没生病,因为在这种时刻,有她在场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同四个操作工一起进行了研究,认为问题出在工具上。迈克详细指出了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告诉机加工车间,如有必要就加班,一定要把这些改进搞好,以便使生产线在明天中午能继续运转。

晚上七点十五分迈克才结東工作,他又饿又累,但这时至少他不用担心路上的拥挤了。他已答应今晚与安吉在轮船饭店块儿吃晚饭。他比安吉先到一步,要了一杯酒边喝边等。明天他又得去对付那金质球形接合器了。但愿机加工车间能够处理好那些设计上的改进。生产线必须按时运转……唉,明天。

失败者

硅谷神话的含意是:对工程师和科学家说来,成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一开始会觉得节奏快,高度紧张,但经过几年的奋斗,报酬会越来越高。薪金将会提高,股票买卖特权将会带来可观的利润,并且会晋升到管理阶层。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工作和整个微电子工业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许公司将成为一个新的超级明星,自己的伙伴们也都将成为百万富翁。生活将是愉快的——带个大游泳池的舒适住宅、新型赛车以及可以任意支配的金钱。

硅谷神话是一场幻梦。实现了这一梦想的人在硅谷是极少数。报刊、书籍和电视上都很少提到硅谷的失败者。向外界炫耀的是成功的典型——有魅力、年轻、聪明、富有。而失败者则无人提及,他们被人忽视了。人们希望他们能悄然而去,因为他们令人不快地想起:硅谷的压力使在这儿工作的人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些硅谷工作观的受害者,在人数上与成功者比起来大约是十比一。每一个生活在硅谷的人都知道失败。但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遭到过失败。他们想忘却自己的失败,忘却自己未经受住压力,未能被提升,曾被解雇,或亲眼看到一家公司倒闭等等。尽管人们忽视他们,失败者还是确实存在的。

对于硅谷工作观带来的变幻莫测的命运,大部分人是在遭到解雇时才认识到的。人们普遍认为,遭到解雇并不一定意味着工作表现不好,而主要是因为所在公司或自己所在部门的处境不佳。例如,一家公司在解雇生产工人时,有可能正在扩展自己的销售部门。在硅谷有一定工作经历的工程师中,一次也没被解雇过的人很少。

理查德是因特尔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他经历了1975年的解雇。“我当时是一名生产线监察员。我的上司走来对我说,我将失去小组里所有的人。于是我把他们叫到我办公室里说,伙计们,我知道这是件难事,你们都被解雇了。我把他们送到停车场,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15分钟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心想这虽然很令人不愉快,但感谢上帝,我自己还没有遭难。我的上司把我叫了去,问我解雇的事是否都已办妥,我说是的。于是他说,‘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你现在也被解雇了。15分钟后,我也来到了停车场。刚才被我送来的那些人还未走,正靠着车说话,我也走过去和他们谈起来。又过了15分钟,工厂门卫带着我的上司来了。他们在短短时间里把三个级别的人员送到了停车场。我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公司,并想在公司工作。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但现在却没有工作做了。”

被解雇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在象1971,1975和1982年这样的硅谷萧条时期遭到解雇,那么在短时间内找到另一份工作的机会很小。

解雇

解雇前三星期:

公司的第一轮解雇没有我。我和我的兄弟们一起去滑雪。星期一回来上班,看着这些空桌子,我心想:“他们也确实没干成什么事。

解雇前两星期:

这个周末我又去滑雪,是一个人去的。躺在一家便宜旅馆的房间里,到凌晨三点半也没睡着。我心想,我必须在设计存储板和诊断程序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没有风险资本家的控制,我们可以甩掉那些没用的东西,搬到一幢便宜房子里埋头干起来,象以前那样。

解雇前一星期:

许多物色人材的人,象鲨鱼一样围着我们公司转。我与其中的一个谈了谈。
他:“如果你离开这家公司,前途无量。”
我:“我现在有工作,并将忠于职守。”
他:“你应趁现在还有心气儿的时候离开。趁你现在还是上层管理人员时离开。不要让你所控制不了的局面左右你的命运。”

解雇前三天:

风险资本家里的一位大人物告诉每一个人说,可能又要裁人了。我们星期五已经知道,公司经理已经离开。原因是“利益冲突。”

解雇前一天:

上司与我谈话时说:“这对我的打击比谁都大。我们具备一切条件——主意、人员、资金、智力。完全是管理上的问题把我们拉了下来。”这番话出自一个为我们的产品作了6个月的开创性技术工作,每周工作60小时的人之口。

解雇当天:

风险资本家告诉我们说公司解散了,谢谢我们各位的努力。我如释重负。我可以说:“我是个硬汉子,坚持到底了。我没有使任何人失望。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没有必要再建一家文字处理机公司。所有的努力和资源可以转向别的什么能搞出东西的方面去。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都完了。”

解雇后一小时:

我在厂房里转了转,把那些还在使用我初步搞出来的诊断程序的机器关掉,一个结束一切的表示。我意识到两点。一是这些机器是否需要试验已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二是我的诊断程序以及其它大多数技术都将完蛋了,因为搞它们的人走掉了。

解雇后三小时:

到现在,90%的人已离开了。我最后一次清理了自己的办公桌,然后告别。感到既伤心又沮丧。我的卡车发动不起来车破得太厉害了。记得早上忘了把车灯关上。只好弃车而去,真狼狈。

解雇后八小时:

把2200美元的最后一笔工资存入银行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去他的吧。我的第一个计划是去滑雪。

解雇后一天:

我的上帝!我必须找个工作。

解雇后第二天:

感到一种真正的空虚。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前进目标,没有目的。

解雇后三天:

第一次求职面试,是我们公司以前的竞争厂商,这是一个尊重我的工作的朋友给安排的。

解雇后二十一天:

第六次求职面试。录取了。这工作看来很不错。工资长了一大截。下星期又开始工作了,我想应去滑雪庆祝一番。

硅谷的工作环境——竞争、率先拿出新产品、同行的压力要求人们进行马拉松式的“突击”。全力以赴研制一项新产品,是每一个公司表现自己的进取心,并表明自己是个“来者”的手段,雇员们会紧紧地被这种协作精神所吸引,把生活中的一切都让位于工作,决心成为一个进行杰出奋斗的集体的合格一员。他们可以这样干上一次两次,但不会再这样干下去。特别是如果一场马拉松式的努力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就会“烧坏”,像他们整天打交道的线路一样。

可能有好几家公司都朝着同一个目标进行杰出奋斗,但只有一家会首先到达,其它公司所要考虑的是已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否值得。其代价通常是骨干雇员的早衰。查尔斯·佩德尔是他十几年来开创的第五家公司——胜利技术公司(Vico:Technologieo)的经理。他说:“在过去两年里,我把三名副经理送进了医院。公司四名高级经理中,有三人在去年因离婚而失去了家庭。你一下子醒过来,发现孩子们长大了两岁,有一个已出了事。如果当一年美国总统会减10年寿的话,主持一家硅谷新创公司,干一年会减5年寿。”

在一个产业区的熟食店里,3名35岁上下的工程师一边吃着三明治和色拉,一边谈论着“突击”。其中一个说:“那是不知道好歹的年轻人干的事。我曾经干过,但我不想再那样干了。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更多的钱?也许不是。如果我卷入一场‘突击’,我就不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不能在周末去玩帆板。‘突击’是给没别的事好做的年轻人去干的。”

精力衰竭在任何产业的任何岗位都可出现,并非仅限于高技术产业。但精力衰竭却是硅谷工作人员的一个明显特点。在这里它出现得更快,往往当人们还年轻时就出现了。精力衰竭的人以后的景况如何?这仍然是个谜。微电子工业是个新兴工业,还没有足够时间来对精力衰竭所造成的全面影响作出估计。但这肯定是硅谷失败业绩中的一个因素。

对许多人来说,其硅谷工作生涯的最后一步是“掉下悬崖。”没有人真想离开微电子工业,但这种事时有发生。有时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解雇行动或公司合并而使一部分人失业。但在更多情况下,事情是由当时看上去并不重要的事件引起的,如调去作不同的工作,离开了公司运营的主流,搬到另一座房子里去工作,或给你调来一位难以相处的新上司等。处在这种情况下的雇员会力图适应新的局面,但最终仍将不得不离开。他失业了,但仍必须重新振作精神来再一次积极地为另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在处境不佳时仍会再一次抛弃他。

在硅谷,出现了一种清晰的,可预见的退出工作生涯的模式。先是某雇员决定辞去全日性工作,可以安排在公司里兼职或在非全日基础上干一些指定的工作。但那种一事无成的不安感觉仍在发展,工作也并不象他认为的那样有价值。下一步是他成为一名独立的咨询人员(在硅谷,这成了非全日性工作的委婉称呼)。硅谷到处是咨询人员,有些是在好几家公司工作过,情况很熟;有些具有颇为人所需的专门知识;其他的则是些刚解雇不久,愿意在任何问题上提供咨询的人。他们以介绍交易,与老关系保持联系等方式继续活跃一段时间,推迟最终掉下悬崖的时间。然后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周围不再有他们的身影了。

硅谷所要求的长时间工作和对工作的献身精神,按照它所换取的酬劳来说是讲得过去的。但硅谷成功业绩中一个看不见但却很重要的因素是运气。贏家是恰逢其时,他们认识确能提携自己的人,经济形势又好,能吸收他们的产品。但更多的情况则是同样聪明,同样有献身精神的人,只是差一步没赶上时运而名落孙山。和史蒂文·乔布斯不同,几百万美元并没有流入这些人的腰包,他们的梦想没有实现。为什么乔布斯、桑德斯和布什内尔这些人成功了,而其他人则失败了呢?梦想越大,失望也越大。硅谷正是这两种东西同时生长的乐土。

硅谷的工作观也许是未来的潮流,在高技术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的信息社会里,这种工作观是起作用的。但是,如果这种在高技术产业占统治地位的工作观是未来的模式,必然会引起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严重问题。

能人管理是硅谷工作观中的积极一面: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重要标准是他的工作表现。但它也有凶险的一面: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工作,就没有什么东西使他保持自尊了。造就了微电子工业,并使它成为美国发明精神和创业成功业绩的光辉范例的那些力量,也可以造就一批沉迷于工作,生活经历狭窄并缺乏人类同情心的技术官僚。

“看一个人,唯一重要的是看他工作干得好坏。如果她是一个能干的科技作家而生活放荡,那她仍是一个能干的科技作家。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设计工程师,但对女人毫无兴趣,那也无关紧要。她是否能写,他是否会设计,会编程序,或者会干别的什么,这是唯一要紧的。”——因特尔公司经理马克·拉森1982年

在硅谷居住着一些性格鲜明的人。唐·霍夫勒自己就绝不是一个生性呆板的人,他把硅谷称作“狄斯尼乐园北区。”在这里居住的有性格丰富多采的创业家,那些亏了本又发了财的人;有精明强干的经理人员;还有计算机怪人以及来自国外科学研究界的超级专家。

但硅谷人数众多的居民还是那些完全正常的普通人——没有什么能使人激动的特色。如对硅谷来说必不可少的工程师们,他们既不是很有色彩的人,也不是自持清高,不与人交往的人。他们大多是非常“一般”的人。许多人来自中西部(如鲍博·诺伊斯来自衣阿华州的一个小镇;杰里·桑德斯来自芝加哥)。当这些技术专家初来硅谷时,都留着短发,遵循着正统的生活方式。但加利福尼亚很快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头发越留越长,还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创业活动消耗了大量个人精力,使家庭生活为此付出了代价。家庭生活与工作方式这一基本变化使人在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上面临着不同的选择。

未婚而同居在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放荡的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现在则不同了。一位硅谷观察家说:“这儿有很多人未婚同居。没有关系,我们不会因一个人未婚同居而鄙视他。这是正常的。”虽然未婚同居现象到处都有,但硅谷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年龄在三十,四十和五十岁的男女都选择了这一生活方式。他们中许多人结过婚,有的结婚不止一次。离婚的痛苦使他们不愿再建立一个正式家庭。未婚同居为公众所接受,不会在朋友和同事中间造成不良影响。这使那些在通常情况下不会考虑未婚同居的人也选择了这一生活方式。公司经理们也会和某人未婚同居,和他们在大学里的孩子们没什么两样。全国其它地方的经理们也许想和什么人未婚同居,但此举会在同事和公司中引起非议,从而损害自己的前程,因此一般没人敢冒这个险。硅谷对未婚同居则持高度容忍态度。

另一种常见的生活安排是两个或几个未婚男女合伙租住一所房子或一套公寓。合伙租住通常是对付高昂房租的简便对策。一般情况下合住的人们个人之间交往有限,也没有两性关系。

有人会认为,在硅谷容忍的气氛中,男女私情会大泛滥,但大多数刻意追求成功的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上,而不是花在异性身上。正如一位工程师所指出的:“说实话,在30岁以上的工程师中间,相对说我很少看到与异性约会。要干的工作太他妈多了,没时间去厮混。你根本就没时间花上两小时与一位美人儿吃顿午饭。这里有的是漂亮女人和各种机会,但工作时你感兴趣的只是工作,而不是去鬼混。而且你总是在工作。”

某某生产线监工与女工睡觉的传闻到处都有。但人们一般认为把性生活和工作混在一起是不明智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是分开的。在硅谷,人们对他人私生活中的两性事件是容忍的,象一位经理所评论的那样:“如果我听说我们公司总经理与某个女人睡觉,而且已睡了几年了,我对此毫不理会。那是他的事儿。他在公司里干好他的事儿,我也在公司里做好我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他想与什么人睡觉,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他也不是小孩儿了。”

硅谷有许多未婚的青年男女,下班后常涌向单身酒吧间,那儿的环境很适宜衣着整齐、爱交际的男女相会。硅谷还有多得出奇的计算机迷,他们在终端设备旁一坐就是10个小时,书写计算机编码。他们爱的是计算机,不去单身酒吧或与异性厮混。

在硅谷,一种不大为人所接受的生活方式是同性恋。实际上硅谷的同性恋者可能不少,但和人们对两性关系上不同生活方式的容忍比起来,同性恋不大为人们所接受。一位在一家生产计算机辅助设备的公司工作的销售工程师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小组里一共有30个人,“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同性恋者,但还没有证实。既便他是同性恋者,我以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多人在别的方面也有怪癖的。”但更普遍的态度是认为同性恋在硅谷是影响职业前途的重大因素。一位财务经理的夫人说:“一个同性恋经理在硅谷是不会被人尊重的。他肯定不会取得成功。”

硅谷是能够接受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虽然有时有些困难。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一位人事代表巴巴拉告诉我们：“我今天与一位50多岁的男人谈话。他40岁时与前妻离婚,与另一个妇女已同居了9年。他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虽然他离婚后与许多妇女有过交往,但他告诉我说与这第二个女人同居使他深感不安。要抛弃老的感情是很不容易的。”中西部的清教徒思想在赶时髦的加利福尼亚逐渐消失。硅谷人肯定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他们接受这种变化、虽然有时是勉强的。他们对待不同生活方式的灵活态度反映了硅谷这种普遍的看法:唯一要真正考虑的是工作表现,除此以外的其它事情,只要不影响工作,便无关紧要。

今天,在圣克拉拉县,离婚的人数超过了结婚的人数。硅谷的离婚率甚至比加利福尼亚州总的离婚率还高,而加州的离婚率比美国平均离婚率高20%。在迅速扩展的硅谷公司里,人们发现跟上工作意味着没有时间与人相处。一位离了婚的工程师吉姆告诉我们:“在这种环境里,你要维持住婚姻,那得做非常大的努力,因为牵扯你精力的事太多了,如工作。”

贝特西的离婚说明了工作的高度流动性给家庭带来的问题。贝特西年近50,是一位工程师的前妻。她向我们解释了她对她丈夫和丈夫工作的看法,“鲍博从来就没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稳定过。他每次一有了工作,就开始四处寻访,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他从没有满意的时候。我父亲退休时,已在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干了27年。事情就应该是这样。鲍博总是说他永远不要从什么地方退休。那他要干什么?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呢?”硅谷人那种对工作的着迷,也使那些持有传统观念的配偶不易理解。贝特西说:“工作是那种应该去干,但一干完就想离开的事情。一到五点钟你就应高兴地下班回家,但到了五点,鲍博仍继续工作。”对那些以取得成功为动机的工程师来说,工作业绩可以挤掉家庭关系,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一位丈夫评论说:“一个人可以变得如此致力于他的工作,而使其他人的生活受到威胁。我这不一定是指性生活,但我肯定这也是因素之一。工程师们可能对他们的工作比对他们的配偶更感兴趣。”

很多妻子是在大学或是在毕业不久的工作中结识她们的工程师丈夫的。她们可能是迁到加州北部工作,并在工作了几年后才结婚的。这种常见的经历表明,在硅谷,大部分妻子都上过大学,许多是大学毕业生。大部分人在硅谷没有家底和亲戚关系。因此她们也不参加当地的慈善活动以及那些和她们的家庭前人有关系的活动。

那些在大学里相识的夫妇可能从没想到要以硅谷作为他们的归宿。这些女大学生可能没念过多少大学理工科课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没念过电子学。有些产业已经定型、它们的产品是人们所熟悉的,如汽车、肥皂等。而硅谷公司及其产品则不同,多少带有些神秘色彩。没有对科学和物理学一些基本概念的了解,你就难以理解硅谷的技术。硅谷工程师们整天忙于研制的新奇产品,都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大学时未曾听说过的东西。随着技术越来越复杂,向妻子和家人解释一种新产品或制造流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许多硅谷妻子对她们丈夫所热爱的高技术很陌生。

因此,硅谷妻子们往往塞起耳朵,认为这些技术并不那么有趣。贝娃的丈夫现在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的制造工程师,他曾在硅谷的其他四家半导体公司干过。贝娃说,“我对电子技术不感兴趣。我们作妻子的不懂这些产品,也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工程师们经常说,他们的妻子对他们制造的东西没兴趣,因此向她们解释这种技术是毫无用处的。贝娃的丈夫迈克说:“我在家不谈工作。贝娃不感兴趣。我使用这种还是那种掺杂物对她来说都无所谓。除非是你所感兴趣的事,否则你是不会关心的。”

许多妻子对未能理解电子技术而感到沮丧,因而转向理解公司内部的人事关系。许多妇女很好地发展了这种本领,她们的见解可以成为她们工程师丈夫的宝贵财富。有一位硅谷妻子对公司其他雇员和他们的职务有详细了解,并分析办公室内的情况,能够了解她丈夫总的工作情形。她不懂技术,但对丈夫在公司中的地位却了如指掌,在很多情况下,她对公司中人事关系的了解不亚于她的丈夫。她经常就如何采取最好的方法来应付某种局面,向她丈夫提出有决定意义的意见。一般说来,妻子们对她们在人事关系方面的能力是颇为自信的。贝娃评论说:“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对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有很好的了解。我努力了解公司内的人事关系,我想其他做妻子的也在这样做。我对丈夫每天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与其他事情的关系有兴趣。如他是否两面受敌?他的上司是否把真情告诉了他,以支持他的工作?还是对他隐瞒情况?我知道他在公司中的确切地位。”

硅谷工程师工作的高度流动性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妻子。随着丈夫从一个公司换到另一个公司,妻子们也不断更换着她们的相识。和她们的工程师丈夫一样,妻子在一个熟人圈子里也待不了很长时间。今年认识了丈夫所有同事们的妻子,明年却又要与另一拨人相处了。丈夫不断地更换工作,使妻子们每次聚到一起时都要碰到新人。在每年有30%的雇员更换工作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

使妻子们能聚在一起的真正机会是公司举行的晚会。由于流动性大,许多妻子并不认为这种晚会很有意思。同在办公室一起工作的人在这种场合可以放松一下,尽情玩一玩,因为他们彼此都认识,并有共同的职业兴趣。马里恩是阿塔里公司位地区销售经理的妻子,她说,在这种场合上,“每个人都力图表现得很友善。而且你尤其要对上司的夫人表示友善。但如果上司不断更换,你就不容易找出谁是上司的妻子。”

硅谷的婚姻生活经常呈现出分成几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人们几乎可以进行预言,第一个阶段从工程师初来硅谷开始。他刚从大学毕业,也许是新婚燕尔,满怀激情地来到硅谷,心中充满了希望。他在这儿看到的技术比他在大学里学的要高级得多。他找到了把自己的理论和知识用于开发新产品的途径。他看到其他人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听到别人发财的故事,并开始梦想自己获得成功的前景。他的妻子也意识到硅谷蕴藏的巨大潜力,也渴望取得成功。夫妻二人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奋斗。但随着吋间一年年过去,这种奋斗的高昂代价变得越来越明显：长时间的工作,很少有时间在一起,紧张,生活节奏太快等等。但报酬是丰厚的,生活也是激动人心的,于是他们继续过着这种硅谷的生活方式。

随着这对夫妻日益成熟,他们进入了婚姻的第二阶段。也许15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开始认识到硅谷对生活的要求是多么苛刻,压力越来越大。对工程师来说,加班加点和以竞赛速度在限期内完成工作,已不再使他感到兴奋。若干年前开始与丈夫共同奋斗的妻子也已认定,丈夫的事业并不能使她甘心在孤独中渡过自己大部分时光。夫妻二人的共同目标不存在了。其中一人决定离开。于是他们离婚了。妻子得到孩子的抚养权,直到他们自立,然后一切就都完了。

安是本地人。她在这儿上的学,在圣何赛州立大学碰到她的第一个丈夫,共同生活八年后离了婚,在她的推销代理工作中结识了第二个丈夫。她精通技术,对硅谷了如指掌,持有硅谷的伦理和价值观。她注意到,在她的朋友和她称之为“传统的”妻子们(来自硅谷以外地区的中年妇女)之间有些根本的不同。这些“传统的”妻子们一个共同的做法是把晚饭作好,但不去吃,要等到丈夫回来后全家人一起吃晚饭。安对我们说:“我的态度是,如果他回来晚了,而又没事先告诉我,我就自己吃。有些人似乎认为生活的一个基本规矩就是要等到丈夫回家——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才能吃晚饭。我不信这套。这在硅谷行不通。”

很多妻子从未去过丈夫的工作区,主要是由于防止工业间谍和防盗窃的措施限制了出入。一位妻子说:“我觉得我和丈夫的工作隔得很远,而且是硬行隔开的。例如,我不能进去打个招呼,因为进门必须登记。我觉得公司想把我和我的身份排斥在外。”但这种形式的分离也有某些好处。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经理妻子不同,硅谷的妻子们很少受到丈夫或公司的压力,要她们干家务工作。例如,埃伦说:“我从来没有感到招待客人的压力。我丈夫从未要我请假回家,为他的工作上的相识准备饭菜。”

根据最近对美国企业中经理妻子的一项调查,75%的妻子年龄在50岁以上,80以上的人已结婚20年以上,只有16%的人在外头有工作。与此相比,硅谷经理们的妻子年纪轻,结婚时间没那么长,而且大部分都有工作。归根到底,是高速进行的工作所必需的“时间”使硅谷家庭受到伤害。许多父亲在早上六点半即离家上班了,因此没有时间在早上和孩子们接触。晚上下班在路上就要一小时,许多父亲在七点半或八点才到家。如果下了班再到“牧童女”酒吧喝一两杯,抵家时间就更晚了。

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唯一能聚在一起的时间是晚上。埃伦的丈夫丹尼斯是个财会专家,他们有4个孩子。埃伦尽量使全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我总是让孩子们等到爸爸回来才吃晚饭,这可够他们受的。吃完饭后又是一阵忙活,让孩子们洗完澡并在8点以前上床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我们一家人就没有安安静静待一会儿的时刻。”贝思描述的是一种更常见的情况。她丈夫是个地区销售经理,她们很少在一起吃晚饭。“我和孩子们按时吃饭。狄克的饭在烤箱里热着。饭后我让孩子们坐在桌旁,给他们读书。狄克一般七点半到家,常常是筋疲力尽。他吃完饭,与孩子们玩一会,然后他们就去睡觉了。”丈夫下班后往往还会带回一些工作(许多硅谷的男人都这样做)。因此父亲常常对孩子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一无所知。据贝思说,“他竟发展到了不了解他的孩子的程度,不知道他们的朋友是谁,不了解他们的兴趣何在。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他不花时间,不去努力了解他自己的孩子。”

因此,父亲与孩子关系疏远就不足为奇了。康妮自己没有孩子。但他的丈夫与前妻有两个孩子。“他与前妻离婚时,女儿5岁,儿子才3岁。他与前妻关系破裂部分地,不,主要地是因为他的工作。在离婚后这11年里,他与他的孩子之间没有什么亲密关系。”

年纪小的孩子往往把他们的父亲当成偶像。他们常常被告之说,父亲之所以没回家,是因为他有要紧的事,那儿的人离不开他。当孩子们还小时,他们往往接受这种解释。但随着他们进入青春期,他们就会作出自己的结论。肯尼思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他说:“我经常在星期五晚上参加家庭活动。我开送女儿出去玩,开车把她接回来。星期五晚上我做这些事,而不做与工作有关的事。”

因此,硅谷的母亲须是超级母亲。她们需介入孩子们的体育活动(如为他们的足球赛当裁判),开车送孩子参加校外活动,或带他们去骑马,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志愿帮忙。母亲成了家庭的主要人物。硅谷工作对丈夫在时间上的苛求,相应加重了她们的负担。肯尼思回忆说:“当我在费尔柴尔德公司工作时,我妻子常常带上晚饭和孩子们,开车到我的办公室来。然后用微波炉把晚饭热一热。这是我们能在一起吃饭的唯一办法。”

硅谷的妻子不仅要当母亲,而且还要负起传统上做父亲的所应承担的职责。总想让全家一起吃饭的埃伦举了个例子：“丹尼斯总是很晚才下班回家。记得在怀第三个孩子时,我常常坐在前院一个凳子上,把球扔给孩子们,让他们练习踢足球。丹尼斯从未在天黑前回过家,所以他从没和孩子们一起玩过球。他现在仍不大有机会和他们在一起。”

在硅谷,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是很少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工作狂。有些人把家庭看得很重。肯尼思告诉我们:“我的上司年近40,有3个孩子。他是总经理,可以每个周末都在办公室里渡过,但他不想在孩子们成长时不在他们身旁。所以他每天七点上班,下午五点半就回家了。”

工程师尼克,对事业与家庭生活的矛盾作了如下总结:在硅谷作一个尽心尽职的丈夫和父亲,如在小公司工作或担任中层管理职务,还是有充分条件的。但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在大公司工作,恐怕就不行了。否则的话,当需要拼命干时你却不在场。如果你在这上头不愿花时间,在公司里你就会停滞不前,不会得到提升。”

双职工家庭

丈夫妻子都就业的家庭,在硅谷很普遍。半数以上的硅谷妇女有工作。虽然工程师的工资很高,但昂贵的住房仍需要两个人都工作。苏珊说,双职工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没有时间在一起。她丈夫汤姆和两个女儿都表示同意。汤姆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的软件工程师,苏珊是坦德姆计算机公司的人事经理。她们结婚已9年了,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全家四口人都有家务工作任务。女儿们打扫卫生,洗衣服,帮助整理院子。他们喜欢双份收入,尤其喜欢这些钱在一个以解雇著称的行业里带给他们的安全感。“我们也自问,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全家可以出去作些愉快的旅行,到塔霍湖、夏威夷和狄斯尼乐园。不过,我们并不想在10年后仍这样生活。”史蒂夫和玛林·罗伯特并不涉足繁忙的社交活动。玛林是泽维克斯公司(Zyvex)—— 一家电子转包公司的创建人和经理。史蒂夫是斯坦福太阳能系统公司的创建人和经理。他们的共同问题是缺少时间“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当开普斯科销售公司(Copco Sales)经理比利·埃里克森与加利福尼亚微型器件公司(California Micro Devices)经理钱·德赛弋达订婚时,这两家公司的年销售额一共是1700万美元。他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两人都是单身,于是产生了爱情。他们两家公司没有竞争关系,因此保持了紧密的业务上联系。他们互相在对方的董事会里担任董事,并就企业上的事共同磋商。他们共同住在两年前买的一幢漂亮房子里。他们把自己形容为业务上和生活上的“激烈竞争者”。在最近的一次高尔夫球旅行中,他们连续6天每天打36穴的高尔夫球,最后钱只比妻子领先4击。

硅谷的儿童

在硅谷长大的孩子非同一般。在美国,一般一个学区1万名学生,其中有大约12名学生“有很高天赋”(智商超过145)。而在硅谷一个有12000名学生的学区中,达到这一标准的竞有500多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大约40倍。硅谷的孩子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家里关于高技术的谈话构成了良好的知识环境。大多数中小学的教室里都有计算机。回到家里则可以使用家用计算机,因此孩子们在电子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

最近,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圣克拉拉一年一度的科学技术展览会上展出了500件展品。这些展品中有洛斯阿尔托斯中学学生马丁·博多提供的光-声显微镜。博多在上一届展览会上获奖,赢得了暑假期间到国民半导体公司工作的机会,在那儿工作期间,他产生了制作光-声显微镜的想法。他对这一装置中的线路、振荡器、激光器、滚筒等做了讲解,说:“这一装置在半导体工业中有广阔的用途。它的主要功能是发出一束光,产生一种热能波,使你能够透过薄膜——如集成电路上的铝膜——进行观察,而又不损害元件。”博多希望将来作一名电气工程师。

许多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力图效仿他们的父母。他们为自已定立了高标准,努力学习以达到这一标准,象他们父母所做的那样。他们中有许多人会取得成功。但对另一些孩子们说来,成功是虚无飘渺的,随着他们进入青春期,要他们取得成功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毒品和酒精都是垂手可得的。

嗜酒问题在硅谷的少年中迅速蔓延。根据全国控制酒精中毒委员会的材料,硅谷20岁以下的少年中,每8人中就有1人有嗜酒问题。1981年在圣何塞的一项调査表明,在11-17岁的学生中,80%的人饮用过酒精饮料,12%的学生经常饮用酒精饮料。在硅谷1981年违反酒精饮料法的案件中,有1357起涉及青少年。而在1976年这一类案件只有767起。在1981年的这类案件中,有16起是酒后开车造成伤亡的重案。1983年,全国控制酒精中毒委员会圣克拉拉分会和圣何赛的青年女子协会发起了一场运动——同12岁以下少年的嗜酒行为作斗争。治理青少年嗜酒活动的倡导者波伯塔·米特说,40%的四年级学生使用过或滥用过酒精饮料。这场运动的赞助者希望通过早期治理,来减少大一些青少年酒精中毒的人数。

1956年威廉·H·怀特写的《有组织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被许多人称为一本很重要的书。这本书描写了在公司、大学和政府等大机构里工作的美国人的生活。这些人职业稳定,生活水平高。但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丢掉在前几代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那些个人主义理想和希望。

当《有组织的人》出版时,硅谷还没有出现,高技术产业还没有诞生,风险资本也未问世,创业精神仍在休眠。在将近30年后的今天,硅谷成为全国注意的中心。五十年代有组织的人同八十年代高技术企业家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别。

有组织的人是家庭型的,他们的家庭概念是,正式结婚的父亲、母亲加三个孩子,住在一起。他们居住在郊区独家独院的房子里,周末和闲暇时间里参加家庭活动。硅谷的企业家则往往选择了不同于那种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许多家庭里只有父亲或只有母亲,其他家庭家长是正式结婚的,但孩子却不是他们亲生。他们的房子通常是公寓,或多单元的住宅。而且由于缺少闲暇时间,家庭活动很少。

有组织的人信奉“集体精神”,尊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硅谷企业家们则喜欢独树一帜,信奉“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有组织的人千方百计迎合同事们的道德标准,而硅谷企业家们则对此不屑一顾。

有组织的人对组织极端忠诚。如果公司分配给他一项新任务或调他去芝加哥,如果校方让他教另一门课,如果政府让他执行新的政策,他都会服从。而硅谷企业家则并不忠于任何一家公司。如果走运,他会另起炉灶开一家新公司,或至少另寻高就。每人都愿意倾听别的公司提出的招聘条件。

有组织的人工作也是流动的,如果公司把他调到基厄卡克或塔拉哈西,他会发牢骚,但仍然会去。如有组织的人打定主意不去,组织会另雇别人。而硅谷企业家则在硅谷扎下来,一切活动都在这儿进行。调到其它地方就意味着离开了微电子工业主流一大截。如果公司打定主意非调他走,那他干脆到另一家公司任职。

五十年代有组织的人曾爬得很高,现在都陨落了。硅谷企业家也会遇到同样命运吗?有些观察家是这样认为的。硅谷的企业家是典型的高功厚利追求者。他们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个人生活代价。这些工作狂漠视与妻子或丈夫、孩子、父母和朋友间这些最基本的人与人关系,并往往忽视了干事情的基本目的。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硅谷的企业家是八十年代的一种生活楷模。

“硅谷总是认为它在赌博中能够取胜。这儿的大多数人不存钱,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现在挣很多钱,将来还会挣得更多。因此,他们出门旅行,添置高价的服装,购买昂贵的汽车,下馆子吃饭,举行或参加各种社交聚会,尽情享受。除工作外,花钱使他们有事可做。”——平衡门管理公司( Hunting Gate Management)主管财务的常务副经理斯坦·托马斯,1982年

艾尔·舒加特于1973年离开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自起炉灶,创建了舒加特伙伴公司,翌年,他又离开舒加特伙伴公司。五年之后,他创立了西戈特技术公司(Seagate Technology)。在他与舒加特公司分手时,他几乎濒临破产,因为公司的股票没有公开出售,他的股权也就没处去卖。在这之后,他投资办过一家酒吧间,做一些商业性捕鱼和咨询工作,然而,他做这些生意多半是从容不迫的。有段时间,他靠领取失业金度日,尽管如此,他依然是气宇轩昂,开着租来的波斯克轿车去失业救济办公室。1979年初,当他娶了丽塔(他称之为“最后消费者”)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正如他自已所说:“我不得不回去工作。她有很多嗜好,那都需要钱。此外,她还有三个孩子。如果我们搬离这个社区,此地经济就会下降。”

1981年,西戈特技术公司走向社会时,舒加特出售他的股票而获得120万美元。他当天就把钱花掉。他开了两张支票,一张用于还债,另一张为丽塔买了辆鲜红色的菲拉丽小轿车。回首往事,舒加特说,与赌博相比,他更爱经营一家高技术公司,“这更富于刺激性”。

约翰和托妮·曼宁夫妇在硅谷度过了10个春秋。工程师约翰最近6年在阿普尔公司工作。这对夫妇膝下有两个孩子,托妮自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就不再工作了。过去10年里,曼宁夫妇搬过四次家,住房条件是“步步高”。开始,他们是在瞭望山租了一间狭小的房子,现在,他们在洛斯阿尔托斯有一所四卧室,配有游泳池和热水浴池的住宅。曼宁一家的生活经历是一路顺风。几年前,约翰上过飞行训练课,尔后与一些好友合买了一架飞机。当飞行瘾开始减退后,他便卖掉了飞机,又与一些朋友合买了一只帆船。而托妮却另有所好,她热衷于室内装璜,她前后把家里房间重新装饰过三次。每年,全家要到夏威夷或墨西哥避寒,到塔霍湖去避暑。他们拥有两辆入时的小汽车,一整套影像游艺机以及一台家用计算机。

约翰收入可观,虽然如此,他们怎样维持这样高水平的生活呢?约翰解释道:“我们大多数人挣很多钱,而所剩无几。我们在赌博中完全能取胜。我们期待收入会持续增加。除薪水外,我们试图以股票买卖特权或不动产交易积攒资金。这里工作很容易找,所以我们不必像一些人那样需要为存钱而费那么大心思。”

1982年,圣克拉拉县中等家庭的购买力为39239美元,居全美305个都市地区之首。全县的人均购买力为11,376美元,占全国第二位。全县18%的家庭年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只有3%的家庭收入在8000美元之下。硅谷的非工厂区建有各占地25万多平方英尺或更大些的大商业中心11座,还有许多小商业点。橱窗里摆满了入时的消费品:电子游戏设备,滑雪车,水垫床,流动房屋,珠宝首饰,家用计算机及热水浴池。

尽管并非每人都能一下子就买上一辆鲜红色的菲拉丽小轿车,但是,硅谷人购置了不少高档商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汽车是人们最喜欢的东西。一些人说,硅谷工程师是一群长得太壮硕的农场小伙子,他们渴望驾驶减重的高速汽车。他们购买的汽车不是舶来品。标价在55000美元至110000美元之间的高级轿车是热门货。在帕洛阿尔托,由卢斯进口汽车商店卖出去的洛图斯汽车(价格44000美元)的数量,要比全美其它35个洛图斯汽车销售点多一倍。据卢斯商店的老板吉姆·卢斯说,有些买主从不开支票或使用现金,他们购买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是通知银行从其帐户里提出5万美元转入卢斯帐号。洛斯加托斯的菲拉丽牌汽车销售商,营业额在美国同类商店中居第二位(仅次于在贝弗莉希尔斯市的同行),直到他在1982年经济衰退中破产。

正如其它高档商品一样,汽车也是“保持身份”的一个途径。埃克森公司的一位经理尼克·拉森谈到,一天上午,他开着波斯克914型轿车全速奔驶在中央大道上,感觉自己就象国王一样,威风凛凛。这时,他的邻居布雷德波谱物理公司(Spectra Physics)的一位经理,开着嶄新的塔加轿车出现在中央大道上,尼克非常自然地把自己“大道王”的位置让给了布雷德,后者为此得意扬扬,坐在驾驶位上,腰板挺得更直了。到下一个红绿灯时,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杰里·桑德斯驾驶的白色罗尔斯-罗伊斯风驰电掣般地夺路而过。布雷德和尼克面面相觑,突然变得歇斯底里。胜人一筹的新车又一次击败了对手。

硅谷的汽车尽管可分成高速赛车、豪华轿车或“普通”的耗油老爷车,但它们都具有其共同点:这些车都装着各式各样使技术专家们赏心悦目的电器小玩意儿。人们都弄不清到底是汽车还是这些小玩意儿引诱着这些工程师买主。这些汽车均配有诸如立体声录音系统、看起来象飞机控制盘似的仪表板、自动升降的天线、柔和的喇叭声及沙哑的蜂鸣器之类装置。技术专家们不只喜欢制造高档商品,他们同样也爱使用它们。

然而,在这个高技术社会里,最流行的高档商品还是电子消费品:家用计算机、录像机、家用通讯系统和影像游艺机。

在硅谷,“穷光蛋”这个词所指的,跟它通常的含义有所不同。它是指从帕洛阿尔托到圣克拉拉之间这条卡米诺瑞尔路的一段,这儿是全国第一条和最长的计算机零售商店聚集的街道。回顾1975年那“往日”,首批计算机商店基本上是业余爱好者光顾的场所,这个地区地皮便宜,因此可降低经营成本,这对于计算机商店那些不吝惜在这方面花钱却又手头不宽裕的顾客们来说,无疑是很合适的。然而,近来,由于联号商店有把这种夫妻老婆计算机商店挤垮的危险,这种“穷光蛋”已靠拢“住宅区”了。在这“穷光蛋”地带,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家计算机商店,竞争无疑是十分激烈的。

这“穷光蛋”地带的顾客大多是每天同计算机打交道的工程师。有的人可能是设计硬件或软件的,所以,这些商店的售货员必须精通业务。杰德计算机商店的斯科特·安德森说,在“穷光蛋”地带的商店工作的店员,要比美国其它地区的同行有见识得多。老字号数字产品公司(Digital Deli)甚至曾有一名售货员十分精通某些类型的软件,如不动产经营方面的程序和种种文字处理程序。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硅谷到底有多少户人家拥有家用计算机。但是如果与计算机有关服务的需求量可以权当个指标的话,那么,这一数目非常大,大约占硅谷家庭总数的20%或25%(全国平均数为8%)。圣克拉拉县图书馆系统既出借书籍,又计时出租计算机。一台投币式苹果计算机,1美元可用20分钟,顾客可以用它做游戏,准备所得税申报书和算帐。由18岁的金·科汉和他的一个17岁伙伴创办的微型计算机计时出租公司(Micro Timesharing),经营计算机出租业务。科汉在13岁就制造出自己的第一台计算机,他说,他的计算机设备订购单列明,全国各地有170家图书馆在等它交货。

如果你不想到图书馆去租用计算机,或如果你觉得在家中安装一台自己的计算机又吃不准是否值得的话,那么,你可以按月份租用一台计算机回家使用。帕洛阿尔托市的计算机出租公司(Rent-A-Cumputer)创建人唐·巴特尔希望,租用计算机会像租用汽车或渡假租房一样流行。他有100多台苹果计算机供人按月承租,由于需求量很高,以致总是被预定一空。如果你不想去商店,商店也会登门为你介绍其业务。目前正时兴计算机聚会,即公司通过你家中的个人用计算机向你和你的朋友推销商品。

由于许多家庭有家用计算机了,毫不足奇,它们连成的种种社区计算机网络将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82年初,硅谷估计有30个把计算机私有者们联接起来的网络。其中许多网络是电讯中心,提供招聘广告、专门为某些人传信、查询或一般性的介绍情况。还有一些网络是专门为某种爱好而建立的:如微型黄色影院预告禁止儿童观看的电影;有两个网络用于同性恋爱;“成功者生活布告栏”的用户们正在写一种讲述德利普金故事的互相交流用的小说,德利普金是一位生活在一个冒险世界的智力有些迟钝的年青人。有些用户通过这些计算机网络建立了友谊。JQ·约翰逊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同他从未见过面的圣迭戈计算机科学家唐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通过计算机网络与许多人“见过面”的计算机咨询专家史蒂夫·加伯说:“你会发现,大多数人的头脑里只有高技术。”

并非所有的计算机网络都是有趣和清白的。在圣克拉拉县,联邦调查局和警察突然搜查了一个代号为8BBS的计算机网络。这个网络被县内的一些人非法用来打不付钱的长途电话,并且扰乱其它计算机网络系统。当到警方搜查时,该网络的操作员并不感到意外:“我知道联邦调查局和电话公司的安全部门一直在对我们的系统进行监测。我从其它通报栏系统得到过暗示,即我们的线路正置于监视之下,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高技术文明的象征不是传统的美国象征。在某些方面,这新旧之间的差别反映了已经确立的工业社会与正在兴起的信息社会之间的差别。照《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黛安娜·麦克利兰的说法,华盛顿的象征是用纳税人的钱雇的一个司机,一部被装上窃听器的电话,家用计算机,在肯尼迪中心剧院使用总统包厢,以及一个绝密安全出口。《圣何塞新闻》的专栏作家利·韦默斯指出,在硅谷,“拥有一台家用计算机和一个安全出口,那是极为普通的。硅谷的象征包括一个接收卫星电视节目的地面站〔天线〕、网球场的照明设备、在影像游艺机上市之前先玩为快、一笔10年限期的抵押借款以及无需坐车(不管是否有专职的司机)到办公室去上班。”

住房——令人无法忍受的问题!

硅谷给人的一个印象是,充足的就业机会,宜人的气候,入时的汽车,衣着漂亮的人以及琳琅满目的高档商品。这种舒适生活的梦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愈来愈多的人纷至沓来,迁居北加利福尼亚。1950年,圣克拉拉县人口为290547,而到1980年,这个县的人口估计已达1256200。在过去30年里增长了3倍。

随着人口的增长,住房需求量开始不断增大。开始,通过牺牲当时农业的儿千亩果园、葡萄园和耕地就可以满足人们住房需要了。在1950年,全县仅有78000套住房:有很多空地。然面到1980年,尽管建造了466000套住房,仍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就业以如此爆炸性的速度增加,使住宅建设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土地和下水道不足阻碍着新的住宅建设。到1990年,在圣克拉拉工作而无法住在这儿的人数将超过10万。人口众多和住房极度缺乏给硅谷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房荒”。

一句话,住房问题令人无法忍受了!独门独户住房的平均售价从1974年的4.3万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10.1万美元,增长300%。同期月平均住房支出从230美元增加到880美元。在距离这些微电子工业中心20英里的范围内,已经找不到售价在12万美元以下的一套住宅了。大多数富裕的工程师和经理人员们住在洛斯阿尔托斯山、萨拉托加、蒙特塞拉诺和洛斯加托斯一带的丘陵地。这些城市平均毎英亩一座寓所,其中洛斯阿尔托斯山地区平均2英亩一座寓所。这些住宅几平都是些独门独户的房子,这四个城市里的中等家庭收入要比圣克拉拉县的平均收入高50%。总之,这些寓所都是些宽敞豪华的房子,各户都具有这些特点:“独出心裁的浴室;宽大的矿泉水浴池衔接着太阳浴层面;网球场和壁球场;健身房;壁橱；一个可容纳三辆汽车或更大的车库;建筑设计力求便利和宽敞。”

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住房需求,硅谷一家主要住宅建筑公司已开始建造“经济”住宅,使人们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一所房子。这些经济住房也是独门独户式的,面积在1200-1700平方英尺之间,比现有的一般住房要小。经济住房的平均售价是17.5万美元,这在硅谷要算便宜的了。

现在,为了招聘雇员来硅谷工作,各公司必须事先为有关住房的种种事情付一笔钱。1982年对硅谷微电子工业公司总经理做的调查透露,22%的公司要为一个新总经理花费5万多美元安置费,超过正常的搬迁费用,其中4%的公司支付的安置费超过了10万美元。对于中层经理人员,73%的公司支付的安置费在1万-5万美元不等。甚至新雇用一个技术人员,57%的公司也得支付1万美元以上的安置费。面对这种开销水平,连一些经营最有成就的公司也负担不起从外地招聘很多人来硅谷工作的安置费。这就是当今硅谷微电子公司纷纷到美国其它地方求发展的原因所在。

垃圾里的黄金

象其它公司一样,电子工业公司照例把废物冲进阴沟。然而,这些公司遗弃的废物不同于其它工业废物。这些异乎寻常的废物含有价值珍贵的金属。在硅谷几个城市中,这个事实没有为人们忽视。1979年帕洛阿尔托搞了一项废品回收项目,即把垃圾象篦头发似篦一遍。先把阴沟里的淤泥加以焚烧,然后再从中提取金属。他们雇用一家公司来从垃圾里提取金、银、铜。每天可以从垃圾里提取4盎司黄金,10盎司白银。在实施这个项目的3年里,流失在电子工业公司阴沟里的金子就为城市提供了150万美元的收入。但除了硅谷,还有哪个地方能这样做呢?

业余时间干什么?

有关早期硅谷的传说描述过一些狂欢会的情景——一起工作的同事往往结伴去某家聚会。一位现年40多岁的比较旧派的人回忆道:“那时候参加聚会的都是年轻人,就象在大学一样。除三、四个年过30的人,其余都更年青。本部门所有的人都会接到邀请。一般去赴会的是些年轻的秘书(往往是离了婚的人)、年轻的专业人员、工程师以及少数岁数大些的头头。主人招待几桶啤酒和各种食品。有配偶和成了家的人从不包括在内。然而,每星期五,总有一位夫人到场,因为她信不过自己的丈夫。每星期五晚上总是热热闹闹的。打那以后,一切都变得平静多了。企业老了,人也老了。再也没有昔日经常有的那般热闹聚会了。”

尽管家庭聚会仍受人们喜爱,但目前由公司举办一些聚会更为普遍,如圣诞节晚会和夏季野餐。一些大公司要租用一个礼堂,请来一两个乐队(由于占参加者大部分的青年人的爱好,通常是些摇摆舞乐队),提供晚餐,有舞会和其它娱乐活动。公司经理和副经理轮流到各餐桌前同大家祝酒言欢。在夏天,公司会租个公园,举行家庭式的野餐会,提供热狗和软饮料,为孩子们准备了种种游艺活动。有些公司还有自己的野餐地点,如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在圣克鲁斯山地区有一座面积为200英亩的公园,供雇员们游玩。

尽管微电子工业公司是出于对个人技术能力表示尊重才举办这些聚会的,但人们是否参加聚会,如在其它行业一样,是不重要的。卡尔·哈林顿工程师说:“在制造业,我们有许多随意参加的聚会。下班之后,我们进当地的酒吧间,祝某人走运。这几乎每月有一次,但参加不参加在你。如果你不去,也无关紧要。”

在崇尚平等的硅谷,少有的例外之一是,非常喜爱交际的推销员与所有其它人搞的各种聚会气派不同。推销员以举办讲究排场的聚会而闻名,这使其它人办的聚会相形见绌,尤其使那些喜欢交际圈子较小的“更聪明”的设计人员显得寒酸。30个设计工程师聚会一番就算是一个大型聚会了,但销售人员可不同了,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有大笔招待费,另一方面也因他们天生性格外向。

马克·拉森是因特尔公司的推销员。他描述了为他高两级的一个上司举行的一场出乎意料的生日庆典。“庆典是按西部的方式进行的,请来了一个县乐队。前来祝寿的人达70余人,由于房子大,并不显得拥挤。会上设有一个开放酒柜和一大桌自助便餐。人们穿戴得体,但很随便。所有这位上司的同级人员以及比他低一、两级的工作人员都接到了请帖。人们来去匆匆,我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节奏快的生活能令人醉心,而节奏缓慢下来则未必令人畅快。西格奈蒂克斯公司的一位推销代理人朱迪·惠勒在缅怀往事时说:“在周末,由于我并不计划做许多事,有时我厌烦得要死。我告诫自己,这样做是荒唐可笑。我已习惯于硅谷快速的生活节奏。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当节奏变慢时,我倒真感到无法忍受。”

再没有人会象当地旅游社和安排假期计划的人员那样同意这句话了。可以预料,硅谷人喜爱积极的体育式的休假,休假时常搞些体力方面的磨炼。潜水、打网球和滑雪是流行的假期体育项目。人们认为高尔夫球不够激烈。假期通常是短促的——每次为一个星期,顶多不超过两个星期。三、四天的超短期休假越来越为人们所欢迎,尤其是当这一假期与因公出差相结合时更受欢迎。最长的超短假期是一趟欧洲快速观光(由公司提供旅费)。那类为避免落伍而卖命工作的人都凑到一块儿来了,这是人们不愿有较长假期的一个原因。在因特尔公司工作的马克·拉森列举了另一个原因:“他们不愿接受长假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人。我了解到,一些人不能休假是因为无人能够顶替他们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铁饭碗。如果你不让人了解你干些什么,那么旁人是无法干你的工作的。这种情况很多。因特尔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实行定期休假制的。该公司强制每个人都要培养一个能顶替自己工作的人。公司雇员不应成为不可缺少的人,这一点对公司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业余爱好并不是十分普遍,也许因为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一天工作之后,有些工程师还得参加健身课或手球比赛,而其他人则累得四脚朝天。在国民半导体公司工作的薄膜工程师吉姆说:“人们一天干下来精疲力尽,因为那要花很大精力。我的上司讲过,一周开始时,他精力十分充沛,然而到了星期三,他开始觉得不行了。回到家里就喊累,看电视犹如观哑剧。整天同人打交道使我常常感到很累,很烦恼。我想干些不需要注意力或不用思考的无聊的事情。”

最流行的业余爱好要算电子学。卡尔·哈林顿评论道:“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整个白天为生计而埋头于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工作。下班回家后,他们通宵造计算机作为消遣。我朋友吉姆对软件无所不知。他曾开玩笑地把所有的小线路焊在一起造了一台计算机,这对他非常新鲜而又奇妙。一个从事硬件的人认为焊接线路真蠢,而编程序才够味。而一个搞软件的人则认为搞程序是件蠢事,焊接线路才是件快事。这正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的莱斯特·霍根说:“工程师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喜欢动手设计各式各样能工作的机器。这是工程学与科学的不同之处。我们制造能工作的东西。因此,可以理解的,当一个创业家成为百万富翁时,他常常在自己家里设有一个漂亮的小工作室。戴维·帕卡德就有一个极大的工作室。”

对于一些技术专家来说,在家庭工作室从事发明创造是放松的一种方式。为的是消除在公司干了一天发明工作所产生的疲劳。除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专利局之外,硅谷有美国唯一的一家按科目分类的专利图书馆。在森尼维尔的这所专利图书馆,允许使用者通过题目而不是编号查找一个专利,这有助于发明的人检查他的设计思想是否具有首创性。该图书馆每月光顾者有1400人。加利福尼亚发明者委员会努力保护初出茅庐的发明者免遭潜在的陷阱之害。这家志愿者联合组织为幼稚的发明者提供与当地一些懂得窍门的专业发明家接近的机会。此外,这家组织还就如何保护一个设计思想提供咨询,发给会员一份可求助的专利律师名单,并解答发明者的各种问题。

高技术、蔬菜和健康

在硅谷,无论男女都十分关心自己的体形。就象女人们那样,男人们也开始常常抱怨自己肚子大起来。人们都很注意饮食。那种体重过度、红头胀脸、脑袋光秃、吸雪茄烟、午餐中喝下第三杯松马丁尼酒的公司干部形象,在硅谷是不存在的。葡萄酒比白酒较普遍。人们避免食用肉类、土豆和肉汁,而喜爱鱼、东方食品或半块三明治和沙拉。

除工作之外,在硅谷,身体健康是件最大的事。这与每个人(不论男女)都有关系。卡洛尔·博格特谈到她参加一个推销会的经历:“在菲尼克斯开会期间,他们早晨六点半开始长达10公里的跑步。我也想试试,因为其他人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有50名男性和3名女性。我们都参加了赛跑。有些人跑了5公里就不跑了,但大多数人跑完了全程。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气候宜人和强调室外活动,是午餐时间在产业区的街道上到处是跑步者的原因。许多公司和产业区专门开辟了一些慢跑道,然而,慢跑的人数很快超出慢跑道的容量,跑到了各个街道。一个常见的公司活动是跑步俱乐部(尽管组织松散),并主办一次年度赛跑。比如,硅谷跑步协会是由国民半导体公司少数热衷于跑步和体育锻炼的雇员组织的。每年,他们主办一次1英里和一次10公里赛跑。其它大多数俱乐部也是如此。这样就形成几乎每星期日上午总有那么一群跑步者在某个产业区赛跑。

身体健康对雇员如此重要,以致运动计划已成为招工的担保。杰里·比弗斯负责协调基督教青年会运动计划,该计划下有好几千硅谷职工参加锻炼。“各公司正在提供种种运动计划来协助招工。存在着一种来自同行其它公司的压力。”去年,参加比弗斯主持的运动计划的雇员多达4500人。在硅谷许多司都有体育设施的情况下,比弗斯计划能达如此规模可谓令人惊叹。然而,并不是各公司都有足够的场地和时间来满足其雇员的需求。罗姆公司在这方面是个佼佼者,它有一套最精心建造的运动设施(体育馆、两个壁球场、两个游泳池、两处网球场,总共花费了150万美元)。但是该公司娱乐主任山姆梅德福介绍说,公司为3000名雇员每周只安排8堂跑步课。“我们没有时间或场地开办更多的课。体育设施已经全负荷了。”基督教青年会计划是通过当地5个基督教青年会分会执行的,上课时间安排在午餐时间或下班之后。每周有两、三节课,每期6~10周。

有文化还是没文化

《圣何塞新闻》在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中指出:“从外表看来,各硅谷公司已到二十一世纪了,它们拥有最雅致的办公室,最灵巧的电子计算机和第一流的管理人材。然而在涉及到支持慈善事业或艺术时,其态度就跟抠门儿公司经理差不多了。”

硅谷的公司平均只捐献其纳税前利润的0.75%,全国此数为1.1%。在全国人均捐款前60名团体名单上,圣克拉拉县的联合之路分会只排在第49位(9.31美元)。它落在诸如匹兹堡(16.96美元)、阿克伦(14.05美元)和新泽西的纽瓦克(1025美元)这类经济不景气地区之后。柯帕蒂诺的坦德姆计算机公司拒绝了“联合之路”请该公司雇员参加捐款的要求。尽管坦德姆计算机公司向其雇员“通报”了联合之路的捐款运动,然而,该公司在圣克拉拉的1000名雇员1981年总共只捐赠了2700美元。阿普尔计算机公司是一家捐款两万美元的公司,但在其1354名雇员中只有87人保证予以支持。

兴许,充满硅谷的自我至上和暴发思想是罪魁祸首。在这里,不少个人(和公司)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炫耀财富,招摇过市。由于雇员和公司持以邻为壑的态度,一味追求成就和利润,许多人从不考虑对社会承担的义务。或许,公司捐款和参加社会活动需要有个成熟的过程,只有到了一定的“年岁”才能在这方面成熟。圣克拉拉县最主要的捐助者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就是最老的电子公司之一。然而,也有一些老公词,如加利福尼亚微波公司(California microwave)和希里康尼克斯公司,却不向联合之路捐款。

联合之路常务主任托马斯·维斯说,许多电子公司经理和专业人员对社会需要熟视无睹,“我们有许多专业人员住在象萨拉托加和洛斯阿尔托斯这样的中、高级聚居区内。他们在平坦的马路上驱车前往风景幽雅的寓所。他们看不见受难地区的满目疮痍,也不接触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尽管硅谷各公司只捐献出微不足道的数额,但也有例外, 例如,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鹤立鸡群,它是圣克拉拉县向联合之路捐款最多的公司,1981年,它向联合之路捐赠了636907美元。1982年,该公司在全国共捐赠了1500万美元,其中包括价值1100万美元的器材。另外,威廉-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还捐款1300万美元。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创立者之一威廉·休利特说,他的确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一名慈善家,“也许使我卷入这一事业,是因为这是一个独特的美国现象。我们必须这么做,这符合国家利益。”此外,其它捐赠出众的高技术公司还有阿姆达尔公司、阿塔里公司、米萨瑞克斯公司(Measurex)、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森泰克斯公司(Syntex)。

由于人们对社会义务漠然置之,硅谷就自然缺乏文化活动,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鉴于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又十分富有的专业人员有可能资助艺术,说来奇怪的是,硅谷没有一个积极的艺术事业发展计划。一些可能的解释有:缺乏公司的支持,有近邻旧金山文化生活的竞争,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们对文化生活全然无知,以及室外活动的吸引等。

那些对艺术事业提供慷慨捐赠的公司通常也是那些有着资助慈善事业美名的硅谷公司。1982年,一位身穿皮衣,与真人般大小的“贪吃的人”走进旧金山市长黛安·范斯坦的办公室,递交了一笔100万美元的捐款。“贪吃的人”影像游艺机制造商阿塔里公司就是这样向“挽救缆车运动”捐款的。以不大惹人注目的方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向圣何塞艺术博物馆捐赠了25万美元。圣克拉拉县的人鱼海神(Triton)艺术馆从戴维一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那里得到9万美元的捐款。因此,在对待文化艺术方面,在这群吝啬的硅谷各公司中也有例外。

在硅谷,人们对社会活动、公民活动和慈善活动几乎漠不关心。一位工程师说:“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某个政党的党员,即使他们是,他们也从未提及此事。我们从不谈论政治”。一位公司经理的夫人说:“我记不起在我们朋友中间有谁从事社会工作。在典型的双职工家庭里,人们没有时间顾及那类事情。”圣克拉拉县志愿服务处报告,其成员廖廖无几。“人们再也没有什么空闲时间了。他们都在工作”。

据一些人说,人们谈论得比社会事务还要少的一个题目是宗教。对于硅谷大多数家庭来说,入教和定期上教堂做礼拜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正如一位工程师所指出的:“人们不谈论宗教。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信奉上帝或类似东西的,但是,他们不上教堂。这是人们不愿谈论的事。”

硅谷的艺术

由于硅谷的艺术活动有限,大多数有趣的活动常常以传统的形式出现。戏剧中心和圣何塞黑人戏剧馆在它们的作品“电子抵抗”——一出以一家电子工厂生产情况为体材的喜剧——中提出了计算机与文化这个问题。帕特·法伊的获奖话剧《喂食》,写的是一个硅谷家庭为在技术竞赛中获胜而牺牲了人情常理的故事。

在七十年代后期,流行艺术开始出现在许多硅谷出版物上。人们收集各种年度报告和广告,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情报,而是它们上面发表的艺术作品。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因富有想象力的推销运动而久负盛名。1975年,劳伦斯·本德为该公司的年度报告封面设计出一个抽象的线路树。这个封面十分醒目,以致该公司让本德除去文字,制作成招贴画,并印制成有签字的精美画片,用作经理的馈赠品。本德说,高技术公司为绘图设计师提供了商界通常少见的创作自由。高技术公司出售的大部分产品都是些抽象的东西,顾客看不见是什么玩意儿。结果,设计者就随心所欲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森尼维尔的维尔巴廷公司(Verbatim)是计算机活动磁盘生产商,它为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购买油画而在1983年设立了一笔10万美元的基金。除了在博物馆陈列原作品之外,照抄无误公司还把每幅原作复制成20000张招贴画,免费分送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装饰办公室的墙壁。现在,工作人员除了盯着计算机终端之外,还可以看看维尔巴廷公司的复制招贴画了。

森尼维尔社区中心是最先认识到微电子工业这种文化副产品的机构之一,并在其“歌颂硅谷”的展览中以这一先锋派运动为主题。这个美术馆成了“一个形式和功能、对称美和软件、舞蹈和双密集软磁盘传动装置的大杂烩。”戴维·克鲁斯展出了他用电子业的朋友送给他的线路板制做的丝屏风。他说:“这个行业的发展和扩大只有10年时间,但是,我已经在跟古董打交道了。”在另一间展览室里,陈列着阿普尔计算机公司布赖恩·埃勒斯制做的最新计算机图像机。布赖恩解释说,这个图像系统是为“徒手绘图的人设计的,为设计专业人员用来进行空间规划设计的。至于艺术?我是一名工程师,我的确不懂。”柯帕蒂诺的迪·安扎学院的海伦·尤弗拉特美术馆也组织了一次展览,题为“交叉:艺术一一技术展览”旨在寻找艺术与技术之间的交叉点。

因此,在硅谷,甚至艺术就其内容而言也是高技术性的。也许未来信息社会的艺术存在方式就是这付模样。

“如果工程师是高技术社会的技工,那么,生产 操作工就是这个社会的移民工人。”——罗伯特·霍华德:“硅谷的二等阶级”,《工作文件》1981年
“在公地自由放牧将毁掉一切。”——加勒特·哈丁:“公地的悲剧”,《科学》杂志,1968年162期。

硅谷的公司是一种商会的梦:没有污染,外表美观,吸引着高收入的经理人员和工程师。直到几年前,找邻居时,硅谷微电子公司似乎还是理想的产业。但到了八十年代,这幅美妙的画面上开始出现裂纹,硅谷的生活质量不断恶化。有时,在圣克拉拉县的南部上空,由于高速公路上汽车拥挤不堪,交通废气时常凝聚成一片褐黄色烟雾。除了污染问题之外,半导体芯片被盜也到了严重的程度。再者,硅谷已明显地成了一个社会经济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北县”这一工作地带,是高技术公司集中的地方,在那里,工程师和经理人员的住宅庭院宽敞,房屋舒适。以圣何塞为中心的“南县”,是微电子工厂熟练工的聚居地。他们的工资低微,干着疲乏单调、有时还有危险的活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第三世界的妇女,在她们看来,硅谷可不是田园诗般的地方。

犯罪——国内的偷窃与国际间谍活动

半导体芯片体积如此之小,以致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上一把放入口袋或饭盒里带出工厂大门。据估计,硅谷每年约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芯片被盗,其中一部分是成车地丢失的。除了国内犯罪外,国际上非法倒卖窃得的硅片是美国联邦当局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俄国人常常参与在圣克拉拉或森尼维尔的犯罪活动,这对美国在军用电子方面的领先地位造成威胁。看来,“天堂”硅谷确有几条毒蛇。

唐·霍夫勒说:“半导体公司有自己的安全政策,因为它们极易被盗。这种产品体积小,重量轻,经常被盗。在这一行业里,产品的损耗很大,许多芯片一下子不见了。不久,它们 在‘灰市’上出现了。”多恩是《微电子新闻》的编辑,并是一位有经验的硅谷观察家。一些半导体厂家给人以电子堡垒的印象:一队队武装警卫、对准公司停车场的电视摄象机、文件破碎机和红外线摄影机。例如,因特尔公司在硅谷有5000名雇员,在这儿配备了100名保卫人员,每年的安全保卫支出达200万美元;阿尔达姆公司有雇员3600名,每年的安全保卫支出为100万美元,配备了39名保卫人员。

圣克拉拉县行政司法局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犯罪与情报处”,以便对黑市倒卖的硅芯片进行调查。该县副检察长道格拉斯·索瑟德证实了这一估计:每年有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微电子技术和产品被盗。这一数字无疑是保守的,因为许多公司甚至不知道已被盗,或它们不想让顾客和公众知道它们的安全保卫制度遭到了破坏。县里组织了一个班子,专门对付高技术犯罪活动,并且县内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研究高技术犯罪的专家。他们除了调查集成电路和其它高技术元件被盗的活动之外,还受过对付输窃计算机数据库情报的训练。

硅谷的偷窃与一个活跃的“灰市”有关。在这个灰市上,合法与非法的经纪人把从半导体仓库运来的芯片卖给购买量小的某些计算机公司和其它公司(因特尔、国民半导体公司和费尔柴尔德公司这些大买主,直接从半导体制造商手里购买)。有时候,这些小买主急着要买到芯片,或渴望买到减价的芯片。这些是助长半导体盗窃活动的条件。当被盗物品通过灰市交易之后,由于经纪人的合作(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嘛),这些芯片可能会失去其原产地标志。这样一来,窃贼与经纪人就能赚取好多钱财——而公司则遭受重大损失。有时候,灰市上的芯片是些没有通过质量检查的次品,窃贼或经纪人在这些次品上贴上假商标卖出去。在以后的过程中,这些次品可能会被装进某件重要的电子设备,发生故障。在心脏起搏器、肾脏透析机以及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一台空间发射计算机中,都曾发现过不合格的半导体元件。硅谷的这个灰市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少量被盗的、伪造的或不合格的芯片可能混杂在大批质量好的半导体元件里,使得这些非法的芯片难以被发现。圣克拉拉县的副检察长道格拉斯·索瑟德估计,在硅谷有100~200名灰市商人。他们之中许多是合法的,但“甚至是最诚实的经纪人也会不时地头脑发热,有意识地受人愚弄”。那么,索瑟德的检察机关和其它官方机构是如何抓到盗窃芯片的贼呢?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对灰市的交易进行监视,当出现一宗不寻常的低价交易时,警方就要进行调查。索瑟德说,已有30~40起对非法灰市商人的起诉获得成功。

单片存储器公司(Monolithic memories)的感恩节

1981年为期四天的感恩节假日对单片存储器公司经理欧文·费德曼来说过得很平常。星期四,他同13位客人在他的萨拉托加的家里吃了烤火鸡,星期五,费德曼领着他这些城外的来访者到旧金山各处转了转。星期六,他在家里的小院里干些活儿。星期天,费德曼轻松一下,看了“旧金山49人队打败纽约巨人队”的电视转播节目。“我想这个周末很平常,到星期一我发现,我是大错特错了。”

就在感恩节的周末,森尼维尔的单片存储器公司仓库里价值320万美元的529000个半导体被盗了。这一盗窃案在硅谷的半导体犯罪案里创了纪录。这些半导体芯片体积虽非常小,但多达50多万个,也有一吨半重了。如果把这些芯片一个个连接起来,足有10英里长。这些芯片是目前电子技术的尖端产品,俄国人很快被怀疑参与了这一犯罪行为。

单片存储器公司3A号楼的被盗案难住了犯罪案调查者们。丢失的半导体装在100个箱子里,每一个箱子重30磅。这些箱子放在用铁丝网作的罐笼里,这种罐笼与高级摄影机和运动探测器相连,笼门紧紧地锁着。在离此50英尺的地方,每时每刻都有一名安全警卫值勤,注视着两台电视监视器,监视器每两秒钟为该地区拍一次照。如果3A楼的任何一个门被人接触一下,一个电子报警系统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在星期一早上案件发生之后,赶来的30名联邦调查局人员、县司法局人员以及城市警察,没有发现有人闯入的任何迹象。

单片存储器公司的感恩节盗窃案似乎是一次毫无破绽的犯罪。6个月后,在塔霍的南湖一个仓库里发现了这529000个半导体,破获了这起异乎寻常的盗窃案.一个名叫罗恩·华盛顿的单片存储器公司的安全警卫关了电子报警系统,协助两名武装窃贼偷走了这批半导体。他们把装有半导体的箱子用手推车运往一个装卸码头,然后装上一辆租来的卡车运到了塔霍湖。

这三个罪犯都被抓进监狱,被盗的芯片也归还给单片存储器公司。名叫华盛顿的警卫供认,他“经不住诱惑”,并说盗窃芯片是因为他需要钱。警方得到一份情报的提示,发觉了他在这一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警方精心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抓住了华盛顿。

在硅谷,单片存储器公司感恩节被盗案的教训一直没有被人们忘记。自1981年以来,许多公司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

格林大街上的情报收集中心

几年前,北卡罗来纳的一位渔民在海上捡到一个苏联的声纳浮标,是用于追踪美国潜水艇动向的。当拆开检查时,发现这个俄国仪器里有着与硅谷尖端水平的半导体完全一样的复制品。这一发现使美国的国家安全专家们大为震惊。

自此,美国政府大力加强了安全措施,以防止高技术情报泄露给俄国人。鉴于美国被认为在半导体、计算机及电信方面远远超过苏联,硅谷已被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美国军事资源。600多家硅谷公司属于保密范围,它们大部分是人造卫星、导弹、雷达和计算机方面的制造业公司。据估计,俄国人通过某些虚设的公司、谍报活动和不折不扣的偷窃,每年可获取价值15亿美元的高级技术。美国海军最髙谍报官员,海军少将小爱德华·A·伯克霍尔特说,苏联三分之二以上的军事技术是由间谍从美国公司偷去的,其中许多技术是从硅谷偷的。

美国微电子技术由圣克拉拉或森尼维尔传到苏联的这一过程,直接受莫斯科捷尔仁斯基广场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挥。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具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査局和美国军事谍报机构这些部门加起来的全部职能。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局”负责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展工作,它的“技术处”集中收集髙技术情报。技术处的主要前哨基地就是旧金山格林大街2790号的苏联领事馆。在领事馆大楼的屋顶上,有些天线要发送或接受来自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的信息,其余的天线能直接与莫斯科联系。然而,也有些天线是对准南部的硅谷方向,在那里,硅谷的一些高技术公司经常通过人造卫星向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和工厂发送信息。格林大街上的这些电子耳朵时常监听这些谈话,希望从中得到些有价值的商业秘密。在这个苏联领事馆里配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之中至少有8人是高技术的专家。在格林大街的这些活动是完全合法的。

流向捷尔仁斯基广场的许多技术是从公开来源获得的:如商业刊物、电子计算机展销会以及一个开放社会的其它信息交流活动。偶尔,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也从某些美国合作者那里获取技术情报。这些人出于贪婪而泄露出公司里一些机密或机要性的东西。

不平等——硅谷的南部

硅谷存在两个阶级,要跨越这种阶级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层阶级是高薪的工程师,居住在北县。另一半硅谷人居住在南县,集中在圣何塞及其郊区米尔皮塔斯和盖尔洛伊。他们是硅谷微电子工业的熟练工人,信息社会的无产者。这部分工人几乎构成硅谷总劳力的一半。1980年,圣何塞的中等家庭收入为22886美元,盖尔洛伊的中等家庭收入为19139美元,而北县的中等家庭收入则是48000美元。在南县,约7%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大都是些由单身母亲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

从历史上来看,硅谷是从斯坦福工业区开始发展起来的。尔后逐步向南往圣何塞扩展。处于北县的帕洛阿尔托、瞭望山、森尼维尔和柯帕蒂诺是微电子公司会首先选中的地点。这就象摆着各式各样工业发展带来的好处的大餐桌,每个城市自然都给自己的盘子多捞些。而盖尔洛伊和圣何塞排在就餐队列最后,给它们剩下的就是供给工人住房。从一个城市的财产税收这个角度看,为穷人提供住宅是一笔蚀本生意;相对于每人所交的税款额来说,这种城市支出的教育、福利、警察及防火等政府服务事业费用是高的。一句话,因为硅谷分隔为两部分,北县是在损害南县的利益情况下而获益的。

这些二等居民没有福气体验大众宣传媒介所宣染的那种硅谷生活方式。“对占电子工业就业人口一半的生产工人们来说,硅谷意味着低工资、没有出路的职业、低技术、疲乏单调的活计以及受美国工业中最为危险的职业病的威胁。这是那些高级工厂的阴暗面,无论是野餐、破格提拔、还是带薪体假,都无法掩盖的阴暗面”。种族与性别的歧视是居住南部的无产者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简单地说,硅谷最大的财富与权力拥有者——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者,是男性白种人。非白种男性（拉美血统人、越南人、菲律宾人以及黑人）和女性白种人, 在硅谷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较低的位置。少数民族妇女则处在这一职业结构的底层。

装配线上的工人是电子行业里薪水最低的。他们刚参加工作时的薪水是每小时450美元,接近法定最低工资。由于电子行业的工作通常不需要英语会话能力,并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很大(每年约有50%调换了工作单位),这些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找到。因此,公司虽然支付低工资,但仍能确保有源源不断的求职者,因为南县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储备。

对大多数电子公司的经理人员来讲,工会是十分令人讨厌的组织。目前,硅谷没有一家公司建立了工会组织。各公司经常警告其雇员有关工会的危险性,散发反工会的印刷品,还给经理人员和行政部门安排了如何防止工会得势之类的培训课程（例如由美国电子协会组织的培训）。硅谷最近的一次工会选举是1980年在瞭望山的雷锡昂半导体厂举行的,国际电子工人兄弟会没有取得成功。

一名工会组织者述说了几起反对建立工会组织的骚扰事例。一家公司里的一名雇员,因把工会的印刷品给她的同事们传阅而立即被解雇了,理由是她把上司停在公司停车场里的小汽车轮胎刺破了。亲工会的雇员们说,那完全是捏造。

1982年,在圣克拉拉县人际关系委员会主办的一次费尔柴尔德公司有不满情绪的雇员意见听取会上,一位菲律宾人说,她被解雇是因为她曾为一名讲他加禄语的工友(此人也被解雇)读过一份用英语印刷的工会传单。在这个听取会上,其它几位前费尔柴尔德公司的雇员也述说了他们的监工和经理人员的反工会活动。

尽管如此,可能成立工会的威胁对改善硅谷体力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还是起到了间接的作用。美国电子协会的一些反工会讲习班鼓吹,对工会的出现防患于未然是最有效的。硅谷各公司给予雇员大量好处,尊重他们,并向他们负责。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政策有点儿溺爱硅谷最宝贵的资源——脑力劳动者了。把雇员当人看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防止工人们组织工会,公司在处理与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上,这点尤其重要。

因特尔公司的鲍博·诺伊斯说:“保持无工会的局面,是我们大多数公司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假如我们象那些已经工会化的公司那样受制于人,我们都得垮了。这是我们这里的经理们最优先考虑的事。我们必须保持公司经营上的灵活性。我国的最大希望在于避免陷入劳资之间的分裂,它只能束缚我们的手脚,使我们软弱无力。”硅谷的头头们认为,工会化比日本人在微电子工业的竞争还要危险些。因此,只要这些头头们这样想,硅谷的公司就会继续对其工人采取高度家长式的关怀。

大约有2000名非律宾移民在国民半导体公司做工,相当于国民半导体公司在硅谷的职工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其它公司里,也有类似的第三世界移民集中的情况——例如,4000名越南人在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工作。在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半导体装配线上工作的主要是菲律宾人,在硅谷的其它几家公司里还有为数众多的讲西班牙语的工人。在不同的公司里,这种成员的种族构成集中现象是由于各种个人关系网造成的,人们通过这些关系网来找工作。在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工作的一位菲律宾女工,鼓励她刚从宿务市来到圣何塞的表妹到高级微型仪表公司人事办公室申请工作。这个表妹一旦被雇用,就可以在净化车间里同她的上司和工友们用他加禄语交谈。

一般说来,越晚来到硅谷的种族集团越接近职业结构的底层。目前,这一集团是越南移民。每月都有数百名越南难民来到圣何塞,其中许多是“乘船出逃的人”。南县是美国两处越南人集中地之一(另一个是圣迭戈)。

硅谷各公司装配线操作工中的种族构成若很分散,那会有些不利。不同的少数民族集团之间交往困难就是一个问题。费尔柴尔德公司在瞭望山的一个圆片制造厂是一座老厂,车间地面非常不合标准,但该厂的半导体芯片成品率约达70%(也就是说,30%的半导体芯片报废)。可是,它在圣何塞新建的一个漂亮洁的圆片制造厂、成品率却只有大约10%。这种生产质量上的差异,看来是与圣何塞厂里工人们语言和文化背景不同有关。在圣何塞那个厂里,装配线操作工大都是越南难民、台湾人或墨西哥人。许多工人不懂用英文书写的公司命令和规章。

一位半导体生产线操作工的一天

玛丽早晨6点起床,这样,在她上班之前就有时间给她的3个孩子准备早餐和帮他们穿好衣服。她从圣何塞东部的住家把车开上101号公路,把她那仅6个月的最小的孩子放在由她姑姑办的日托中心里。然后开车进入了通往瞭望山的缓慢行进的车流,在早晨的高峰时间里,这15英里的路程竟需要45分钟。当她把她那辆1968年产的布克牌旧车停在半导体制造厂后面的大停车场时,已快到早晨8点30分了。她气喘吁吁地来到更衣室,匆忙换上净化室的工作服。

然后,玛丽面对着似乎是无尽头的硅圆片生产线,在显微镜下检查次品。到10点喝咖啡的时间,玛丽的颈子和肩膀疼痛起来、她知道,这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这一疼痛将慢慢转成隐痛。但对领班诉苦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不管怎样,厂里最近威胁要解雇人。对半导体制造工人来说,要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是很难的。

因此,玛丽尽量地对付着于,她只对在邻近显微镜下工作的女友伊莎贝拉诉诉苦。为了消磨时间,她们低声地交谈,谈昨晚在电视上看了些什么,谈她们的工友以及她们的孩子。只管公司为工人们提供排球场地、游泳池、还有蒸气浴室,但是工人们在仅仅半个小时的午钣时间里是很难有时间利用这些设施的。到4点30分,玛丽开着她的老布克车(她充满深情地称这辆车为跌跌撞撞的大家伙)回到101号公路往家去,半道上把她的小孩接出来。

问到家后,她为孩子们做晚饭。然后,一边心不在焉地看西班牙语电视节目,一边同邻居(另外一位单身母亲)交谈。到晚上10点,玛丽开始犯困,在床上睡觉时她想,“好了,只要我不被解雇就成。”

地下工厂

人们常常把硅谷的汽车房同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或史蒂文·乔布斯和斯蒂芬·沃茲奈克这些获得成功的创业家联系起来。但今天的汽车房还有另一种联系,一种非法的、令人厌恶的联系,一种表明对第三世界妇女进行剥削的联系。

“在硅谷的底层,有一种地下廉价劳工。在那里,家庭妇女、外侨、难民、领福利金的人以及其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为挣得比法定最低工资还少的工钱而干活,而且他们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工人补助金之类的待遇。”这些“血汗工厂”利用了数以千计的不能接受合法雇用的非法外侨,这些外侨中的许多人都是最近来自墨西哥或越南的移民。这种黑市汽车房经营实行现金交易,这样就省去了本应作为工资支付的10%劳动成本和占劳动成本15%~20%的通常由受雇者交纳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金。因此,一个与“血汗工厂”签有合同的硅谷公司,就可以用每小时6~7个美元的费用完成每小时9个美元才能完成的工作。

装配线路板是一项容易分包给硅谷汽车房式工厂的工作。比如说,有一个微型计箅机公司需装配5万块线路板,每块支付50美分。需装配用的线路板与半导体通过一位中间人(这个人可能提取10%的酬金)由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运交。无凭无据,整个交易都是现金结算。汽车房“血汗工厂”并不是一项无足轻重的事业;知情人士说,它牵扯到好几千工人和好几百万美元的营业额。一位硅谷的经理估计,目前有200家这种“血汗工厂”在从事装配线路板工作。

如同任何与地位虚弱的人有关的非法经营活动一样,这里也有剥削。一位为加利福尼亚州劳动标准处工作的调查人员说,“在家庭工作的大多数人是拿不到法定最低工资的。受苦的是这些劳工。还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在家庭工作中,违反最低工资和超时工作法是经常的事。”在有些情况下,越南非法入境的移民必须交付150-200美元的“加入费”,以便找到一个黑市家庭装配工这样的差事。此外,“血汗工厂”的老板还得给直接管有关分包业务的公司干部一定回扣。

硅谷各公司间无情的竞争怂恿人们为降低劳动成本而不择手段,“血汗工厂”又具备交活迅速的特点,这些是地下工厂得以生存的保证。请看以下情况:在圣何塞的一个不景气地区,一名越南妇女把两名衣着体面的男人请到家里。屋里,炖在炉子上的汤在开着,小孩在后屋里玩耍。通过打手势和不成句子的英语,一笔交易成交了。这个妇女连同她的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及住在街那边的另一位妇女,将装配印刷线路板,每块50美分。这家“血汗工厂”的老板说:“我们干得快,就拿多些。干得慢,就拿少些。”

为什么州政府和联邦的官员不对硅谷的汽车房血汗工厂加以制裁呢?首先,这些厂很难识别。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互相合作,隐瞒它们的地点。它们大都由少数民族经营,他们的邻居和朋友(墨西哥、越南或菲律宾同乡)不会向政府当局报告。但每个人都知道它们的存在,并生意兴隆。作为信息经济的地下部分,这些“血汘工厂”进行着非法经营,它们是硅谷阴暗面的一部分。

在第三世界的装配工作

除硅谷的汽车房地下工厂外,微电子公司还在一些亚洲国家设立了半导体装配厂,雇用成千上万名青年妇女。在印度尼西亚,工人工资只占美国标准工资的5%左右。在香港,工人工资约占美国标准工资的25%。几乎所有硅谷主要的半导体公司及许多计算机公司,在亚洲都拥有“国外”装配厂。

这种独特的国际装配线是从1963年开始的,那年,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在香港建立了一个装配厂。在六十年代,硅芯片的最后测试是在硅谷进行的。各公司把硅芯片运往设在亚洲一些自由贸易区的各分厂进行装配,放进有防护性的塑料箱包装好,然后又空运到加利福尼亚进行最后检验。现在,大多数在国外的这种工厂都能独立完成所有的工序了,包括最后的检验以及“作标志和包装”。最初的工程设计仍全部在硅谷的公司总部进行。光是费尔柴尔德公司一家就在6个亚洲国家设有装配厂,另外在巴西和苏格兰也有它的装配厂。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硅谷的半导体公司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产业。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为获取技术和美元外汇,以及为其庞大的、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邀请这些公司到他们国家投资办厂。美国的半导体行业竞争十分激烈,人们对它寻求各种方式减少人工成本是不能加以责备的,尽管把装配工作转移到亚洲意味着减少了美国本国的就业机会。与1983年硅谷微电子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920美元(包括各种福利)相比,亚洲的劳动力要便宜得多。在马来西亚,每小时工资为60美分;菲律宾为50美分;香港为1.20美元。

在过去的五、六年里,硅谷各公司在美国各地开辟了十几个新的生产点。这些新“硅谷”与在亚洲的一些装配工厂一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拥有比较便宜而又非工会化的劳工。这种劳动大军中的大多数是年龄在15~25岁的青年妇女,她们中多数未婚并刚从农村来到城市。

硅谷是一个不卫生的地方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劳工统计与研究处的调查,电子工业的职工发病率比美国工业总的职工发病率要高得多。表面上看,微电子工厂具有惊人的吸引力。但在硅谷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卫生保健问题。

硅谷最明显的,也是人们经常谈及的问题之一是空气污染。由于这一地区是谷地,污染不容易消散。主要的污染来源是交通废气。因硅谷的人口激增,导致目前的拥挤状况,对如何运送人们去上班的问题,没有人做过认真考虑。现在,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一疏忽付出代价。在连接南县的工人与北县的工作地点的主要高速公路上,交通堵塞日趋严重。最糟的情况是,在早上通往北县、傍晚通往南县的公路上,出现长达几英里的“停车场”。硅谷90%的人每天驾驶私人汽车上班;没有人想过用公共汽车或上下班火车这些大众运输手段来解决人们的交通问题。现在,每天上下班来回路程平均为15英里,在今后几年内,将上升至22英里,增加50%。由于劳动力与工作地点,即南县与北县之间的间隔变得更为明显,今后的趋势是,家庭与工作地点之间的路程将变得更长。坐在被交通阻塞了的汽车内所浪费的时间将继续增加;今天,平均每天来回路上所花时间是46分钟。如果你的脑子里关于硅谷的图画还仅包括园地整洁的高技术公司,那么,还应添上主要高速公路上那几英里长的“停车场”。

如何解决硅谷的交通问题?在南北县之间修建新的超速干道是行不通的,因为早先的空地现在都已派了用场。改善公共汽车服务、轻便铁道(即现代市内有轨电车)以及上下班火车可能有助于解决交通问题;把更多的汽车集中起来合伙使用也是一个办法。硅谷各公司可采用最近由帕洛阿尔托市提出的建议:按雇员人数交纳公共交通税。不少公司里已实行弹性工作时间。这些都起一些作用,但自从六、七十年代硅谷综合体分化为南县北县以来,基本的交通问题仍在日益加重。

微电子公司也是造成污染问题的祸首。虽然他们不以冒黑烟的大烟囱为其特征,算是“干净”的工业企业,但是,硅谷的半导体公司每天还是向空中排出共达25吨的尘埃,这些物质与阳光起化学反应后形成烟雾。最近颁布的法规要求,半导体公司要过滤(或“净化”)所排出的废气以消除污染物质,为此,在今后的10年里要花3700万美元。

从居住来说,硅谷可算是个危险的地方,尤其对那些与半导体公司为邻的人来说更是这样。这一认识是从1981年12月4日开始明朗化的。那天,工人们为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在南圣何塞的工厂挖坑来建一个新的储水池。他们注意到,在一个从1977年就开始使用的化学储存罐周围,泥土的颜色是一种奇怪的铁锈色。往深处挖,他们发现这些工业化学品已从这个旧的玻璃纤维储存罐的底层渗漏出去。罐内用来计量液体容量的仪器已经失灵。受到沾染的泥土的面积很广,费尔柴尔德公司道知在附近有水井的大橡树林自来水公司(Great Oaks water Company),提醒其水质可能有问题。

离渗漏的储存罐最近的水井约有1,500英尺,井水受到1-1-1三氯乙烷(TCA)的污染,浓度高达国家卫生机构规定的可接受水平的近29倍。自1980年5月开始,共约有40000加仑的三氯乙烷从这个已坏的地下储存罐漏出。次日,离此最近的井被封闭了,但自来水公司和费尔柴尔德公司整整50天内没有把这一问题向公众透露。

家庭妇女洛兰·戴打开1982年1月20日的《圣何塞信使新闻》,读到了有关储存罐渗漏的消息。费尔柴尔德公司的这家工厂离她家只有四分之一英里远,她从窗口就看得见那家工厂。她家的用水是大橡树林自来水公司的。她最小的孩子有多种先天性心脏缺陷,差一点夭折,需要进行心脏外科手术治疗。戴夫人回忆说,她的邻居们曾抱怨水味不对劲儿。在过去三年时间,在她住的街区内,有4个孩子生下来就有生理缺陷,还发生两起小产,一起死胎。洛兰·戴写信给自来水公司经理,要求对此进行调查。她的举动引起了很多报界的注意,《圣何塞信使新闻》写了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她开始不断接到从美联社和《国民调查》来的电话。仅几天之内,大橡树林自来水公司的供水范围內就收集到了31例不正常分娩的报告。随着水质恐慌的蔓延,在旧金山海湾地区又发现了36起危险化学药品的泄漏事故,其中在圣克拉拉县有7起,与因特尔、休利特一帕卡德、西格奈蒂克斯以及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等半导体公司使用的化学溶剂有关。在洛斯阿尔托斯、瞭望山和子克拉拉的其它费尔柴尔德工厂也发现了这类情况。硅谷忽然间似乎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了。最后,发现有11个储存罐渗漏化学品。

洛兰·戴和她的265名邻居对费尔柴尔德公司、大橡树林自来水公司及一些政府机构提出控告,指责他们玩忽职守。起诉者的律师们预料,还会有100多人要提出控告。在法律诉讼悬而未决的同时,三氯乙烷事件使得公众对半导体行业使用的化学物品的处理情况十分关切。费尔柴尔德公司已经把那个有毛病的储存罐移走,并正在把其它一些地下储存罐挖出来放在水泥筑成的地窖里,以便今后出现泄漏时能受到控制。该公司已花费1200万美元用于清除污土,并在他们的厂区周围挖掘了100多眼井,抽出污染了的水。卫生当局正在调查水的污染问题,检査化学泄漏情况,并着手制定一条法规,防止今后出现类似事故。

也许三氯乙烷事件及其随之而来的公共影响,使企业界领导人、政府和社会人土的觉悟有所提高。他们将不再为硅谷半导体工业表面的“纯净”而自鸣得意了。

住宅与交通是大家公认的失去控制的硅谷问题,它是一个历史教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类似的事情可能会重演,不过这一次将是能源和供水短缺问题,那将限制硅谷今后的进一步发展。

对计算机和电子业制造商来说,一个绝对必需的基本条件是可靠的电力供应。任何电压不稳或临时断电,都将使计算机停机并毁坏其数据,或使半导体芯片的薄膜制造过程中断。电力质量的下降对高技术制造业意味着严重的财务威胁。因特尔的戈登·穆尔说:“我们对断电很敏感,由于这一地区的发电量接近饱和,轮流停电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使我们非常担惊受怕。”

1982年影响最深的事件之一是涉及到圣何塞污水处理厂的计划。污水处理厂的计划通常并不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然而对硅谷制造厂所产生的化学品进行处理可不是个一般的问题。光是用来改善圣何塞污水处理厂的费用估计要超过136亿美元。高技术公司使用的化学物必须通过阴沟冲走或以某种方式弄走,它们确实——很多很多。废物的排除与处理是硅谷的严重问题。避免化学物品从地下罐渗漏事故的重演,限制可能有危险的化学物品释放到空气里,这些问题在今后的10年中很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

公地的悲剧

硅谷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许似乎是孤立的,互无联系。实际上,它们都与高技术工业在硅谷的发展密切相联。硅谷地区有16个地方政府;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每一个政府都各自为政,怂恿各公司在它们的城市范围内安营扎赛,但与此同时，在公司雇员的住房问题上,却执行一系列自私自利的政策。帕洛阿尔托、瞭望山、森尼维尔及北县的其它各城市把住宅区重新划分为工业生产区。最后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住房短缺,出现工人上下班长距离奔波的问题,并造成了南北县劳动力在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

不幸的是,这种城市间追逐各自利益的做法意味着没有人,或至少说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会把硅谷整个福利作为个总体来加以考虑。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公司和每一个企业家都争先恐后地争当老大。在硅谷,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力量对强者大为有利,遗憾的是,强者所获取的大部分好处是以给这个体系里较穷和较弱的人造成的不利为代价的。硅谷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热心于公益的中心政府,这意味着一种生机勃勃、各行其事的忽视公共利益的工业发展,造成了一种社会经济不平衡的高技术体系。今天,我们过晚地认识到,在硅谷这个“天堂”里存在着许多问题。在美国其它地区新涌现的“硅谷”要避免重蹈这种辙,他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最近几十年来的硅谷历史代表了“公地悲剧”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概念是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杜撰的,用来描述这样一个局面,即一个人想干的事与他所属的社会体系的需要产生冲突。如果个人的独立性在这些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那么,公共利益就会受损,以至有害于这个体系,最终有害于这个体系下的每一个人。公地的悲刷是由中世纪英格兰的公共牧场发生的历史事件而得名的。出现悲剧的原因是每个农民都增加在村庄公共牧场里放牧的母头数,从而引起灾害性的过量放牧,最后导致公地的水土流失和消失。每个牧人都把自己畜群里增加一头牛看作是合理的行为,因为他觉得,相对于公共牧场里放牧的牲畜总数来说,他增加这一头牛只是个很小的数字。这种社会悲剧发生了,因为每个牧人都没有考虑到他们的个人行动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累积后果。

“在一个有极限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被闭锁在一个驱使他无限增加其畜群的体系里。所有的人都冲向这样一个目标,即在主张公地使用自由的社会里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然而,毁灭则是其归宿。”我们从各方面看到当代公地悲剧的例子：人口过多,工业污染以及全球军事竞赛。对社会福利缺乏关心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到头来就是如今日硅谷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

作为一个倍受羡慕的微电子高技术中心,硅谷正在,并将继续为人们所模仿。效仿硅谷的人们要从硅谷过去30年的经验中吸取一条重要教训:鼓舞着个人主义创业家的那些因素和力量,如果没有被人所理解或不能有效地进行控制,就会导致象今日硅谷各种问题所显示的公地悲剧。这是一个严肃的,值得人们注意的教训,一个为过去有关硅谷发迹的种种报道所不大注意的向题。

如果早先对硅谷的发展能更好地进行规划,如今在圣何塞的市中心和主要交通线一带就会有更多的高层建筑,发展起一个由多条公共汽车支线组成的大众运输系统,用来运载人们上下班。税款可由各城市分担,各城市间相互合作,制订一个使住宅与工业发展完美结合的综合方案。当然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地区政府考虑这整个体系的总的福利,形成一种对抗16个社区、几千家公司以及大批野心勃勃的高技术创业家那种贪婪自私力量的平衡因素。微电子公司不但要考虑到他们的净产值和年度利润,而且也要关心这个体系和社会,对此,他们应奉行一系列有见识的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

天堂的代价

高技术天堂里出现各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也许甚至是功能性的问题。在一个自由企业制度里,制造业要寻找廉价劳动力。硅谷的廉价劳动力把高技术产业吸引到这一地区来。这样,大批低收入工人这个问题就成了一种共生现象。

其它问题也同样是天堂不可避免的附属品。硅谷充裕的财富是引起犯罪的一个因素:有了象硅芯片那样贵重而又小巧的东西,而安全可靠性又被人们过份依赖的时候,唯一的问题就是离下一次劫夺还有多长时间。相对于硅谷的个人与公司财富数量而言,犯罪率实际上还是比较低的。问题在于人们不能把硅谷微电子工业好的一面(如财富和就业),同犯罪、污染和不平等这些不利的一面分开。

硅谷的有些问题,其它一些都市也有。在美国其它一些城市,由于缺乏协调的地区规划而导致人口密集、环境污染及住房紧张,这不能被认为仅仅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所造成的。然而,圣克拉拉县发生各类问题比其它地方出现得要快。其它问题则与不可一世的创业家们的暴发思想和剥削手段有明显的联系。黑市装配线路板因有利可图而十分猖獗,由于公司不愿意拿出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制止犯罪行为,致使计算机犯罪活动泛滥成灾,只要几乎对人人都有利,违反专利的行为就会不断发生。

兴许,最大的威胁——它将继续被人们所忽视——是在牺牲共同利益的条件下专心致志于一己私利。除非高技术产业和硅谷认识到这种悲剧,否则到头来它会成为毁灭这个“天堂”的问题。

“我们正在跟日本打仗,不是用枪炮和弹药打仗,而是在用技术、生产率和质量打一场经济战。”——国民半导体公司经理查尔斯、斯波克1981年对公司雇员的一次讲话
“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措施阻业日本人对美国市场的渗透,珪谷将成为一片废墟。”——因特尔公司副董事长罗伯特·诺伊斯,1982年

也许信息社会真正开始于1973年10月,当时斋月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中断了世界原油的供应,石油价格飞涨。石油输出国组织削减石油供应的决定,使这个卡特尔成为世界注目的组织。国际贸易中这种里程碑式的变化,标志着工业时代赖以存在的无限廉价能源的结束。1973年后,日本美国和其他北方富国开始把信息——而不是能源——作为社会赖以运转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国家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移时,信息可以代替能源。日本人最迅速和最充分地懂得了信息等于能源这个道理。1973年的危机对日本是个沉痛的教训。它的面积只有加利福尼亚州大小,而人口在美国的一半以上,并且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

日本政府及企业界领导人预见到工业时代的终结。1971年,日本通产省釆取了一种旨在对世界计算机销售大大增加控制力量的政策。因为计算机是一个信息社会的心脏。这种政策意味着要取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产省知道,要想成为计算机方面的带头人,日本将必须首先取得半导体方面的优势地位。硅谷正横在日本前进的道路上。

最近一家美国高技术公司的经理说:“日本在任何一个他们选择的领域都击败了我们,如收音机、电视机、拉链、汽车等等。他们以优质低价战胜我们。现在,他们又以技术创新来击败我们。而我们无法防御他们。很快美国就将只是日本的一个粮食和原料的供应者,并且是日本制成品的购买者。日本正迅速地使美国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5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长了5倍。今天日本占有世界经济活动的10%,尽管它仅占有世界面积的0.3%和世界人口的3%。日本经济从1945年战败时的最低点恢复的速度,正如人们经常所描述的那样,实在是一个“奇迹”。

日本人是怎样干的呢?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引进技术,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例如,索尼公司在1953年花了25000美元买到制造晶体管的许可证。日本诸公司在半导体方面沿用了相似的战略,仿制美国设计的产品,随后使其质量更高,但价格却更低。这种技术转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受到鼓励,当时美国认为日本是虚弱的。仅在近几年美国公司才开始限制新技术向日本输出。正如一家美国公司的经理所说的:“现在我们需要多卖牛奶而少卖奶牛。”

美国以另一种方式援助日本经济的恢复——担保日本的防务,在日本的岛屿上驻扎了45000人的军队。日本的国防开支仅占它国民生产总值的1%。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数字是日本的5倍。

美国人被日本消费品所吸引:美国境内的15%的摩托车是日本生产的,60%的电视机和20%的汽车也是日本造的。日本每年对美出口大约是500亿美元,尽管日本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对日贸易赤字还是达到每年180亿美元。

导致日本经济奇迹的一个因素是它同美国的特殊关系。但最主要的还应归功于日本人民。他们具有艰苦奋斗的美德、高水平的教育和可直接转化为事业成功的团体协作精神。这些品质可能来自于日本传统的水稻种植文明,那种生活方式需要有团体意识和共同劳动。这些特性正好适应了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

日本享有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自由民主党已统治了28年。政府和私人企业密切合作,形成了一种被美国人称为“日本公司”的官商一体合作模式。日本政府对其国家未来的设想,是要领导世界的微电子业。

考虑了这一切问题后,硅谷的经理们因担心日本的竞争而惶惶不可终日,那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全世界要警惕啊,日本人来了!

64K随机存取存储器这种微电子工业基础芯片的研制过程,最充分地说明了日本人对硅谷微电子工业的威胁。一位著名的观察家说:“作为创新与创业堡垒的美国半导体工业,在遭受了第一次重大的失败之后,在遭受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之后,还在头昏目眩。”这次失败是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研制上。

64K随机存取存储器至少在几年时间内将是微电子计算机业的核心产品,预计在半导体产业史上它将成为销售额最大的种芯片(图12.1)。这种产品代表着微电子技术的尖端。谁控制了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谁就在最近的将来握有大的商业实力。对于已经进行着的25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研制工作来说,掌握了64K生产技术者的战略地位,也是值得羡慕的。

64K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是一种包含着64000个以上——确切地说——65536个存储单元的一种半导体芯片。随机存取存储器意味着半导体芯片中的每一个存储单元都可以被单独地访问,而不是一定须从起点开始,顺序到达所需的单元。因此,每一单元都可以随机存取。一个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在使用中需持续充电。这样,当一个64K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存储单元中的信息不再需要时,可以输入新信息以代替原有的数据。通俗地说,就是存储单元可以反复使用。

64K随机存取存储器最重要的应用是计算机。储存芯片用于储存数据,并且当它与诸如微处理器这类数据处理逻辑芯片结合使用时,随机存取存储器就成了计算机、导弹、机器人或其他微电子产品的“大脑”。美国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方面的失败,是它仅控制这一产品世界市场的44%,而日本的公司则控制了56%。

在1973-1975年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半导体公司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雇员,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削减了一半。当经济回升时,美国公司尚未准备好。到1978年,日本的半导体公司已控制了大约40%的1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市场。与日本生产1K和4K随机存取存储器时的情况相比,这一市场份额是个惊人的增长。日本人在16K随机存取存储器上的成功,使硅谷半导体公司开始警觉日本的竞争。他们开始看到将要来临的是什么——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美国公司在研制1K随机存取储器方面以及在研制4K和16K方面,一直领先于日本。这三种产品的基础创新都是由美国公司作出的,然后由日本半导体公司拾去并加以完善。然而,现在日本人支配着64K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并且他们还着手搞25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销售了。这表明老的竞争格局正在改变。昨天的技术追随者变成了今天的技术领先者。1983年开始销售25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五家公司是富土通、三菱、日本电气、东芝和莫托罗拉,仅莫托罗拉一家是美国公司。

一些观察家感到,尽管在其他微电子产品方面(如常用芯片和微处理器),美国的前途仍是光明的,但由于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竞争中败北,美国在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可能已结束了。在计算机软件方面,美国还是强有力的。然而,半导体存储器是整个微电子业的基础。如果美国在随机存取存储器技术方面的创新优势丧失,其他领域(如计算机)可能也将被超过。美国公司丧失了64K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的支配地位,在单纯的经济意义上说、也是重要的。虽然至今已销售了1000多万个64K随机存取存储器,但是这个数字仍不到所预计将会销售的全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1.5%。到1985年，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销售额将达到20亿美元,大约占当年全部半导体销售额的10%。

硅谷半导体公司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上的挫败,使鲍博·诺伊斯、杰里·桑德斯和他们的同事们咬牙切齿,并寻找新的途径以同日本人决一雌雄。在1981年10月,因特尔公司和美国微型仪表公司达成协议,联合研制新的半导体产品.并可以制造对方研制的某些芯片产品。因特尔-美国微型仪表这两家公司的协议,标志着美国微电子业从内部激烈竞争转变成合作。

对于日本在64K随机存取存储器上的胜利做出的第二个明显反应是,美国半导体公司和计算机公司趋向于联合进行研究与发展工作。在1982年2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50家美国公司的代表们呼吁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合作。“我们的微电子和计算机业正由于研究与发展工作的严重重复而受到损害。每个公司都重复去搞别人已完成的发明,这是一种最为有害的浪费。”美国半导体生产商和计算机公司现在正集中资金和人力搞几项研究与发展的合作项目。

学习曲线这种现象,首先给推出某种新半导体产品的厂商带来财务上的好处。当一种芯片供应最增长时,其价格就下降。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价格已经在猛跌了。1982年,64K随机存取存储器每个售价5美元,而1981年是每个50美元。在64K随机存取存器价格下跌如此迅速时,莫托罗拉公司请求美国政府调査日本的物价政策，它提出,日本公司可能是在亏本销售64K随机存取存储器,以便垄断市场。美国半导体公司要求政府实行关税保护并修改法律,以便美国公司能够密切地合作。数十年来,硅谷公司对华盛顿持怀疑态度,宁愿不要美国政府过问而自己去干。但这期间用本在半导体存储器方面的进展,迫使美国的微电子公司不得不向政府求援了。这样,日本的威胁促进了硅谷的政治化。

Z理论:日本风格的管理

威廉·C·大内博士是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一位经营管理学教授。他写了一本畅销书——《Z理论-美国企业如何对付日本的挑战》。该书连续22周成为《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目,创了一本学术性著作的记录。无疑,Z理论受欢迎的原因是时间上的巧合: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恰逢底特律正在崩溃,众多的美国人要求对日本在汽车、录相机和其他产品方面的优势做出解释。

大内的书指出,答案要从日本管理风格的性质来找。该书认为,一批美国公司已在成功地表现出一种日本式的美国管理风格(所谓Z理论),这表明,高超的日本管理方法有很多方面可以应用于美国。遵循Z理论的大部分实例,是高技术公司,其中很多公司是在硅谷的公司。实际上,大内的大部分现场研究是在象休利特一帕卡德这样的公司中进行的,当时他还没到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而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教授。

日本风格的企业管理,主要成分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多种多样福利待遇。终身雇佣的后果,意味着对雇员进行的各种在职训练项目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工人将在公司待很长时间。但是,为了能对工人实行终身雇佣,日本经理们就必须有效地对付经济周期造成的一些经济不稳定性。

同典型美国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对它的雇员来说更为重要得多。人与人之间的大部分接触是在工作中进行的。共同工作的人在工作时间外有更多的时间是一起渡过的,例如,雇员们下班后经常在一家饭馆用餐。在一起工作的日本人感到他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并且工作时间以外再聚会对他们好象是再自然不过了。

日本公司的特点是雇员之间的广泛联系和决策权分散。在许多公司中,早上工作开始前的4-5分钟集会已是惯例。对日本工长们来说,通过让下级工人参加讨论而作出决定,是常见的事。这种自下而上的联系使得领导者起到一种协调、统一和为取得一致意见而努力工作的作用。

大内这本论述Z理论的书总的命题是不容争辩的:象对待人一样对待你的雇员,邀请他们参与公司事务,答应他们将长期在公司工作,而他们将会做更多的质量更高的工作。这种管理风格反过来将使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赢得雇员们的忠诚,他们不会离开你的公司去与竞争者合作。

Z理论适用于硅谷高技术公司的独特状况,并且一批微电子公司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管理风貌。例如因特尔公司、阿普尔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坦德姆公司就是如此。并不是他们受大内著作的影响而去这样做的。或许你会奇怪,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硅谷高技术公司实行Z理论那套管理方法呢?有些公司(如国民半导体公司)决定不搞Z理论的那套。在国民半导体公司,半导体业出现萧条就大量的解雇,然后在该行业复苏时又大量雇用。

少数硅谷的发言人认为Z理论只是在吹捧日本的优势。“理论就象是电子产业的斯卡斯代尔食谱”,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杰里·桑德斯责备说,“它除了廉价推销这种见解——日本管理优越于美国——之外,再无什么货色。而那种见解不过是一种神话。”

一些硅谷人员认为,Z理论虽有些道理,但由于美、日文化的差异,在运用时不能整个搬过来。“同样是以尊敬和礼貌待人,但这种苹果馅饼也得是美国式的,而对许多人来说,终身雇用制似乎象是终身奴隶制”,数据查询公司副经理弗雷德·齐博说。尽管如此,与几年前——64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竞争之前——相比,硅谷公司对于学习他们日本竞争对手的管理方法,兴趣要大得多了。

每家主要的日本电子公司都与其他一些公司具有松散的联系,是某个“系列”(企业集团或财团)的成员。系列是一些相互兼任董事和互相拥有股权的公司的集合体。一个系列通常又在每种重要产业中有一个公司,例如松下系列包含着东芝(微电子学)、丰田汽车公司等等。作为一个系列的成员,有几种好处:比较容易获得资本;可有一个销售产品的国内市场;由于使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三井或三菱,可以减少广告费;可能得到产品计划工作方面的支援;有利于打入国外市场,因为每个系列都包括一家贸易公司。每一个微电子公司画都是某个系列的长期稳定的成员,各成员公司之间由财务、购买与销售关系、以及管理而联系在一起,并以一个系列银行为中心。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硅谷不断分裂出新的半导体公司。对比之下,日本建立半导体公司的模式则完全不同。六、七家主要的半导体公司是一家更大的电子公司的分部,后者又是某个财团的成员。这种垂直结合的一个特殊优势在于,一个半导体分部同它的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象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这样一些美国电子公司的半导体分部也有类似的优势,但大多数硅谷半导体公司并不是一家更大的电子公司的一部分,所以它们没有这种优势。

通产省和日本公司

日本通产省在离皇宫几个街区的东京商业区一幢暗灰色的11层大楼中。通产省这座方型大楼里尽是身着黑色西服头脑聪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是东京大学法学院和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们挤在办公室里同文件堆和根本算不上精美的办公设备为伍。

通产省是日本智力和权力的最大聚集地;它的管辖范围从控制全国性的自行车赛赌场活动,到分配电力,以及筹划国家产业政策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战时的军工部发展而成的。它如今在日本与硅谷进行的这场半导体-计算机“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协调作用。通产省通过一整套复杂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来影响日本的私营公司;美国人往往用“日本公司”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官商一体密切合作的关系。

几十年前,通产省鼓励日本钢铁业的口号是:“钢铁就是国家”。很快日本就以世界最低的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钢铁。大约十多年前,通产省认为,未来决定于计算机工业,特别是决定于作为计算机基础的半导体工业。于是计算机-半导体成为一种目标产业,就象过去的钢铁工业那样。未来一代的半导体芯片被通产省称为产业的粮食,其意思是说,下一代半导体芯片是正在出现的信息产业的基础。七十年代耒、日本投资3.2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官商合办的半导体研究中心(它已经有了1000多项专利发明),其中通产省出资1.3亿美元。这项研究措施帮助日本半导体公司赶了上来,并在某些领域超过了他们的硅谷对手。

通产省是强有力的,因为它代表着举国一致的意见:为了经济发展,要把微电子方面的技术创新放在优先地位。通产省决定着日本的经济政策。日本的国会和法院,主要是在(或如果)官僚们走得太远时才出面干预。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来影响微电子工业,具体方法是给予半导体和计算机公司以优先地位,指导国民认清它们的重要作用,提供资金,减免赋税,以及给予研究与发展工作方面的援助。其结果是,日本微电子业的集中、联系和协调要比硅谷对手强得多。美国和日本微电子业之间这些差异。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各自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不同——美国崇尚独立和竞争,而日本则是信奉集体主义与合作。

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与美国明显不同,美国微电子业对政府的影响很小,并且几乎没有得到联邦政府机构的帮助。与日本不同,美国政府对微电子公司持超然态度。在日本,政府和企业是共同努力的合伙人,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同盟式的;在美国,这种关系则往往是相反。日本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些正式的团体和非正式的关系,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相互影响。在日本的微电子业中,由若干公司组成的一个产业协会主持着一些合作研究项目。这个产业研究机构活动经费来自协会会员的会费和一种政府特别税收——由通产省协调并征收的全国性自行车赛赌注税(每年这种税收约有1000万美元用作研究与发展经费)。

因此,通产省和私营企业是以一种关系网而结合起来的。这种关系导致了对产业政策形成举国一致的决策过程。通产省在这种决策过程中是个意见协调者和意志统一者。一个日本半导体公司经理评论说:“政府应该走在产业前面半步,但不是整整先走一步”。相比之下,硅谷公司的领导们则坚决主张:“我们不想同政府的官僚们合流”。一位企业领导人说:“我们坚持保留失败的权力。”或许在政府和企业关系上美、日的本质差异在于:美国没有高技术产业政策,而通产省有。

正如硅谷公司对日本对手表现的担心那样,后者确是美国计算机工业巨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块心病。日前日本计算机公司仅控制世界市场的10-15%,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一家就控制了50%。日本希望到1990年将蠃得30%的市场份额,首先要在发展中国家增加销售(特别是在亚洲),然后打入美国市场。

日本是在严重不利条件下开始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发起攻击的。主要的不利条件是日本的文字,它包括2000多个书写符号,每个符号都是一个表意符号,这些对计算机处理来说是难之又难的。假定有那么一部计算机或一个打字机,它的键盘有多达2000键——那得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你所需要的键啊!为了克服语言文字方面的这一严重阻碍,研究与发展工作要优先解决印刷符号的视觉识别和声音识别问题。日本的计算机通过识别语言和书写符号,能做一些令人惊愕的事情。然而,英语仍是世界范围的计算用语言。

在计划使计算机赶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方面,通产省通过进行两个合作课题起了带头作用。这两个课题是:第五代计算机项目;国家超高速计算机项目——通常称为超级计算机项目。第一个项目开始于1982年,计划搞10年,投资额为4亿美元。第五代计算机项目的目标,是创造一种功能更大大接近人类的计算机新品种。第五代计算机将很容易使用,因为它被设计成能够学会解决它本身的问题,即能够从自己的运行经验吸取教训。这种新型计算机将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最新成果,以便摹拟人的识别能力,它还将能处理图表之类的非数字信息。通产省增设了一个新机构——新一代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由它来统管第五代计算机研究项目的实施。这个研究所包括了通产省、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和日本其他8家最大的计算机公司。通产省要求每家公司都出资金,并派出他们年龄在35岁以下的出类拔萃的计算机工程师。第五代计算机项目获得成功的一个希望所在,是造就一批杰出的计算机设计师,他们将代表着信息社会技术专家们的精华。

计划用于打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对世界计算机市场统治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超级计算机项目”,计划在八十年代之内完成,耗资1.4亿美元。通产省的目标是生产一种比目前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快1000倍的计算机。为达到这样的高速运算能力,超级计算机项目将用砷化镓制造的半导体芯片替代硅半导体芯片。这项合作的研究与发展活动包括了通产省和日本其他主要的计算机公司。如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一样,每家公司都得出钱,并且派出其有才能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超级计算机计划用于原子能聚变模拟、气象预报和空气动力学分析之类的科学领域。所以,超级计算机是为将来在各个领域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一种科学工具。世界第一部超级计算机已由美国国防部用于计算火箭发动机周围气流的动力学数据。完成这种任务每次要用18小时。而设计中的日本超级计算机,干这种事每次只需10秒钟。

通产省通过象超级计算机这样的联合研究项目,统一指挥相互竞争的各计算机公司的研究与发展工作。研究与发展工作是各参与公司都希望去做的工作,而各公司的协作有助于防止这方面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各参与公司在第五代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项目有任何发明成果时,都将首先获益。用这种方式,鼓励日本计算机公司之间互相竞争,虽然它们在通产省主持的项目中进行着合作。

美国微电子公司声称,“日本公司”代表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形式。肯定地说,尽管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日本正在技术创新方面赶上硅谷的唯一原因,但通产省对日本的公司所提供的独特援助,使它们得到一种相当大的优势。美国公司可以自由地组织合作的研究与发展项目,至少在反托拉斯法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如此。实际上,作为对“日本公司”的回答,在八十年代已产生了几个合作研究项目。美国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一些长期的国家政策来协调美国高技术公司的活动但目前它还没有这样做。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需要担忧“日本公司”的竞争吗?一个最近参观通产省合作研究项目的人,把这些项目比作计划打一场游击战的一伙革命者,其意思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不用太担忧。也许是不必太担忧,但通用汽车公司在几年前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日本在汽车领域是怎么干的

底特律与日本竞争的关系,给微电子工业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对美国汽车业的一项分析表明,美国的汽车生产成本大大高于它的日本对手,而质量却不如人家。当美国顾客被问及是否他们愿再买同一构造和样式的汽车时,买过国产小型汽车的顾客77%回答“是”,而买过进口汽车的顾客要有92%回答“是”,今年在美国销售的每4辆小汽车中,有1辆是日本造的。

1960年美国生产了800万辆汽车,占世界总产量的48%,而日本那时的产量仅占3%左右。1980年是日本取得世界汽车生产霸权的转折点,它占了这一年世界汽车总产量的28%,而美国下跌到只占20%。美国的汽车厂开工率只有一半,年亏损额达42亿美元,这对任何产业来说都是损失最惨重的记录。底特律的灾情在1980-1982年继续恶化。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汽车业必须转产小型汽车,当实行了这种转变时,小型美国汽车的销路还是不如日本的微型汽车。

生产一部小型汽车,底特律的成本要比日本多2203美元。日本在成本上主要优势是:(1)劳动成本低,这主要因为日本仅用60小时就装配一部汽车,而美国要用120小时,这就省了550美元;(2)零部件的库存量少,这一项又省了550美元;(3)劳动管理好,节省成本478美元;(4)质量管理好,节省成本329美元;(5)以及技术更先进、旷工较少等等其他因素,这些又比美国省了296美元。海运以及其他有关费用花去了日本这2203美元优势中的485美元,但这仍意味着在美国市场上,一辆日本小汽车能以低于类似美国小汽车1718美元的价格出售,或者意味着使丰田和日产汽车公司得到1718美元的超额利润。日本通过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高质量和劳资密切合作,创造了这一差异。

日本的技术大部分来自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罗杰·史密斯对其公司500名高级经理说:“我们再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接过我们的技术,并在我们所擅长的比赛中打败我们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其他的汽车公司现在仔细地研究日本工厂,想看看能从日本人那儿仿效或借鉴些什么,同时公司的经理们正在同日本汽车公司一宗一宗地进行交易。通用汽车公司已同意进口铃木和五十铃汽车公司的微型汽车,因为它自己生产这种汽车不合算。1983年初,通用汽车公司和丰田公司同意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里曼特市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家工厂生产小型汽车。这种汽车将由丰田设计,使用丰田的引擎和传动装置,而且工厂经理将由日本人担任。美国汽车公司正在买回他们传授出去的技术发明,同时取得日本经营管理和工作伦理方面的成果。

对美国汽车制造商们来说,日本汽车打败底特律是一个丢脸的经历。

质量

在一个老的幽默短剧里,鲍博·霍普从他的口袋里拔出一支手枪,并试图开枪。手枪扳机不住地卡嗒卡嗒响,然而枪却没有响。霍普检査了手枪,然后嘲笑说:“日本货”。多年来,“日本货”成了质量差的同义语。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了,日本公司生产的半导体,其质量比美国还高。

半导体工业主要问题之一是,由于质量和可靠性差而使大量芯片报废。半导体生产公司的报废率,一般大约是50%。此外,购买芯片用于计算机之类产品的公司,还得对每件购入元件进行所谓“质量保险”的进一步检验。

1980年3月2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日本电子工业协会一次会议上,日本半导体质量的优势像一颗炸弹爆炸了。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的数据系统分部总经理理查德·W·安德森放映了一部幻灯片,把美、日公司的半导体质量做了比较。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在979年里从3家日本公司和3家美国公司购买16K随机存取存储器。美国质量最高的一家公司的产品所出的故障比率,也是日本质量最低的一家公司产品的6倍。幻灯片放映到银幕上时,你可以听到观众一起啧啧不已。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没有交待卖主是谁,但一位知情的观察家说,日本的公司是富士通、日立和日本电气公司,而美国的半导体产品来自因特尔公司、莫斯泰克公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

硅谷各半导体公司对安德森放映这套幻灯片的直接反应是一片愤怒。后来他们着手提高芯片生产的质量,大概这正是安德森所希望发生的事情。半年后,安德森报告说,美国公司向休利特-帕卡德公司提供的16K随机存取存储器,质量提高了将近1倍。但是最好的美国公司仍然比不上最糟的日本公司。日本的竞争已对硅谷的半导体公司起了有益的影响,推动了他们更加重视质量。这种质量改进的动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顾客的要求。

在美国,质量管理通常是作为生产过程一部分的严格的一再检查的同义词。对比之下,日本的方法主要是防患于未然——在一种新半导体产品最初计划过程中,它的结构就要设计得尽量减少失败的可能性。在质量管理方面,还花大气力来作人的工作,激励工人们发挥技艺,以致使每个雇员实际上变成一个质量管理的专家。日本的经验表明,工人自己就能使质量大大改进。日本公司中成立了各种各样的质量管理小组,每个小组由大约12个共同工作的人所组成。质量管理小组定期开会,通常每周聚会一个小时,讨论改进工作的意见,组长把他们的意见送上级机构,以最后决定是否执行这些建议。

日本的质量管理方法,在七十年代开始得到全世界的钦佩,人们认识到,日本产品之所以畅销,不仅是因为它们的价格有竞争力,而且因为日本货质量高。在几十年时间内,日本货的质量由一种笑料成为人们所钦佩和仿效的对象。

日本怎样得到美国的技术

直至最近以前,日本公司一直是购买美国的微电子技术。例如,日本的日本电气公司同因特尔公司和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签订了一些技术援助协议,日立公司同莫托罗拉公司有个技术特许协议,富士通公司同高级微型仪表公司也有一个类似的合同。无需说,这些出售技术的交易都是在硅谷认识到日本威胁之前做成的。

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日本的公司利用了另一策略取得硅谷的技术诀窍:他们建立了一些被轻蔑地称为“间谍商店”的机构。1977年,日本电气公司买下了加利福尼亚州瞭望山一家半导体公司——电子阵列公司(Electronic Arrays)。这家日本电气-美国电子公司,是其日本母公司在美国的一个分支,如今在硅谷的中心地带雇用了600名雇员。除了制造芯片之外,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探听技术情报并将其送到东京。其他日本微电子公司也在硅谷设有坐探;东芝公司1979年买了马鲁曼(Maruman)半导体公司,富士通公司拥有阿姆达尔计算机公司的36%股份。一种合资企业,如东芝公司与逻辑电路系统公司(LSI)合营的逻辑电路公司(Logic,Inc.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克拉拉),除了能提供进入美国市场之便而外,还是取得硅谷技术的一种方式。

当技术情报从硅谷流到东京时,它得到认真的精选和鉴定。获取的资料有些是通过通产省得到的,因此硅谷的一位批评家称通产省是“一个产业界的中央情报局”。他是指日本组织了一批技术专家,专门从美国报刊杂志上选取有用的情报。

这些获取技术的策略无一是不合法的。日本用于获取美国 技术的其他策略则可能是不合法的。在第五章提到的那个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982年,当时日立公司和三菱电气公司被指控企图非法购买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技术机密。

内部创业

日本有句谚语:“飞出的野鸡遭枪打”。进入那些大电子公司的大学毕业生被告诫说:“指甲一长,往往要折断”。在种同事的合作受到赞赏而个人主义思想受到惩罚的文明中,人们别指望硅谷式的创业热会有大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风险资本在日本几乎不存在。因为新建的以及分离出来的公司极为少见,因此不需要风险资本。东京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追求的是在通产省或像日本电气、东芝、富士通这样的电子公司谋个职位。他最后想到的事情才是创办自己的一家小公司。如因特尔公司的鲍博·诺伊斯所说的:“日本的儿童们从4岁就进入了一种僵化的求学模式,并且再也走不出来。因此;在创业活动方面,硅谷能胜他们一筹。这正是美国微电子产业的支柱。”

九州是“硅岛”,它是日本主要四岛中最南端的一个岛,拥有多余的劳力以及纯净的空气和水。近几年来,硅岛已成为日本电气公司、东芝公司和其他主要电子公司半导体圆片制造厂的聚集地。从这种意义上说,硅岛很像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以及美国一些电子公司如今在那里设置新生产机构的其他“硅谷”。同它们一样九州没有从老企业分离出来的创业公司;但又跟它们不一样,九州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公司。

但是,日本创业精神可能是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依靠一个大公司内部的发明和创新。因为日本要在技术创新方面与硅谷的竞争中取胜,所以他们大力鼓励个人以“内部创业”的形式冒尖。为了留住自己的创新创业家,日本的公司即使已经决定不把这种人的某种新设计作为一种新产品加以开发,也允许他们继续半脱产去搞自己某种新设计。日本公司至少在其研究与发展工作中,已经开始更多地鼓励些个人主义。例如,日本电气公司现在对公司内部的“分离”活动提供一定的风险资本。在日本电气公司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分部,一个搞激光技术,一个搞工业用微处理机,而且组成了一个股权全归日本电气公司所有的新公司。东芝公司也允许其研究与发展工作者从事个人有兴趣的而公司又觉得没有多大意义的“志愿研究”。这种志愿研究可以用东芝的设备来进行,但不可以同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承担的研究任务相冲突。

一些日本公司试图吸引有创造力的个人,这些人的经历出身可能会妨碍他们被一个名牌大公司终身雇佣。例如,一家影像游艺机生产商——南江(Namco)公司刊登广告,招聘改邪归正的青少年和申请工作的三流学生。南江公司的经理中村正矢解释说:“对影像游艺机设计师来说,在学校里获得的知识不是很有用。我愿意要那些以不寻常的方式考虑问题的人,他们好奇心强极了,是一帮爱寻开心的与众不同的家伙”。正是被南江公司以其独特的广告招聘来的三流学生之一东流岩谷,设计了“贪吃的人”。

民族文化影响着鼓励创新的方式。围绕着一种技术创新而进行分离创业活动,是硅谷个人主义文明的决定性内容。但在集体主义的日本,大部分技术创新可能是在现有公司内部形成的,这些公司的巨大规模和产业结构肯定使创新者比他们的硅谷对手地位优越。为了完成某些大规模的研究与发展课题,由通产省协调进行的政府与企业合作研究项目可能是特别有利的。这种合作方法,也许还包括政府的援助,这对硅谷公司来说是一种新事物,但是硅谷公司现在意识到,他们也能像日本人那样把这种事干好。

硅谷的政治化

直至最近几年以前,硅谷企业界的头面人物们一直认为美国政府是他们草坪上的一块儿杂草。但由于日本微电子的威胁变得更为强烈,加利福尼亚的企业家们日益期望华盛顿有个解决办法。政治活动已成为硅谷一个发展的新行业。

大多数硅谷公司的经理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他们是作为工程师创业家而“搞成了的”,完全可以理解,这些人相信,他们已在其中出了头的资本主义制度,天生就是正确和可靠的。如果以别的什么思想方式来考虑问题,就会使他们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怀疑。这些企业界的领导人完全信任自由市场的作用,以致到了自拆台脚的地步。对于日本微电子和计算机的竞争日益增长的问题,几年来他们总是犹豫——是否要求美国政府帮助解决。的确,在同日本电子业进行的斗争中,把联邦政府拉进来是否合适这个问题,硅谷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向政府求援,就等于是承认官僚们在硅谷公司如何经营的问题上也有发言权,而这种看法正是企业家们深恶痛绝的。这与他们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他们坚信:自由市场机制会在竞争中作出最终裁决。

汤姆·斯科尼亚是前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的经理,现在是圣何塞的风险资本家,他回顾了硅谷政治化的早期历史。1973年,“西部电子制造商协会”(现在的美国电子协会)支持通过一项美国法律:允许在国外装配的产品免税再进口。这个法律对美国公司在海外装配半导体的业务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意味着美国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工会认为它会增加失业所以反对这个法律。“西部电子制造商协会”应邀派出代表到“众议院方式方法委员会”声明电子业的立场。当“两部电子制造商协会”最初对此畏缩不前的时候,鲍博·诺伊斯(因特尔公司)、查尔斯·斯波克(国民半导体公司)、威尔福·科里根(后来在费尔柴尔德公司)、杰里·桑德斯(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在帕洛阿尔托的“明餐馆”共进午餐。他们对日本公司已夺走了5%的4K随机存取存储器市场感到震惊。当端上来福饼时,这四位半导体业的领导人已决定成立“半导体产业协会”。为了使这个协会有更大的地区代表性,他们邀请总部在菲尼克斯的莫托罗拉公司参加这一组织。一位莫托罗拉公司的人汤姆·希克曼成为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常务会长。今天半导体产业协会已经包括33个成员公司,它们抱成一团对付“日本公司。”

起初,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注意力限制在与日本的半导体贸易问题。过了三、四年,该协会才逐步有了能集中进行一场金融战的大量本钱。对于半导体产业协会向华盛顿派出像鲍博·诺伊斯这样有影响的发言人,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些硅谷经理们总是认为,离联邦政府越远越好。但在最近的几年中,半导体产业协会已变成一个越来越有影响的施加政治压力的集团了。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立法活动已推动美国电子协会把更多的活动用于在参、众两院进行游说活动。作为它的敌手,半导体产业协会已经表明,一个高技术产业协会能够在华盛顿施加影响。硅谷公司不得不十分不情愿地承认,美国政府是它们同日本竞争取胜的一个必要的合伙人。

使美国微电子产业近年来政治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华盛顿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日本院外活动集团。1977年,17个代表日本利益的院外活动人员在美国司法部登记;而今天他们的人数超过了140个。日本院外活动集团每年要花费30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用在诸如前参议员丁·威廉·富布赖特、弗兰克·丘奇、约翰·滕尼,前里根竞选活动总管约翰·西尔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曼纳特这类实力人物身上。日本院外活动集团悄悄地变为在华盛顿最大的资金最充足的外国代表团。相比之下,半导体产业协会和美国电子协会看起来是相当软弱无力了。“日本人已学会如何买到进入美国政治体系的通行证”。

与此同时,硅谷经理们既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又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只要他们对高技术公司的特别问题表示了同情就行。微电子公司集中在包括硅谷在内的第12选区,这削弱了半导体一计算机产业的政治实力。但是,随着美国各地出现了十几个其他“硅谷”,微电子业的政治基础将会扩大。由于这些公司利润率很高(这可以转化为政治捐款),可以预计微电子公司的政治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增加。而且,像日本竞争对硅谷的威胁这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有广泛影响的。

在硅谷,一个时代的信号是国民半导体公司董事长查尔斯·斯波克对政治看法的转变。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斯波克还坚决反对在半导体公司搞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他逐渐意识到、尽管国民半导体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厂家之一，但它还是不能单枪匹马对付日本的技术竞争。斯波克的公司是成立一个政治活动委员会的发起公司之一,该组织向愿意代表高技术庐业利益的政治家提供竞选经费。在1982年选举中,硅谷领早人们对一些候选人(特别是参议员皮特·威尔逊、他的对手杰里·布郎和众议员爱德华·兹肯)提供了一种新的高水平的取治支持和个人资助。

从竞争到合作

外部的威胁往往能够使以前处于内部争斗的同一体系的成员们联合起来。硅谷新的合作形式包括在半导体公司之间达成一些技术交流协议、发起一些合作研究与发展项目,以及通过产业协会采用联合行动,促进工程技术教育事业。

1981年的因特尔-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协议,要求两家公司的研究与发展工程师们坐在一起,设计一些新的半导体产品。高级微型仪表公司开始制造两种因特尔公司畅销的微处理机(8086型和8088型)。对这两家公司的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使它们避免了研究与发展活动的重复。这项协议使最富于创新的半导体公司因特尔公司与半导体行业销售最得法的高级微型仪表公司联合起来。高级微型仪表公司经理杰里·桑德斯宣称:“美国半导体行业,由于日本对存储器市场的劫掠,正承受着对它的能力进行的一场非常严重的攻击。这项联合协议的目的在于,以既定数量的研究与发展工作能力,向市场提供更多的技术”。

美国半导体公司投资于研究与发展的资金大约是他们总销售额的9%,而整个美国工业的这个数字大约为3%。这9%只能表示硅谷全部努力的九牛一毛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硅谷的每一个雇员都是个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时时刻刻注意着技术创新。

从前,几乎所有的微电子研究与发展工作都是由各个半导体公司单独进行的。但由于对日本优势的忧虑有增无减，硅谷公司于1982年开始认识到,某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具有明显的好处。一个成果是1981年在斯坦福大学成立集成电路系统中心,进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下一步就是设计一些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由18家赞助单位集资兴办(包括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因特尔公司和休利特一帕卡德公司这样的大亨)。他们每家都承诺3年之内每年赞助75万美元,总计共达405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以研究合同的形式提供了另外800万美元。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由前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约翰·林维尔教授领导。每年集成电路系统中心将培养100个硕士生和30个博士生。18家赞助单位有雇用他们的优先权,并能最早获得集成电路系统中心的研究成果。每一公司还可派一些关键的研究与发展工作人员到中心去工作一年,以便他们能实际地参加这个科研项目。

在美国出现的一些联合的研究与发展中心,是半导体行业对合作有了新认识的重要标志。但是,通产省的官员们不必为此担忧而夜不能寐。同他们的日本对手相比,美国的合作研究项目缺乏像第五代计算机项目那样的一致目标。就是在合作搞起来之后,竞争成性的美国仍然有许多要向一体化的日本学习。

硅谷能够对付日本的竞争而得救吗?首先应想到的是美国微电子业是否应该得救。

日本的竞争虽然对美国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但它也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方面:半导体、计算机和其他以半导体为部件的电子产品的价格,要比没有竞争时降低了;技术创新迅速地变为新产品而进入市场;日本的竞争已促进美国半导体公司改进其产品质量。此外,硅谷的领导人以对政府的不同看法而搞起政治来了,他们从单纯相信竞争转变为支持某些有限的合作。

对美、日竞争还有这么一种看法:如果日本公司能制造高质量低价格的半导体产品,那就让他们于吧。包括美国消费者在内的所有消费者,都将因此而直接受益。让日本电气、富士通、东芝以及其他日本公司去控制存储器芯片市场(可能不久还有计算机市场)吧。让美国公司去干他们最拿手的计算机软件,可能还有微处理机好了。如果人们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那么这一格局将是目前这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不幸的是,这种让每个人去干他最拿手的工作的主张,会使美国成为一个二流的国家。因此,让我们假设,美国社会有义务去挽救硅谷免于日本人的竞争之灾,那么,美国能做些什么呢?

第一步是要明了日本在微电子方面的竞争是多么严重。硅谷公司的经理们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至少有5年了,但大部分美国公众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考虑的是底特律和汽车,而不是森尼维尔和半导体。如果照此下去,下一个受灾的部门该是半导体了,而后是计算机。美国公众若想防止这种事态发展,他们就必须意识到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对付日本微电子威胁的第二个战略,是学习他们的长处。日本式的管理方法,经修正成Z理论以适应美国的情况,可以加以运用而使美国公司获益非浅。休利特一帕卡德、坦德姆以及其他公司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日本电子公司可能还向我们显示了:政府作为长期计划工作的一个协调者——作为一个联合研究与发展项目的促进者,并给某种产业部门指明其前进的方向——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美国要活下去,可能它需要有自己的通产省。最后,硅谷公司还可学习掌握日本至关重要的优质生产方法。对一家微电子公司来说,迅速向“学习曲线”的下部移动,并不是赢利的唯一方法。若重视质量,虽然在生产某种新半导体芯片或创新的计算机方面起步迟了些,但还是能取得优势。

美国人的第三个目标,应是如同日本人了解美国人那样去了解日本人。不了解自己的对手,则是个致命的弱点。美国对日本知之甚少。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对外国人来说,日语是人们公认很难掌握的,结果就是美、日商务谈判必须用英语进行,甚至这些谈判在东京举行时也是如此。英语是所有日本学龄儿童必须要学的第二种语言,而且大多数日本企业界人士至少具备一定的英语会话能力。这意味着日本人能够浏览美国的技术刊物,保持同美国技术创新并驾齐驱。由于挫折是很少发生的,当美国微电子业人士去东京出差时,他们谈起具体谈判之外的更加广泛的话题时,越发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美国人以一套与其日本对手不同的文化传统习惯办事,他们不了解日本文明。结果是给了日本人极大的单方面好处。

你想想,买一张为期两周往返旅行机票去东京办事的硅谷企业家,他预计,谈成生意用10天时间是绰绰有余的了。美国人不明白建立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对日本人的重要性。他泄气地返回洛杉矶。基本原因不在于交易的条件,而是由于对日本的价值观念缺乏了解。

如果硅谷想要得救的话,它必须发挥自己的拿手好戏——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可能是美国同日本进行微电子竞争的最大资源。这种精神可将高技术活动引导到仍未被认识的方面去。在那些领域,日本公司只能尽力摹仿美国。对创业精神继续充满信心,这对美国获得这场竞争的成功具有根本性意义。因此,将会减少创业动力的那些联邦政府的政策(如提高资本收益税的税率,那会限制了风险资本),从长远来看是一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