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 [美]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 著|成起宏 译

作者是拿过两次普利策奖的王牌记者。他用了3年半的时间，对150多人做了数百次的深入访谈，其中还包括60多个伊丽莎白的前员工。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希拉洛斯传奇故事中的所有关键人物，向他们提供机会，就所有关于他们的说法提出意见。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拒绝了我的访谈请求，选择不与本书的写作合作，当然，这是她的权利。

序幕

演示取得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二楼，那是管理层办公室所在地。

其中一位高管是亨利·莫斯利（Henry Mosley），希拉洛斯的首席财务官。莫斯利是在八个月前的2006年3月份加入希拉洛斯公司的。他衣着凌乱，有一双锐利的绿眼睛，个性懒散，却是硅谷科技界的资深人士。他在华盛顿长大，在犹他州大学取得MBA学位，随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来到加利福尼亚，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硅谷的先驱者之一。后来，他曾在四家不同的科技公司负责财务部门，将其中两家带入上市公司行列。希拉洛斯远不是他的第一个竞技场。

吸引莫斯利来到希拉洛斯的，是环绕在伊丽莎白身上的才华和经历。她也许太年轻，但围绕在她身边的却是全明星阵容。她的董事会主席唐纳德·L．卢卡斯（Donald L． Lucas）是位风险投资人，培养出了软件创业家、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帮助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甲骨文公司（Oracle）成功上市。卢卡斯和埃里森都在希拉洛斯公司有部分个人投资。

另一个名声显赫的董事会成员是钱宁·罗伯特森（Channing Robertson），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罗伯特森是斯坦福教师体系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关于烟草致瘾特性的专业证词，迫使烟草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65亿美元与明尼苏达州政府达成里程碑式的和解。根据莫斯利与罗伯特森仅有的几次互动，很显然，罗伯特森对伊丽莎白评价很高。

希拉洛斯也拥有一支强大的管理团队。坎普在IBM公司度过了三十年的时光。希拉洛斯的首席商务官戴安娜·帕克斯（Diane Parks）拥有二十五年任职于制药和生物科技公司的经历。产品高级副总裁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曾经负责松下公司的芯片制造分公司。在一个小创业公司能云集如此水准的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常见。

然而，吸引莫斯利加入希拉洛斯的不仅是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它所逐鹿的市场非常大。制药企业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在临床试验上，用于测试新药。如果希拉洛斯能令自己对它们变得不可或缺，从那花费中获取一小部分，就能大赚特赚。

伊丽莎白要求他将一些财务预测进行整合，以便展示给投资者。他提出的第一套数字未能得到她的首肯，所以他得把这些数字往上调整。对于修订后的数字，他感觉不太自在，但他想，如果公司能够完美执行，这些数字还是在可行范围内。而且，寻求投资于创业公司的那些风险投资人知道，创始人会高估这些预测。这是游戏的一部分。风险投资人甚至对此有个专门的词：曲棍球杆曲线预测（the hockey-stick forecast）。它的表现形式是：收入多年来徘徊不前，然后突然像变魔术一般地直线向上飙升。

有一件事莫斯利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完全理解：希拉洛斯的技术是如何工作的？潜在投资者来拜访的时候，他会带他们去见希拉洛斯的联合创始人沙奈克·罗伊（Shaunak Roy）。沙奈克拥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他与伊丽莎白曾一起在罗伯特森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工作过。

沙奈克会刺破自己的手指，挤出少量血液。然后他把血液转移到一个白色的塑料检测盒中，其大小跟一张信用卡差不多。随后将检测盒放入一个烤箱大小的方盒。这个盒子被称作“阅读器”（reader）。它从检测盒中提取数据信号，以无线方式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分析数据，发回结果。这就是其主要原理。

当沙奈克向投资者展示系统时，会指给他们看一个计算机屏幕，在那上面会显示血液通过检测盒流入阅读器。莫斯利并没有真正明白其中的物理或化学原理。但那不是他的事情。他只是管财务的人。只要系统能显示出结果，他就感到欣慰。而系统总是会得到结果的。

莫斯利那天下午与伊丽莎白有一个安排好的、每周一次的会议。他进伊丽莎白办公室的时候，立刻又感受到了她的个人魅力。她拥有一张远比实际年龄成熟的面庞。她那蓝色的大眼睛被训练得可以一眨不眨地盯着你，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仿佛是在催眠。她的声音强化了这种迷惑效果：一种非同寻常的深沉的男中音。

莫斯利决定在表明自己的焦虑之前，先让会谈按照自然的流程进行。希拉洛斯刚刚完成它的第三轮融资。不论按照什么标准，这次融资都非常成功：在前两轮融资筹得1500万美元的基础上，公司又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3200万美元。最令人瞩目的数字是公司的新估值：1.65亿美元。创业只有三年但敢于说自己值那么多的公司并不是很多。

高估值的一个重大原因，在于希拉洛斯告诉投资者，它已经与制药企业合作伙伴达成若干协议。有一张幻灯片列出了它与五家公司达成的六个协议，它们可以在随后的十八个月内产生1.2亿到3亿美元的收入。它也列出了另外十五个正在谈判中的交易。按照幻灯片的演示，如果这些交易开花结果，收入最终将达到15亿美元。

基于自己现在了解的情况，莫斯利仍然满怀疑虑。他提到沙奈克告诉他的关于投资者演示的事情。他说，如果那些演示并不是完全真实的，那么应该停止。“我们是在欺骗投资者。我们不能一直那样做。”

伊丽莎白的表情突然改变。她片刻之前还令人愉悦的风度消失不见了，换上的是一张带有敌意的面孔，就好像有个开关刚才被按了下去。她冷冷地逼视着自己的首席财务官。

“亨利，你不是一位有团队精神的人，”她用冰冷的语调说，“我认为你应该马上离开。”

刚刚发生的事情绝不会错。伊丽莎白不只是要求他离开她的办公室。她是在叫他离开公司——马上离开。莫斯利刚刚被解雇了。

第1章 有目标的生活

伊丽莎白的雄心得到了父母的鼓励。克里斯蒂安·霍姆斯（Christian Holmes）和诺尔·霍姆斯（Noel Holems）对他们的女儿有很高的期望，这根源于卓越的家族历史。

在父亲这一边，她的传承来自一位匈牙利移民查尔斯·路易斯·弗莱施曼（Charles Louis Fleischmann），他创建了一桩兴旺发达的生意——弗莱施曼酵母公司（Fleischmann Yeast Company）。公司的非凡成就让弗莱施曼家族在进入20世纪之际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查尔斯的女儿贝蒂·弗莱施曼（Bettie Fleischmann）嫁给了父亲的丹麦裔医生，克里斯蒂安·霍姆斯（Christian Holmes）。他是伊丽莎白的高曾祖父。在妻子富有家族的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帮助下，霍姆斯医生创建了辛辛那提总医院和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所以当然有可能伊丽莎白不仅遗传了创业基因，也遗传了医学基因，对于云集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沙丘道（Sand Hill Road）上的风险投资家而言，这确实变成了事实。

诺尔，伊丽莎白的母亲，拥有她自己足堪自豪的家族背景。她的父亲是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20世纪70年代初期，作为五角大楼的一名高阶官员，他策划并执行了从征兵制军队到完全志愿服役制军队的转型。达奥斯特家族（Daousts）的先祖可以一直追溯到拿破仑的最高战地将领之一，达沃特元帅（maréchal Davout）。

但还是伊丽莎白父亲一方家族的成就引爆和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克里斯·霍姆斯可以确保的是，不仅告知他的女儿家族先辈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告诉她家族后辈们的失败。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过着铺张但错误不断的生活，婚姻混乱，跟酗酒做斗争。克里斯谴责他们挥霍家族财富。

伊丽莎白在华盛顿度过童年生涯，她的父亲在那里任职于政府机构，担任过从美国国务院到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一系列职务。她的母亲在国会山担任助理，因为要抚养伊丽莎白和其弟弟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才中断了职业生涯。

大学即将来临，伊丽莎白将目光投向斯坦福大学。对于一名梦想成为创业家，对科学和计算机兴趣浓厚的优等生，斯坦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这所由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在19世纪末创建的小小农学院已经与硅谷有难解难分的关联。此时互联网热潮方兴未艾，其中有一些最闪亮的巨星——例如雅虎——是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创建的。在伊丽莎白高三那年，两位斯坦福的博士生正以另一家小小的创业公司开始吸引关注，它的名字叫谷歌。

伊丽莎白已经对斯坦福非常了解。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她家在离斯坦福校园几英里远的加州伍德赛德（Woodside）住了好多年。在那儿，伊丽莎白与隔壁的一个女孩成了朋友，她的名字叫杰西·德雷珀（Jesse Draper）。杰西的父亲是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第三代风险投资家，他即将成为硅谷最为成功的创业企业投资人之一。

伊丽莎白与斯坦福还有另一重联系：中文。她的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去过中国很多次，他认定自己的孩子应当学会中文普通话，于是他和诺尔安排了一名家教，每周六上午到他们休斯敦的家里上课。高中上到一半的时候，伊丽莎白以其语言能力成功地参加了斯坦福的暑期普通话培训项目。该项目原本只面向大学生，但她流畅的普通话给项目主管留下了深刻印象，足以例外开恩。前五个星期的课程在斯坦福大学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校园里上，剩下四个星期则在北京接受训练。

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的门面是钱宁·罗伯特森。魅力十足、英俊而风趣的罗伯特森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斯坦福任教，他拥有一种罕见的善于和学生沟通的能力。他也是工程学教职员中最时尚的人，顶着一头灰色的金发，穿着皮夹克出现在教室中，让他显得比59岁的实际年龄年轻10岁。

伊丽莎白参加了罗伯特森的化学工程导论课，以及他讲授的关于受控药物输送设备的研讨班。她还说服罗伯特森，让她在他的实验室里帮忙。他同意了，把她交给一位博士研究生，此人正在研究一个项目，寻找可添加在洗衣粉中的最好的酶。

除了在实验室里耗费大量的时间，伊丽莎白还过着积极的社交生活。她参加各种校园社团，跟一个叫作JT．巴特森（JT Batson）的二年级学生约会。巴特森来自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被伊丽莎白的光鲜和老于世故深深地迷住了，但他也发现了伊丽莎白的谨慎防备。“她并不是什么都跟你分享，”他回忆说，“她处世小心谨慎。”

直到接下来的那个秋天，伊丽莎白才真正从斯坦福辍学，那是在她从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Genome Institute of Singapore）的暑期实习归来之后。2003年上半年，亚洲有一种此前未知的病毒肆虐，即所谓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或称非典型性肺炎（SARS）。伊丽莎白整个夏天都在检测病患样本，那是通过旧式的低等科技方式如注射器或鼻腔拭子获得的。这一经历令她相信，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

她回到休斯敦的家，在自己的电脑前面连续坐了五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吃母亲给她的餐盘里的食物。依照她从实习期间和在罗伯特森的课堂上学到的新技术，她写出了一项专利申请：一种手臂绑布，可以同时诊断医疗状态并且给出治疗。

伊丽莎白的母亲驱车带她从德克萨斯去加州，开始第二学年，她在车上睡着了。一回到校园，她就向罗伯特森和沙奈克·罗伊——她在罗伯特森的实验室所协助的那位博士生——展示了她提出的专利。

多年以后，在法庭作证时，罗伯特森回忆起被她的创造性所触动的场景：“她拥有某种能力，拿来科学、工程学、科技的各种碎片，将它们综合在一起，所用的方式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他也被伊丽莎白坚持自己想法的积极性和决心所打动。“此前我教过的数千学生中，从未有人像她那样，”他说，“我鼓励她走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沙奈克更多持怀疑态度。成长于芝加哥印度移民家庭的他，与硅谷的光怪陆离相去甚远，他觉得自己非常务实，接地气。伊丽莎白的概念对他而言，似乎有点遥不可及。但他被罗伯特森的热情冲昏了头脑，被建立一家创业企业的想法迷住了。

伊丽莎白起草建立公司的书面材料的时候，沙奈克完成了获得学位所需的最后一个学期的工作。2004年5月，他加入这个创业公司，成为第一个雇员，并获得了一小部分股权。而罗伯特森则以顾问身份加入了公司的董事会。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她动用了自己的家族关系。她说服了少年时代的朋友、从前的邻居杰西·德雷珀的父亲蒂姆·德雷珀投资100万美元。德雷珀家族的声名极具分量，帮助伊丽莎白获得了一些信誉：蒂姆的祖父在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了硅谷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蒂姆自己的公司DFJ因为从对公司的早期投资中获利丰盛而闻名，例如投资基于网络的电子邮件公司Hotmail等。

另一个使她获得大额投资的家族关系，是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已经退休的公司重组专家维克多·帕尔梅耶里（Victor Palmieri）。两人相识于20世纪70年代，克里斯·霍姆斯当时在卡特政府的国务院任职，而帕尔梅耶里则担任其难民事务全权大使。

伊丽莎白打动德雷珀和帕尔梅耶里之处，在于她生气勃勃的精力，以及在诊疗领域中运用纳米科技和微型工艺原理的视野。在一份用来招募投资者的二十六页的文件中，她描述了一种可以运用微型针将血液透过皮肤无痛吸出的粘片。这份文件将其称为诊疗贴片（Thera Patch），其中包含一个微型芯片感应系统，可以分析血液，并且做出“过程控制决策”，决定一粒药片中有多少剂量需要输送进去。贴片也会以无线方式把其读数传递给病人的医生。这份文档包括该贴片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彩色图表。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花言巧语。2004年7月的一个早晨，伊丽莎白与一家专注于医药科技投资的风险资本公司迈德文奇（MedVenture Associates）会谈。会议桌对面坐着该公司的五位合伙人，她语速很快，以宏大的词汇谈论她的技术将给人类带来的重大变化。但是，迈德文奇的合伙人要求她更详细介绍自己的微型芯片系统，还有，它与一家名为亚贝克希斯（Abaxis）的公司已经开发并商业化的产品有何区别，此时伊丽莎白明显慌张失措，会议气氛顿时变得紧张。由于未能回答合伙人深入探究的技术问题，她在大约一小时后起身，愤愤离去。

迈德文奇并不是唯一一家拒绝这位19岁大学辍学生的风险资本公司。但那并没有阻止伊丽莎白，到2004年末的时候，她从一堆投资者那里总共筹集了600万美元。除了德雷珀和帕尔梅耶里，她还从一位上了年纪的风险投资人约翰·布莱恩（John Bryan）、房地产和私人股权投资者斯蒂芬·L．芬贝格（Stephen L．Feinberg）那里获得了投资，后者也是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董事会成员。她也说服了一位叫迈克尔·张（Michael Chang）的斯坦福同学投资，此人的家族控制着中国台湾地区数十亿美元规模的高科技设备经销生意。霍姆斯家族的多位远房成员，包括诺尔·霍姆斯的妹妹伊丽莎白·迪亚兹，也都有凑份。

随着金钱的流入，对于沙奈克而言，一个小小的薄片就能做伊丽莎白想要的所有事情，显然几近于科幻小说。理论上也许是可能的，就像载人火星飞行理论上存在可能一样。但细节决定成败。为了让贴片的想法变得更具可行性，他们减少了其功能，只留下诊断部分，但即使这样也面临着难以置信的挑战。

最终，他们都放弃了贴片的想法，转而探求某种类似于用来在糖尿病患者中监控血糖水平的手提设备的东西。伊丽莎白想要让希拉洛斯的设备跟那些血糖测试仪一样轻便，但她想让设备不仅能测量血液中的糖分，还要测量其他许多物质，这会让它复杂得多，因而也将臃肿得多。

妥协的结果是一种检测盒–阅读器的系统，融合了微流体和生物科技两大领域。病人要刺破手指，吸出血液，得到一个小样本，然后放入检测盒中，检测盒看上去像一张加厚的信用卡。检测盒放入一个更大的称为阅读器的机器中。阅读器内的泵将把血液透过检测盒中的微小管道压入小孔中，这些小孔覆盖有被称为抗体的蛋白质。在到达小孔的过程中，一个过滤器将把血液中的固体成分、红血球和白血球、血浆分离出来，只让血浆通过。当血浆进入并与抗体接触时，化学反应将会产生信号，阅读器“读”到信号，将其转化成测试结果。

伊丽莎白设想将检测盒与阅读器放置在病人家中，从而可以让他们定期检测血液。阅读器上的蜂窝天线把测试结果通过一台中央服务器发送到病人医生的计算机上。这将允许医生迅速调整病人的用药，不必等到病人去抽血中心或是再次看医生时才进行血液检测。

加入公司十八个月后，到2005年下半年，沙奈克才开始觉得他们有所进展。公司制造出一个原型机，取名为希拉洛斯1.0，雇员数量增加到20多人。它也拥有了一个有望迅速获得收入的商业模式：计划将其血液检测技术授权给制药公司使用，帮助它们在临床测试中发现不良药物反应。

甚至，他们的小公司开始获得一些关注。圣诞节那天，伊丽莎白给雇员们发出一封题为“节日快快乐乐”的电子邮件。邮件向他们问好，并且提到她接受了科技杂志《红鲱鱼》（Red Herring）的一次访谈。邮件的最后写着：“谨此致‘硅谷最热门的创业公司’！！！”

第2章 点胶机器人

埃德蒙·顾（Edmond Ku）是在2006年初与伊丽莎白·霍姆斯面谈的，他立刻被她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愿景迷住了。

在她描绘的世界中，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技术让个人的用药可以随时得到调整。为了说明她的观点，伊丽莎白以止痛药西乐葆（Celebrex）举例，该药被怀疑会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危险。有传言说，制造商辉瑞公司（Pfizer）计划从市场上回收这种药物。她解释说，有了希拉洛斯的系统，西乐葆的副作用会被根除，数百万关节炎患者可以继续服用该药，缓解疼痛。伊丽莎白引用数字说，据估计，每年有10万美国人因为不良药物反应而死去。她说希拉洛斯将排除所有这些死亡。这是在不折不扣地挽救生命。

埃德蒙（我们简称他“埃迪”）感觉自己被对面这个年轻女性深深吸引住了，她眼睛一眨不眨、专心致志地盯着他。他想，伊丽莎白描述的使命令人钦佩。

埃迪是一位沉静的工程师，在硅谷以擅长修理闻名。被复杂工程问题困扰的科技创业公司会叫他去，通常他都能找到解决办法。他出生于中国香港，十来岁的时候跟随家庭一起移民加拿大。他有一种总是用现在时表达的习惯，这在母语为中文、将英语当作第二语言学习的人当中很常见。

希拉洛斯董事会的一位成员最近找到他，让他接手这家创业公司的工程部门。如果接受这份工作，他的任务是将希拉洛斯1.0原型机变成可行的产品，可以让公司进行商业化。在听完伊丽莎白鼓舞人心的言辞之后，他决定签约。

即使倔强如伊丽莎白，埃迪知道，还是有一个人对她有发言权：一个名叫桑尼（Sunny）的神秘男人。伊丽莎白多次提到他的名字，足以让埃迪了解某些关于他的基本信息：他是巴基斯坦人，比伊丽莎白年长，他们是一对情侣。据说桑尼在90年代末卖掉他合作创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获得一大笔财富。

人们在希拉洛斯公司并没怎么见过桑尼，但在伊丽莎白的生活中，他似乎分量很重。2006年末，在帕洛阿尔托饭店举行的公司圣诞晚会上，伊丽莎白喝得太多了，没法自己回家，于是她打电话给桑尼，让他来接她。正是在那时，埃迪了解到他们一起住在几个街区以外的一套公寓里。

桑尼并不是唯一给伊丽莎白提供建议的年长男人。她每周日与唐·卢卡斯（Don Lucas）吃早午餐，地点在后者位于阿瑟顿（Atherton）的家中，那是帕洛阿尔托北部最富裕的地区。她通过卢卡斯认识的拉里·埃里森也对她拥有影响力。卢卡斯和埃里森都在希拉洛斯的第二轮融资中有投资，用硅谷的说法叫作“B轮”融资。埃里森有时候开着他的红色保时捷前来造访，查看自己的投资。听到伊丽莎白以“拉里说……”作为开场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埃里森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净财富达到250亿美元，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是理想的楷模。在甲骨文公司初创早期，众所周知，他夸大自己数据库软件的功能，发布的各个版本都充斥着漏洞。但对于医疗设备，你不能那么做。

2007年8月初，埃迪陪同伊丽莎白前往纳什维尔（Nashville）。桑尼驾着他的保时捷到公司接上他们，驱车前往机场。这是埃迪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桑尼。年龄差距一下子变得清晰，桑尼看上去40岁出头，差不多比伊丽莎白大了20岁。在他们的关系中，还有一种冷冷的、务实的互动方式。在机场告别的时候，桑尼没有说“再见”或“旅途愉快”。相反，他大声吼道：“好了，快去挣钱吧！”

埃迪并没有那么乐观。在临床病患研究中使用希拉洛斯1.0似乎为时过早，尤其是现在，当他知道该项研究中涉及晚期癌症患者之后。

为了排解烦恼，周五晚上，埃迪和沙奈克常常一起出去喝啤酒，他们去的是帕洛阿尔托一家热闹的体育酒吧，叫作老油条（Old Pro）。化学团队的领头人加里·弗伦泽尔（Gary Frenzel）常常跟他们一起去。

加里来自德克萨斯，是一个友善的老男孩。他喜欢讲自己做牛圈骑手时候的光荣故事。在摔坏了太多块骨头之后，他不得不放弃了牛仔生涯，从事化学家职业。加里喜欢小道消息，爱开玩笑，引得沙奈克爆发出声音尖锐的大笑，埃迪以前从未听到过如此夸张的笑声。三人组因为这些外出活动而关系密切，成了好朋友。

然后有一天，加里再也不来老油条了。埃迪和沙奈克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2007年8月底，希拉洛斯的员工们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让他们到楼上集中开会。公司此时已经发展到70多人。每个人都停下手中的工作，在伊丽莎白位于二楼的办公室门前集合。

气氛非常严肃。伊丽莎白的脸上眉头紧皱，看上去怒气冲冲。站在她身边的是迈克尔·埃斯基维尔（Michael Esquivel），一位衣着光鲜、语速很快的律师，几个月前刚刚离开硅谷最早的律师事务所威尔逊·桑西尼·古奇·罗沙迪（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加入希拉洛斯担任法律总顾问。

埃斯基维尔担当主要发言角色。他说希拉洛斯正起诉三位前员工盗窃公司知识产权。他们的名字是迈克尔·奥康纳尔（MichaelO’Connell）、克里斯·托德（Chris Todd）和约翰·霍华德。霍华德曾负责所有研究和开发项目，在埃迪受雇之前面试过他。托德是埃迪的前任，领导了1.0版原型机的设计。而奥康纳尔是一位参与研制1.0版检测盒的员工，已在去年夏天离职。

埃斯基维尔下令，任何人今后不得与他们有任何接触，所有的电子邮件和文档必须封存。他将在威尔逊·桑西尼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下进行彻底调查，收集证据。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整个屋子都感到惊慌的话。

“我们已经致电联邦调查局（FBI）协助我们处理此案。”

埃迪和沙奈克发现，加里·弗伦泽尔可能是因为这一系列事件而受到了惊吓。他是埃迪的前任克里斯·托德的好朋友，加里和托德一起在之前的两家公司工作了五年，随后跟随他加入希拉洛斯。托德在2006年7月离开希拉洛斯后，与加里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常常电话交谈，互相发电子邮件。伊丽莎白和埃斯基维尔一定发现了加里的这些行为，将其视作反叛。他看上去惊慌失措。

沙奈克也与托德交好，因而能够大致拼凑出所发生的事情。

奥康纳尔来自斯坦福，拥有纳米科技的博士后资历，他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困扰希拉洛斯系统的微流体问题，叫托德跟他一起去成立一家新公司。他们取了个名字，叫作Avidnostics。奥康纳尔也跟霍华德讨论过，霍华德提供了一些帮助和建议，但拒绝加入他们的冒险。Avidnostics与希拉洛斯非常相似，不过他们计划把设备卖给兽医，其理由是一种在动物而不是人类身上进行血液检测的设备，会更容易获得监管批准。

他们游说了一些风投公司，但没有成功，此时奥康纳尔失去了耐心，发邮件给伊丽莎白，询问她是否愿意付费使用他们的技术。

他捅了大娄子了。

在这出闹剧中，工程师团队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与埃迪团队竞争的小组由托尼·纽金特（Tony Nugent）领衔。托尼是个粗鲁而实际的爱尔兰人，在计算机附件生产商罗技公司（Logitech）工作过十一年，其后一度就职于一个名叫Cholestech的公司，该公司做的产品是一种比希拉洛斯想做的东西更简化的版本，叫作Cholestech LDX，可以用从指尖采集的少量血液样本进行三种类型的胆固醇检测和一种类型的葡萄糖检测。

托尼最初被带到希拉洛斯，是由Cholestech的创始人加里·休伊特（Gary Hewett）作为顾问带过来的。休伊特担任希拉洛斯的研发副总裁仅五个月就被解雇，托尼接替了他的职位。

刚来到希拉洛斯的时候，休伊特确信微流体未能在血液诊断中发挥作用，是因为血液的量太少了，无法进行精确测量。但他没有时间来想出很多替代方案。这项任务落在托尼身上。

开始进行研制的四个月后，到2007年9月，托尼拥有了一个可以运作的原型机。它的表现比埃迪·顾在公司另一个角落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的系统可靠得多。

托尼问伊丽莎白，想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我们尝试了一切其他办法，都失败了，所以我们叫它爱迪生吧。”她说。

一些员工嘲弄地称作“点胶机器人”的东西，突然成了新的前进方向。而且它现在以美国公认最伟大的发明家命名，拥有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字。

放弃微流体系统，支持爱迪生设备，考虑到希拉洛斯刚刚发起一场捍卫作为前者基础的知识产权的诉讼，这个决策颇有些滑稽。对于埃迪·顾而言也是个坏消息。

离感恩节还有几个星期，一天上午，埃迪和他的团队被依次叫到一个会议室。轮到埃迪的时候，托尼、人力资源经理塔拉·兰西奥尼（Tara Lencioni）和律师迈克尔·埃斯基维尔通知他，他被解雇了。他们说，公司正向新的方向前进，他正研究的东西不在其列。如果托尼要得到离职补偿，他必须签署一份新的保密协议和一份互不诋毁协议。兰西奥尼和埃斯基维尔陪他来到工作区，让他取走一些个人物品，然后将他赶出了这栋楼。

两周以后，沙奈克步埃迪的后尘，也被扫地出门，不过方式友好得多。爱迪生设备的核心是一个经过改造的点胶机器人，这与伊丽莎白最初向他兜售的崇高愿景相比，是一步相当大的倒退。他也对员工的不断更换和歇斯底里的法律诉讼感到焦虑不安。在耗费了三年半时光之后，似乎是时候继续前进了。沙奈克告诉伊丽莎白，他考虑重回学校，他们同意分道扬镳。她组织了一个办公室派对，欢送他离开。

希拉洛斯的产品可能不再是她所设想的开创性的、代表未来的技术，但伊丽莎白仍然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公司。事实上，她对爱迪生设备是如此兴奋，几乎迫不及待地把它带出公司去炫耀。托尼对戴夫开玩笑说，他们应该造两个出来再告诉她。

玩笑归玩笑，托尼对她的轻率有点儿不安。他做过一项基本的安全评估，确保它不会电死什么人，但那只是它的限度范围。他甚至不知道应该给它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他咨询律师，但律师们没给出什么帮助，于是他自己去翻阅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规定，最终觉得，“仅供研究使用”可能是最合适的。

这并不是一件已完成的产品，谁也不应当觉得它是个完成品，托尼想。

第3章 仰慕苹果

安娜加入希拉洛斯，担任首席设计建构师。这个职位最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爱迪生设备的整体外观和感觉。伊丽莎白想要给这台机器一个类似于iPhone的软件触摸屏，以及一个光滑的外壳。她要求外壳应该有两种颜色，按对角线分割，就像最早的iMac电脑一样。但跟第一台iMac不一样，它不能是透明的。它得把机械手以及爱迪生设备的其他内部构件藏起来。

她把外壳设计外包给维斯·贝哈尔（Yves Béhar），这位瑞士出生的工业设计师在硅谷的声名仅次于苹果公司的乔尼·伊夫（Jony Ive）。贝哈尔提出了一个精致的黑白两色设计，但事实证明很难在制造上实现。托尼·纽金特和戴夫·尼尔森花了无数的时间塑模金属薄片，试图把它做好。

安娜很快有了伴，贾斯汀·麦克斯韦尔（Justin Maxwell）与迈克·鲍尔勒（Mike Bauerly）加入希拉洛斯，两位新招进来的人从事爱迪生设备的软件设计和系统其他与病人交互部分的设计，例如检测盒的打包等。安娜与贾斯汀在苹果公司共事过，迈克的女朋友与他们曾是同事，因而也通过她认识了迈克。从苹果公司转投过来的这些人用不了多久就发现，伊丽莎白和希拉洛斯有其古怪之处。安娜每天早晨到得很早，7点半与伊丽莎白碰面，汇报她在设计上的最新情况。当她把车停进车位的时候，安娜发现伊丽莎白在黑色英菲尼迪越野车中大声播放嘻哈音乐，金色条纹的头发狂野地摆动。

一天，贾斯汀走进伊丽莎白的办公室，向她汇报一个项目的最新情况，伊丽莎白激动地向他打手势示意，说她要给他看样东西。她指着桌子上一个9英寸长的金属镇纸，那上面刻着这样的句子：“如果你知道自己绝不会失败，你会做什么？”她把镇纸的位置摆正，正面看着这些话，显然觉得这话令人激动。

安娜、贾斯汀和亚伦都住在旧金山，驾车或者坐地铁来上班。那天晚上，他们驾车回家的时候，坐在安娜的普锐斯（Prius）车上，堵在车流中时，亚伦向他的新同事发了一顿牢骚。怕他们还没注意到，亚伦告诉他们，在希拉洛斯，人们不断地被炒掉。安娜和贾斯汀当然注意到了。埃迪·顾的解雇刚刚才发生。除了埃迪之外，还有二十个人丢掉了工作。事情发生得太快，埃迪留下了一大堆工作用的工具，包括一套非常好的X-Acto牌精确切割刀具，被贾斯汀在一个废物篮里面找到，据为己有。

亚伦提到，他也对利用田纳西州那些癌症病人进行的研究感到困惑。他们从未能让微流体系统正常工作，当然更不足以在活生生的病人身上使用，然而伊丽莎白仍坚持推动研究。转向托尼制造的新机器是一种改善，但亚伦觉得，它的表现仍然不够好。工程师团队和化学家团队之间没有沟通。两者都是各自对系统中自己的那部分进行测试，但没人运行过整体的系统测试。

安娜和亚伦所不知道而且有可能多少缓解他们的焦虑的是，希拉洛斯从癌症病人的血液中获取的检验结果将不会改变他们的治疗方式。它们将只被用作研究目的，帮助辉瑞公司评估希拉洛斯技术的有效性。但希拉洛斯的大部分员工都完全不知道，因为伊丽莎白从未向他们解释过此项研究的条款。

第二天早晨，安娜联系了介绍她到希拉洛斯工作的人——她从前在苹果公司的同事艾维·特维尼安（Avie Tevanian）。艾维是希拉洛斯的董事会成员。他几个月前向安娜伸出橄榄枝，安排她与伊丽莎白会面。安娜与艾维在洛斯阿尔托斯（Los Altos）的皮特咖啡馆（Peet's Coffee）碰面，说了她从亚伦·摩尔那里了解的事情。她担心希拉洛斯对田纳西州的研究越过了道德底线。艾维专注地听着，然后告诉安娜，他自己也开始对这个公司产生了怀疑。

艾维是史蒂夫·乔布斯最长久、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们一起在NeXT软件公司工作，那是80年代中期乔布斯被从苹果公司赶出来之后创立的。乔布斯在1997年返回苹果公司的时候，把艾维带了过来，让他负责软件工程部门。在累死累活干了十年之后，艾维宣布退出。他赚了很多钱，不知道拿这些钱怎么办，想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和两个孩子。退休几个月后，一个为希拉洛斯寻找新董事的猎头找到了他。

跟安娜一样，艾维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也是在科帕咖啡馆。她以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形象现身，充满激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正是你想要在一位创业家身上看到的气质。当艾维主动提到一些自己在苹果公司学到的管理智慧时，她的眼睛放出光彩。他与乔布斯的长期交往似乎特别吸引她。他们碰面后，艾维同意加入希拉洛斯董事会，并在2006年下半年的募资中购买了150万美元公司的股份。

艾维参加的前两次董事会相对平安无事，但到了第三次，他开始注意到一种模式。伊丽莎白会拿出乐观的不断增长的收入预测，根据是她所说的希拉洛斯与制药企业正在洽谈的交易，但这些收入从没有实现过。艾维成为董事后不久，首席财务官亨利·莫斯利被解雇，但这于事无补。在他参加的上一次董事会上，艾维针对与制药企业的交易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但他被告知，这些交易仍处于法律评估之中。当他要求查看合同时，伊丽莎白说她手头没有任何备用副本。

还有，产品的发布也一再推迟，而对需要进行什么修补，这方面的解释不断发生变化。艾维并不会假装懂得血液检测的学问，他的专长是软件。但是如果像他被告知的，希拉洛斯的系统已经处在微调的最后阶段，怎么可能每个季度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技术问题作为推迟的借口？在他看来，这听上去不像一个即将进行商业化的产品。

2007年10月底，他参加了董事会报酬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董事会主席唐·卢卡斯告诉委员会成员，伊丽莎白为了税收规划目的，计划建立一个基金会，想让委员会同意，特别捐赠一批股票给基金会。艾维注意到，唐对伊丽莎白有多么溺爱。这个老人把她看成孙女一样。唐一头白发，是个身材肥胖、喜欢戴宽边帽的绅士，他已过了75岁，属于更老一代的风险投资家，这一代人把风险投资当成私人俱乐部一般。他曾经把拉里·埃里森培养成一个著名的创业家。看到伊丽莎白，显然他觉得自己又发现了另一个。

安娜回到座位上，煎熬了几个小时。她无法摆脱那个想法：田纳西州研究项目是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伊丽莎白想让艾维离开董事会也令人不安。安娜信任艾维，把他当作朋友。如果艾维和伊丽莎白发生争执，她会选择跟艾维站在一起。

到下午3点左右，安娜做出了决定。她写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打印了两个副本，一个给伊丽莎白，一个给人事部。伊丽莎白那个时候外出，不在办公室，所以她从门缝底下把信塞进去。出来的时候，她迅速敲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伊丽莎白，让她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辞职信。

伊丽莎白三十分钟后给她回复电子邮件，请她打她手机。安娜对她的请求置之不理。她与希拉洛斯彻底结束了。

在预定的那天，艾维出现在唐的办公室，随身带来他作为希拉洛斯董事获得的所有文件，厚厚的复印件，大概有几百页。他告诉唐，放在一起来看，这些文件呈现出一系列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董事会这样是有问题的，他说。希拉洛斯也许可以得到纠正，但用伊丽莎白管理事务的方式是做不到的。他建议他们引入某种更成熟的监管。

“好吧，我想你应该辞职，”唐回复，接着马上说，“你拿那一堆纸来，想干什么？”

艾维大吃一惊。唐甚至对他说的话完全无动于衷。这位老人似乎只关心一件事情：他是否想把事态升级到提交全体董事会。在脑海中将形势盘算了一会儿之后，艾维决定退出。他从苹果公司退休是有原因的。没有必要把事态激化。

“好，我会辞职，所有这些材料我都留给你。”他说。

艾维起身准备离开，这时唐说还有其他事情需要讨论。希拉洛斯的第一名员工、事实上的创始合伙人沙奈克·罗伊即将离开公司，并将大部分创始人股份回售给伊丽莎白。她需要董事会放弃公司回购股份的权利。艾维觉得这主意不好，但他告诉唐，由于他即将辞职，董事会可以无须他参加，直接进行表决。

“还有一件事，艾维，”唐说，“我需要你放弃自己购买那些股份的权利。”

艾维有点被惹恼了。他被要求忍受太多了。他告诉唐，叫希拉洛斯的法律总顾问迈克尔·埃斯基维尔发送所需要的文件给他。他会对文件进行评估，但不会做出任何承诺。

文件送到后，艾维仔细阅读它们，并且得出结论，如果公司放弃自身回购沙奈克股份的权利，他和其他股东完全有权利购买其中部分股份。他还注意到，伊丽莎白谈了一笔多么诱人的交易：沙奈克愿意以56.5万美元的价格，放弃他的113万股。折算下来是50美分一股，这比他和其他股东在一年多前希拉洛斯上一轮融资中支付的价格，折价82％。少量折价情有可原，因为艾维的股份是优先股，对公司的资产和收益有更高的要求权，而沙奈克的股份是普通股，但如此高的折价率此前闻所未闻。

艾维决定行使他的权利，告诉埃斯基维尔，他想要获得自己有权得到的相应比例的沙奈克股份。这个要求没有被顺利接受。两人之间频繁进行电子邮件往来，一直到圣诞节期间。

圣诞夜晚上，11点17分，埃斯基维尔发给艾维一封电子邮件，谴责他的“恶意”作为，并警告他，希拉洛斯正在严肃考虑，起诉他作为董事会成员破坏信托职责，以及公开诋毁公司。

艾维大为惊愕。不仅仅是他从未做过此类事情，而且对他而言，在硅谷的所有岁月，他从未被逼迫到诉讼威胁的程度。整个硅谷都知道他是个好人，人见人爱。他没有一个敌人。到底怎么了？他试图与其他董事会成员联系，但没有人回应他的呼吁。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艾维咨询了一位律师朋友。好在有他在苹果公司积累的财富，他的个人资产比希拉洛斯公司还多，所以昂贵的诉讼并没有真的让他害怕。但在他把发生的一切通通告诉朋友之后，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帮助他正确看待形势的问题：“按照你现在了解的关于这家公司的一切，你真的还想从它那里分得更多的东西吗？”

艾维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当下正是给予和欢庆的时刻。他决定让事态平息下来，将希拉洛斯抛之身后。但在这么做之前，他给唐写了一封告别信，发送给唐的助理，附上公司施压要求他签署的放弃声明书复印件。

第4章 告别东帕洛

最终，搬迁按照原计划在第二天进行，但这一插曲是压垮马特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半的他崇拜伊丽莎白。她是他所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确实能做一个令人激动、鼓舞人心的领袖。他常常开玩笑说，她能把冰块卖给因纽特人。但另一半的他对伊丽莎白的不可捉摸和公司始终不断的混乱状态感到厌倦。

马特的一部分工作职责令他越来越烦闷。伊丽莎白要求员工绝对忠诚，如果她感觉到有人不再对她忠诚，可以在转瞬之间将他们抛弃。马特在希拉洛斯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中，目睹她炒掉了30多人，还不包括在微流体方案被抛弃时跟着埃迪·顾一起丢掉工作的20多名员工。

伊丽莎白每次解雇人的时候，马特都得帮着“终结”员工。有时候，这不仅意味着收回离职员工的公司网络权限，护送他或她走出办公楼。某些情况下，她要求他为离职员工建立档案，以便她加以利用。

有一个案例，马特特别后悔帮助她：那就是前首席财务官亨利·莫斯利。马特把他工作用笔记本电脑中的文件上传到中央服务器进行备份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其中有不合宜的色情资料。当伊丽莎白知道此事后，她宣称这是让莫斯利离开的原因，并且拒绝给他股票期权。

在莫斯利离开前，马特一直是向他汇报工作的。知道他为帮助伊丽莎白给希拉洛斯筹资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当然，他不应在一台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上看色情片，但马特不觉得那是应当受到敲诈勒索的滔天大罪。而且，其发现是在被解雇已是既定事实之后。说这是莫斯利被炒鱿鱼的原因，完全是不对的。

对待约翰·霍华德的方式也令他困扰。当马特回头查看为迈克尔·奥康奈尔诉讼案安排的所有证据时，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明霍华德有做错的地方。他是曾与奥康奈尔有联系，但他拒绝加入奥康奈尔的公司。然而伊丽莎白坚持以捕风捉影的方式将其联系在一起，也将霍华德告上法庭，全然不顾他是伊丽莎白从斯坦福辍学后第一批帮助她的人之一，包括在公司初创时期，他曾让伊丽莎白使用自己在萨拉托加（Saratoga）家中的地下室做实验。（希拉洛斯后来放弃针对三名前员工的诉讼，前提是奥康奈尔答应签字将他的专利让给公司。）

马特一直希望创立自己的IT咨询公司，他认定是时候抽身走人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了。他告诉伊丽莎白自己的决定的时候，伊丽莎白完全不相信似的盯着他。她无法理解他怎么可能放弃一份即将革命性地改变医疗保健事业、改变世界的工作，去做那样的事情。她试图用加薪和升职诱使他留下，但被他拒绝了。

在希拉洛斯的最后两周，马特所目睹的在无数其他员工身上发生的事情，也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伊丽莎白不再跟他说话，甚至看都不看他。她将他的职位许诺给他在IT部门的同事埃迪·鲁伊兹（EdRuiz），如果埃迪同意去深挖马特的文档和电子邮件的话。但埃迪跟马特是好朋友，拒绝那样做。不管怎么样，什么都没找到。马特干干净净，无可指摘。与亨利·莫斯利不一样，他得以保留自己并行使自己的股票期权。他在2008年2月离开希拉洛斯，并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埃迪·鲁伊兹在几个月后加入了他的公司。

这些困难证实了亚伦已有的怀疑：公司低估了流程中的这一环节。认为一位55岁的病人在家中就能迅速掌握，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如果这个环节出问题，系统的其余部分运作得再好也无济于事，你不会得到有效的结果。他们回到办公室之后，亚伦将他的发现告诉托尼和伊丽莎白，但他察觉到，他们并不当回事。

亚伦越来越觉得沮丧和失望。他一开始相信伊丽莎白勾画的前景，觉得在希拉洛斯的工作兴奋刺激。但差不多两年过去，他逐渐耗尽了激情。在其他方面，他跟托尼相处得并不好，而此人却做了他的上司。为了从他手下脱身，他曾要求从技术部门转到销售部门。他甚至花了最近一整个周六的时间，开着车转悠，只为了买一套西服，巴望着伊丽莎白的瑞士之行会让他做跟班。伊丽莎白没有同意，但看起来，至少她已同意考虑他的转调请求。

转到销售部门无论如何都可能是错误的提议。亚伦不知道，在公司的那个角落，麻烦已经在发酵之中。一位名叫托德·瑟尔迪（Todd Surdey）的新员工加入了公司，负责销售和市场，而这个职位之前由伊丽莎白自己担任。

托德是个完美的销售管理者。进入希拉洛斯之前，他在多家知名公司工作过，最近的一家是德国的软件巨头SAP。他身材健美，长相英俊，身穿上好的西装，每天开着一辆拉风的宝马车来来去去。午餐时间，他会从后备厢搬出一辆碳纤维公路自行车，去附近的山上骑行。亚伦也喜欢骑车，在恶作剧将自己推入伊丽莎白的冷宫之前，为了巴结托德，他曾经陪着去过几次。

托德的两个销售下属都以东海岸为基地，所有大型制药公司的总部都在那里。其中一位下属是苏珊·迪吉亚莫（Susan DiGiaimo），她在新泽西的家里办公，已经为希拉洛斯工作了差不多两年。苏珊陪着伊丽莎白，听她对制药商说过数不清的花言巧语。当伊丽莎白向他们许下一个个空头承诺的时候，她在一旁听着并不自在。制药商的高管们询问希拉洛斯的系统能否依据他们的需求进行定制，伊丽莎白总是回答：“绝对没问题。”

根据从苏珊以及其他帕洛阿尔托的员工那里得到的情报，托德开始相信，希拉洛斯的董事会在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技术现状方面受到了误导。他将自己的担忧告诉了法律总顾问迈克尔·埃斯基维尔，此人已经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2008年3月，托德和迈克尔找到希拉洛斯的董事会成员之一汤姆·布洛迪恩（Tom Brodeen），告诉他伊丽莎白在董事会上吹嘘的收入预测并不是基于现实情况。他们说，预测被严重夸大了，按照产品现在的未完成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

布洛迪恩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商人，65岁左右，曾经领导过一家大型咨询公司，还有多家科技公司。他进入希拉洛斯董事会的时间不长，是2007年秋天应唐·卢卡斯的邀请而加入的。考虑到自己担任董事的时间太短，他建议托德和迈克尔带着他们的报告直接去找董事会主席卢卡斯。

由于距离艾维·特维尼安提出类似的担忧只有几个月时间，这一次卢卡斯认真对待此事。另外，他也不得不如此：托德是希拉洛斯投资人之一、风险投资人B．J．卡辛（B．J．Cassin）的女婿。卡辛是卢卡斯的老朋友。在这家创始企业2006年初的B轮融资期间，他们同时向希拉洛斯投资。

卢卡斯在他位于沙丘道的办公室召集董事会紧急会议。伊丽莎白被要求等在门外，而其他董事——卢卡斯、布洛迪恩、钱宁·罗伯特森和彼得·托马斯（Peter Thomas，一家早期风险投资公司ATA的创始人）——在里面商谈。

经过讨论之后，四个男人达成共识：他们将剥夺伊丽莎白的CEO职务，她已经被证明太年轻、太缺乏经验，不适合这个职位。汤姆·布洛迪恩将暂时取代她领导公司，直到找到更长期的替代者。他们把伊丽莎白叫进去，拿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与她对质，并告知他们的决定。

但随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在其后的两个小时里，伊丽莎白说服他们改变了决定。她告诉他们，她已认识到自己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承诺将会改变。从今以后，她会更加透明化，更注重回应，不会重蹈覆辙。

布洛迪恩真心不想从退休状态中复出，去管理一家在相关领域他缺乏专业知识的公司，所以他采取中立立场，看着伊丽莎白巧妙地混合运用忏悔和魅力，逐渐赢回他那三个董事会同僚的支持。他想，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即使是一位年长得多、经验丰富得多、精通公司内斗艺术的CEO，要扭转她那样的形势，也得费尽心力。他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当你攻击国王的时候，你必须杀了他。”托德·瑟尔迪和迈克尔·埃斯基维尔已经将火力对准了国王，或不如说女王，但她活了下来。

女王不会浪费任何扑灭叛乱的时间。伊丽莎白首先解雇了瑟尔迪，几个星期后轮到埃斯基维尔。

对于亚伦·摩尔、迈克·鲍尔勒和贾斯汀·麦克斯韦尔，这一波新的清洗是又一次的负面发展。他们与所发生的事情没有私人关系，但他们真的知道，希拉洛斯失去了两位好员工。托德和迈克尔不仅是与他们相处融洽的好伙伴，还是聪明睿智、秉持原则的同僚。用迈克·鲍尔勒的话说，他们是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这些解雇事件使得贾斯汀对希拉洛斯感到更加厌恶。这样的员工更替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他深深困扰于亲眼看见的欺诈成性的公司文化。

最恶劣的作奸犯科者是软件团队的头头，蒂姆·坎普。蒂姆是个唯唯诺诺的人，从不会质疑伊丽莎白，告诉她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比如，他曾经反驳贾斯汀，向伊丽莎白保证，他们使用Flash编写爱迪生设备的软件用户界面，会比使用JavaScript快。然后就在第二天早晨，贾斯汀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本学习Flash的书。

伊丽莎白从来没有骂过蒂姆，即使有明显的例子让她注意到他的口是心非。她看中他的忠诚，在她眼里，他从不对她说不，这一事实反映出一种坦诚的态度。尽管蒂姆的很多同事都认为他是个庸才，是位糟糕的管理者，但那都不打紧。

贾斯汀试图提醒自己，伊丽莎白还太年轻，要学会管理一家公司，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在他们的最后一次邮件往来中，他推荐了两本管理的自学书籍给她，《拒绝混蛋守则：打造一个文明的工作场所，拯救不文明的工作场所》（The No Asshole Rule：Building a Civilized Workplace and Surviving One That Isn’t），以及《不要废话：工作中直率沟通》（Beyond Bullsh*t：Straight-Talk at Work），还有它们在亚马逊网站上的链接。

亚伦·摩尔和迈克·鲍尔勒在希拉洛斯多待了几个月，但他们早已心不在此。新办公地点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是它的入口上方有一个很大的阳台。迈克在阳台上设置了折叠躺椅和吊床。亚伦和迈克会在这里休息，享受一段长长的咖啡时间，他们谈笑着，午后的阳光惬意地温暖着他们的脸庞。

亚伦觉得，得有人来告诉伊丽莎白踩下刹车，不要急着把还在努力让其有效工作的产品推向商业化。但要让她听得进去，讯息得是来自三名高管——蒂姆、加里或托尼——之一，但他们中没人愿意去跟伊丽莎白说。托尼承受着来自伊丽莎白的巨大压力，他最后厌倦了亚伦的抱怨，叫他离开公司。他跟亚伦说：“走吧，去找一个你可以猴子称大王的地方。”

亚伦也觉得是时候离开了。令他惊讶的是，伊丽莎白想劝他留下来。尽管有那次恶作剧，但伊丽莎白似乎对他评价很高。但他已下定决心。他在2008年6月辞职。迈克·鲍尔勒随后于12月份离开。苹果公司的旧将们至此全都各奔前程，标志着公司一个混乱时期的结束。伊丽莎白在一次流产的董事会政变中幸存下来，重新牢牢控制了权力。希拉洛斯剩下来的员工们期待更加平和、更加安宁的时期。但他们的希望很快就会破灭。

第5章 童年邻居

理查德·富兹是一位自负而高傲的人。长期的朋友兼邻居的女儿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创建了一家公司，而他们竟然没有寻求他的帮助，甚至都没有找他咨询过，这种想法深深地刺痛了他。正如后来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所说：“霍姆斯一家如此乐意接受我们的殷勤好客（纽约的公寓、晚餐，等等），但他们竟没有寻求我的建议，这一事实令我觉得特别不是滋味。潜台词就是：‘我会喝你的酒，但我不会在你挣来酒钱的这个领域问计于你。’”

富兹过去就对别人的轻视和怠慢耿耿于怀。对于觉得冒犯了他的人，他想要报复的程度，在他与医院设备供应商百特国际公司（Baxter International）的首席执行官弗农·劳克斯（Vernon Loucks）漫长持久的争执中得到了最好的呈现。

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富兹去过中东很多次，那里已经成为他的医疗电影公司MedCom的最大市场。回程的时候，他通常会在巴黎或伦敦待一个晚上，从那里搭乘英国航空公司或者法国航空公司运营的协和式超音速客机回纽约。1982年，在其中的一次停留时，他在巴黎的雅典娜广场酒店（Plaza Athénéehotel）偶遇劳克斯。当时，百特迫切想扩张到中东。共进晚餐时，劳克斯提议以5300万美元收购MedCom，富兹接受了。

富兹被要求继续执掌百特的新分支机构三年时间，但劳克斯在收购结束后不久就解雇了他。富兹起诉百特非法解约，声称劳克斯解雇他，是因为他拒绝支付220万美元的贿赂给一家沙特公司，以便将百特从一个阿拉伯人的公司黑名单——因为与以色列人做生意——上抹掉。

双方在1986年达成和解，百特同意向富兹支付80万美元。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当富兹飞到百特在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Deerfield）的总部签署和解协议的时候，劳克斯拒绝与他握手，激怒了富兹，又将双方推回敌对状态。

1989年，百特被从阿拉伯人的抵制名单中移除，给了富兹一个机会进行报复。那时，他作为一名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过着双重生活。他是早些年前，在《华盛顿邮报》的分类广告栏看到广告之后，志愿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

富兹为中情局所做的工作，包括在中东各地设立许多虚假公司，雇用特工人员，给他们非外交人员的身份掩护，以便在当地情报机关的监视之外从事活动。其中一家公司向与他关系特别好的叙利亚国家石油公司提供石油钻井操作工。

富兹怀疑百特重新获取阿拉伯国家的青睐，是通过欺诈手段，他运用自己在叙利亚的关系着手证明此事。他派遣了一名自己招募的女性特工，从负责实施抵制的阿拉伯联盟委员会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中获得了一份保藏在那里的备忘录。该份文件显示，百特向委员会提供了关于它最近对一家以色列工厂销售的详细资料，并且承诺不会在以色列进行新的投资，或是向这个国家出售新的技术。这令百特违反了美国在1977年实施的反制裁法案，该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参与任何外国制裁，或是向黑名单制定方提供任何表示与制裁合作的信息。

富兹复印了这份爆炸性的备忘录，一份发给百特公司的董事会，另一份发给《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后者刊发了一篇相关的头版报道。富兹并没有让事情就此平息。他后来又得到了百特的法律总顾问写给叙利亚军方一位将领求证该备忘录的信件，并将这些信件内容泄露出去。

这些揭发导致司法部启动调查。1993年3月，面临侵犯反制裁法的严重指控，百特被迫认罪，支付民事和刑事罚款660万美元。公司被暂停承接新的联邦合同四个月，两年内禁止在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开展业务。声誉的损失也导致其丧失了与一家大型医院集团价值5000万美元的交易。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已经是充分证明了自己。但富兹并不这样认为。令他不满的是劳克斯熬过了丑闻，仍旧担任百特的首席执行官。于是他决定要让他的对手遭受最后的打击。

劳克斯是耶鲁大学毕业生，担任该校的运营实体耶鲁公司（Yale Corporation）的托管人。他也是耶鲁筹款运动的主席。按照他身为托管人的地位，跟过去的每年一样，他预定将于那年的5月出席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New Haven）举行的毕业典礼。

通过自己前一年从耶鲁毕业的儿子乔，富兹联系上了一位叫本·戈登（Ben Gordon）的学生，他是耶鲁大学的以色列联谊会主席。他们共同组织了一次毕业日的抗议活动，打出了“劳克斯是耶鲁之耻”的标语牌和传单。最高潮是富兹雇来的一架涡轮螺旋桨飞机，它飞越校园，拖着一条大横幅，写着“辞退劳克斯”。

三个月后，劳克斯下台，不再担任耶鲁公司的托管人。

富兹反复听了几次NPR的访谈，出神地盯着窗外，院子里的池塘养着锦鲤，他觉得伊丽莎白的观点有几分道理。但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他也发现了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缺陷。如果病人在家中使用希拉洛斯的设备监控他们对药物的接受程度，就需要建立一种内嵌机制，当检测结果异常的时候，可以向医生发出警告。

他看到了获取那个缺失要素的专利的机会，认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有利可图的，不管是从希拉洛斯身上还是从其他人那里。三十五年的医学专利发明经验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专利，也许最终可以从每一个特许使用权身上收取400万美元。

提出专利申请后，在十八个月内不会对外公开，因此，伊丽莎白和她的父母一开始都不知道富兹的所作所为。洛兰·富兹和诺尔·霍姆斯继续定期见面。霍姆斯家在靠近海军天文台（Naval Observatory）的威斯康星大道上买了一套公寓，搬了进去。有时候，洛兰从麦克莱恩开车过来，陪伴诺尔，穿着慢跑服，在社区的步道上跑步。

那个夏天，克里斯·霍姆斯到麦克德莫特·威尔和埃默里律师事务所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去见他的老朋友查克·沃克，那地方离白宫只有两个街区。克里斯和查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是在1971年认识的，当时查克顺路捎带克里斯去参加预备役部队的集会。尽管查克大了5岁，但他们很快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来自加利福尼亚，上的是同一所高中，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Claremont）的韦伯学校（the Webb Schools），同一所大学，康涅狄格州中城的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

这些年来，查克常常助克里斯一臂之力。安然公司垮台后，他让克里斯在他的公司里使用访客办公室来寻找工作。伊丽莎白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因为某件涉及一个电影放映机的事情——被克里斯说成是恶作剧——不得不离开休斯敦的圣约翰高中，此时查克帮助克里斯蒂安进入韦伯学校，因为他在学校的董事会任职。当伊丽莎白从斯坦福辍学，需要人帮助申请第一个专利的时候，查克帮助她联系麦克德莫特律所专长于这个方面工作的同事。

那正是2008年夏天克里斯·霍姆斯来访那天的主题。克里斯被激怒了。他告诉查克，一个名叫理查德·富兹的人盗窃了伊丽莎白的主意，申请了专利。克里斯特别指出，富兹有一个儿子叫约翰，在麦克德莫特工作。查克模模糊糊地知道约翰·富兹是谁。他们在公司曾经打过一两次交道，共同参与某个案子。他也知道麦克德莫特多年来为希拉洛斯提供专利方面的法律服务，因为最初就是他为这交易作的介绍。但克里斯所说的其他东西就有点不着边际了。他既不知道理查德·富兹是谁，也不知道他申请的专利是什么。然而为了给他的老朋友一个面子，他还是同意见见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直奔主题。她想知道麦克德莫特是否愿意代表希拉洛斯对抗理查德·富兹。肯表示他们会调查专利申请干涉案，如果那是伊丽莎白想要的。干涉案是由专利和商标署裁决的争议性案件，以决定两个对立的申请人正在争夺的同一发明专利是由谁率先提出的。胜者的申请获得优先权，即使申请在后。肯精于此类案件。

不过，查克对于这样做有所犹豫。他告诉伊丽莎白，他得好好考虑此事，并告知其他同事。他说，富兹有一个儿子也是本律所的合伙人，这令情况有些尴尬。伊丽莎白对于提到约翰·富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那正是她等待的时刻。她询问约翰是否有可能获得来自麦克德莫特的关于希拉洛斯卷宗的机密信息，并泄露给他的父亲。

这似乎超出了查克的忍受范围。此类事情会让一名律师被解雇并取消律师资格。约翰是一名专利侵权诉讼律师。他并不是麦克德莫特专门负责起草和提交专利团队的一员。他没有任何原因或理由取得希拉洛斯的文件。而且，他是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那太不合理了。而且，希拉洛斯已经在两年前的2006年将所有的专利业务移交给硅谷的威尔逊·桑西尼律师事务所。查克还记得当时克里斯打电话给他，向他致歉，说拉里·埃里森坚持让伊丽莎白用那个律所。麦克德莫特被迫将一切都移交给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可以让麦克德莫特的律师获取。

伊丽莎白离开后，查克咨询了公司专利申请团队和专利侵权诉讼团队的头头，后者是约翰·富兹的上司。他们告诉他，希拉洛斯对抗理查德·富兹的专利干涉案也许是可行的，但约翰·富兹是一名声誉良好的合伙人，公司与自己合伙人的父亲对抗，会引起混乱。查克决定拒绝伊丽莎白的请求。几周后，他通过电话告知伊丽莎白自己的决定。查克和麦克德莫特期望再也不要听到此事。

第6章 桑尼

切尔西去山景大道的办公室见伊丽莎白。她的朋友不需要费多少力气向她推销希拉洛斯。伊丽莎白热情地谈论未来她的公司将用它的技术来拯救生命。对于切尔西而言，相比帮助投资银行家寻找工作，这听上去要有趣、高尚得多。伊丽莎白又如此具有说服力。她说话的时候，以一种热烈的方式盯着你看，让你相信她，想跟随她。

她们很快就敲定了切尔西的角色：她将在客户解决方案小组工作，职责是负责安排希拉洛斯为了获取制药企业的业务而正在开展的验证项目。切尔西的第一个任务，是为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子公司山陶克（Centocor）组织一项研究。

几天后，当她汇报自己的新工作的时候，切尔西才知道她并不是伊丽莎白雇用的唯一一位朋友。就在一周之前，拉米什·“桑尼”·巴尔瓦尼（Ramesh “Sunny” Balwani）已经加入进来，担任希拉洛斯的高管。切尔西见过桑尼一两次，但跟他并不熟，只知道他是伊丽莎白的男朋友，他们一起住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公寓里。桑尼加入公司的事情，伊丽莎白只字未提。但切尔西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跟他一起工作。或者说为他工作？她不确定自己是向桑尼汇报，还是向伊丽莎白汇报。桑尼的头衔是执行副总裁，既显得高高在上，但又含混不清。不管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他不遗余力地建立自己的权威。从一开始，他就将触角伸入公司的方方面面，变得无所不在。

该领域的领先者商业一号（Commerce One）刚刚公开上市，其股票价格上市的第一天就翻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已经上涨超过十倍。当年11月，就在桑尼被任命为商业竞价网的总裁和首席技术官的几个月后，商业一号以2.32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了这家创业公司。这是一个惊人的价格，公司只有三个客户在测试其软件，几乎没有任何收入。作为公司排名第二的高管，桑尼将超过4000万的美元收入囊中。他的时机掐得极为完美。五个月后，互联网泡沫破灭，股票市场崩盘。商业一号最终申请破产。

然而桑尼并不认为自己是拜幸运所赐。在他心中，自己是一个天才商人，商业一号的随风消逝证明了他的才能。当伊丽莎白在几年后遇到他的时候，没有任何怀疑他的理由。她那时还是一个容易受到影响的18岁女孩，把桑尼看作她想成为的人：一名成功而富有的创业家。他成了她的导师，那个能够告诉她如何在硅谷做生意的人。

伊丽莎白和桑尼什么时候开始卷入恋情之中，并不是很清楚，但看上去是在她从斯坦福辍学之后不久。他们2002年第一次在中国遇见的时候，桑尼已经与一位日本艺术家藤本惠子（Keiko Fujimoto）结婚，住在旧金山。到2004年10月，在购买帕洛阿尔托钱宁大街（Channing Avenue）的一套独立产权公寓的契约上，他写下的状态是“单身”。其他公开记录表明，伊丽莎白是在2005年7月搬到那套公寓的。

桑尼自负，喜欢对员工显示恩宠，但也时不时奇怪地故作高深。唐·卢卡斯每个月有两三次出现在公司，来拜访伊丽莎白，此时桑尼就会突然消失。一位员工曾经在办公室的打印机上看到伊丽莎白传真给卢卡斯的便条，在那上面伊丽莎白赞扬桑尼的技能和资历，所以她并没有隐瞒雇用桑尼的事实。但是像戴夫·尼尔森——帮助托尼·纽金特制造第一台爱迪生设备的工程师，现在坐在切尔西的小隔间对面——这样的人开始怀疑，伊丽莎白对董事会刻意淡化了桑尼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她跟董事会也讲得含糊不清。伊丽莎白告知托尼，桑尼加入公司，当时托尼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是否还是情侣。她的回答是：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她说，向前看吧，这就是纯粹的生意。但事实将证明她说的是假的。

那时，切尔西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药企伙伴之一已经与这家创业公司渐行渐远。那一年的年初，辉瑞公司通知希拉洛斯，它将终止合作，因为它对田纳西州所进行的验证研究的结果感到失望。伊丽莎白向这家纽约的制药巨头发送了一份二十六页的报告，竭尽全力为耗时十五个月的研究进行解释，但报告暴露出太多的明显矛盾之处。在病人的蛋白质水平下降与抗肿瘤药物的管理之间，这项研究未能显示出任何清晰的联系。报告承认诸如机械故障和无线传输错误之类的混乱，现在切尔西在比利时面临同样的状况。它将无线传输错误归因于“过于茂盛的林木、金属屋顶，以及位置偏远导致的信号质量太差”等。

田纳西州的两位病人打电话给希拉洛斯在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抱怨阅读器由于温度问题而无法启动。按照报告的说法，“解决办法是请病人让阅读器‘远离空调和可能的气流’”。一位病人将设备放在房车里，另一位把它放在“非常炎热的房间里”，极端温度“影响了阅读器保持所需温度的能力”，报告说。

这份报告从未分享给切尔西。她甚至不知道辉瑞公司研究项目的存在。

科学家们尤其害怕桑尼。唯一敢于直接面对他的人是赛斯·迈克尔森。圣诞节前的几天，赛斯外出给他的团队买了polo衫。颜色与公司logo的绿色匹配，他们在polo衫上印上“希拉洛斯生物数学”的字样。赛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建设形式，而且他是自掏腰包。

桑尼看到polo衫时，大为生气。他不喜欢赛斯不征询他的意见，认为赛斯给自己团队的礼物让其他部门经理显得难堪。在职业生涯早期，赛斯在瑞士的大制药公司罗氏（Roche）待过，他在那里领导70人的团队，经手25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他觉得不需要让桑尼来给他上管理课。他反唇相讥，然后两人开始大声对吵。

从那以后，桑尼似乎就对赛斯耿耿于怀，常常刁难他，这导致赛斯去寻找其他工作。几个月后，他在一家总部位于红森林城（Redwood City）的公司健康基因（Genomic Health）找到一份工作。之后，他手里拿着辞职信走进伊丽莎白的办公室，去告知他的决定。桑尼也在她的办公室里，他打开辞职信，读了信，然后把它摔回赛斯的脸上。

“我不接受它！”他喊道。

赛斯面无表情，高声回喊：“先生，我告诉你：在1863年，林肯总统已经解放了奴隶。”

桑尼的回应，是将他赶出了办公大楼。过了几个星期，赛斯才得以取回他的数学书、科学杂志，还有放在桌子上的妻子的照片。他还是在公司的新律师乔迪·萨顿（Jodi Sutton）和一名保安的帮助下，在一个工作日的夜晚，趁桑尼不在的时候才把东西打包带走的。

桑尼在周五的晚上与托尼·纽金特也闹翻了。他一直直接下达指令给托尼团队中的一位年轻工程师，给他施加强大的压力，导致他因为压力而崩溃。托尼为此而质问桑尼，他们的争执迅速升温。桑尼陷入狂怒，大叫公司的每个人都欠他的，他义务在给公司做贡献，人们应当多一些感激。

“我挣的钱足够养活我家七代人。我根本就不用待在这儿！”他对着托尼的脸尖叫。

托尼以他的爱尔兰土腔反戈一击：“我一无所有，也不需要待在这里！”

伊丽莎白不得不介入进来，平息事端。戴夫·尼尔森觉得，托尼将会被解雇，星期一上午他就会有一个新的老板了。然而托尼不知为何从这次交锋中幸存了下来。

过了没多久，桑尼和伊丽莎白开始散发订购表单的复印件，让医生用来订购实验室的血液检测，并且开始热情地谈论在消费者检测方面的巨大机会，这些令切尔西的警觉进一步升级。

结束吧，切尔西跟自己说。这已经越过太多的底线了。

她去找伊丽莎白，告诉她自己想辞职，但决定不说出自己的担忧。相反，她告诉她的朋友，周末来回奔波成本太高，她想完全搬到洛杉矶去，这些情况当然都是真实的。她提出可以留下来过渡一段时间，但伊丽莎白和桑尼并不希望她这样做。他们说，如果切尔西想走，那么最好立刻就走。他们要求她在离开的时候，对她手下的三个人什么都不要说。切尔西表示反对。这样的离开让人感觉不好，像一个窃贼在午夜逃跑一般。但桑尼和伊丽莎白态度坚决：她什么都不要告诉他们。

切尔西走出办公大楼，走进帕洛阿尔托的阳光之中，百感交集。最主要的感觉是如释重负。但她也觉得难过，没有能够和她的团队告别，告诉他们为什么离开。她会告诉他们那个官方理由——就是她要搬到洛杉矶去——但桑尼和伊丽莎白不相信她会这样做。他们想控制关于她离开的故事。

切尔西也为伊丽莎白忧心忡忡。以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创业家的无畏决心，她在自己身边制造了一个气泡，将她与现实割裂开来。而她放进那气泡里的唯一之人，带给她的是恶劣的影响。她的朋友怎能对此视若无睹呢？

第7章 J博士

在沙丘道上，新开了一家叫作玫瑰森林（Rosewood）的奢华酒店，尽管房间的价格已经达到1000美元一晚，但总是满房。它拥有进口的棕榈树，毗邻斯坦福大学校园，很快就成为风险投资家、小企业创始人、外来投资者的首选地点。他们成群结队，拥挤在它的餐厅、湖畔酒吧里，谈论交易，还有就是让人看到自己。宾利、玛萨拉蒂和迈克拉伦车子一排排停在石头铺就的停车场上。

美国的其他地方还在舔舐自己在毁灭性的金融危机中所受的伤，在这里，一波新的科技热潮却已经蠢蠢欲动，驱动因素包括几个方面。其中之一是脸书公司异乎寻常的成功。2010年6月，这家社交网络的私人估值升至230亿美元，六个月后，跃升至500亿美元。硅谷的每一个创业者都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每一个风险投资人都想在下一艘暴富的火箭飞船上占据一席之地。推特（Twitter）公司横空出世，到2009年下半年的估值超过10亿美元，给这热潮又加上了一把火。

同时，随着移动网络速度越来越快，拥有了处理大容量数据的能力，iPhone和它的智能手机竞争对手（以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为代表），开辟了向移动计算转变的道路。像《愤怒的小鸟》这样广受欢迎的手机游戏，有数以百万的iPhone用户支付1美元来下载它，由此催生出可以围绕一个智能手机App打造一门生意的理念。2010年春天，一家寂寂无名的创业公司优步打车（Uber Cab）在旧金山试验性地启动了其黑车呼叫服务。

不过，如果没有另一个关键要素的话，所有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引燃新的热潮，那就是跌到谷底的利率。为了拯救经济，美联储将利率削减到近乎零的水平，使得像债券一类的传统投资毫无吸引力，迫使投资者到其他地方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他们转向的地方之一，就是硅谷。

于是突然之间，东海岸那些平常只投资于上市公司股票的对冲基金经理纷纷来到西海岸朝圣，在全新的创业公司世界寻找有前景的新机会。与他们一起的还有来自从前已经成熟的公司的高管们，他们想利用硅谷的创新，让遭受衰退冲击的生意恢复生机。后面这个群体中有一个65岁的人，来自费城，他跟人打招呼的时候喜欢用击掌代替握手，得到了一个绰号：“J博士”。

J博士的真名叫杰·罗山（Jay Rosan），他本是一个医生，但是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为大公司工作。他是沃尔格林（Walgreens）创新团队的成员，该团队的职责是鉴别新的想法和技术，帮助这家109岁的连锁药店重启增长之路。J博士在费城郊区的康舍霍肯（Conshohocken）办公，沃尔格林2007年收购关爱健康体系（Take Care Health Systems）时，从对方手中获得了这个地方。关爱健康是一家店内诊所运营商，J博士此前受雇于该公司。

2010年8月24日早晨，还不到8点，一队租来的轿车停在帕洛阿尔托山景大道3200号门前。一个戴眼镜的健壮男子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宽宽的鼻梁上有几个斑点。此人名叫凯文·亨特（Kevin Hunter），经营一家名为“合作”（Colaborate）的小型实验室顾问公司。J博士率领沃尔格林代表团飞到加利福尼亚与希拉洛斯进行为期两天的会谈，亨特是代表团中的一员。这家连锁药店企业几个星期以前雇用了他，目的是帮助沃尔格林评估并建立与希拉洛斯正在洽谈中的伙伴关系。

亨特与沃尔格林所在的行业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关系：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药剂师。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曾经在暑假帮助父亲操作计数器、管理药房的药架。父亲运营的药房分布在纽约、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空军基地。不过，虽然他对药店如此熟悉，亨特真正的专长却是在临床实验室方面。他在佛罗里达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随后在实验室设备提供商巨头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头八年时光。随后他创建了合作公司，提供实验室咨询服务，客户范围包括从医院到私人股权公司。

这种神神秘秘、遮遮掩掩的把戏让亨特深觉愚蠢。那是下午4点，饭店里空无一人，不需要对什么人掩饰他们的存在。而且，要说有什么可能引人注意的话，那就是桑尼停在车位上的兰博基尼了。

亨特开始产生怀疑。黑色的翻领毛衣、深沉的声音，还有整天都在小口啜饮的绿甘蓝汁，这些说明伊丽莎白在努力模仿乔布斯，但她似乎分不清楚血液检测的不同类型。希拉洛斯也没有能满足他两个最基本的要求：让他看看实验室，以及在其设备上现场展示一次维生素D的检测。亨特的计划是让希拉洛斯检测他和J博士的血液，然后晚上去斯坦福的医院重新检测，比较结果。他甚至安排了一名病理学家在医院待命，准备开处方单检测和抽取他们的血液。然而，尽管他在两周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但伊丽莎白声称自己并没有得到通知。

还有其他事情困扰着亨特：桑尼的态度。他的行为既傲慢又殷勤。当沃尔格林方面提出让它的IT部门参与试点的准备时，桑尼立即否定了这个主意，说：“IT的人跟律师一样，尽量避免跟他们打交道。”在亨特听起来，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个问题。

但是，J博士似乎并没有跟他一样的怀疑。他仿佛被伊丽莎白的光环迷住，陶醉在硅谷的氛围之中。亨特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追星族，飞越整个国家，就是为了参加所热爱的乐队的演唱会。

第二天上午，他们在希拉洛斯的会议室继续开会，沃尔格林的首席财务官韦德·米克隆加入进来。韦德已经与伊丽莎白直接签署了试点协议。他似乎也成了她的忠实粉丝。那天的会议开到一半，伊丽莎白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节目，送给米克隆一面美国国旗，她说这面旗子曾经飘扬在阿富汗的战场上。她在国旗上写下赠予沃尔格林的字样。

亨特把雷纳特 · 范登霍夫叫到一边，他是沃尔格林一方负责试点项目的人。亨特告诉他，刚刚的事情不太对劲。警报正在不断累积。首先，伊丽莎白拒绝让他进入实验室。然后，她拒绝了把沃尔格林的人放在帕洛阿尔托的提议。而现在，她又拒绝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研究。最最重要的是，希拉洛斯已经从沃尔格林药业连锁公司总裁——公司最重要的人——身上取得了血液，但竟然没能给他一个测试结果！

亨特觉得整件事情都很古怪。沃尔格林带他来这里，是为了审查希拉洛斯的技术，但他们却没有让他去做该做的事情。对于这次访问，他们秀出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那面签名的国旗。然而，J博士和米克隆好像完全不在意。在他们看来，这次访问进行得很顺利。

范登霍夫听他说着，一脸苦涩的表情。

“我们不能要求这个，”他说，“我们不能冒风险让CVS与他们在六个月内达成交易，那是真有可能的。”

沃尔格林的竞争对手CVS的总部位于罗德岛，按收入来说比沃尔格林的规模高出三分之一，两者之间的竞争确实令连锁药店行业的一切变得多姿多彩。亨特作为一位外来者，一个不是沃尔格林公司一员的人，很难理解这样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希拉洛斯聪明地利用了这种不安感。结果，沃尔格林患上了严重的错失恐惧症（FoMO）——怕会错过的恐惧。

亨特告诉范登霍夫，这封函件毫无意义。从比利时人的表情来判断，他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开始产生作用。范登霍夫的信心似乎动摇了。亨特知道负责创新团队财务的丹·多伊尔也有一部分疑虑。如果他能够让范登霍夫转而支持他的观点，他们也许能够让J博士和韦德·米克隆幡然醒悟，从而避免潜在的危机。

沃尔格林并不是希拉洛斯在巴结的唯一大型零售合作伙伴。就在同一时期，希拉洛斯的员工注意到一位老先生多次来访他们在山景大道的办公室，他戴无框眼镜，穿西服，系领带，看上去一本正经。此人乃西夫韦公司（Safeway）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伯德（Steve Burd）。

西夫韦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伯德执掌该公司已达十七年。他一路走来，专注于百货行业本身，在担任CEO的第一个十年赢得了华尔街的赞誉，现在却转而对医疗保健行业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应伯德的邀请，伊丽莎白来到这家连锁超市位于旧金山海湾另一边普莱森顿（Pleasanton）的总部。她描述了对针头的恐惧如何引导她开发出突破性的技术，让血液检测不仅更为方便，也更快速和便宜，西夫韦的CEO和一群他的最高层管理人员听得入迷。她随身带了一台黑白色的设备，来展示它是如何工作的。

展示对西夫韦的执行副总裁拉瑞·伦达（Larree Renda）产生了强烈冲击。伦达的丈夫正在与癌症搏斗。他必须经常进行血液检测，让医生可以调整他的用药。每一次抽血都是一次折磨，因为他的静脉越来越脆弱。她觉得希拉洛斯的指尖取血系统将是他的福音。

伦达16岁开始就在西夫韦做兼职的装袋工，沿着公司的晋升体系一路爬升，直到成为伯德最信任的管理层，她发现自己的老板也很受触动。希拉洛斯的提案完全吻合他的健康哲学，并且提供了一条途径去改善连锁超市停滞不前的收入和愈加微薄的利润空间。

没过多久，西夫韦也和希拉洛斯达成了一笔交易。根据协议，它向这家创业公司借款3000万美元，并承诺对其连锁店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以便为全新光鲜的诊所留出空间，在诊所里顾客可以在希拉洛斯的设备上做血液检测。

伯德为伙伴关系而欣喜若狂。他将伊丽莎白看作早熟的天才，待她少有地尊重。他一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办公室，除非绝对必要，但对她是例外，常常开车越过海湾来帕洛阿尔托。有一次，他来的时候带了一盆硕大的白色兰花。另外一次，他买了一个私人飞机的模型送给伊丽莎白。他预测说，对她来说，下一个将是架真正的飞机。伯德知道希拉洛斯同时在与沃尔格林会谈。伊丽莎白告诉他，他的公司将是独家提供希拉洛斯血液检测的超市，而沃尔格林则将在药店方面获得专属使用权。两家公司对这一安排都不满意，但双方都觉得至少好过错失一个巨大的、全新的商业机会。

回到芝加哥，亨特努力让范登霍夫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怀疑，但在2010年12月中旬，他的努力遭遇挫折。范登霍夫通知自己的同事，他将在年底离职。他获得了新泽西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职位，该公司为制药公司制造温度指示器。这是一个他不能错过的事业机遇。

沃尔格林从内部任命了一位替代者，一个叫作翠西·利平斯基（Trish Lipinski）的女性高管，她在实验室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来沃尔格林之前，她在美国病理学家学会（the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工作，该学会是代表实验室科学家的医疗学会。亨特毫不迟疑，立即让她知道自己对希拉洛斯项目的看法。他告诉她：“我得阻止这个事情，要不然哪天它将成为某人的耻辱。”

韦德的酒后开车，以及J博士为希拉洛斯的盲目叫好，让人很难相信贝塔计划是由最好的人执掌。但那不是亨特的权限范围。他关注的是自己能够控制的方面：继续在每周的视频会议上提出尖锐问题。直到2011年初的一天，利平斯基告诉他，伊丽莎白和桑尼不想在视频会议或是两家公司之间的会议上再看到他。她说，他们觉得他制造了太多的麻烦，干扰了工作的进行。她接着说，沃尔格林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否则希拉洛斯公司就会走人。

亨特试图说服她拒绝那要求。沃尔格林每个月付给他的公司25000美元，是为了守护公司的最佳利益，如果要让他保持距离，要为他的工作设置障碍，何苦如此呢？这样毫无意义。他的抗议被礼貌地扔在一边，伊丽莎白和桑尼得逞了。亨特继续与创新团队一起工作，在需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但被排除在后续的视频会议和会谈之外，他被边缘化了，这限制了他的作用。

同时，沃尔格林继续推动项目。作为试点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亨特与创新团队一起进行实地考察，前往距迪尔菲尔德几英里远的一个工业园区，在那里有一座无名仓库。公司在仓库里建造了一个完全尺寸的药店复制品。它设置了一个血液检测实验室，其中安装有特别设计的架子，大小可以放得下希拉洛斯那黑白两色的阅读器。

亨特看着模拟药店和其中的小小实验室，恍然之间发现它是那么真实。他不安地想，很快，真正的病人就会在这些小实验室中做抽血检测了。

第8章 迷你实验室

伊丽莎白需要一种新的设备，一种可以开展不止一种检测的设备。2010年11月，她雇用了一个名叫肯特·弗兰克维奇（Kent Frankovich）的年轻工程师，让他负责设计这种设备。肯特刚刚从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此之前，他有两年的时间是为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在帕萨迪纳（Pasaden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工作，在那里他帮助建造了火星探测车好奇号（Curiosity）。肯特随后招募了他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时认识的朋友格雷格·巴尼（Greg Baney），此人后来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火箭公司SpaceX——总部在洛杉矶——工作过。格雷格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260磅，体型像职业橄榄球联赛（NFL）的前锋，但这样的体格之下蕴藏着非凡的才智和敏锐的洞察力。

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肯特和格雷格成为伊丽莎白最喜欢的员工。她参加他们的头脑风暴会议，为他们正考虑使用的机器人系统出谋划策。她把公司的信用卡给他们，让他们购买想要的任何设备和物资。

可以肯定，市场上已经存在有便携式的血液检测设备。其中一种设备看上去像一台小型的ATM取款机，叫作Piccolo Xpress，可以进行31项不同的血液检测，在只有十二分钟的时间内得出结果。对于六七种经常被用到的检测，它的一个检测盘只需要三到四滴血。不过，Piccolo或者其他已有的便携式分析仪都没法从事全范围的实验室检测。在伊丽莎白的脑海中，那将是迷你实验室的卖点所在。

格雷格发现希拉洛斯与一般工作场所不同的另外一个情况。他与加里·弗伦泽尔关系很好。尽管加里看上去像一个懒汉——体重300 磅，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过大的T恤衫和洞洞鞋在公司里走来走去——但格雷格发现他是全公司最聪明的人。加里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在开会的时候，格雷格不止一次发现他在打盹，但他会一下子突然清醒过来，反驳某人提出来的愚蠢主意，提出明智的可选办法。

有一天，他们一起下班，加里放低声音，以一种告密似的语调告诉格雷格一件令他震惊的事情：伊丽莎白和桑尼在谈恋爱。格雷格傻了眼。他觉得一家公司的CEO和公司的二号人物睡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但更令他困扰的是，他们在隐藏此事。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他觉得应该向所有新进来的员工披露。对于格雷格而言，这一揭露将希拉洛斯的一切置身于新的灯光之下：如果伊丽莎白对这件事情都不能坦率，会不会对其他东西也说谎？

2011年的春天，希拉洛斯的裙带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伊丽莎白雇用了她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担任产品生产的助理董事。克里斯蒂安·霍姆斯从大学出来两年了，没有任何清晰的证据表明他有资格在一家血液检测公司工作，但伊丽莎白并不看重这个问题。伊丽莎白更加看重的是，弟弟是她可以信任的人。

刚到公司的时候，克里斯蒂安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所以他花了一些时间阅读体育方面的文章。他从ESPN的网站上剪切和粘贴文章，藏在空的电子邮件里面，这样从远处看，他好像是在接收与工作相关的通信。克里斯蒂安很快就招了四个他的好兄弟过来，都来自杜克大学：杰夫·布利克曼（Jeff Blickman）、尼克·孟切尔（Nick Menchel）、丹·埃德林（Dan Edlin）和萨尼·哈季阿赫梅托维奇（Sani Hadziahmetovic）。麦克斯·福斯克（Max Fosque）是第五个来自杜克大学的朋友，也在稍后加入进来。他们一起在帕洛阿尔托乡村俱乐部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在希拉洛斯内部很快就以“兄弟派”而闻名。与克里斯蒂安一样，杜克的这些男孩子都没有任何与血液检测或医学设备相关的经验或训练，但他们与伊丽莎白弟弟的友情，足以令他们在公司的等级体系中凌驾于绝大多数员工之上。

那个时候，格雷格已经说服了几个自己的朋友加入希拉洛斯公司。其中有两人是他在乔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Tech）念本科时的好友：乔丹·卡尔（Jordan Carr）和泰德·帕斯科（Ted Pasco）。第三位是他在帕萨迪纳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时结识的朋友，名叫特雷·霍华德（Trey Howard）。巧的是，特雷上大学也是在杜克大学，比兄弟派早了几年。

乔布斯死后一两个月，格雷格在工程师团队的一些同事发现，伊丽莎白正在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这位已故苹果公司创始人的传记中借用其中所描述的行为和管理技巧。他们当时也都在阅读这本书，能准确地指出她所模仿的行为是哪一章节，所描写的是基于乔布斯的哪一段职业生涯。伊丽莎白甚至给了迷你实验室一个乔布斯式的代码名称：4S。这是用了苹果手机iPhone 4S的名称，而这款手机恰巧是在乔布斯逝世的前一天发布的。

格雷格与希拉洛斯的蜜月期走到尽头，是在他妹妹向公司申请工作之后。2011年4月她与伊丽莎白和桑尼都做了面谈，次月收到加入产品管理团队工作的邀请，但她决定拒绝，留在原来的东家——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PwC）。第二天是个周六，格雷格留在办公室工作。伊丽莎白也在公司，但没有过来感谢他的付出，这让他觉得奇怪，因为她一般都会这样做，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格雷格不再被邀请参加她和肯特的头脑风暴会议。这让他明白，她把他妹妹的决定看成了私人事务，现在他得为此付出代价。

过了没多久，肯特自己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也遭遇寒潮。从任何方面来看，肯特都是迷你实验室的主设计师。作为一名热爱制造东西、卓有天赋的工程师，他也在业余时间涉足一个附带项目：一种能够既照亮车轮也照亮道路的自行车车灯，可以在晚上为骑行者改善能见度和安全性。他把这个主意放到Kickstarter平台上，令他非常惊讶的是，竟然在四十五天内筹集了21万5千美元，这是这家众筹平台当年募集金额排名第七位的项目。原本不过是一个爱好，突然间像是可以成为一门养家糊口的生意。

肯特将他在Kickstarter上的成功告诉了伊丽莎白，以为她不会介意。但他的判断完全错误：伊丽莎白和桑尼都极为愤怒。他们将这看成一桩重大利益冲突，要求他把自行车车灯专利转给希拉洛斯公司。他们提出，肯特加入公司时签署的书面文件赋予他们权利，任何他在受雇期间的知识产权都归属他们。肯特不同意。他是在自己的自由时间从事那小小的事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错误。他也无法理解一种新型的自行车灯怎么会对血液检测设备的制造商构成威胁。但伊丽莎白和桑尼不肯善罢甘休。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上，他们试图让他交出专利。他们逐渐加大压力，让希拉洛斯公司新任的高级法律顾问大卫·多伊尔（David Doyle）参加其中部分会议。

在目睹这一对峙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格雷格开始相信，事情跟专利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为了惩罚肯特所谓的不忠诚。伊丽莎白期望她的员工将一切付出给希拉洛斯，尤其是像肯特这样她给予信任、赋予重任的人。肯特不仅没有付出自己的一切，还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的工程项目。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在周末来公司。在她看来，肯特背叛了她。最后，双方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妥协：肯特将休假，去尝试一下他的自行车灯事业。到他不再沉迷于自己的小项目的时候，他们再讨论他是否回归，在什么条件下回归。

格雷格已经完全从幻觉中清醒过来，他决定再坚持两个月，直到入职满一年，可以拿到股票期权的时候。他最近参加过在母校乔治亚理工大学举行的一场就业招聘会，面对那些停留在希拉洛斯摊位前的学生们，他发现自己无法为公司说好话。相反，他只是将自己的建议集中于在硅谷展开职业生涯的好处。

在格雷格离开后的几个月，希拉洛斯的旋转门继续以疯狂的节奏转动。一个更加离奇的事件涉及一名身材魁梧的软件工程师戴尔·巴恩维尔（Del Barnwell）。人们都叫他大戴尔，他以前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飞行员。桑尼认为他的工作时数不够长。他太过分了，竟然去调保安的记录，跟踪大戴尔的来来去去，在他的办公室当面责问大戴尔，声称记录表明他一天只工作八个小时。“我要修理你。”桑尼对大戴尔说，好像他是个被损坏的玩具一样。

但大戴尔不想被修理。会谈过后没多久，他给伊丽莎白的助理发了一封辞职的电子邮件。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在最后两个星期的通知期内，他尽职尽责地工作。然后，在星期五的下午4点，大戴尔收拾好他的东西，径直走向办公楼的出口。此时桑尼和伊丽莎白突然出现，从楼梯上跑下来去追他。他们说，不签一份保密协议，就不能离开。

大戴尔拒绝了。在入职的时候他已经签过保密协议，而且除此以外，他们本来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可以为他安排离职面谈。现在他是自由的，想走就走，而且他非常想走。当他开着自己的黄色丰田陆地巡洋舰从停车位倒出来的时候，桑尼派了一名警卫跟着他，想阻止他。大戴尔无视警卫，开车扬长而去。

桑尼打电话报警。二十分钟后，一辆警察的巡逻车缓缓停在办公楼前，熄了车灯。暴怒的桑尼告诉警官，一名员工辞职，带着公司的财产跑了。警官询问他带走了什么，桑尼以他带有口音的英语脱口而出：“他在脑子里偷走了公司财产。”

第9章 健康游戏

西夫韦公司的生意惨淡。这家连锁超市刚刚公布，2011年的最后三个月，公司利润下降了6％，在公司的季度收益电话会议上，长年担任CEO的史蒂夫·伯德正疲于向数十位拨入电话参加会议的分析师解释原因。

其中一位分析师是来自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的埃德·凯利（Ed Kelly），他正在温和地指责伯德运用股票回购来掩饰糟糕的业绩。即使公司的真实收益下降，通过回购减少所发行的股票的数量，可以人为地提高公司的每股收益——这是投资者最关注的指标。这个把戏一点都不新鲜，机敏的华尔街分析师熟悉公司常玩的各种花招，一眼就可以看穿。

伯德对这项冒险的期望很高。他要求西夫韦的1700家门店要有过半数的门店进行改建，留出空间打造高端诊所：豪华地毯、定制的实木家具、大理石台面、平板电视。按照希拉洛斯的要求，它们被称为健康中心，它们必须看上去“比美容店好得多”。尽管3.5亿美元的改造成本全部由西夫韦公司自己承担，但一旦新的诊所开始提供那家创业公司的全新血液检测，伯德对新诊所的期待可远远不止于收回这个成本。

收益电话会议几个星期后，伯德和他的管理团队带了一群分析师，前往西夫韦的一家门店，它位于奥克兰东部，离伯德在风景如画的圣拉蒙谷（San Ramon Valley）的家只有几英里远。分析师们看到了门店里的新健康中心，但伯德仍对其中将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讳莫如深。甚至连门店经理也蒙在鼓里。希拉洛斯坚持在真正启动之前要绝对保密。

伦达刚刚雇用了西夫韦公司第一位首席医疗官。他名叫肯特·布莱德利（Kent Bradley），来自美国陆军，他上过西点军校和坐落于马里兰州波斯赛达（Bethesda）的陆军医学院，随后在美国陆军服务超过十七年。布莱德利在军方的最后一项职责是管理军队医疗保健计划（Tricare）的欧洲部分，该计划为现役和退役的军人提供医疗保险。其他职责方面，伦达要求这位说话温和的前军方医生负责监管公司园区的诊所。

布莱德利将自己的疑虑告知伦达和西夫韦健康的总裁布拉德·沃尔夫森（Brad Wolfsen）。伦达的信心也在过去的两年中有所动摇，她鼓励布莱德利去找伯德谈谈，布莱德利照做了。但伯德彬彬有礼地拒绝了他，并向这位前军医保证，希拉洛斯的技术已经通过审查，是可靠的。

在幕后，西夫韦的董事会正逐渐失去耐心。伯德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待了二十年，显然华尔街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他担任CEO的头一个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带来了西夫韦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但近些年来，他对医疗和健康的热情使他忽略了仍旧是公司核心的东西：那单调乏味的销售杂货的生意。投向健康中心的巨额投资，和未能结出硕果的无尽拖延，是最后一根稻草。

2013年1月2日，股市收盘后不久，西夫韦公司发布了一份公告，宣布在5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之后，伯德将会退休。公告显示，决定是伯德主动做出的，但伦达和其他管理层怀疑，是董事会要求他下台。甚至到了出局的时候，伯德对仍处于秘密状态的希拉洛斯伙伴关系的前景还抱有乐观态度。公告列出他担任CEO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其中包括一项引用他本人的话，说西夫韦很快将“推出一项健康行动计划，力争实现公司转型”。

至于伯德，很显然他还没准备退休。离开连锁超市三个月后，他创建了一家咨询公司，向公司提供关于如何减少医保成本的建议。他将公司命名为伯德健康（Burd Health）。以健康创业公司合伙创始人的身份，他试图重新与伊丽莎白建立联系。但她再也不接他的电话了。

第10章 “谁是舒梅克中校？”

根据军方规定，此类申请必须通过设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的美军医疗部，在那里，申请通常都会抵达舒梅克中校的办公桌。作为受控行为和服从情况处（the Division of Regulated Activities and Compliance）的副主管，舒梅克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在使用医疗设备时遵守所有法律和规章。

舒梅克并非普通的军队官僚。他拥有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用于脑膜炎和兔热病毒的疫苗，兔热病毒是在白尾灰兔身上发现的一种危险病毒，冷战期间被美国和苏联武器化。他还是美军中第一个在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署（FDA）完成一年研究工作的军官，使他成为军方FDA监管方面的常驻专家。

伊丽莎白引用希拉洛斯从其法律顾问那里获得的建议，表示强烈反对。舒梅克很快就明白，她太过防备，太倔强了，继续争论下去是浪费时间。很显然，她不想听到任何与她的观点相抵触的东西。他环顾会议桌，注意到她没有带任何法规事务的专家参加会议。他怀疑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雇用这样的人。如果他猜得没错，那是一种极为天真的运作方式。在这个国家，医疗健康是受到最严格监管的行业，理由非常充分：它对应的代价是病人的生命。

舒梅克告诉伊丽莎白，如果想要他开绿灯，允许她在军人身上使用她的机器，她需要从FDA获得书面形式的材料来支持她的立场。她的脸上表现出高度的不满。她继续做她的演示，但在剩下的时间里都对舒梅克冷眼相待。

会议最后以舒梅克重申他的立场结束：他需要看到来自FDA的、支持希拉洛斯所处监管地位的书面材料，才能签发在阿富汗进行试验的许可。伊丽莎白同意去取得这样的证明信。她的举动看上去煞有介事。舒梅克对此非常怀疑，不过至少现在扯清了：球是到了希拉洛斯这边。

舒梅克此后没有收到关于此事的更多消息。直到2012年春末，他又开始收到来自中央司令部的询问。他不由得感到恼火。希拉洛斯不仅没有提供他要求的证明信，而且从他和凯利12月份去华盛顿见过伊丽莎白之后，公司甚至完全无声无息。

在取得上司同意后，他决定自己与FDA取得联系。2012年6月14日上午，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该机构微生物设备处的主管萨莉·霍瓦特（Sally Hojvat）。2003年，舒梅克在FDA做访问学者期间，两人曾经共事，而且在此前一周的一个会议上刚刚见过面。舒梅克向霍瓦特描述了希拉洛斯的情况，称该公司的监管观点“相当新颖”，请求FDA对其予以引导。尽管他并没有打算让这封电子邮件超出非正式的咨询请求范围，但在发送之前仍再三斟酌，自己是否可以预见到它可能引发的一系列事情。

霍瓦特将他的问询转发给五位同事，包括FDA的试管内诊断和放射学健康办公室（Office of In Vitro Diagnostics and Radiological Health）主任阿尔伯特·古铁雷兹（Alberto Gutierrez）。古铁雷兹拥有普林斯顿的化学博士学位，他在FDA工作的二十年中，恰巧有一小段时间是花在思考实验室开发检测的相关问题方面。

FDA长期以来都在考虑将LDTs（即实验室开发检测的简称）的监管纳入自己的权限之内。然而，在实践中，它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回溯到1976年，在对《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Federal Food，Drug，and Cosmetic Act）进行修订、从而将该机构的权限从药物扩展到医疗设备时，LDTs还很罕见。那时只有某项不太寻常的医疗案子有需要，地方的实验室偶尔才会做一下。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实验室开始为了大众用途而做更多的复杂检测，包括基因检测。根据FDA自己的预测，大量有缺陷的、不可靠的检测被推向市场，使用范围包括从百日咳、莱姆病（Lymedisease）到各种癌症，给病人造成难以言说的伤害。在FDA内部，有一种共识越来越强烈，即它需要开始监管实验室的这一部分业务，持此观点最有力的人，就是古铁雷兹。当他看到霍瓦特转发给自己的舒梅克的邮件时，古铁雷兹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其中所描述的监管方式，正是那种绕过FDA的监管擦边球类型，这是他想要阻止的。

古铁雷兹的观点——应当由FDA而不是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服务中心（CMS）来监管LDTs——并不意味着他与CMS的同僚相处得不好。恰恰相反，他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经常越过机构的界限进行联系，试图沟通因过时的法规造成的监管真空。古铁雷兹将舒梅克的电子邮件转发给朱迪斯·约斯特（Judith Yost）和彭妮·凯勒（Penny Keller）——她们是CMS的实验室监管处成员——并且在邮件开头加了一个说明：看看这个！！！CMS会把这个东西看作LDT吗？我很难看清楚，在这个案子上我们是否会行使执法自由裁量权。阿尔伯特

在经过几轮反复之后，古铁雷兹、约斯特和凯勒都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希拉洛斯的模式不符合联邦监管规范。约斯特和凯勒认为，不妨派人去帕洛阿尔托，看看这家他们此前闻所未闻的公司在做什么，并纠正其错误理解。

当感觉公司遭受攻击的时候，伊丽莎白绝不是一个坐视不理、平静接受的人。在一封写给马蒂斯将军的措辞激烈的邮件里，她抨击了那位胆敢在她的道路上安置障碍的人。她写道，舒梅克公然将关于希拉洛斯的“虚假信息”传递给FDA和CMS。她随后用几个段落指责这位陆军中校，列出了据称他向那些机构所做的陈述中七项不准确的地方，而这陈述是在“我们的法律顾问的帮助下编写的”。

几个小时后，马蒂斯读到伊丽莎白的电子邮件，极为愤怒。他将邮件转发给艾林·埃德加（ErinEdgar）上校，此人是中央司令部的总军医，也是他安排负责落实希拉洛斯战地测试的助手。

因为自己的行为引发了对这家公司的巡查，舒梅克也确实觉得很不好过。他深知这样的造访多么令人难受：他之前在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the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任职，担任生物安全处主管，该部门负责军队研究中所使用的生物威胁性试剂的安全，那正是在2008年7月布鲁斯·埃文斯（Bruce Ivins）自杀的两周之前。埃文斯的自杀揭露，作为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他很有可能是2001年的炭疽病毒攻击的罪魁祸首，也导致一系列各种缩写名的政府机构对该研究所开展大规模检查，持续两年之久。在每一次检查中，舒梅克都是接受检查一方的负责官员。

马蒂斯不愿意放弃。他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提出一种推进的建议。在几个月前给伊丽莎白的一封邮件里，他相信，对于他的部下，她的发明将是“游戏规则改变者”。古铁雷兹和舒梅克提了一个解决办法：一种“有限的主体实验”，即使用去身份化的士兵残余血液样本。它可以回避对知情同意书的要求，是唯一可以按照马蒂斯的愿望尽快推行的研究方式。他们同意按照这一行动路径继续下去。进入办公室十五分钟后，舒梅克和古铁雷兹与马蒂斯握手告别。舒梅克如释重负。无论如何，马蒂斯尽管粗暴，但还是通情达理，而且达成了一种可行的妥协。

所商定的有限实验，与马蒂斯脑海中更为雄心勃勃的战地现场测试相去甚远。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将不会被用来为受伤士兵的治疗提供信息。它们只会被用来检测事后剩下的样本，看它们的结果是否与军方的常规检测方法一致。但它并非毫无意义。在职业生涯早期，舒梅克有五年的时间花在监管对生物威胁性物品诊断检测的开发研究上，他曾用自己的左臂去接触来自战场上现役军人的匿名样本。从此类检测中获得的数据，在向FDA申请时是非常有用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希拉洛斯莫名其妙地没有利用给予它的机会。当马蒂斯将军2013年3月从军中退役的时候，这项利用去身份化的剩余样本的实验尚未开始。当埃德加上校数月后获得一项新的任命，去担任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所长时，它仍然没有启动。希拉洛斯似乎未能一致行动。

第11章 燃爆富兹

诉讼是由希拉洛斯向旧金山的联邦法院发起的。它指控富兹和他第一段婚姻中的两个儿子——乔·富兹和约翰·富兹——合谋从该公司窃取机密专利信息，利用它为自己申请竞争性专利。诉讼指控说，窃密是由约翰在其父亲的指使下干的，当时约翰受雇于希拉洛斯的前专利咨询顾问麦克德莫特·威尔和埃默里律师事务所。

富兹和他的儿子都对这个诉讼非常愤怒。但一开始他们并没有过度担忧此事。他们很有信心，知道它的指控是错误的。富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约翰提及伊丽莎白·霍姆斯的创业公司，是2006年7月他发给儿子的电子邮件中，有一个是他在专利办公室的公开数据库中发现的希拉洛斯的一项专利申请的链接。这封电子邮件，是在富兹申请自己的临时专利两个多月以后发的，询问约翰是否知道在麦克德莫特事务所是由谁处理希拉洛斯的申请。约翰回复，说麦克德莫特是一家大事务所，他不知道是谁。这笔交易与约翰毫无关联。在经过了五年多的时间之后，他已经不记得此事。就他而言，这次官司是他第一次见到或听到“希拉洛斯”这个名字。

另一方面，约翰没有任何动机对伊丽莎白或她的家人抱有恶意。在20岁出头的时候，克里斯·霍姆斯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帮助他进入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法学院。后来，约翰的第一任妻子通过洛兰·富兹认识了诺尔·霍姆斯，跟她关系很好。当约翰的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诺尔甚至去他们的家里看望，并给孩子带去了礼物。

而且，理查德和约翰·富兹并不是很亲近。约翰认为他的父亲是一个傲慢的自大狂，想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尽可能保持在最低限度。2004年，他甚至拒绝再把父亲当作麦克德莫特的顾客，因为他支付账单太不痛快、太慢。认为约翰自愿拿他的法律职业生涯冒险，为他的父亲盗取信息，这是对他们之间冰霜一般关系的根本误解。

博伊斯的律师事务所博伊斯·席勒和弗莱克斯勒（Boies，Schiller ＆ Flexner）以其策略的激进而闻名。富兹家的人不需要多长时间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在希拉洛斯公司提起诉讼的几个星期之前，三个人都发现了他们遭到监视的线索。理查德·富兹在开车前往凡奈斯机场（Van Nuys）、准备坐飞机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车尾随着他。乔住在迈阿密，他的邻居，一位自封本街区联防队长的退休警察警告他，有人在窥探他的房子。约翰和妻子发现一个男人在给他们乔治城的家拍照。现在，富兹家的人非常肯定，那些人是博伊斯雇的私家侦探。

博伊斯使用私家侦探，不仅仅是一种威吓策略，也是塑造了伊丽莎白和桑尼世界观的偏执狂使然。这种偏执狂的核心，是相信实验室行业的两大拥有统治地位的竞争者——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和美国实验室集团（Laboratory Corporation of America）——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打压希拉洛斯及其技术。当拉里·埃里森和另一位投资人一开始接触博伊斯，请他代理希拉洛斯的时候，那是博伊斯所了解到的他们最关注的事情。换句话说，博伊斯的任务不仅仅是起诉富兹，而是要调查他是否与奎斯特和实验室集团站在一起。实际情况是，在那个阶段，希拉洛斯还没有进入任何一家公司的视野，而尽管富兹的生平一直丰富多彩、充斥阴谋，但无论如何都与那两家公司没有任何联系。

尽管所有希拉洛斯公司的专利都冠以伊丽莎白的名字，理查德·富兹仍然高度怀疑，一名毫无医学和科学训练的大学辍学生真的做出了这么多发明。他觉得，更有可能是公司其他拥有高级学位的员工做了她获得专利的那些工作。

在双方为庭审做准备的过程中，富兹注意到有一个名字在许多伊丽莎白的专利中作为合作发明者出现：伊恩·吉本斯（Ian Gibbons）。稍稍做了一点调查后，他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个人的基本情况。吉本斯是一个英国人，拥有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拥有发明家的声誉，是大约50项美国专利的发明者，其中有19项来自他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一家名叫生物轨迹实验室（Biotrack Laboratories）的公司所做的工作。富兹相信吉本斯是一个正规的科学家，像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他应当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他能够让他宣誓承认，在他的专利中没有任何东西借鉴或类似伊丽莎白的早期专利申请，将会给希拉洛斯重重一击。他和乔还注意到，吉本斯的生物轨迹公司的一些专利和希拉洛斯的很类似，从而有理由指控希拉洛斯公司不恰当地再利用了他过去的工作。

他们将吉本斯的名字加入他们想要质证的证人名单中。但随后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在随后的五个星期内，博伊斯·席勒的律师们一直对他们安排吉本斯作证的要求置之不理。富兹一家满腹疑虑，要求他们的律师去施加压力。

第12章 伊恩·吉本斯

2010年秋天，伊恩的沮丧情绪达到顶点，当时希拉洛斯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寻求与沃尔格林公司的合作。他向老朋友钱宁·罗伯特森发牢骚。伊恩以为罗伯特森会对他们之间的谈话保密，但他把伊恩说的一切都报告给了伊丽莎白。那个星期五的晚上，伊恩很晚才回到他们在波托拉山谷（Portola Valley）的家，罗谢尔已经上床了。他告诉妻子，罗伯特森背叛了他的信任，伊丽莎白解雇了他。

令他们惊讶的是，桑尼第二天打了电话过来。伊恩不知道，在短暂的几个小时里，有多名他的同事去劝说伊丽莎白重新考虑。桑尼给伊恩回来工作的机会，但不再承担原有的职务。伊丽莎白解雇伊恩的时候，他是通用化学团队的主管，负责在他们为爱迪生已经开发的免疫测定法之外，开发新的血液检测方法。他被允许回来担任该团队的技术顾问，但团队的领导权则给予保罗·帕特尔（Paul Patel），此人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两个月前在伊恩的推荐下进入公司。

伊恩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很难接受自己的降职。十八个月后，当公司搬到脸书公司曾用过的办公楼时，他失去了自己在山景大道总部曾拥有的私人办公室，这令他的羞辱感进一步加剧。可以肯定，那时他并不是唯一被边缘化的人：加里·弗伦泽尔和托尼·纽金特也被伊丽莎白和桑尼晾在一边，他们招募了新的人，提拔新来者超越他们。公司的旧人们——那些帮助伊丽莎白走到今天的人们——仿佛都被束之高阁了。

托尼像伊恩一样不再得宠于伊丽莎白，并且被排除在迷你实验室的开发之外，他忽然冒出个想法，公司也许只是伊丽莎白和桑尼谈恋爱的一个工具，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任何工作。

伊恩点头同意。“他们是一对二联性精神病。”他说。

托尼对法语一窍不通，所以他离开后，去翻词典查找这个说法。他找到的定义令他觉得非常恰当：“在彼此关系紧密的两个人身上出现同样的或类似的妄想。”

搬到脸书原来的办公楼后，伊恩变得越来越消沉。他被安排跟普通员工坐同样的办公桌，背后是一面墙。这是他已经多么无足轻重的一个象征。

在过去的两年里，汤姆注意到伊恩日渐消沉。他们坐下来在鱼市场吃午餐，汤姆很怀疑伊恩是不是跟踪他来到这里的。希拉洛斯的大部分员工都在公司吃伊丽莎白和桑尼提供的午餐，整天不离开公司。更重要的是，这家餐馆离公司不近，而伊恩进来的时间只比他晚一两分钟。汤姆觉得，伊恩可能想单独逮住他。他似乎急于找人倾诉。但汤姆到那里是为了与一位朋友重会，那是一个为日本芯片制造商工作的销售员。他们竭力让伊恩加入谈话之中，但他在一开始的互致问候之后就保持沉默。事后重新回想这幕场景，汤姆意识到他忽略了这位同事的无声呼救。

汤姆最后一次遇到伊恩，是2013年初，在公司的餐厅。到那个时候，他看上去非常沮丧。汤姆试着让他振作精神，安慰他现在的薪水相当可观，劝他不要把工作上的困境看得太认真。毕竟，那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但伊恩就是盯着餐盘，闷闷不乐。

在获得升职后，保罗继续平等对待伊恩，所有事情都征询他的意见。但他们在一个关键方面存在分别：保罗不喜欢争执，与伊恩相比，他更愿意和制造迷你实验室的工程师妥协。伊恩则寸步不让，当他觉得自己被要求降低标准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愤怒。保罗有无数个夜晚跟他通电话，想让他平静下来。在讨论的过程中，伊恩告诉保罗要坚持他的信念，永远不要忽视对病人的关注。

2013年的头几个月，伊恩大部分日子没有去公司上班，而是在家里工作。六年前，他已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在接受了手术和化疗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同事们以为他癌症复发了。但实情并非如此。他还在癌症的缓解期，身体的健康状况良好。问题在于他的精神健康：他正在忍受未确诊的深度临床忧郁症带来的痛苦。

当伊恩把富兹的专利和希拉洛斯公司早期的专利申请放在一起研读的时候，他找不到伊丽莎白的剽窃指控有任何依据。但他可以肯定一件事情：他不想卷入此案。而且他担心自己的工作将取决于这个案子。他开始在晚上喝很多酒。他告诉罗谢尔，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在希拉洛斯恢复正常的工作时间。他说，回到公司工作的想法令他恶心。罗谢尔说，如果这份工作让他如此痛苦，那么他应当辞职。但辞职似乎并不是他的可选项。在67岁的年龄，他觉得自己没法找到另一份工作。他还抱有自己还能帮助公司解决问题的想法。

5月15日，伊恩联系伊丽莎白的助理，要求安排与她的会面，希望能讨论出某种替代性的工作安排。但当助理回电确定第二天会面时，伊恩变得焦躁起来。他告诉罗谢尔，担心伊丽莎白会利用这次会面把他炒掉。同一天，他接到希拉洛斯的律师大卫·多伊尔的电话。富兹家的律师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要求博伊斯·席勒的律师安排时间对伊恩进行质证，他们丧失了耐心，发出通知，要求他必须于5月17日上午9点出现在他们位于加州坎贝尔（Campbell）的办公室。

那就是多伊尔打电话来的原因。离限定他出现的期限只有不到两天时间，律师鼓动伊恩以健康问题为由逃避质证，并且用电子邮件发了一个医生证明给他，要他去找医生签字。伊恩将电子邮件转发到自己的个人谷歌邮箱，从那里发送到妻子的电子邮箱，让她打印出来。他的焦虑似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伊恩在斯坦福医院的呼吸机上耗过了接下来的八天时间。他服下的扑热息痛——泰诺（Tylenol）这样的止痛药中的有效成分——的量足以杀死一匹马。药物再加上他喝的酒，摧毁了他的肝脏。5月23日，他被宣布死亡。作为一名专业化学家，伊恩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罗谢尔后来发现了一份署名遗嘱，是他在几个星期前在保罗·帕特尔和另一个同事的见证下所立。

罗谢尔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她勉力支撑，给伊丽莎白的办公室打电话，留下消息给她的助理，通知她伊恩的死讯。伊丽莎白没有回电。相反，那天晚些时候，罗谢尔接到一封希拉洛斯律师的电子邮件，要求她立即归还伊恩的公司笔记本电脑、手机和任何他有可能保存的其他机密信息。

在希拉洛斯公司内部，伊恩的死亡以同样冷漠、公事公办的方式处理。大多数同事甚至没有被告知此事。伊丽莎白只是在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中告知一小群公司的资深员工，含含糊糊地提到要为他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但她从未再提此事，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与伊恩长期共事的同事，比如安加丽·拉哈里（Anjali Laghari）——一位化学家，与伊恩在希拉洛斯亲密合作了八年，此前还有两年曾在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共事——只能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多数人认为他死于癌症。

托尼·纽金特非常不满公司没有做任何事情去纪念他已故的同事。他和伊恩走得并不亲近。事实上，在开发爱迪生的过程中，他们之间时不时会来一场猫狗大战。但他恼火的是，对于把将近十年的生命奉献给公司的人，公司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在希拉洛斯工作，仿佛就是要逐渐把人们的人性剥离殆尽。托尼下定决心要呈现自己仍然身为人类的一面，仍然对同僚抱有悲悯之心，他从专利办公室的在线数据库下载了一份伊恩的专利清单，将它们复制粘贴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在清单之上，他嵌入一张伊恩的照片，然后将邮件群发给他能想到的曾与伊恩共事的20多位同事，并特别抄送给伊丽莎白。这不算什么，但至少给人们一点纪念他的东西，托尼想。

第13章 李岱艾

伊丽莎白选择李岱艾，原因是该公司曾经为苹果公司服务多年，为其打造了1984年标志性的麦金托什（Macintosh）电脑广告，以及后来在90年代的“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运动。她甚至想说服那些广告背后的创意天才李·克劳（Lee Clow）从退休状态中复出，来为她工作。克劳有礼貌地将她推回给广告公司，在那儿她立即与帕特里克建立了联系。

帕特里克是个英俊非凡的男人，拥有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以及通过严格的锻炼才能塑造出来的雕塑一般的身材。第一次遇到伊丽莎白，他就被迷住了。他的倾慕并不是那种爱情式的：他是一名同性恋。毋宁说，他是被她的魅力所吸引，被她想要改变世界的非凡驱动力所吸引。他在李岱艾工作了十五年，为像维萨信用卡（Visa）或宜家这样的大客户提供创意。这些工作很有趣，但都没有像伊丽莎白第一次到来时给他带来的激情，当时伊丽莎白来到这家公司在普拉亚德雷（Playa del Rey）的仓库改建的办公室，给他们描述了希拉洛斯为人们提供无痛、低成本健康保障的使命。在广告业内，为真正有可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东西工作的机会是不多见的。对希拉洛斯在绝对保密上的执着，帕特里克并不感到惊讶，也没有因此而退缩。苹果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他明白科技公司需要保护他们珍贵的知识产权。无论如何，这家公司都会走出伊丽莎白所称的“隐形模式”，到那时就是他出场的时候了：他的工作就是让它的商业启动尽可能地具有影响力。

在整个2012年的秋天、冬天，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帕特里克和一组李岱艾的同事每周飞到帕洛阿尔托一次，与伊丽莎白、桑尼以及伊丽莎白的弟弟克里斯蒂安一起头脑风暴。这正是伊恩·吉本斯陷入抑郁之中的时候，而史蒂夫·伯德在西夫韦则度过了他当CEO的最后几个月。伊丽莎白将每周一次的会议安排在星期三，她知道苹果公司与李岱艾的创意会议也总是安排在这个时候。她告诉帕特里克，她崇拜苹果品牌的简朴，想要模仿它。

当帕特里克还在为伊丽莎白着迷的时候，斯坦·菲奥里托则谨慎得多。斯坦拥有发红的金发，长有雀斑，是广告行业资深人士，而且交游广阔。他觉得桑尼有点不大对劲。在他们每周定期的会议上，桑尼使用了太多软件工程方面的术语，这对于他们的营销讨论无论如何都不适用。斯坦想让他说清楚如何才能实现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的销售目标，桑尼给出的是含含糊糊、自吹自擂的答案。一般来说，公司需要进行研究，找出它们营销所针对的受众群体的规模，然后测算在这一群体中，有多大比率真正有希望转化为顾客。但桑尼似乎完全没有这样的基础概念。斯坦试着在网上搜寻他，但是一无所获。他觉得很奇怪，像他这样一个在网站热潮中卖掉一家公司、挣了许多钱的科技创业家，居然在网上没有留下痕迹。他怀疑桑尼找人把这些痕迹清洗掉了。

另外，一家前景不明朗的创业公司雇用李岱艾这样的大广告公司，也是极不寻常的。按照大广告公司的开销和人员配备，其价格非常昂贵。李岱艾向希拉洛斯收取的酬金是每年600万美元。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从哪里得到钱来支付各种费用？伊丽莎白曾在多个场合声称，军方正在阿富汗的战场上使用他们的技术，拯救士兵的生命。斯坦想知道，希拉洛斯是否获得了五角大楼的资助？

除了迈克·八木以外，斯坦还负责管理其他两名为希拉洛斯的项目全程工作的李岱艾员工，即凯特·沃尔夫（Kate Wolff）和迈克·佩蒂托（Mike Peditto）。凯特负责建设网站，而迈克负责制作店内宣传手册、标志以及用在iPad上的一个互动销售工具——希拉洛斯计划用它来向医生推销。

迈克越来越担忧李岱艾公司的法律责任。他回头查阅公司与希拉洛斯签署的合同。对于李岱艾在营销材料中做出的、任何经客户书面认可的说法，合同给出了免责。他给公司的外部律师事务所戴维斯和吉尔伯特（Davis ＆ Gilbert）的律师乔·塞纳（Joe Sena）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李岱艾是否应当让希拉洛斯在书面认可中使用特定言辞。塞纳回复，并不是必需的，但提醒他将那些书面认可留存记录。

同时，就伊丽莎白想在网站上增加的一句话，凯特与克里斯蒂安、杰夫发生了争执，那句话是“把样本发给我们”。凯特询问他们，公司有什么物流体系，可以将血液样本从医生的办公室运送到公司的实验室，最终的结论是，什么都没有。“注册”该服务的医生，只是会自动生成一封电子邮件，发到杰夫的邮箱。后面会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了。在凯特看来，希拉洛斯公司没有一个人会费心考虑此事。

最后关头的修订只会加强凯特和迈克的怀疑。伊丽莎白希望那些泛泛的声明是真实的，但迈克觉得，仅仅因为你极度渴望某件事情成真，并不能让它真的成真。他和凯特开始质疑希拉洛斯公司是否真的拥有任何技术。它自吹自擂的所谓“黑箱”——李岱艾的人这么称呼希拉洛斯的设备——到底存在吗？

他们将自己日渐积累的怀疑告知斯坦，而后者与桑尼的沟通也正变得越来越不开心。每个季度，斯坦都得追着桑尼要钱。桑尼总是叫他核实公司给他的账单。斯坦与他一起，花了很长时间逐项核对。桑尼会打开电话的扬声器，在办公室里踱步。当斯坦要求他靠得离电话近一些，好听清楚他说的话时，桑尼的脾气就会发作。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李岱艾的员工都对希拉洛斯产生了厌恶之感。洛杉矶分公司的两位高层卡瑞沙和帕特里克仍然对伊丽莎白着迷。帕特里克崇拜李·克劳以及他为苹果公司施展的营销魔法。很显然，他认为希拉洛斯拥有潜力，可以为他造就属于自己的丰功伟业。在多个场合，凯特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他对此不予理会，凯特不过就是凯特。帕特里克觉得，她有一种过于戏剧化的倾向。他的观点是，她和迈克应当停止质疑一切，只要完成叫他们做的工作即可。根据帕特里克的经验，所有的科技创业公司都是乱哄哄、神神秘秘的。他没看到什么不正常的，对此也并不担心。

第14章 启动

当他接手的时候，实验室的精神面貌似乎是更令人头痛的问题。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都极为消沉。艾伦就职的第一周，桑尼草率地开除了一名检测人员。这个可怜的家伙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保安抬手抬脚地拖了出去。艾伦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此类事情绝不是第一次发生。他想，难怪人们的精神状态低落。

艾伦所接手的实验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在办公楼二层的房间，里面堆着商用检测设备，另外一个在它下面的房间，作研究之用。楼上的房间是经CLIA认证的实验室部分，由艾伦负责。桑尼和伊丽莎白将这些常规机器视作恐龙，很快就会被希拉洛斯的革命性技术消灭殆尽，所以他们把这里叫作“侏罗纪公园”。他们把楼下的房间叫作“诺曼底”，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日。诺曼底房间中的希拉洛斯专有设备将暴风骤雨般席卷实验室行业，就像是盟军在机关枪火力之下勇敢地登上诺曼底海滩，去解放纳粹占领下的欧洲。

还处在热忱和兴奋状态的艾伦相信了这种虚张声势。但在这次搞砸了的纳米容器试验后不久，他和保罗·帕特尔有过一次对话，令他脑海中对希拉洛斯的技术真正进展到什么地步产生了疑虑。帕特尔是生物化学家，领导希拉洛斯新设备的血液检测开发。对这个新设备，艾伦唯一所知的就是其代号——“4S”。帕特尔透露，他的团队仍然在实验台的实验盘子上进行检测开发。这令艾伦非常惊讶，他原本以为检测已经被整合到4S之中。当他询问为什么没有实现这一步，帕特尔回答，新的希拉洛斯盒子无法工作。

到2013年夏天，当李岱艾公司竭尽全力为希拉洛斯公司启动商业化而准备网站时，4S（又称迷你实验室）已经处于开发状态超过两年半时间。但这个设备仍然只是一个有待完善的产品。它存在的问题可以罗列出一长串清单。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开发过程中功能失调的企业文化。伊丽莎白和桑尼将任何敢于提出问题或反对意见的人视作挖苦或唱反调。坚持这样做的员工常常被边缘化，或是被炒掉，而应声虫则得到提拔。桑尼将一群逢迎拍马的印度人提升到关键的职位。其中一个名叫萨姆·阿内卡尔（Sam Anekal），是负责整合迷你实验室各个部件的经理，曾经与伊恩·吉本斯发生过冲突。另一个人叫青迈·潘加卡（Chinmay Pangarkar），是位生物工程师，拥有化学工程博士学位，毕业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另外还有临床化学家苏拉吉·萨克塞纳（Suraj Saksena），他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TexasA＆M）取得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博士学位。从书面材料看，上述三个人都拥有非常好的教育文凭，但他们都有两个特点：他们都几乎没有行业从业经历，加入公司之前不久才完成学业；还有，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只说伊丽莎白和桑尼想听到的话，不管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对晋升的渴望，抑或两者都有。

对于希拉洛斯雇用的数十名印度人而言，被炒掉的恐惧远远不止是害怕失去一张工资支票而已。大多数人持有的是H–1B签证，需要依靠在公司持续就业，才能够留在这个国家。有一个像桑尼这样专横的老板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里，仿佛就是签了一张卖身契。事实上，桑尼有一种在老一代印度裔商人中常见的主仆关系心理。员工都是他的奴仆。他要求他们整天整夜包括周末随时听候使唤。他每天早晨检查安保记录，看他们什么时候打卡进出。每天晚上，大约7点半左右，他会来到工程部，确认每个人是否还在工位上工作。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员工对他的恐惧减弱，发明了各种对付他的方法，他们渐渐明白，自己对付的是一个古怪的成年儿童，智力有限，注意力持续的时间更加有限。阿耐夫·康纳（Arnav Khannah）是一位从事迷你实验室研发的年轻机械工程师，他发现了一个对付桑尼准保成功的办法：用超过500字以上的文字回复他的电子邮件。那通常会让他在几个星期内平安无事，因为桑尼没有耐心去阅读长篇电子邮件。另一个策略是每两周召集他的团队开会，邀请桑尼参加。一开始的几次会他可能会来参加，但最终会失去兴趣，或者是忘记出席。

希拉洛斯错过了那个最后期限——再一次推迟，从沃尔格林方面来看，已经滞后了三年时间。随着史蒂夫·伯德的退休，与西夫韦的伙伴关系也分崩离析，如果等待更长的时间，伊丽莎白担心也会失去沃尔格林。她决心无论是地狱还是深渊，都要在9月份启动沃尔格林的门店服务。

由于迷你实验室完全不具备部署的条件，伊丽莎白和桑尼决定重新启用尘封的爱迪生，用这个老设备启动服务。这个决策随后引发了另一个致命的决策——弄虚作假。

艾伦对稀释这个事情持保留意见。西门子分析仪在进行检测分析时，已经对血液样本进行了稀释。丹尼尔和萨姆所提出的方式意味着，血液将进行两次稀释，一次是在其进入机器之前，第二次是进入机器之后。任何像他这样专业的实验室主管都知道，你对血液样本的干预处理越多，带来误差的空间就越大。

而且，这种双重稀释降低了被分析物在血液样本中的浓度，其水平低于FDA对AVDIA认可的分析测量范围。换而言之，它意味着用制造者和监管者都不认可的方式使用这台机器。要获得最终的病人检测结果，人们得将稀释后获得的结果乘上血液被稀释的同等倍数，而且还不知道稀释后的结果是不是可靠。即使如此，丹尼尔和萨姆仍对他们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本质上，他们不过是工程师，关怀病人对他们两人都是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他们所做的调整产生负面的后果，不会是由他们个人来为此负责。在CLIA颁发的执照上写的是艾伦的名字，不是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工作完成后，希拉洛斯的一位律师吉姆·福克斯（Jim Fox）来到艾伦的办公室，建议公司为他们所做的东西申请专利。在艾伦看来，这似乎是个荒唐的想法。在他心中，摆弄其他制造商的设备并不代表发明了什么新的东西，特别是如果它以后还不能工作的话。

随着时间临近2013年9月9日——伊丽莎白设定的启动日期，艾伦很担心希拉洛斯还没有做好准备。在破解的西门子分析仪上所做的两项检测尤其给实验室带来困扰：即钠和钾的检测。艾伦怀疑，对钾的检测出现问题，是因为一种被称为“溶血”的现象，即红血球破裂，释放出额外的钾进入血液样本。溶血是指尖针刺取血引发的著名的副作用。从手指上挤出血液，会对红血球施加压力，可能导致它们破裂。

艾伦注意到，伊丽莎白办公室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有一个数字。那是她的启动倒计时。看到这个，令艾伦倍觉恐慌。在启动前的几天，他去找伊丽莎白，要求她延期。伊丽莎白不再是往常一副自信的模样。她试图安抚他，说一切都会没事的，但她的声音战战兢兢，人看上去也在发抖。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回归到常规的静脉抽血，她告诉他。这次对话让艾伦短暂地缓解了一下，但一离开她的办公室，他的焦虑便再度回归。

第15章 独角兽

伊丽莎白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举办她的出场晚会。《周末访谈》由吉格特下属的员工轮流负责，并不是秉承强硬有力、基于调查的新闻主义精神。毋宁说，如其名称所指，它是一个访谈，调子通常友好，是非对抗性的。而且，她所传递的对一个老旧、低效行业带来毁灭性冲击的信息，注定契合《华尔街日报》社论版支持商业、反对监管的精神。拉格曾因其剖析奥巴马医改方案的严厉评论而获得普利策奖，他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伊丽莎白告诉他的事情是假的。在他造访帕洛阿尔托时，她给他看了迷你实验室和并排放置的“六刃”，他自愿参加演示，而检测结果甚至在他还没有离开这座办公楼的时候就发到了他的电子邮箱，似乎也是准确的。他不知道的是，伊丽莎白正计划利用沃尔格林的启动和他那包含她误导性说法的文章，为她启动一轮新的融资运动做公开背书，这次融资将把希拉洛斯推上硅谷的舞台最前沿。

到2013年秋天，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硅谷的生态系统，其速度令人晕眩，以至于一个新的名词被创造出来，用来描述它所孵化的新型创业公司。2013年11月2日，风险投资人艾琳·李（Aileen Lee）在科技新闻网站Tech Crunch上发表一篇文章，谈到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创业公司激增。她把这些公司称作“独角兽”。抛开这个绰号，这些科技独角兽并非神话：按照李的统计，它们一共有39家，但这个数字很快就将超过100家。

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com前辈们不同，这些独角兽们没有急于冲向股票市场，而是能够私下筹集数额惊人的资金，从而规避公开上市后带来的严格监管。

独角兽的代表是优步公司，一个打车服务智能手机App，它由冲劲十足的工程师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与他人共同创立。在伊丽莎白接受《华尔街日报》访谈前的几个星期，优步以35亿美元的估值筹集资金3.61亿美元。另外还有音乐流媒体服务公司Spotify，它在2013年11月筹得2.5亿美元，其每股价格对应的整个公司估值为40亿美元。

这些公司的估值在随后的几年内将不断增长，但现在，它们被希拉洛斯一跃超过。而其中的差距还将变得更大。

当然，詹姆斯和格罗斯曼绝不会知道，希拉洛斯内部的预测比给他们看的数字低五到十二倍。他们觉得，拥有一个具备如此声望的董事会，这家公司怎么可能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发生。更不用说这个董事会还有一个名叫大卫·博伊斯的特别顾问，出席了所有的董事会会议。有这么一个全国顶级的律师盯着，事情怎么会错？

2014年2月4日，伙伴基金以每股17美元的价格，购买了5655294股希拉洛斯公司的股份，比四个月前卢卡斯风险投资集团付出的价格多了2美元/股。这笔投资令希拉洛斯将9600万美元收入囊中，自身的估值达到了惊人的90亿美元。这意味着拥有公司一半多一点股份的伊丽莎白，现在的净财富几乎接近50亿美元。

第16章 孙子

泰勒第一次遇到伊丽莎白，是在2011年年底，他去祖父乔治在斯坦福校园附近的家里做客。那时他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主修机械工程。伊丽莎白基于指尖采血进行快速、无痛检测的愿景立即对他产生了共鸣。那年夏天，他在希拉洛斯实习，随后改换专业，学习生物学，并申请该公司的全职工作。

他工作的第一天充满戏剧性。一位名叫安加丽的免疫测定团队主管辞职，一群员工聚集在停车场跟她道别。传言安加丽和伊丽莎白大吵了一架。接着，三天之后，泰勒被告知，他原本被安排加入的蛋白质工程小组被解散了，所有人都被转入人手缺乏的免疫测定团队去帮忙。一切都有点混乱，有点令人困惑，但伊丽莎白激奋人心的演讲打消了他刚刚萌生的焦虑。他离开会场的时候，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准备真正努力地投入工作。

入职一个月后，泰勒遇到了一位新员工，名叫艾瑞卡·张（Erika Cheung）。跟泰勒一样，艾瑞卡也是刚刚大学毕业，专业同样是生物学，但除此以外他们再无共同之处。泰勒有一头乱蓬蓬的金发，还有声名显赫的祖父，是既有体制的产物，而艾瑞卡来自一个混合种族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从中国香港移民美国，在UPS公司从包裹处理员一路做到工程经理。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家自学的。

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上午9点16分，泰勒整个周末都在等待的电子邮件到达他的雅虎邮箱收件箱，或者不如说科林·拉姆雷兹（Colin Ramirez）的收件箱——他为了匿名而使用的化名。邮件来自纽约州卫生部临床实验室评估项目主管，斯蒂芬妮·舒尔曼（Stephanie Shulman）。她是对泰勒上周五以虚构身份为掩护提出的一个问询做出回应。

泰勒联系纽约州卫生部，是因为它负责管理希拉洛斯参与的一项能力验证项目。他仍然怀疑公司进行能力验证的方式不恰当，想获得专家的意见。在与舒尔曼一番电子邮件往来后，泰勒得到了答案。他向舒尔曼描述了希拉洛斯的做法，她回复说这些做法构成了“某种形式的PT欺诈行为”，并且“违反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要求”。舒尔曼给泰勒两个选择：他可以给她违规实验室的名称，或者，他可以向纽约州实验室调查处（New York State’s Laboratory Investigative Unit）发起匿名投诉。他选择了后者。

泰勒确信自己对能力验证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去见他的祖父。他们一起坐在乔治那幢大房子的餐厅里，泰勒试着向前国务卿解释准确性、敏感度、质量控制检查以及能力验证的意思，向他说明为什么自己认为希拉洛斯在每一个方面所用的方法都存在缺陷。他还揭露，希拉洛斯在网站上宣称正在使用其专有设备进行200多种血液检测，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还有，甚至在用那设备处理那些样本之前，他们还得先用一台6英尺长、2英尺半宽，耗费数万美元的第三方机器稀释样本。

乔治疑惑地听着所有这一切。泰勒能感觉到，他没有明白自己说的东西，但他要让既是他的祖父又是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乔治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参与正在进行的一切。他说自己计划辞职。乔治叫他先缓一缓，再给伊丽莎白一个机会来解决所有事情。泰勒同意了，然后试着跟伊丽莎白再次安排会面，但日益增加的公共活动让她非常忙。她叫他把自己的担忧发邮件给她，以替代会面。于是他便敲了一封长长的信，概述他与丹尼尔·杨的对话，解释为什么他觉得丹尼尔的绝大多数回答不让人信服。他甚至加入图表和验证数据来说明自己的多个观点。

泰勒惊得目瞪口呆。伊丽莎白是在通过他的家庭来威胁他，利用他的祖父来传递这一信息。他感到一阵怒气蓦然升起。挂掉母亲的电话后，他调头奔往胡佛研究所。

乔治·舒尔茨的秘书领着他，来到祖父位于赫伯特·胡佛纪念大楼二楼的拐角办公室。书架上陈列着体现丰富人生的书籍。泰勒仍然对伊丽莎白的威胁余怒未消，但他平静地向乔治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他出示了自己给伊丽莎白的电子邮件以及桑尼猛烈反击的回复。乔治叫他的秘书复印了邮件，然后把它们放入办公室的保险箱。

泰勒觉得这次他应该明白了，但并不是很确定。这位老人很难猜得透。担任总统内阁高级成员的那些岁月，克服诸如冷战高潮期间苏联这样的威胁，已经把他变得像密码一样难解。他吸收信息，但很少主动透露信息。他们说好当晚在祖父的房子里再碰面，共进晚餐。他们离开的时候，乔治告诉泰勒：“他们想让我相信你是个笨蛋。他们没法让我相信你是笨蛋。不过，他们能让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你是错的，我确实相信你错了。”

第17章 成名

可能出现新的针对弟弟的伤害性信息，给乔长长的担忧名单上又增加了一行，但事实上他和父亲来参与会面，是准备和解的。形成一个协议没花多长时间：富兹家撤回其专利，换取希拉洛斯撤销诉讼。没有金钱的交易；双方各自负责自己打官司的成本。总体上，这是富兹一方的完败。伊丽莎白赢了。

帕洛夫的封面故事刊登在2014年6月12日的《财富》杂志上，它让伊丽莎白一举成为明星人物。《华尔街日报》的访谈为她赢得了部分关注，在《连线》（Wired）杂志上也有一篇写她的文章，但都不像《财富》的杂志封面那样吸引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当那封面展现的是一位颇具吸引力的年轻女子时：她身穿黑色高领毛衣，黑色的睫毛膏衬托出锐利的蓝色眼睛，鲜艳的口红，旁边是夺人眼球的标题：“为血液而生的CEO”。

文章第一次披露了希拉洛斯的估值，以及伊丽莎白拥有公司一半多股份的事实。其中还有现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与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比较。这一次，比较不是来自乔治·舒尔茨，而是来自她原来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钱宁·罗伯特森。（如果帕洛夫读过罗伯特森在富兹案中的证词，他就会知道希拉洛斯每年付给他50万美元，作为表面上的顾问。）帕洛夫还在文章中写到了伊丽莎白对针头的恐惧——这个细节将会在他的文章随后引发的报道热潮中一再重复，成为她的神话的核心。

尽管追求得到关注，但突然而来的声名并不完全是伊丽莎白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她的出现迎合了公众想要看到一个女性创业家在一个历来由男性统治的科技世界取得突破的渴望。雅虎公司的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和脸书的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硅谷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声望，但她们并没有白手起家创建自己的公司。有了伊丽莎白·霍姆斯，硅谷拥有了它第一个身为技术创始人的女性亿万富翁。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迎接聚光灯的方式仍然有些与众不同。她的举止更像是一个电影明星而不是一位企业家，陶醉在公众对她的吹捧之中。每周都有新的媒体访谈，有大会上的亮相。其他的知名创业公司创始人也会接受访谈，公开亮相，但绝不会有如此高的频率。帕洛夫兜售的那个避世隐居、清心寡欲的年轻女子形象，一夜之间让位给了无处不在的名流范儿。

伊丽莎白伪装出来的外表如此引人关注，部分是因为她所传递的感人讯息，即使用希拉洛斯便捷的血液检测尽早发现疾病，从而像她在一个又一个访谈中所说的：没有人再过早地告别他们挚爱的人。2014年9月，《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发表三个月之后，在旧金山的TEDMED大会所做的一次演讲中，她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讯息，并为它增加了私人维度：她第一次公开讲述了她的姨父死于癌症的故事——就是泰勒·舒尔茨刚开始在希拉洛斯工作时觉得如此激动人心的故事。

伊丽莎白的姨父罗恩·迪亚兹确实在十八个月前死于皮肤癌，死的时候癌症已经转移，扩展到大脑。但她没有披露的是，她从来没有跟姨父有多亲近。对于了解他们实际关系的家族成员来说，利用他的死来推销她的公司，令人感到虚伪，是一种炒作。当然，坐在旧金山艺术宫里的观众没人知道此事。与会的上千名观众大都觉得她的表现非常迷人。

观众席中间坐着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帕特里克·奥尼尔，伊丽莎白将他从李岱艾公司挖了过来，担任希拉洛斯的首席创意官。帕特里克在塑造伊丽莎白的形象、提升她的外形方面很有帮助。他帮助她为大会做准备，此前还与《财富》的摄影师一起工作，拍摄杂志的封面照片。对于帕特里克而言，将伊丽莎白打造成希拉洛斯公司的门面具有完美的意义。她是公司最强有力的营销工具。她的故事令人迷醉。每个人都相信她，数不清的年轻女孩给她发信函和电子邮件。就帕特里克自己而言，这并不是出于市侩的算计：他自己就是她最大的信徒。他对实验室中的诡诈一无所知，也并不想假装很了解血液检测的学问。他所关心的范围只在于，这个传奇故事是真实的。

帕特里克还没有成为全职员工之前，伊丽莎白在那栋脸书公司曾经的办公楼里挂了很多激励性的语录，用小框装裱。其中之一来自迈克尔·乔丹：“我的职业生涯中，投失了9000多个球，输掉了300多场比赛，26次投丢被赋予信任的绝杀投篮。我的生活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那就是我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另一段语录来自西奥多·罗斯福：“有机会努力去做值得做的事情，这是生活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奖励。”

帕特里克建议，将这些语录做成与工作场所结合得更紧密的一部分：用黑字印在这座建筑的白色墙壁之上。伊丽莎白喜欢这个主意。她也喜欢他提出的一段新的语录。它来自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的尤达（Yoda）：“要么就做，要么不做。没有尝试一说。”她把这句话用巨大的大写字体印在办公楼入口处。

第18章 希波克拉底誓言

富兹将菲丽丝引荐给伊恩的遗孀罗谢尔，两位女子将她们对伊丽莎白的怀疑综合在一起。最终，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希拉洛斯怀疑派。问题是，似乎没有其他人同意他们的怀疑。

不过，在《纽约客》杂志2014年12月15日号刊登了一篇伊丽莎白的介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篇文章只是六个月前让她声名鹊起的《财富》杂志文章的加长版。但这次的不同在于，有熟知血液检测知识的人读到了文章，并且当即产生了怀疑。

此人就是亚当·克莱帕（Adam Clapper），密苏里州哥伦比亚的一名实习病理学家，他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病理学博客”，在上面撰写关于本行业的文章。在克莱帕看来，此事听上去太过完美，不像真的，尤其是希拉洛斯据称能够从指尖刺破的一滴血进行数十项检测。

富兹感到沮丧。怎么做，才能让人们听到他的话，最终看透伊丽莎白·霍姆斯呢？

几天后，在查看电子邮件时，富兹看到一份来自领英的通知，提醒他有新的人查看了他的资料。来访者的姓名——艾伦·比姆——听上去陌生，但他的职位头衔引起了富兹的注意：希拉洛斯实验室主管。富兹通过网站的内部通讯功能给比姆发了一条信息，询问是否可以与他通电话。他觉得收到回复的概率很低，但是值得一试。第二天，他正在马里布（Malibu）用老式莱卡相机拍照，一条来自比姆的简短回复出现在他的iPhone收件箱中。他愿意谈谈，并附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富兹开着他的黑色奔驰E级轿车回到比弗利山，在离家还有几个街区的时候，拨打了那个号码。

电话线那头传来的声音听上去战战兢兢。“富兹先生，我之所以愿意跟您交谈，是因为您是一位医生，”比姆说，“你和我都做过希波克拉底宣誓，第一条是不得伤害。希拉洛斯正在将人们推上伤害之路。”接着，艾伦给富兹讲述了希拉洛斯实验室中存在的一长串问题。富兹把车子停进车道，迅速从车上下来。一进到家里，他就抓住一个记事簿——他从巴黎的莫里斯酒店（LeMeurice）带回来的——开始做记录。艾伦说得太快，他来不及跟上他说的一切。他草草地写下：

对CLIA的人撒谎/作弊
启动的灾难
指尖针刺不准确——使用静脉抽血
从亚利桑那送到帕洛阿尔托
使用西门子设备
违反职业操守
虚假的甲状腺结果
K结果遍布
假怀孕的错误
告诉伊莎没准备好但她坚持继续

富兹请艾伦与乔和菲丽丝对话。他想让他们自己从最直接相关人的嘴里听到这些事情。艾伦同意致电他们，将告知富兹的事情向他们各自再重复一遍。但那就是他愿意做的全部了。他不能向他们再讲更多其他的。他说，博伊斯·席勒的律师一直在骚扰他，而且他没法负担得起富兹所遭受的那种诉讼。尽管同情艾伦的窘境，但富兹不能就此放手任它去。他再度和克莱帕联系，把新认识的联系人和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他。这就是他一直想要的证据，他说。

克莱帕同意，这事令一切发生了变化。故事现在有支撑了。但他认定，自己不能独自承担此事。首先，他无法承担将要与一家90亿美元市值的硅谷公司抗衡的法律责任，何况这家公司由大卫·博伊斯代理，有着好战的记录。其次，他只是一名业余博客博主，没有新闻专业知识处理这样的事情。更不用说他还有一份全职的医疗职业要去做。他想，这是一位调查记者的活。从开始写“病理学博客”以来的三年中，他曾与多名记者谈过实验室行业的乱象。其中一人在他脑海中尤其印象深刻，此人为《华尔街日报》工作。

第19章 爆料

艾伦身为实验室主管，希拉洛斯的CLIA执照上登记的是他的姓名，他担心如果政府进行调查，自己可能承担个人责任。为了保护自己，他将数十封与巴尔瓦尼往来的电子邮件转发到私人电子邮箱。但希拉洛斯发现此事，威胁要起诉他违反保密协议。

除了可能面对的个人责任，让他更加困扰的是患者可能承受的潜在伤害。他描述了错误的血液检测结果可能导致的两种噩梦般的场景。一个错误的阳性结果可能导致患者去做不必要的医疗检查。但一个错误的阴性结果会更加糟糕：一名情况严重的患者不去做诊断，可能导致死亡。

旅程的最后一天，我与罗谢尔·吉本斯会面，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缅甸餐馆仰光红宝石（RangoonRuby）吃午餐。伊恩去世已有两年，但罗谢尔仍旧悲痛不已，极力忍住泪花。她谴责希拉洛斯要为他的死负责，只愿他不曾在那里工作。她提供了一份医生诊断单的复印件，希拉洛斯的一位律师鼓动伊恩利用这个单子，规避在富兹一案中作证。律师邮件的时间戳显示，发送时间正是在伊恩自杀之前的几个小时。尽管罗谢尔从丈夫那里继承的希拉洛斯股票期权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但她仍然公开发出声音。她不在意金钱，她说，而且不管怎样，她不相信这些股份真的值什么钱。

第二天，我飞回纽约，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报道所需的主要关键资料，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发表。但这是低估了我正在对抗的人。

第20章 伏击

到家以后，泰勒给我打了个电话。从他的语调来看，他似乎紧张得不行。他问，我是否将我们的交流泄露给了希拉洛斯。我回答说绝对没有，并告诉他我对自己向信息提供者承诺的保密义务是极其严肃的。我们努力想找出是哪里出了问题。

从我们在山景城的露天啤酒馆会面，已经过去了三个星期。回到纽约后，马修·特劳布继续推后我要求的对霍姆斯的访谈，并要求我发给他问卷作为替代。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他，列出了我想和希拉洛斯讨论的七个方面，包括从伊恩·吉本斯到能力验证等事项。

我将这封邮件转发给泰勒，我们通话的同时他浏览了邮件。在关于检测验证的部分，我将爱迪生设备一项血液检测的变异系数列在里面，没有意识到那是泰勒自己计算出来的数字。邮件里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指向泰勒，所以他认定这正是他们锁定他的原因所在。他似乎放松了下来。他说，他可以很容易解释清楚那个数字。它可能来自任何人。

泰勒没有告诉我他马上要去见祖父，只告诉我希拉洛斯要他第二天去办公室会见其律师。我建议他不要去。他不再为公司工作，没有义务服从那个要求。我警告他，如果他去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哄他说出来。泰勒说他会仔细考虑清楚。我们同意第二天再交换相关情况。

泰勒在晚上8点45分到达祖父的家。乔治和夏洛特还没有回来，所以他在外面的街上等着，直到看到他们的车子停进车道。他给了他们几分钟收拾时间，然后走进房子，发现他们正坐在起居室里。

“你有没有跟任何一个记者谈论过希拉洛斯？”乔治问道。

“没有，”泰勒撒了个谎，“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认为。”

“伊丽莎白知道你正跟《华尔街日报》对话。她说这个记者用的正是你的电子邮件中的措辞。”

夏洛特纠正丈夫：“我想她说的是一个数字。”

是不是一个跟能力验证有关的数字？泰勒问道。很多人都看过那个数据，他说。《华尔街日报》可以从其他许多离职员工那里得到它。

“伊丽莎白说它只可能是你提供的。”乔治严厉地说。

泰勒坚持自己的说法。他说不知道记者是如何得到他的信息的。

“我们这是为了你好，”乔治说，“伊丽莎白说，如果那篇文章发表，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泰勒没有承认任何事情，他再次尝试说服他的祖父，希拉洛斯在误导他。他又一次重复了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年前他告诉祖父的，包括这家公司在其专有的爱迪生设备上只能开展很小一部分的血液检测。乔治还是没有被说服。他告诉泰勒，希拉洛斯给他准备了一份单页的文件签字，确保他往后会遵守保密职责。他解释说，《华尔街日报》将要发表希拉洛斯的商业秘密，如果公司不显示已经采取措施保卫它们，那些商业秘密将会进入公开领域。泰勒找不到要签这样的文件的理由，但表示他愿意考虑一下，如果那意味着公司将不再骚扰他的话。

“很好，楼上有两位希拉洛斯的律师，”乔治说，“我可以让他们下来吗？”泰勒吃了一惊，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他特别要求在他们会面时不要有律师。但是如果他现在抬脚走人，会增加人们的怀疑，他是不是真的隐藏了什么，于是他听到自己说了一声：“可以。”

泰勒在后院拨打了电话。他迅速向安德斯解释情况。律师一边消化所有这些信息，一边问是谁在代表希拉洛斯。泰勒手上有布里耶头一天晚上威胁要起诉他的信。他告诉安德斯，信件的签名是一位“大卫·博伊–兹”，他把这位著名律师的姓给读错了。

“天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安德斯解释，博伊斯是美国最有权势、最著名的律师之一。他说形势非常严峻。他建议泰勒当天下午到旧金山他的办公室来当面谈。

为了让泰勒能告知父母事情进展如何，斯蒂芬·泰勒为其父母安排了单独的法律咨询。通过这种方式，泰勒可以通过律师与他们沟通，而那些谈话受到律师–客户特权的保护。这一安排还发生了一次事件，让泰勒和他的父母都极为慌乱。在父母与他们的新律师第一次会面几个小时后，律师的汽车被破窗而入，偷走了一个装有这次会面谈话记录的手提箱。尽管这很可能是一次随机的盗窃行为，但泰勒无法排除他的怀疑：是希拉洛斯让谁做了这件事情。

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泰勒在那个与父母共进晚餐的夜晚打来那个焦虑的电话之后，我试图重新与他取得联系。我给他的科林·拉姆雷兹邮箱发去邮件——他坚持我们使用这种方式以保护他，并且也打电话给他的一次性手机。但我的邮件石沉大海，手机也显然是关机了，也没有语音留言信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继续尝试发电子邮件和打电话，但一无所获。泰勒消失了。

过了几天，特劳布回复我，建议我和希拉洛斯的一名代表在博伊斯·席勒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会面。我一开始同意了，但随后想到了更好的办法。他们的建议无异于让我直接深入虎穴。我回电给他，告诉他希拉洛斯的代表——以及我相信会陪着他来的整队律师——必须来找我。会面安排在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点，地点在美洲大道1211号（Avenue of theAmericas），《华尔街日报》的总部。

第21章 商业秘密

“在我们看来，很显然，你们的关键信息源之一肯定是一个叫泰勒·舒尔茨的年轻人。”她一边说，一边直直地盯着我，很显然是预先排练过的开场白，想把我的阵脚打乱。我神色不变，面无表情，什么也不说。如果他们愿意，尽可以怀疑泰勒，但我决不会泄漏他的信息，给他们确认他们正在钓鱼的事情。她继续说下去，诋毁泰勒，说他过于年轻，不称职，然后断定其他的信息源都是心怀不满的前员工，同样不可信赖。迈克打断了她的诋毁。他彬彬有礼但却非常坚决地说，我们不会披露我们的匿名来源是谁，希拉洛斯公司也不应当假装知道他们的身份。

我建议开始讨论我发过去的那些问题，但还没来得及读第一个问题，金的举止再度变得咄咄逼人，并且发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们不同意你们发表我们的商业秘密。”

进入会议室已经有一阵子了，在我看来，显然她的主要策略就是试图威吓我们，所以我决定，是时候告诉她那一套没用了。

“我们不同意放弃我们的新闻特权。”我反击道。

我的反驳似乎起到了想要的效果。她变得缓和一点，我们开始一个一个审视我的那些问题，觉得作为希拉洛斯在场的唯一代表，丹尼尔·杨将回答这些问题。不过，我们很快又发生了争执。

三天后，艾瑞卡·张在她的新东家、一家叫作抗体解决（Antibody Solutions）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加班，一位同事过来，告诉她有个男人要求见她。同事说，这个人在停车场上他的车里已经等了很久。

艾瑞卡立刻警觉起来。白天的时候，希拉洛斯的人力资源部主管莫娜·拉玛莫西已经在她的手机语音信箱留了几条信息，说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与她谈。艾瑞卡没有给她回电，现在又有什么神秘的男人等在外面要跟她说话。她怀疑两者之间有关联。

这是星期五的下午6点，还留在抗体解决位于桑尼韦尔（Sunnyvale）办公室中的人寥寥无几。安全起见，艾瑞卡请求同事与自己一起，去找自己的车。她们走出办公楼的时候，一名年轻男子钻出他的SUV，迅速向她们走来，手上拿着一个信封。他将信封递给艾瑞卡，然后转身离去。

回到东海岸，我意识到事情正在升级。同样是在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收到艾伦·比姆发来的短信。这是差不多两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收到他的消息。

“希拉洛斯又一次威胁我，”他写道，“他们的律师说他们怀疑我在违反我的宣誓书。”

我们通了电话，我将几天前在《华尔街日报》与希拉洛斯代表团的马拉松会谈讲给他听。但不像我担心的这件事可能会吓到他，艾伦觉得这一新发展饶有趣味。他咨询过了一位新的律师，此人是前联邦检察官，曾与医疗欺诈打击小组（Medicare Fraud Strike Force）合作过。因此艾伦对希拉洛斯的恐吓策略没那么害怕了。事实上，他似乎改变了主意，想重新帮助我把故事报道出来。

如果对希拉洛斯是否会发动激进反击我还抱有一点残存怀疑，那么在随后那个星期一的早晨它也烟消云散。当时我正坐在停着的车里听收音机，等待清扫车经过——布鲁克林生活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一个方面——我的手机响了。我调低车载收音机的音量，接通电话。

是艾瑞卡，她似乎非常惊骇。她告诉我SUV上的男人，信封上的地址，来自博伊斯的最后通牒。我试图安抚她，让她平静下来。我承认，确实，她非常有可能处于监视之下。但我很肯定，这是最近开始的，希拉洛斯没有证据证明她是我的信息来源之一。这是一种想把她吓出来的尝试，我说。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我鼓励她，不要理会那封信，跟往常一样做自己的工作。从她犹豫的声音，我能分辨出她仍然在那里手足无措，但她同意听从我的建议。

第二天，我接到凤凰城桑德内医生的电子邮件。一名希拉洛斯的销售代表去过她的办公室，告诉她公司总裁桑尼·巴尔瓦尼在城里，想单独与她碰面。她拒绝了这个邀请，随后此人变得充满敌意，并说她的拒绝将带来负面影响。我简直不敢相信。搜寻我的秘密信息来源是一回事，但威胁一位以公开身份与我谈过话的医生，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我给希瑟·金发去一封电子邮件，让她知道我已经知晓销售代表对桑德内医生办公室的造访，而且，如果我知道更多此类事件，我会认为它们具有新闻价值，将包括在我的报道内予以揭露。金否认销售代表做了任何不对的事情。

几天之后，斯图尔特医生发电子邮件过来，让我知晓，她一回到亚利桑那，巴尔瓦尼和其他两个人就真的前来拜访，要跟她说话。前台接待告诉他们，她正在忙于诊治病人，但他们拒绝离开，在接待室等了几个小时，直到最后她才出来与他们握手。他们使得她同意在两天之后的周五上午与他们会面。对这个会面我有种不好的感觉，但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斯图尔特医生答应我，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她觉得重要的是要站在患者的立场上，秉承实验室检测的诚信正直。

周五的时候，我多次在上午试图与斯图尔特医生取得联系，但联系不上。她在傍晚的时候打了过来，当时我正开车去长岛东部，与我妻子和三个孩子度周末。她听上去心慌意乱。她告诉我，巴尔瓦尼试图让她签她的同事所签的类似声明，但她礼貌地拒绝了。他勃然大怒，威胁说，如果她出现在《华尔街日报》关于希拉洛斯的任何文章中，他要令她名誉扫地。她的声音发抖，恳求我不要再使用她的名字。我努力安抚她，说那只是一个空洞的威胁，此时，我突然明白，绝不能让这些人阻止我，不能让他们扼杀我的报道。

第22章 拉马坦萨

我的信息来源说，对一家将自己包装成世界上对FDA监管的最大支持者的公司，FDA很难采取负面行动，尤其是像希拉洛斯这样拥有广泛政治人脉的公司。一开始我以为他指的是公司的董事会，但他对此完全不担心。他指出霍姆斯与奥巴马政府的关系多么密切。年初的时候，他曾在总统的精准医疗动议启动仪式上见过她，近几个月来她在白宫多次亮相。最新的一次是在欢迎日本首相的国宴上，她被拍到身穿紧身的黑色晚礼服，挽着她的弟弟。不过，他最后结束的话让我觉得，希拉洛斯应该不会愚弄FDA太久了：“我很担心，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在《财富》杂志那边，罗杰·帕洛夫对疱疹测试的获批有与我不同的观点。在一篇发表于该公司网站的文章中，他将其当作对希拉洛斯方法的“完整性的强有力支持”。

为了写第二篇文章，霍姆斯让帕洛夫对她进行电话采访，帕洛夫问到希拉洛斯正在开发中的埃博拉病毒检测。几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上，乔治·舒尔茨顺便提到了此事。鉴于埃博拉在西非已经肆虐了一年多，帕洛夫觉得一种可以快捷查出这种致命病毒的指尖针刺取血检测将对公共卫生当局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很有兴趣把它写到文章中去。霍姆斯说她期待能尽快获得这项检测的紧急使用许可，并邀请他去博伊斯·席勒在曼哈顿的办公室参观现场展示。

帕洛夫离开后，凯勒·罗根——那位曾经获得斯坦福大学以钱宁·罗伯特森命名的学术奖的年轻化学工程师——进入了会议室。他是那天早晨和埃德林一起乘坐红眼航班，从旧金山过来提供技术支持的。注意到运行钾含量检测的迷你实验室卡在70％的完成进度，他将检测盒取出来，重新启动机器。他相当有把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尔瓦尼曾经派任务给一名叫作迈克尔·克莱格（Michael Craig）的软件工程师，为迷你实验室的软件写一个程序，用来掩盖检测的故障。当机器内部有什么东西出错的时候，这个程序就会启动，防止出错的信息出现在数字显示屏上。作为替代，屏幕显示检测进度在缓慢地爬升。

回到加利福尼亚，霍姆斯和巴尔瓦尼正在为一场更大的展示和宣讲做准备。霍姆斯邀请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来参观希拉洛斯在纽瓦克的工厂，现在这里是希拉洛斯的临床实验室和迷你实验室设备制造生产的总部。

在参观的那天，实验室的大部分成员都被要求留在家里，而一些当地的新闻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机被允许进入楼里，以便让此事能获得媒体的报道。霍姆斯带着副总统参观工厂，给他看这个假造的自动化实验室。随后，她在楼里举行了一场关于预防性医疗的圆桌会议，参加者有六七个同行业的高管，其中包括斯坦福医院的院长。

在圆桌会议讨论时，拜登将他刚看到的东西称作“未来的实验室”。他还赞扬霍姆斯积极与FDA开展合作。“我知道FDA最近对你的创新性设备做出有利的评估，”他说，“你们自愿将所有的检测项目提交给FDA，表明你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充满信心。”

几天之后，7月28日，我打开《华尔街日报》的早间版，一口咖啡差点喷出来：在浏览报纸的第一版时，我偶然发现一篇由伊丽莎白·霍姆斯写的评论，吹嘘希拉洛斯的疱疹检测获得批准，并且呼吁所有的实验室检测项目由FDA进行审核。好几个月以来，她一直拒绝我的采访，她的律师一直在对我的信息来源设置障碍、进行威胁，而在这里，她使用我自己的报纸的评论版来维持她是监管者最好朋友的神话。

由于《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版和评论版之间的隔离，保罗·吉格特和他的员工不知道我正在对这家公司做一个大型调查报道。所以我无法责怪他们发表他们看起来合适的东西。但我很恼火。我怀疑霍姆斯想利用这个正面的评论版报道，来让报纸更难发表我的调查报道。

同时，艾伦·比姆持续不断受到博伊斯的心腹的压力。他们威胁要举报他违反HIPAA法——联邦医疗隐私法——根据是他在辞职之前转发到个人Gmail邮箱中的邮件包含有患者信息。他的新律师正与妻子在伦敦度假，只得从那里为他辩护。巴尔瓦尼也开始骚扰一些与我谈过话的病人，坚持要求他们与他通电话，然后在通电话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折磨。

一个星期前，我已经提交了一份报道的草稿，于是决定去我的编辑的办公室，去看看他的编辑进度如何。一旦他完成编辑，报道就会发送给报纸的头版编辑，他会安排手下的人再度进行仔细编辑。随后，责任编辑和律师会一行一行地仔细梳理。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常需要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的时间。我想要加快这个过程。我们等待发表的时间越长，我们给希拉洛斯策反我的信源的时间越多。

当我把头伸进迈克·西克诺尔菲的办公室时，他还是通常那副乐哈哈的样子。他示意我坐下。我告诉他，我觉得我们应该行动更快速一些。不知道希拉洛斯和博伊斯下一步会怎么做。我提到了霍姆斯的评论，和几天前拜登被大肆宣扬的对希拉洛斯工厂的访问。

迈克警告说要耐心。这篇报道是一个重磅炸弹，我们需要确保它在见诸报端的时候无可批驳，他说。迈克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喜欢使用意大利人的比喻。我曾听过他说自己的祖先西克诺尔菲亲王的故事不下十遍，说他在9世纪时统治着阿马尔菲海岸（Amalfi Coast）附近的地区。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拉马坦萨（lamattanza）？”他问道。噢天啊，又开始了，我想。

他解释说，拉马坦萨是一种古代西西里人的仪式，渔夫们带着棍棒和长矛涉入齐腰深的地中海海水中，静静地站着，长达几个小时，直到鱼儿不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最后，当有足够的鱼聚集在他们周围时，某人给出极其隐蔽的信号，于是一刹那间，场景从极其异常的安静转换为血淋淋的屠杀，渔夫们狠狠地刺向他们那毫不戒备的猎物。迈克说，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新闻界的拉马坦萨。我们耐心地蛰伏，直到我们准备好发表，然后，就在我们选择的某一个时刻，予以反击。他跟我说的时候，滑稽地模仿西西里的渔夫凶狠挥舞长矛的样子，令我大笑起来。

我告诉他，我赞同拉马坦萨的方式，只要报道能在10月份之前发表，因为那时霍姆斯将可能出现在《华尔街日报》10月份在拉古那海滩（Laguna Beach）的年度技术大会上。最近我听到风声，说她在大会的演讲嘉宾名单中，觉得如果我的文章到那时候不能发表，将令我的报纸处于一种无法想象的境地。迈克表示同意。他说，距离大会还有两个半月，这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

第23章 伤害控制

同时，在幕后，霍姆斯试图通过另一条途径来阻止报道。

在我开始挖掘公司内幕的一个月后，希拉洛斯在2015年3月份结束了新一轮融资。我不知道的是，领投的人是澳大利亚出生的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他控制着《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希拉洛斯在这最新一轮筹得的4.3亿美元中，有1.25亿美元来自默多克。这使他成为该公司最大的投资者。

到7月底我和迈克·西克诺尔菲讨论西西里人的古老钓鱼艺术之时，霍姆斯已经与默多克私下会面三次。最新的一次是在那个月的月初，她在帕洛阿尔托招待默多克，带他看迷你实验室。在访问期间，她提起了我的报道，告诉他，我所搜集的信息是错误的，如果发表，将对希拉洛斯造成巨大损害。默多克表示异议，说他相信报纸的编辑会公正地处理此事。

到9月底，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表报道的时候，在曼哈顿中城的新闻集团大厦第八层的办公室，霍姆斯第四度与默多克会面。我在《华尔街日报》新闻编辑部的办公桌就在三层楼底下，但我不知道她在楼里。她再次迫切地提到我的报道，希望默多克可以将其毙掉。再一次，他无视自己的大额投资的可能风险，拒绝加以干预。

在霍姆斯游说《华尔街日报》老板的尝试遭到失败的时候，希拉洛斯继续针对我的信息来源实施焦土政策。

那天早些时候，我发过一份电子邮件给希瑟·金，告诉她我正在准备第二篇报道，要求希拉洛斯对我将要报道的事情给出他们的评论。金没有回复。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在与克莱默的访谈快结束的时候，霍姆斯提到纳米容器的召回，颠倒过来说这是一个自愿的决定。她正在努力抢在我的独家报道前面。

我们迅速将我的后续报道片段发表在网上。它澄清事实，揭露是FDA迫使公司停止从病人指尖取血的检测，并宣布它的纳米容器是“未经许可的医疗设备”。第二天，我的报道占据了报纸印刷版的头版，给现在已经全面爆发的丑闻添加更多猛料。

当她让大家开始提问时，那位前广告业高管、帮助她打造先驱者形象的帕特里克·奥尼尔，率先举手提问。

“你真的想挑战《华尔街日报》吗？”他怀疑地问道。

“不是《华尔街日报》，是那个记者。”霍姆斯回答。

在帕洛阿尔托佩奇磨坊路大楼的二层，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设成了作战室，霍姆斯和她的公关顾问讨论战略，如何反击我的报道。她喜欢的一个主意，是将我刻画成一个仇恨女人的人。为了赢得更多的同情，她提出公开承认当她还是斯坦福的一名学生时，曾遭遇过性侵。她的顾问建议不要采取这种方式，但她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主意。在《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一次访谈中，她说自己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过去四个星期以来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明白在这个领域身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她对这份杂志说，“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一位年轻女子’开头，对不对？前几天有人走过来找我，他们就像是说，‘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写马克·扎克伯格的文章以“一位年轻男子”开头。’”

要让伪装终结，只有一条路，那就是CMS——临床实验室的主要监管机构——是否对公司采取强力行动。我需要探究第二次监管检查带来了什么。

第24章 没穿衣服的女王

艾瑞卡·张在经历了6月底的停车场惊魂后，和我一直保持着零星的联系，但我不知道她鼓足了勇气去联系联邦监管机构。当我第一次听说CMS的检查时，完全没有想到是由她引起的。

为了迫使CMS公布其检查报告，我发起一项基于信息自由法的请求，要求公开任何与纽瓦克实验室检查相关的文件，并要求尽快执行。但希瑟·金继续敦促该机构未经详细校订，不得将报告公开，声称那样做会暴露珍贵的商业秘密。一家实验室的拥有者在面临制裁威胁的情况下还要求对检查报告进行校订，这还是第一次，而CMS似乎也不肯定如何继续下去。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担心完整的检查发现再也不会公开。

当这场与希瑟·金之间就检查报告的拉锯战僵持不下的时候，有消息传来，霍姆斯将在希拉洛斯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总部举办一场为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募集资金的活动。她长期以来精心培植与克林顿一家的关系，参加过多次克林顿基金会的活动，并与他们的女儿结下了友谊。募资活动后来调整到旧金山一位科技创业家的家中，来自该活动的一张图片显示，霍姆斯手持麦克风对参加的宾客讲话，她的身边站着切尔西·克林顿。竞选还有八个月，克林顿被视作领跑者，这是一个提醒，说明霍姆斯在政治上有多么广泛的关系。足以让她逃脱监管问题的困扰吗？一切似乎都有可能。

致命的一击在几天后到来，我们获得了一份新的CMS发给希拉洛斯的信函。信函说该公司未能纠正巡视员所指出的45项问题中的43项，并威胁要禁止霍姆斯从事血液检测行业两年。和检测报告一样，希拉洛斯绝望地试图阻止信函公开，但一个新的信源提供者如天外飞仙般出现，联系到我，将该信函泄露给我。

当我们报道了禁止从业的威胁之后，霍姆斯再也不可能淡化形势的严重性。她不得不出来说点什么，于是她在NBC的《今日秀》（Today）中与玛丽亚·施莱弗（Maria Shriver）做了一次访谈，在节目中她承认被“摧毁”了。但这似乎还不足以让她向那些被她置于伤害之地的病人道歉。看着她，我的直觉印象是，她表现出来的悔恨只是演戏。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真正的忏悔或同情。

泰勒似乎精神状态很好。他告诉我，他现在是斯坦福一个小型研究小组的成员，该小组与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合作，参与竞争高通公司（Qualcomm）设置的奖金达数百万美元的三录仪极限大奖（Tricorder XPRIZE）。他们试图制造一台便携设备，能够根据人的血液、唾液和生命体征诊断十几种疾病。

我们的谈话转向希拉洛斯，他的眉头紧锁，变得紧张起来。他说不想在有其他人耳目的开放空间讨论这个主题。他建议我们走回材料科学大楼。我们在那儿找到一间空教室，坐下来。明显可以感觉到的紧张焦虑取代了他在餐厅时的轻松神色。

“我的律师禁止我与你交谈，但我再也无法压抑下去了。”他说。

我同意，不管他告诉我什么，都不会将其记录在案，只在他给予我许可的情况下才会在将来写下来。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我惊愕无比地听他告诉我在他祖父的家里发生的伏击事件，以及几个月来他遭受的法律上的威胁。即使如此，他也从未屈服。他坚定地拒绝签署博伊斯·席勒塞给他的任何文件。我意识到，如果不是他的勇气，以及他的父母在律师费上花费的40多万美元，我也许绝无可能发表第一篇报道。让他承受这样的一种折磨，令我感到内疚和痛苦。

在所有事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是泰勒与祖父的疏远。尽管我的报道揭露了一切，但乔治·舒尔茨仍继续与霍姆斯站在一起。他和泰勒在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不曾见面，只通过律师进行联系。去年12月，为庆祝乔治的95岁生日，舒尔茨一家在他们所拥有的旧金山的一间顶层公寓举办了一次派对，霍姆斯参加了，但没有泰勒。

过了没多久，希拉洛斯联系泰勒的律师，告诉他，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会面。我们俩都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因此我们推测，霍姆斯一定是派人跟踪了我们中的谁，或者是两个人都跟踪了。幸运的是，泰勒似乎不太担心此事。“下次也许我可以跟你一起拍个自拍，然后发给她，省得她费劲去雇探子。”他在邮件中打趣说。

我现在怀疑，希拉洛斯对我们两人都持续跟踪了一年。另外，对艾瑞卡·张和艾伦·比姆也很有可能如此。

在芝加哥，沃尔格林的管理层了解到被废弃检测结果的规模后，感到非常震惊。这家药业连锁企业几个月来一直试图从希拉洛斯那里知道此事对它的客户产生的影响。2016年6月12日，它终止了与希拉洛斯公司的伙伴关系，关闭了在其门店中的所有健康中心。

另一个严重打击接踵而至，7月初，CMS兑现了它的威胁，禁止霍姆斯和其公司从事实验室行业。更加严重的是，旧金山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将希拉洛斯列为刑事调查的目标，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对其展开民事调查。尽管遇到这些挫折，但霍姆斯觉得她还有一张牌，可以打出来扭转舆论导向：展示她的技术，让世界惊叹。

8月初一个闷热的夏日，2500多人聚集在宾夕法尼亚费城会展中心的大宴会厅。绝大多数人是实验室科学家，他们来到这里听霍姆斯在美国临床化学协会的年度大会上发表演讲。公共广播系统中播放的是滚石乐队的《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这个音乐的选择似乎并非巧合。

协会对霍姆斯的邀请在会员中引发了激烈争议。有些人强有力地提出，考虑到近几个月来的事件，应当撤回对她的邀请。但协会的领导层看到，对于一场历来古板的科学会议，这是一个吸引公众关注和声音的机会。这一点被证明是对的：有数十位记者来到费城，观看这场盛会。

AACC的主席帕特丽夏·琼斯（Patricia Jones）作了简短的介绍，随后霍姆斯登上讲台，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套一件黑色的夹克。黑色高领毛衫已经不见踪影，从去年秋天以来，那种装扮已经成了一个笑柄。

在受到刑事调查的情况下，霍姆斯能够在这场最新的胡迪尼式魔法表演中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看着她自信地从观众身边走过，娴熟地做她的幻灯片演示，让我恍然明白她是如何走到这么远的地方：她是一位极富魅力的销售员。她没有出现过一次结巴磕碰或是忘记思路。她有效地运用工程术语和实验室术语，当谈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中的正在输血的可怜婴儿，她流露出的似乎是真实的感情。像她的偶像史蒂夫·乔布斯那样，她散发出一种扭曲现实的气场，使得人们暂时忘却了怀疑。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病理学博客”的亚当·克莱帕在联系我的时候，希拉洛斯公司已箭在弦上，即将把其血液检测服务扩展到沃尔格林在全美的8134家门店，如果它这样做了，人们因为错误的诊断和错误的医疗措施而死亡的概率将会以指数级增长。

尾声

到2017年底，希拉洛斯已经精疲力竭，烧尽了它从投资者那里筹得的9亿美元，大部分用在法律方面的花销上。经过几轮裁员，员工数量从2015年高峰期的800人减少到不足130人。为了节约租金，公司将所有剩下的员工搬到旧金山湾对面的纽瓦克工厂。破产的幽灵隐隐浮现。不过，在圣诞节前几天，霍姆斯宣布她从一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获得了1亿美元的贷款。这个财务救命钱附带严格的条件：贷款以希拉洛斯的专利资产作为担保，而且公司需要在产品和运营方面实现某种重大目标，才能拿到钱。

不到三个月后，高墙开始再次逼近：2018年3月1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指控希拉洛斯、霍姆斯和巴尔瓦尼从事“精心策划、持续多年的欺诈”。为了解决公司面对的民事指控，霍姆斯被迫放弃她对公司的投票控制权，交出绝大部分股份，并且支付50万美元的罚款。她还同意十年内不在上市公司担任管理职务或董事。由于没有与巴尔瓦尼达成和解，SEC在加州的联邦法院向他提起诉讼。与此同时，刑事调查继续发酵。截至本书写作之时，指控霍姆斯和巴尔瓦尼向投资者和联邦官员撒谎的刑事控诉似乎已迫在眉睫。

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创造出“雾件”（VAPORWARE）一词，用以描述轰轰烈烈地公之于众但却花了很多年才实现的计算机硬件或软件，如果它最终能够实现的话。它反映了计算机行业的一种倾向，即在涉及市场营销时，做法过于轻率散漫。微软、苹果和甲骨文都曾被谴责某些时候在实际操作时有类似做法。这种过度承诺成为硅谷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其对消费者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预期的破灭和失望，相对较为轻微。

霍姆斯将公司定位为硅谷核心地带的科技公司，也传承了这样一种“演久成真”（fake-it-until-you-make-it）的文化，她掩盖这种造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硅谷的许多公司叫他们的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但在希拉洛斯，对保密的痴迷达到了完全不同的层次。它禁止员工将“希拉洛斯”字样放在领英账户的资料中。相反，他们被告知，在那里要写上他们是为“一家私人生物公司”工作。一些离职员工发布的对自己在该公司工作的描述被认定过于详细，他们收到来自希拉洛斯律师的勒令停止（cease-and-desist）信件。巴尔瓦尼定期监督员工的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浏览历史。他还禁止使用谷歌公司的Chrome浏览器，理由是谷歌理论上可以使用网络浏览器刺探希拉洛斯的研发工作。在纽瓦克的综合办公区工作的员工，不被鼓励使用那里的健身房，因为这可能导致他们与在那里租用办公室的其他公司的员工混淆。

如果真有什么操控者的话，那就是霍姆斯自己。她一个接一个地将这些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劝服他们按她的出价投入。第一个折服于她的魅力的，是斯坦福工程学教授钱宁·罗伯特森，他用自己的声誉帮助她以稚龄取得信任。然后是唐纳德·L．卢卡斯，这位上了年纪的风险资本家的支持和人脉使她得以筹集资金。后面是沃尔格林的J博士和韦德·米克隆，以及西夫韦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伯德，紧随其后的有詹姆斯·马蒂斯（马蒂斯与希拉洛斯的纠缠，未能阻止他成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国防部长）、乔治·舒尔茨和亨利·基辛格。大卫·博伊斯和鲁伯特·默多克忝列名单最末，但我觉得还有其他许多人，都被霍姆斯掺和了魅力、天分和领袖气质的混杂物所折服。

反社会者通常被描绘成少有或者完全没有良知的人。霍姆斯是否符合这种临床表现？这个问题我还是留给心理学家去决定，但毫无疑问，她的道德指南针是严重扭曲的。我相当肯定，当她在十五年前从斯坦福大学辍学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欺骗投资者，陷病人于危害之地。所有人都相信，她真诚地信仰一个愿景，并投身于其中去实现它。但在“独角兽”热潮的淘金狂热中，在她全力以赴地追求成为史蒂夫·乔布斯第二的过程中，有那么一个转折时刻，她不再倾听明智的建议，开始寻求捷径。她的抱负过于贪婪，无法忍受任何干预。如果在追求财富和声名的道路上，附带有任何的伤害，管它呢。

后记

如果罪名成立，霍姆斯和巴尔瓦尼面临最高可达二十年的监禁。两人均辩称无罪。截止本文写作之时，由于证据开示程序的耽搁，开庭日期尚未确定。目前，联邦检察官已经移交了存有大约1600万页证据的保密硬盘。

至于希拉洛斯，该公司于2018年9月资金耗尽，遭到解散。在2017年底提供贷款的私人股权公司峰堡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Group）接收了其专利。同时，一桩投资者诉讼的法庭文件披露，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BetsyDeVos）是该公司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德沃斯女士的家族损失了1亿美元——与考克斯（Cox）家族的损失金额一样。超过他们的，只有损失了1.21亿美元的鲁伯特·默多克（他通过法律和解拿回了400万美元），以及沃尔顿（Walton）的两名继承人，他们一共损失1.5亿美元。该受控诈骗案的其他受害者包括：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Slim）（3000万美元）；一位希腊船运大亨的继承人（2500万美元）；曾控制钻石制造商戴比尔斯（DeBeers）的一个南非家族（2000万美元）；以及通过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的众多小投资者，他们一共投资了大约7亿美元到这家血液检测公司。

总计，希拉洛斯的投资者大约损失了1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