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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兹传：与苹果一起疯狂 |
第1章 我们这帮电子小孩
如果你那时候特别小，可能对当时的情形没什么印象，我告诉你，这是个很麻烦的办法，但效果还不错。唯一不好的就是它费时费力，需要有人把所有的真空管都拆下来、一一测试再逐一装回去。实在是太麻烦了！我曾仔细地观察过这些管子，试着分析里面物质的组成成分。那仅仅是一些细丝，会发热并像灯丝一样会烧断。它们看上去如此简单。我思考过如何制造不会烧断的真空管，或是制造出不使用真空管的电视机。这样的话，能给人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啊！
我总是在考虑技术的同时也去考虑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小时候我是这样，成年后依旧如此。比方说十岁的时候，我告诉爸爸说我长大后，想当个像他一样的工程师，也想做像沙克莱克小姐那样的小学五年级老师。融合领先的技术和人文关怀成为我长大后的毕生追求之一。在设计电脑的时候，一些只为技术狂热的极客们考虑的仅仅是加上一些芯片，整个设计就完整了。
而我还会考虑整个设计应该像个艺术品，应该能给使用者带来最大的便利。这是我设计我最早的计算机作品时的目标，这一计算机后来发展成了Apple I。Apple I是第一台带有键盘、允许使用者输入的计算机，也是第一台包括了显示屏的计算机。“实用技术”的概念对我而言仿佛与生俱来，我在小时候就时常憧憬能够利用技术制造人们方便使用的机器。事实上我也做到了！
1962年，我上小学六年级。妈妈那时在政治上站在共和党一边，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正在竞选加州州长，妈妈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有一次，尼克松在圣何塞举行演讲，妈妈跟我说：“噢，史蒂夫，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喜欢开玩笑的她让我在尼克松的活动上去跟尼克松说，我代表了塞拉学校的全体业余无线电操作员来支持他竞选州长。笑点在于，我是整个学校乃至整个加州唯一的小学六年级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但我却声称代表了一票人。于是在那天的活动上，我走上前去，掏出一张纸（上面的字是我在出门前用蜡笔画的），对尼克松说：“我给您带了礼物。”
尼克松看上去相当亲切友好。他在我的课本上签了字，还把签字用过的笔送给我作纪念。我们面前有差不多二十台照相机亮起了闪光灯，我因此登上了《圣何塞水星报》的头版！我，塞拉学校唯一的业余无线电操作员，或许是整个加州最年轻的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代表一个只有我一人的团体，向尼克松展示了一张以假乱真的“证明”。大家还都相信了！哇！
这实在是太有趣了！不过有件事困扰了我很久，时至今日它仍困扰着我：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这是个玩笑？难道没有人去查查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塞拉学校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团体”？报纸报道的标题上赫然写着“六年级小学生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代表学校社团支持尼克松竞选州长”。他们没发现这个学校社团根本不存在，完全是我妈妈设计的一个玩笑。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你告诉媒体或者政治家任何事情，他们都会相信。这让我感到震惊，他们居然听什么信什么，完全不加考察！后来我渐渐明白了，许多人都会相信疯狂的笑话或故事。
在爸爸到洛克希德公司工作之前，我一直住在南加州。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童年的头几年。
不过我真正长大的地方是森尼韦尔，正是今天大名鼎鼎的硅谷的中心。在那时，它的名字还是圣克拉拉谷。我七岁时搬到了这里。与今天大不相同的是，那时候那儿还是一片纯粹的农业区，到处都是果园。我家所在的街道，埃德蒙顿大街，是一个三面都被果园包围的街区。所以当你骑着车在森尼韦尔晃悠时，视野所及的尽是些种着杏子、李子或樱桃的果园。我对杏树印象深刻。我们这个街区的人家都会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几棵杏树——我们家种了七棵。到了秋天，杏子会变软、变熟，它们落在地上时汁液会飞溅到别处，你可以想想它们是小孩们玩闹时多么好的发射武器！
四年级的圣诞节，爸爸妈妈给了我一份最特别、最珍贵的圣诞礼物——“电子玩家工具箱”。在这个工具箱里有各种各样的开关、电线和灯泡。我通过这个工具箱学到了好多实用的电子学知识。在它的帮助下，我也成为了电子小孩中最厉害的一个，我成了头儿，带领着大家建立了一个连接六户人家的内部对讲系统。
首先，我们需要集齐所需的全部材料。最主要的材料就是电线，很长很长的电线。我们这样一帮小孩怎样才能搞到上百码的电线呢？而我们获得这些电线的方式堪称奇遇。比尔·沃纳（BillWerner）是我们这群小伙伴中的一员，他看到一个电话工作人员的卡车上的电话线整整齐齐地盘在卷盘上，共有好几卷，就直接上前去问能不能给我们一卷。那个人非常友善，爽快地同意把其中一卷电话线给我们。
这根电话线很长，绕在卷盘上直径足有一英尺。它是双线电缆，每根线的构成都相似——塑料绝缘层包裹着铜质实心导线，区别在于塑料层的涂色是白色还是灰色。每隔一英寸左右的距离，两根线就缠绕在一起，这是为了减小电话被接起时的干扰声。简单来说，这两根电线可以看作是一根正电线和一根负电线，当周围的电子干扰很强时，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正电线与负电线与干扰源的距离相同，因此所受的干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恰好抵消。我发现，这正是电话线的工作原理。这种电线因其缠绕方式而得名为“双绞线”。
在搞清楚这卷电话线的工作原理后，我开始在纸上设计对讲系统。我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出不同类型的线，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了开关、炭精麦克风（那个时候的麦克风就是这样的！）、蜂鸣器和小灯泡，确保在晚上我们使用这套对讲系统的时候不会产生太大的噪声将爸妈们吵醒。我们必须保证一切计划都是在秘密进行中，并且保证单靠灯泡、无需蜂鸣器就能把伙伴们叫醒。
我们完成图纸上的设计后，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地直奔森尼韦尔当地的电子用品商店。那里应有尽有，是我们这帮小孩的大本营。我们买了麦克风、蜂鸣器、开关等所需的材料。
接着，我们开始用电线连接各自的住处。在我们这条街上，每家每户之间都有低矮的木篱笆相隔。白天，我们明目张胆地将电线跨过篱笆，然后用钉子固定。事实上，用钉子钉电线可能会导致短路。我们十分幸运，并没有碰到短路的情况。我们用电线把整个街区连接在了一起——电线从我的一个朋友家连到了我家，我安上了开关盒，在上面钻了几个孔，装好了开关。你猜怎么着？大功告成！我们有了自己的内部对讲系统，可以在晚上互相通话了！
第2章 逻辑游戏
真正吸引我的是有人将业余无线电运用于城市之间甚至州之间的远程通话。要知道，那个时候长途电话十分昂贵，我难以想象有谁能负担得起。业余无线电使人可以足不出户地进行远程通信，既有效又便宜。受此启发，我后来成功地破密了电话线路，通过特殊的音频来打免费的长途电话，并学会了使用阿帕网（ARPANET）——现在互联网的前身。
从那周的周三晚上开始，我跟着吉尔斯先生的课程学习无线电知识。从这门课上我学习了摩尔斯电码和基本的电子学计算，也了解到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可使用哪些频段。在吉尔斯先生的课堂上我掌握了业余无线电操作员执照考试所需的所有知识，爸爸也和我一起学习。我六年级时，我们俩一起通过了考试，拿到了业余无线电执照。那一年的圣诞节，我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圣诞礼物——组装海利克拉夫特斯(Hallicrafters)无线电收发器的工具箱。按现在的比价计算，那大概要花上几千美元。对于六年级的小学生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花费。自己组装无线电收发器并不轻松，得拆开数百个零件，还得掌握焊接技术。我慢慢琢磨，一步一步把它们整个都焊接了起来，还要爬上屋顶去将天线调整到合适的长度，以便接收到相应的电台。我日后设计、制作Apple I等计算机的主板所需的技能正是从这些早期的项目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来的。
业余无线电大有作为
如今，业余无线电是一项风靡世界的休闲爱好，业余无线电又被昵称为“火腿电台”，爱好者们被称为“火腿族”。火腿族不仅将两用电台作为娱乐，还利用它来进行通信和信息共享。
但业余无线电并不仅仅是业余爱好。最早的业余无线电操作者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他们保护电视广播的无线电信号免受侵扰。对于公共波段的使用，他们也都恪守道德。
从很早开始，许多业余无线电操作员就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爱好者们在建立和使用业余无线电上有诸多实践，我就是一个好例子。
晶体管小知识
晶体管可能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足以和汽车、电话以及古登堡印刷术等媲美。它由威廉·肖克利（WilliamShockley）和他的团队于1947年在贝尔实验室发明。
简而言之，晶体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微小装置，但它的作用不仅如此。它有着两个主要作用：其一，增强电子信号；其二，可调节开或关的状态（1或0）来控制电流的通断。
晶体管是现代电子设备的必备元器件，从音乐生日贺卡到汽车，再到个人电脑，形形色色的电子设备里都有晶体管的身影。自1947年晶体管诞生以来，在电子芯片上集成晶体管的成本不断下降，催生了计算机革命。
这一现象又被称为“摩尔定律”，由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在20世纪60年代时提出。根据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可每年翻一番而保持成本不变。
最简单的逻辑门大概包括20个晶体管，与之相比，2006年左右生产的计算机的高级芯片上则集成了高达10亿个晶体管。
这些早期的工程磨炼了我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的核心品格——耐心。它意义非常重大。我是认真的，耐心的重要性常被低估。从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大多数工程作品中，我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我不用参考任何书籍就知道如何将电子设备连接在一起。有时，我对自己说，嗨，你可真幸运。早期学习一步一个脚印，仿佛为我指出了生命中的幸运方向。我学会不在乎结果，只在乎过程，尽力做好当下的事情。
当今工程学界并非每个人都明白这点。不论我在苹果公司还是其他地方，总会发现许多傻瓜，他们总想一步登天，这是行不通的，从来都是这样。显而易见，这就是认知的过程。你不能一下子跨过两个认知阶段——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日后教育自己的孩子和教小学五年级学生也很有帮助。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一步一个脚印。
第3章 偶然学习
几个星期前学校里出过一起炸弹事件，因此校长对我非常生气。虽然我的恶作剧并不是真的炸弹，只是一个节拍器而已，但我仍然需要去少管所待上一天。我也好好利用了在里面的时间。我想，人们通常怎么说来着，监狱里的罪犯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彼此传授犯罪技巧。所以我也一定要不虚此行。我教少管所里那些惹是生非被送进来的不良少年们拆掉天花板上风扇的电线。我跟他们说：“把这些电线缠在囚室门上的铁闩上，把看守喊来。他碰到铁闩时就会被电到！”我在里面玩得很开心，那些人对我也非常不错。当然，当个书呆子反而成了最酷的事，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换来的。
很久以后，我参加了一个很棒的俱乐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Club），在那里，书呆子被认为是很酷的人。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苹果公司之前加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我很喜爱这个团体，从1975年在戈登·弗伦奇（GordonFrench）位于门罗公园的车库里举行的第一次集会起，我一次不落地参加了所有的集会，直到1977年我与史蒂夫·乔布斯共同创立了苹果公司。俱乐部里的人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梦想——让人人都买得起、用得起电脑。当时俱乐部的核心议题是一种名为阿尔泰（Altair）的自行组装的仪器（如果花上一大笔钱进行硬件扩充，可以把阿尔泰变为真正的电脑）以及阿尔泰能够实现的各种功能。在俱乐部的活动中，还有至少一小时的自由讨论时间，任何人有任何话想说，都可以举手站起来发言，这段时间被称为“随机存取时间”。
我有许多话想说，但我就是无法举手发言。我仅仅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听其他人高谈阔论，讨论计算机行业里的新技术潮流。我静静地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很少发言，就像初中的时候一样。
最后，我终于有机会站起来发言，将自己做出来的两台计算机展示给大家看（其中一台正是后来Apple I电脑的雏形）。他们看到了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突然间就和我有得聊了。
我很擅长逻辑，知道如何连接不同的元件来构成逻辑电路。我捧着这本册子一连钻研了好几个晚上，慢慢搞明白逻辑电路之间是怎么连接来构成这台PDP-8型微型计算机的。我开始尝试设计自己的电脑，尽管我并未完成我那繁冗的设计处女作，上面可能还有许多错误。但这毕竟是个很有意义的开端。
那时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之后的几年里，我搜集来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微型计算机的说明书。那个时代涌现了一批微型计算机，与最初占据一整间屋子的大型计算机相比，它们的体积要小得多，功能却一点儿也不差。一台典型的具有足够大的内存（使用友好的程序语言）来运行程序的微型计算机大概只有一台微波炉的大小。
我搜集到瓦里安（Varian）、惠普、数据设备、通用数据（DataGeneral）等公司出品的微型计算机的用户手册。每逢空闲的周末，我就会根据逻辑元件和芯片（它们是计算机的硬件组成部分）的目录和某一特定的微型计算机的用户手册，自己着手设计。在完成首次设计后，我常常会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设计，减少使用的芯片数量，优化整体设计。我把使用最少量的芯片来重新设计出这些微型计算机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设计电脑，不知不觉间，这已经变成我消磨时间的方式了。这是我个人的娱乐方式，我没有告诉过家长、老师或者朋友。
我根本买不起构建电脑所需要的元件，所以我的所有计算机都停留在设计图上。每当开始一个新的设计时，我就会连续几晚挑灯奋战，直到把它设计出来为止。作设计时，我会趴在房间的地板上，手边放着可乐，身边丢满了各种各样的草图。因为我无法把我的设计付诸实践，所以我会一遍遍地重新设计，试图用更少的芯片来超越我自己之前的设计。我是在与自己竞争，我所逐渐掌握的方法和窍门绝对无法用语言或文字来描述。差不多一年之后，我感到我节约芯片的能力已经无人能敌。我能用公司原始设计中所用芯片数量的一半来构建功能相同的电脑，但我的设计都停留在图纸上。
第4章 “道德”的电视干扰机
在我离开迪安扎学院时，我已经在纸上反复设计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的电脑。我无疑成了专家，因为我对它们的原型进行了无数次重新设计，只是没有真正制造出它们。但我心里从不怀疑我设计的电脑可以正常运行。我的确可称之为专家——是的，至少是软性意义上的专家。我从未真正制造出这些电脑，但我迷恋它们，对它们的内部结构了如指掌。拆开任何一台电脑，我都能轻轻松松把它们重新组装起来，甚至优化它们的设计，做出价格更低廉而性能更高的电脑。
我没有勇气向器材公司去索要一些免费的样品芯片，它们都价值不菲。一年后，我与史蒂夫·乔布斯相遇，他给销售代表打打电话就可以得到免费的芯片，这让我见识到他是多么的勇敢。对我而言，我永远都不敢这么做。我们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你一定猜得出谁是谁，对吧？），刚好互补。其中一个人感觉困难的事，另一个人往往能轻松解决，我们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
高中时我挺支持越战的。爸爸总告诉我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也认同我们代表了民主制度与共产主义的集权对抗。民主制度从我们的宪法开始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代表。除此之外，我并没有怎么思考过政治议题。对也好，不对也好，我总是热爱自己的祖国。这种感情就像热爱母校的体育队伍一样自然。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时我只加入了两个社团，其中一个就是共和党社团（另外一个是业余无线电俱乐部）。
但我此时已经开始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抗议越战。许多学者和记者根据越南的历史，指出美国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这本是一场内战，牵涉其中的条约、协议与历史都跟美国没有关系。与此同时，支持越战的一方没有提出任何合理的论点，只是不停地强调美国参与越战是在践行正义。他们从头到尾只能辩驳这是一场维护民主的战争。
最让我费解的在于美国所支持的南越一点儿都不民主。它更像是一个贪腐的独裁政权。我们怎么能保护独裁政权呢？我开始意识到反战的一方掌握了更多的真理。
在迪安扎，我对越战作了许多思考。我一直自信我具备运动天赋，也很勇敢。但我会向另一个人开枪吗？我当时坐在宿舍里的白色福米卡床上沉思良久，最后发现我也许能让别人向我开枪，但我绝对做不到开枪还击。
我不禁会想，如果我在越南，我必须向另一个人开枪的话，会是怎么样一幅情景？他与我十分相似，我们站立、行走、坐下的动作几乎不存在差别。我吃比萨、打扑克，他的生活也一定很类似。我们都有家庭。为什么我要去伤害他呢？他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一定有他活下去的理由。越南也有其存在的理由。而这些理由，都跟来自美国加州的我没有半点儿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越战对我十分危险。在道德感上，我与因为宗教信仰而拒服兵役的人很相似。但强制征兵的办法只豁免了教徒服兵役的义务（战争与某些宗教的信仰有直接冲突），而我并不是教徒。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只信仰逻辑的力量。
因此，我并非因为信仰原因拒服兵役，我只是非常厌恶去杀人或者伤人。
第5章 奶油苏打水的日子
19岁时，我通过“五角大楼文件”[1]了解到越战的真相，思想因此彻底转变，与爸爸的观点产生了冲突。
那时，父亲沉迷于酒精，同他争论没什么意思。但我的新发现彻底让我取代了之前的想法。我开始崇尚和平，并逐渐意识到政府为博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会无所不用其极。
“五角大楼文件”揭露了中情局和五角大楼人员所掌握的越战真相。总统颠倒黑白、伪造事实，诱骗人民支持战争。例如，“五角大楼文件”直指北部湾事件纯属美国政府的阴谋，并且指出美国官方每次公布的越共死亡人数都为美军的10倍，事实上根本无法统计越共的死亡人数。大多美国人却相信政府的一派胡言，“五角大楼文件”揭示出这是一个精心设置的骗局。
接受这一真相是我此生中最困难的事之一。我在一个倡导民主的国家长大，无法相信这样的民主社会里竟然充满了肮脏的谎言。美国政府为何与人民为敌，蓄意欺骗我们？我不知道这样欺骗人民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最坏的并非越战本身，而是它带给人们痛苦和压力。我已经长大成人，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深刻关注人民的生活疾苦。我开始寻找生活真谛——如今我仍在这样做——我行事做人只为在自己获得快乐和满足的同时也让别人快乐、满足。
北部湾事件
不是每个人读到此处都会回忆起“北部湾事件”，但它的存在改变了我对越战的看法。
1964年美方声称，美军两艘战舰（分别为“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于8月遭北越战舰袭击，这就是“北部湾事件”。之后的调查显示，大多袭击都属虚构。
根据“五角大楼文件”以及各方报道，美方声称的大多数袭击均为子虚乌有，由林登·B·约翰逊政府一手捏造。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袭击了北越的石油加工厂，中情局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帮美军制造一个参与越战的借口。
从那一刻起，我就看清了政府，他们以公民为敌，把这一切当作游戏，这与我想象中的政府完全相反，你无法相信他们是在为民服务。这次遭遇给了我一个惨痛的教训，政府、权威，甚至是警察，你都不能相信他们真的会为你的利益着想。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去征兵局，要求保留我的1A证。不管怎样，这是我的号码，应该保留它。幸运的是，他们同意了。
对政府行为，我所感受的震惊和恶心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将我们的人生玩弄于股掌之上，并非如父亲所说，他们关心民众疾苦。我曾经坚信政府会保护我们，但事实并非如此。自那之后，我只相信政府会为自身利益服务，并为此不惜一切手段。他们做事没有道理可言，以最糟的方式玩弄了我的人生。
从那时起，我的想法也与父亲分道扬镳。我再也不相信当权机构。这真是糟糕，因为自从我创建苹果公司以来，我也遇到了很多善良的政府人员。但这一想法仍盘踞我的心底，我甚至不能相信任何我阅读的东西。
看我早期的照片，你们也许会认为我像个嬉皮士。我想我的确有那么一点儿，但我告诉你，我从不是个真正的嬉皮士。
我尝试当个嬉皮士，却总做不到。不要说高中，就是在大学，当所有反战者开始游行时，我也无法加入嬉皮士之列。我曾想尽力融入他们、靠近他们，但他们总叫我走开，因为我不嗑药。但我仍想融入那个群体，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和他们一样开放。我理解他们的观点，也希望他们对我敞开胸怀，但毒品却将我拒之门外。只因不愿一起嗑药，我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他们的主张与我的信念十分相符。20世纪60年代一切有关嬉皮士的运动和信念——自由性爱运动、将枪支插上鲜花等等，我都有着深切共鸣，知道这就是我的主张。正如嬉皮士所做的那样，我相信，人人都能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我相信，没有组织、法律、机构和政治的社会是存在的。
关于饮酒，1980年之前，即30岁以前我从未醉过。第一次喝醉是在美国飞往斯里兰卡的飞机上。我想通过喝酒来排解自己的极度不安。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允许乘客醉醺醺地下机。总之我竭尽全力自己走下飞机，最终还给海关官员讲了个很糟糕的笑话：
一位从未见过大象的女士在自己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头逃跑的大象。她大声尖叫，然后报警。“我的花园里有只巨型动物！”她说，“它可以用尾巴卷起蔬菜！你无法相信它把蔬菜放进了哪里！”
我不记得他有没有笑，我想没有。这不是我通常讲的那种笑话，它太冷了。
曾有一次，老朋友比尔·沃纳帮我打电话给电子器材公司，但他没有说服对方给我提供一些免费零件。我问了问特内特的总裁，他回答说：“当然，我可以提供给你。”我想他有办法得到样品零件，而那正是我需要的。
我准备制造一台类似当时流行的微型电脑那样的设备。为了避免麻烦，公司总裁给我找来了成堆的零件，而我决定只用少量芯片做一台很小的电脑。
我打算只用20块芯片——在那个时候，一台电脑通常需要上百块芯片，与之相比，20块芯片真是九牛一毛。
我还有位朋友比尔·费尔南德兹，和我同住一个街区。我常去他家，我们一起制造出由我设计的小电脑，当然这一过程最先也是在图纸上完成的。他帮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焊接。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在他家的车库里工作，还骑车到森尼韦尔的西夫韦（Safeway）连锁超市去买克雷格蒙特牌奶油苏打水，然后回来一边享用一边完成我们的机器。鉴于此，我们把这台电脑命名为“奶油苏打水电脑”。整个“奶油苏打水电脑”其实是一块极小的电路板，你能轻松将其插入连接器，并把零件焊上。电路板极为袖珍，不会长过4～6英寸。
不过，与当时的其他电脑一样，我们做的电脑没有屏幕，也没有键盘。那时没人想得到带有屏幕或键盘的电脑是什么样。要使用这些电脑，你得将编写好的程序在卡片上打好孔，放进去，然后你就通过仪表盘上灯光的闪烁来得到运行结果。例如，你可以编写程序，让电脑每隔3秒就发出“哔哔”的声音。如果它照做，你就知道程序正确，可以让计算机正常运转。
因为我不想向特内特公司的总裁索取太多免费样品，所以我的设计只使用了极少的芯片。我以芯片数量的最低限度造出了一台电脑。也就是说，它能做的就是运行程序，并给出结果。
有天我妈妈打电话给《半岛时报》（PeninsulaTimes），告诉了他们“奶油苏打水电脑”的事情。随后一位记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还拍了些电脑的照片。但就在结束采访时，他意外踩到了电源，中止了电脑的运行。“奶油苏打水电脑”冒烟了！但后来文章还是顺利发表，那篇报道挺酷的。
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并不认为完成这台电脑是多大的成就。因为它没法做任何有用的事。它不能玩游戏，不能解答数学问题，存储量也太小。唯一的意义就在于，我终于做出一台电脑了，它是我的第一台电脑。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座非凡的里程碑。
5年后，有公司开始制造并销售与我的“奶油苏打水电脑”非常类似的小电脑，它们都具有相同大小的内存、笨拙的操作面板和开关。
另外，“奶油苏打水电脑”也让我遇到了史蒂夫·乔布斯。我比他大4岁，所以我们之前并不认识，他和比尔·费尔南德兹年纪更相近些。有天比尔告诉我：“嗨，你应该见见史蒂夫。他和你一样喜欢恶作剧，对制造电子产品也一样狂热。”
所以有一天——我记得是在白天——比尔邀请史蒂夫到他家。我们坐在比尔家门前的人行道上，分享一些彼此的故事——大多是些关于自己所做的恶作剧以及做过的电子设计，仅仅这样我们就聊了很久。我感觉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非常投缘。但更特别的是，我觉得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设计很难，但史蒂夫总是一下子就理解了，我很喜欢他。他瘦削结实，精力充沛。
然后，史蒂夫到车库参观了电脑并聆听我们的描述（这当然在电脑停止工作之前）。我敢说，这台电脑让他印象深刻。我们根据草图就制造了一台电脑，并证明电脑完全可以小到足以放置在小房间里。
尽管史蒂夫当时还在上高中，又住在离森尼韦尔很远的洛斯阿尔托斯，但我们很快就变得亲密无间。比尔说得没错儿——我们这两个“史蒂夫”的确有很多共同点。我们谈论电子学、喜欢的音乐，分享彼此的恶作剧故事，甚至一起做过一些恶作剧。
我和史蒂夫开始欣赏鲍勃·迪伦的抒情音乐，并想要判断出迪伦和披头士乐队谁更优秀。我们都更欣赏迪伦，因为他的歌关注生命、生活和价值观，都是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而披头士大多时候都唱些轻飘飘的欢乐的歌——你知道的，就是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跟你在一起、很高兴与你相爱这类的主题。它们都很简单，甚至包括《橡胶灵魂》这张专辑之后的歌。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不像迪伦的音乐那样能够直击灵魂和情感的深处，他们更像是流行音乐，而迪伦的歌却触及人类的道德底线。它们会引发你思考世界上的是非黑白，以及生活与生存的状态。
第6章 电话飞客
1971年，我起身前往伯克利读大三的前一天，在家里厨房的桌子上发现了一本《君子》（Esquire）杂志。尽管我通常不读这类时尚杂志，但那天我却不知为何草草翻阅了一下。
其中有篇文章是《小蓝盒子的秘密》（Secrets of the Little BlueBox），它有趣极了，我捧着杂志一口气读完。
阅读之前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蓝盒子，但我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哇！你知道有些文章在第一段就会让你欲罢不能吗？这篇文章就是这样，不过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描写的是我这样的技术发烧友。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描写技术发烧友的故事——真的，从来没有——所以，我一读到这篇文章就兴奋不已。它讲述的是一群科技小孩和年轻工程师如何破解电话系统的漏洞。文章里把他们称作“电话飞客”。他们只需通过电话听筒发出某种特定音频就可以进入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话网络打免费电话。
基本上，他们最初会拨打800或是555，即免费交换台的号码，然后他们用某一音调的声音来控制线路。如果可行，就会出现“唧唧”声，意味着他们已控制了串联器（串联器的作用是等待特殊音调的信号，从而与电话网络相连）。而电话飞客就能将它对应的音调接入网络，然后只需发出相当于AT&T电话拨打号码的声音，就可以拨打任意7位或是10位的电话号码了。
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所言貌似有理。我原本对电话网络的音调系统如何运行有一些基本了解。在这篇“不可思议的故事”中，文章中的人物声称他们找出了电话网络中无人知晓的秘密。而这些内部漏洞正好能被我们加以利用。因此，他们能向电话线路发出特定音频、欺骗操作系统，以及让电话信号通过卫星反射再连线到别的国家。这些就是他们所做的事。尽管这个故事看上去有些不可置信，但我兴奋不已，反反复复读了很多次。每读一次，我对于它的真实性都更为深信不疑。
文章吸引我的另一点是它对电话飞客们细致入微的描写。他们都是匿名的技术发烧友，使用假名，散布在各处。有些人生活在东北部，有些人生活在东南部，有些则在西部。文章写道，几个人开车到亚利桑那州，途中他们把收费公用电话的电线钳紧，不知怎么就可以控制整个区域的电话网络。据说他们可以接入10条路线进行电话会议。
作者笔下的人物和细节太过真实，并非纯属虚构。我还记得其中曾提到两个只想与别人聊聊天的盲童。这两个盲童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让电话公司的员工向他们透露了电话系统的秘密，从而成功地与彼此通话。这也深深吸引了我。
文中的电话飞客们还极具道德意识，他们并不只想着打免费电话。其中一人曾说他会把找出的漏洞告诉电话公司，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他的目标就是做些善事。这也吸引了我。
这篇文章还讲到了这群人发现的另一个秘密。不过我已经知道了这一秘密，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再次发现。这个秘密就是打电话的技巧（你现在也可这样做）：用听筒架上的开关拨电话。也就是说，电话真正的开关在听筒架上，它告诉电话公司电话是开是关。你只需拿起电话，就能听见拨号音，不是吗？然后按一下听筒架上的开关，听起来就像是在拨“1”，迅速地按两次，听起来就像是在拨“2”，连续按10次就像拨打“0”。（这一原理与以前转盘电话的工作原理类似，当你拨“5”时，拨号盘就需来回摆动5次。）而且就像我所说，今天的系统运作仍然如此，值得一试。
但是，这一技巧只有少数人知道。因此，文中的人物都是和我一样的技术发烧友，酷爱设计，寻求事物的可能性，这份兴趣与别的附加的东西没有关系，只是出于自己的本心。由于也知道电话听筒上的开关这一秘密，我一下子就被这篇文章迷住了。
《君子》杂志的这篇文章里，有位双目失明的电话飞客，名叫乔。文章里说，乔有一个很酷的发现：如果你弹出比吉他的高音E还高两个音阶的高音，即频率达到2600赫兹的高音，就可以控制“串联”电路设备，进而控制电话网络。如今这样做说不定仍然可行。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竟然能用嘴发出这样的高音！
也许因为双目失明，乔的声音非常完美。他发出第一声高音来占用线路，然后就用一串短小的声音来拨号码。我简直无法相信，但书中描写的场景让我的想象开始驰骋。仅仅通过吹出高音，他就能免费拨打长途电话。对电话公司来说，这就像拨打一个800或是555的免费长途电话一样。而他仅仅通过自己的嘴巴就达到这一切！
其中还有位叫“咔嚓船长”的家伙，这个绰号源自“咔嚓船长”牌麦片，以前这个品牌的麦片包装盒里有一种玩具口哨。“咔嚓船长”用这支口哨也发现了同样的秘密：对着电话用口哨吹出高音，达到2600赫兹时就可控制电话线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控制住线路后，“咔嚓船长”使用了一种设备对着电话发出一连串声音，就如同按电话键的声音一般。这种设备就叫作“蓝盒子”。在美国，这种设备对多频率网络都能生效，但乔的方法和麦片盒里的口哨则只能用于少数使用单频设备的系统。
文章中写到，“蓝盒子”的创造者最初是偷到或者偶然获得了电话公司的标准手册，上面列出了进行电话线路控制所需要的全部频率。文中还提到电话公司发现后，就开始撤回该地区所有图书馆里的这本手册。他们想要保守秘密。但你知道吗？秘密还是泄露了。正如文中所说，电话公司采取行动时已经太迟了。
“蓝盒子”带给我很大震撼。通过它，只需拨打800之类的号码，你就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打免费的长途电话，甚至是国际长途。它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甚至无须把它塞进听筒。你只需拿起它的扬声器对准电话的送话口。尽管看起来简单，但只有少数像我这样的技术发烧友才能发现并使用它。
看完这篇文章，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的朋友史蒂夫·乔布斯打电话。他那时还是家园高中十二年级的学生，我也曾在家园高中就读。我转述给他整篇文章的内容，告诉他从技术上说这是多么的有意义。我还说，通过那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电话网络不堪一击。我还告诉他，故事里面那些聪明的“飞客”是如何利用这一弱点的。他们显然比电话公司的工程师们更懂电话网络。如果故事是真的（我认为应该是真的），那就意味着电话公司的秘密被公之于众。那么，我们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开始创建小网络来开发它们。
对我们两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那时，我20岁，而史蒂夫可能才只有17岁。
那天下午，当我与史蒂夫正打着电话时，我突然说：“等等，史蒂夫。这篇文章写得太真实了。他们写明了具体频率比如700赫兹和900赫兹。他们还告诉我们如何拨‘1’、‘2’、‘3’，甚至完全给了我们一套免费与英格兰通话的方法。”
史蒂夫和我想出一个计划，去查证事实究竟如何。
一小时后，我开车与史蒂夫一同前往SLAC，它是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Center）的缩写，读音同单词slack。那里有一所科技图书馆，藏书很多，有着各种各样的科技和电脑书籍、杂志。有些书在普通图书馆或是其他我知道的地方都难以见到。如果说有哪个地方还可以找到那本罗列所有音调频率的电话手册（也就是那本被电话公司竭力避免公开的手册），那么无疑就是这里。
早在高中和大学设计电脑的那段日子里，我就常常在星期天潜入这家图书馆。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偷偷摸摸地进来，因为他们总是敞开大门。我发现聪明人总是让门敞开的，也许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宝贝都在脑子里。
于是，我和史蒂夫在那天，也就是1971年的一个星期天里，潜入那家图书馆寻找跟电话有关的书。就像我所说，《君子》杂志的那篇文章提供给我们大量细节，不仅仅是如何运用特定音频打电话，还包括音频之间如何配对。例如，其中提到，700赫兹加900赫兹的音调就代表“1”，700赫兹加1100赫兹就是“2”，而700赫兹加上1300赫兹就表示“3”，诸如此类。甚至还有比这更为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在SLAC图书馆里判断它的正确性。所以我和史蒂夫在那里查找信息来证明这种所谓“蓝盒子”真实存在。我们想找到一份完整的音调频率列表，理论上它可以让我们拨打任何电话，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做一只“蓝盒子”。
我们分头去查阅书籍。我发现了一本蓝色封面的厚书，大概两英寸厚，其后附有一些参考文献，比如《CCITT手册》。如果你感兴趣，那么我告诉你，CCITT是一串长得让人记不住的词组的缩写，代表“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电报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法文名字，这套标准被运用于整个电话系统。
我不停翻阅，突然在一页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资料：多频电话转换设备完整频率表。
果然，与《君子》杂志上的文章所言完全一致！“1”就是700赫兹加上900赫兹音调。“2”是由700赫兹加上1100赫兹。“3”即是700赫兹加1300赫兹。
我惊呆了，一把抓住史蒂夫，兴奋地大叫起来：我找到它了！我们盯着那张表，兴奋地又蹦又跳，不停地说：“噢，太棒了！”“哇，这是真的！”
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是“我发现了”的兴奋时刻。回家的路上我们聊个不停，欣喜若狂，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蓝盒子”了，甚至有了初步的计划！这也证实了那篇文章是千真万确的。
当天晚上，我就去森尼韦尔电子商店购买一些文中提到的音频发生器所需的标准零件。很快我就发现了一套音频发生器工具箱，我买下它后直奔史蒂夫家。在那里，我将两个发声器连接一起。幸运的是，史蒂夫在这之前已经做好了一个频率盒，所以我们就能把它们连在一起，再加上一种设备，它能让我们转动拨盘，并测量声音的频率。例如，我可以调节其中一个，使其音调接近700赫兹的频率。然后我又可以再调另一个到900赫兹。最后我就可以两个同时播放，并将其录入磁带，时长1秒。还记得这两种音调在一起就代表“1”吧。然后我调节出代表其他数字的音调。最终，我们录下了7位数字，甚至10位数。
最后我们调到2600赫兹，也就是先前提到的可以占据免费线路的高音。果真如此！
当我拨下555免费长途信息号码时，我们听到了文中所说的那种“唧唧”声。我们想，电话系统已在开始等待着不同音调来告诉它接往何处。但遗憾的是，当我们从录音机里放出我们录的音频时，却无法接通。
噢，这可真让人沮丧！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去调准频率，它总显得摇摆不定，难以调准。尽管我们不停地尝试，仍难以达到完美。我意识到我们的发声器还不够完善，也难以证明那篇文章的对与错。
但是，我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我第二天就启程前往伯克利。开学后我尽管很喜欢各门课程，但我满脑子都还是“蓝盒子”的设计。我随身携带《君子》杂志的那篇文章，同时开始收集星期天的报纸上每一篇关于电话飞客的文章，并将它们张贴于宿舍的墙上。我告诉身边的每个朋友，电话飞客是谁，他们如何聪明，以及我如此肯定他们已开始控制全美国的电话网络。
进入伯克利后，我住在诺顿宿舍的一楼，在这里度过了最为精彩的校园生活。《君子》的那篇文章和我与史蒂夫·乔布斯的尝试让我赢得了大量听众，他们都被深深吸引。我很快就赢得了“电话飞客”的名声，这再合适不过了。有天我在对公寓的考察中发现，我们这层楼有个电话线接入盒没有上锁。我看见数条线接往上面的楼层——在公共休息室楼上一共有八层宿舍，包括我所在的那一层。我拆开几对电线，接上听筒。我想要知道哪条线接往哪个宿舍。于是我就四处闲逛，接上任何我想接的电话线进行试验。
尽管我通常都很害羞，不引人注目，但由于宿舍楼里的学生们都对派对和各种奇闻趣事非常热衷，于是我很快就因为“电话飞客”的名声而备受瞩目。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了另一种电话飞客盒子，叫作“黑盒子”。与蓝盒子不同的是，黑盒子不是让你免费打电话，而是每个打你电话的人都不用付费。
我最早是从阿比·霍夫曼的《窃书》（Steal ThisBook）一书中第一次看到了黑盒子的设计。这是一本我在普通书店买到的地下书籍。（他们将它放在柜台下，这样人们就没法听从书名给出的指示了。）
同一年里，《堡垒》（Ramparts）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如何构建黑盒子。所需的零配件仅仅是从RadioShack电子器材商店购买价值约2美元的元件。你所需要的就是1个电容、1个电阻、1个开关或是按钮。
黑盒子的原理如下：当有人给你打长途电话时，你只要按下按钮，当地电话公司就知道你在接听，而这却与你自己的线路相连。因为你接听未超过两秒，当地电话公司就不会发送计费信号，但你却仍与呼叫者通话。即使没有电话公司的连接，黑盒子中的电容器也能让你照常听到对方的声音（对方也能听到你的声音）。这套系统运作顺利。甚至有一次，宿舍里一位撑竿跳高运动员的父母写信来询问，为何他们两次从佛罗里达州打电话来都没有收费。
顺便告诉你们，这篇文章登出以后，电话公司起诉了《堡垒》杂志，并于1975年迫使其破产。
所以，当我把玩黑盒子，并宣传蓝盒子知识的同时，我开始认真进行自己的设计。我开始尝试设计“数字蓝盒子”，它能发出更精确可靠的音调。现在回想起来，“数字蓝盒子”完全是我自己的原创设计。事实上，我从未在别处见识或听说过“数字蓝盒子”。“数字”意味着我会把它做得极其袖珍，由于有内置石英钟保证准确，它也会一直正常工作。顺便说一句，正是石英元件让你的手表保持正常工作，其原理与我的“数字蓝盒子”完全相同。
此时，我在设计上已经非常娴熟。从高中开始，我一直在图纸上重复设计着电脑。我对电路设计的熟悉大概超过所有我认识的人。
终于有一天，我设计了自己的“数字蓝盒子”。
它非常棒。我可以向你发誓，即使到今天，“数字蓝盒子”也一直是我最引以为豪的发明作品。它能同时完成三项任务，我现在仍觉得难以置信。
你瞧，这一电路让芯片发挥出不同寻常的作用，你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得到相应音调。
电子产品及其芯片的工作原理就是，初始信号通过输入端进入设备，经过处理后的最终信号通过输出端输出。由于我对内部结构了如指掌，我清楚那些信号实际上是从输入端发出。当这些信号通过电路时，我用晶体管放大器提供能量让芯片运作。所以你真应该欣赏一下这一杰作。至少，如果你是工程师，你能欣赏到它的杰出之处。芯片需要信号指挥它们，信号则来源于与电池相连的一端，而非另外一端。
后来在惠普和苹果公司的职业生涯里，我都没能做出如此另类的杰作。我的设计通常都被评价为“另类”，但都不及这件。
出乎我的意料，“咔嚓船长”其实是一位长相古怪的男人。不论是外表还是行为，在我看来他都与工程师相去甚远。他身体单薄，一边的头发垂了下来，闻起来仿佛两周都没洗过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还缺了几颗牙齿。（多年来，我一直重复这样的笑话：他没有牙齿是因为当电话响时，他用牙齿去把电话线剥开。工程师们都知道，电话响时的信号强度足以让人震上几震。）
他是个样子古怪却又风趣的人，精力非常充沛。他坐在床边，看着我墙上奇怪的电话飞客文章、桌上杂志里的电路图以及我从自助餐馆偷来的盐脆薄饼干——每顿饭后我都偷偷包起来放进口袋——它们已经达到了20磅之多。
我还记得，当我们半路经过海沃德而进入17号公路时，车熄火了，完全无法启动，灯也熄了。史蒂夫只能把它推到靠近出口的道路右侧，我们俩徒步走到加油站，那儿有一部公用电话。我们决定打给格劳乔——从海沃德打去可是长途电话——让他叫德雷珀南下时捎我们一程。
史蒂夫将10美分投入收费电话，拨给接线员。为了在使用蓝盒子时避免线路中断，他告诉接线员，他将进行“数据通话”。他让她转接免费800号码或是另一地区的查号台，都是免费拨号。然后我们就“控制”了线路（用2600赫兹的音调占据线路），史蒂夫用蓝盒子打给格劳乔。但接线员接回原线，所以史蒂夫马上挂了电话。首次尝试不太顺利！
我们再度尝试，告诉接线员这是“数据通话”并请她忽略她可能看到灯的任何异常，但同样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就在我们将要连上时，接线员又接了回来，史蒂夫又立即挂断电话。我们认为可能惹上了大麻烦，蓝盒子可能被发现了。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用硬币付钱，合法地打给格劳乔。而就在这一瞬间，一名警察冲进加油站，快速奔向我们。而史蒂夫那时还紧握着蓝盒子，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把它藏起来。接线员肯定通知了警察，所以才会发生以上一幕。
那位警察体格魁梧，因为某种原因他直接越过了我，用手电筒不停地照射我面前8英尺高的树丛。那时的我留着长发，戴着头巾，所以我想他可能怀疑我们携带有毒品，想要把毒品搜出来。然后他开始检查草丛。黑暗中，他的手在草丛中摸来摸去。
此时，史蒂夫战战兢兢地把蓝盒子递给我。他没穿外套，而我穿了。于是我就把蓝盒子顺手放进了口袋里。
但是，就在那时警察突然转过身，让我们蹲下。他摸到了我的蓝盒子，我不得不把它拿出来。我们还是被抓住了。警察问我那是什么。我才不会说：“噢，这是用于拨打免费电话的蓝盒子。”我说那是个电子音乐合成器。那时穆格（Moog）电子音响合成器才刚刚上市，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借口。我按下蓝盒子的按钮，发出声响。因为那时接触式按键电话在这一地区还很少见，所以很少有人听过这种音调。
然后警察又问我橙色的键是做什么用的（它其实是用于发出2600赫兹的音调来占据线路的）。史蒂夫却回答是用于校准。哈哈！
后来又来了名警察，我猜他一开始坐在车上。他从第一名警察那里接过蓝盒子。这一设备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肯定从接线员那里得知了这是什么。第二名警察也问了与前一名警察同样的问题，史蒂夫又答了一遍同样的答案。在那一刻，我们不过是两个又冷又怕、不停颤抖的男孩。至少，史蒂夫瑟瑟发抖，而我穿了一件外套。
第二名警察从不同角度观察蓝盒子。他问它如何工作，史蒂夫说由电脑控制。他又从每一角度看了一遍，又问哪里可以连接电脑。史蒂夫说：“在它里面。”
我们俩都明白，警察不过在耍我们。
警察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回答说车在高速公路上坏了。他们问车在哪里，我们就指了指。他们仍拿着蓝盒子不放，让我们坐进警车，去确定我们以上所说是否属实。坐在警车的后座上，只有一个归宿——监狱。
电话公司如何帮助我们制造蓝盒子
1955年，《宽带信号频率的信号发送 》（In Band Signal FrequencySignaling）一文发表于《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Journal），文中描述了如何将信号系统运用于建立干路电话系统。它还提到了建立办公室间电话系统所需的所有信息，但没有提及进入系统以及拨号所需的多频音调。
但就在9年以后，即1964年，贝尔揭示了此项工程剩下的一半，公布了实际线路中数字所使用的频率。
因此，一切都已公之于众，任何想逃过电话公司收费系统的人都可利用。方法就在那里等着你。你所需要的就是掌握这两篇文章中的信息。如果你能制造设备，发出对应的频率，你就可以打自己的免费长途电话，完全躲过电话公司的收费和监测系统。
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电话飞客有乔·恩格里西亚（绰号“乔巴珀”），他用嘴就可吹出高音口哨来控制电话线路。约翰·德雷珀（绰号“咔嚓船长”）用“咔嚓船长”牌麦片盒里的口哨也能发出同样的高音。一个群体应运而生。最后，我（绰号“伯克利蓝”）和史蒂夫·乔布斯（绰号“奥拉夫·图巴克”）也加入其中，我们制造并售卖自己版本的蓝盒子，也因此收入不菲。
警察坐前面，让我们坐在后排，副驾驶座位上的警察掌管蓝盒子。就在车子启动的时候，他转过身来把蓝盒子还给我，说道：“一个叫穆格的人早就做出这个来了。”
第7章 与乔布斯一起疯狂
前一秒我们还认为自己会被关进监狱，后一秒就发现完全骗过了警察。真是瞒天过海！这是我有生以来极其重要的一课。有些人就是会相信不可思议的事情，会被假象所迷惑。
在伯克利分校度过第三学年后，这场车祸促使我辍学开始工作。我需要赚钱，不仅需要赚回我第四年的学费，还需要赚钱买辆新车。
如果我那年没有遇到车祸，就不会辍学，也就不可能创立苹果公司。事情的发展总是难以预料。
通过出售蓝盒子，我们赚了一些钱，在那时已经算得上是很可观的一笔钱了。起初我们用于制作蓝盒子的元件需要80美元。我们从山景城的一家分销商那里购买芯片，由于购买数量不多，价钱很昂贵（一般的电子商店都不卖芯片）。后来，我们开始使用印刷电路板，一次就可以制造10或20个，使成本降低到40美元。而我们却以150美元卖出，利润平分。
那三个人很兴奋，他们表示很想要蓝盒子，但没有那么多钱。我和史蒂夫于是快步走向停车场，回到史蒂夫的车上。史蒂夫还没来得及发动车子，其中一个人就在驾驶座旁的窗口用枪对准了我们。
他让我们交出蓝盒子。
史蒂夫紧张地递给了他。这些抢劫犯转身回到他们的车上，而我俩就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多么惊险的一幕！他们中的一个人又再次回到我们的车边，解释说他们还没有钱，但的确很想拥有蓝盒子，他们最终会付钱给我们。之后，他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和名字，他叫查尔斯。
几天后，史蒂夫拨打了这个号码。电话被接了起来，听到是找查尔斯，对方给了我们一个公用电话号码。那时，任何公用电话后面4位数都以9或99开头，所以我们很清楚那是个公用电话号码。
史蒂夫再次拨打了这个号码，这回是查尔斯接听了。他说他最终会付钱，但首先想知道如何使用蓝盒子。
史蒂夫想尽力说服他把东西还给我们。查尔斯说他想和我们见个面。即使在公共场所，我们也害怕与他碰面。我曾想过告诉他一个错误的使用办法，让他的每一个电话都要付费。比如，拨打前，先拨808，那是夏威夷的区号。我也曾想设计让他被抓住。比如拨555信息台，信息台总是对长时间的咨询充满怀疑，因此用555信息台打免费电话很容易被发现。
如果我更敢开玩笑，我甚至会让他先拨警察局的电话。
但这些想法我一个也没提出，最后，史蒂夫挂断了电话。我们还心有余悸，什么也不敢做。而查尔斯那一帮人肯定永远也弄不懂怎么使用它。
第8章 白天惠普上班，夜晚疯狂兼差
在惠普，我如鱼得水。就如我所说，我早已准备好做一辈子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实在太妙了，因为我研发的是当时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科学计算器。对我而言，这是我所能拥有的最幸运的工作。
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惠普是家多棒的公司。20世纪70年代美国正值萧条时期，失业率节节攀升。即使是惠普这样运行良好的公司，也不得不降低10%的开支来应对经济不景气。然而，它没有解雇员工，而是让每位员工的工资减少10%，这样的话，就不会让人失业。
父亲总是告诉我：工作是你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失去它。
我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我认为公司就像一个大家庭，在这里我们要互相关心。我一向反对这类流行观点：公司由市场竞争驱动，面临困难时应首先解雇最差、最年轻和资历最浅的员工。
顺便说一句，我进入惠普时刚刚22岁。
进入惠普后，我遇到了很多人，和他们都成为了好朋友，其中有工程师、技师，甚至还有营销人员。我很喜欢这样自由的氛围。我仍留着长发和胡子，我的老板和同事对此都不介意。在惠普，员工因能力而得到尊重，而不是外表。
在惠普每个人都有办公室，生平第一次我走进了这样的办公室，感觉格外轻松自在，可以走来走去，与别人聊天。大家还可以随意对产品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与周围的人讨论。惠普也让这种方式变得轻松自如。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两点，公司都供应免费的甜甜圈和咖啡。这促进了员工间的交流，既贴心又聪明。
关于惠普的更多信息
斯坦福1934届的毕业生比尔·休利特（BillHewlett）和戴维·帕卡德（DavidPackard）于1939年在他们的车库里创建了休利特–帕卡德公司（即惠普公司）。如今，许多人都把惠普的诞生与苹果公司的诞生故事相混淆，以为苹果也是在车库里创建的。这是误传。惠普的确是创建于车库。而苹果计算机，则是由我在自己的公寓、史蒂夫在他父母家的卧室里完成的。只有最后的组装工作，我们才在史蒂夫家的车库里一起组装。
也许传闻就是这么来的。
惠普的第一个产品是200A型精密音频振荡器。它用于测量声波，成本只有50美元，相当于其他公司同类产品价格的1/4，而且质量更可靠。最酷的是，沃尔特·迪斯尼是惠普的最早期客户之一，在电影《幻想曲》（Fantasia）的声音系统测试中使用了8台200B型音频振荡器。
我在惠普工作了将近四年，却还没有获得本科学位。
我向经理许诺，自己会在附近的圣何塞州立大学上一些夜间课程来获取学位。我无法想象辞掉工作，整天学习，因为我做的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我在那里工作越久，就越发觉自己远离了以前的计算机爱好。计算机、处理器、调节器、芯片和逻辑门，我曾经是那么为它们着迷，重复不断地搭建它们。此时，我的生活堪称圆满，只是我把我对计算机的追求搁置在一旁。
我甚至不知道，现代电脑的中枢——微处理器在那时已逐步完善，功能日趋强大。我错过集成电路的出现，甚至错过当时的一次里程碑事件——电脑的主要作用部件，即中央处理器已可集成在一小块电路板中。
在业余时间做工程项目是我对自己的奖励，尽管在外我从未因此获得什么奖，没有获得过奖金或是其他物质奖励。
其中一个项目叫作“打电话听笑话”。我在赴惠普入职前的两周开始做这个项目，并持续了几年。
很多人都希望建立自己的公司，所以很多人是因为我创立了苹果公司才来读我的这本书。但我却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我的另一面，例如，我创立了湾区第一条“打电话听笑话”热线。
我一直很想创立一条笑话热线。我曾用蓝盒子拨打全世界的笑话热线——还记得“快乐的本”吗？因此，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有笑话热线，无论是澳大利亚悉尼还是美国洛杉矶都有，但旧金山湾区却没有。怎么会这样？我难以置信。相信你们都了解我，我总喜欢引领潮流，这次我也不甘落后。
不久，我就创立了湾区第一条“打电话听笑话”热线，而且出奇地受欢迎。事实上，由于打进的电话太多，我只坚持了几年。后来我每天都接到上千个来电，终于再也应付不过来了。
我的笑话都来源于拉里 · 王尔德（Larry Wilde）的《波兰及意大利笑话大全》，这本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笑话书。就这样，我连好机器，录下笑话。我用我最擅长的斯拉夫口音说道：“你好。欢迎拨打‘打电话听笑话’。”然后又说：“今天的笑话是：知道波兰人为什么都死于喝牛奶吗？因为奶牛坐了下来！哈哈。谢谢您拨打‘打电话听笑话’。”
后来，我还买了两卷本的《2001句骂人的话》，里面许多骂人的话都非常犀利风趣。有时我会调侃拨打热线的人，比如：“你不太聪明，是吗？”
我就是想激怒他们，通常他们也会回击，对我说一些难听的话，比如“放屁”之类。然后我就会开始念书中那些难以反驳的骂人的话。无论他们多么努力，我总能在口舌上占得上风。哈哈！
就在那时，我受到波兰裔美国人协会的抗议，说我破坏了波兰人的名誉。身为波兰裔，却又讲述波兰人的笑话，于是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换成意大利笑话，他们对此没有异议。
想拨打笑话热线吗？
第一条笑话热线据说是由纽约地区的电话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初创立的。你想听听笑话热线是什么样的吗？登录http://www.dialajoke.com，你就可以听到当时的一些录音资料。
有趣的是，12年后，波兰裔美国人协会颁给了我“传承奖”——奖给波兰裔美国人的最高奖项。
我的大多数听众都是青少年，成年人没有时间和耐性不断拨打一个总也接不通的电话。但由于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电话，难免会拨错号码。有一次，我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她说：“请停止这条热线吧。我丈夫上夜班，白天需要睡觉。而我们白天却接到一百多个找你的电话。”所以为了她，第二天我就让电话公司给我换了号码。
我曾想，也许从听众那里我可以收取一些“打电话听笑话”的费用。于是我在录制的笑话里面加了一句话：“请将钱寄往加州库比蒂诺邮局67号信箱。”3个月内我仅收到11美元。其中只有一次出现了整的1美元，其他都是些用报纸包好的5分、1角或25分的硬币。
哦，关于“打电话听笑话”，我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事了。我正是通过这条热线遇到了我的第一任妻子，爱丽丝。她也是一位听众，而当时刚好我在线。我听到一位女孩的声音，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就说道：“我打赌，我比你先挂。”然后我就挂断了。她再次打了过来，我就用正常口音与她交谈，不久后我们就开始约会。她那时非常年轻，只有19岁。
我们见面后交谈了很多。我越来越喜欢她。我很高兴这个女孩走进了我的生活。之前我只吻过两个女孩子，我甚至很少跟女孩说话。
两年后，我们结婚了。但我们的婚姻仅比我在惠普的四年职业生涯长一点点，真是不幸的巧合。
因为，我曾经以为她和惠普的工作都会伴我一生。
第9章 疯狂的计划
回首过往，我发现年幼时爸爸教我的知识、小时候尝试的那些工程作品，再到后来更复杂、更专业的工程作品，都教给我很多，我学到的知识集中体现在我对Apple I、Apple II的设计中。
总而言之，我最终以28只芯片完成了《乒乓》的设计。在没有微处理器的年代，这么少的芯片数量可谓惊人。当时每一款游戏都是硬件游戏，以各种线路和逻辑门为基础。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可以下载到的软件版游戏。我的整个游戏机也全由硬件构成。
为了凸显我的特别之处，我在屏幕上加上了分数的显示，并在可编程序的只读存储器（programmable read-onlymemory，PROM）芯片上编写了一个小程序，使得玩家每次没击中球时屏幕上就会出现4个字母的单词，比如“真见鬼”（HECK）和“该死的”（DARN）。另外，我还加了个按键，来控制是否显示这些词。
有一次我去雅达利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史蒂夫·乔布斯，我顺便给那儿的一些工程师展示这台游戏机，他们都爱不释手。很快，这家公司的高层人物阿尔·奥尔康（AlAlcorn）也来看了我的作品，他是雅达利仅次于创始人诺兰·布什内尔（NolanBushnell）的第二号人物。他也很欣赏我的杰作。所有人都认为我的游戏机趣味横生，他们尤其喜欢那些脏字的设计。
他们当场就邀请我加盟雅达利，我却婉言拒绝了。我表明自己永远不会离开惠普公司，绝不。我还告诉他们，我决定一辈子都在惠普工作，这家公司最适合我这样的工程师。
不久后，我当然仍在惠普工作，有一次史蒂夫·乔布斯打电话给我，兴奋地谈论起他在雅达利公司的某项有趣的工作。雅达利公司那时正开始集中精力发动一场视频游戏的革命，《乒乓》正是他们的当家产品，公司的大老板布什内尔是位杰出非凡的人物。史蒂夫说，为他工作感觉很好。
当时，史蒂夫在雅达利大致是这样的：当工程师们在雅达利位于草谷（GrassValley）的设计部完成游戏机设计后，他们会将它送到洛斯加托斯的史蒂夫那里。然后由他研究游戏的设计、尽力提供建议，也就是做些“最后的挣扎”。他会找出任何能让游戏设计更棒的机会，也会发现游戏中的漏洞。
一天，史蒂夫告诉我，诺兰想完成另一种类似《乒乓》的游戏机，他希望我参与其中，因为他知道我善于使用最少的芯片来完成设计。同时，他也抱怨雅达利游戏机越变越复杂，一些游戏机甚至需要200个芯片，而他则希望更加简单，也很了解我的能力。
史蒂夫说诺兰想要《乒乓》的单人版本，球是击向砖墙而不是另一个玩家。“你必须加入。”他说，“他们说得对，你是完成这一项目的最佳人选。”
我立即兴奋起来。如果一个人就可以玩游戏，而不是非要两个人，那这个游戏会变得更加有趣。你还记得这款游戏吗？玩家将球击向一堵墙，每击中一次，墙上就会减少一块砖。当砖已经减少很多时，玩家可以从后方开始打砖，这样能打到更多的砖块。这样，游戏比以前的版本更为复杂，而且不需要两个人对打。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当然可以。”
然后史蒂夫却告诉我，“好吧，但有期限要求，必须在4天内完成。”哇！那时，在4天内完成一款游戏的设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况且，游戏全是由硬件构造的。也就是说，屏幕上的信号全都取决于线路间的连接。要知道，芯片间有数以千计的线路连接，每个都至关重要。我感觉这一期限设定太荒谬了。工程师对这个游戏的正常设计进度至少应该是好几个月！
我知道，我是能以最快速度完成这一任务的人，但我仍然觉得在4天内搞定一台硬件游戏机是很疯狂的事。
你猜得没错，我还是决定直面挑战。
就这样，我设计了这个游戏——《打砖块》（Breakout）。
我首先画出草图，让电视屏幕能播放图像——一排接一排的光点。在那4天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过觉。白天，我画好清楚的草图，以便技师能根据设计连接零件。晚上，史蒂夫会用绕线的方式把芯片用导线连接起来。绕线是有别于焊接的另一种连接导线和芯片的方式。我个人更喜欢焊接，因为操作更利落、连接点更小也更紧。然而技师们通常更喜欢绕线机，别问我为什么。
在金属点上绕线时，绕线机的发动机会发出一声尖啸，在大约1秒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数十次绕线，之后就转而连接下一处，之后一处接一处。事实上，这会把电路弄得一团糟，金属孔间到处都是电线。但是，如我所言，许多工程师仍是习惯使用绕线机。我不明所以，但他们就是如此。
史蒂夫会把所有的元件和导线通通放到“面包板”上，再进行绕线连接。
有意思的是，熬夜这么久，我却丝毫不觉得疲惫。每当进入半梦半醒状态的时候，我的思维都非常活跃，常能想到一些有创造性的新点子。
例如，我还记得，史蒂夫在一天晚上告诉我雅达利计划将微处理器引入游戏机。
我那时甚至还不知道微处理器具体是什么，但我很清楚，我们谈论的是内部带有一台小计算机的游戏机。哇，游戏机里有一台小计算机，这意味着计算机将主宰整个游戏，游戏将成为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我憧憬着某天微处理器能控制游戏的情景。我的思维向前跃进了一大步，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还有一天晚上，一些朋友们在玻璃纸上涂上颜色，放在屏幕上，我们的游戏因此仿佛着了色一般。当图像从左向右移时，色彩也仿佛在移动。当时我感觉很棒，彩色电子游戏是如此美妙，真是难以置信。
我通常坐在长椅上，而史蒂夫就在我的左手边制作“面包板”。我思考着，似乎知道这些彩色波从示波器上看起来会是什么样。我完全可以想象这幅场景。例如，一个完整的波被称为“相移”。相应的，彩色电视的原理就是具有一定频率的特殊波，每秒重复一定的次数，大约是每秒3.7593次。
根据相位延迟理论，特殊信号能在美国的电视机上显示出颜色来。要想正确引入延迟的相位，显示出想要的颜色，则需要复杂的数学运算和电路图。（另外，输入电视的信号的电压也会有差异。电压较高时，信号较亮，即颜色较白，而电压较低时，信号较暗也较黑。）
所以，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萌生。如果用以二进制工作的数字芯片代替电波，就可以用4字节——1，0，1，0（即交替的高低电压）——来控制这个芯片。若是输出的是4个0，会显示为黑色，若为4个1，会显示为白色。如果是1，0，1，0，就会是灰色。这样，仅以适当的速率旋转调节器就可以制造出符合美国标准的彩色电视频率，在大多数电视机上都能显示出彩色来。也可以将这个由数字芯片发出的信号通过小型的滤波器，就像通常的彩色电视机那样。我还想到，如果继续旋转调节器，就可以制造出紫色、红色等其他颜色。
输出0和1的小小数字芯片竟然能完成彩色电视机里复杂的电波制造出的效果，这是多么让人惊奇啊！这会使色彩显示变得更简单、更精确。
之所以让人惊奇，是因为那时电视机内部的电路比任何一台电脑的电路都更复杂。有趣的是，我是在夜半时分在雅达利的实验室里产生这个想法的。我没有立即尝试这个想法，但却把它记在了心上。最终，彩色显示器在个人电脑上得到广泛应用，而这全都源于我当时深夜里的一个疯狂想法。
在等待史蒂夫完成“面包板”时，我除了思考，还会花大量时间去玩我最喜爱的赛车游戏《极速赛道10》（Gran Trak10）。我用这几夜的时间把它玩得烂熟。以至于多年后在一家比萨店发现这样一台游戏机时，我每次都能取得获赠免费比萨的高分。当然，我玩了两次后比萨店就搬走了游戏机。
也许你们会很好奇，为何在那两小时里，我不去睡觉却在玩赛车游戏。那是因为，史蒂夫任何时候都可能来叫我：“好啦，面包板完成了，我们来测试吧。”然后我就不得不参与测试，这些电路是我设计的，也只有我能看懂。
故事的结尾是，我们最终在4天4夜里完成了任务，我们设计的机器完全能正常运行。
我们共用了45块芯片完成了这台机器，而我和史蒂夫因为太拼命，都患上了单核白血球增多症。史蒂夫告诉我，雅达利一共付给他700美元（我们使用的芯片数越少，报酬就越多），我们平分了这笔钱。但后来我发现史蒂夫实际得到的报酬并非只有他说的700美元，而是更多，可能有一千多美元。我们那时都不过还是孩子，他告诉我的数目与实际所得并不相符，他欺骗了我，伤害了我。但是，我并没有对此非常在意。
对我来说道德总是很重要，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明明赚到了更多却不告诉我。但是，大家都知道每个人想法不同。我从不后悔我和史蒂夫一起为雅达利公司设计了这款游戏。他仍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依然情同手足。我希望他一切顺利。而这次的确成果斐然，我们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程。不管怎样，创建苹果之后，我和史蒂夫都变得相当有钱，当初的这笔钱也就不算什么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和史蒂夫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联手创立了苹果公司。但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始终都是。
奇怪的是，当我着手研究后来被称为Apple I的计算机主板时，我就想到了这样两个个性迥异的人：一个人非常成功，他毕生致力于经营企业，长于销售，保持了很好的赢利势头；而另一个人则常常闲晃，笑口常开，尽情享受玩笑、技术和世界上其他一些有趣的事情。
在我心中，拥有欢笑的人生远比掌握管理权重要得多，不过这只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快乐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第二种人看上去有点傻傻的，但他却是最快乐的，我一直想成为这样的人。
因此，我从来不会把《打砖块》的酬劳风波放在心上。尽管你可以不认同对方的做法，甚至可以与他断绝关系，但是你没有必要跟他决裂。你要接受人与人性格不同这一事实。这就是快乐生活的窍门。
甚至在我和史蒂夫创立苹果之前，我就明白了这一道理。
第10章 我的大主意
1975年3月，这场计算机革命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爆发。它的成员是一群怪异的极客，全都对技术和技术的无限可能非常着迷。其中多为年轻人，年纪偏大的人不多，都是工程师模样，没有人长得很帅。要知道，此时我们谈论的是一群工程师。我们通常在戈登·弗伦奇的车库里会面。他是个工程师，当时正处于失业状态。
第一次俱乐部聚会后，我就开始着手设计电脑，就是后来的AppleI。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对我的启发由此可见一斑。
俱乐部的目标是：将电脑科技带入每个人的生活，让普通人买得起、用得起电脑。而在之前很多年，我就已经有这样的目标了。所以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后来，俱乐部的目标不断扩展。尽管我们才刚刚开始讨论普通人拥有和使用电脑的可能性，我们想要让电脑变得人人负担得起，并让电脑改变世界。
我们是一群“革命者”。像IBM和数据设备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他们意识不到小型计算机将会发挥多大的威力。他们看不起我们做出的小型计算机、业余爱好者计算机，声称它们仅仅是玩具，不值得投资，他们并没有预想到小型计算机后来的迅猛发展。
关于我们在这场革命中的作用有很多故事：我们改变了人们生活和交流的方式，而且这个改变是永久的，大大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正如我所说，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足轻重。这些都是可以查证的公开言论。但事实却表明他们错了，我们是对的，我们一直都是对的。
但在那时，即使是我们自己，也不能完全确定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对这场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也没有概念。
我加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过程非常有趣，甚至有点儿讽刺。还记得艾伦·鲍姆吗？我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似乎都与他相关。高中时，我们曾一起在喜万年公司工作，他的爸爸设计了电视干扰器。我们俩还曾一起和史蒂夫·乔布斯策划了家园高中的恶作剧。他还帮助我得到梦寐以求的惠普公司的工作。
那时，我仍在惠普工作。一天，艾伦又一次打电话给我，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个电话把我引入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是我生命中又一个重要的电话。
艾伦说：“告诉你，我在惠普发现一张宣传单，有一个为制造电视机和视频终端这类器材的人举行的聚会。”
关于电视终端，我已经有不少了解。到1975年时，我完成过不少与之相关的工程，并且已经掌握了如何将计算机的数据导入电视机。我独自设计了自己的《乒乓》游戏机，还为雅达利公司设计了《打砖块》游戏，还制造了可以连入阿帕网的终端机。我所制造的终端机甚至能输入字母，最多可达到每秒60字符。尽管这在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它的速度是同时期大多数电报系统的6倍，而且更为便宜。电报系统耗资数千美元，远非普通工程师所能承受，而我所创建的系统仅需一台电视和一台价值60美元的打字机键盘。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更多信息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3月召开，当时我也参加了。它不仅促成了苹果公司的诞生，还催生了许多其他公司。它的革命性超乎想象。一些成员创建了计算机公司，其中包括处理器技术公司（Processor Technology）的鲍伯·马什（Bob Marsh）和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奥斯本计算机公司（Osborne Computer）的亚当·奥斯本（Adam Osborne）。当然，还包括我和史蒂夫·乔布斯。乔布斯是被我拉入俱乐部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重要性，你们可以从以下这个链接找到这篇文章：http://www.atariarchives.org/deli/homebrew_and_how_the_apple.php 。
就像我做《乒乓》游戏机和Cartrivision录像机时一样，根据电视构造图，我将图像信号接入家中的电视进行测试。
那时，如果艾伦告诉我家酿俱乐部是一场关于微处理器的聚会，我很可能就不去了。我羞于我对计算机的最新发展鲜少有了解。那时的我彻底沉浸在惠普美妙的计算器设计工作中，完全没有关注计算机方面的新发明，彻底与计算机脱节。也就是说，我对那见鬼的微处理器到底是什么一无所知。
但是，正像我说的，我认为那将是一场关于电视终端机的聚会。我想，哇，值得一去，我还能发表些意见呢。
虽然心里很是忐忑，但我还是去了。你们知道吗？这一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那天晚上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夜晚之一。
大约三十个人在位于门罗公园的一间车库里出席了第一次聚会。那天很冷，天上飘着稀稀落落的小雨，但他们却敞开车库的大门，并在车库里放了椅子。于是，我静静坐在那里，听周围的人激烈地讨论着。
他们谈论一些新近面世的微处理器计算机工具箱，每个人都很兴奋。有人拿出了一本《大众电子学》杂志，封面上是一台叫作“阿尔泰”（Altair）的电脑，制造商是新墨西哥州的微型仪表和自动系统公司（Micro Instrumentation and Telemetry Systems，MITS）。只需按说明买下元件，再把元件组装起来，你就能拥有自己的电脑。
不管怎样，我太过害羞，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但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很幸运的事。俱乐部里有人开始分发一些数据资料——一家加拿大公司的8008微处理器的技术说明书（这个微处理器是对英特尔8008微处理器的复制或是翻版）。我把它带回家中，专心琢磨，我想至少我可以从中学到点儿知识。
那天晚上，我看了看这份微处理器的参数资料，发现它有一个指令把地址信息都存入寄存器A。我想，等一下。紧接着我发现它还有个指令用来删除输入的信息。哇！或许你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但我清楚这些指令意味着什么，这真是激动人心的发现！我立即意识到，这份技术说明书与我高中和大学时设计微型计算机时参考的说明书是一样的！我设计的那些电脑与这个微处理器也是一样的！
只是所有中央处理器的零件都集中于一块芯片上，即微处理器，而不是一大堆分散的芯片。它也有引脚连出，所需做的就是把这些引脚与那些内存芯片等其他零件相连。
然后，我也了解到聚会上所有人津津乐道的阿尔泰究竟是什么。它和我5年前设计的“奶油苏打水电脑”没什么差别！它们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阿尔泰使用了微处理器——即位于一块芯片上的中央处理器。而我的电脑却是由好多个芯片组成的中央处理器。另一不同在于，它以379美元的价格出售。我自己设计出了“奶油苏打水电脑”，5年后阿尔泰才面世。
我绝不会花钱买阿尔泰，而是当即决定，自己去制造一台我一直想要的计算机。我只需一块微处理器就能制造出一台极小的电脑，还能编写一些程序，比如游戏程序和一些我在工作中会遇到的程序。计算机可以实现无限可能。而我不需要阿尔泰来实现这些可能性，我完全可以自己设计和制造一台。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首次聚会的那天晚上，个人电脑的全貌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一切是那么突然。
那晚我开始画出草图，那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AppleI。印象中我的进展极为迅速。虽然我用了几个月去获取各种零件、弄清楚它们的性能，但我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草图设计。
很多原因都促使我做这个项目。首先，我想向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人证明，制造一台平价的电脑并非不可能，而且是一台与阿尔泰有着同样功能却耗费更少零件的电脑。我可以让设计变得简洁、有效，能用最少的零件实现应有的功能，而这正是展示我才华的绝佳方式。在我看来，设计就应该将使用的零件数量降至最低。
另外，我也希望将我的设计免费地传播出去。在我完成设计后参加的俱乐部的聚会上，我就把我的设计图分发给了别人。
我以这样的方式与人交往，获得别人的认可。我会做出一些东西，展示给大家看。并且，我希望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工程师们都能制造自己的电脑，而不是仅仅组装阿尔泰这样华而不实的成品。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一定需要依赖阿尔泰。阿尔泰上有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按钮和灯，这一时期的电脑看起来都像是飞机上的驾驶员座舱，我的“奶油苏打水电脑”也是这样，带着一些用于操控和显示的按钮和灯。
更好的办法是，让电脑与电视终端和真正的键盘（它们与打字机有点儿像）相连，这样易用程度就大大提高了。这就是我想象中的电脑。
前面提到过，我曾完成一台终端设备，能向远程的计算机输入一些字句，而计算机又能将这些字句显示在电视屏幕上。我决定之后又将其显示于电视上。我决定在我的计算机——带有存储卡的微处理器——上运用这一设计。
为什么不让盒子里的小小微处理器取代原来设计中远程计算机的位置呢？
我发现，有了键盘，操作板就失去了它的功能。输入电脑的字句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有了计算机、屏幕和键盘，就万事俱备了。
人们总说，在当时想出把终端机与微处理器连在一起真是极具创意，但事实上这对于我而言，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设计的第一台苹果电脑——尽管当时我还没有给它命名——此刻已经一目了然了。在AppleI之前，所有的电脑都没有屏幕和键盘，有的只是很难使用的操作板，而在AppleI出现之后，所有电脑都配备了屏幕和键盘。
让我告诉你一些第一台电脑——Apple I——的故事，并说说我是怎么设计它的吧。
首先，我先在纸上画出草图，跟我在高中和大学时设计微型电脑时如出一辙，只是那时候它们从来都没有机会被制造出来。首先需要决定使用哪一种CPU。我发现阿尔泰的CPU——英特尔8080微处理器——比我1个月的房租还贵。而且，普通人很难买到少量的芯片，芯片那时只有批发市场而没有零售市场。只有公司这样的商务客户才可以购买，而且还需要填写各种各样的借贷表格。
然而幸运的是，我向惠普公司同一个工作间的同事聊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和我的计划时，麦隆·塔特尔给了我一点启发。（还记得麦隆吧？就是开飞机很颠簸的那位。）他告诉我，惠普的工程师能从摩托罗拉公司得到优惠，花40美元就能在摩托罗拉买到6800微处理器和一些其他元件。我非常惊喜，真是太便宜了。因此，我很快就决定了自己将要使用的微处理器。
另外，我很早就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惠普的计算器实际上也是电脑，和阿尔泰以及“奶油苏打水电脑”没什么本质区别。其实，计算器也有处理器和存储器。但它还具有一些当时的电脑不具备的特征。当按下计算器开关时，它就已经准备好进行计算，它有一个内置程序，开机立即启动，时刻准备着接受任务。如果你按5，计算器的处理器明白有按键被按下，它会思考，是1吗？不，2呢？不，3、4呢 ……按的是5，于是它就会显示5。计算器的这一程序存在于只读存储器（ROM）芯片中——即使关机，程序也不会消失。
所以，我明白自己也需要只读存储器芯片并建立类似的程序，让电脑能自动启动。（阿尔泰和我的“奶油苏打水电脑”都无法自动启动，你在开机后必须等待半个小时，才能输入程序。）我希望能缩短Apple I上程序输入存储器所需的时间。这意味着我需要编写一个小程序，让电脑开机即能工作。该程序能让电脑明白如何处理键盘输入的信号，存储相关的数据、查看存储器中的数据，并让处理器运行某个具体程序。
使用键盘输入的方法，Apple I能在1分钟内载入阿尔泰需要半小时才能载入的程序。
只读存储器是什么？
本书多次提到了“只读存储器”这一名词。只读存储器芯片只能被编写一次，但即使关机，芯片上仍能保留信息。它主要用于保存对电脑至关重要的程序。比如，开机时做什么，显示什么，如何识别键盘、打印机或是主机这些硬件。我在Apple I中使用只读存储器芯片的灵感来自惠普计算器（它使用了两块只读存储器芯片）。这样，我可以在上面编写一个“监控”程序，电脑因此就能随时接收到哪个按键被按下这样的信息。
如果你想查看阿尔泰的存储器上存储的信息，需要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去观察那些小灯泡。而使用Apple I的话，看一下屏幕即可，耗时不超过1秒钟。
我所编写的程序的主要任务是监控或是观察你从键盘上输入的内容，我最终将其命名为“监控”程序。这点非常关键——毕竟，我的电脑旨在能编写程序。更具体地说，我希望能够运行那时非常流行的FORTRAN语言。
因此，我的想法就是摒弃满是灯和按钮的操作板，代之以自带程序的只读存储器。用户可以通过键盘输入数据，并在屏幕上看到结果。这样的设计能让我彻底抛弃怪里怪气的操作板，它让电脑看上去就像飞机上的驾驶员座舱一样复杂。
Apple I出现前，每台电脑都配有这种操作板，Apple I出现之后它们也全都换成了键盘和屏幕，我的想法最后竟产生了如此震撼的效果。
为了制造电脑，我把所有零件都汇集起来，在惠普的办公室里完成了制造工序。我每天的日程是，下班后先回家，边看电视边吃饭，或是自己做意大利面，然后再开5分钟的车回到惠普，再次回到我的办公室，继续工作到深夜。我喜欢在惠普完成我的工程制作，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那里的工程师环境氛围。不论我是想要焊接还是测试元件，所有设备应有尽有。
首先我观察设计图，再确定各块芯片在平板上的位置，这样我就能使芯片之间的线尽可能短、尽可能整洁。换而言之，我将所有零件都整齐地排列于电路板上。
主要零件都来源于我的视频终端——我已开始把它用于接入阿帕网。此外，我还需要微处理器、连接带有随机存储器（RAM）芯片的平板的插座，以及两块外设接口适配器芯片，用于连接6502微处理器与终端。
我很喜欢使用插槽，因此我的所有零件都有插槽。在伊智公司工作的经历让我意识到，那些焊接的零件一旦出现故障就难以更换，而我希望能轻易换掉坏零件，因此插槽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还用两个以上的插槽来固定可编程只读存储器（PROM）芯片。这些芯片可以存储一些程序，即使关机，数据也不会消失。
其中两片只读存储器芯片能存储256字节数据，仅够存入一些小程序。如今的许多程序比256字节要大上100多万倍。为了让你直观感受到这么大的内存是多大，我可以告诉你，256字节就相当于现在的文字处理软件处理这样一句话所需要的空间。我决定将自己的监控程序存入这些芯片中，这样，我的电脑就可以用键盘取代操作板了。
阿帕网是什么？
阿帕网（ARPANET）是英文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Network的缩写。它是由美国国防部开发的全世界第一个使用“数据包交换”技术的可操作的计算机网络。它正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全球互联网的前身。
阿帕网和互联网的基础都是“数据包交换”这一数据交流方式。电脑能把信息拆分成几个数据包，然后通过不同的线路来传递，在终端再将几个数据包的数据进行整合。以前，电路交换占据了主流——想想20世纪早期的电话系统，那时候每个通话都会占用一条线路，并且在整个通话期间都在占用，数据传输因此变得困难。
事实上，阿帕网使用“数据包交换”来代替电路交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这也使互联网的出现变为现实。
要在小小的256字节的空间里塞进自己需要的程序非常不容易，但我还是做到了。我编写了两个程序：第一个程序能在按下键盘上的键后阻止任何正在运行的程序，即“中断”（interrupt）；而另一程序则能检查某个键是否被按下，即“探询”（polling）。
白天里，我带上自己的两个监控程序和一些PROM来到惠普的另一幢大楼，那里有种设备能将这两个程序以1和0的表达方式永久性地印在芯片上。
当时最常见的一种存储器叫作“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我的“奶油苏打水电脑”、阿尔泰以及当时的其他所有电脑都使用这种存储器。我从麦隆那里购得32个SRAM，每个有1024字节的容量，总共是4千字节。是阿尔泰电脑256字节内存的16倍。
我制作了一张单独的SRAM电路板来放这些芯片，再将其插入整个底板中与连接器相连。
所有的零件都各就各位，我已经准备好了，来试试看我的电脑是否能够运行。
第一步是接通电源。我使用办公室隔壁的电源，继而断开并用示波器分析信号。我花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发现阻碍微处理器正常运行的问题。有时，我发现微处理器的两只引脚偶然相互接触，抵消了各自的信号。有时，我发现插入引脚会让示波器上的信号变得弯曲。
但我仍坚持不懈。你瞧，当我顺利解决了自己制作的电子设备的问题，我会非常兴奋。尽管有时会感到失意、生气，或是沮丧和疲惫，但这种兴奋感让我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我能把一切问题都解决，“我发现了”的时刻终将到来。
最后，我也的确品尝到了“我发现了”这一时刻的美妙。我的微处理器正常运作，一切进展颇为顺利。
此时，我还有其他的问题。我需要找出计算机终端部分的错误，并一一改正。因为我在设计和调试终端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步骤。我在惠普拥有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当终端让光标成功地闪烁在这台小电视的屏幕上时，我就知道终端的问题全都解决了。
下一步任务是修改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中256字节的监控程序。我花了几个小时调试“中断”程序，却总是失败。我也没法在PROM上再编写一个新程序。如果我要那么做，我就必须重新设计，再把程序烧刻到芯片上。我研究芯片的参数，想看看自己错在那里，但是一无所获。工程师们大概都知道，“中断”程序就是这样，尽管程序运行时非常顺利，但让它开始运行总是很难。
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加上了两块存储有“探询”程序的PROM。我在键盘敲了几个键，顿时惊呆了，这些字母出现在了屏幕上！
我当时的感觉实在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我第一次尝试就获得成功——这简直就像高尔夫球手在40英尺外一杆进洞一般神奇！
我看了看表，现在才晚上十点。接下来的几小时里，我尝试将数据存入存储器，并让数据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以便确保它确实存储完毕。我甚至用十六进制数输入了一些小程序，比如在屏幕上随机打出符号这样的简单程序。
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一天有多重要。1975年6月29号，星期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有史以来，键盘上敲打的符号第一次在屏幕上直接显示出来。
第11章 Apple I
我希望人们能看到Apple I的卓越之处。这台电脑只用了30块芯片，少得让人震惊。虽然芯片数目与阿尔泰差不多，但阿尔泰必须通过耗资不小的配件扩容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我设计的电脑一开始就成本低廉，而且可以连上家庭电视一起使用。它自成体系，使用起来无需再花几千美元配置一台电传机。
我并不满足于仅允许输入0和1的设计。从高中开始，我的目标就是拥有一台能编程的电脑——尽管当时我以为我会使用FORTRAN语言来编程。
当时，我的计算机还没有自己的语言。1975年，一个叫比尔·盖茨的家伙在我们圈内小有名气，他为阿尔泰电脑编写了BASIC语言解释器。我们俱乐部里有一份这个解释器的副本，它可以通过电传机输入阿尔泰，整个输入过程耗时30分钟。与此同时，《101种BASIC电脑游戏》（101 Basic Computer Games）一书出版了，我从中嗅到了计算机编程的发展方向。
这样，我认准了BASIC语言是我为Apple I及其6502微处理器写程序的最佳选择。当时还没有为6502微处理器编写的程序，也就是说，我一旦成功，将成为首创者。我甚至可能因此而成名——人们会说：“噢，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为6502微处理器编写了BASIC程序。”
一开始我对如何弄到DRAM芯片毫无头绪。幸运的是，当时俱乐部正好有人在AMI公司工作。我从他手中以相当合理的价格买到了一些4千字节的DRAM芯片——那时这种芯片还没有正式上市。我看到有些芯片上AMI的商标被撕掉了，但最终什么也没有问。
我从这名AMI员工那里以每个5美元的价格买了8个芯片，然后开始着手修改自己的设计。我在芯片与AppleI主板的内存连接处增加了一些电线，使之能同时适应SRAM芯片和DRAM芯片。我插进了一些DRAM芯片，首次实验就宣告成功。
就在我成功使用了AMI公司的DRAM几天之后，史蒂夫在我上班时给我打电话。他问我是否考虑改用英特尔公司的DRAM。
我回答道：“噢，英特尔的芯片是最好的，但是价格太高了，我恐怕永远也买不起！”
史蒂夫说让我稍等一会儿。
他打了几个电话，用他无与伦比的说服技巧成功地从英特尔拿到一些免费的DRAM芯片——要知道，当时这些芯片不仅十分昂贵，而且还很稀有，史蒂夫简直创造了奇迹！史蒂夫就是这样，他知道怎么跟销售代表谈话。而我永远也做不到，我实在是太害羞了。
我用他给我弄到的英特尔DRAM芯片重新设计了电脑。让我骄傲的是，电脑看起来更加小巧了。为此我不得不在电脑里多加了几块芯片，使之与英特尔的DRAM芯片共同工作，但英特尔的芯片体积上比AMI的芯片小很多。
在这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体积小的芯片有什么重要意义。还记得我说过，我从高中时就追求使用最少的芯片完成计算机设计吗？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高中时有一次，我想给我设计的计算机弄到一些芯片，爸爸开车带着我去找一位他认识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工程师——仙童正是发明半导体的公司。我向那位工程师介绍了自己的设计，告诉他我的设计是两用的，既可以使用仙童的芯片，也可以使用仙童的竞争对手——合成技术公司（Sygnetics）的芯片，而使用合成技术公司的芯片所需的芯片数更少。
他问我用的是合成技术公司的哪一款芯片，我告诉了他款式与编号。他指出，那些芯片比仙童的同类产品体积更大，需要更多的引脚和线路来连接，从而增加了复杂性。
当时我便目瞪口呆。他让我意识到，真正简洁的计算机设计要求更少的连接，而不仅仅是少用几块芯片。所以，我的计算机设计目标从减少芯片数量转变成了缩减主板面积。
通常，芯片越少意味着连接越少，但也有例外。以AppleI的DRAM设计为例，从AMI的DRAM转为使用英特尔的DRAM缩减了主板的面积，尽管我使用的芯片数增加了。
回想起来，采用英特尔的芯片是一个伟大而幸运的决定。因为这种芯片设计方式最终成为所有内存芯片的通用标准，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1975年感恩节到来之前，史蒂夫已经和我去了几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他告诉我他注意到一件事，俱乐部里的人都拿到了我的设计，但他们没有时间和能力按照这一设计来制造电脑。
史蒂夫提议：“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制造一些核心元件的印刷电路，然后卖给他们呢？”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自己把芯片焊接到核心元件上，制造出自己的电脑，电脑的制造时间就会从几周缩短到几天。他的想法是，我们以每块20美元的成本生产印刷电路，然后以40美元的价格卖给别人。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很划算，因为他们有办法从各自的公司搞到免费芯片。
老实说，我觉得我们赚不到钱。我们至少需要花费1000美元才能让计算机公司为我们制作这些印刷电路，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以40美元的价格把印刷电路卖给至少50个人。可是，在我看来，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员中愿意买这种主板的没有50个，毕竟这里只有500名会员，其中大部分人都是阿尔泰电脑的忠实拥护者。
但史蒂夫有一个很好的论点。当时我们在他的车里，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的话，仿佛这一切发生在昨天一样。他说：“好，就算赔钱，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我们一辈子还有比这更好的创立公司的机会吗？”
这句“一生中最好的机会”打动了我，让我激动万分。两个最好的朋友开始创业啦，噢，当时我就很清楚我会迈出这一步的。我怎么能拒绝这一诱人的提议呢？
第12章 我们自己的公司
我们预计，制造出现成的印刷电路需要1000美元，为了凑到这笔钱，我以5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我的HP65计算器。买方实际上只付了一半的钱，剩下的钱再没有给我。但这并没有让我特别懊恼，惠普新一代的HP67计算器马上就会面市，面向内部员工的价格不过区区370美元。史蒂夫以几百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的大众小货车。于是，下次他需要运货时只能骑自行车了。就这样，我们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过了一阵，我们跟史蒂夫在雅达利工作时的一个朋友碰面。他自称能为我的印刷电路板设计布局，而且只需要600美元。我们有了这个布局之后，就可以拿去给制造商进行批量生产了。
我们还见到了罗恩·韦恩（Ron Wayne）——他也曾在雅达利工作，史蒂夫想拉他入伙。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也棒极了。他可以坐在打字机前，像专业律师一样打出一整套法律协议。当然，他不是律师，但懂得所有的法律术语。他的语速很快，看起来也很聪明，对任何事都能快速作出反应。看起来，他能解决许多让我们束手无策的问题。
然而，罗恩很早就退出了苹果公司，那时我们还没有拉到资金，也还没做成多少生意。我一直把他视为我们的第三个成员。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撰写了早期发布的操作手册。不仅如此，他还绘制了手册上那幅牛顿在苹果树下的插图。
最后史蒂夫、罗恩和我签订了合作协议，三人共同创立了苹果公司。史蒂夫和我各持有45%的股份，罗恩拥有其余的10%。我们都信任他，相信他能帮助这个团队解决困难。此后，罗恩着手推进公司的文书工作。
我还记得当时向皮特、他的老板艾德·海因森（EdHeinsen）以及艾德的老板迈尔斯介绍我的设计的情景。听完我的演示，迈尔斯沉思了几分钟后说：“OK，你说可以输出到电视机上。问题是会不会有电视机不能显示？我的意思是，它是否默认只与RCA电视机、西尔斯（Sears）电视机或惠普的产品兼容？”他告诉我，惠普十分看重产品的可靠性。如果惠普无法保证用户使用哪种电视机，又怎么能保证高质量的用户体验？除此之外，他的部门也没有人力和物力投入我的设计，所以他拒绝了我的提议。
我很失望，但我也没有坚持。惠普的拒绝让我感到解脱，终于可以没有阻碍地与史蒂夫、罗恩一起开始在苹果的合作了。我仍然在惠普上班，不过我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我的副业——苹果公司上。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创立了一家卖计算机主板的公司。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迈尔斯也在跟进我的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对可用BASIC编程的电脑十分了解。尽管他不想要我的设计，但对我提出的理念——让电脑便宜到每个人都能承受，还可以用来编程——十分着迷。他告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想法时，他激动得都睡不着觉。
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惠普这样一家大公司能在当时投入研发这个产品吗？并不能。那时这类电脑还远远不是什么完善的产品。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能预见这种更小、更便宜的计算机，但惠普没法判断这是一个有潜力的产品。我可以想象，即使惠普当时采纳了这一设计，也会犯许多错误。因此，当时他们的决定并没有错。当他们在1979年最终做出来一个类似的产品时，犯了许多重大错误，那一产品也因此销声匿迹。
史蒂夫不知道，那时保罗正在寻找我们设计的那种产品。他想把完全装配好的整机卖给他的客户——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在我们之前，保罗买入阿尔泰电脑以及成套的工具箱，请技师把零件焊接起来，做好一个，就卖出一个。但他觉得潜在顾客还有很多，应该极力拓展销路。史蒂夫告诉他，我已经做出了Apple I，保罗意识到这种全部装配好的主板对他而言正是绝佳的产品。
突然间有了特瑞尔的订单，我由此发现了其他人对AppleI的兴趣。真是出人意料，让人激动，而这一切却得来全不费工夫。那时，我们已经找到了圣克拉拉的一家小公司来批量生产主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购买或生产整机中的其他部分，并把它们都焊接起来。
但是，我们怎么得到其余的部分呢？这需要花钱，而我们手头没钱。艾伦·鲍姆和他父亲埃尔默向我们提供了1200美元的贷款，我们可以购买一些零配件。但是我们发现了一家出售电子零配件的芯片分销商（克莱姆电子）提供了30天的赊账期。这家分销商还跟保罗·特瑞尔打电话求证他是否会给我们付款。
史蒂夫跟保罗·特瑞尔谈妥的交易条款是货到付现款。实际上，保罗·特瑞尔为整个项目提供了周转资金。当他给我们付款时，我们就可以付清购买芯片的赊账了。
分销商卖给我们的零件被直接送往了圣克拉拉生产主板的公司那里。当主板完工后，他们就可以直接将零件焊接到主板上。而我们则30天后再付款。
我们的第一批主板完成于1976年1月。它们看上去跟阿尔泰有几分相似，但事实上我们做的东西与阿尔泰有着天壤之别。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那段等待的时间里，我简直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那时高兴极了。我从未想过能靠苹果赚钱，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过这样的念头。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哇，我已经发现了一个微处理芯片能做些什么，它的应用竟然如此广泛。我知道我这一辈子要做什么了，我要为我自己制作一个计算工具！
当主板完成时，我们叫来了史蒂夫的朋友丹·科特基（DanKottke）和妹妹帕蒂（Patty），来完成把芯片插进插槽的工序，每完成一个工钱1美元。史蒂夫每次会从制造商那里给我们带回将近20块装配好的主板。我们坐在位于克瑞斯特大街11161号的史蒂夫父母家的车库里，在长椅上完成这道工序。在那儿有电视机和键盘，可以插上主板，以测试产品是否能正常工作。
通过测试的主板被放进一个盒子，若没通过测试，我会检查是哪个引脚出了问题，或是哪个电路短路了，把它们修好后再装盒。每当盒子内装满了一打或两打成品，史蒂夫就开车把它们送到保罗·特瑞尔的商店，再拿回现金。
我们的成品与今天这种装配好的电脑相差甚远。保罗·特瑞尔最后还得给我们提供显示器、转换器、键盘，甚至还有机箱。我不确信这就是他想要的，根据史蒂夫·乔布斯的说法，保罗应该是想要一种完全装配好的计算机。
当时我们的产量还没有达到特别配置塑料盒的数量，因此保罗把它们放进木箱子里——对我们来说，还挺时髦的。
我们还得制定零售价格。毕竟，我们的产品面向整个市场，而不单是卖给保罗而已。
我们决定把价格定在每台666.66美元——我喜欢这个重复的数字。（这也是500美元的批发价基础上加上30%的加成。）
编写BASIC解释器是迄今为止我面对的最长、最复杂的单项任务。
我曾写了一个在AppleI上运行的、基于MOS6502处理器的BASIC解释器。那时我想，如果我能尽快写出这个语言程序（如果我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几个月内实现我的想法）我就能声名远播。人们会记住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为6502写出了第一个BASIC解释器，就像他们知道是比尔·盖茨为阿尔泰电脑写出了第一个BASIC解释器一样。“成为第一人”的想法让我激动。
我从来没有学过计算机语言的课程。在我刚上大学的那段日子里，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的艾伦·鲍姆复印了一些他们学校的教材寄给我，我由此学到了一些东西。
就这样，我学习了计算机语言的语法结构。任何语言都有语法结构，我知道计算机语言如何构成。
但我不知道的是，不同的计算机需要不同的BASIC解释器，比如DEC和惠普的产品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解释器。我原以为它们都一样，而且以为比尔·盖茨编写的解释器也跟其他的一样。显然，我错了。
我把整个程序都写在纸上，机器指令写在左边，右边写十六进制的代码（等价于0和1构成的字符串）。由于薪水有限，我只能手工编写代码，因为我付不起通常编程所需的汇编程序的高昂价格。我的监控程序也是这么编写出来的。
当然，我也发现，我竟然能手工编写程序。谁说编程一定需要一台电脑？我只用一个小本子就编写了BASIC解释器。虽然不太确信，但我敢打赌，博物馆愿意花大价钱来收藏这个小本子。
最终，当我为6502编写的解释器载入电脑时，用键盘输入小程序功能终于实现了。比如，让电脑问：“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输入名字，它就能让你的名字满屏幕飞起来。今天看起来，这没有什么特别，但在当时却是极为惊人的。能用键盘输入程序，并把程序执行出来的小型计算机在当时闻所未闻。
即使是阿尔泰计算机，也必须连上非常昂贵的插入式卡片，通过电缆连接上巨大笨重的电传打字机键盘作为输入设备。
我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会后展示过几次那台运行BASIC的电脑。大家觉得很不错。
但有一个问题，AppleI没有永久性存储器，没有你现在所看到的这类电脑常配的硬盘驱动器或软盘驱动器，更没有CD驱动器。所以每次运行BASIC程序时，不得不打开计算机，从小本子上逐个字符输入。这个程序有4KB长，每次输入需要50分钟。因为没有永久性存储器，只有RAM，一旦关掉计算机，整个程序就消失了。这意味着，由于我不能随便搬动电脑，所以我要么把电脑永远开着，要么得另寻解决之道。
我完成了BASIC解释器，也搞定了可以轻松载入的磁带储存器，此时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原以为BASIC所有版本都相似，只要把书中提到的101个BASIC游戏输入进去，就能自动运行，结果却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我发现，我写的BASIC解释器仅仅基于惠普，而比尔·盖茨的微软BASIC解释器却基于DEC。两者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有人想把这些游戏放进苹果电脑，就必须相应地作一些修改。
尽管如此，我还曾设法调整了一些游戏，使得它们能在苹果电脑上顺利运行。当时有一款相当受欢迎的BASIC游戏，即电影《星际迷航》的同名游戏。我改编了一下BASIC解释器，让这个游戏运行起来毫无障碍。
在我们开始向保罗·特瑞尔卖计算机主板时，我们为了及时交货夜以继日地加班工作。我们赚到了一笔做梦也没想到的钱。忽然间这些小生意赚得比我在惠普的收入还多。我们以220美元的成本价组装机器，以500美元的批发价卖给保罗·特瑞尔。
1976年3月，在我们给保罗·特瑞尔发货后，史蒂夫安排我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上正式展示AppleI的主板。那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经在每次会议后的自由展示环节里演示了这台计算机，但是还从没在整个俱乐部里正式展示过。
当然，我也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那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大规模的公开演讲。那时，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已经发展了超过500名会员。这次会议在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SLAC）的大礼堂举行。我手里拿着印刷电路板，穿过过道，站在那儿，只是陈述了一下事实。我一生中只有两次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聚会上发言——另一次是在我介绍AppleII的时候。
这堪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我们有幸参与其中。在我看来，苹果不一定非要成为什么大公司，只要我觉得开心就足够了。
我猜，另一个合伙人罗恩·韦恩却不觉得有那么好玩。他更适合大公司和高薪的工作。我们把第一批主板交付给保罗·特瑞尔后，就以800美元的价格买回了罗恩的股份，这远在我们获得第一笔外部投资之前。
第13章 Apple II
刚刚完成Apple I，我就立即着手设计Apple II，它比我以前的设计有明显提高。比如，我希望电脑上能显示出丰富的色彩。在设计Apple I时，我所使用的芯片就与美国彩色电视机的频率兼容，因此我也计划在上面加上色彩。尽管Apple I可以直接添加颜色，但我还是决定设计一台全新的电脑。我觉得重新设计比单纯加上色彩更好。
这不仅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芯片，还意味着要解决效率与美观的问题。我想从零开始设计一台彩色计算机，而不是在已有的计算机上添加色彩。这样，Apple II便是由一开始便具有色彩呈现功能的芯片构成。
另外，我认为Apple II的另一个巨大提高在于可以在系统内存中调用显示图文。
所以，与其用一个单独的终端来处理屏幕显示问题，并用其他内存来处理运算问题，不如把所有的内存集中在一起，成为DRAM的一个分区。这样，微处理器使用的DRAM也可以用来处理屏幕显示问题。
完成上述设计时，我知道可以省下一些芯片。事实上，Apple II最后比Apple I省下了近一半的芯片。
相对于Apple I而言，Apple II有许多进步。有些人认为Apple II只是Apple I的改进机型，但事实远非如此。
Apple I并不是一项从无到有的设计，它是我设计的阿帕网终端在微处理器方面的扩展版，除了添加DRAM外，Apple I在电子学上并无创新之处。
与其相比，Apple II却是一项全新的设计，由我独立完成的全新设计。
回头来看，我甚至可以先完成Apple II所具备的彩色显示与其他一些功能，但我当时选择了以最快的方式来制造电脑。
两款机器都为计算机世界带来了惊人的进步。Apple I成为历史上第一台支持键盘和显示器的电脑，而Apple II则带来了彩色显示、高解析度的图像和声音，而且支持游戏控制板。它也是第一台ROM（只读内存）里内置BASIC程序的电脑，启动后即可使用。
几年之后，其他电脑也添加了上述功能。后来，每家电脑公司都能提供相同的功能列表。
Apple II是第一台低成本计算机，即使你不是计算机极客，你也完全操作得了这台电脑。
1976年8月，我完成了AppleII的核心——主板。这一点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个月，我和史蒂夫飞到大西洋城参加1976年的个人电脑展。
尽管我们没有展示Apple II，但Apple II仍然被一位不属于任何公司的会议工作人员看到了，当时他正在安装供与会者观看的投影屏幕。我和史蒂夫在展会第一天即将结束时才来到会场，当时人们已经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我们请这位投影机技师留了一下。当时大约是晚上9点。你知道，我设计的色彩模式与众不同，却有极好的兼容性。事实上，我发现它与所有的电视机都能兼容。但是我意识到投影仪使用的色彩电路也许不同于电视机，因此我的色彩模式能否使用尚且存疑。我想要提前检查一下Apple II是否能与投影仪兼容。我把Apple II的原型机连接上投影仪，色彩顺利地显示了出来。就在这时，那位工作人员看到了AppleII。他告诉我，在所有这些参展电脑中，他唯一愿意掏腰包购买的就是这台Apple II。
我微笑着看看他——Apple II还没有公开发布呢。
那次展会过后，最有突破性的进展是我终于在AppleII上成功运行了雅达利的游戏《打砖块》。我用BASIC语言让电脑具有很强的能力去读出游戏控制板的指令，让音箱按需要发出声音，并在屏幕上显示出颜色。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打电话把史蒂夫·乔布斯叫了过来。对我刚刚完成的这款《打砖块》，我仍沉浸在惊喜之中。我让史蒂夫坐下，开始向他演示这款游戏。然后我说：“看好了！”接着输入了几行BASIC代码，改变了球拍的颜色、球的颜色以及显示的积分。
我说：“按照传统的方式在硬件上完成这些任务，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现在，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软件来实现。整个世界都会因此改变。”
这一刻，AppleII开启了新世界。与依靠硬件制作的游戏相比，软件游戏的效能高得难以置信。
现在，游戏中的图像很棒，在显示尺寸和复杂性上都日臻完善。如果必须依靠硬件来完成这些游戏，设计时间恐怕会漫长得难以想象。
我想，哇，俱乐部里没有人会相信，游戏机能用BASIC语言来实现，而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个任务的人。我在AppleII版的《打砖块》中加入了一个小秘密。如果你按下CTRL+Z，游戏画面的球拍尽管会轻轻颤动，但永远都能打到球。
1976年春天，我还忙于AppleII的工作，因为这台电脑我和史蒂夫发生了第一次争执。他认为AppleII不应该有8个插槽。通过插槽，你可以将别的电路板连接到计算机上，从而扩展计算机的功能。在他看来，要制造更便宜、更小的机器，两个插槽足够了——一个给打印机，一个给调制解调器。
但我想要更多的插槽，8个才够。
我认为，以后人们可能会想在计算机上连上许多东西，我们不应该限制人们的期望。
通常我很好相处，但是这次我很固执。我告诉他：“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你自己去造一台电脑吧。”把插槽数从8个减少到两个，我一个芯片也节省不下来。我知道，那些像我一样的人会希望在电脑上连接越来越多的东西。
我那时候还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几年后，苹果公司开始设计AppleIII，那简直是场灾难，它的插槽更少。
但在1976年的那场争执中我占了上风，AppleII最终以我想要的方式被设计了出来。
正如我说过的，我们需要钱。史蒂夫和我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1976年夏天，我们开始跟各路潜在投资方沟通，在史蒂夫的车库里给他们展示AppleII的彩色图像。
看过展示的第一批人中，有个名叫查克·佩德尔的。就是他在我设计AppleI时，在美国西部电子元器件展上把MOS技术公司出品的6502处理器卖给了我。
那时，查克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康懋达（Commodore）工作。盛传这家公司到处采购个人电脑来销售。查克提供的MOS6502芯片在AppleI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他的会面让我印象深刻。那天，我们打开史蒂夫家的车库，阳光扑面而来，查克穿着套装、头戴牛仔帽向我们走来。能与他会面让我非常激动，迫不及待地想向他展示AppleII。在我心中，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我输入了几行BASIC命令，屏幕上出现了几个色彩漩涡。我们还告诉他，我们一共用了几块芯片、整个电脑如何运行等基本情况。查克在整个会面中都兴致勃勃，不停地微笑和大笑。他告诉我们应该到他们公司给高管们作一个演示。
几周后，我们就作了这个演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会议室里史蒂夫·乔布斯说了一句我觉得可笑至极的话。他说：“你们可能只想用几万美元买这个产品。”
这让我尴尬极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钱，却想向世界证明这个机器大有“钱景”。史蒂夫补充道：“几万美元，再加上你们给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工作的机会。”
嗯，我们离开后几天，收到了否定的答复。他们决定自己来设计计算机，这样会更便宜。他们不需要支持色彩、音效、图形等我们已经做出来的很炫的功能。查克·佩德尔在车库里告诉我，他认为他们能在四个月内设计出自己的计算机。我看不出谁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猜想在看到AppleII之后，他们依样设计出一个想要的机器应该要容易得多。
事实上，他们跟进得非常快。几个月后，康懋达的PET计算机就在西海岸计算机展上露脸。这让我感到有几分反感。这台机器与我们那天在车库里给查克看的AppleII有几分相似，也有显示器、键盘，能够编程，但整个设计过程明显太过匆忙了，产品看起来很蹩脚。你知道，他们原本可以拥有苹果公司。如果他们当初有准确的眼光，就可以拥有我们这家公司。但他们作出了一个糟糕的决定。
这很有趣，回想起来，AppleII被证明是当时最成功的产品之一。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版权或专利支持。没有秘密，我们到处向人展示我们的设计。
在康懋达拒绝了我们之后，我们来到了阿尔·奥尔康的家。他和诺兰·布什内尔都是雅达利的创始人，两年前雇用乔布斯来做视频游戏的也是他。
但是他稍后告诉我们，雅达利目前忙于视频游戏的生意，没有多余的时间开发计算机。
几天后，乔布斯接触过的风险投资家来了。其中一位是红杉资本（SequoraCapital）的唐·瓦伦丁（DonValentine），他对我们所讨论的东西有几分不屑一顾。
他问：“市场会有多大？”
我告诉他：“大概会有100万用户。”
“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他，有执照的业余无线电操作员有100万，计算机的用户至少比这个多。
嗯，他拒绝了我们，但是给我们留下一个叫作迈克·马库拉（MikeMarklenla）的人的联系方式。他告诉我们，迈克只有30岁，但已从英特尔功成身退。瓦伦丁告诉我们，迈克对电子产品很热衷，可能知道怎么和我们打交道。
他对我们的事业真正地怀有兴趣，还询问了我们的背景、苹果的发展目标，以及我们想让它走得多远。他简单地说明了资助我们的意向，还谈到了25万美元的投资和生产1000台机器的费用。迈克以通俗的语言勾勒了一个家用电脑产业的崭新未来。那之前，我一直把苹果电脑想象成电脑爱好者用来解决工作问题或者玩游戏的工具。但是迈克描绘的愿景则大得多。他谈论的是把电脑引入普通家庭，处理家务事宜，比如保存你最喜欢的菜谱或记录家庭收支。这就是即将实现的未来。在他的愿景里，AppleII将成为真正的家庭电脑。
现在，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了一点儿。整机和立即可用性，一直是字节商店的保罗·特瑞尔要求的，我们现在也在计划这一点，并且计划使用塑料机箱。我们请史蒂夫的一个朋友罗德·霍尔特（Rod Holt）来制造一个切换电源。这种电源比以前的电源更为有效，据我们所知，它的发热量较低。如果你打算把主板和电源装入塑料机箱中，降低发热量是相当必要的。
但是，当迈克同意签合约时，他告诉我们：“我们两年内将跻身‘财富500强’，这是一个产业的开始，十年才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相信他的判断，他的名誉和地位值得信赖。如果他说了什么，那他一定是认定了这件事，他就是这样一种人。尽管我觉得“财富500强”有点儿离谱——一家价值500万美元的公司实在是太难想象了。
可是，如果有人知道如何比我更好地作出判断，我就不会用自己的逻辑和理由去挑战他们。我可能会质疑，但我相信那些真正了解自己谈论的是什么的人。
迈克同意投资我们的商业计划后，他要求跟我谈一谈。他说：“好吧，史蒂夫。你知道你必须离开惠普吗？”
我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在设计AppleI和AppleII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待在惠普，我一直是在利用业余时间设计苹果电脑的界面，改善色彩功能、图形功能，并用BASIC语言编程。我说：“我可以把惠普作为我的本职工作，同时完成其他事情。”
但是他说：“不，你必须离开惠普。”他没有解释更多，只是告诉我必须在星期二之前作出决定。
我在最后期限的那一天来到了迈克家。在他家的阳台上，把我的决定告诉了迈克和史蒂夫。我告诉他们，我想过了，我最终决定留在惠普。
我记得，迈克对此表现得很冷静。他耸耸肩，说：“嗯，好吧。”他说得非常简洁，也许他在想，再找一个苹果公司需要的人就行了。但是史蒂夫很失望，他强烈地感到AppleII是他们需要发展的产品。
几天后，我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不管我是在公司还是家里，都会接到爸爸、妈妈、兄弟和各种朋友打来的电话。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的决定是错误的，我应该加入苹果公司，毕竟25万美元不是一个小数目。
后来我才知道，史蒂夫给他们都打过电话。显而易见，他觉得需要一些外人的干涉。
但这都没有打动我，我依旧想留在惠普。
后来，艾伦·鲍姆打来电话。
艾伦说：“史蒂夫，你知道吗，你真的应该去做这事。想想看，你可以做个工程师，之后成为经理来赚大钱，或者可以一直当工程师赚大钱。”他认为，对我而言这绝对可行，我可以一直当个工程师而永远不进入管理层。
这才是我需要听到的。我需要听到别人告诉我，我可以一直在基层做一名工程师，而不必做经理。我马上给史蒂夫·乔布斯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新决定。他激动极了。
迈克的加入让我们的账上有了更多的钱。我们搬进了新的办公室，那里有五六张桌子，还有个小房间放置实验台，用来做各种测试和调试的工作。那是一个真正的、长长的实验台。我们几个重要的职员各就各位——史蒂夫·乔布斯、我、迈克·马库拉、罗德·霍尔特，还有一个叫迈克·斯科特（Mike Scott）的小伙子。
在迈克·马库拉之前，我们认命了迈克·斯科特担任我们的总裁。（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史蒂夫和两个迈克。）迈克——我们叫他“斯科蒂”——有着公司运营方面的经验，他从前在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当主管。
我想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忘记他了，可迈克在苹果公司做了4年的总裁和带头人——4年后，他带领我们成功上市。
我们觉得，应该在4个月后的西海岸计算机展览会上展示我们的AppleII。该展会由吉姆·沃伦（JimWarren）发起，他也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这次展会于1977年在旧金山举行。
展会开始前的几天，迈克·马库拉特地嘱咐我们要怎么穿着、如何说话。他指点我们与他人的谈话，并负责组织展示苹果的产品。
第14章 自福特上市以来最大的IPO
1977年初，苹果电脑公司正式成立，开始运作。迈克让我们到贝弗利山与专利律师面谈。我们得知所有编码的ROM芯片——所有的PROM（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和所有的EPROM（可擦写的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每个都需要一个版权声明。我只好在上面写了个“Copyright1977”（版权所有，1977）。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软件如何获得专利保护，它还是个很新的概念。我们发现版权是个保护技术不被剽窃的好方法。版权比专利在制止人们全盘复制我们的计算机方面更容易、更迅速，也更省钱。
在我们推出AppleII的那次西海岸计算机展会后不久，几款装备齐全的个人电脑也横空出世了。一款是RadioShack的TRS-80，另一款是康懋达推出的PET，这些都是我们的直接竞争对手。
然而，是AppleII最终引发了个人电脑革命，它开创了许多先河，色彩是其中之一。
AppleII能与家庭电视相连，这使其整体成本比竞争对手低了一大截。它还有个真正具有打字功能的键盘，这是另一大优势。只要一启动AppleII，就可以运行ROM中的BASIC程序。
正如我说过，康懋达和Radio Shack跟进得很快，在几个月内就推出了能运行BASIC的电脑，但是AppleII的优势还是很明显。Radio Shack的TRS-80和康懋达的PET虽然都有DRAM，但却只有4KB的储存量。AppleII的内存不仅能在主板上扩展到48KB，而且通过插槽还有更大的拓展空间。
此外，TRS-80和PET只有4KB或8KB两种模型，而且不能扩展——一个插槽也没有，AppleII却有8个插槽以供扩展。而且，TRS-80和PET的屏幕是黑白的，不能显示彩色。它们的键盘看起来摇摇摆摆，按键也很小。
AppleII提前具备了下一代计算机的某些特征，内置了许多功能，因此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AppleII推出几个月内就涌现出几十家周边公司，他们为AppleII设计可以录在磁带上的游戏。他们都是新成立的公司，我们的设计使得以AppleII为平台的开发工作更加容易。总的来说，这些小公司大多都只有一个设计师，他在家里单枪匹马地写出简单的程序，复制在一堆盒式磁带中，然后再通过计算机专卖店进行销售。
那时候盗版还没有像后来这么严重。专卖店也不会在进货时只进一盘磁带，然后自己进行复制。没有人会这么做，因为这个行业里还没有太多的油水，所以仍然能维持着较高的道德标准。那时候，即使从事软件盗版，也赚不了多少钱。因此，商店出售的所有磁带都有合法的来源。他们靠销售提成来赚钱。整个AppleII在一年内催生出无数小公司，通常一两个人就能成立一家公司为家用AppleII计算机写软件。
还有一些小公司开始为AppleII的插槽接口生产线路板。为AppleII设计线路板很容易，因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线路板工作情况的完整的文字介绍和记录。AppleII还囊括了许多很不错的工具，包括面向开发者开放的操作系统，还有一套我亲自编写的很好用的软件调试工具。
所以，你如何设计一个打印机线路板，让打印机连接到AppleII上工作呢？如何设计一个扫描仪或绘图仪用的线路板？在AppleII面世的那一年里，到处都在卖AppleII的周边产品，这些都有据可查。
但是迈克·马库拉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我，我们的确需要在AppleII上加入软盘了。他厌烦了永远要从盒式磁带上慢吞吞地读取他的支票簿小程序。因为软盘转速更快，能存储更多数据，因此从一张软盘上读取支票簿程序要快得多。
我只有两周的时间给AppleII加上软驱，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软驱。但现在我已经有了“动力”——我渴望让人们再次被苹果震惊。（这是加引号的“动力”，因为如果我真的想去拉斯维加斯，迈克也不会反对。）
整个圣诞节期间，我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力争完成这个任务。兰迪·威金顿在这个项目上给了我很多帮助。他当时正在家园高中读书，那也是我和史蒂夫的母校。
为了帮助我开展工作，史蒂夫告诉我，他听说舒加特（Shugart）公司即将推出5英寸的软盘。舒加特是当时主要的软盘制造商。几年前，当阿伦·舒加特（AlanShugart）还在IBM时，他就发明了软盘。史蒂夫一直留意着这些先驱性的、能够引领潮流的新技术，这无疑是个例子。
他为我弄到了一张新的舒加特5英寸软盘驱动器，这样我就可以来试试看能否在AppleII上工作。我需要做的是，设计一个控制卡，即一张能插入AppleII的卡，供人们在软盘上读写数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驱动器及其控制卡，看它们如何工作。我浏览了使用手册，最后研究了线路图，同样也分析了舒加特的软盘电路。它有一个连接器和一个协议来读写数据。最后我得出结论，在这块电路的大约22块芯片中，有20块芯片根本没有必要。要使一张软盘工作，需要将我的设计和舒加特的产品进行整合。我去掉了其中的20块芯片，这符合我一贯的思维方式。我设计的电脑能从自己的软件控制器上读写文件，并且开始执行。实际上，它比舒加特设计的软盘效率更高。我想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电路，能以软盘的速度来读写数据，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程序代码用以识别不同的程序，例如，输入“RCheckbook”就可以运行支票簿程序，输入“R ColorMath”就可以运行数学程序。两周时间内，我们还没有做出软盘的操作系统，但我们在磁盘上有张表格，记录并为每个程序分配空间。通常，操作系统会把一个索引读进整个磁盘，当你要求 “ColorMath”时，它会在索引中找到其占用的磁道和分区列表。当时，尽管我和兰迪都确信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完善这一功能，但我们急着赶上飞往拉斯维加斯的班机，于是就带着尚未完成的任务上了飞机。
我们在圣何塞登机，飞往拉斯维加斯。
我们住的汽车旅馆位于城中最便宜的维拉·罗马区（VillaRoma），离马戏团非常近。我们了解了如何从那里走到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当晚我们走了不少路。兰迪当时只有17岁，我教他怎么掷色子赌输赢，他一共赢了大约350美元。在会展中心，所有展台都在深夜抓紧布置。我们的布展工作持续到凌晨6点，落实了所有的事情后才结束。
就在那时，我做了一个十分明智而又十分不明智的决定。尽管我非常累，想睡会儿觉，但是心里清楚，应该备份一下软盘中所有正确的数据。
通过一些程序，我可以读写所有的磁道，而每张软盘上有36个磁道。我只带了两张软盘，所以决定在空白盘上备份仅有的一张数据盘，所有的备份工作进展顺利。/p>
但是，备份完成后我看着两张都没贴标签的软盘，忽然心里一沉，感觉似乎是把空白盘进行了备份，覆盖了另一张盘上的所有数据。我快速检查了这两张软盘，我的担心果然成为了现实。当你精疲力竭时，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明智”犯下了一个低级错误。
这意味着，我们将无法在几个小时后开幕的消费者电子展上展示自己的软盘了。我失望透顶。
我们回到旅馆睡觉。上午10点左右，我醒来开始工作。我想试着重建这个系统。无论如何，至少我的脑子里都记着那些代码。我设法在中午前重建了程序，并带到展台上。我们做到了。
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有多么成功，特别是跟同样来此地参展的RadioShack的TRS-80以及康懋达的PET相比。
软盘让电脑更快，但是，一个叫作VisiCalc的软件真正让电脑变得强大。
波士顿的鲍勃·弗兰克斯顿（Bob Frankston）和丹·布里克林（Dan Bricklin）两人与迈克·马库拉密切配合，一起设计了这个软件。这个产品生逢其时，它与AppleII简直是天生一对。
VisiCalc是一款商业预测软件，专门为“假如 ……结果……”的情景而设计。例如，如果我们卖出价值10万美元的产品，我们能得到多少利润呢？如果我们只卖出半数呢？这是在个人电脑上第一次实现电子表格功能的程序，在商业领域内工作的普通人真正拥有了一个高科技工具。
VisiCalc的功能非常强大，所以只能在AppleII上运行。只有我们的电脑才有足够的RAM。Radio Shack的TRS-80和康懋达的PET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有RAM，还有屏幕和二维显示能显示出图形。另外，我们的整机装配也让用户使用起来更为轻松。VisiCalc不用磁带，而是以软盘的形式对外销售。真是天生一对！
VisiCalc问世后，我们的生意火爆极了。AppleII的市场忽然从那些不介意花几分钟由磁带载入游戏的爱好者，扩展到能立即载入VisiCalc的商务人士。
几个月之后，商务人士大约占据了整个市场份额的90%。我们一度完全弄错了目标用户群，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这让苹果一下子转向了新方向。
从月销量1000台猛增到10000台。天啊，这发展得太快了！1978和1979年两年间，我们如日中天。
1980年，我们成为第一家售出100万台电脑的公司。我们也完成了继福特汽车之后最大规模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我们因为在一个单日内产生百万富翁最多而载入史册。
我相信，这要归功于AppleII、VisiCalc和软盘这三样东西的组合。
还记得我告诉过你迈克让我们给软件进行版权保护吗？好，这是很棒的一招棋。
在消费者电子展之后，我们发现一家名为富兰克林（Franklin）的公司的一款新电脑与AppleII非常相似。这引发了我们的关注。
这个案子拖了几年，最后他们败诉。我们也获得了一些赔偿，虽然只有几十万美元，但也成功地阻止了他们。我认为赔偿金额至少应该有几百万美元。
第15章 沃兹计划
那时，许多人已经看出苹果将会有一个非常成功的IPO，苹果股票的价值也将比5美元高许多。苹果的创始人和高层主管们手上拥有许多股票，苹果上市后，我们将毫无疑问成为亿万富翁。但苹果的大部分员工将会被这场IPO造富盛宴排除在外，他们手上并没有苹果公司的股票。
我决定以很低的价钱向他们售出苹果的股票，他们值得我这么做。普通员工不像管理层那样可以获得股票，我认为这不公平，于是我想出了“沃兹计划”——任何苹果员工，不管是工程师还是营销人员，都可以用5美元一股的价格向我购买苹果公司的股票，每人最多可以买2000股。
在那个年代，将股票赠予你觉得值得拥有它们的员工，这简直闻所未闻。公司不会给普通员工发放股票。他们会说：“我们为什么要给员工股票？他们的工资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报酬了，他们不需要股票。”不会有公司跟员工说：“嗨，你为我们公司作出了很多贡献，作为奖励，我要送给你一些股票。”我把股票作为礼物奖励给了苹果公司的员工，这么做意义非凡，这些股票并不是来自公司，而是来自我个人。
我告诉你，我当时极力阻止离婚。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离婚。但最后我发现，任何努力都于事无补。所以我平静地跟爱丽丝分手，我们在库比蒂诺的一个公园里道别，从此分道扬镳。那天，我回到苹果公司时感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爱丽丝走了，我也应该继续自己的生活。
1980年12月，苹果公司正式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了。
仅仅在一年之后，我们就被IBM的首台个人电脑产品IBMPC赶上。但是在1980年，苹果公司一切春风得意——IPO获得了巨大成功，新产品AppleIII也正在研发之中。坊间传言，苹果有志于凭借AppleIII进军商务客户市场。这当然只是传言而已。我认为这个时机相当不错，正是推出AppleIII的部分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由于太多人获得了苹果公司的股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股权变动比上市还更麻烦！）苹果的新产品——AppleIII电脑承载着苹果公司进入商务客户市场的雄心壮志。在AppleII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我们突然又有了能够与当时全新的IBMPC一争高下的武器。
但是AppleIII本身存在着糟糕的问题。它十分不稳定，而AppleII则非常稳定。我是认真的。你可以现在到eBay上去买一台AppleII，它直到今天还能稳定运行呢！它是所有现代产品的稳定性之王，没有其他哪个产品可以与之比肩。我每次演讲时都会碰到一些AppleII的老用户，他们告诉我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的AppleII仍然在稳定、正常地工作着。
我们的其他产品都如此优秀，为什么偏偏AppleIII的表现就这么差劲儿呢？我可以告诉你答案。AppleIII并非由一名工程师或一个紧密的工程师团队设计，而是由公司高管们组成的委员会主导设计的。整个设计是由营销人员推动的。高管们有权力有资源去指挥电脑的工程设计，他们构想出一个电脑的样子，然后就组织人去实现他们的主意。
营销部门觉得商务客户市场拥有更大的市场潜力。在他们看来，小型商户会买来AppleII电脑、打印机、VisiCalc电子表格软件和两张外接的卡片。这两张卡片一个是内存卡，电脑扩充内存后能储存更大型的电子表格，另一个能将屏幕上文本的最大显示宽度由40列增加到80列。那个时候，美国的电视机屏幕最多才只能显示40列文本。
他们觉得既然许多商家都需要这些东西，何不将它们整合到一台机器上？于是，就有了Apple III。
起初几乎没有什么为AppleIII专门设计的软件，为AppleII设计的软件却有很多。既然AppleII已经有了这样好的软件基础，最初的AppleIII的设计就干脆提供了一个模式切换选项：在开机时，你可以通过一个开关选择是以AppleII的方式启动，还是以AppleIII的方式启动。（AppleII的硬件设计非常好，很难超越，因此AppleIII采用了与AppleII完全兼容的硬件配置。）你不能同时使用这两种模式。
但AppleIII的设计者们又作了一个失策的决定。AppleIII定位为商务电脑，营销人员希望将它与AppleII这样的“家庭爱好型电脑”区分开。你猜他们会怎么区分？他们要求加入一些芯片——从而增加了复杂度和成本——来屏蔽掉AppleII机型中原本的可扩展内容和80列文本显示模式。
这个糟糕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扼杀了AppleIII。原因很简单，原先购买AppleII来处理电子表格的商务人士可能会这样想：“嘿，AppleIII不错。我既拥有了AppleII的电子表格软件，又可以用上更新、更好的机器！”但他原本看重的可扩展内存和80列显示模式却被苹果公司摒弃了。这样一来谁还会买Apple III？
终于，在推出AppleIII一年半之后，公司终于能够让这个机型稳定运行了。但AppleIII已经销量惨淡，它不稳定的坏名声也已经传开了。事实上，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人们对电脑新产品的接受期很短，过了这段时间即使你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挑剔的消费者也不会再接受你的产品。
我当时的感觉是，别在AppleIII上浪费时间和资源了。还不如把名字改成AppleIV，在外形上作一些改进，再作为新产品推向市场，说不定消费者还容易接受些。
在1980年到1983年的3年间，苹果公司上上下下都把AppleIII列为最高优先级。毫不夸张地说，苹果公司成为了“AppleIII公司”，一家顺便销售AppleII的AppleIII公司。
1983年，公司强制每名员工都使用AppleIII。突然间，我走进公司的时候会听见这样的讨论：“天啊，你看到AppleIII上运行的某某新软件了吗？”但是这仍然吸引不到足够的注意力。那时我常在美国各地进行电脑方面的演讲，与电脑爱好者对话。不管我走到哪里，在我见到的电脑爱好者中使用AppleII的占绝大多数。如果在场的有90个人使用AppleII的话，用AppleIII的只有区区3个。
现在，我已经接受了苹果公司的运作方式。许多人在管理这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们在运筹帷幄，所以决策过程有时候不甚透明，也很难理解。我的意思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名声在外，但内部运营的实际情况则完全不同。为什么要放弃AppleII这样的成功产品？我感到很难理解。一个坏小子有了钱之后可以焕然一新。公司的做法让我觉得那就像是个继续为非作歹的坏小子。
AppleIII就是这个坏小子，而AppleII一直是业界的领军产品——它引领了世界那么多年，直到1983年IBMPC才取代了它的领先地位。
对于公司的决定，我一直想不通。
那时候，AppleIII面临着激烈的竞争。1981年，IBM推出了IBMPC来和AppleII抗衡。刚一面世，它就大获成功，销量增长迅速。突然间，我们遇到了我们从未预料到的严峻挑战。
当时的大公司原本就是用IBM的大型计算机，许多公司都已经是IBM的客户，所以IBM的销售代表轻而易举地就将PC机卖到了各大公司。事实上，当时就流行一种说法：“你绝对不会因为买了IBM的产品而被开除。”
IBM的PC机刚问世时，我们还很不以为然，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上面写着“欢迎IBM——真的”。
1983年，PC机超越AppleII，成为世界上销量第一的电脑。
我得指出，那时候带领苹果成功上市的公司总裁迈克·斯科特也离开了公司。他认为我们的公司变得有些过于臃肿了。诚然，苹果公司里汇集着一群优秀的工程师，但也“混”进了不少不怎么样的工程师，这几乎是所有公司快速发展时期都难以避免的。
顺便提一下，也不一定是那些差劲儿的工程师的错。很可能仅是由于他们的兴趣与他们的职责不相符。
总之，斯科蒂让工程部经理汤姆·惠特尼（Tom Whitney）休了一周的假。在这一周的时间内，他深入工程部，和工程师一一谈话，了解了每个人的职责是什么，谁尽心尽力而谁又无所作为。
然后他就解雇了一帮人。那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至少描写苹果公司历史的书都这么描述它。我想他的决定没有错，他开除的都是那些拖后腿的人。
之后他自己就被公司解雇了。董事会对他不经批准擅自解雇员工非常不满，而这些程序正是在大公司里应该被遵守的。
并且，迈克·马库拉告诉我说，迈克·斯科特作过不少激进和错误的决定。他认为斯科蒂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管理现阶段的苹果这么大的公司了。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我非常欣赏斯科蒂这个人。我欣赏他的思维方式，也很喜欢他亦庄亦谐的个性。斯科蒂在任时，苹果公司没犯过什么大的错误。并且我感觉他对我的那些成果非常尊敬和重视，他本身也是工程师出身。
正如我所说，斯科蒂从苹果公司成立起就一直担任公司总裁，他带领苹果取得了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IPO从而载入史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悍将，却突然被公司扫地出门，逐渐被人们忘记。
今天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记得他，没有一本关于苹果的书会提到他。但他的确是我们最早的领导者。
从创立公司到在公司里与这么多不同的人共事，这段经历中我学到的经验是：在有着多年经验的人面前，千万不要伪装自己比他更懂他的专业。
总的来说，我一直专注于我的工程天赋，很少过问别的事。这样保证了我和他人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高效工作。
很少有公司能做到这一点。有时候公司的发展道路是很难预料的。当我和史蒂夫·乔布斯创立苹果公司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像惠普一样有着很好的工程师文化。在我们看来，惠普非常推崇他们的工程师，把他们看作高级公民，因此有着很好的士气，我们希望能成为下一个惠普。
但事实上苹果公司成立后一直在按照迈克·马库拉的想法发展。他告诉我们：“这将是一家营销至上的公司。”换句话说，是营销部门探索到的客户需求驱动了我们的产品设计。这种方式恰好与工程师制造出产品、营销人员想办法卖出产品的传统方式大相径庭。我知道这对我来说将是个极大的考验。
第16章 撞机事故
我与爱丽丝离婚直到我遇到康迪并打算结婚，前后间隔不久。康迪在圣迭戈有个做珠宝生意的叔叔，我于是想到了一个主意：我要定制一枚把钻石包在里面的戒指，这样别人就看不到钻石了。我觉得这要比普通戒指更特别。我们知道这是钻石，但别人不知道。
我的记忆在碰到油门的那个时刻戛然而止了。我能记得这个时点之前机场的所有细节、发生的所有事情，但对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完全没有记忆。（后来我想，可能是康迪坐在前排，碰巧靠在了一个控制杆上。但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次事故的确切原因。）
之后我发现康迪和她的兄弟也在这场事故中受了伤，康迪甚至还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整形手术。而我是受伤最重的人，我得了一种“顺行性遗忘症”，甚至连医生一开始都不知道我患上了这种病。顺行性遗忘症并不是失去记忆，而是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
飞机失事五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彻底走出了失忆症，我把这看成一个幸运的机会。我应该完成大学课程，而不是马上回到苹果。
我意识到自从大三结束我离开大学校园，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如果我不回去完成学业，我可能永远也完成不了。这对我很重要，我想完成学业。我已经离开苹果有一段时间——事实上，我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离开了苹果长达五个星期之久——这让我更容易回到学校而不是马上回到苹果。生命短暂，对吧？我是这样认为的。
婚礼后的第一天，我住进了伯克利的一所公寓，准备开始我大学第四年的学业。而周末我计划再回到位于圣克鲁斯山顶的房子。那里非常棒，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城堡。
我们的城堡里有许多平坦地带，这不太常见，所以我修了一个网球场。康迪把一个小池塘改成了一个漂亮的小湖。我买下一块附近的地皮，总共有26英亩。那里真是一个天堂。（康迪，现在是我的前妻，仍生活在这个天堂里。）
第17章 我提到过我的金嗓子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了电影《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这部电影同样有着很深的蕴涵，它讲述了年轻人的成长故事，以及对另类生活方式的追寻。同样的诉求可以从前卫乡村音乐中找到影子。一场音乐革命似乎开始了。
我想，为什么不举行一场我们这一代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呢？我意识到自己很有钱，我只有30岁，却已身价上亿。我在想，天哪，为什么不为我喜欢的那些乐队组合办一场大型的前卫乡村音乐演唱会呢？这一定能吸引来很多人。
吉姆在圣克鲁斯的夜店名为“信天翁”（Albatross），对于夜店来说这真是个奇怪的名字。他经营的这家夜店舞台上有喜剧演员，还有歌手与作曲家，有时也有音乐剧。他参与举办过早期的大型演唱会，像1969年在阿尔塔蒙特（Altamont）和旧金山的比尔·格雷汉姆（BillGraham）演唱会。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等我在伯克利把书读完再说吧。
有一天吉姆给我打电话说，他发现有一个人可以组织和管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但这可能需要花掉几百万美元。那人就是皮特·伊利斯（Peter Ellis）。
康迪也支持举办这个演唱会的想法，可能因为她颇有几分“感恩而死”乐队的嬉皮士风格。我告诉她，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来，我们甚至还可以赚到钱。当然，我的财力足以支持这场演出，所以我并不非常在意是否真的有足够多的人来。我不知道到底能收回多少钱，但我愿意冒这个险。之后，有人引荐我与皮特·伊利斯见面。皮特告诉我，需要至少200万美元的预算才能启动这个项目。我很愿意出这笔钱。
之后不久，我读到了鲍勃·斯皮茨（BobSpitz）的《赤脚走过巴比伦》（Barefoot inBabylon）一书。书中记录了创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全过程，包括寻找工作人员，获得场地许可证、演出许可证，跟乐队签约，处理政治上的麻烦，在最后一分钟更换场地，对大批观众到场的准备不足，以及其他许多麻烦。我想：“哦，我的天啊，这可真是场灾难。”这本书让我如坠冰窟。我想，我给自己找了多大的麻烦啊！
我们最终搞定了场地：圣贝纳迪诺的郡立公园。那是一个贫困地区，郡立公园需要钱，我们正好也提供了财源。这地方非常不错，有一整片空旷的场地，足够许多大卡车和物资运抵这里来建造一个圆形露天剧场。几年后，我与专业的演唱会策划人士比尔·格雷汉姆（BillGraham）和安·盖蒂（Ann Getty）一同建造了海岸线露天剧场，我投入了全部700万美元总造价中的300万。
我们做到了，真的做到了！尽管我亏了不少钱，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大家玩得开心。从食品摊到洗手间，所有设施都运转顺利，一点儿问题都没出。那年夏天，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我们安排了专人负责全天开动洒水装置，以保持凉爽。
我喜欢成为第一，并且一向如此，因此我对这一做法强烈支持，这就是我们的决定。我们与远在苏联的乐队互相发送了各自的现场演出，美国这边收到的信号显示在钻石视觉大屏幕上。所有这一切得益于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尽管美国因抵制未参赛，NBC电视台却将大量卫星设备留在了苏联。当时，那些设备还扔在莫斯科的仓库里。
苏联的技术专家朋友把这些设备从箱子里找出来，在美国音乐节举办期间，设置了一个卫星连线。没有人敢对成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要知道，那时候拨通一个到苏联的电话，有时需要两周的时间呢。我们不得不找GTE（通用电话电子公司）的总裁批准了一个在活动当天使用的固定电话，使两个国家的人实现通话，以保证一切顺利。
甚至在活动当天，我们都不确信这些设备能否正常工作，直到它们发射的信号显示在我们的屏幕上。这一切真的成功了。
因为美国音乐节上的太空连线和这次音乐会，我在苏联开始声名鹊起。但你知道吗，美国媒体对此毫不关心。他们没有任何报道。
1990年，我资助了240名普通苏联人（如教师等）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参观访问。他们在美国期间，就住在扶轮社国际俱乐部（Rotary Club）的成员家中。
我主导了三次与苏联的太空连线。有一次（大概是在1989年），ABC电视台在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中报道了所谓的“第一次”太空连线。事实上，这次连线的钱还是我出的，但ABC对我只字未提，只是大肆宣传他们是“历史上首次”。事实上，他们的连线已经是美苏两国间的第四次连线了。
我至今依然记得和朋友丹·索克尔骑着踏板摩托车在演唱会上四处闲逛，被人们的欢笑所感染的情景。
康迪和我讨论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为了防止意见分歧，我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案：如果是男孩，就由我来取名；如果是女孩，就由她来取名。康迪同意了。所以当孩子出生时，我给他取名为杰西。这是我早就想好的名字。一开始我想叫他杰西·詹姆斯，后来改为了杰西·约翰。
但是杰西这个名字与沃兹尼亚克这个姓氏连起来总有几分搞笑。所以我决定，叫他杰西·约翰·克拉克。当他出生时，我大声地喊道：“是个男孩！”哦，不是，我看到的只是脐带而已。之后才看清，他的确是个男孩，我大声宣布：“杰西·约翰·克拉克！”
我喜欢第一届美国音乐节，我知道这让很多人快乐。从媒体报道来看，我们吸引了足够多的观众，达到了将近50万人，所以我们满以为能够盈利。但事实是，我们亏损了将近1200万美元，因为售出门票的数量低于来到现场的人数。
我第一次去苏联时带了几个朋友一起去。
嘿，他发觉，这可能是用于窃听的！当他把另外一个喇叭的连线掐断时，音乐终于停止了。丹认为自己找到了苏联人的窃听系统。他们仿佛在监视着他。我听了之后哈哈一笑，丹也太神经质了，简直像个满脑子阴谋诡计的偏执狂。
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俄罗斯女孩玛莎（当时我和康迪已经分居了）。她成为了我的女友，我们的远距离恋情持续了有半年。她是一名翻译。
她说她认识几个克格勃学校的人，所以总是能一眼认出这些人。他们的样貌和站姿都会泄露他们的身份。我仍然不信，以为玛莎在吹牛。我说：“照你的说法，如果我们后退几个展厅，他会一直跟着我们喽？”她十分自信地说：“没错。”
于是我们一起沿着展厅往回走。我们一边聊着，我一边借着欣赏墙上艺术品的时机往旁边看了看。果然，那个人就在那里。他站在展厅的一侧，盯着一面玻璃墙看。
这个赌，我输给了玛莎。
第18章 离开苹果，创建Cloud 9
那时我在AppleII事业部。在AppleIII项目停止后，该部门的工程师就全部并入了AppleII部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我所吸引，围着我转，相当有趣。有很棒的设计师在设计着很棒的产品。比如，我刚到那里的时候，我楼下那一层的工程师正在做Apple IIC型计算机的收尾工作。这是一个小巧精致的AppleII，真的非常小，跟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小电脑没有电池，需要连上插座才能使用。我觉得它是台漂亮的电脑，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它。在我看来，这是苹果最棒的几个产品之一。
乔·恩尼斯（Joe Ennis）正是这个项目工程师团队的一员。乔正是我喜欢的那种人，对自己正在参与制作的产品充满了激情，他对这些产品能用来做什么、能做到多少非常狂热。尽管当时已经是1985年，嬉皮士风潮早已消退，乔仍留着一头颇有嬉皮士范儿的长发。他充满了各种想法，想把AppleII延伸到各个领域，有些甚至比麦金塔部门的工程师所构想的功能设计更为深远。例如，他认为可以把AppleII通过编程改造为一个完整的电话总机。（今天，电话总机其实就是插进电话的电脑主板。）他还设想用数字化的方式储存声音——这太超前了；他甚至设想还能用数字化的方式安排它们转向其他频道。对于未来的计算机，他的想法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我觉得他的头脑和那些想法实在是太棒了。
我只想用一个遥控器搞定这一切，一个主要的键来操控各种事情。我想让它们压缩压缩再压缩，让所有的红外信号从一个遥控器出来，控制每件事情到我想要的状态。
例如，我想看激光影碟，这个遥控器就能打开电视，在电视中选择输入3，然后打开激光影碟机开始播放。
所以对我而言，很明显，必须有个遥控器解决方案。我知道我比大多数人都超前，因为那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家里还没有我这么多的遥控器。许多人会看着我说：“你是什么意思？我只需要两个遥控器，一个录像机的，一个电视机的。”
但我意识到，不久之后人们就会拥有更多的遥控器，那时候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就像现在它们对我已经是一个问题一样。
我开始跟许多人谈这个想法，开始为之激动。因为我知道做到这一点有多么容易。它是个很简单的项目。在你按键的时候，一个微处理器就能够记录你输入的那些代码，然后储存信息，之后再输出同样的代码。
正如你所知，我总想成为某个领域的第一人。我认为，我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事实上，我确实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设计出现在所谓的万能遥控器的人。
我希望我的遥控器上就只有一个按键，通过它发射许多红外线代码，相当于同时按下了许多遥控器上的不同按键。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不想按5个键后才能进入我喜欢的频道——在那个时候，我爱看电影频道。我想用一个键一次搞定所有事情。
我想到这个主意时还在苹果，我开始跟人们说起这个想法，比如乔·恩尼斯这样的人。我喜欢他的思维方式。他总是着眼于科技的非常规应用。我告诉了他我关于遥控器的想法，我们开始整天讨论这个。他真正理解这个想法。
当时我正忙着推出一种新的AppleII机型，名为Apple IIX型机，并将目标定位为当时最好的计算机。可是，我们开始没多久，公司高层就终止了这一项目。
现在回头来看，这或许是一个体面的决定。毕竟，苹果习惯于生产月销量两万台的产品，而不是像Apple IIX型机这样价格昂贵的高端产品。这样的产品可能一个月都卖不出2000台。所以，正如我所说，他们终止了这个项目。另一个AppleII的机型就源自这款Apple IIX型机，它名为Apple IIGS型机。有人戏称GS代表了“史密斯奶奶”（GrannySmith，青苹果的品种之一），但事实上GS代表的是图形（Graphics）和声音（Sound）。这是个伟大的项目，有图形——在计算机而不是电视机上显示24位真彩的图形，有声音——是真的声音而非机器发出的噪音。突然之间，你就可以用计算机做些真正有趣的事情了。针对儿童的游戏和软件，就需要这种级别的产品才能真正吸引到孩子们。
我很高兴看到这样一个项目，能突飞猛进地把AppleII带入它真正需要达到的水平。在我的小组里还存在一些士气方面的问题，因为那时相对于麦金塔小组的工程师（当时麦金塔机器正在研发中），AppleII的工程师们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了。
我也准备好去做些新东西了。
我跟乔和我的助理劳拉·罗巴克（LauraRoebuck）说过这事之后不久，我决定开始行动——开一家做遥控器的公司。他们俩也想做这个。能获得劳拉的相助十分幸运——她刚生完孩子，不想做全职工作，但苹果不提供兼职的职位。
这是个容易实现的点子，我甚至都不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我和乔两个人就够了。（现在的情况当然大不相同。风险投资一上来就会让你雇上20个人！但那时还是1985年2月。）
创立新公司需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择把办公室放在哪儿。我住在圣克鲁斯山的山顶，峰顶的路上有两家餐厅，分别叫“顶峰客栈”和“九云”（Cloud9）。我知道“Cloud9”歇业了，所以我建议就把办公地点设在那里。想想看，那会是多棒的地方啊！
乔·恩尼斯也喜欢“Cloud9”这个名字。帮助我们完成公司注册手续的律师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名字已经有人使用了。我不清楚当时是谁建议使用CL9，可能是我自己在什么牌照上看到的，但我实在记不清了。不论如何，我们最后确定用CL9这个名字，它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们必须用小零件和电容器来做成过滤器，以避免一些用奇怪的方式反射回来的信号。顾问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回路，运行也很稳定。你可以把你的遥控器放进我们的小接收装置，它能清楚地收到信号。它能决定红外信号有多少微秒的时间内是开的，有多少微秒是关的。
它能追踪遥控器发出的信号，并将时间记录下来。
史蒂夫·乔布斯在青蛙设计那儿看到了CL9遥控器的模板。我听说，他狠狠地摔到了墙上，然后把盒子扔了进来，说：“把这个送还给他。”他的口气听上去仿佛苹果公司拥有了青蛙设计一般。青蛙设计的人告诉我，史蒂夫不允许他们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因为苹果“拥有”青蛙设计。根本不是这样，每个人都知道。但是青蛙设计告诉我们，没有苹果的准许，他们为我们作设计会一直惴惴不安。苹果是个得罪不起的大客户，所以青蛙设计不打算为我们做下去了。
我很熟悉6502的升级版，感觉它很不错，里面的架构相当漂亮，用少量晶体管就能完成大量的工作。
AppleII有我亲自编写的开发系统，能快速输入指令并得出测试结果。如果我在微处理器上也用这个呢？所以，我们设计的主板实际上可以通过连接上串行端口后与电脑或其他终端相连。这个遥控器就是台小电脑，我们的设计能让你在终端的屏幕上打出数据来（这台遥控器就像是AppleII的小表弟）。
用什么终端呢？好，我觉得Apple IIC型计算机会是一个好终端。一些程序能让它成为与其他电脑通信的终端。
记得吧？我告诉过你，在AppleII中怎样加入微汇编程序，让我可以输入LDA这类的代码以加载在A区寄存器上，或输入“#35”，即计算机能理解的二进制语言中的00110101。AppleII的这个程序与其他开发工具，对这个遥控器也同样有用。
一天，我接到了一位英国风险投资家的电话。还在几年前，苹果刚刚起步，处于上市的前夕，他给我打过电话，想低价买进一些我手中的股份。我答应了，但是他没有买。
之后他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以同样的价格卖给他一些苹果的股份。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的开价很低。那时候，尽管苹果公司还没有公开上市，但却已经比他的出价高出十倍。他说：“你承诺过要以这个价格卖一些股份给我，对吧？”
我兑现了我的诺言。他的风险投资在伦敦股市上狠狠赚了一笔。
最终，我们运营了CL9长达三年或更长的时间，直到现在还有人说起我们的产品有多棒。我从不后悔我们所做的事。后来，我把公司卖给了别人，但是他们遇到了融资的困难，最终关闭了这家公司。
我想抽身出来，找一个美丽的地方，在旅馆里待一段时间。我计划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一段时间，一个人躲到夏威夷去写代码。
猜猜最后怎么样了？我在那儿住了四周，一行代码也没写。我什么也没做，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喜欢在那儿。当我住在那里时，“挑战者号”航天飞船在升空时爆炸了——那是1986年1月28号——这深深地让我觉得苦恼。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什么都没做。
最初，我觉得这还好。过去，如果我头脑中先想到什么问题，酝酿一段时间后就能以很快的速度写下来，效率很高。我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完成工作，因为我在脑袋里都想清楚了。这次我也有同样的期望，但我却大失所望。
虽然我根本没想到圣何塞的市长汤姆·迈克厄尼（TomMcEnery）1988年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将以我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实际上，正是儿童探索博物馆所在的那条街。沃兹路，这是我一生中最骄傲的事之一，居然有条街道以我的名字命名。更好的是，这个名字看起来并不笨，而是一个漂亮的名字。如果以你命名的街道听起来很笨，那简直是件坏事。
第19章 疯帽子
康迪和我有三个孩子。老大是杰西，生于1982年劳工节周末，正好在美国音乐节的前一夜。莎拉比杰西小两岁。加里则生于1987年，那时我和康迪已经离婚了，所以很是坎坷。
1988年，我结束了CL9的工作，成了全职爸爸。那时，我们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次是个女孩——莎拉。莎拉和康迪关系非常亲密，就像杰西和我一样。
在四年级快结束时，他的计算机技能提高得很快。那年，他有时可以回答上我的问题，比如我一时找不到系统里的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他就会告诉我要看什么菜单。我演示给他看如何使用电子表格来进行计算，这样他就学会了如何用电子表格来完成学校的数学作业。他可以用电子表格设置并完成计算，老师看不到计算公式，只看到答案。当然，我告诉他，必须自己先进行手算，并向我证明他知道如何计算，然后再拿出漂亮的打印结果。
相信我，当时没有其他四年级的小学生能用电子表格完成数学作业并打印出来。
杰西很喜欢这么做。他也很坚持原则，每次都先自己手算一遍，再用电脑上的电子表格来算。他很喜欢所有能用电脑来完成的作业，比如打印报告。
那年，杰西的同学伊莲娜在学校里遇到了点儿麻烦。我是看着伊莲娜出生长大的。她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她的成绩下降了，没及格，情况不太好。我很关心伊莲娜，所以我决定到她家跟她坐下来谈一谈。我会帮她理清思路，看看要交的作业里要写些什么。我们试着把它弄得比较有喜剧效果，这样对她来说会好玩儿一些。我给她看了怎么在电脑上做这个。
在电脑上写作业成了伊莲娜的动力，一些新鲜的事物让她真正乐在其中。她在学校里的成绩开始提高，她的父母把这归功于我。她喜欢所有能在电脑上完成的作业。她在学校里表现得越来越好，总是面带笑容。现在，她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女性，一名优秀的演员和发言人。
所以，我开始琢磨，这对伊莲娜为什么如此有效呢？我能帮助她把成绩从不及格提高到优良，那对其他孩子来说是不是也有帮助？为什么不试试呢？我还是有点儿担心，我能教一群孩子吗？会发生些什么呢？我想教他们学习那些科目，数学、阅读、写作、历史什么的，但是我怎样才能做到呢？我没有任何教学方面的资历。
有些女孩子会因为在跟另一个19岁的伙伴约会而激动不已，在班上尖叫着公布此事。我注意到，另一个“19岁”的孩子也是两分钟才打出一句话来。在上电脑班之前，他们中没人会打字，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学习打字，并且越学越好。
我在十年的教师生涯中学到了不计其数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
第20章 一些原则
我很清楚，当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种种不实的传言难以避免。我甚至对某些传言是怎么产生的心知肚明。我之前提到过的我离开苹果创立遥控器公司CL9时遭遇到的事情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打电话给我，直截了当地问我说我是否因为在苹果公司待得不开心而离开。我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并非因为待得不开心而离开苹果。虽然当时我也提到了在我看来苹果公司的士气有些问题，但我也说得很清楚，我离开的唯一原因是想创立一家新企业，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遥控器，而非因为苹果的任何问题。事实上，我也从未离开苹果。
时至今日，我都是苹果公司的一员。我保留着苹果的员工卡，苹果也会定期付给我工资，虽然工资并不高。我也一直代表苹果出席各类活动和演讲。
言归正传，当你十分年轻、没什么钱，却满怀着用技术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和满脑袋的好点子的时候，我的这些建议能对你有些帮助。
思考与真正的实践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年轻人，当你拥有各种各样的好点子时，如何真正开始改变世界呢？
首先，你需要的是自信，相信自己能行。千万不要动摇。不少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乃至你遇见的所有人——都依赖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大多数人的观点与媒体的观点、他们朋友们的观点毫无二致，而且认为只要自己是正确的，其他任何观点都是错误的。这种非黑即白的方式让他们无法真正理解那些创新的观点，理解那些具有革命性的新产品或产品特征。他们之所以无法理解，要么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创新的东西是什么样，要么是因为他们所谓“好”或者“有用”的认识已经被别人灌输给他们的观点所锚定，而创新并未包含这种认识中所定义的标准。
不要让有这样的想法、这样思考的人们拘束你。请记住，他们只代表了大众的流行观点，而这种流行观点可能是一种有害的偏见。事实上，这是一种有悖于创新精神的偏见。
我们的世界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灰度的。作为一个发明家，你必须要用灰度的眼光来看世界。你必须思想开放，千万不要随大流。事实上，你应该忘记那些所谓的“公认准则”。你应该始终保持绝对客观，忘记你所听到的各种观点和声音，像科学家一样考察事实。当你探索时，不要太早有所偏向，不要太早下结论，否则你就会变得偏激，客观的探索也因为寻找各种证明己方观点的证据而变味。谁想要花时间证明一个错误的观点？沉浸在自我膨胀中毫无意义也毫无价值。你并不需要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找一个借口。
大多数人并不觉得工程师是艺术家，在他们看来，工程师仅仅与他们所制造出的各种仪器相关。但若没有工程师的精心设计，没有那种用最少的元器件来制造出最好的东西的执着态度，我们根本无法享有那些具有智能的优美仪器。这正是工程学的精妙之处。
在我一生中所认识的工程师里，只有不到20位能真正践行工程学这一充满艺术性领域的精妙之处。的确，把自己的工程作品变成艺术很难，但这应该是每个工程师为之奋斗的目标。
最近，电影《与歌同行》（Wall the Line）中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制作人告诉约翰尼·卡什说，唱歌时应该把这首歌当作可以拯救世界的一首歌来用心演绎。
上面这句话也适用于工程学或其他一切职业，力臻完美，用心演绎。
如果你正是真正的工程师和艺术家，我将要给你一条乍听上去很难接受的建议，那就是：独自工作。
当你为一家组织严格的大公司工作时，把聪明的想法变成创新性产品或创新性产品功能的空间就大大减少。不幸的是，钱在现代社会就像上帝一样至高无上，为你的劳动支付报酬的是商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订立各种合同，决定谁拥有什么，而你又能做什么。
你可能没有什么商业经验、实际知识或那些世故聪明，保护你的工作或处理协作方面的鸡毛蒜皮将成为难事。我是说，那些提供资金、工具和环境的人，常常争抢发明的功劳。如果你是位年轻的发明家，想要改变世界，大公司的环境并不适合你。
如果你独自工作，不基于任何委员会或团队，你将最有可能设计出革新性的产品与功能。这意味着你可能必须像我以前那样做，用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资源，在业余时间完成自己的项目。朋友们，最后你们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这是你真心想做的发明，你的劳动就都很值得。如果你想创造能改变世界的发明，而不是在合作的环境里为别人的发明埋头工作，你就得为你自己的项目工作。
当你作为自己的老板，决定自己要创造什么、如何去创造、如何协调功能与质量时，它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就像你深爱着的孩子，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抚养他成长。你有巨大的动力创造可能的最好发明——你以一种热情关心着它们，一种其他人命令你创造什么发明时不可能有的热情。
如果你不喜欢独自做事，不喜欢利用自己的资金、资源和业余时间的话，那么，你千万不要选择这条路。
怀疑自己很容易，尤其是当你和别人一起工作起争执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事的方式是正确的。有时你无法证明自己是对是错，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但是，只要你相信你自己有客观推断的能力，你就掌握了快乐与自信的关键。快乐的另一个关键是，意识到自己不必执意去反对别人而让气氛紧张。你不必为动员和说服别人而感到有压力。所以，不要烦恼，你只须坚信你自己的设计、你自己的直觉、你自己对这个发明的理解即可。
如果你能预测未来，发明将容易得多。但即使你和我们当初在苹果公司一样，做的都是引领计算机发展走向的产品，预测未来依然很难。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我还在苹果公司，我一直试着向前看，看事物向什么方向发展。看到一两年后的趋势很容易，因为设计这些产品的人跟其他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一两年之后的事物就很难看清了。我唯一能依靠的是电子行业著名的摩尔定律（得名于英特尔的创立者之一戈登·摩尔）——每18个月，计算机芯片里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
这意味着电脑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当时很难想象谁能从这一趋势中真正获益。我们没有预料到高速调制解调器，没有预想到电脑可内置大容量的硬盘，没有预想到互联网会在阿帕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为大众所用，也没有想到数码相机的横空出世。这些我们通通没有预料到，我们至多能看到眼前未来一两年的事物发展趋势。
但是有一个例外：大约1980年，史蒂夫和我们一帮苹果公司的人到施乐公司的帕洛奥图研究中心（PARC）去了一趟。
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视频显示器——电脑显示屏——正在展示一些全新的东西。他们展示了第一个图形用户界面（GUI），允许你用图标和菜单来操作程序。
相对而言，之前的所有计算机操作都基于文字。这对于不记得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听起来有点儿奇怪。但那时计算机就是这么工作的。用户必须准确输入命令——长长的、复杂的命令——来操作计算机。
但是，实验型的施乐计算机却用了窗口这样的技术。他们用了一个看起来很逗的设备——现在我们叫它“鼠标”——点击词、小图片或图标来操作电脑。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设备时就意识到它正代表着未来。在我心中，毫无疑问，它是一扇通向未来的门，而你一旦跨出了这一步，就再也走不回来了。对使用电脑的用户而言，那是一个如此大的提高。GUI意味着你不必像以前那样劳心劳力地去记忆、去输入长长的代码，却也能让计算机照样完成任务。这也意味着，非技术人员不必坐在那里学习如何输入长命令，就能使用电脑的一些强大功能。它也能让几个不同的程序同时在几个各自独立的窗口里运行。这非常厉害。
几年后，苹果在这个概念基础上设计了丽萨电脑（Lisa），然后是麦金塔。微软则在那几年后在视窗系统（Windows）里发展了这一概念。如今，在我们看到施乐PARC的实验型电脑25年之后，所有的电脑都以这种方式运行。
如此窥见未来的机会并不多见。我不能保证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当你看见时，你就会明白，就是它了。如果你有幸看见了它，抓住机会去跻身其中。相信你的直觉。通常，未来不会如此轻易地让你跨入其中。
这非常有意思。在某种意义上，苹果公司是我生命中的克星，因为我的所有时间都被人们所追逐——好像我的一生中就这么一直被苹果的世界声誉所引导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苹果看起来遇到了麻烦。至少，外界的所有媒体都这么报道。这让我十分震惊。像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事情一样，这种感觉是由大众媒体和人们的心理所制造出来的。人们读到那些文章，读到关于苹果深陷麻烦、勉力独自支撑整个局面的故事，就更怕买苹果的产品。我是说，那时候有许多人涌到使用苹果计算机的公司和学校里，要求他们更换为PC机。他们担心麦金塔机不再生产了。我对苹果遭遇到这些事非常震惊。
在苹果被外界猜测走下坡路时，公司CEO正是吉尔·阿梅里奥（GilAmelio）。他意识到，应该收缩战线和支出，根据我们能卖出多少，开始更准确地计划产量、收缩管理，从而恢复盈利。但还有另一个问题：麦金塔当时运行的操纵系统Mac OS7毛病重重，摇摇欲坠。在整个麦金塔的相关人群里，包括用户、高管、员工等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麦金塔运行的这个操作系统十分脆弱、十分不可靠。所以苹果决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开发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那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东西。我觉得苹果并不需要新的操作系统，当时的那个已经很不错了，黑客和病毒很难攻破它。我在家里运行一个局域网，从来不需要防火墙。我也清楚，其他人的Mac操作系统都不断崩溃。但是，我觉得修补现有的操作系统比重新做一个要好得多。一个晚上，我偶然发现了症结所在。这多亏了我的儿子杰西，他总是尝试不同的思考方式，尝试不用当时的主流产品。他下载了一个互联网浏览器iCab来代替惯常使用的IE。因为他在用，我也试了一下，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浏览器。用iCab代替IE的第一天，我们的麦金塔计算机一直没有崩溃，一次都没有。嗯，很不错。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电脑依然没有崩溃。接下来的两周，电脑一直运行得很好，直到我不得不重启为止。这创下了一个纪录。
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可以防止系统崩溃，那就是停止使用IE，这也是操作系统中唯一需要改变的。那时我意识到，几乎所有麦金塔的用户都在使用IE浏览器。在我看来，这就是导致系统经常崩溃的原因。但苹果公司和其他人都不相信是IE导致了系统崩溃。因为不仅是打开IE窗口时系统才会崩溃，而是只要电脑运行，系统就很有可能崩溃。因此，人们很难发现是IE而不是操作系统本身导致了系统崩溃。
我一发现了这一点，就立即通知了我所能联系到的苹果公司各层人士。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了苹果的高管和员工，却没人理会。好笑的是，有好几个朋友都告诉我，他们的麦金塔系统从不崩溃。我一开始以为，要么他们呵护疼惜自己的电脑，几乎从来不用，每个晚上都关机，要么他们根本就没说实话。但是后来，我问他们用什么浏览器，他们一概回答说他们用的是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另一种浏览器——网景浏览器。的确是这样，用网景浏览器的机器，系统从来不崩溃。
但我无法说服苹果公司相信这一点。这让我非常痛心。我无法说服任何人相信，系统崩溃不是因为Mac操作系统本身的问题。
接着有一天，吉尔·阿梅里奥告诉我，苹果打算买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这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过多的产量和库存，降低成本。他们要买的操作系统是NeXT，来自史蒂夫·乔布斯离开苹果后创办的公司。
吉尔在电话中告诉我：“史蒂夫，我告诉你，我们跟NeXT正在达成一笔4亿美元的交易。”天啊，我惊得目瞪口呆。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一天。这意味着史蒂夫·乔布斯将回来重新执掌苹果，这真是出乎意料。我知道有很多苹果人觉得史蒂夫1985年的离开是对苹果的背弃。（史蒂夫在同董事会的激烈争斗中辞职。他们剥夺了史蒂夫许多职权，于是史蒂夫退出了董事会。硅谷内流传的说法是苹果公司解雇了他。这是不实的传闻，是他自己退出了苹果。这整个事情就显得史蒂夫对公司不忠。）
史蒂夫一开始只是以顾问的身份回到苹果，而这恰恰是苹果需要的。我是说，像苹果这样的公司，非常依赖用户的热爱和忠诚。当苹果的整个成功与生存被质疑时，它就会变得充满激情。这种质疑严重威胁到了苹果公司的生存。但当史蒂夫站出来在台上谈到苹果时，他能重新聚起人们对苹果的忠诚。苹果需要市场领导力和让人们再次为之激情满怀的感召力，这正是史蒂夫·乔布斯能带给苹果的。
这很有趣，因为在人们的评价中，让苹果重获新生的产品，如iPod和iMac，都是在苹果深陷危机时设计出来的。其主要设计师乔纳森·伊夫（JonathanIve）早就开始设计它们。但史蒂夫展示这些新产品的方式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新闻界也守口如瓶，因此当彩色的iMac和数字音乐新产品iPod刚一问世，看起来都是令人惊艳的全新事物。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为iMac着迷，我对它的一体化设计存疑。我不在意它漂亮的颜色，也不认为它看起来有多么好看。这只能说明我不是它适合的顾客。iMac成了学校用户眼中的完美产品——它就是低成本、一体化的麦金塔电脑。
接着iPod面世了。你得知道，对我来说便携式音乐播放设备一直很重要。自从我拥有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时起，我总是随身带着音乐。我总是第一个拥有便携式磁带录放机、第一个拥有便携式CD机的人。我也是我所知道的人中第一个有迷你CD播放器的人。当我去日本的时候，总能看到提前亮相的产品，不管当时是否真的有货。我看到一个小型播放器，能把音乐存放在储存芯片上。关键是，这种设备用RAM在小卡上储存音乐，跟你数码相机储存图片用的卡一样。我会一直购买自己看到的任何先进、好玩的东西。
所以，当iPod推出时，我很激动。它内置有一个小型的磁盘驱动器，因而价格有点儿偏高，但这也是它自己的独到之处。史蒂夫从来在这方面很擅长。他知道如何对待新技术，如何挑出什么是合适的技术、什么是会成功的技术。
作为一个设计师，我总是希望先使用并测试一个产品，再作出评判。我把我买的第一个iPod和我当时最喜欢的Diamond Rio500相比较。DiamondRio上唯一能动的就是电子，这让人感到格外纯粹。但它也需要花费1000美元才能在记忆卡上存放我在飞机上想听的音乐。我也把iPod与我每次旅行都带着的索尼MiniDisc播放器相比较，用MiniDisc记录你自己的音乐很便宜。把这些机器放在一起比，我很难说iPod有多突出。但是在一次飞行中用了iPod之后，我觉得它自然且合乎直觉，感觉很好，所以我明白，我再也不会去用以前那些播放器了。现在我觉得，毫无疑问，iPod改变了世界。这是继索尼推出随身听之后，音乐相关的技术领域发生的第一件大事。iPod甚至比随身听的影响更大。与同时期出来的其他MP3播放器不同，iPod还有自己的软件iTunes。苹果设计的iTunes让所有的东西都以你的电脑为中心。电脑，你最主要的电脑，是所有音乐可以存储的地方，而iPod就像是卫星。这被证明是一种完美的方式。
这恰恰是正确的方式，苹果被认为是发明者。毕竟，苹果的整个历史就是软硬件都生产，并且让两者共同创造出更好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苹果电脑在历史上比兼容机运行性能更好的原因。兼容机指的是由一些厂商生产软件，另一些厂商生产硬件的机器。苹果用iTunes软件与iPod硬件作为组合搭配，两者完美结合，令人叹服。因为苹果可以同时提供软件和硬件，这能让产品日臻完美。
我现在非常自豪。不仅是因为苹果成功翻身了，更因为它是以一种符合我们早期价值观的方式重新崛起。那些价值观包括让产品设计达到卓越，卓越到人们对这个产品爱不释手。这些价值观也是关于情感的，一种愉悦的情感。一如当初我们在没有人想到彩色计算机的时候就决定开发一个有色彩的AppleII那样。现在苹果又重获这些重要的东西，我非常为之骄傲。
如果你像我这么幸运，你将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次革新即将开始，而你正当年少。如同亨利·福特与汽车产业，我与第一台个人电脑一样。
回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学校教书时，有次我暗暗想到，哦，我希望我现在只有12岁，看看我能就当前的发展做些什么。
但是，我意识到我很幸运。我看到了这些重大变化的整个过程。能影响其中一些变化的人为数不多，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我的成就不止在于拥有了很多财富，不止在于我设计的那些产品，也在于我拥有了优秀的设计技术。
我希望你也像我一样幸运。这个世界需要发明家——好的发明家。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你热爱你做的事，愿意付出相应的劳动，你终将有所得。你在夜里独自工作，反复思考你所设计和制造的东西，为之花费的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你的付出是值得的。
沃兹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不但聪明而且包容，幽默。作为工程师对他的生活方式深有同感，非常希望将来能够与他这样的人做朋友。其中他对待财富豁达的观点让我十分震憾，即羡慕他的只由自在，又无法做到像他那样不慕名利。想有他这样的朋友，并不追求他这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