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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呼吸化为空气 |
我虽死去——代译序
记得是两年前，社交网络上一篇英语文章转得很火，标题叫“How Long Have I Got Left”（我还能活多久）。打开读了一遍，篇幅不算短，是这位医生叙述自己在确诊肺癌之后对生命的一些思考。全篇语气很理性平淡，文章的最后，坚持带病工作的医生有些撑不住，对自己说：“我无法前行。”（I can't go on.）当然很快接上了后一句：“我仍将前行。”（I'll go on.）然后带着疲乏的病体，走向手术室，继续自己的追求。彼时的我伤病还未彻底痊愈，敏感易怒，医生如此平静，反倒让我愤愤不平：世间多少人蝇营狗苟，甚至心怀鬼胎，却一生平安，健康自得；而这位医生，优秀高尚，绝症之下还不忘救死扶伤，却被恶疾缠身，生死难料。这世界的公平何在？
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超新约全书》中，上帝的小女儿捣乱，以发送短信的形式，提前把每个人的去世时间昭告天下。结果可想而知。有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人有恃无恐尽情冒险，有的人则完全挣脱枷锁，做回想做的自己。但我想这些行为在保罗看来，大概都并非人生真正的好活法。他借自己的肿瘤医生之口，说出了一句真理：别因为你要死了才去做或者不去做某件事情，而是要找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去做。
与保罗的无限对话
保罗在书中提到，他的许多同侪在医学院毕业后，最终都选择了收入丰厚又相对轻松的科室，选择了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保罗也很清楚，这样的选择理所当然，谁不想要舒适优渥的生活？但对保罗而言，神经外科医生不只是一份为了维持高品质生活而选择的职业而已。对他而言，行医是一种使命。或者该说，无论他选择了什么工作，其实都是使命。如果他照着原先大学时候的计划，成为全职作家或文学教授，那么这也会成为他的使命。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单纯的对金钱和地位的追求而已。在生命的终点线前，回看人对虚名浮华的追逐，会发现这些都只是捕风捉影而已。
Then fancies fly away（一切虚妄过眼）
He'll fear not what men say（他不会在意他人所言）
He'll labour night and day（他会昼夜不停劳作）
To be a pilgrim（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
英文版序言
做好准备，找个地方坐下，见证勇气的模样。看一看需要多么勇敢，才能如此剖析和袒露自己。但最重要的是，你会见证虽死犹生的奇迹，死去之后，仍然能用你的文字对他人的生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今世界，信息爆炸，我们常常淹没在屏幕中，眼睛牢牢盯着手上那块嗡嗡响的长方形发光体，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着那些碎片化的东西。现在，请你停一停，与我英年早逝的同事进行一次心灵的对话。他虽死去，却永远年轻，永远存在于回忆之中。倾听保罗吧。在他字里行间的沉默中，倾听你自己的回应。他要传递的信息就在书中。我已然明了。我希望你也一样去感受。这是一份礼物。我已经无须在保罗和你之间传话了。
你在死亡中探究生命的意义，
你见证生前的呼吸化作死后的空气。
新人尚不可知，故旧早已逝去：
躯体有尽时，灵魂无绝期。
读者啊，趁生之欢愉，快与时间同行，
共赴永恒生命！
——福尔克·格莱维尔（布鲁克伯爵）《卡伊利卡》
序幕
韦伯斯特被死神紧紧抓住，
他看见头皮下的头盖骨；
地底下的无胸生物
没有嘴唇，龇牙一笑，向后退去。
——T.S.艾略特《不朽的私语》
我们给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请他收治我。他是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我拿到了所有病人都必须戴的塑料手环，穿上熟悉的浅蓝色病号服，走过那些我都叫得出名字的护士，住进了一间病房——多年来，我在这里见过成百上千个病人。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坐在病人身边，解释我最终的诊断和复杂的手术；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祝贺病人痊愈，见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幸福；正是在这间病房里，我宣布病人死亡。我曾在椅子上坐过，我曾在水槽里洗过手，我曾在通知板上写下过潦草的说明，我曾把日历翻到新的一页。甚至，在完全筋疲力尽时，我还曾经渴望过，可以躺在这床上好好睡一觉。
现在，我就躺在这床上，很清醒。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护士在门口探进头来。
“医生马上就到。”
于是乎，我想象中的未来，就要实现的未来，那么多年奋斗即将迎来的人生巅峰，都随着这句话消失了。
第一部 当我身强体健时
不久就要毕业了，我却有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似乎有很多东西还没解决，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申请了斯坦福的英语文学硕士，被录取了。我已经把语言视作一种几乎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让我们那一厘米厚头盖骨下隐藏的大脑沟通共享。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一个单词才有意义。而生命是否有意义，某种程度上要看我们建立的关系的深度。就是人类的关联性加强了生命的意义。不过，不知怎么地，这个过程存在于大脑和身体里，也受生理原因的驱使，可能被打破，可能会失败。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语言”，比如激情、饥饿与爱，一定通过某种方式，与神经元、消化道和心脏的跳动产生联系，不管这联系多么错综复杂。
在斯坦福，我很幸运地师从理查德·罗蒂，他大概是同时代在世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看清构建语汇系统的所有原则，并掌握一系列工具，能从特定的方法和角度去理解人类的生命。伟大的文学作品能提供属于它本身的工具，吸引和催促读者去运用它们的语汇系统。我的论文研究的是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一个世纪前，这位诗人也和我一样，被同样的问题缠绕困扰，上下求索，努力去理解和描述他所说的“生理与精神共存之人”。
论文收尾，我只得出一个结论：和我们一样，惠特曼也没能建立一个连贯完整的“生理与精神共存”的语汇系统。不过，至少他失败的各种方式都很有启发性。我也越来越确定，自己已经不想继续文学研究了，因为我猛然意识到，文学研究主要关注的很多东西，都太政治化，而且反科学。我的一位论文导师说，我想在文学界为自己找到一个圈子是很难的，因为，大多数英语文学博士对科学的反应，“就像猿猴看到火，特别恐惧”。我有点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了。我的论文《惠特曼和人格的医疗化》收获了好评，但太“异端”了，精神病学与神经学历史的内容和文学批评所占比例一样多。这篇文章在英语系显得格格不入，我也是。
当然，活着的时候，这些病人是自愿免费捐献遗体的——我们面对这些尸体，用词也很快变成这种现实的反映。教授告诉我们，不要再“尸体尸体”地叫，最好说“捐献者”。当然，如今的解剖课堂比过去那些黑暗的年代进步很多了。（首先，现在的学生不用像十九世纪那样，自己带尸体来。医学院也不再支持去挖人家的坟找尸体。不过挖坟的行为本身，相比直接谋杀已经是巨大进步了。后者曾经特别流行，甚至有个词应运而生，“burke”，《牛津英语词典》上的解释是：“用勒颈或使人窒息的方式秘密杀人，或为了将受害者尸体卖为解剖之用而秘密杀人。”）然而，知道个中细节最多的人，也就是医生们，几乎很少捐献自己的遗体。那捐献者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一位解剖学教授对我说：“如果血淋淋的过程细节会让病人不同意手术，那你一个字都不能说。”
刚开始不久，我在我的捐赠者横膈膜上划了长长的一刀，就为了快点找到脾动脉，搞得在场的学监既生气又惊骇。不是因为我破坏了重要的组织结构，没搞清楚基本的概念，或者搞砸了未来的解剖，而是因为我做这一切时如此漫不经心。他脸上那种表情，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忧伤，比任何讲座都更深刻地让我理解到医学的真谛。我解释说，是一个解剖学教授让我这么做的，学监的悲伤变成狂怒，一些教授突然涨红了脸，被学监拖到走廊上去了。
其他时候，这种割舍不下的联系要简单很多。一次，教授给我们展示捐献者罹患胰腺癌之后留下的满目疮痍，问：“这人多大年纪？”
“七十四。”我们回答。
“我也是。”他说着，放下激光笔，走开了。
有一天，她在我公寓的沙发上，研究着心电图的那些波动起伏，经过冥思苦想后，她正确地指出了其中致命的心律不齐的状况。然后她忽然明白过来了，并在一瞬间流下了眼泪：从这张不知从何而来的“练习用”心电图可以看出，这位病人已经不在人世了。纸上这些弯弯曲曲的线条，不只是简单的线条，而是从心颤再到心跳停止的全过程，这些会让看懂的人心痛落泪。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斯坦福研究文学，在剑桥探索医学史，想要对死亡的特性有更好的了解，结果却更觉疏离，始终懵懵懂懂，不得其道。而纽兰德的描述，才让我“绝知此事要躬行”。我转而学医，就是想去探寻死亡的双重神秘。死亡既带着浓烈的个人色彩，同时又丝毫不带个人色彩。这种截然相反的特性，无论从死亡的体验，还是从其生理表现上，都表现得很充分。
我记得，纽兰德在《我们如何死去》的开头，写了一个年轻的医学生，独自待在手术室，面对一个心跳停止的病人。绝望之下，他为病人开胸，试图人工恢复他的心跳，那可真的是要起死回生。病人最终撒手人寰，最后纽兰德的导师找到了他，发现他浑身是血，垂头丧气。
我进医学院的时候，情况已然不同。上述的场景完全不可想象。我们这些医学生根本连碰都不准碰病人，更别说给他们开胸了。不过，没有改变的，是在鲜血和沮丧之间极富英雄主义精神的责任感。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形象。
我站在主治医生旁边，看他用手术刀划开那女人的肚子，在她的肚脐下面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长切口，就在她那隆起的子宫顶端的下面。我努力跟上每一个步骤，迅速在脑子里搜索课本上的解剖示意图。手术刀所到之处，皮开肉绽。医生满怀信心地切开韧性很足、包裹着肌肉的白色腹直肌筋膜，接着用双手掰开筋膜和下面的肌肉，甜瓜一样的子宫开始出现在视野里。他把子宫也割开，一张小小的脸蛋出现了，接着又被淹没在血泊中。医生伸手进去，拉出一个，又拉出另一个。两个婴儿浑身发紫，几乎一动不动，双目紧闭，像过早掉出窝的小鸟。他们的皮肤是半透明的，能看到下面的骨头，似乎不是两个真正的孩子，更像谁信笔画的素描。他们太小了，比医生的手大不了多少，抱都抱不住，立刻被交给在一边待命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医生，迅速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曾经有个脾气特别暴的兽医病人，拒绝众多医生、护士和理疗师的劝告，结果，他背上的伤口破裂了，正如我们警告的那样。我当时在手术室，被叫了出去，帮他缝好裂开的伤口。他痛得嗷嗷大叫，我心想：他活该。
没人是活该的。
我知道，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35和理查德·塞泽尔 36曾经承认他们干过比我更坏的事情，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安慰。我发誓要做得更好。满目的人间悲剧与痛苦失败，我真怕自己已经看不见人类关系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属之间的关系，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专业技术出色是不够的。人人终有一死，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个病人脑出血，救不了了，送到医院来，神经外科医生与家人的第一次谈话，可能将永久决定他们对这场死亡的感觉，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许他该走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遗憾（“那些医生根本不听我们说！他们都没努力去救他！”）。要是手术刀没有用武之地，外科医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语。
灾难的起源如同星球开始解体，当病人听到神经外科医生的诊断时，他们的眼神，就像解体的碎片 —— 这个比喻最最恰切不过。有时候，消息太惊人了，脑子几乎会“短路”。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心因性”综合征。有些人听到坏消息后会昏过去，这种综合征就是更为严重的情况。我母亲的父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印度农村顶住重重压力，保障了女儿的教育。而我母亲只身一人在外面上大学的时候，听到坏消息，自己的好爸爸在长期住院之后最终去世，她当时就发作了心因性癫痫，一直持续到她回家参加葬礼。我的一个病人，刚被诊断出脑癌时，突然就倒地昏迷了。我做了一系列的化验、扫描、脑电图寻找原因，但没有结果。决定性的测试反而是最简单的：我把病人的手臂举起来，高过他的脸，然后松开。心因性昏迷的病人还有残存的决断力，会避免打到自己。治疗手段包括不断跟他说话，安慰他，直到他感受到你的言语，醒过来。
住院生涯第三年的一天傍晚，我遇到杰夫，血管外科的那个朋友，也和我一样，工作起来充满热情，要求很高，很专业。我们都注意到对方意志消沉并坦诚地指了出来。“你先说吧。”他说。我讲起一个孩子的死亡。因为鞋子颜色不对，被人当头一枪，但他就差一点点就能活下来了……最近遇到太多手术都无能为力的致命脑瘤，我简直把这个孩子活下去的希望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结果他没活下来。杰夫欲言又止，我等着他的倾诉。结果他大笑起来，朝我胳膊打了一拳，说：“嗯，我反正是学会了：要是对我自己的工作感到沮丧，就找个神经外科的聊聊，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了。”
从你第一次缝合伤口开始，要是花太多时间去死磕精确，助理们就会在一边讽刺：“哎哟喂，我们遇到个整形外科的！”或者：“你的策略我明白：等你把伤口的前一半缝完，后一半自己就愈合了！事半功倍 —— 实在是高！”
手术室里的时间很有趣，不管你是发疯般向前冲，还是稳扎稳打不紧不慢，都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海德格尔曾说过：无聊，就是感受到时间的流逝。那么，手术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全神贯注的工作让时钟的指针失去了意义，随便怎么走都行。两个小时也可能就像短短的一分钟。等最后一针缝完，给伤口上了药，正常的时间突然又开始了。你耳边几乎会听到飞快的“嗖嗖”声。然后你就开始想：病人什么时候醒过来？下个病人什么时候推进来？我今晚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在圣地亚哥参加一个会议，电话响了，是和我同期的住院医生维多利亚。
“保罗？”
出事了。我胃里一阵抽搐。
“怎么了？”我说。
沉默。
“小维？”
“杰夫，他自杀了。”
“什么？”
杰夫在中西部医院的外科训练快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俩都忙得跟苦力似的……一直没联系。我努力回想我俩上一次聊天，但想不起来了。“他，嗯——应该是遇到很棘手的并发症，他的病人死了。昨晚他爬到医院楼顶，跳楼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我绝望地想，要是那天晚上我能陪着他走出医院的门就好了。我多么希望我俩能像以前一样，彼此同情，互相安慰。我多么希望，我曾跟杰夫谈过我一路走来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我们选择的这种生活的理解，只要能再听听他睿智而机巧的忠告。死神不会放过我们任何人。我们和病人，活着，呼吸着，作为正在新陈代谢的生命体，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是被动的——这是你和你身边的人需要接受的现实。但杰夫和我，多年勤学苦练，积极地与死神纠缠扭打，像雅各布和天使搏斗 45；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直面和拷问生命的意义。我们背负着无形的枷锁，肩负着生死攸关的责任。也许病人鲜活的生命就握在我们手中，但死神总是最后的胜者。就算你是完美的，这个世界却不是。秘诀在于，支撑我们继续下去的秘诀在于，明白打从发牌的那刻起，你已必输无疑，你会手滑，你会判断失误，但即便如此也要拼尽全力为病人奋战到底。你永远无法到达完美的境地，但通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和追求，你能看见那无限接近完美的渐进曲线。
第二部 至死方休
如果我编书，就要汇编一部人类死亡记录，同时附上以下注解：
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人生活。
——《探究哲理即是学习死亡》，米歇尔·德·蒙田
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卧床不起。癌症在进一步恶化，我明显更虚弱了。我的身体，与其本身自带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床休息或者下床上厕所已经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皮质下运动程序，需要费大力气，还要事前做好计划准备。理疗师们列了一张单子，要准备些东西，好让我出院回家也住得舒服：一根手杖、特制的马桶座圈、休息的时候垫在腿部的泡沫板；还开了一堆新的止痛药。我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医院的时候，心里真是想不通，仅仅六天前，我还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将近三十六个小时，难道一周的时间，就变得这么虚弱了？是啊，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不过，那三十六个小时，我也是用了些小办法，同时在有别的医生合作的情况下才挺过来的，而且，即便如此，手术过程中我也感到身体剧烈疼痛。现在，CT片和检测结果都显示了，不仅是癌症，而且是扩散到全身的癌症，病入膏肓，死之将至。难道因为自己的恐惧被证实了，我就不再坚持一个医疗工作者对工作、对病人、对神经外科、对完美的职责和追求，不再硬撑了吗？我心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样一来就有个悖论：我就像个正接近终点线，却轰然倒地的长跑运动员。照顾病患的责任再也驱动不了我前进，因为我自己已经成了个病人。
我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后，同样地，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对死亡的感觉变得更尖锐和强烈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层面可以解决的了。死亡临近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绕道而活。
我又开始和好些相关的医疗人士定期见面，和肿瘤专家的约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这还不够，露西坚持带我去见一个专门针对癌症病人的夫妻关系专家。专家的诊室没有窗户，露西和我坐在并排的扶手椅中，详细讨论了我的病会对两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造成何种影响，还有未来将面对的已知与未知的痛苦，对生活做出计划的困难，以及彼此陪伴的必要。说实在的，癌症，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们的婚姻。
“嗯，在这件事情上，你俩比我见过的任何夫妻处理得都要好。”第一次约诊结束后，专家说，“我还真没什么建议可以给你们的。”
走出诊室的时候，我大笑起来，至少我又在什么事情上杰出了一把。这么多年帮助那些绝症患者，还是有收获的！我转身看着露西，本以为她也在微笑，但她却不停摇着头。
“你没听明白吗？”她握住我的双手，“如果我们就是做得最好的，那说明没有好转的余地了。”
如果死亡的沉重感不会减轻一分一毫，那么至少，能不能变得更习以为常一些？
被诊断出绝症之后，我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答案是：为什么不是我？）我很了解相关的医疗服务、并发症和治疗方法。我很快从肿瘤专家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肺癌第四期，在今天的医疗界，算是有变数的绝症，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艾滋病：死亡率依然很高，但也有很多相关方面的专家纷纷涌现，出现了长期存活下去的病例。
借助医疗和科研方面所受的训练，我得以分析各种数据。而根据数据来分析我的预后，显然是不够的，这种局限我也能接受。然而，这并不能帮我做好一个病人。那些训练无法给露西和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要不要往前一步，生个孩子；也无法告诉我们，当我的生命正在消逝时，去培养一个新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在不能保证充足时间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去为我的事业抗争，重新去实现我多年来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壮志。和我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一活。我需要艾玛的帮助。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我一直觉得，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生命旅程畅通无阻。根本没想到，我自己的死亡之旅，是如此混乱，如此没有方向。我回想更年轻的自己，胸怀大志，要将“人类尚未产生的道德良知锻造进自己的灵魂”；现在，我审视自己的灵魂，才发现锻造的工具太脆弱，锻造的火焰太微弱，就连锻造自己那点小小的良知都有限。
在这段难熬的时光，是文学让我重获新生。关于未来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令人死气沉沉；不管我走到哪里，死亡的阴影都会模糊任何行动的意义。我还记得那豁然开朗的一刻，压倒一切的不安终于消散，似乎不可逾越的惶恐之海里终于显现出前进之路。当时的我在疼痛中醒来，又要面对毫无意义的一天，除了吃早餐，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无法前行，我心想，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附和，完成了这句来自塞缪尔 · 贝克特的话。这句话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我仍将前行。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我突然惊觉，自己已经经历了悲痛的五个阶段，就是老生常谈的“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但我完全是反着来的。刚诊断出来的时候，我对死亡已经做足了准备。我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完全接受现实，有种万事俱备的笃定感。接着我开始消沉，因为我毕竟不大可能很快就死去。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也令人困惑迷茫，甚至很奇怪地令我萎靡不振。抗癌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各项相关数据，说明我也许可以再活十二个月，或者一百二十个月。本来，这种大病是应该让你完全看清自己和生命的。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东西仍然一样，但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约见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要是我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还剩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许会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诉我，还剩三个月，那我就全部用来陪家人；还剩一年，我可能会写一本书；还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伤。“活在当下”这种真理对我根本没有帮助：我这当下到底该怎么活啊？
接着，在某个时刻，我又开始讨价还价，嗯，其实也不算讨价还价吧。我心里默默地说：“上帝啊，我读了《约伯记》55，不能完全理解。但如果这是测试我信仰的方式，那你应该已经看到我的信仰很弱。可能你在熏牛肉三明治上留点那种辣芥末也能测试我的信仰呢？真的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地给我来个‘核爆炸’吧，真的……”讨价还价之后，怒气就一阵阵涌上心头：“我这小半辈子都在努力奋斗，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居然得了癌症？”
现在，可能我终于来到“否认”这个阶段了。也许是完全的否认。也许在缺乏任何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设自己能活很久。可能这是前进的唯一办法。
当晚晚饭后，主管开车送我回酒店。他在路边停了车。“我给你看个东西。”他说。我们下了车，站在医院门口，面前是冰封的湖水，对岸是科系办公室星星点点的灯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开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梦幻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这只是梦幻而已。我们不可能搬来威斯康星。万一我这两年癌症严重复发呢？露西得孤孤单单在这里，远离朋友和家人，仅凭一己之力照顾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我近乎暴怒地抵挡着想接受这份工作的欲望，也意识到，癌症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生的规划打算。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全力以赴，想让生活恢复到癌症之前的轨迹，否认癌症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任何影响。然而，现在的我，不管多么希望感觉到胜利的喜悦，还是感到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钳子，紧紧夹住我，阻止我前进。癌症的诅咒是奇怪而紧张的存在，也是对我的极大挑战，对于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无视，也不能任其摆布。就算现在死神蛰伏起来，他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我。
我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祷告和阅读《圣经》是每晚的仪式。尽管如此，我和大多数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样，相信现实的物质概念，拥有终极的科学世界观，遇事会力求用完整的形而上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不去考虑那些陈旧的概念，什么灵魂啊，上帝啊，穿着长袍、留着大胡子的白人男子之类的。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努力去建立这样一种认知框架。然而，最终问题还是显现出来：把科学作为形而上的最终裁决标准，不仅否定了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同时否定了爱、恨与意义；这种思想中的世界，本来就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差地别。当然，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也要信仰上帝。准确地说，如果你认为上帝在科学中无立足之地，那么你就几乎一定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科学中也无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无意义。换句话说，那些关于存在主义的言论没有任何分量，一切认知都是科学认知。
然而，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悖论。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法涉及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科学的基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这是很强的后盾，让科学有能力去建立并阐释各种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主张，但也让科学知识无法解释人类生命中存在主义的本能特性。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荣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这些核心的情感与科学理论之间，总是存在一道鸿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能够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体验。形而上学仍然停留在提供启示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宽泛（毕竟，奥卡姆的核心观点是这个，而不是无神论）。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神论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无神论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 59的著作《权力与荣耀》里的中尉，他的无神论，来自于“上帝不在”的天启。唯一名副其实的无神论，必须建立在创造世界的愿景之上。很多无神论者都喜欢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 60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其实在掩饰无神论的一个富有天启色彩的特征：
古老的圣言已经灰飞烟灭，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这冷酷无情的广阔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自己在这宇宙的诞生，也是偶然的。
而我最终回归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牺牲、救赎、宽恕。因为吸引力实在太大，令人叹服。《圣经》里，正义和仁慈，在《新约》和《旧约》之间都存在一种拉锯。《新约》说，从善没有尽头：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标，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相信，耶稣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无论何时，仁慈都重于正义。
不仅如此，也许原罪传递的主要信息也不是“应该时时刻刻抱有愧疚之心”。也许这样解释反而更为恰切：“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善的概念，但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得到。”大概这才是《新约》想要传递的信息。就算你心中对“善”的认识和《圣经·利未记》中一样严苛全面，你也不可能像那样生活。真的不可能，疯子才会那样。
当然，关于上帝，我无法提出任何明确的观点，但人类生命的基本现实，本来就是极度反对盲目决定论的。另外，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认为天启论在认知领域拥有任何权威。我们都是讲求理性的人，天启论不足以解释所有疑惑。就算上帝真的与我们对话，我们也会认为那是幻觉。
那么，我会想，有追求的形而上学者，应该做什么呢？
放弃吗？
几乎就要放弃了。
朝着终极真理挣扎向前，但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有可能找到正确答案，但证实这个答案，是绝对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最终能看到的，都只不过是生命的局部。医生看到一个方面，病人看到另一个方面，工程师、经济学家、潜水采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线电视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师……看到的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人能完全包揽人类所有的认知。认知产生于我们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终极真理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其存在之处，播种者与收割者可以一同欣喜狂欢，正如礼拜天的《圣经》布道的最后。因为，终极真理之中，有句话说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我派你去收获你并未付出努力的东西；辛苦劳作都是别人的，你分享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时间对于如今的我，就像一把“双刃剑”：每天，我都从上次复发中恢复一些，但又距离下次复发更近一些，当然，也离死亡更近一些。也许那一天比我估计的要晚，但肯定比我希望的早。我想，意识到这一点，大概会做出两种反应。最明显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行动的冲动，“最充分地享受生活”，去旅行，去大快朵颐，去把握那些曾经忽略的梦想。然而，癌症的一个残酷之处，就是这种病不仅限制了你的时间，还限制了你的精力，极大地减少了你一天里能做的事情，就像一只疲惫的兔子在赛跑。不过，即便我有这个精力，我也更希望像一只乌龟，深思熟虑，稳步踏实地向前。有些时候，我只是单纯地在坚持而已。
如果一个人高速行动时，时间会膨胀，那要是几乎一动不动，时间会收缩吗？一定会的吧：现在，每一天似乎都缩短了很多。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金钱、地位，这一切的虚荣浮华，都像《传道书》 69里对其毫无兴趣的传道者所说的：不过是捕风而已。
然而，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卡迪。但愿我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我们给她的昵称。这个小婴儿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别微小的可能，很快将成为过去。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也许，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
我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后记
一家人都聚集在一起。保罗做了决定后，我们抓紧珍贵的分分秒秒，表达了我们的爱与尊重。保罗的眼中泪光闪烁。他感谢了父母，并且让我们保证，他写的东西能以某种形式出版。他最后一次对我说“我爱你”。主治医生走进来，用尽量坚强的语气对他说：“保罗，你去世以后，你的家人会伤心崩溃，但他们一定会振作起来，因为你给他们树立了勇敢的榜样。”吉旺凝视着保罗，苏曼说：“安心地去吧，我的弟弟。”我强忍着心碎，最后一次和他同床共枕。
我想起那些年我俩一起相拥过的床。八年前，还是医学生的我们也是这样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旁边是我生命垂危的祖父。他在家里，病入膏肓。我们没有过完蜜月就回来分担照顾他的重担。每过几个小时就起床喂他吃药。我看着保罗俯下身子，凑近去听祖父小声提出的要求，对他的爱又加深了几分。然而那时的我们又怎能想象眼前的场景，竟然在如此近的将来，我们就一起躺在保罗自己临终的床上。
二十二个月以前，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另一层楼的一张病床上相拥而泣过，当时保罗刚刚被确诊癌症。八个月以前，也是在这家医院，我们一起躺在我的病床上。卡迪出生了。我和保罗都在睡觉，互相枕着对方的手臂，那是卡迪出生后我的第一个长长的好觉。我想起家中那张空空如也的舒服的床，想起十二年前在纽黑文与保罗坠入爱河。那时我特别惊讶，两个人的身体四肢竟然如此契合，从那时起，我们都是互相拥抱时睡得最好。我用自己拥有的一切祈祷，愿他此刻也感受到和我一样的舒适与安心。
一个小时后，面罩摘了，监视器也撤了，吗啡流进保罗的静脉输液管。他的呼吸很稳，但也很浅，看上去挺舒服的样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问他，要不要多打点吗啡。他点点头，闭上双眼。保罗的妈妈就坐在旁边，爸爸的手放在他头顶。最后，他陷入了昏迷。
九个多小时，保罗的父母、兄弟、弟妹、女儿和我，我们这些家人全都围坐在身边，看顾着不省人事的他。他的昏迷愈发加深，偶尔呼吸一两下，眼睑紧闭，脸上是如释重负的表情。他长长的手指温柔地盖在我手上，保罗的父母先是把卡迪放在摇篮里，接着又把她安放在病床上，摇摇她，哄哄她，让她甜甜地入睡。病房里弥漫着浓浓的爱，就像多年来一家人团聚的很多节日与周末。我抚摸着保罗的头发，低语着：“你是个勇敢的圣骑士。”“圣骑士”是我对他的昵称。接着我在他耳边安静地唱着一首歌谣，是我俩过去几个月来一起编的，旋律简单，朗朗上口，中心思想就是“谢谢你爱我”。关系很近的表亲和叔叔也来了医院，接着我们的牧师赶到了。一家人分享着特别有爱的趣事和只有彼此才懂的笑话。接着我们相继哭起来，忧心忡忡地端详保罗和彼此的脸。我们沉浸在此时此刻的珍贵与痛苦中，这是与保罗最后的团聚时光。
温暖的夕阳从病房西北向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保罗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安静。卡迪的睡觉时间快到了，她举着胖胖的小拳头揉揉眼睛。一个朋友到医院来把她送回家。我把她的脸颊凑到保罗的脸颊前。父女俩有着一模一样的深色头发，都是这里一簇那里一簇地歪斜着。保罗的面庞平静安详，卡迪有些古怪地做着鬼脸，但也很平静。他所深爱的宝贝完全想不到，这一刻就是永别。我轻轻唱起卡迪的安眠曲，不仅是对女儿，也是对保罗。接着我松手把卡迪交给朋友。
夜幕降临，病房暗下来，一盏低低的壁灯发出温暖的光。保罗的呼吸更为缓慢艰难，没有节奏。他的整个身体都很平静，四肢也放松了。快到九点的时候，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合上双眼。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呼出。这是他最后一次呼吸。
他去世前的几个星期，我们待在家里，躺在床上。我问他：“我像这样把头靠在你胸上，你呼吸没问题吧？”他回答：“只有这样我才知道怎么呼吸。”保罗和我在彼此的生命中都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佑之一。
我给他带去各种各样的鲜花，郁金香、百合、康乃馨……常常在下次去的时候发现花头都被小鹿吃了。这些花儿真是物尽其用，太棒了，保罗对此也应该是乐见的。周围的土地很快被虫儿翻了一遍，自然的进程一刻不停，让我想起保罗过去的所见，也是如今深入我骨髓的记忆：生与死，谁都逃不掉，看不透，但我们有适应和处理的能力；就算无法掌控，也能因为对生与死的探寻，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保罗的遭遇令人悲伤，但他自己，却不是一个悲剧。
保罗去世后两天，我写了一篇名为“致卡迪”的日记：“一个人死去时，大家都会说好话赞颂他。那你要记住，人们现在所说的关于你爸爸的好话，都千真万确。他真的那么好，那么勇敢。”回想他人生的意义，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那首衍生于《朝圣者的行进》的赞美诗：“谁是真正的勇士/请他来到近前……/一切虚妄过眼/他会在意他人所言/他会昼夜不停劳作/成为朝圣者不断向前。”保罗决定正视死亡，不仅体现了他在生命最后时光的精神，更说明了他一直以来的为人。保罗的大半生都在对死亡进行探索和思考，并拷问自己是否能坦然诚实地面对死亡。最后，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我是他的妻子，也是见证人。
保罗·卡拉尼什曾经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也是一名作家。他成长在亚利桑那州的金曼，取得了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人体生物学的学士学位。其后于剑桥大学取得了科学医药历史与哲学的研究硕士学位。还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医学院毕业，并在那里加入了“Alpha OmegaAlpha国家医学荣誉协会”。他回到斯坦福，完成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培训，并进行神经科学的博士后研究项目，其间获得了美国神经外科学会研究领域的最高奖。2015年3月，保罗不幸去世。但他的生命在那个充满爱的大家庭中得以延续，其中包括他的妻子露西和女儿伊丽莎白·阿卡迪亚。
讲了一位杰出的神经外科大夫在患癌症后直面死亡的故事。其中体现出他处世的思想，值得一读。
作者不仅是位医生，更是在从医之前是文学硕士，所以作者的文笔非常不错，这本书读来非常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