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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王朝 |
译者序：一生杠杆戴维斯
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戴维斯王朝》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该书所覆盖的宏大历史画卷。该书记录的戴维斯家族投资历程，经历了2次漫长的牛市、25次调整、2次严酷的熊市、1次大崩盘、7次温和的熊市、9次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人类登月、石油危机、“漂亮五十”的崛起与崩溃；1次总统遇刺、1次总统辞职、1次总统遭到弹劾；34年的利率上升和18年的利率下降……
戴维斯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历经经济的盛衰兴替，股市的牛熊起伏，屹立华尔街50年而不倒，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戴维斯1909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后来与企业家的女儿凯瑟琳结婚，以女方5万美元嫁妆做投资本金，在其85岁离世时创造了9亿美元的财富。历时47年，年化复利回报达23.18%。
家族第二代谢尔比掌管的基金，20年中有16年战胜标普500指数，累计收益37.9倍，年化复利回报19.9%，超越同期标普指数4.7%。
家族第三代克里斯掌管的基金，1995—2013年年化复利回报11.95%，同期标普表现为7.61%。
众所周知，股价（price）＝每股盈利（EPS）×市盈率（PE）。在不同的市场阶段，投资人会给出不同的估值水平（PE）。对于同一个标的，熊市中人们或许只愿意给10倍PE或更低的估值，而在牛市中却愿意给出20倍或更高也无所谓。
所以，如果伴随着公司盈利的提升，恰好又遇见牛市中信心的提振，股价就会出现正向戴维斯双击效应。例如，每股盈利1元、PE为10倍的股票，价格为10元；当公司盈利提升到2元，正好遇见牛市，PE估值提升至20倍，此时的股价会达到40元。即在盈利上升100%的情况下，股价可以上升300%。这就是著名的戴维斯双击理论。
但当遇见公司盈利下滑，同时遭遇熊市时，就会出现极其惨烈的反向作用，可以称为“戴维斯双杀”。老戴维斯正是靠着双击的绝技，以保险股为母矿，积累了巨额财富，投资对象包括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以及很多日本保险公司。他之所以投资金融类股票，根本的原因是“金钱永不过时”。
书中还披露了很少有人留意的一点，在贯穿戴维斯一生的投资生涯中，几乎始终保持一倍的财务杠杆，也就是有100万美元时，持股200万美元；有1000万美元时，持股2000万美元。
使用杠杆投资可以说是双刃剑，一直是个广受争议的话题。2018年7月美国科技股巨头脸书因成长未达预期，股价一天大跌20%，蒸发1200亿美元；过去半年，腾讯市值也跌去1万亿港元（约合四分之一市值）。遇见这样的大跌，杠杆的使用可能导致投资爆仓的致命危险。
在戴维斯的投资生涯中也屡遭这样的打击，例如他担任美国驻瑞士大使期间，遭遇了70年代初的惨烈熊市，财富缩水严重。但尽管如此，整体而言，杠杆的运用对于戴维斯奇迹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序
当年，我在富达麦哲伦基金担任基金经理时，与老戴维斯见过几次面。我们在讨论会上或电话里进行过讨论，还有一两次是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的话题常常围绕保险类和金融类的股票。
尽管通常而言投资起步早好过起步晚，但老戴维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人即便起步晚也能取得投资成功。1947年，当老戴维斯开始他的保险股投资生涯的时候，已经38岁，但他最终依然赚得了九位数的财富。这些精彩故事都收录在这本书中。
我一直主张，每个投资者应该投资于自己熟悉的领域。这个策略常常被人忽视，无论是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我见证了太多人放弃自己熟知的领域，这山望着那山高，蜂拥投身于青葱勃发的互联网投机大军。与此相反，老戴维斯利用在纽约州政府保险司工作岗位上学到的知识，将资金投资在自己所了解的行业里。当他意识到如何解码这些保险公司之后，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人生的大金矿，罗斯柴尔德称之为“母脉”。那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很多保险公司的股价没有反映出它们背后所隐藏的资产。面对这种物超所值的机会，老戴维斯没有袖手旁观、坐而论道，而是即刻开始行动。他辞去政府公职，放弃了稳定的薪水，开始了自己的保险投资生涯。当发现无法说服客户投资保险股票之后，他用自己的钱践行心中认定的规划。伟大的投资要求独立的精神和勇气，人弃我取，众人不屑往往是捡便宜货的大好时机。
在这些选择过程中，我与戴维斯家族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是相同的。我有相当大部分的获利来源于低增长行业的股票，而它们看起来利润乏善可陈，预期回报也低。在各行各业大多数普通公司里，寻找那些能令人眼前一亮的具有竞争力的公司，我常常会发现价格适中的了不起的成长型公司（例如玩具反斗城、拉昆塔汽车旅馆、塔可钟快餐等）。
同样，在保险板块和之后的银行板块，戴维斯父子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了行业的佼佼者。而在同期，他们有意避开的那些高度竞争的高科技公司正命运逆转，光芒耀眼。
今天保险公司已经不再是热门，你不会听到很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说他们的梦想是进入保险业。尽管保险行业对于大多数人不再具有吸引力，但它依然吸引了一些杰出的运营管理者，例如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汉克·格林伯格。自20世纪70年代，AIG逐渐在格林伯格手中锻造成为一台股东的赚钱机器。戴维斯家族持有AIG和其他一些具有优秀领导者的公司股票，并由此获得了巨大收益。
戴维斯拒绝将财富留给下一代，他传给儿子——谢尔比·戴维斯一件世代相传的礼物，就是理解复利以及如何选股的常识。这也是典型的华尔街智慧，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戴维斯决定将“鱼”直接输送给各个大学和基金会，以及他所支持的研究智库，而教育后人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渔夫。
戴维斯家族的第二代——谢尔比在年轻时就成为了一名基金经理，并在1969年接手了纽约风险基金。那时，我还是刚刚加入富达基金的新兵。我们曾经碰面寒暄过，但没有机会长谈。在我的印象中，他风度翩翩，脚踏实地，埋头于工作。但他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热衷于保险类股票，他将戴维斯的选股方法运用扩展到了其他行业。
我们的投资风格依然不同，我持有大量零售业和连锁餐馆的股票，它们的年成长率在15%～20%。但谢尔比回避零售业股，他喜欢那些看起来不那么诱人的稳健型股票，它们的年成长率在10%～15%。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熊市，我们都避开了那些遭到惨重打击的“漂亮五十”股票，而在其他领域寻找机会。有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选中同一家公司，例如一度陷入困境的房利美公司，它的业务是买卖和打包房屋按揭贷款。我们不会仅仅因为股价低廉而买入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我们买入房利美的股票是因为看到了它可以有效处理麻烦的执行力。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储贷危机中，我们都发现了银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一度持有相当多的储贷行业的股票，如有任何将储贷社上市的可能性的话，那它很可能就在我的组合之中。在权威人士大谈特谈花旗银行是否会倒闭的时候，谢尔比却乘低出手了。我们对于金融机构运作原理的熟悉，令我们在该行业悲凉恐慌之时，敢于大举买入。我们清楚我们的目标公司都具备偿付能力，而且其基本面在不断改善之中。
戴维斯于1994年离世，3年后，谢尔比也从活跃的基金管理岗位退休了。戴维斯家族第三代——克里斯和安德鲁——正服务于纽约风险基金和其他戴维斯系列的基金。我相信他们从爷爷和父亲身上得到的投资传承将继续大放异彩，对此我不会有丝毫的意外。他们对于世界的预期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这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发展。
戴维斯家族简史
1906—1909年
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1909年出生于皮奥里亚。旧金山饱受地震与火灾肆虐已达三年之久。华尔街的恐慌情绪令道琼斯指数下跌32%，跌至53点。带着高礼帽的金融家J.P.摩根拯救了美国银行体系。
1928—1930年
戴维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未来的妻子凯瑟琳·沃瑟曼毕业于韦尔斯利（旧译卫斯理）学院。两人攻读的都是国际政治学[1]。他们对于股市都毫无兴趣，没有受到1929年大崩溃的影响。
1930—1931年
未来的投资家（谢尔比·戴维斯）与未来的资助者（凯瑟琳·沃瑟曼）在法国的火车上相遇。两人随后返回纽约，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大萧条开始了，但这对年轻人没有消沉。
1932年
戴维斯和凯瑟琳这对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在纽约按照民间仪式举行了婚礼。股市在底部盘桓，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新婚夫妇乘船去欧洲。戴维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1933年
蜜月结束了，戴维斯在姐夫的投资公司里第一次接触到股票。5年的隐形牛市令一小部分手中有资金并勇敢买入的人大获其利。这段意外的牛市行情在历史上经常被忽略，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录，充满了无家可归者和失业大军。
1937年
戴维斯从姐夫的投资公司辞职，成为一名自由作家。股市的牛市结束了，道琼斯指数从194点跌至98点。戴维斯的儿子谢尔比出生，成为尚未成形的戴维斯投资法的传人。
1938年
戴维斯的女儿戴安娜出生。戴维斯的著作《面向四十年代的美国》准备面世。托马斯·E.杜威（纽约州州长，总统竞选人）读了戴维斯的著作，对其很满意，聘请他作为经济顾问兼演讲撰稿人。
1941—1942年
戴维斯未能抗拒低价诱惑，以33000美元买入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道琼斯指数下滑至92点，回到1906年的水平。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4年
作为戴维斯担任顾问的回报，杜威州长提名他做州保险司副司长。在这里，戴维斯遇到了他一生中的大金矿，即“母脉”：保险行业。战时，股市反弹，道琼斯指数涨至212点。
1947年
38岁的戴维斯辞去州政府公职，拿着从妻子凯瑟琳那里借来的5万美元，开始了他的保险股投资生涯。他的办公室开在华尔街附近。平和的气氛中透着不安，道琼斯指数暴跌至161点，因为人们担心平和的氛围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买债券吧！”但债券市场的表现实在令人大失所望，长达34年的债券熊市开始了。
1952年
戴维斯成为账面上的百万富翁。经历了23年漫长努力之后，道琼斯指数终于超越了1929年的381点。
1957年
戴维斯的儿子谢尔比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进入华尔街，在纽约银行担任股票分析师。股市奔腾，道琼斯指数直逼1000点。
1961年
对于38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安排，戴维斯与女儿戴安娜意见不合。这件家庭纠纷连续数日成为纽约大报小报的头版新闻。
1962年
戴维斯飞往日本，访问多家保险公司并进行投资，这是他一生中收获最丰的旅行。
1963—1965年
戴维斯家族第三代降生，谢尔比的妻子温迪在纽约曼哈顿诞下安德鲁和克里斯。谢尔比离开纽约银行，和其他两位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小型投资公司。
1965—1968年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基金狂热。道琼斯指数在1000点上下波动，这一水平一直到17年之后才被打破。权威人士宣称，前景无限的高科技所带来的永久性繁荣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连续三波大熊市开始了第一波下跌。
1969年
戴维斯被任命为美国驻瑞士大使，他与妻子凯瑟琳收拾行装前往伯尔尼。儿子谢尔比和助手杰里米·比格斯接手纽约风险基金。三波熊市的第二波继续打击着投资者，那些曾经前景无限的科技股板块持续重挫、风光不再。
1970年
谢尔比的纽约风险基金成为年度表现最佳基金，荣获《商业周刊》赞誉。但不久，也成为表现垫底的基金。
1973—1974年
三波大熊市的第三波，这是1929—1932年世界大危机以来最糟糕的市况。道琼斯指数从1051点跌至577点，大跌45%。曾经风光无限的“漂亮五十”成分股跌得更厉害，跌幅在70%～90%。最初参与谢尔比纽约风险基金的投资人，在时隔5年之后依然没有一分钱的盈利。
1973—1974年
三波大熊市的第三波，这是1929—1932年世界大危机以来最糟糕的市况。道琼斯指数从1051点跌至577点，大跌45%。曾经风光无限的“漂亮五十”成分股跌得更厉害，跌幅在70%～90%。最初参与谢尔比纽约风险基金的投资人，在时隔5年之后依然没有一分钱的盈利。
1975年
戴维斯大使从瑞士归来，他3年前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现在蒸发得仅剩下2000万美元。儿子谢尔比与妻子温迪离婚，很快与盖尔·兰辛结婚。谢尔比领导的纽约风险基金采用了新的选股投资方法，使得基金此后长盛不衰。
1981年
肆虐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终于得到遏制。长达20年的利率下跌开始了，长达20年的股市好时光开始了。但仅有少数乐观派预测到了这一点。
1983年
谢尔比作为单独基金经理，带领旗下的纽约风险基金连续七年跑赢标普500指数。
1987年
股市崩盘，全球恐慌。戴维斯大幅加仓，抢入便宜货。
1988年
戴维斯名列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他的投资组合价值4.27亿美元。由于旗下基金可靠的优异表现，儿子谢尔比名列福布斯荣誉榜。
1990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在爷爷的纽约办公室里任职。
1991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出任戴维斯基金的投资经理。道琼斯指数为3000点。
1993年
戴维斯之孙安德鲁掌管戴维斯可转换和房地产基金（由其灵感触发而成立）。移居圣达菲。
1994年
戴维斯离世，留下9亿美元的信托。其子谢尔比、其孙克里斯将戴维斯的原有持股抛出，将变现资金投入纽约风险基金和其他戴维斯基金。戴维斯的财产与智慧最终汇集在这些投资账户里。
1995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出任纽约风险基金共同管理人，他的兄弟安德鲁对于稍低一些的职位也感到满意。道琼斯指数达到5000点。
1997年
在纽约风险基金成立28周年之际，戴维斯之子谢尔比六十大寿，他退居幕后充当顾问角色，由儿子（戴维斯之孙）克里斯独挑大梁。谢尔比将自己的4500万美元捐给了世界联合学院的奖学金项目。这是他给孩子们的一个信号：他们不会继承父辈的财富，就像他没有继承爷爷的财富一样。
1998—2000年
戴维斯之孙安德鲁、克里斯和新的合作伙伴肯·范伯格一起，面对着气喘吁吁的牛市。
导言 纵横华尔街三代50年的家族
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是描述基金经理谢尔比·戴维斯，他掌管纽约风险基金长达28年，为他的投资人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每一个最初投资的1万美元成长为37.9万美元。但谢尔比和他的基金非常低调，很少大肆宣扬。在这28年中，他有22年击败市场大盘。这个记录足以令他可以与富达公司管理麦哲伦基金的彼得·林奇相比肩。我对此非常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的一个海鲜馆共进晚餐。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穿着蓝色运动衣、灰白头发的人，谢尔比也穿着蓝色运动衣，他体型精瘦，有着一张大男孩的脸。
他既有趣又谦虚，聊着聊着，他避开关于自己的话题，转而谈到惠普公司最近公布的季度财报上。对于房利美公司能够穿越经济荣枯周期，而表现出来的盈利持续增长，他大加赞赏。当他谈起富国银行与西北银行的合并，听起来像是一场令人激动的法国式幽会。
5万美元到9亿美元的传奇
谢尔比说：“我父亲比我更擅长股票投资，他将5万美元变成了9亿美元，绝大多数投的是保险股。”他这样说，倒是让我觉得他父亲本身就可以作为很好的一本书的主题。
“我父亲名列福布斯富豪榜是在1988年。” 谢尔比说，“那只不过是15秒的名气而已。”福布斯富豪榜倒是提醒了我，富豪榜中缺乏所谓的“被动投资者”。富豪榜中充满着硅谷精英、企业狙击手、房地产开发商、发明家、零售商、制造商、媒体大亨、石油巨头、银行家等等，这些人是这个榜单的常客。如果说，通过投资别家公司股票而上榜的人，我只能想到一个人：沃伦·巴菲特。
戴维斯与巴菲特
戴维斯和巴菲特，这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铁公鸡。
我问谢尔比，他父亲是否与巴菲特见过面。“见过几次。”他说，“他们算是熟人，并且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谢尔比继续道，他们两人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让自己的资金取得了23%到24%的年化增长率，这令人印象深刻（注1）。两人都是在保险业赚了大钱，而且，巴菲特还直接拥有两家保险公司。
保险行业被华尔街那些老于世故的专家们斥之为“乏味”、“无聊”、“不值得理会”，而这两位探路者却在这里发现了埋藏的宝藏，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保险这个天使令人着迷且有趣，但我们应该全身投入吗？
（注1：巴菲特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这给予他比之戴维斯更多的资本优势，戴维斯的资本仅仅是来自配偶。戴维斯只能依靠融资的方式来提高回报率，他从银行获得贷款，买进更多的股票。
当融资手段可以人为提高回报的同时，也具有其不利的一面。在熊市期间，很多能力不佳、使用融资杠杆的投资者会被迫卖出投资以偿还负债。但是，戴维斯总是能履险如夷，保持其投资的完好无损。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牛市中，很多投资者都认为20%的年回报率是理所应当的，就像社会安全保障和有线盒子一样。但着眼于股市时间的越长，人们开始意识到20%是非常稀罕的回报，所以，当彼得·林奇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取得年化20%的回报时，声名大振。所以，23%的复利回报极为罕见，戴维斯由此的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巴菲特也是如此，他名列第二或第三位，这取决于比尔·盖茨在该年度的表现。）
戴维斯和巴菲特，这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铁公鸡，虽拥有亿万家财，却勤俭节约。戴维斯穿的是磨出洞的鞋子、虫蛀的毛衣，打网球使用的也是用旧的球拍和球。巴菲特穿的是老土的西装，并且喜欢将零钱收集起来。
根据罗杰·洛温斯坦写的巴菲特传记的记录，在巴菲特已经是大富翁之后，有一次在机场，他的同伴说需要用机场的付费电话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当时的付费电话的费率是每次通话需要一个十美分的硬币。）巴菲特从自己的钱包里摸出一个25美分的硬币，但他并没直接将硬币递给他心急火燎的朋友，而是走过长长的走廊，找到一个报摊去换零钱。
当他们的财富增长到七位数、八位数、九位数的时候，他们依然住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购买的、并不豪华房子里。戴维斯的房子在纽约的塔里敦，巴菲特的房子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当巴菲特的妻子为朴素的居所购买了1.5美元的家具时，这简直“就像杀了巴菲特一样。”
在洛温斯坦的书《一个资本家的成长》中记录了他们的一位朋友的评价。巴菲特说：“你知道这些钱以复利增长，二十年之将会是多少钱？”当戴维斯在拒绝他的小孙子想用1美元买一个热狗时，说过几乎同样的话。当巴菲特的财富越过十亿美元大关后，一向平民般低调的巴菲特咬着牙买了一架商务飞机，命名为“无可原谅号”。戴维斯从来没有这样的买过如此奢侈的东西。
巴菲特和戴维斯的共同之处很多，可以这么一直比较下去。巴菲特拥有财富超过200亿美元，经常出现在福布斯排行榜的顶部；戴维斯的名字虽然也出现在富豪榜很多次，但处于榜单不太起眼的中部。巴菲特的成就广受赞誉，而戴维斯却并非尽人皆知。谢尔比建议我只写他父亲，对此，我认真考虑过，题目可以定为“你从未听说过的最好的投资家”或“来自世界上第二伟大选股者的秘密”。
节俭与复利
72法则告诉人们，基于回报率的不同，需要多久可以将投资本金翻一番。
戴维斯本人已经无法为我们提供故事的细节了，他已于1994年离世，留下了巨额的账面财富，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账面的记录。他不写日志或日记，他也没有保存过去发行的保险周刊的副本。一些内在的洞见，例如“买进100股丘博股票。”他会写作旧信封上，或票根上，这样可以节省了买记事本的钱。这样的草草记录也早已被丢进了垃圾桶。
戴维斯投资早期的那些密友和搭档都渐渐离世，他妻子凯瑟琳（谢尔比的母亲，戴维斯最初5万美元投资本金的提供者）答应尽可能地配合回忆当初的细节，但她已经九十高龄，虽然精神不错，却也无法回忆起当年丈夫的投资策略。在她那一代人的时代，丈夫们认为商业和家庭是区分开来的。
提供信息最多的是来源于其同名同姓的儿子，也就是我原本打算写的主角谢尔比。1937年谢尔比出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看着父亲如何分析公司、跟着父亲一起会见上市公司CEO、学习金钱如何以72法则（注2）方式增值。
这个简单的计算公式经过美国国父之一、大腹便便的的本·富兰克林的解释，便具有了激动人心的结果。一个便士的储蓄不再仅仅意味着一个便士的所得，如果它能翻25番将会达到67.1万美元！
（注2．72法则告诉人们，基于回报率的不同，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将你的投资本金翻一番。如果是投资债券，回报率是可预测的，但投资股票，你只能有根据地推测回报率。一旦你得到了具体的回报率数值（例如10%、20%等等），就用72除以该数值。例如，以10%作为回报率，得到的结果是7.2（72/10），这意味着你需要7.2年可以将投资翻一番。如果是20%，你需要3.6年翻一番。
经过快速的计算显示，在超过四十年时间里，戴维斯的年化回报率为23%。万一你有兴趣在家里试一试，可以看看一笔钱如果以20%的复利增长18年，会怎样让你以神奇的“复利”形式变得富有：10万美元会变成320万美元；25万美元会变成800万美元。）
凡是购买过乐透彩票的人都知道，赢得百万美元大奖的几率比基于DNA检测而判定O·J·辛普森无罪的概率还小。如果一个年轻人有每周用10美元购买乐透彩票的习惯，现在他放弃赢大奖的幻想，转而用同样的习惯坚持投资于一个每年10%回报（这是戴维斯回报低配标准）的普通基金，那么，30年后他一定能成为百万富翁。
对于他儿子，戴维斯将一些理念传递下来，例如拥有精心挑选的公司（他称之为“复利机器”）、拥有最好的复利机器会获得无法想象的报偿、反对不必要的开支（为什么将可以投资的钱浪费掉？）、以及对于工作的狂热。
谢尔比坦然承认，他作为一个基金经理的成功来源于小时候所受到的培训。戴维斯不仅构建了能够穿越半个世纪、经历各种市况而依然可以胜出的投资组合，在节俭敬业方面，他也塑造了下一代人具有同样执着的神韵。
亲疏父子
“以合理的价格投资成长”而不是“以任何价格投资成长”。
步入成年的谢尔比，简直就是父亲的翻版。他在劳伦斯维尔（戴维斯的寄宿学校）读预科，从普林斯顿大学（戴维斯的母校）毕业，参与校刊工作（戴维斯也是），娶了一个富裕家庭女子（戴维斯也一样）。像父亲一样，谢尔比学的是历史，同时学习会计、资产负债表解析、证券分析等的基本原理。
像父亲一样，谢尔比认为公司领导力的无形价值胜过账面数字上的有形价值。他绝不会让统计数据的叶片阻碍自己对树木本身的观察。
像父亲一样，他拒绝了读MBA的道路。通过言传身教，戴维斯已经说服谢尔比，华尔街上最受欢迎的学位已经产生令人麻木的一致性，而戴维斯正是由于避开这个特性才大获其利。当大众向右的时候，戴维斯向左，逆向投资是戴维斯取胜的关键。
当大多数专家鼓吹债券的时候，他买进股票；当其他人对保险股退避三舍，避之尤恐之不及的时候，他却甘之如饴，如饥似渴地买入。像父亲一样，谢尔比辞去安稳的工作（银行里的职位），开始了职业股票投资生涯。
后来，谢尔比开始了自己的投资管理公司，戴维斯也从来没有在儿子的公司里进行过投资。这两个从同一个基因库里成长出来的天才投资家，很少交流投资看法、或彼此表述赞赏。直到年老的戴维斯健康渐渐走下坡之前，他对自己表现卓越的投资组合的构成始终守口如瓶，秘不示人。
当我听着这些细节时，我最初联想到的是家庭肥皂剧，而极度节俭的生活习惯使得戴维斯成功投资故事的娱乐花边。但当我进一步思考之后，发现这两者直接关联交错在一起。通过紧紧地捏住钱包，戴维斯可以最大限度的资金进行投资，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回报。他不赞成公司花费过度，就如同不赞同家庭花费过度一样。他喜欢购买那些具有节约精神管理层的公司，他们使用投资人的钱如同使用自己家的钱一样。
他喜欢的CEO类型是那种冷峻而又志趣相同的人，是具有成本意识的工作狂，AIG的莫里斯·汉克·格林伯格就属于这种人。戴维斯将自己的投资限制在AIG和其他保险公司的股票上，因为保险类股票比非保险类的股票具有可观的价格折扣，并且与近来流行热门的板块——通常是要不了多久就会高折损的高科技股——相比具有更为巨大的折扣。
他对于高价的拒绝让他拥有只以廉价购买节俭公司的纪律。如此一来，他的日常生活、公司生活、华尔街生活让他处于“以合理的价格投资成长”的阵营，与之相对立的是华尔街上流行的、危险的“以任何价格投资成长”的阵营。
大亏3000万美元之后，大赚7.5亿。
在我们这位传奇英雄的前二十年，戴维斯取得的胜利全部来自于保险股的投资组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谢尔比步入社会，在纽约银行工作了八年之后离开，与两个朋友开创了自己小而精的投资公司。不久，他们的小公司掌管了当时初出茅庐、后来大名鼎鼎的纽约风险基金。
在谢尔比出任基金经理的头一年，他抓住热门的科技股，在基金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第二年，遭遇1969年到1970年的熊市，持有相同股票的谢尔比在同样的基金排名中表现垫底。正如一个作家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谢尔比也在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投资组合，寻找适合于己的投资策略。
在经历了随之而来的1973年到1974年熊市之后，谢尔比掌管的纽约风险基金开始渐渐提高。通过不断试错、不断调整，他探索出自己的一套投资策略，既融合但有不同于父亲戴维斯的投资方法。
他的投资组合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保险类股，而扩大到包括银行、券商、以及其他公司，但这些公司都具备戴维斯所偏爱的那些保险公司身上具有的特质。他“以折扣价格购买成长公司”，将绝大多数基金同行远远甩在后面。
1975年，戴维斯的驻瑞士大使任期届满，返回美国。他在上面提到的两次熊市中遭受了重大打击，损失惨重，财富净值从5,000万美元跌到了2,000万美元。但随后保险类股票大幅反弹，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的投资组合也迅速以复利形式增长。没用多久，那3000万美元的损失看起来已经无关痛痒。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戴维斯赚了7.5亿美元。
至此，我们了解了戴维斯时代，他运用自己的投资原则独来独往；然后是谢尔比时代，第一代与第二代人同时在进行投资，但相互之间并无太多协同合作。再下来，到了家族第三代——克里斯和安德鲁时代，第一代已经老去，第二代人依然在继续管理着纽约风险基金，第三代运用戴维斯的投资策略管理着自己的基金。
家族第三代
在进入华尔街之前，克里斯经历过“菲德尔万岁”、崇拜卡斯特罗的阶段，他谴责“资本主义的走狗”；也经历过杜利特医生阶段，他考虑成为一名兽医；也经历过弗拉纳根阶段，他着迷于成为一名牧师。从那之后，他才转入戴维斯的轨道，参与了一家波士顿银行的培训，之后在一家纽约的小型投资公司里工作。
1989年，他的爷爷聘用他作为学徒。这个三十年前被谢尔比拒绝的工作（谢尔比曾说：“我父亲支付我的工资太低了”），现在克里斯欣然接受了。
与此同时，弟弟安德鲁在进入戴维斯的投资领域却没有那么曲折。他在科尔比学院学的是经济学和商学，之后，在波士顿的肖马特银行和纽约的潘恩韦伯工作。最后，安德鲁加入家庭投资管理事业，掌管了父亲谢尔比心中认为专门为他发行设立的两只基金（房地产基金和可转换债基金）。
爷爷此时已经饱受病痛折磨，1990年，81岁的戴维斯得了中风。在确认克里斯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学徒工作后，谢尔比聘用克里斯离开爷爷的办公室去管理戴维斯金融基金，这是一个新基金，为的是给家族第三代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
克里斯将他自己的办公室和爷爷的办公室从华尔街搬到了第五大道，但在华尔街还保留了一个办公室，以便与在市中心位于世贸中心办公的谢尔比保持紧密的接触。克里斯促成了爷爷戴维斯和父亲谢尔比父子二人的和好如初，1994年，戴维斯弥留之际，谢尔比来到父亲的床前握着他的手，送他安详离世。
戴维斯的骨灰埋葬在缅因州，他的财产分布在的戴维斯系列的基金里。家族两代人的胜利战果现在合在一起，交给第三代人掌管。
真正的长期投资，不是五年、或十年，而是永远。
戴维斯家族的金融活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敢拥有股票。但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敢不拥有股票。一路走来，他们的投资经历了：
两次漫长的牛市、25次调整、两次严酷的熊市、一次大崩盘、七次温和的熊市、九次衰退；三次重大的战争；一次总统遇刺、一次总统辞职、一次总统遭到弹劾；34年的利率上升和18年的利率下降；漫长的与通货膨胀的斗争；也经历了，当股票下跌时债券上升，或是债券下跌时股票上升，或是黄金上升时，债券和股票都下跌；还经历了储蓄账户所得回报超过道琼斯指数总和的情况。
让我们阅读戴维斯家族的历史，看到他们如何曲折前进，我们可以看到股票市场的兴衰起伏。
观看戴维斯家族的谱系，整个二十世纪的股市可以分解为三个大牛市和两个大熊市，其间夹杂着一些中场修整和渐渐恢复的阶段。三次大牛市的时间分别是：1910年到1929年、1949年到1969年、1982年至今，每次长达二十的股市上升都是得益于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公司例如的提升、以及估值的飙升。消费者手中有了更多的可支配现金和强烈的消费倾向。
两次大熊市发生在1929到1932年、1970到1974年。在1921到1929年、1949到1969年这两个期间股市上积累的财富，大多在这两次熊市中土崩瓦解。
如果你持有的是最热门行业中最热门的股票，你的损失也是最大的。更有甚者，由于大众通常会在股市上升之时一路买进，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大多数小投资者来来回回变得更穷了。通过基金进行投资被认为比直接购买股票要安全很多，但是，基金的平均表现比之股票也差不多，甚至更差。
在市场恢复阶段，股票的表现时而游移不定、时而稍有振作、时而士气低落。从1932年的底部，市场恢复元气用了20年时间；从1974年的底部，几乎用了8年股市才回复到之前的水平。每一次进入阴阳转换期，大众都会丧失对股票的热爱。
阅读戴维斯展现出来的市场传奇和家族成功故事，令人受益良多，戴维斯的选股方法产生了良好的回报，通过运用这些方法，读者一定也能获益匪浅。
第一章 戴维斯遇上资助者
在卡洛姆生活的年代，美国成长最快的行业是铁路。戴维斯后来写道，铁路公司的管理者就像“庞大军队里的将军一样”。由钢铁和煤渣建成的高速公路——互联网高速公路的先驱——让人浮想联翩，吸引了比历史上任何建设行业都更多的投资者。自19世纪中叶起，公众集资铺设了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以现金交换着无限供给的股票和债券。在股市失宠之时，铁路公司会利用债券融资满足它们的扩张需求。理论上讲，这些公司的借据比股票更为安全，因为发行人有义务返还债券持有人本金加利息；而股票的发行人对于股票持有人没有这些义务。然而，实际上，这种所谓“更安全”的替代品至少对于两代投资人而言非常危险。选择发行债券的方式，铁路公司便背负了大量利息负担，以至于经常无力偿还。在遇到经济萧条和其他危机时，它们只能通过债券违约和破产解决问题。
这些投资人在铁路“庞大军队”上了昂贵的一课：即便一个成长迅速、有着广阔前景的行业，也不能保证给它的财务支持者提供满意的回报。铁路公司曾经是最可靠的蓝筹公司，然而在清偿能力方面却不是最可靠的。股东们眼睁睁看着他们“保守安全的”铁路股票在频繁的恐慌和熊市中下跌，债券持有人则稍微幸运，他们至少可以取回本金。
在美国铁路的建设中，外国投资者是最大的输家，尤其是英国人。他们未能抵御19世纪新兴的美国市场的诱惑，就像后来的美国未能抵御20世纪末新兴的亚洲市场的诱惑一样。大量英国资本在美国铁路、公路的建设中折戟沉沙，数量惊人，尽管这并非出于自愿。小心点儿吧，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家！新兴的、快速增长的行业，并不意味着对于外国热情人士的丰厚回报，美国铁路业的故事就是证明。
无忧童年与历史专业
戴维斯的学生时代对于经济和金融毫无兴趣，他的专业是历史，并对俄国革命有着广泛的了解。1924年，美国第一本金融畅销书《作为长期投资的普通股》出现在书店里，但当时戴维斯还在读预科。该书作者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认为，股票是可靠的和值得拥有的投资对象，即便对寡妇和孤儿也不例外。这个一反传统的关于股票的观点，与华尔街对于赌马的回答类似。史密斯认为，当时的美国人正处于一个财源滚滚、前景广阔的“新时代”。
在这个“现代、开明的时代”——史密斯这样描写20世纪20年代中期——投资者和消费者得益于“新兴的公司管理科学”，这门学问使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获得了利润丰厚的优势地位。
遇见生命中的贵人
1921年，道琼斯指数低至63点，这一低点曾在1888年出现过。到1929年，道琼斯指数达到巅峰的381点，史密斯的乐观态度终于被大众接受。那些十年前对低迷股市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却在牛市中蜂拥入市。美国基金行业的先锋——马萨诸塞投资信托基金、投资企业道富银行，先后在波士顿成立。典型的投资者看重的是分红，而不是公司盈利。铁路公司作为典型的蓝筹公司，不断发行新股吸引那些保守的寻求安全回报的投资者。当时，铁路被称为“美国的20%行业”，因为它们消耗了美国国内20%的钢铁、煤炭、木材以及燃油的总产值。铁路行业已经度过了不值得信任的青春期，现在正值壮年，达到了值得信任、高枕无忧的阶段。十年之间，铁路股指数翻番有余。
戴维斯当时是否读过史密斯的书不得而知，但是史密斯提到的观念到处流传，他不可能没有一点耳闻，他也不可能看不到报纸上连篇的关于那些“融资百万富翁”如何借钱快速发财的报道。
他们发现两人都在日内瓦下车，都是来参加由洛克菲勒赞助的瑞士暑期学校。这个学校将世界各地的学生精英聚集在一起，洛克菲勒家族希望全球这些高智商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可以成为国家领袖，如果他们还能记得当年曾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就会减少相互间的战争。这个目标是乐观的，这所学校至少已经促成了一桩前景光明的联盟——戴维斯和凯瑟琳。
凯瑟琳家族
一年夏天，凯瑟琳应聘了一个工作，招聘的是“文学职位”，结果却是上门推销世界百科全书。“我妈妈反对这个工作，”凯瑟琳回忆道，“但我同意接受这个工作，只要他们不强迫我卖给我认识的人就行。我不想让家人和朋友感到有压力。”
世界百科全书的销售工作使凯瑟琳走出了社区的小圈子。她制定了自己的销售策略，这个策略在今天不再轻信的消费者看来，简直不可忍受。她在街上叫住一群正在打棍球的男孩，问其中一个的名字和住址，那个男孩都告诉了她——那个年代，孩子们还没有被教育拒绝与陌生人打交道。凯瑟琳找到了他的家，按响了门铃。男孩的妈妈开了门（那个时候，妈妈一般是待在家里的），凯瑟琳做了自我介绍。“我来和你谈谈你儿子汤米。”她会提到孩子的名字，然后继续下去。
“汤米现在怎么了？”妈妈一般会认为儿子又惹了祸。“他很不错。”凯瑟琳说，然后聊起孩子的教育，接着会介绍世界百科全书对孩子的教育如何有用。完成介绍后，她离开，然后晚上再来。这时孩子的父亲已经下班回家了。那个年代，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父亲做决定。
第二章/从大萧条到希特勒危机
秘密婚礼
“地毯生意也有风险，”约瑟夫·沃瑟曼告诉他的孩子们，“我想还是保守一些，存钱最好。”之后，一直到1934年他离世，他所有的投资组合都是持有债券。如果他没有这么做，戴维斯后来用于投资保险股票的种子资本，会在1929—1932年的这场大危机中损失殆尽。
到了1931年，整个经济依然奄奄一息，商品的价格达到了1870年以来从未见过的低点。这样低廉的价格导致各行各业的利润都在下降。公司被迫解雇员工，降低工资；富人变穷了，穷人变得更穷。勒紧裤腰带的消费者在商店里的消费越来越少，店主只有降价，这导致利润跳水，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那辆旧车必须再坚持一年，”戴维斯写道，“没有刷新漆的房子继续住，磨损的大衣继续穿。”
这次通货紧缩的成因后来成为教科书中的案例，并令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预言家们预测到华尔街会发生灾难，但是，没有记录显示任何知名的经济学家预测到经济灾难的来临。那些金钱的先知们信心满满地认为经济基础“稳健”，经济状况“如此强劲，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美联储会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通过开关货币输送管道、调节资金利率的高低，以及在必要时印制更多的货币，这个具有魔力的机构总是有能力将经济从极端的狂躁和破裂中拯救回来，人们就是这样想的。
然而，大萧条对于经济的破坏远不及欧洲中世纪，那是个摧残文化、是非颠倒的黑暗时代。1932年，芝宝打火机、弗里托玉米片、四季宝花生酱以及三个火枪手糖果等开始出现在商店的货架上。同年，露华浓诞生。无论如何艰辛，生活还是要继续。人们走进商店，有人买地毯。即便是最差的时候，凯瑟琳父辈的艺术织品公司依然在运营，这应该感谢政府的高关税政策，使它们得到保护，能远离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国外同行的自由竞争。像其他坚定的共和党人一样，凯瑟琳的父亲约瑟夫·沃瑟曼欢迎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但他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对于地毯行业，他反对自由竞争，欢迎政府进行干预，敦促联邦贸易当局对纺织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道琼斯大跌89%！
在凯瑟琳成为谢尔比·戴维斯太太的那个月份，股市跌至最低点。道琼斯工业指数从历史巅峰的341点，跌到前所未有的41点。也就是说，在两年半的时间，跌去了89%[1]！这次持续的跌势远比1929年的大危机更具毁灭力，因为那时的市场还时不时有个小反弹，到年底道琼斯指数仅仅跌去17%。而1932年的这次大跌，投资者遭到了彻底的重创。在大跌89%的市场中，谁能幸免于难？至于那些使用9∶1融资杠杆的玩家，更是资不抵债、倾家荡产。他们以房子和其他资产作为抵押进行投机活动，贷款方没收来的抵押物只能充抵部分借款。
黄金类股票大约是唯一没有辜负主人的投资了。黄金价格由联邦政府规定不变，这种金属是人们对抗世界末日的流行方式。在1929年清空之后，霍姆斯特克矿业公司的股票再次上升，在1932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在数以百计股票都持续下跌的市场中，简直是鹤立鸡群，可望而不可即。在大跌的市场中，就连通用汽车这样的巨人股票都从45美元跌至4美元。同时，一大批公司债券，包括所谓“安全”的铁路债券也停止支付利息。1932年，铁路交通量断崖式下跌，加之代价高昂的罢工活动和劳资纠纷，使得铁路行业陷入无力偿债的违约境地。铁路公司的负债水平几乎赶上了股市投机中融资杠杆的水平，债务水平达到了行业总资产的2/3。
在未来给戴维斯带来巨大财富的保险业，此时也萎靡不振。一些著名的保险公司的股票，包括19世纪就开始营业的几家老牌公司（美国忠诚保险、大陆保险、家庭保险）在1929—1932年的危机中，也只能随波逐流。美国家庭保险公司的股票从100美元/股，最低时跌至2美元/股。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并非天方夜谭。在1929—1934年期间，糟糕的投资状况和摇摇欲坠的金融环境令39家人寿保险公司破产。即便最有实力的保险公司也无法避免自己投资组合中按揭投资的违约。在没收了违约农场主200万英亩的农场之后，大都会保险公司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农业部”来照看这些资产。
当大量的保险客户拒绝按月支付保费时，引发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危机。由于客户取消保单（退保），实力强大的公平保险公司几乎失去了一半客户。很多退保的客户要求保险公司偿还保单中的“退保价值”。对于任何保险公司而言，无论其资本化做得多么好，在面临大规模赎回时遭受的惊恐，如同一家银行面临挤兑。（北美保险公司（INA）的发展却与众不同，这要感谢它极端保守的投资组合和极端严格的承保制度。这家保险公司从1929年到1935年，每年都盈利，仅有一次，它需要动用“盈余公积金”填补其股东年度分红。）
早在1933年，美国国家保险委员会就公布了暂停赎回方案——以避免挤兑导致行业资产的严重流失。在一本由保险行业赞助公关公司发行的名为《你不能将美国变成现金》的手册中，解释了“暂停赎回”对于保护保险公司免于全面损失的必要性，指出实施这样的方案才能给客户提供对他们的房屋、生意和生命的保障。这个手册中提到，“公司成为并非由于自己导致的金融状况的受害者”[2]。由于监管者的仁善之心，保险业才得以存在。通过允许保险公司以高于萧条市场价格对自己的组合进行估值，监管机构默认了虚拟偿付能力的存在。
银行业面临同样的窘境，惊慌的储户聚拢在各地的银行，嚷着要提取现金。没有哪家银行——无论规模大小——手头持有足够的现金去应对这样的挤兑场面，因而恐慌便形成了。丧失了信心的绝望储户对银行系统形成了巨大压力，导致数以百计的银行倒闭，储户们一生的储蓄付诸东流。那时，还没有实行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在保险股被市场极度不看好，近乎最低点的时候，保险专家弗兰克·布罗考挺身而出，为其擂鼓助威。1932年，他的小型经纪公司在《美国机构公告》上刊登广告，公开宣称：“保险股票的价格已经被压低太多，公司的实际情况远胜于此，因此，保险股扬眉吐气的时候将会到来。”在这个广告登出的两周后，E.C.威尔金森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当前保险公司的股票价格“就每1美元的清算价值而言，大约仅值50美分”。
正如在华尔街经常上演的情景剧一样，布罗考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没有在正确的时候。保险行业的真正崛起是在15年之后，那时戴维斯加入了布罗考的阵营。
此时，新婚的戴维斯夫妇正搭乘游轮远游欧洲。与其他股票相比，在他们眼里，并没有对保险股显示出特别的兴趣。他们重游当年的恋爱故地，参加世界裁军谈判会议，然后在日内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眼见成群的下岗工人拼命地寻找再就业的机会，戴维斯对于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望而却步。比起谋求一个工作职位，他更倾向于上学和参加研讨会。在船上，他和凯瑟琳周围都是与会代表。作为结婚礼物，约瑟夫给他们买了头等舱的船票。
幸运的很，戴维斯一心惦记的上岸后要寻找的工作机会竟然出现在海上。在船上的主餐厅里，他和凯瑟琳遇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与会参访记者弗雷德里克·威廉·怀尔。攀谈之下，怀尔很欣赏戴维斯，当场拍板录用他为其在日内瓦期间的助手，周薪25美元。在凯瑟琳参会时，戴维斯在怀尔的临时工作室里打工，安排采访的时间，照顾嘉宾直到录制报道。在直播现场，怀尔对着麦克风，戴维斯站在他身边。为了保证节目的严肃性，两人在节目期间都穿着燕尾服，即便这只是一个广播节目，听众根本看不见他们。
20世纪20年代的广播股票，同20世纪90年代后期热门的互联网股票一样充满诱惑，它们都是如此的光芒四射，以至于蒙蔽了投资者的双眼，令人看不清商业的本质。
随着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裁军谈判会议以失败告终。如果当时的会议主题是如何建立强大武装，倒是可能提起大家更多的兴趣。作为坚定的孤立主义者，戴维斯认定希特勒是个危险的战争贩子，但他也反对美国干涉战争。他认为，一旦德国人和苏联人相互摆出攻击架势，最终会两败俱伤。那时，希特勒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小气鬼”戴维斯
裁军会议不欢而散之后，怀尔返回美国，戴维斯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成为一名巡回记者。戴维斯曾奔赴巴黎，采访女飞行员阿米莉亚·埃尔哈特，这是他完成的第一项采访工作任务。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为广播公司穿梭于欧洲各地，并出版了两本著作（其中一本是他的硕士论文）。与此同时，他和凯瑟琳双双获得日内瓦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当戴维斯在奔波工作的时候，凯瑟琳在租来的房子里，完成作业，撰写论文。（她的论文分数比戴维斯的还高。）
接下来的日子，在他们纽约上西区租来的房子里，咔咔的打字机声常常持续到深夜还能听得到。凯瑟琳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做研究工作，戴维斯作为自由作家撰写专栏文章和关于法国军备的书籍，他的署名文章发表在严谨的学术刊物上，例如《时事论坛》以及后来的《大西洋月刊》。“幸运的是，”凯瑟琳说，“写文章还能糊口。”
整个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现代经济史上的低谷期。工人生产下降、公司销售下降、生活水平下降，比之此前的每一个十年，这是最为糟糕的十年。商品和服务的减少并非由于消费者的减少。这十年中，美国的人口增加了1500万，大部分来自移民，而并非产房。持续十年的经济下滑，怀孕数量的下降也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整个美国，记录在案的出生婴儿仅有100万。如此低的生育率引起了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关注，她大力提倡国人提高生育率，提出的口号是“孩子、孩子、孩子”。
股市升跌与经济好坏并非完全同步
从历史上看，股市升跌与经济好坏并非完全同步。股市崩塌的时候，经济往往还不错；而股市飙升的时候，经济有时还很悲惨。1932—1935年，各类报纸充满了令人泄气的各色花絮：可雇用劳工中，每四人有一人失业；“兄弟，你是否能余下一枚硬币？”成为广播金曲；公司利润全面下滑（1932年，道琼斯成分股公司整体亏损，平均每股亏损0.51美元。这是20世纪唯一一次出现净利润为负数的年份）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宣布银行放假，这样银行就可以以关门的形式应对提取存款的储户。
然而，华尔街却亮出了有史以来最赚钱的阵势。
股票跌到了近乎赠品的价格。一些道琼斯成分股的大公司股价，跌得只剩其工厂、设备、银行账户价值的一半。大约在戴维斯结婚时，一些对公共舆论充耳不闻的勇敢投资者，将自己的备用金拿出来，投向那些被严重低估的股票上。这些钱在之后的四年里翻了两番。
道琼斯指数从41点上升到160点，标普500指数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意想不到的幸运对于戴维斯而言上了很好的一课。这让他意识到，股票不会去理会报纸上的那些评论，或那些骇人的头条。这些股票会由于绝望而被定价，也会面对绝望而重振雄风，东山再起，即便当时股票所代表的公司仍在泥沼中挣扎。至于戴维斯这边，此刻的戴维斯即将意想不到地进入投资界。他东京的工作泡汤了，但凯瑟琳的哥哥雇用了他。
戴维斯初登投资舞台
当戴维斯踏上华尔街这个舞台的时候，整个经济状况依然很糟糕。原本他凭着自己的文凭和才智可以在新闻行业谋生，但考虑到需要独闯天地，在媒体界又看不到前景，戴维斯最终接受了凯瑟琳哥哥的邀请，成为一名“统计员”（当时“股票分析师”这个术语还没有发明出来）。
作为统计员和新基金的“场外队员”，戴维斯穿梭于全国各地，寻找那些有希望有前景的股票。他密切关注几个关键行业：航空业、汽车业、铁路业和橡胶业。十年之后，在一次纽约州保险司的演讲中，戴维斯回忆他的“金融勘探之旅”，他说：“我过去经常巡回各地，包括看看匹兹堡钢铁厂前景，芝加哥农场的未来，底特律汽车业的潜力，以及克利夫兰的机床和机器设备。虽然偶尔也会去其他一些地方，但我们感觉，这四个城市的总体情况基本可以反映整体经济状况。后来，华盛顿也渐渐成为经常的必访之地，因为它已经成为整个经济运转的核心。”
戴维斯也提到了他所谓的“第二次美国革命”的工人罢工运动。当联合橡胶公司工人关闭俄亥俄州阿克伦市的工厂时，他正好在现场，凭着一张用旧了的记者证，戴维斯得以进入工人联盟的议事厅，罢工者在这里商议对策。在这里，戴维斯没有看到资本家在噩梦里遇到的扔炸弹的“共产党人”，见到的只是一些“衣着朴素的美国工人，磕磕巴巴地念着《罗伯特议事规则》”。
看到这些，戴维斯反问：“这些工人是我们担心的亡命徒吗？”
他目击了1937年通用汽车的大罢工。（自从大萧条以来，那个年代，所有的灾难都很“大”。）罢工工人乘坐通用汽车游行，车队经过暂时停产的费雪车体厂。戴维斯一路随行，并倾听工人们的抱怨。低工资他们还能忍受，但伴随着每次销售下滑的裁员令人忍无可忍。最为怨声载道的是快速组装生产线，它让工人筋疲力尽。全美工会评价戴维斯是“诅咒现代节奏的人”。
当戴维斯走遍全国进行公司分析的时候，凯瑟琳在着手进行一项有关宾夕法尼亚社会安全体系的调查研究工作，她撰写的报告给雇主留下了深刻印象。戴维斯在金融方面的才智同样给他的大舅子留下深刻印象，狂野比尔对凯瑟琳说：“终有一天，你丈夫会比我有钱。”
岳父离世
到了1936年，美国经济终于显出了重新振作的迹象。工业产值、汽车销售以及零售业都蓬勃向上[1]，股市也连续走出五年牛市。乘着这股牛市风潮，大量公司骑牛上市，艺术织品公司本来就是上市公司，公司管理层决定乘着牛市带来的好价格多发一些股票。约瑟夫·沃瑟曼聘请了一个华尔街投行来做此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但他的儿子，狂野比尔，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找到了另一个竞争对手来做承销，这家提出的发行价高于约瑟夫找的那家。但约瑟夫是个具有“握手即成交”信念的人，他坚持之前做出的选择，尽管代价大一点。
此次新股发行是在1937年，无论对于沃瑟曼家族、戴维斯家族，还是整个世界，这个年头都是多事之秋。这一年，戴维斯得到提拔，成为狂野比尔基金的财务主管；凯瑟琳生下了小谢尔比·戴维斯；纳粹德国正在构建战争机器；约瑟夫·沃瑟曼因癌症离世。
牛市结束了。戴维斯和比尔也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分手路口，戴维斯对比尔的鲁莽行事颇有微词，比尔对戴维斯的疏远家人也看不惯。希特勒越是强大，戴维斯就越想弱化与犹太人的关系。他和凯瑟琳越来越少参与大家庭的早午餐聚会。戴维斯在他给《美国名人录》的自传中开玩笑地说，凯瑟琳·沃瑟曼已经成了“馋嘴蛙[2]。
沃瑟曼家族将戴维斯的新孤立主义政策称为希特勒危机。在戴维斯的心中，自己并不是反犹分子（毕竟他娶了凯瑟琳为妻）。他之所以将自己的行为表现得反犹，是想着万一希特勒入侵美国，好让自己和凯瑟琳免于成为反犹主义的牺牲品。1937年，德国征服整个世界似乎是可以想见的前景，戴维斯也希望留一手。很多美国人都有同样的担心，民主的未来看起来还很遥远。
与沃瑟曼家族刻意保持距离的戴维斯遭到了明显的报复，他在狂野比尔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地位不保，两个新来的且资质平庸的人取代他获得了升职的机会。对此，狂野比尔用“公司不赞成裙带关系”的说法搪塞戴维斯。意识到这是比尔有意为之，戴维斯递交了“辞职信”，并同时建议在没有找到接替的工作人员之前，他可以留任六个月。“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比尔问。戴维斯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公司。
这种家庭不和景象，戴维斯的岳父大人约瑟夫·沃瑟曼已经看不到了，他在戴维斯离职之前的数周离世。在他携夫人登上赴南美洲的游轮时，他已经得知自己来日无多。他们尽情欢舞，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对于他致命的病症只字不提，直到回程时到了波士顿的医院，才做了一个体检。他选择在这里体检，是因为波士顿距离他们家在科德角的夏季度假屋不远。在医院的癌症病房里，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戴维斯和凯瑟琳一起在床边守夜，之后与其他家庭成员一同返回费城，参加葬礼——遵从犹太人的习俗，在去世后72小时内举行。在墓地，戴维斯和妻子的家人站在一起将鲜花抛向墓地。狂野比尔做出了一个头脑清晰的论断：“世界的未来不会躺在地毯上。”这被证明是先知先觉。很快，进口商品让美国国内的纺织业陷于停滞，沃瑟曼家族的艺术织品公司的股价也一落千丈。历时五年的荣光欢悦之后，牛市气数已尽。股市的主要不利因素是美联储，它在1938年初提高了利率。
用了15年才恢复的经济再次重创
同年3月，道琼斯指数跌去一半，为人津津乐道的复利魔力以反向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下跌50%之后，需要上涨100%才能回到原位，而这个过程的完成足足用了15年。即便上涨100%，也不意味着所有股票都能回到1929年曾经的高点。
随着市场利润的消失，经济进一步衰退，又有200万美国人加入失业大军，工业产值甚至比大萧条中期下降得更快。正如戴维斯提到的：“底部一再跌穿，商业的下滑甚至比1929—1932年的恐慌更严峻。”1939年9月，欧洲战事的爆发，毁灭了所有经济重振的希望。
关于牛市的看法也被关于熊市的观点所取代，前者可见于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的畅销书中，后者存在于罗伯特·洛维特1937年发表于《星期六晚间邮报》[1]的文章里。“没有什么投资是安全的，以至于买了以后就可以放置一边，抛诸脑后，不做任何变化。”洛维特这么写道，矛头直指当时已经饱受责难的“买入、持有”投资策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当时令人吃惊的宣布破产或停止分红的知名公司比例。然而，由于破产的公司会被移出道琼斯指数、标普500指数和其他主要的指数，洛维特指出，实际的股票投资回报率要远低于指数显示的回报。官方的计算未能反映那些购买了破产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和无法证明其投资的投资者遭受的损失。
狂野比尔被股市的下跌弄得心烦意乱，他卖掉了运营特拉华基金的公司，至于他妹夫戴维斯，更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抛弃这一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正是狂野比尔典型的急躁性格的表现——“像一头横冲直撞的大象”，外甥路易斯·利维这样描述比尔的投资风格。狂野比尔为一件又一件充满想象力的产品打开钱包：从卫生马桶坐垫圈到“移动住所装置”——现代娱乐车和房车的前身。他着迷于最新的惊艳发明，却讨厌对细节的专注，例如：这些人能管理好企业吗？通常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于是，他那令人惊艳的投资组合最终以失败收场。虽然他偶尔也会抓住一个赢家，但他奇妙王国的花哨组合所带来的回报远远逊色于戴维斯对于保险股无聊的专注。比尔一生都为卖掉特拉华基金而感到后悔，因为这只基金和它的管理公司在接下来的50年中蒸蒸日上。
此时，戴维斯已经不再分析股票，他重新回到打字机前。凯瑟琳沉浸于母亲的角色中，在1937年熊市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小谢尔比·戴维斯出生了。一位爱尔兰的护士帮助照看谢尔比，这样，凯瑟琳也腾出时间做些兼职，做有关社会公民事务的研究工作。她在当地计划生育部门做志愿者工作，并当选为当地女子选民团的领袖。她还参与了一项国家专项拨款的工作——培训家政人员，教他们如何行使权利。戴维斯签署了一份合同，内容是思考大萧条的原因、是什么让其延续如此之久以及如何从危机中恢复。现在，这位历史爱好者开始研究经济了。1938年年底，他将手稿交给了出版商，题目是《面向四十年代的美国》。
这本书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得到很多好评，也吸引了很多读者，其中包括纽约州州长托马斯·E.杜威，他也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聘请戴维斯作为演讲撰稿人和经济顾问。
第三章/后视镜之外
唯一一次债券胜出股票的十年
在大萧条之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贪婪和资本家永不满足的欲望。在成立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SEC），简称证监会的听证会上，华尔街的银行家被嘲讽为只知道进行自我倒手交易，损害公众利益而自肥的家伙。从这些指责里人们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原来股市是一场庄家操纵的游戏，参与者像傻瓜一样被消灭。于是，投资者找到了另一个可爱的新投资对象：债券。
20世纪30年代是唯一一次债券胜出股票的十年。事实上，只有一种债券将投资者放在了安全的、成为赢家的轨道上：美国国债。公司债券复杂多变，很多公司深陷困境，无法支付利息。由狂热的经纪公司销售给美国大众的大量拉丁美洲债券（这是美国投资者首次被海外投资唤起热情）集体违约，只剩下容易上当受骗的投资者两手空空，血本无归。但是美国国债——沃瑟曼家族的最爱——为投资者提供了可靠的收入来源，取得了惊人的回报。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非由于国债本身表现杰出，而是由于其他债券的表现实在太糟糕。在稳定的滚动利率情况下，政府债券可以保有价值，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品、房屋以及其他任何用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包括股票，都在跌价。如若1932—1935年的危机重演，哪一个股票投资者不希望成为这样债券的持有人？而像沃瑟曼家族这样的债券持有人都以自己不是持有股票而倍感荣耀。
在重新思考30年代的危机时，戴维斯发现众人贫困的真实原因与通常推测的有很大不同。在凯瑟琳哥哥的公司工作期间，他研究了大量公司的起起伏伏。现在，当着手于更大的宏观社会背景研究时，他发现导致1929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企业的唯利是图。戴维斯认为，对于工厂“奇怪的停滞状态”，消费者不购买鞋子、衣服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这种现象，政府应该承担更主要的责任，而不是华尔街。不可否认，是莫名其妙的、高高在上的无法支撑的股价导致了大危机，是美联储1929年的加息打击了牛市。但是，如果是贪婪的资本家引发了大萧条，就像华尔街批评家们不厌其烦争论的那样，那么，英国经济状况所呈现出的不同，又做何解释？
正如戴维斯观察到的，美英两国的股市都崩盘了，但是当美国经济在整个30年代步履蹒跚之时，英国的经济产值却在真实上升。相反，在20年代，当英国经济徘徊不前时，美国经济却滚滚向前。对于这种跨越大西洋的两个经济体的盛衰易位，似乎最为合理的解释，戴维斯认为是投票箱。20年代，重商的共和党主政；30年代，反商的民主党取而代之。而在英国，20年代是反商的自由党主政，30年代是重商的保守党取而代之。无可否认，尽管这种结论过于简单，但戴维斯的确看到了政策和监管的浮躁如何将一场股市之灾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回到美国这一边，戴维斯探究了是什么因素延长了危机的时间。罗斯福总统执行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策略，大力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复苏。为了执行凯恩斯的刺激经济理论，白宫不惜重金进行一系列的国家工程，铺设公路、建筑大坝、翻新国家公园等。到了30年代末，很明显，这些措施并未奏效。
那么，罗斯福新政措施的问题出在哪里？政府支出越多，税收也就越多，戴维斯指出：“税收负担越重，私人投资就越受到抑制。”将常规税率和罗斯福新政的附加税率相比较，可以发现，1932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阶高达56%，比1925年翻了一番。四年之后的1936年，最高税阶更是高达62%。1937年，又开始征收公司未分配利润税。戴维斯认为，这些税收沉重打击了华尔街。“企业打起了退堂鼓，”戴维斯回忆道，“资本也作壁上观。”1932—1937年股市变得混乱不堪。
按照戴维斯的看法，整个美国税法的结构设计都存在问题。它以零税率奖励那些市政债券的持有人，以如此的慷慨，吸引资金涌入州和地方市政项目，而这些项目则是靠市政债券支撑。无论是否有价值，政府的这些建设项目对于国家经济产值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私人企业给国家创造了更多财富，增加了产值，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发明了新产品。尽管资本主义有其相对的优越性，但私人企业的投资者在股票和债券上被课以重税，而公共事业的投资者却得以豁免所有的税收，这样说来，税法才是阻碍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
罗斯福政府一方面以极度活跃的国税局阻碍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表反资本主义的高谈阔论威胁商人和投资者。戴维斯写道，国家的CEO们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在报纸上或广播里谴责“财富的罪人”和“有组织金钱的自私”的机会。在新闻界和白宫的口号中，利润是公众的头号敌人，被指责为世界痛苦和贫穷的根源，尽管后来利润又被奉为解救世界的良方。罗斯福总统的一位顾问，斯图尔特·蔡斯，曾在一份代写的关于新政的秘密备忘录中提到，在演讲和文章中如何使用一些“褒义词”和“贬义词”。“公众利益”是褒义词，“储蓄”是褒义词，它使人想起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利润”是个忌讳的词。
对于巨头、大亨们的抨击，在工会大厅里、在失业大军中进行得如火如荼，吓得企业家以及银行家更加收紧了手中的资金。那些本来应该创建新公司、振兴老公司的资金，都流向了政府债券或国债。所以，随着金融家对于金融的担心，尽管凯恩斯主义盛行，经济依然停滞不前。
除了恶性税收和罗斯福的高谈阔论之外，戴维斯还指出其他三个原因加剧了大萧条：（1）为庇护美国本土制造商，国会对国外产品征收巨额惩罚性关税。（2）外国货币贬值。（3）企业兼并。（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末再现的兼并风潮和多重货币危机，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激烈争论，上述三个原因仍然适用。）
企业兼并如何导致经济的萎靡不振？戴维斯做出了如下解释。大公司的兼并会产生规模更大的公司，直到各行各业被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通用电气、杜邦、通用汽车、美国钢铁）所主导。当这些巨人凭借自己的体量横冲直撞时，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小型公司只能苟且度日，勉强为生。仅仅就汽车行业而言，大批的汽车制造商（施图兹、雷欧、奥伯恩、霍普莫比尔、威利斯－欧弗兰、哈德森、帕卡德、斯图特贝克等）或以破产告终，或被更为强大的对手吞并。
乐观是每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不可或缺的特质
货币市场的崩溃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德国马克，也就是凯瑟琳的哥哥狂野比尔有史以来赚得最多的那一次。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必须向战胜方——协约国支付巨额赔款，这使得德国负债累累，深陷泥潭。协约国打算向德国提供一个延期支付战争赔款的计划，给予战败国更多时间。但是，这个计划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拒绝任何形式的债务宽缓。
于是，德国人索性违约，停止赔偿，导致其他债务国相继效仿，引发连锁反应，货币市场一片混乱。“几周的工夫，”戴维斯写道，“英国和其他三十多个国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货币暴跌了40%。”与此同时，美元虽然没有贬值，但谷物、木材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直线跳水。坚挺的美元使得美国企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在美国降价销售他们的产品，因为他们收到的是万能的美元。然而，国外的消费者却负担不起美国的产品，因为他们手中的货币贬值，购买力不断缩水。有几个国家甚至关闭国门，拒绝进口。
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赫尔强烈呼吁开放国门，即便自由贸易会损害本国经济。国外的商品涌入美国，而美国制造的商品却在库房里、粮仓里、货仓里堆积如山。“进口货物，”戴维斯写道，“就像以前发生过的一样，在碾压美国企业，导致恐慌乃至彻底崩溃。”
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解雇员工。美国的失业人数从780万人跃升至1370万人，这促使政治家们采取行动。市场崩溃之后，排斥对外贸易的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法案》，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 《斯姆特-霍利法案》并没有遏制全球的通货紧缩，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依然止不住地下滑，企业挣扎着维持微薄的利润。消费者对赫伯特·胡佛总统提倡的“买更多东西”运动，只能耸肩以对。等到罗斯福总统的时代，消费者买的就更少了。美国农业委员会劝说农民少种粮食（因为供给的减少，有助于价格的上升）。但是，农民赚钱心切，反而越种越多。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一样，戴维斯绝不会让这些令人沮丧的故事影响他迎接经济复苏的热情。对于商业和金融，戴维斯是天生的乐观派，这对于任何一个股票投资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特质。正如证券公司在牛市来临时习惯说的：“过去的表现不能作为未来成功的保证。”但是，现代历史上最为糟糕的十年接近尾声，戴维斯意识到，市场过去的糟糕表现不能证明未来也很糟糕。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他相信周期的存在。他相信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的信条：长期而言，股票投资的回报最具潜力。于是，他的目光越过那些等待救济的长队、令人沮丧的头条新闻、通货紧缩的肆虐，以及国民对于华尔街经纪人和银行家的抱怨与厌恶之声，看到了更远的未来，聚焦于美国财富来源的关键——创新。
人们通常都在慨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明了”。但戴维斯在典型的美国大众的寓所里却发现了反例。通用汽车在每一辆新车上装了电池，取代了手动摇柄，这样就可以“让妇女进入汽车市场”，这难道不是发明吗？一系列新型、节省劳动力的小工具的产生，让家务活变得轻松，并由此增加了电力需求，这难道不是发明吗？20世纪30年代，每户的家庭用电消耗几乎增长了一倍，所以，在千瓦时这个概念上，并未出现大萧条的现象。
戴维斯问自己，如果发明已经是明日黄花，那么，又如何解释如洪水般涌入美国专利局的申请呢？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最近的进展情况：汽车空调、尼龙（杜邦公司在1938年发明）、电视机（发展中的重要行业）、无线电传真广播、无爆震汽油、连续纺纱机、新型塑料和纤维制品、由板栗壳制作的波纹板（米德公司）、乳胶发泡海绵（美国橡胶公司）以及杀菌灯（西屋公司）。
尽管周围有这么多激动人心的发明进步，很多美国人依然认为经济前景一片黯淡。霍华德·斯科特是一位所谓“技术论者”的领袖（实际上，他们却是反技术论者），在各地的巡回演讲吸引了很多人。大批观众聆听了他的演讲，斯科特指责大萧条是机器和电力进步导致的工人失业引发的，因为工作岗位被机器所取代。在纽约一家豪华酒店里的一场人数众多的宴会上，一些商界名人也倾听了斯科特对于国家面临的经济灾难开出的药方：砸毁机器、回归手工制造、扛起锄头、用马犁地。
戴维斯可不打算接受这些技术论者的悲观论调，他预测三个“沉睡的行业巨人”（铁路业、公用事业、建筑业）将会在20世纪40年代觉醒。他看到新工作岗位又开始招聘，同时，1.3亿消费者重新开始购买商品，排起长长的结账队伍，全国上下都在加紧生产以满足人们压抑已久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在戴维斯的水晶球中，对美国经济繁荣的最大威胁是各州推出的保护地方的各种税收，就像放大版的各国保护本国制造商政策，他认为不应该征收这些关税，而他是对的。
他确信一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而且这会加速经济的复苏。他感到大众比之前的数十年“对资本主义体系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尽管他并不是罗斯福的粉丝，但他可以保持开放的心态。他意识到华尔街的报应已经彻底改变了商业的性质，所幸还没有彻底恶化。对于刚起步的公司，罗斯福强大的政府已经创造了一个“半管制经济”。社会安全体系、失业救济以及政府工资会为消费者的银行账户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使资金能够良性循环，避免了经济陷入更糟糕的情况。存款保险制度使得银行免于风险，保障了国民储蓄。所有这些对于挽救一个半死不活的经济而言是必要的。戴维斯得出结论，如同将“商业的信心重新注入”。只要能重拾信心，美国人民就会做出伟大的反应。
“一个由汽车引领的人口巨大变动即将到来，伴随着现代金融业务……高标准的生活水平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如果亲社会、亲商业的公共政策可以被采纳的话，这一切将很快到来。”
关于通货膨胀的话题，戴维斯找不到任何可以发出警告的理由。“预测总是很危险的，”他写道，“但是，只要工厂开足马力，只要农产品释放出巨大的潜力，只要政府下定决心采取坚定措施防止物价飞涨，我相信可以做到，如脱缰野马一般肆无忌惮的、危险的通胀应该会被推延到40年代之后。”
关于罗斯福新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其不妥之处，人们仅仅需要将最近的情况与新政之初进行比较，即可得出一目了然的结论”。到了1937年，戴维斯非常高兴地报告，罗斯福的训导——谴责“邪恶和罪恶的富人阶层”——已经不再被奉为信条。
第四章/债券黄金时代的终结
1929—1932年的市场大崩溃之后，人们普遍地认为所有股票都具有投机性。主流的权威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债券才是投资者应该购买的。——本杰明·格雷厄姆《聪明的投资者》
戴维斯最早的抄底投资
在戴维斯买下纽交所席位一年之后，席位价格继续下跌，最低跌到1.7万美元。所以，戴维斯并没有抄到交易所席位的绝对底部，但他买的价位已经足够低。席位的价格在1946年回升到9.7万美元，整个20世纪50年代一直保持在这个价位上，虽有波动，但从未低于3.8万美元。1994年5月戴维斯去世时，席位的价格是83万美元。买东西不多花一分钱，成为戴维斯的标志。
战时的悲伤与欢乐
尽管戴维斯持孤立主义观点，但他并不反对捐助资金和物资给反希特勒的事业。1942年，他在华盛顿的战时生产委员会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帮助美国制造业转化为战时物资供应商。他住在普林斯顿的一间屋子里，即便很晚了，开车经过德国大使馆，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灯火通明——证明纳粹也在加班加点。他又一次成为周末丈夫和周末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