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6日傍晚，在黄奇帆教授为经济学院学生授课前，我安排黄奇帆教授与黄有光教授见面，共进晚餐。两位黄教授虽首次会面，但相见恨晚，谈兴甚浓，最后合影留念。一年前的9月27日，我们在学院的主页和微信公众号中公布了一则新闻：原重庆市市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同志和国际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Yew-Kwang Ng）教授近日正式受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并加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短短的几年，国际形势突变，世界在很多方面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中美关系倒退，全球秩序急速瓦解，给正在爬坡过槛的中国经济带来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新的挑战。中国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智慧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寻找我们自己的机会。在这个动荡时代的背景下，黄奇帆教授的这本讲稿得以编辑出版，可谓正逢其时，不仅可以给关注这个时代的更多的人以思想的力量，去把握当下与未来，而且也会将我们引入对国家如何保持定力寻求持续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之中。我想这也是黄奇帆教授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坚持给学生授课的初衷。
2020年5月6日于沪上（作者系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2018年11月14日
摘要：本课程讲述了当前宏观经济脱实就虚的四大特征，以及世界各国去杠杆的基本路径，重点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去杠杆的关键所在。要害是把企业160%的负债率降40个点到120%左右。实现这个目标，操作上既不能“一刀切”地想两三年解决，也不能简单化地排浪式地用一种办法孤注一掷，更不能层层加码走极端。从宏观上看，至少可以用核销破产、收购重组、提高股权融资比重、稳定物价指数、平稳调控M2增长率等五种办法一起着力。在金融监管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打着金融产品创新的旗号，通过多种金融产品和工具叠加抬高杠杆的问题。要切实把握好金融去杠杆的政策节奏和力度，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的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打赢金融去杠杆的攻坚战。
今天晚上我将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交流关于宏观经济去杠杆、防风险以及相关改革措施方面的思考。大体上讲课一个半小时，再花半个小时讨论。今天这个讲座，跟你们以后的工作有关联。所以，我想了一下，讲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整个国家2018年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金融领域，宏观经济领域去杠杆、防风险，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另外两个是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是2018年重点工作中的头等工作。第二方面，具体一点、微观一点，专门讲金融机构怎么创新，创新的要素以及金融产品创新中最要防范的杠杆过高的风险问题。
说到去杠杆，大家一般想到的是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还有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讲到的都是实体经济的东西。实际上去杠杆的重点在于宏观经济去杠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国民经济中的宏观经济杠杆率比较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指标与世界各个国家相比，我们显得比较高或者说特别高。
第一，国家M2。2017年中国M2已经达到170万亿元，这几个月下来到5月底已经是176万亿元，我们的GDP 2017年是82万亿元，M2与GDP之比已经是2.1∶1。美国的M2跟它的GDP之比是0.9∶1，美国GDP是20万亿美元，他们M2统统加起来，尽管已经有了三次（Q1、Q2、Q3）的宽松，现在的M2其实也就18万亿美元，所以我们这个指标就显然是非常非常的高。
第二，我们国家金融业的增加值。2017年年底占GDP总量的7.9%，2016年年底是8.4%，2017年五六月份到了8.8%，下半年开始努力地约束金融业夸张性的发展或者说太高速的发展，把这个约束了一下，所以到2017年年底是7.9%，2018年1—5月份还是在7.8%左右。这个指标也是世界最高，全世界金融增加值跟全世界GDP来比的话，平均是在4%左右。像日本尽管有泡沫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在百分之五点几。美国从1980年到2000年也是百分之五点几，2000年以来，一直到次贷危机才逐渐增加。2008年崩盘之前占GDP的百分之八点几。这几年约束了以后，现在是在7%左右。它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全世界的金融资源集聚在华尔街，集聚在美国，产生的金融增加值也就是7%，我们并没有把世界的金融资源增加值、效益利润集聚到中国来，中国的金融业为何能够占中国80多万亿元GDP的百分之八点几？中国在十余年前，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金融增加值占当时GDP的5%不到，百分之四点几，快速增长恰恰是这些年异常扩张、高速发展的结果。这说明我们金融发达吗？不对，其实是脱实就虚，许多金融GDP把实体经济的利润转移过来，使得实体经济异常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指标是泡沫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