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传1998-2016：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化论
吴晓波
这一代人，一个个像悬崖边的孩子。在青春的荒原上，他们忽然看见了光。
他们猛力奔跑，触足之地，或陷泥泞，或长青草，惊心动魄间，天地舒展成一个以自由命名的花园，大河山川，各自生成。时间是玫瑰，他们是玫瑰上的刺。
——写于2016年定稿日，立冬的清晨
前言 谁能定格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
万物皆有裂缝处，那是光射进来的地方。——莱昂纳多·科恩（加拿大歌手、诗人），《渴望之书》
互联网经济建立在一个激进的社会假设之下，即认为现代社会在不可避免地逐步朝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大卫·柯克帕特里克（美国财经作家）
“我们一起来摇，一二三，摇！”南方深秋的空气中发出了来复枪上膛的声音，“咔嚓、咔嚓”，清脆而性感。
这是2011年11月的傍晚，我与马化腾站在深圳威尼斯酒店的门口，临分别前，他教我下载微信，并用“摇一摇”的功能“互粉”。此时，腾讯与奇虎360的那场著名的战争刚刚尘埃落定，而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正为争夺用户打得不可开交。马化腾告诉我，微信是腾讯新上线的一个产品，已经有3000多万的用户，并且每天新增20万。“因为有微信，所以，微博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语调低沉，不容置疑。
在与马化腾此次见面的两个月前，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到杭州，我们在龙井村御树下喝茶，他们希望由我来创作一部腾讯企业史。“我们保证不干涉创作的独立性，并可以安排任何员工接受采访。”我得到了这样的承诺。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访谈了60多位人士，包括副总裁级别的高管、一些部门总经理以及退休、离职人员，查阅了我所希望得到的内部资料和文件，此外还走访了互联网业界的从业者、观察家和腾讯的竞争对手。
我从来没有花这么长的时间和如此多的精力去调研一家公司——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更糟糕的是，我没有能够完全地找到其“成长的密码”，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被更浓烈的疑惑所困扰。呈现在我眼前的腾讯，宛如正在进化中的生物体，我们对它的过往经历所知不详，更被它正在发生的进化所吸引和裹挟。
在很长的时期里，腾讯是中国互联网世界的一个秘密。
它门扉紧掩，既不接受媒体的深度采访，也婉拒学术界的调研。马化腾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太出席公开活动，他像一个极度低调的“国王”，避居于镁光灯之外。
更令人吃惊的是，甚至连腾讯自身也对自己的历史漫不经心。它的档案管理可以用“糟糕”两个字来形容，很多原始文件没有被保留下来，重要的内部会议几乎都没有文字记录。腾讯人告诉我，腾讯是一家靠电子邮件来管理的公司，很多历史性的细节都分散于参与者的记忆和私人邮箱里。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对这一景象感到非常的意外，而腾讯人居然很轻松地对我说：“在互联网行业里，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未来，昨天一旦过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绝大多数的腾讯高管都是技术出身，他们对数据很敏感，可是对于我所需要的细节则一脸茫然。很多重要的场合没有留下任何影像——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
在调研和创作的过程中，我一直被三个问题所缠绕：
——为什么是腾讯，而不是其他互联网公司，成为当今中国市值最高、用户数最多、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它的成功是一次战略规划的结果，还是偶然的产物？
——为什么腾讯曾经遭遇空前的质疑，它所面临的模仿而不创新、封闭而不开放的“指控”是怎样形成的？性情温和的马化腾如何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全民公敌”？
——中国互联网与美国互联网有什么异同？前者的繁荣是一次长期的追随之旅，还是有自己的东方式生存之道？
这三个问题来自于混沌的过往，又明晰地指向未来。我必须诚实地承认，对于一位写作者来说，它们的挑战性实在太大了。
在任何一个文化创作领域，所有的从事者从来都面临“描述事实”及“发现本质”的双重困境。达·芬奇在论述画家的使命时曾说：“一个优秀画家应当描画两件主要的东西，即人和他的思想意图。第一件事做到很容易，第二件事情就很难。”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1934年的一次授课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要知道我们说的东西很容易，但要知道我们为何这样说却非常难。”
企业史的创作，同样面临达·芬奇及维特根斯坦所阐述的困境：我们需要梳理企业的成长历程，以及陈述其发生的“思想意图”。在工业革命年代，研究者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无论是彼得·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还是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美国公司演进史”，都非常清晰以及具有远见性地描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企业图景。在中国，我们这一代财经作家对万科、海尔、联想等公司的企业史创作也可谓得心应手。
可是，这一景象到了互联网时代突然变得吃力起来。近年来，美国财经作家的互联网公司史创作，譬如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史蒂夫·乔布斯传》、布拉德·斯通的《一网打尽：贝佐斯与亚马逊时代》、大卫·柯克帕特里克的《Facebook效应》等畅销书，都算不得传世之作。这并非是这一代作家的才华不足，而是裂变中的互联网经济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由此造成了观察和定义的困难。这就如同没有一个摄影师、画家或记者，可以准确地描述乃至定格一座正在喷发中的火山。
因此，在过去的5年多里，我的创作一再陷入停滞，在本书的某些部分，你可以读到我的犹豫和不解。到创作的后期，我放弃了“宏大叙事”和“原理架构”，而只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细节的挖掘和铺陈。
前几天，我的一位哲学教授朋友来杭州。闲聊中，我谈及了创作《腾讯传》的困扰。他引用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的观点宽慰我，这位以怪诞出名的解构主义大师说：“世上尚未发生过任何总结性的事情，也无人说过针对世界，或关于世界的最终总结。这世界是开放自由的，所有一切仍有待于将来，而且永远如此。”1
听闻至此，我不禁会心一笑。看来世界原本如此，互联网如此，腾讯亦如此。
既然这样，就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来慢慢地讲述腾讯的故事吧，从一个少年在1986年的春夜看见了哈雷彗星开始。
创业：1998—2004
“羞涩文静的马化腾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呢？”所有接受我访谈的马化腾的中学及大学同学、老师，无一例外地都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就连马化腾自己也没有料想到，他将创建一个“大企业”。他与创业伙伴张志东曾规划，到第三年的时候，雇佣员工人数将达到18个。当OICQ——也就是日后的QQ上线时，他们把用户的极限值设定为10万人。马化腾还几次三番想把公司卖掉，却没有人愿意接手。
不过，马化腾最幸运的是，他身处在一个“大行业”和“大时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泰德罗在描述铁路和电报的商业意义时说：“任何能打破对于人、产品和信息的时空限制的新发展，都会对商业运作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经济显然是一个与铁路和电报同等重要的商业发明，它重构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中国则在改革开放的20年后，搭上了互联网经济的第一班列车——如果美国是这列火车的车头，那么中国则是挂在后面的第二节车厢。我们可以说，中国是在互联网运动中受益最大的国家。
马化腾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代创业者，与之前的农民办企业、“城市边缘人”经商以及官员下海不同，马化腾创办腾讯，更大的驱动力来自于兴趣，他对信息技术拥有与生俱来的热情。深圳是中国第三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城市，而马化腾是全国最早的几百名网民中的一位，并且管理过一个名气不小的站点。马化腾和其他四位创业同伴都出生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四人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们对互联网——而不是金钱本身，有着宗教徒般的狂热。
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研究美国早期工商企业的发家史中，提出过著名的“成长四阶段”论，即积累资源、资源的合理化利用、持续增长和对扩展中的资源的合理利用。回顾腾讯的早期成长史，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一演进的轨迹：通过QQ实现了用户资源的积累，以创新的盈利模式实现用户资源的获利兑现。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全部都是美国式的仿制品，新闻门户、邮箱、搜索，包括即时通信工具，无一例外。腾讯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被业界看好，很大的原因在于，它的仿效对象——由以色列人开发、后来被美国在线（AOL）收购的ICQ从来没有实现过盈利，甚至一直到我写作此书的时候，也没有另外一款即时通信产品找到了好的获利方式。所以，马化腾必须做对一些事情，其中很多是美国人没有做过的。
做对的事情之一：腾讯对ICQ的模仿建立在微创新的基础上。它把信息留存从客户端转移到服务器端，从而适应了当时中国的上网环境，还先后发明了断点传输、群聊、截图等新颖的功能。从腾讯的案例中可见，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在应用性创新上的能力和速度并不逊色于任何国际同行，这一特征与电子产品、汽车、医药、机械装备等领域发生的景象完全不同。
做对的事情之二：除了技术的微创新之外，互联网的商业应用还受到一个地区的网络环境、用户习惯、支付体系、国家政策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本土企业往往有更大的优势。腾讯很早就提出了“用户体验”的概念，它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会员服务”、虚拟道具出售、Q币等服务型创新，从而使得QQ由一款没有温度的即时通信工具逐渐转型为一个“类熟人”的网络社交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腾讯是全球最早的社区网络的试水者之一。
做对的事情之三：马化腾在创业不久后便开始谋求资本市场的支持。幸运的是，在他满世界找钱的时候，风险投资已经进入中国，IDG、盈科、MIH在腾讯的早期发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资本输血作用。腾讯也是第二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另外一个从来没有被重视过的现象是，中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的增值服务起步比美国早得多。早在2000年年底，新成立的中国移动公司推出了“移动梦网”业务，它通过短信推送的方式为手机用户提供各类信息增值服务，这造成了一个独特的短信爆发现象，所有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增值服务提供商（SP）都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利润。腾讯一度是“移动梦网”最大的合作伙伴，因此也是最大的得益者。在2001年6月，腾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成为第一个实现盈利的互联网公司。
从1998年年底创办到2004年6月上市，腾讯在这段曲折的创业时期里完成了产品模型仿制、应用创新到盈利模式探索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缩影。在2000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盈利模式和用户价值挖掘上蹚出了一条与美国同行不同的路径。2003年，中美互联网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分流。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本土公司在门户、搜索、电子商务、邮箱服务、网络游戏以及即时通信等几乎所有领域里“完胜”全部国际公司，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式的互联网世界日渐露出了自己的轮廓。
创业时期的马化腾并没有展现出他作为企业家的全部特质。他抓住了被别人看作障碍的机遇，不过他所形成的能力看上去是一件有致命缺陷的“盔甲”：过度依赖“移动梦网”的盈利模式遭到质疑，同时，几乎所有互联网企业都推出了自己的即时通信工具。挑战像一道危险而高耸的栏杆，挡在小马哥的面前。如果说腾讯帮助那些年轻人在一个虚拟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身份”的话，具有戏剧性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腾讯自身却像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孩子一样，好奇地在问：我是谁？
出击：2005—2009
从上市的2004年起，腾讯按时对外发布财务季报、半年报以及年报，当我将这些文件一一细读完毕之后，终于得出了一个不无沮丧的结论：你永远无法从财务报表上读懂一家互联网公司。
创办IBM的托马斯·沃森讲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机器应该工作，人类应该思考。”这应是工业文明时期最具超前性的思想，可是，在信息革命的时代，它还是落后了。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机器与人类之间已经没有了界线，你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机器和资产，需要重新对技术投入及其产出周期进行规划，甚至对于战略的意义、对手的确定乃至会计法则等等一切，进行“价值重估”。
资本市场一直用非常冷淡的目光看待上市之后的腾讯。从2004年上市到2007年前后，腾讯进入了一个长达3年之久的“战略调整期”，这似乎不是一个战略被确定下来的过程，而是战略在不断调整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过程。在一开始，战略调整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一场灾难：当时腾讯接近七成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移动公司的“移动梦网”业务，而后者在腾讯上市的前一天发布了清理整顿的“通知”。
在此后的调整中，腾讯的种种冒险行为充满了争议性和火药味。
在遭遇冷落的2005年，马化腾提出了“在线生活”的新战略主张，同时在组织和人才结构上进行了重大的调整。30多个混乱的部门被重新组合，从而清晰地呈现出5个业务模块：无线增值业务、互联网增值业务、互动娱乐业务、企业发展业务和网络媒体业务。刘炽平、熊明华等一批在跨国公司服务过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了决策层。他们带来了规范化的运营理念，重塑了腾讯早期充满了草根创业气息的人才结构，此举在腾讯内部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在即时通信的主战场，腾讯并不积极主张“互联互通”，而这被某些同行认为违背了“让世界变平”的互联网精神。腾讯击退了网易、新浪以及雅虎等门户型公司对QQ的围剿，特别是对微软MSN一役，不但化解了MSN的强势攻击，甚至将MSN中国研发中心的三位核心干部引入公司，展现出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本土市场上的作战能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腾讯在2005年推出的QQ空间，一开始被当作My Space的中国版本，后来又被看成Facebook的追随者。其实，QQ空间有着完全不同于上述两者的运营和盈利模式。它进一步放大了虚拟道具的吸金能力，并以包月模式创造性地激发出中国网民的消费热情。在后来的4年里，QQ空间分阶段实施了对51.com、人人网和开心网的“三大战役”，从而在社交化的大浪潮中成为最大的赢家。
仍然是在2005年，腾讯决心成为网络游戏的第一霸主。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北京联众在休闲棋牌门类占据了超过八成的市场份额；而在大型网游领域，广州网易的丁磊和上海盛大的陈天桥如两个门神般把持着进入的大门，他们都曾因为网游的成功而登顶过“中国首富”的宝座。然而，腾讯仅仅用一年半时间就让自己的棋牌游戏玩家人数超过了联众。而到2009年，腾讯的网游收入超越盛大。在微信崛起之前，网游成为腾讯最大的“现金牛”，占到了全部收入的一半左右，腾讯因此“被成为”一家在线娱乐公司。
让人惊奇的，还有腾讯在门户上的成绩。面对传统的三大新闻门户——新浪、搜狐和网易，腾讯以迂回战术悄悄超越。刘胜义重新定义了网络广告的投放规则，并获得了广告主的认同，而QQ迷你首页对流量的巨幅拉动更是让所有对手无可奈何。
马化腾还染指电子商务和搜索领域。他先是推出了拍拍网和在线支付系统——财付通，继而推出搜搜。在这两个战场上，他遭遇了马云和李彦宏的强劲抵抗，这也为日后的“新三巨头”格局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2008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这一年，中国的互联网人口第一次历史性地超过了美国，而在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Service，SNS）浪潮中，试图以博客（Blog）模式完成转型的三大新闻门户无法找到可靠的盈利方式，QQ空间、百度空间、人人网以及51等公司则以新的SNS模式异军突起，门户时代宣告终结。
腾讯在这一时期的调整和出击，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它似乎违背专业化的传统观念——甚至与马化腾早期的言论也不一致。在短短几年里，腾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陌生的“大怪物”，它在多个领域同时崛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找不到一个可以类比的案例。在2004年上市之时，腾讯只是一个成长很快，却被边缘化的即时通信服务商，可是在后来的几年里，腾讯如同一支不起眼的轻骑兵部队，由偏僻的角落不动声色地向中心战区挺进，非常顺滑地完成了从客户端向网页端的疆域拓展。到2008年，腾讯拥有了4个亿级入口——QQ、QQ空间、QQ游戏和腾讯网（QQ.com），这在全球互联网企业中绝无仅有。精力充沛的马化腾四处出击，八面树敌，在几乎所有领域，无役不予，每战必酣，终于赢下了一个“全民公敌”的绰号。
甚至连腾讯自身也不知道如何定义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家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南方企业没有为自己所取得的胜利做好准备。马化腾常年躲避与媒体沟通——在2010年之前，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一家财经媒体的总编辑吃过一顿饭。对于全中国的财经记者来说，最难采访到的两位企业家都在深圳，一位是华为的任正非，另一位便是马化腾。低调的姿态进一步加重了神秘性，他因此又被称为“影子领袖”。后来马化腾承认，在某个事实层面上，其实是他“不知道如何对别人讲述腾讯的故事”。
一个创造者对他创造的历史非常陌生，这样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
“成长总是脆弱的”，彼得·德鲁克的告诫将很快应验在腾讯的身上，它在2010年之后遭遇到空前的质疑和攻击，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定义模糊的必然结果。
巨头：2010—2016
中国互联网发生过三次“圈地运动”。第一次是在1999年前后，以新闻门户为基本业态，出现了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巨头”。2007年之后，出现了以应用平台为基本业态的大洗牌，门户们陷入“模式困境”，出现了成长乏力的态势，而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则分别从搜索、电子商务和即时通信工具三个方向出发，到2010年前后完成了反向超越，成为“新三巨头”，它们被合称为BAT。而从2012年开始，智能手机异军突起，互联网的用户重心从电脑端向移动端快速平移，由此发生了第三次“圈地运动”。
腾讯是第二次“圈地运动”的最大获益者。在2010年的中报里，腾讯的半年度利润比百度、阿里巴巴、新浪和搜狐4家的总和还要多，它也因此成为“全行业的敌人”。对它的质疑和攻击在此之前已不断升级。到2010年年底，所有的“愤怒”都在3Q大战中总爆发，尽管处在事实层面的有利地位——后来的司法判决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腾讯在舆论浪潮中的狼狈有目共睹。
3Q大战改变了腾讯的战略，甚至部分地改变了马化腾的性格，他宣布腾讯进入“半年战略转型筹备期”，承诺将加大开放的力度。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腾讯连续进行了10场诊断会，举办了第一次开放者大会，相继开放了QQ空间和QQ应用平台。
有趣的是，3Q大战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颠覆，相反，它预示着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时代的终结。很快，所有竞争者都转入新的移动互联网战场。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帷幕。在一开始，新浪微博一骑绝尘，貌似获得了“改变一切”的反超式机遇，然而，因为张小龙团队的意外出现，马化腾非常幸运地实现了绝地逆转。
从2011年1月到2014年1月的3年，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大戏台而言，是属于微信的“独舞者时代”：它从无到有，平地而起，以令人咋舌的狂飙姿态成为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工具明星。它不但构筑起QQ之外的另一个平台级产品，替腾讯抢到了移动互联网的第一张“站台票”，更让腾讯真正融入了中国主流消费族群的生活与工作。
微信的公众号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创新，它以去平台化的方式，让媒体人和商家获得了在社交环境下的垂直深入。近4年时间里，开通的公众号数量便累计超过2000万，上百万家企业开通了自己的订阅号或服务号，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公众号平台上发布自己的内容，而更多的年轻创业者开始了陌生而新奇的自媒体试验。从此，每一个试图在中国市场上获得成功的人都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与微信有什么关系？
而腾讯在资本市场上的战略布局，应归功于腾讯总裁、前高盛人刘炽平。从2011年开始，腾讯一改之前的投资策略，开始用资本手段实现结盟式的开放。微信的崛起让刘炽平握到了与所有渴望流量的互联网巨头们谈判的筹码，腾讯相继入股大众点评、京东和58同城等公司，与咄咄逼人的阿里巴巴进行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竞赛。在双寡头式的战备较量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筑起高高的城墙，挖出宽宽的护城河，用马化腾的话说，“以遏制或钳制对手的过分逼近”。
尽管仍然不善交际和不愿意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但马化腾也在悄悄地改变，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进行了多次演讲，对中国互联网的未来展开了富有远见的观点陈述，它们被称为“马八条”“马七点”而流传于舆论圈。他所提出的“连接一切”似乎已成为一条公理，而“互联网+”的提法被中央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采用。
马化腾的七种武器
一位创始型企业家的性格和才能，将最终决定这家企业的所有个性。就如同苹果从来只属于乔布斯一样，腾讯从气质和灵魂的意义上，只属于马化腾。
在腾讯这个案例上，我们看到了马化腾团队所形成的极具个性的核心能力，我将之概括为“马化腾的七种武器”，它们包括：
第一种武器：产品极简主义。
由于起始于一个体积极小的IM（Instant Messaging，即时通信）工具，腾讯从第一天起就天然地具备了“产品”的概念，并且认为“少就是最合适的”“Don't make me think！（别让我思考！）”“让功能存在于无形之中”，马化腾本人是“细节美学”和“白痴主义”的偏执实践者，这在中国乃至全球互联网界都是早慧的。在PC时代，它的优势并不明显，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则成为最具杀伤力的公司哲学。腾讯也是工程师文化与产品经理文化融合的标本。
第二种武器：用户驱动战略。
早在2004年，马化腾就提出，互联网公司具有三种驱动力，即技术驱动、应用驱动、用户和服务驱动，腾讯将着力于第三种能力的培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腾讯团队探索并发掘对中国用户的虚拟消费心理的掌握，他们把“虚拟道具”重新定义为用户的“情感寄托”。在技术上，腾讯形成了大数据下的用户反馈体制，在应用性工具创新方面，提供了诸多中国式的理解。
第三种武器：内部赛马机制。
互联网世界的几乎所有创新，都具备颠覆式特征，它们往往突发于边缘，从微不足道的市场上浮现出来。身在主流并取得成功的大型公司对之往往难以察觉。在腾讯的18年发展史上，决定其命运的几次重大产品创新，如QQ秀、QQ空间及微信，都不是最高层调研决策的结果，而来自中基层的自主突破，这一景象得益于马化腾在内部形成的赛马机制。
第四种武器：试错迭代策略。
与以标准化、精确化为特征的工业经济相比，互联网经济最本质的差异是对一切完美主义的叛逆。“小步、迭代、试错、快跑”，是所有互联网公司取得成功的八字秘诀。它要求公司在研发、反馈及迭代上，形成完全不同于制造业的制度构建。在这一方面，腾讯的表现可谓典范。
第五种武器：生态养成模式。
作为全球员工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提供了管理超大型企业的中国经验。马化腾是进化论和失控理论的拥趸。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他试图让腾讯成为一家边界模糊的生态组织。他在QQ时代就提出让互联网“像水和电一样融入生活当中”；在2013年前后，他进而提出“连接一切”和“互联网+”的理念。在对内、向外的双重延展中，腾讯形成了柔性化的组织及竞争模式。
第六种武器：资本整合能力。
腾讯是最早获得风险投资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之一，但是，一直到2011年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投资风格。马化腾和刘炽平将腾讯的开放能力定义为流量和资本，将前者的优势和战略设想，转化并放大为后者的动力。腾讯是中国互联网企业中最大、最激进的战略型投资者之一。
第七种武器：专注创业初心。
创业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马化腾，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知识型创业者。在他的创业初心中，改善财富状况的需求让位于个人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热情。在18年中，马化腾几乎摒弃了所有的公共表演，而一直沉浸于产品本身，这构成了他最鲜明的职业特征。
两个互联网世界：美国的，中国的
本书记录了腾讯崛起的经历，并试图以互联网的视角，重新诠释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曲折与独特性。
如果把互联网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那么，他的灵魂萌芽于何处？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而其答案的迥异，便构成不同的互联网世界。
在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刊登过的一篇文章认为：今天的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之所以成为这样，乃是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精神所致。1968年前后，“二战”之后出生的一代美国青年占领了所有的大学，对富足而平庸的市民社会的厌倦让他们起而反抗，于是从西海岸开始，爆发了一场以性解放、摇滚乐为主题的嬉皮士运动。“不要告诉我世界是怎样的，告诉我如何创造世界”，康奈尔大学的这句反抗口号风靡一时。
这场嬉皮士运动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很快画上了句号。然而，嬉皮士的精神却如幽灵一般难以散去，它长久地在音乐、电影及装置艺术领域徘徊，而那些吸食过大麻的工程师们则将它带进了信息革命的世界，他们渴望用新的、更自由的技术打碎亨利·福特们所铸造的机器王国。正如深受嬉皮士精神影响的乔布斯所说，“电脑是人类所创造的最非同凡响的工具，它就好比是我们思想的自行车”，自行车是流浪和叛逆的工具，它让人自由地抵达没有轨道的目的地。在电脑的胚胎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是一个四处飘扬着自由旗帜的混沌世界。
自互联网诞生以来，网络世界里一直崇尚并流行着“自由平等，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化与精神，其内涵类似于嬉皮士文化。从乔布斯、杨致远、贝佐斯，到布林、扎克伯格、马斯克，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并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东欧、俄罗斯或中国台湾的新移民——无一不流淌着嬉皮士的血液，辍学、叛逆、崇尚自由和“不作恶”。
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是，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被引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正在变成一个世俗的商业社会。正如一位早年非常活跃的评论家洪波所观察到的，中国互联网没有经过早期的非商业阶段，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资本的舞台，所以互联网本身的民主性、非中心性，在中国从来都没有被广泛关注过。
在互联网的幽灵进入中国时，开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20个年头，中产阶级文化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曾经如野火般蔓延，可是它很快就熄灭了，年轻人不再关心政治，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投身于经商事业，金钱成为衡量成功和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精灵般到来的互联网被纯粹看成财富创造的兑付工具和商业发展的手段。在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的手中，被当成“圣经”的著作是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它们所包含的商业乐观主义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达尔文思潮交相辉映，为中国互联网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钱气质。由嬉皮士精神催生出来的互联网，在中国可谓“魂不附体”。
让中国互联网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越行越急的，还有风险投资及纳斯达克市场。第一批被国际资本市场认可的中国企业就是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等企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身后就有了风险投资的影子。它们创业后不久便实现了股票上市，紧接着，在“资本鞭子”的抽打和督促下，继续疯狂地为扩大利润而不懈努力。互联网对它的中国从业者兑现了实现财富的承诺，有两位年轻人分别在31岁和32岁的时候就成为“中国首富”。在过去的10多年里，互联网与房地产是诞生亿万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与后者的灰色野蛮相比，前者被认为是“阳光下的财富”。
在商业模式上，中国的互联网成长史被很多人看成是对硅谷模式的一次长途追随。就如同思想史上所呈现的景象一样，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一直以来面临这样的拷问：如何从西方那里获得新文明的火种，又如何在行进中挣脱“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禁锢。
几乎每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克隆版，都可以在那里找到原型，但是，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模式。从QQ对ICQ的克隆，到微信对kik的跟进，腾讯历史上的战略性产品都找得到仿效的影子。而耐人寻味的是，被效仿者很快销声匿迹，而腾讯则据此获得成功。
本书以众多的细节对这一事实进行了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人在应用性迭代和对本国消费者的行为了解上，找到了自己的办法。在腾讯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种种的东西方消费差异，比如美国人愿意出钱买一首歌给自己听，而中国人愿意出钱买歌给自己的朋友听。根据2011年的一份对比报告显示，中国网民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已全面超越美国网民，他们更喜欢分享，更乐意购买虚拟类道具，对网购的热情显然也更大，到2014年，中国网购业务量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已超过美国4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中国金融行业的长期封闭及懒惰，让互联网公司轻易地找到了在线支付和重建金融信用关系的突破口。
因此，无论在网民的绝对人数、活跃度还是在制度性创新等指标上，中国都是一个比美国更令人兴奋的商业市场。到2015年前后，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应用性创新上的能力和成就已超过了美国同行；北京、深圳和杭州是三个比硅谷更适合讨论互联网模式的城市。
如果说美国人总在想如何改变世界，那么，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他们更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是商业价值观——广而言之，更是人生观的区别，也是很多美国与中国商业故事的不同起点。
如果没有互联网，美国也许还是今天的美国，但是中国肯定不是今天的中国。
中国迄今仍然是一个非典型的现代国家，政府掌控着近乎无限的资源，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盘踞在产业的上游并参与政策的制定。互联网是罕见的阳光产业，因变革的快速和资源的不确定性，国有资本迄今没有找到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获取垄断利益的路径。互联网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商业进步和社会空间开放，同时也正在造成新的混乱和遭遇更具技巧性的管制。这显然是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博弈正在进行，没有人猜得到它的结局。
就本书的主角而言，对腾讯的种种争议也还在继续当中，热度不减。它变得越来越值得期待，也越来越令人畏惧。正如比尔·盖茨、乔布斯终生被“开放与封闭”“抄袭与创新”的终极问题所缠绕一样，马化腾也仍然陷入这样的被质疑中。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奇特市场，不肯被驯服的谷歌遭到了驱逐，Facebook的扎克伯格尽管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却至今不得其门而入。而在中国内部，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互相封杀与屏蔽，已成为熟视无睹的事实。腾讯和马化腾，以及阿里巴巴和马云，正在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与此同时，他们所被赋予的公共责任也是一门尚未破题的课程。
它已经很好，但它应该可以更好。
PART 1 创业：1998—2004
第1章 少年：喜欢天文的Pony站长
我看见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里尔克（奥地利诗人），《旗帜》
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新文明、新文化，其特征是：一、对小的事物特别崇拜；二、地下经济，不遵守规则；三、对权威健康的不尊重……预见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美国新媒体教授），《数字化生存》
看见了哈雷彗星的少年
1986年4月11日，时隔76年之后，哈雷彗星拖着绚烂而神秘的长尾巴，准时地重新出现在地球的上空。在那个早春之夜，世界各地无数少年仰望星空。
在中国南部的新兴海滨城市深圳，一个叫马化腾的15岁初三学生宣称他是全校第一个看见了哈雷彗星的人。“它出现在北斗星的西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亮，肉眼不太容易找到。”很多年后，他这样对我说。马化腾当时是深圳中学天文兴趣小组的成员，这也是他唯一参加的课外兴趣小组。
马同学之所以能够找到哈雷彗星，除了他对天文有特别的爱好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他有比其他同学更高级的“武器”。就在14岁生日的时候，他向家里索要一台准专业级、80mm口径的天文望远镜，那要花他父亲将近4个月的工资。“他当时非要不可。我们不肯买，太贵了，要700多元，他就写日记，说我们扼杀了一个科学家的梦想。他妈妈有一天翻他的书包读到了这篇日记，我俩商量了一下，还是给他买了。”父亲马陈术日后回忆说。
在找到哈雷彗星之后，马化腾拍下了照片，还兴奋地写了一篇观测报告，投寄到北京，结果获得观测比赛的三等奖，得到了40元的奖金，这是马化腾赚到的第一笔钱。从此之后，对天文的爱好一直被保留了下来，他告诉我，“唯一一本从中学开始就一直订阅到现在的杂志就是《天文爱好者》”。2004年，董事会同事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便是一架精美的望远镜模型。
彗星俗称“扫把星”，为怪异之物。早在公元前613年，《春秋》一书就有记载“有星孛入于北斗”，这是人类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在汉族乃至其他很多民族的预言中，哈雷彗星出现在星群的外阴之间，预示着秩序重构的时期即将到来。
马化腾这一代中国人成长在一个紧张而剧烈变动的时代。
1971年10月29日，他出生在海南岛东方市八所港，父母是八所港港务局的职员。在户口簿的籍贯一栏，按惯例随父亲填的是“广东省潮阳县（旧称）”。他有一个年长4岁的姐姐。
就在马化腾出生前的一个月，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子叛国出逃，在蒙古坠机身亡。这一丑闻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几乎预示着一个封闭时代即将落幕。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这两个分别代表了古老东方和新兴西方的超级大国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敌对状态。马化腾5岁的时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世界；又过了两年，74岁的邓小平获得实际的领导权，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
为了吸引外资，务实的邓小平选中远离北京、有开放传统的广东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1979年1月，宝安县（旧称）南头半岛最南端、与香港隔岸相望的1000多亩荒地被选定为第一个可以进行招商引资的工业区，这便是日后名声显赫的蛇口工业区。同年3月，宝安县改名为深圳市。1980年8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国务院确立为四大特区，在各种优惠政策的刺激之下，大量的国家投资和国际资本被引导到这些南方地区。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就这样被强行启动了起来，整个社会在半推半就中走向开放。
马化腾的童年是在八所港度过的，那里是海南岛的最西端，居民以苗族为主。马化腾至今还记得小城里有很多脸上刺了刺青的苗人，他们背着硕大的竹箩，默默地蹲在滴雨的屋檐下。一个人的童年最容易被遥不可及的神秘所吸引，南中国海的海港夜空特别清澈深邃，繁星如织，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和想象，使人们深感自身的渺小。
为了培养儿子的科学兴趣，马家订阅了《我们爱科学》等科普杂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马化腾在其中读到一篇讲述如何用各种镜片制作天文望远镜的文章，就缠着妈妈买了一套镜片回来，动手做了一台简陋的望远镜，这或许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款作品。
望远镜的特点是：焦距越大，视野越小，望得越远。面对远处的未知迷雾，人们很难摆脱短视的袭扰，而只有把焦距拉大并将视线聚焦于一点，方可能稍稍看清真相的某一部分。很多年后，我与马化腾聊起他的这个爱好，他突然说：“互联网是不是很像一个不确定的、正在爆炸的星系？”
马化腾和三个中学同学
马化腾家族所属的潮汕人，在中国的商帮谱系中是十分特别的一支。
潮汕地处东南，远离中原，地狭田少，渔耕为生，民众自古有远航谋生的传统，是少有的海洋性部族。在唐宋时期，潮汕人就是南洋一带最活跃的贸易集团，也是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汉族人之一。明清时期，朝廷采取禁海政策，潮汕人迫于生计，仍然冒险出洋，《清稗类钞》记述：“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与中原的晋商、徽商相比，潮汕商帮的官商意识比较淡薄，“重商轻文，重男轻女”是鲜明个性。进入近代，潮汕人在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形成了很大的商业势力，出了不少潮汕籍富豪，最出名者当属华人首富李嘉诚。
1984年，13岁的马化腾随父母从海南岛迁居到了深圳。
此时的深圳已赫然成为中国最受关注，也最具争议的标本城市。这年年初，邓小平悄然视察了深圳，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0月，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各省区市均装饰了一辆彩车参与检阅，当深圳市的彩车缓缓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上面的两行大字让很多中国人觉得非常刺眼和不可思议——“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原本出自蛇口工业区政府门口的一块标语牌，后来，它被定义为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在中国人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将时间与金钱如此赤裸裸地画上等号。它既违背了两千年来的儒家传统，又与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它以如此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宣示了一个陌生而新鲜、可以用物质来量化一切的时代正式来临。
对于少年马化腾来说，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复兴、深圳的崛起，或是潮汕族群的商脉，都是包裹在其生命外部的记忆，它们将慢慢渗透进这个人的躯体和灵魂内，最终构造成一个独特的命运体。
马化腾是初二时转入深圳中学的。那时的他个子只有一米四十一，在13岁的孩子中算是矮小的，所以坐在班级的第一排。同排有一位同学叫许晨晔，也是随在教育系统工作的父母刚刚从天津迁来的。
那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感召，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新移民，深圳中学初一年级原本招八个班的学生，后来不得不扩招了两个班。这两个班的学生讲的大多是普通话，而前八个班的则讲广东话——他们自称为“白话”，在那里还有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张志东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陈一丹一家1981年就来到了深圳，父亲是广东省汕头市田心镇人，后来成为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
马化腾在初中时的成绩一直在前三名。许晨晔、张志东和陈一丹这些人都学“奥林匹克数学”，只有马化腾参加的是天文兴趣小组。进入高中后，马化腾、许晨晔和陈一丹被分在了一个班里。到了高二，学校又分了一次班，马化腾和许晨晔还在一起，陈一丹则跟张志东在另一个班。
陈一丹回忆那时与马化腾的交往：在高中时，他们一起背圆周率，相互比赛。到了课间，他们就在走廊上面对面地站定，开始轮流背，今天你比我多背两位，明天我比你多背两位，后来大家都能背到小数点后100位。他们还曾经一起集过邮，互相帮着买邮票。
高佳玲是马化腾的高中班主任，在这位数学老师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位学习很认真的乖学生：“与同学关系很好，很会团结人，没有旷过一次课，作业本总是很整洁的样子。不过，更深的印象却是没有了。”
到了高中，马化腾的个子突然蹿了起来，很多年后，许晨晔说起这事还有点愤愤不平：“他原来跟我一排的，后来越长越高，越坐越靠后。”隔壁班级的张志东则长成了一个硕壮的小男生，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冬瓜”的外号。
马化腾和他的同龄人是被焦虑统治的一代，他们的人生与他们的国家一样，一直发育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繁荣”之中。在他的中学时期，校园里最流行的一个词语是“时不我待”，老师们以无比急切的口吻告诫年轻人，如今是百年一遇的大时代，机会就像河流里的泥鳅，处处可见，都不易抓获。
大学机房里的病毒高手
1989年，是马化腾考大学的那一年。那年6月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高考在7月7日至9日如期举行，但是空气里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留在自己身边。所以那年，深圳高考考生的第一志愿大多填的是深圳大学。马化腾的高考分数是739分（满分900分），高出重点线100多分，按这个成绩本可以进北京的清华大学或上海的复旦大学。
因为深圳大学没有马化腾最感兴趣的天文系，所以，他退而求其次，进入了电子工程系的计算机专业。与他一起进这个专业的还有许晨晔和张志东。许晨晔还跟他分在了同一个寝室。这个班共有36名学生，除了一个保送生，张志东的考分最高，马化腾的成绩排第三。
据讲授计算机汇编语言课程的胡庆彬老师回忆：“马化腾这一届是深圳大学历史上最优秀的一届，生源特别好。他们这一个班，没有人挂过科——这在深圳大学之前、之后都再也没有出现过的。马化腾等人很优秀，基础好，后来做出这样的事业，我一点都不惊讶。就是不创办腾讯，他们也会成为很优秀的人才。”
黄顺珍是马化腾的大学班主任，讲授的课程是计算机操作系统，从留存至今的成绩单上可知，马化腾那门课的考试成绩是86分，黄老师给了总评88分，而张志东的总评是全班最高的92分。黄顺珍讲述了两个细节：“作为班主任，我每周要到宿舍巡视一次，每次去，都会看到马化腾在看书或者做计算机操作。他和张志东等一些同学的家庭条件好，都自己配了电脑。而其他人都在聚堆聊天或者做其他的事。有一次，马化腾交上机实验报告，在写自己名字时，搞了一点小创意，他用软件为自己的‘马’姓设计了一个奔腾形状的字体，看上去很漂亮，然后又在后面手写了‘化腾’两个字。理工科学生很少有这样的创意，这让我直到现在都印象很深。”
与马化腾同一个寝室的许晨晔回忆说：“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平时就是背英文单词，早上一起跑步，绕校园跑一圈。有一段时间，他还突然对气功发生过兴趣。”
深圳大学是一所1983年才成立的大学，几乎没有什么传统，它坐落在南山半岛，校园里种植了大量荔枝树，所以也被称为“荔园”。那时，校园外是农田和几座错落筑建的农舍。马化腾和许晨晔在跑步的时候一定不会料到，20多年后，他们能有机会在校园北面建一座39层高的腾讯大厦，从位于顶层的办公室可以日日俯瞰校园，追忆已经逝去的青春。
他们的另外一个同学陈一丹则考进了化学系。在大学期间，陈一丹变得非常活跃，他竞选上了化学系的学生会主席，还是校学生会委员会副主任。毕业典礼上，他被选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他讲得很激昂，好像毕业就是上前线一样。”马化腾说。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马化腾把很多精力花在了C语言的学习上。这是1972年由美国的丹尼斯·雷切尔设计发明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它具有绘图能力强、可移植性好等优势，并具备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是世界上最流行、使用最广泛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在操作系统和系统使用程序以及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的场合，C语言明显优于其他高级语言。马化腾日后对我说：“我们最终是靠C打天下的。”他还说：“在技术上，我的算法不是太强，那需要数学很强的人才可以。但是我做应用比较强，就是我知道如何把一个产品实现出来。”相对于马化腾，他的同班同学、“冬瓜”张志东则更精于算法。
马化腾在计算机上的天分，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大学里，对于所有学习编程的年轻人来说，公共计算机机房是较量技术的不二赛场。他们常常在一台计算机里编写一个病毒程序，将硬盘锁死，令别人无法启动，而自己则可以任意地打开，或者，有另外一个高手能够破译出别人设计的程序，这无疑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在同学们的记忆中，马化腾是一个编写病毒程序的高手：“他经常把机房计算机的硬盘锁死，连管理员都打不开。后来只要一发生这样的情况，马化腾肯定是第一个被叫过去的‘嫌疑犯’。”
除了C语言编程之外，马化腾在技术上的另外一个强项是图形化界面的程序编写。
当时的计算机采用的是DOS程序，微软的Windows还没有进入国内，马化腾能够在DOS系统下做出类似Windows的图形化界面。“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尝试，我在书上找到一些基本元素，然后在上面不断搭建，形成了自己的图形化界面技术。”
到了大学四年级，学生们要到一家企业去毕业实习。马化腾去的是深圳黎明电脑网络有限公司，这是当时中国南方技术水平最高的计算机公司。它创办于1990年，是中国第一家以“电脑网络”命名的企业。在中国网络发展史上，它拥有4项显赫的纪录：最早的电脑网络通信系统集成公司，最早应用数字数据网络和帧中继技术的公司，最早在异步传输网络上实现图像、语音和数据综合传输应用的公司，以及中国证券电脑网络的首创者。它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脑网络设计和主要建设单位，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电脑自动撮合网络交易系统便是由其设计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股票市场如火如荼，成了财富聚变的巨大游戏场，黎明网络公司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里，22岁的马化腾做出了他一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品。
这是一个图形化界面的股票行情分析系统，马化腾加入了技术分析、函数算法，甚至还自带了一套汉字输入法。他把自己在C语言和图形化界面上的特长统统发挥了出来。为了分析股票买卖双方的心理博弈过程，他还去学习了神经元的知识，以期能预测出股票未来的走向。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实用的股票分析软件，使用者可以形象地看到股票行情的波动情况，并进行波段分析。
在当时的股票热潮中，全国出现了难以计数的炒股软件，它们都宣称自己是看得见未来的“水晶球”，马化腾的产品正是其中之一。不过，由于其采用了非常独特且图形化的设计，所以，即便是在程序员云集的黎明网络公司，仍然让人眼前一亮。公司找到这位实习生，提出要购买他的这套软件。马化腾咬咬牙，小心翼翼地开出了5万元的价格，这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3年的薪水，没想到，对方没有还价就一口答应了。
就这样，马化腾的大学生涯在一款软件的交易中结束了。这4年，他没有担任过任何学生干部的工作，也没有竞选过任何的协会职务。在芸芸的学生中，他只是一个长相英俊、沉默安静、偶尔喜欢在计算机机房里捣捣蛋的理科乖乖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处理上有出众的才能。
润迅公司里的“小马”
1993年9月，马化腾和他的同学们各奔东西。
张志东考到了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他将在那里继续埋头磨砺自己的算法技术。许晨晔先是工作了半年，然后到南京大学读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工作。陈一丹被分配进了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同时在职攻读南京大学法学院的经济法硕士。马化腾则到深圳润迅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当一名软件工程师。
马化腾的求职经历很简单：1993年3月的一天，在黎明网络公司实习时，他到华强北的一家计算机书店淘书，正巧碰到一位无线电专业的同学，他已被润迅录用。同学告诉马化腾，润迅正在招软件工程师，可以去试一下。马化腾就过去了，他向招聘的人展示了自己设计的那个股票行情分析系统，第二天就被通知录用了。
当时，润迅是一家创办才一年的新企业，不过却处在一个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寻呼台服务中。寻呼机就是无线寻呼系统中的被叫用户接收机，收到信号后发出音响或产生震动，并显示有关信息。它体积很小，可别于腰间。寻呼机进入中国是在1983年，到1990年前后，几乎到了“人腰一机”的地步。它的风靡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实际已经进入了即时通信的时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寻呼台的服务费一直高企不下，入网费100元，数字机一年的服务费是180元，汉字机一年是600元。这是一个极其暴利的行业。
在1990年之前，寻呼行业几乎被国有电信公司垄断，后来才渐渐向私人开放。润迅的两位创办人都有很深厚的电信从业背景。他们先是创造性地推出了内地与香港的跨境寻呼业务，很快在深圳市场上站稳了脚；之后又率先推出全国卫星联网、秘书台等一系列服务，公司迅速成长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寻呼台服务企业。极盛时，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并进入恒生指数，年营业额高达20亿元，毛利超过30%。
马化腾在这家传奇性的企业里一直工作到1998年年底，见证了它兴衰的全部过程。他刚入职的时候，在研发部门写寻呼系统的软件程序，月薪为1100元；后来转到业务部门，参与各地的寻呼台建设，从寻呼系统的开发到发射器安装，负责软件编写和网络实现，月薪也渐渐涨到了8000多元。
在等级森严的润迅，马化腾做到的最高职务是主管，在他的上面有执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门副总裁、总监、高级经理、经理和高级主管。同事们对他的印象非常淡薄，他们管他叫“小马”，是数以百计的“小马”中的一位。
当然，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在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里，生活着一个不安分守己的、野心勃勃的马化腾。
刚毕业时，马化腾曾想到华强北去创业，最早的想法是帮客户装机。当时，中国有两大计算机配件的集散地，北方是北京的中关村，南方就是深圳的华强北。马化腾动手组装过从8086、286、386到486等早期所有世代的计算机，按工价，装一台计算机可以赚50块钱，一天装两台，收入已高过润迅的工资。不过，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在华强北装机的都是从农村来的初中生，他们对配件的行情比你熟得多，手脚也勤快，‘打’不过他们。”
后来，他又和几位朋友开发了一套股票行情的接收系统，“就是用寻呼机接收电波里的股票行情，接收下来后，用单板机实现转码，通过串行口接到电脑上去”。马化腾把它命名为“股霸卡”，拿到华强北市场上去卖，一开始的价格是8000元，后来降到6000元，再后来是4000元，“成本是1000元，卖掉了几十套”。赚了一点钱后，这个生意也不了了之。
直到1994年年底，马化腾突然被一个叫惠多网的新东西给彻底吸引了。
惠多网里的马站长
惠多网，英文原名为FidoNet，有时候又被翻译成“会多网”，1984年诞生于美国，是一种BBS（电子布告栏）建站程序，通过电话线连接，以点对点的方式转发信件，是技术爱好者自行搭建的一个替代性的通信网络。与后来的互联网不同，惠多网不支持在线交流，而且一根电话线只能一个人用，用户把内容传上去后要赶快下来，否则别人就上不去了。
1991年，在北京定居的台湾人罗依开通了惠多网在中国的第一个站点——“长城”站，在中国的FidoNet站群便被叫作CFido。一开始，上惠多网的几乎都是从海外拨长途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渐渐地，国内的技术爱好者也找到了这里，他们中的一些超级发烧友分别在各个城市开设了自己的站点，这些站点联成一张网，成为中国第一代网民的摇篮。
马化腾是通过瑞星知道有这么个新东西的。“瑞星是做杀毒软件的，它有一个电子布告栏，可以用调制解调器（modem）拨号上去，下载更新的软件，我就是在那里了解到了惠多网。”马化腾很快就被惠多网深深地吸引了，以至于一发而不可收。“它实在太奇妙了，通过调制解调器拨号上去后，就会出现一个人机界面，有菜单和讨论区，你在那里可以遇见天南地北的、跟你一样的人，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是却可以互相展示最新写的软件，交换加密解密的心得，也可以倾诉对程序人生的感悟。”
2011年5月，已经是腾讯董事局主席的马化腾以“15年的老站长”身份参加第六届中国互联网站长年会，回忆起第一次登录惠多网时的心情，仍然难掩激情：“那时候，我们所有计算机软件编程人员都以为所有的编程是在本地进行的。第一次通过远程的站台，看到屏幕上吐出文字的时候，非常激动，感觉像是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样，我觉得这是当时网络的开端。”
在玩了将近半年后，正在兴头上的马化腾决定自己搞一个站点。1995年2月，他开通了惠多网的深圳站，起名为ponysoft，Pony是马化腾的英文名，中文翻译为“小马驹”，这个站也被叫作“马站”，它的编号是655/101，655是中国区的区号，101则是“马站”的站号。
“马站”创办的时候，全国的惠多网站点总共不到10个，其中北京有两个，南京、上海和广州各一个，活跃用户总计100人左右，其中便包括了很多日后在中国互联网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这些站点中，“马站”也许是最为豪华的一个：马化腾在家里拉了4条电话线，配备了8台电脑，也就是说，可以同时接受4位用户的传送申请。当时，国内的电话初装费非常昂贵，需8000元一架。马化腾的姐姐在电话公司上班，申请了半价优惠，但设备添置和使用费还是花了马化腾将近5万元，相当于把出售股票行情软件的全部收入都投了进去。
从买700元的望远镜到花5万元建惠多站点，隐约可以读出马化腾的某些天性：这位看上去文静柔弱的南方书生其实有一种敢于舍得并冒险投入的决绝禀赋，它来自于潮汕人的传统天性。
“马站”的创建让马化腾的生活顿时变得忙碌和丰富了起来。他的母亲黄慧卿回忆说：“那两年，他没日没夜地泡在网上，收信包，发回复，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要出差，就写一张纸条给我，教我一旦有网友打电话来说网络不通，就按照纸条上的步骤排除故障。”
那一年，马化腾还兼任了《计算机世界》报在深圳的通讯员，他写了一篇报道《BBS与惠多网》，简单地描述了惠多网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还把全国11个站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公布了。在马化腾等人的推动下，惠多网的站点越来越多：1996年年初，求伯君在珠海架起了“西线”站点；同年5月，雷军在北京创建了“西点”站点。
在现实生活中不喜交际、羞于表达的马化腾在虚拟世界里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一位叫李宗桦的惠多网网友回忆说：“他在网上简直就是一个话痨，总是喋喋不休地跟你反复讨论一个技术问题。他重视每一个‘马站’用户的意见，会不断地写邮件，从不厌烦。”
腾讯的高级副总裁、“微信之父”张小龙比马化腾出名还要早，他因独立写出Foxmail（1997年1月面世——编者注）而被人们看成南方最好的程序设计员。他对我回忆了第一次知道马化腾的细节：“有一次，我突然收到一位用户的邮件，对Foxmail的设计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是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外部人很难观察到。我有些吃惊，他说他叫Pony，在经营一个站点。”
马化腾日后被称为“中国第一产品经理”，他的产品意识以及对用户体验的理解，最早都是在“马站”时期形成的。
中国的第一批互联网人
令马化腾沉迷其中的惠多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它只是信息化革命早期的一种雏形，显然没有成为主流模式，汹涌的潮流只是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然后以更凶猛的态势向陌生的方向冲刷而去。一切坚硬的都将烟消云散。
就在马化腾接触惠多网的1994年，在遥远的美国，两位天才少年用无畏的牙齿咬破了网络经济的坚硬“蛋壳”。
28.8K的高速调制解调器被研制了出来，它可以每秒钟传输3KB文件，与马化腾同样出生于1971年的马克·安德森开发出UNIX版的Mosaic网络浏览器，与此同时，个人电脑的Windows系统也日趋成熟，这些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已足以引爆一场网络革命。
就在1994年4月，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生杨致远发明了最早的网站搜索软件，他放弃即将获得的博士学位，在一个拖车里建立了雅虎公司，英文名为“Yahoo！”。一个前所未见的网络商业时代到来了。同年9月，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写出了《数字化生存》，在这本让他名闻天下的著作中，他大胆地提出“整个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将发生变化”“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的观点。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物质性的世界突然向虚拟性转向，通过电子流的方式，知识、信息及商品制造与销售将可能实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
从1995年到1996年，互联网世界进入了一个令人炫目的地震期。
1995年5月，美国公司Sun Microsystems开发了Java程序技术，万维网的图像语音性能得到了大幅提高。同年8月9日，由马克·安德森参与创建的网景通信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为每股28美元，当日收盘价便达每股58.5美元，市值达到27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评论说，通用公司花了43年才达到的目标，网景只花了“大约1分钟”。网景在浏览器市场的表现严重威胁到了微软的行业地位。
1996年4月12日，杨致远的雅虎在纳斯达克上市，一日之内，股价从13美元暴涨到43美元，一跃而成为市值高达8.5亿美元的新巨人。雅虎确立了一种基于搜索的门户网站模式，它深远地影响了互联网的技术和商业应用走向。
在东方，无论是马克·安德森、杨致远的崛起，还是尼葛洛庞帝的预言，听上去都是那么遥不可及。不过，对互联网经济的尝试还是悄然地起步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近到了呼吸相闻的地步。
199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立了国内第一个Web服务器，推出中国第一套网页，内容除介绍中国高科技发展外，还有一个栏目叫“Tourin China”。同年9月，中国邮电部电信总局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协议中规定电信总局将通过美国Sprint公司开通两条64K专线，一条在北京，另一条在上海。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的建设由此开始启动。
这些在当时看来一点都不起眼的举措，日后都被视为具有“创世纪”般的意义，它们意味着一种比惠多网更有技术和商业前景的网络模式正在出现。
1995年4月，马化腾在深圳接待了一位叫丁磊的浙江宁波人。丁磊的身材与马化腾差不多，都有一米八左右，更巧的是，他们都出生于1971年的10月。与马化腾的俊秀长相不同，丁磊有一双鼠标般灵活的小眼睛，生着一张玩世不恭的脸。
作为惠多网深圳站的站长，马化腾有义务接待南漂到深圳的惠多网网友。而此时的丁磊正是一位迷茫的无业青年。他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主修微波通信专业，辅修计算机。这是一位对电脑有狂热爱好和超人直觉力的技术天才，而且从一开始就打算办一家属于自己的电脑企业。在大学同学录上，有同学给他留言，“希望丁磊早日实现拥有自己的电脑公司的愿望”。大学毕业后，丁磊回到家乡宁波的电信局当一名工程师，在机房里，他成为惠多网最早期的前100名用户之一。与马化腾不同，他没有开一个自己的站点，而是利用电信局免费的线路资源，成为一个“中继器”，帮助各地的网友交换信包。也正是在那时，他知道了深圳的马化腾。
到1995年的春天，丁磊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平淡而乏味的生活，他决定“开除自己”。这一想法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他去意已决，“这是我第一次开除自己，但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将是人生成败的一个分水岭”。他孤身一人跑到热浪滚滚的南方，到处乱逛，拜访了几位网上已十分熟稔却从未见过面的网友，他想看看他们到底长什么样，有什么稀奇的想法。在深圳，他遇到了同样焦躁而找不到方向的小马站长。这年5月，丁磊加盟了一家美国数据库软件公司Sybase的广州分公司，成为一名技术支持工程师。
正当技术员出身的马化腾与丁磊在南方茫然对望的时候，一些看上去与信息产业毫无专业关系的人手忙脚乱地踢开了一片新天地。
就在那年4月，一个叫马云的31岁大学外语教师在浙江杭州创办了“中国黄页”网站，它于5月正式上线，自称是第一家网上中文商业信息站点。马云想要创造一个面向企业服务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赚钱的方法是鼓动企业把自己的商业信息挂到网上。
5月，学应用化学出身的张树新与丈夫在北京创立瀛海威公司，她的“瀛海威时空”宣称是国内唯一立足大众信息服务、面向普通家庭开放的网络，“进入瀛海威时空，你可以阅读电子报纸，到网络咖啡屋同不见面的朋友交谈，到网络论坛中畅所欲言，还可以随时到国际互联网络上走一遭”。在中国互联网的青葱时期，瀛海威扮演了一个启蒙者和领跑者的角色，它是第一个形成了公众品牌效应的网络公司。张树新在中关村白颐路（现称中关村大街——编者注）南端的街角处，竖起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第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
7月，已经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朝阳碰到同校的尼葛洛庞帝，一下子被互联网迷住了。他决定放弃当一个“李政道式的物理学家”的理想，投身于更让人激动的“数字化生存”。在尼葛洛庞帝的协助下，张朝阳融到了100万美元，于这年年底回到北京，想做一个叫中国在线（China Online）的项目。
日后证明，马云等人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尽管他们将遭遇种种挫折，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走到了成功的终点。
进入1996年之后，随着华裔青年杨致远在美国的巨大成功，雅虎模式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就在雅虎上市的一个月后，1996年5月，发明了“中文之星”汉字输入法的王志东开通了四通利方网站（www.srsnet.com）。而一直为找不到网站模式而苦恼的张朝阳则决定完全照搬雅虎，他请人开发中文搜索引擎，起名“搜狐”，像极了雅虎的“表兄弟”。
“我们一起办一家企业吧”
从1996年的下半年开始，内秀喜静、一向与同学走动不多的马化腾经常跟张志东泡在一起。
在几位腾讯创始人中，张志东是唯一的宝安本地人，自称“土著”。张家祖辈在农村耕读，到他出生的时候，家里还有一亩多田，种点花生和甘蔗，“那时候的深圳就是几个小渔村，很贫穷也很安静，我们天天赤脚在沙地上比赛滚自行车圈或甩烟片”。他的父亲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清华大学，读的是工程物理，毕业后，先是分在武汉，后来调回广州。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生下了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儿子，第三个是女儿。张志东排行第二，上有兄，下有妹，是一个从小就被呵护大的孩子。腾讯最早招进来的程序员之一李海翔曾在张志东家借住过两个月，他“揭发”说：“张志东不但不会烧饭，连家里的洗衣机也不会用，衣服都是妹妹帮着洗。有一回，他妹妹出去旅游，我们两个像流浪儿一样过了好几天。”张志东的父亲一直想把一家人从乡下调进广州城，却没有办成，后来索性也就回到了家乡。
大学时期，张志东与马化腾同班，不过关系却不太密切。“我跟他不是一个寝室的，他在701，我在725，在楼道里隔几间房间。”回忆那时的马化腾，张志东的印象是：“他的毅力挺好的，早上经常绕着学校跑一圈，应该跑了蛮长时间的，我也跑了一阵，后来没坚持住。”张志东不喜欢运动，他痴迷围棋和象棋。
本科毕业后，张志东到华南理工大学读研究生，那是中国南部最好的工科大学。在几个创始人中，张志东的计算机算法技术是最好的。他个子不高，外表憨实，甚至有些木讷，与那个“冬瓜”的绰号很吻合。他总是在那里微笑，不过内心却坚毅、敏感。也许是家境稍好的原因，张志东从小对物质没有太多要求，即便在腾讯上市、成为亿万富豪之后，他在很长的时间里开的仍是一辆并不奢华的宝来轿车。
1996年9月，读完研究生后，张志东回到深圳，进入了马化腾曾经实习过的黎明网络公司。他被分在一个专门为电信企业服务的小项目组里，负责给一家寻呼台提供网络服务。就是在那时，他遇到了三年没有联系的同班同学马化腾。
这是一个十分戏剧性的情景：张志东发现这家公司的一台服务器经常莫名其妙地死机，经过分析，应该是有黑客入侵。他通过一些异常的访问日志调查来源，很快追索到了IP地址来自罗湖区的润迅公司。在记忆中，他唯一认识的润迅人就只有马化腾，而这位同学在大学时就是机房里出了名的病毒高手。于是，他拎起电话就拨给了马化腾。
“这是你干的事吧？”他用不疾不徐的语气直接问。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阵熟悉的呵呵笑声：“我就是来试试你的水平。”
马化腾提出见面，约的地点是在黎明网络公司附近的名典咖啡馆，这是华强北一带非常出名的程序员聚集地，灯光昏暗，人声鼎沸，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在那里密谋着他们青涩的梦想。就这样，老同学又走到了一起，在后来的一年多里，他们经常在周末见见面，聊聊天，发生在互联网世界里的种种新闻让他们嗅到了暴风雨即将来袭的气息，他们像海边的两根芦苇一样兴奋不已。
对于此时的马化腾来说，尽管北方的张树新、王志东以及张朝阳等人的动静让他颇为羡慕，可是真正刺激到他的，却是那个不久前刚刚接待过的惠多网网友，来自宁波的同龄人。
丁磊在Sybase上班一年后，又跳槽到了一家叫飞捷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他在那里用火鸟程序搭了一个基于公众互联网的BBS系统，从此告别了相对小众的惠多网，也告别了马化腾。在这时，他留意到了一项互联网的新动向：1996年7月，美国人杰克·史密斯推出了免费电子邮件系统Hotmail；一年后，比尔·盖茨以4亿美元将之收购，并把它运行于微软的Windows平台上。丁磊敏锐地意识到，电子邮箱将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互联网基础服务。他拿出全部的50万元积蓄，悄悄注册成立了仅有三名员工的网易公司，然后与华南理工大学的二年级学生陈磊华一起，开发出了第一款中文免费电子邮箱系统。
这个发明让丁磊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第一个真正赚到真金白银的创业者，他把这个邮箱系统以119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广州电信旗下的飞华网，之后，全国各地电信公司开办的网站——当时大多叫作“信息港”，比如北京信息港、成都信息港——纷纷向他采购。丁磊凭借每套售价10万美元，很快成了一个声名鹊起的百万富翁。
丁磊的故事让小马站长再也坐不住了，他对我回忆说：“我在润迅的时候也曾想到要开发邮箱系统，但是晚了，也没有人支持我，就我一个人在做。丁磊搞出来了，也成立了公司。应该说我受他的影响，就觉得互联网好像也是有机会创业的，所以也想做些什么事情。”
1998年春节后的某一天，马化腾约张志东聊天，在润迅公司所在的金威大厦附近的一间咖啡店里，他突然对张志东说：“我们一起办一家企业吧。”
第2章 开局：并不清晰的出发
要加倍使出全部的力量往前冲，不要回头。如此一来，你将可以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安藤忠雄（日本建筑师）
在创业的那些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未来，都在为明天能活下去而苦恼不已。 ——马化腾
创办日：1998年11月11日
绝大多数人的创业，都是过往经验的一种延续，马化腾也不例外。他兴奋地向张志东描述即将创办的公司的主打产品：把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与非常普及的寻呼机联系在一起，开发一款软件系统，能够在呼机中接收到来自互联网端的呼叫，可以接收新闻和电子邮件等等。马化腾把这套系统称为“无线网络寻呼系统”，它的销售对象是全国各地的寻呼台。
这个创意看上去是一个不错的点子，既与润迅的专业有关，又有他之前开发过的股霸卡的影子，还似乎得到了丁磊“卖系统”的启示。马化腾在寻呼服务领域浸泡了5年，而张志东则是做集成系统的高手，所以，他们联手正是“天作之合”。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头头是道的分析都非常不靠谱。
张志东被马化腾打动了，当时的他正打算离开黎明网络公司。他有一位姑姑在美国，按家里的安排，他要出国去投奔姑姑。马化腾的邀约让他多了一种选择，而他确实也对马化腾描述的产品很感兴趣。“我们那时都没有想发财的念头，就是要干一点自己喜欢的、有价值的事情。”他后来对我说。甚至在辞职这件事上，他的动作比马化腾还要快：“我先离开了黎明，然后，他才下决心从润迅出来。”
接下来的几个月，马化腾和张志东开始寻找创业伙伴。先是张志东找到了陈一丹，他们一直走得比较近，曾经结伴出去旅游。陈一丹在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工作很安稳，而且在两年前已早早结婚过上了小日子，不过，听到能和好朋友一起办企业，还是颇为心动。他回家跟妻子商量，当时的顾虑是：万一失败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怎么办。这时，他的妻子说：“没关系的，我还有一份工作。”陈一丹日后对我说：“一直到今天，我还深深感念妻子的这一句话。”马化腾还找了从初中开始就同班的许晨晔，他在深圳的电信数据通信局上班，当然更有专业上的优势。
当这四位同学坐在一起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搞销售的。
这时候，“第五人”曾李青出现了。
曾李青出生于1970年1月，比马化腾年长将近两岁，却是同一年毕业。他就读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专业，毕业后在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工作。曾李青身材魁梧，性格开朗，能言善辩，性格与马化腾和张志东完全不同。年纪轻轻的他有过一个纪录：他曾以一己之力，说服深圳的一个地产开发商投资120万元，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宽带小区。他在电信局很受重用，是局里下属龙脉公司的市场部经理。就在1998年的时候，电信局整顿“三产”，龙脉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曾李青前途彷徨，正好接触到了四处寻找销售专才的马化腾。
曾李青回忆说：“我与马化腾、张志东第一次就公司成立的事情见面，是在龙脉公司的那间小办公室里。关上门，我们简单地分了下工，马化腾负责战略和产品，张志东负责技术，我负责市场。”
即将成立的新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公司去登记注册的时候，马化腾和张志东都还没有办完辞职手续，所以董事长的名字写的是马化腾的母亲黄惠卿，尽管她从来没有到过公司。
在注册公司名称时，决定都取“讯”作为尾缀，表示与“通讯”有关，而前缀的选择则发生了一些周折。马化腾回忆说：“最早想出的名字叫网讯，就是网络通讯的意思，最直接，最简单，第二备选的是捷讯，第三个是飞讯，第四个名字才是腾讯。工商登记是我父亲替我跑的，他回来说，前面几个都登记不下来，就‘腾讯’可以。我想，有我的名字太个人色彩了，不太好。但父亲说，就是这个了吧，要不然就注册不下来。于是就叫腾讯了。”日后有人推测，“腾”取自马化腾的名字，“讯”则与“润迅”有渊源，也是八九不离十的解释。
公司英文名Tencent的灵感，则来自Lucent（朗讯），“当时讲究左右对称，Tencent就很对称”。把这个词分开来，就是Ten Cent（十分钱），腾讯日后以微结算的盈利模式成就大业，也许是“天意”。
再来说办公场所。腾讯的第一个办公室在华强北赛格科技创业园的一栋坐北朝南的老楼里。马化腾回忆说：“我认识一位叫陶法的香港商人，是做寻呼机业务的，他一直想拉我过去做，我说要自己创业。他在科技园正好有一间空着的办公室，就免费借给我用几个月。”那个办公室在四层，有30多平方米，门口有一对很艳俗的大陶瓷花瓶，房间的顶上还挂着一个歌舞厅用的、会旋转的水晶彩灯。陈一丹从香江家私市场采购了几张办公桌，五六个人挤在屋子里就满满当当了。
几个月后，香港人要收回房子，马化腾就在旁边二栋东楼的二楼找到了新的办公室，这回有100平方米左右，被隔成了两间，里面是经理室，外面是办公区。到我写作此书的时候，这间办公室内空无一人，却还被保留着，剥落的墙上贴着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墙角堆着染满灰尘的桌椅，空气里飘浮着陈旧的、未曾散尽的记忆。
张志东回忆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他跟马化腾在办公室里畅想腾讯的未来，他们做了一个“三年规划”——三年后，腾讯的员工数将达到18个人，刚刚可以把这间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坐满。
腾讯的创办日被确定为1998年的11月11日，但事实上，并没有“正式”的那一天，自1998年春节后一直到下一年年初，马化腾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是在忙乱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生活如一条大河，所谓的“源头”都是后来者标示的产物。
不可错过的“互联网世代”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看看腾讯诞生的时候，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
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史上，从1998年到1999年的两年，是一个神秘的时期，错过了这一段，也就错过了一个世代。
先看美国——
1998年11月24日，美国在线以4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网景公司，网景与微软的浏览器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比尔·盖茨非常强势地把Windows 95与IE浏览器进行捆绑销售，取得了奇效。微软还在这一年公布了Windows 98，将浏览器中的Web页面设计思路引入Windows中，使Windows变得更为生动和实用，并真正成为一个面向互联网的桌面系统。这一年，微软的股价暴涨72%，同时它遭到不正当竞争的严厉指控，美国华盛顿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司法部及20个州政府起诉微软违反联邦反垄断法一案。
1998年，乔布斯在重归苹果公司之后推出了极简主义的iMac电脑，苹果扭亏为盈，实现了硬件产业里的胜利。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将成为新的统治者，此时的世界属于软件和互联网，乔布斯仅仅是一个“归来的坏孩子”。
在1998年，全美最受追捧的互联网英雄是华裔青年杨致远，他登上了《时代》和《商业周刊》的封面，还在《福布斯》杂志的“高科技百名富翁”榜单中，以10亿美元的身家跃居第16位。雅虎的业务开始走进中国，杨致远甚至考虑在中国卖网站广告。当然，也是在这一年，他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一个决定：有两位出生于1973年的斯坦福校友上门找到杨致远，想要把自己的一个搜索技术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雅虎，杨致远优雅地拒绝了他们。9月7日，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被迫在加州郊区的一个车库内孤独创业，他们把公司取名为Google。
在中国——
受“杨致远奇迹”的启示，中国的互联网开拓者们几乎同时找到了成长的路径。
1998年4月，张朝阳团队率先完成了中文搜索系统的开发，他依照雅虎模式“克隆”了一个中国版，是为搜狐公司。10月，张朝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这让他成为第一个互联网业界的全国性新闻人物。
1998年8月，四通利方的王志东在美国考察时接触到北美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渊生活资讯网，双方一拍即合，迅速展开合并谈判。12月1日，新浪网成立，宣称将“全面提供软件、新闻、信息和网上服务等功能，力争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
在广州，靠出售电子邮箱赚到了第一桶金的丁磊也做出了一个天才般的决定，把网易由一个软件销售公司转型为门户网站。
至此，中国互联网的“门户时代”到来了，新浪、网易和搜狐相继脱颖而出，成为统治未来10年的“三巨头”。1999年1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公布了当时国内的十大商业网站，分别是新浪、163电子邮局、搜狐、网易、国中网、人民日报网站、上海热线、China Byte、首都在线和雅虎中国。从当选网站的类型可见，它们都是新闻和资讯类的门户网站，且几乎都没有盈利模式，评选机构的标准是：“访问量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内容，然后是美观。”
与此同时，一些非门户型的模式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悄然出现，譬如网络游戏、电子商务以及专业的搜索引擎，它们在当时都没有获得“三巨头”那样的关注。
从1998年到1999年，有三个人先后进入了网络游戏领域。1998年6月，开发了汉化中文平台系统UCDOS的鲍岳桥在北京创办了联众游戏，它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棋牌游戏网站。1999年8月，只读了两年大学就退学的朱骏在上海推出娱乐型社区Gamenow，后更名为“第九城市”（简称“九城”）。11月，1973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陈天桥拿出50万元积蓄在上海创办盛大网络，开始运营一个叫“网络归谷”的虚拟社区。网络游戏在日后将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最赚钱的业务，不过在当时却是“主角旁边的花脸小厮”，一点都不被看好。
电子商务领域的尝试也各有千秋。1998年6月，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代理销售光磁产品，后来转型为电商。1999年3月，马云以仅有的50万元创办了一家专门为中小外贸企业服务的B2B（Business to Business）网站阿里巴巴。几个月后，这家不知名的中国网站就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电子商务网站，《福布斯》派出记者追踪到杭州，终于在一个叫湖畔花园的住宅小区里找到了这间小公司。6月，瞄准旅游业的携程网诞生了，它的4位创办人是当时创业者中身份最为显赫的：沈南鹏是德意志银行亚太区的总裁，梁建章是甲骨文中国区的咨询总监，季琦创办过一家科技公司，范敏是上海旅行社总经理。11月，当过多年个体书商的李国庆和他的海归妻子俞渝联手创办了从事网络图书销售的当当网，它的模式完全是照着美国亚马逊网站复制的。
在搜索领域则出现了百度和3721。1998年10月，北京方正集团的软件工程师周鸿祎开发出一种支持用户通过中文找到自己要到达网站的软件，他在自家的小屋里创办国风因特软件公司，公司网站名为3721，取自谚语“不管三七二十一”，颇有我行我素的意思。周鸿祎出生于1970年，日后将成为马化腾最棘手的敌人之一。1999年年底，在美国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李彦宏回国创办百度公司，那时的他已是硅谷小有名气的搜索技术专家。“百度”的取义来自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中国企业史上，出现于1998年至1999年的这些互联网创业群体是前所未见的一代，他们组成一条喧嚣而璀璨的星河，隔出了一个新的企业家世代。
首先，他们非常年轻，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及70年代中前期。这是当代中国的“黄金一代”，他们大多数受过正规的学历教育，有良好的专业背景，不少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甚至毕业于全球最好的大学。他们的朝气及学识远非之前的、出身于乡村或城市底层的草根创业者可以比拟。
其次，这些创业者置身于一个横空出世的信息产业之中。从第一天起，他们就是全球互联网浪潮的一部分，他们没有自然资源、权贵关系可以凭借，也无须与政府进行任何的寻租博弈，而且一开始，他们就把陈腐而霸道的国有企业集团逐出了竞争圈。因此，这是天生的全球化一代，是在阳光下创业的一代。
最后，他们是风险资金和国际资本市场催化的一代，是“带翅膀的创业者”。这在过去中国企业界是闻所未闻的创业模式。张朝阳和李彦宏从一开始就有风险投资的助力，周鸿祎和陈天桥在企业运营的一年内得到了风险资金的注入，而马云在被《福布斯》报道之后，便成了国际资本追逐的对象。新浪、搜狐和网易更是赢得万千关注，在1999年年底，它们就先后启动了去纳斯达克上市的计划。
狼狈不堪的岁月
在互联网创世纪的星河中，腾讯无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
它不属于门户、搜索或电子商务等任何流行概念，它无法定义自己，甚至连它出发的起点都是错误的——马化腾对张志东描述的那个把互联网与寻呼机连接起来的“无线网络寻呼系统”，是一个糟糕的产品。
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马化腾在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中设计了很多颇为创新的寻呼服务：比如网页寻呼业务，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访问寻呼台主页，不必拨打长途电话，就能将信息经寻呼系统发送到寻呼机上；再比如邮件寻呼服务，用户可以在寻呼机上看到发送到电子邮箱的主题及部分内容；还有网络秘书服务，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输入每天的行程，网络秘书就会在设定的时间把事项及时地发送到寻呼机上。
除此之外，马化腾还设计了一个虚拟寻呼服务：用户无须拥有真正的寻呼机，只需要有一个虚拟寻呼号，朋友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到寻呼台发信息到你的电子邮箱上。在原理上，这已经是一款基于互联网的即时通信工具了。
然而，归根到底，这仍是一个糟糕的产品。
它之所以糟糕，不是因为技术上不成熟，而是它违背了一条非常简单却不易被察觉的竞争原则：在一个缺乏成长性的产业里，任何创新都很难获得等值的回报，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马化腾的所有创新都基于一个前提：人们将继续使用寻呼机。
致命的问题是：进入1998年之后，随着移动手机的日渐普及，寻呼机逐渐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落伍的通信商品，全国几乎所有的寻呼台都停止了扩张和投入。摩托罗拉公司曾是中国传呼机市场的主宰，最旺销的时候，一只摩托罗拉寻呼机可售3000元，其中国合资公司的年利润达到惊人的3亿美元。可是到1998年年底，摩托罗拉的寻呼机部门被整体裁撤。这是一个正在陡然下滑的市场，人们在惊恐中等待行业消失的一天。在行业的重大转折点上，马化腾站在了落后的一边，他所提供的软件产品看上去与最时髦的互联网搭上了边，但是，显然无法真正挽救寻呼机被抛弃的命运。
正沉浸在创业激情中的马化腾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自称是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不喜欢冒险”的人——这与绝大多数的创业者完全不同，所以，在开始筹划创办腾讯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业务了。有一位朋友介绍了一单河北电信的生意，他们对马化腾的软件系统有兴趣，愿意出20万元一试。1998年的5月到7月间，马化腾跑了4次石家庄，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这让整个团队非常兴奋，也是促成公司正式创办的主要动因。
为了开拓业务，马化腾想办法弄到了一本“寻呼企业大全”，上面收录了上千个企业的地址和电话。他们就打印了一份业务信函，买了上千个信封，一一手写，然后寄出，每天巴巴地守株待兔。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的沮丧。除了河北电信，全国再没有一家寻呼台愿意出20万元购买这套软件，马化腾的报价越来越低。陈一丹当起了业务经理，他回忆说：“我当时的工作是每天给各地的寻呼台打电话，第一句就问：‘你们总经理在不在？’只要人家有点兴趣，就上门去谈，一般去两个人，我的名片上印的职务是业务经理，马化腾印的是工程师，人家一看就觉得挺专业的，好像我们背后有一支很大的团队，其实总共也就我们几个人。我们前前后后还是做成了十多单业务，不过价格越来越低，从20万元降到10万元，再降到8万元、5万元、3万元。这套软件的开发成本在3万元左右，其实已经没有任何赚头了。为了多接活，我们什么都做，从网站设计、服务器存储空间和智能更新管理维护的全包服务，到简单的网页制作，有些单子价格只有5000元。最后，我们甚至连免费的都做过，因为想赚以后的维护费。”
张志东在黎明网络公司时的同事李海翔此时也进来帮忙，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段狼狈不堪的岁月：“那时也没有什么规范和文档，就给你一堆源代码，你就去装。装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些问题，别人也说不清楚，就自己看着办，能改就改。改完之后，这个系统就归你管了，因为其他人谁都搞不懂。后来有一段时间，这成了一个传统。”
这期间，曾李青对公司做出了贡献，他利用自己在深圳电信的人脉关系，拉到了一笔开发电子邮箱的业务，金额有30万元，这又让马化腾等人小小地忙碌和高兴了好一阵子。
就这样，从1998年年底创业到1999年年底的整整一年里，腾讯公司总共完成了100万元的营业收入。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那间局促的办公室里，马化腾团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主营业务搁浅，资金入不敷出，这似乎是一家看上去奄奄一息的创业公司。马化腾甚至不敢鼓动陈一丹和许晨晔从原单位辞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都是在下班之后以及周末赶到赛格科技创业园来干活。
然而，故事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创业之神”总是这样，它不按常理出牌，视过往的成功与经验为累赘，喜欢在极限的状态下挑战人们的意志力和想象力，它常常带着一丝戏谑的微笑堵住命运的正门，然后，却在腋下露出一条缝隙来。
这条缝隙很小很小，在腾讯的历史上它有一个名字，叫OICQ。
从ICQ到OICQ
在说OICQ之前，先得说说ICQ。
1996年，三个刚刚服完兵役的以色列青年维斯格、瓦迪和高德芬格开发出一款在互联网上能够快速直接交流的软件，他们为新软件取名ICQ，即“I SEEK YOU（我找你）”的意思。ICQ支持在互联网上聊天、发送消息、传递文件等功能。他们成立了Mirabilis公司，向注册用户提供互联网即时通信服务。作为一个互联网通信工具，ICQ的互动性远高于BBS及电子邮件，只要将亲朋好友的呼号列在联络人列表上，就可以知道对方是处于连线还是离线状态，而且又可以随时对谈，因此它备受年轻人青睐。ICQ的用户增长非常惊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世界上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软件。1998年年底，以色列Mirabilis公司的ICQ被美国在线以4.07亿美元（包括直接购买的2.87亿美元和视表现而定的1.2亿美元）收购。此时，ICQ的用户数已经超过1000万。
就如同所有的互联网创新产品都能够在中国找到它的仿效者一样，早在1997年，就有人开始投入开发ICQ的汉化版。从现有资料看，台湾的资讯人公司第一个推出了繁体中文版ICQ，起名为CICQ。1998年8月，资讯人进入大陆市场，推出简体中文版的PICQ。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有两位青年工程师创立北极星软件公司，推出了一款类似ICQ的产品“网际精灵”。
马化腾在润迅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ICQ，他曾在公司内部与同事讨论过研发这款产品的可行性。有一位高级主管问道：“它能赚钱吗？”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位主管当即把话题转移了。后来有坊间传言：“ICQ公司到中国寻找合作者，曾与润迅接触，马化腾正是被派出的谈判者，在润迅放弃这一项目后，马化腾独立出来创业。”是为不确。
马化腾团队投入ICQ开发，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就在1998年8月前后，马化腾在广州电信的信息港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个招标新闻，广州电信想要购买一个类似ICQ的中文即时通信工具，正在公开向全社会招标。马化腾当即与张志东、曾李青商量，大伙儿觉得技术难度不大，可以去试一试。但是，招标会马上就要开了，已经没有时间做出产品，只能做一个技术方案去竞标。
第二天，曾李青去打听消息，很快带回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情报：此次参与竞标的是广州电信旗下的飞华公司，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产品开发，起名为PCICQ。“这就是一个内定的标，我们去了，也绝对没有机会。”曾李青在办公室里嚷嚷说。
但是，马化腾还是决定一试。他与张志东闭门数日，写出了一份竞标书，他们必须要给这个“纸上产品”起一个名字，马化腾想到了open（开放），于是就叫OICQ，中文名为“中文网络寻呼机”。
正如曾李青所预料，在竞标会上，广州电信没有给腾讯任何机会，飞华不出意料地成为中标者。
在回到深圳后，五位创业者坐下来，讨论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要把OICQ给开发出来？在许晨晔的记忆中，这是腾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激烈的争论：“那次，大家争论得挺热烈的，说什么的都有，主要是一点也看不到赚钱的机会。而且，前面已经有台湾资讯人、网络精灵和飞华在做了，市场还需要第四个‘汉化ICQ’吗？但是，美国在线花几个亿买走ICQ又好像很给力。当然，大家最后还是听马化腾的。”
马化腾说：“要不我们先把它养起来吧。”
我曾经问过很多受访者同一个问题：为什么ICQ没有一个中文名？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前30年，绝大多数的外国公司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时，都会——而且必须起一个中文名，原因是，70%以上的城镇或农村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念英文字母，一个没有中文名的企业或商品，其实就意味着对70%的消费者市场的蔑视和放弃。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广东惠州出现了一家名叫TCL的电视机公司，当它的产品被摆放在乡镇商场的柜台上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念它，由于它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演员刘晓庆出演广告片，所以常常被叫作“刘晓庆的电视机”。后来，公司不得不在“TCL”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很中国式的名字，变成“王牌TCL”。
即便在信息行业，这个规律仍然有效。马云曾回忆，Internet被引入中国时，一开始被直译为英特耐特网，当他滔滔不绝地向别人推广的时候，那些从小唱着“英特耐雄纳尔（Internationale，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长大的中年人常常会小心翼翼地提问说：“您是在推销共产主义吗？”后来，Internet被改译为“信息高速公路”，再后来，又定名为“互联网”。与此类似，E-mail被翻译为“电子邮箱”，Portal Website被翻译为“门户网站”。而ICQ，一直到它消失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中文名。
很多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张志东的解释也许是真相之一：没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大行业，它太“小众”了，以至于懒得给它起一个中文名。
后来的事实确乎是这样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门户网站一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主流模式，以即时通信起家的腾讯长期被边缘化，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的重要性，甚至到它成为行业里注册用户最多、利润最高的企业时，仍然不在“主流”之列。
所以，当马化腾决意把OICQ“养起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成长为一个“小巨人”。他对我说：“当腾讯正式创办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寻呼机行业令人恐惧的下滑趋势，但是又无能为力。我当时的想法是，先把OICQ做出来，养着，反正它也不大，赚钱还是要靠卖软件。”
就这样，刚刚创立的腾讯公司兵分两路：马化腾、曾李青和李海翔等人做网络寻呼系统，张志东带人开发OICQ。
OICQ的中国式改造
跟随张志东一起开发OICQ的是徐钢武，以及外号叫“小光”的吴宵光和“夜猫”封林毅。
徐钢武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曾在润迅工作过，平时喜好Linux（一套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系统）和MUD（Multiple User Dimension，很多用户参与活动的一种计算机程序），精于后台技术，是典型的后台技术高手。加入腾讯后，他成了OICQ的第一位“后台主程”。
而另两位都是惠多网“马站”的网友。“小光”就读于南京大学天文动力专业，是一位天文、计算机和足球爱好者。他在大学期间迷上了计算机编程，擅长编写C语言，199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深圳气象局工作。“我进气象局的时候，局里的计算机网络没有人管，我就负责管理网络以及内部系统软件的开发。”“夜猫”比“小光”年纪还要小，脑子很活，曾在惠多网上开过一个名叫“夜猫客栈”的站台。
当时，“小光”和“夜猫”都是以兼职身份参与开发的，几人的分工为：张志东管理项目进度和成本控制，负责砍掉那些团队想要，但是又来不及做的功能；徐钢武负责写后台代码；“小光”和“夜猫”负责客户端部分；而马化腾会提出很多产品设想，并不断地将细节的改进要求“压”过来。
日后，腾讯的创业者们常常被问及一个问题：在你们开发OICQ的时候，ICQ早已成熟并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已经有三款汉化版的ICQ产品被使用，你们是怎样后来居上的？
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手的麻痹与羸弱，二是技术的微创新。
在对手方面，ICQ在被美国在线购买后，三位创始人因为不愿意离开以色列而退出，财大气粗的美国在线此时正在浏览器市场上与微软死磕，所以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于ICQ。张志东后来曾与美国在线的高管在一个场合交流，他问对方：为什么在购买了ICQ之后却没有好好经营？对方竟不知如何回答。至于国内的三个对手，台湾资讯人受到种种政策上的限制，始终不知道如何经营格局庞大的大陆市场，南京的北极星是一家以棋牌游戏为主业的公司，在“网际精灵”上缺乏坚决的投入，而飞华开发的PCICQ只是广州信息港里众多服务项目中的一个，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战略性的产品，国有企业的体制更是跟不上快速的迭代竞争。
在技术方面，腾讯做了几项日后看来非常成功的微创新。
吴宵光清晰地记得，在第一次技术讨论会上，马化腾提出了一个听上去与技术无关的、很古怪的问题：“我们的用户会在哪里上网？”
在1998年年底的美国，个人电脑已经非常普及，很多中产家庭拥有一台以上的电脑，绝大多数白领都有属于自己的电脑。可是在中国，当时个人计算机普及率尚不足1%。全国有240万网民，七成以上是25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都没有属于自己的专用电脑。1996年5月，在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网吧——威盖特电脑室，经营者购置了50台电脑，以每小时40元的费用供年轻人使用。到1998年年底，全国出现了将近1万家网吧，使用价格也下降到每小时10元到15元，它们成为中国青年网民最重要的上网场所。在腾讯公司所在的办公楼二楼，就有一个规模不小的网吧。
马化腾的问题指向了一个微妙的技术创新点：ICQ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都存储在电脑的客户端上，“在美国，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内容放在哪里都无所谓。可是，在中国就大大不同了，那时还很少有人拥有自己的电脑，人们用的大多是单位或是网吧里的电脑。当他们换一台电脑上线的时候，原来的内容和朋友列表就都不见了，这无疑是一件让人非常烦恼的事情”。而无论是资讯人、北极星还是飞华，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徐钢武为OICQ解决了这个痛点：把用户内容和朋友列表从客户端搬到了后台的服务器，从此避免了用户信息和好友名单丢失的烦恼，任何人用任何一台电脑上网，都能找到自己的朋友列表。“这个技术难度其实是不大的，关键是我们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适应了当时中国的上网环境。”张志东日后说。
第二个重要的创新，是在软件的体积上。
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当时仍处在非常原始的窄带状态中，网速非常慢。吴宵光回忆说，那时国内还没有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上网是用拨号的，普遍的上网带宽是14K、28K，54K就是很快的了，而一个ICQ软件的体积起码有3MB到5MB，下载一个软件要几十分钟，速度之慢是可以想象的。
这时候，吴宵光发挥了他的技术天分，对整个软件的体积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张志东说：“刚刚开发完第一个内部版本的时候，全部完成只有220KB。我拿给马化腾看，他不太相信，以为肯定是没包括动态库打包的部分，实际上这已经是完整的独立可运行版本了。”这样的一个版本，用户下载只需5分钟左右，相对于其他的ICQ产品，无疑是杀手级的。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创新点，在用户层面或许无法感受到，但是对OICQ在当时的生存和发展中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徐钢武在设计网络协议时果断地采取了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技术，而不是其他即时通信软件通常所采用的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技术。这其中的关键在于，采用UDP技术的开发难度较高，但能大大节约服务器的成本，使得单台服务器可以支持更多的客户端。这一创新使得当年在资金上捉襟见肘的腾讯，凭借技术上的优势用尽量少的服务器坚持了尽可能长的时间。
OICQ在日后被业界评价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产品”，宣称其系统架构在用户发展至亿级时仍然能够支撑。唯有张志东清楚其中的艰辛，所谓的“天才”都是靠徐钢武、吴宵光以及后来无数工程师不断“重写”和优化的结果。“用户快速增长，性能瓶颈不断出现，为了不让用户失望，逼得团队不断优化性能，不断克服瓶颈。说到底，都是逼出来的结果。”张志东日后回忆至此，无限感喟。
除了上述的几项创新之外，最初版本的OICQ还针对ICQ的缺陷进行了一些修订。
比如，ICQ只能与在线的好友聊天，而且只能按照用户提供的信息寻找好友。OICQ则设计了离线消息功能，它还允许用户直接添加当时在线的陌生网友为“好友”，这无疑极大地扩展了OICQ的社交功能。
又如，ICQ的用户图像显示缺乏个性，统统是一个用户名字和一个标准的花形，在线为绿色，离线为灰色。OICQ则提供个性化头像选择，他们预备了中国年轻人都很熟悉的卡通形象——唐老鸭、加菲猫、皮卡丘、大力水手等等，这使用户得以展现自己的个性并有独占感。
OICQ还设计了消息提示音。系统发布前的最后一个声音就是要找一种提示的声音，技术团队为了“什么声音听上去很熟悉”这个问题而讨论了很久，据张志东回忆，有人说用敲门的声音，有人说用吹口哨的声音。最后，马化腾认定“大家最熟悉的声音是寻呼机的呼叫声”，于是他用自己的寻呼机录下了“嘀嘀”声，这成为最经典的“腾讯音”。由此也可想见，马化腾的“寻呼机情结”实在是非常的重。
这一系列看似细微的创意和设计，导致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腾讯的OICQ是一款看上去源自ICQ，其实更属于中国用户的产品。它们的思考出发点均非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是客户的点滴体验！在后来的10多年里，这个即时通信工具先后迭代更新了100多个版本。
在OICQ这款产品上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几乎是优秀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们的共同特质：从互联网产业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人在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基本产品模式的发明上就不是美国同行的对手，他们从来就是一群大胆的“拿来主义者”。然而，在本土化的改造上，他们却进行了无数的应用性创新，这些微小的、细节性的、更为务实的创新让那些外国开发者望尘莫及，甚至难以找到规律。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创新属于经验和本能的范畴。
OICQ发布日：1999年2月10日
在张志东小组闭门开发的同时，曾李青开始游说“老东家”深圳电信。最终他说服深圳电信出资60万元，并提供服务器以及带宽，以“联合立项”的方式参与OICQ的研发推广。就这样，OICQ找到了发布的平台。
OICQ的第一个版本——OICQ 99 beta build 0210，正式发布的时间是1999年2月10日，在腾讯创建日的3个月之后。
在所有创始人的印象中，这一天并没有进行任何的仪式。在放号前，马化腾等人预留了200个号，对外放号从10201开始。“前200个号留给我们自己，当时想，200个预留号足可满足未来十年八年工作人员数量增长的需求了。”马化腾给自己留了10001号。根据他们的规划，第一年希望发展1000个用户，第二年争取3000～4000个，到第三年有1万个，然后再考虑接下去怎么办。张志东还算了一笔账，用户数量在1万个以内，每年的人员开支、带宽租金和服务器费用不会超过10万元，应该是“养得起”的。
OICQ的第一批用户来自PCICQ。
当时，飞华开发的PCICQ已经上线，并在华南地区有了上千个用户，广州电信的信息港天天在首页为这个产品做广告，但是它的性能不太稳定，下载速度慢，还经常掉线。因此当OICQ推出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口碑效应”，用户纷纷转向使用OICQ。
在产品上线之后，张志东团队根据网民们的体验，不断发现和修复Bug（漏洞），在第一周就连续完成了三个迭代版本，平均每两天发布一个，这更大地激发了用户的使用热情，在后来的10多年里，腾讯在技术研发上所坚持的“小步快跑，试错迭代”原则，其传统即肇始于此。
马化腾和张志东还时不时跑到二楼的那间网吧，现场观察用户的使用状况。“那时，当‘嘀嘀’声从不知哪个黑暗的角落传出的时候，我们的心尖都会跟着抖一下，那种体验从未有过，太美妙了。”马化腾说。
很显然，撬动“阿基米德杠杆”的那个支点是用户体验。
1999年4月，马化腾和陈一丹到北京出差，当他们白天跑了六七家寻呼台推介网络寻呼方案，筋疲力尽地回到一家小招待所，打开电脑时，突然发现，OICQ的在线用户居然已经超过了500人。这让他们几乎同时跳了起来，两人手忙脚乱地翻出两只杯子，买了一瓶啤酒，在小房间里碰杯庆祝。
他们不会想到的是，这只“嘀嘀”乱叫的小东西很快就要吃掉他们全部的现金，并把他们推进一个极速狂飙的“超限空间”。
第3章 生死：泡沫破灭中的挣扎
如果你没在为客户着想，你就是没有在思考。 ——特德·列维特（美国战略思想家）
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一位朋友对马化腾说
“一只饿死鬼投胎的小精灵”
OICQ上线的时候，许晨晔还没有从深圳电信数据通信局辞职，白天，他在增值业务组上班，这个组的工作之一就是管理电信机房。腾讯向深圳电信租用的那台服务器就在距离他的办公桌不到10米的地方。“张志东他们隔三岔五就往机房跑，调服务器。我们不敢显得太亲热，就互相偷偷地眨眼睛、做鬼脸。我的那些同事也有点奇怪，从来没有一家租户有那么忙的。”
忙的原因很简单：用户上涨太快了，服务器一次次地濒临极限。
初创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与它们的美国同行相比，在服务器的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别：在美国，人工很贵，服务器很便宜，所以，程序员在做架构时不太考虑服务器的优化，容量不够了，添置几台就可以了。可是在中国恰恰相反，服务器很贵，人工很便宜，为了提高系统承载量，程序员们会把很大的精力投注于服务器优化，包括算法的精巧、降低CPU的消耗、把一些运行放到更底层的数据库等等。对于张志东们来说，这些技术几乎都没有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因为，美国人不需要那么做，甚至国内那些财大气粗的电信服务商、金融服务商也不需要那么做。而正是在这样的磨砺中，腾讯的程序员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核心能力。
上线两个多月后，OICQ的用户增长态势就呈现为一条抛物线，而且是一条非常陡峭的抛物线。有一段时间，用户数每90天就增长4倍，这完全超出了马化腾和张志东当初的预料。“华军软件园”是中国最早的软件下载站点之一，据创办人华军回忆：“OICQ一上线，我们就把它挂在了站点上，不到半年，它就成为所有软件里下载量最大的，它的下载速度快，用户口碑很快建立了起来。”
到9月份，深圳电信的那台服务器已经完全承受不住了，必须添置新的，可是一台配置好一点的服务器起码要五六万元，马化腾出不起这个钱，张志东就去华强北市场买了一堆零件回来，组装了一台“山寨机”，它的性能当然没法与品牌机相提并论。因为网站总是出毛病，所以必须有程序员能在第一时间赶到，徐钢武自告奋勇在距离公司不到400米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套间，只要一接到系统出状况的消息，就可以在一刻钟之内赶到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住到2004年前后。其他几位重要的程序员，如吴宵光、李海翔等人都必须“寻呼机不离身”。李海翔回忆说：“有好几年，我们都不敢去游泳，生怕在那个时候收到出故障的消息。”
随着用户暴涨，客户端的性能也需要逐步提高，技术团队一次次被逼到墙角。
在早期腾讯流传过这样一个笑话：在最初的一年多里，腾讯并没有考虑到安全问题，OICQ的通信协议是不加密的，协议脆弱，明码传输，如果有黑客要捣乱，可以任意地调取用户的资料。后来，马化腾发现这是个问题，便命程序员黄业均开发加密软件。两个多星期过去了，马化腾想看看程序写到哪个阶段了，于是跑去找黄业均。黄业均正好出去打球了，不在座位上，桌子上倒扣着一本名叫《加密原理》的书籍。马化腾拿起书，翻过来一看，不禁大惊失色——黄业均正在读第一章第一节，标题是“什么是加密”。
坐在旁边位子上的吴宵光目睹了这一场景，在后来接受我的访谈时，他笑着讲述这件往事，然后说：“创业前几年，我们所有人都是边学边干，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不过在那时，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不然还能哪样？”
为了喂饱快速长大的OICQ，马化腾和曾李青不得不到处接活，他们帮一些地方政府做网站，帮企业设计网页，把赚来的几万元甚至哪怕只有几千元都去喂给那只“嘀嘀”叫唤的OICQ。“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听到‘嘀嘀’的叫声就会心惊胆战，它好像是一只饿死鬼投胎的小精灵。”许晨晔开玩笑地说。
马化腾每天为让腾讯能够“活下来”而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去维护惠多网上的那个“马站”，站长生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企鹅的诞生
OICQ的Logo（商标），最初是一只寻呼机的样子。当技术部门准备进行第三次版本升级的时候，有人建议，是否应该设计一个更有趣的形象。
一位美工画出了鸽子、企鹅等几种小动物的草稿，这些图标在大尺寸的时候都很生动，可是应用到16×16、32×32像素的时候就很难传神了。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大家为此争论得很厉害，“寻呼机情结”深重的马化腾提议：“还是用原来的图标吧，一看大家就知道OICQ是做什么用的。”可是，其他的创始人却大多倾向于换成企鹅图标。一番争持之后，马化腾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要不这样，我们把两个图标挂到网上去，让用户们自己决定。”
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第一次把品牌Logo的决定权交给用户。在第一轮投票中，大部分的用户都把票投给了“寻呼机”。最初的企鹅图标是黑白写实的，与Linux的企鹅形象很接近，看上去很像是一家技术公司的标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腾讯的美工又添加了几个有趣的动态企鹅图片，渐渐地，用户意见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票投给了一只黑身白脸细眼睛、身材瘦长的企鹅。就这样，“企鹅”取代了“寻呼机”。
1999年10月，深圳市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腾讯租了一个柜台参展。为了吸引参观者，陈一丹找人烧制出了1000只企鹅形象的陶瓷储钱罐。在委托加工的时候，制作公司觉得腾讯提供的企鹅图标太“瘦”了，制成储钱罐会站不住，就擅自做主把企鹅做成了稍微胖圆的样子，还在它的脖子上加了一条黑色的围巾。出乎意料的是，这只企鹅储钱罐在高交会上大受欢迎。一开始是免费派送，可来领取的人实在太多了，陈一丹就定价5元一只出售，后来涨到10元一只，居然都抛售一空，赚到的钱刚好把参展的柜台租金给抵销了。
看到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胖企鹅的形象，腾讯就委托专业卡通制作公司东利行对Logo进行重新设计，曾李青亲自坐在电脑边上，与设计人员一起动脑创意，设计人员问他：“企鹅本来就住在南极圈，是最不怕冷的，为什么要在它的脖子上加一条围巾呢？”曾李青笑着说：“这是个好问题，如果每个人都问一下，就把这只企鹅记住了。”
新设计出来的企鹅形象，拥有了一个胖嘟嘟的身材，大眼睛，厚嘴唇，憨态可掬，脖子上的围巾也由黑色变成了大红色。东利行完成了企鹅形象的整套视觉识别系统（CI系统），还增加了Q妹、汉良、多多、小橘子等几个配套性形象设计，构成了一个卡通人物大家族。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在设计过程中，东利行觉得腾讯企鹅的卡通形象很有市场前途，便提出以30万元的价格买断企鹅形象的衍生商品开发权。2001年10月，东利行在广州开出了第一家“Q-GEN”专卖店，专门出售腾讯企鹅品牌的服装、玩具和手表，腾讯可以从销售收入中抽取10%的授权费。在后来的3年里，东利行相继开出了199家专卖店。这个生意让马化腾得意了好一阵子：“一来就先扔给我们几十万元，既能帮我们推广，又能收到授权的费用。”一度，他甚至幻想腾讯企鹅会像米老鼠或Hello Kitty那样流行。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这似乎不是一门好生意，并没有太多的用户在用OICQ聊天的时候，愿意在身旁摆上一只不声不响的胖企鹅。
“你可以不还钱，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在1999年，类似授权东利行这样的让人高兴的事情并不太多，相反，马化腾被一桩又一桩的烦心事所困扰。
就在参加高交会的10月份，腾讯公司突然收到一封厚厚的、来自美国的信件包，打开一看，居然是美国在线的英文律师函，它已向美国的地方法庭状告OICQ侵犯了ICQ的知识产权，要求腾讯停止使用OICQ.com和OICQ.net域名，并将之归还给美国在线。拿到这份律师函，马化腾当夜把其他四位创始人召集到一起商量对策，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应对。
读过法律专业的陈一丹对大家说：“我们根本没有钱去打这个官司，即便去打了，也是凶多吉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好随它去了。”他们还商定，这个消息必须保密。
到11月，马化腾正焦头烂额地坐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张志东和陈一丹同时走了进来。他们坐到他的对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在距离发布之日仅仅9个月之后，OICQ的注册用户就已经超过100万，开始要放七位数的用户号了，CICQ、PICQ和网际精灵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坏消息是，腾讯公司的账上只剩下1万元现金了。
在开源无望的情况下，此时的马化腾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增资减薪，二是把腾讯卖掉。
股东们一致同意把股本从50万元增加到100万元，几位创始人工作没几年，自身并没有很多储蓄，但都咬牙再次投入了。5个人的月薪也拦腰减半，在过去的一年里，马化腾和张志东每月领薪5000元，其他3人为2500元，现在分别减少到2500元和1250元，这在当时的深圳，只够填饱肚子。
相比增资减薪，把公司卖掉，也许是一个更痛快的办法。马化腾的开价是300万元，他与曾李青开始四处寻找愿意出钱的人。日后，马化腾等人都不太愿意谈及这一段十分不堪的经历，不过，从不少人的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窘迫。据不完全统计，起码有6家公司拒绝购买腾讯公司的股份。
马化腾寻求的第一批投资人中，就包括腾讯公司的房东——深圳赛格集团。时任赛格电子副总经理的靳海涛回忆说：“马化腾找了我们好几次，那个时候也没有投，没有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玩意儿看不明白。当年如果投了，起码增值几千倍，那就非常开心。”曾李青则找到了自己的老东家——广东电信，曾在广东电信旗下的21CN事业部担任高级经理一职的丁志峰，向《沸腾十五年》的作者林军回忆过一个情节：当时，腾讯向21CN提出收购的申请，前来洽谈的就是马化腾和曾李青。“当两个人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把曾李青误认为马化腾，这很显然是因为曾李青的派头更足。即便是在讨论过程中，曾李青也比马化腾更具攻击性，更像是拿主意的人。”在靳海涛或丁志峰看来，OICQ也许是一个看上去增长很快的项目，“然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怎么赚钱”。
除了深圳当地的企业之外，马化腾还跑到北京和广州，先后找了4家公司谈判购买腾讯的事宜。
张志浩后来担任过腾讯北京公司总经理，当时他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寻呼企业——中北寻呼集团工作。中北向腾讯采购了一套网络寻呼系统，马化腾亲自以工程师的身份到北京总部调试设备。在机房里，马化腾顺便教张志浩怎样使用OICQ，学习计算机应用出身的张志浩直觉地感到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是中北寻呼集团转型的好方向。他向集团高层推荐OICQ，并怂恿他们把腾讯买下来。“可是，他们觉得我讲了一个并不太好笑的笑话。”
几乎所有接待过马化腾或曾李青的企业都表示“不理解腾讯技术和无形资产的价值”，有的则提出只能按腾讯“有多少台电脑、多少个桌椅板凳来买”，对公司的估值，最多的出到了60万元。马化腾后来沮丧地说：“谈判卖腾讯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复杂和沮丧，一连谈了4家，都没有达到我们预计的底线。”
当现金几乎断绝的时候，几位创始人都不得不腆着脸四处找朋友们借钱，深圳城里稍稍认识的人都被他们借了一个遍。至少有两位有钱的朋友分别借给腾讯20万元和50万元。马化腾向他们提出，能否用腾讯的股票来还债，他们都婉转地表示了拒绝。有一位甚至慷慨地说：“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陈一丹还找了银行问贷款的可行性，银行问有什么可以抵押的固定财产，然而看了看几台折旧的服务器，贷款之路只能是“杯水车薪”。
在出售公司无门之后，曾李青向马化腾提议，换一批人谈谈。
“我们之前找的都是信息产业里的企业和人，他们其实都看不见未来。现在要去找一些更疯狂的人，他们要的不是一家现在就赚钱的公司，而是未来能赚大钱的公司，他们不从眼前的利润中获取利益，而是通过上市或再出售，在资本市场上去套利。他们管这个叫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
这是马化腾团队第一次听到“风险投资”这个名词。
救命的IDG与盈科
在中国商业界，“风险投资”这个名词，是在1999年年底突然热起来的。这种由美国人发明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模式，在1994年前后就进入了中国，可是由于政策以及产业环境的不配套，一直未得到发展，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崛起，风险投资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风险投资公司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这家在美国属于中小型的投资公司早在1991年就在中国开展业务。1996年，IDG委派王树到深圳寻找项目。他整天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的科技园找项目，到了科技园，打开企业花名册，凡是公司名称里有“科技”两字的，都去拜访。当时令他很尴尬的是，和企业家的见面往往要从风险投资的来历，以及最基本的常识讲起。在两年多时间里，王树先后投资了中科健、金蝶等企业。
曾李青很快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了王树。“我的湖南大学校友、创办了A8音乐的刘晓松找上门来，说有一家叫腾讯的公司，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注册人数疯长，已经有几百万用户了，但因为没有收费模式，没钱买服务器，公司快撑不下去了。”王树决定去看看。
曾李青知道，与IDG的谈判也许是拯救腾讯的救命稻草，他写出了一份20页的商业计划书，洋洋洒洒，但是到了盈利预测这一段，怎么也写不明白，前后修改了6遍，还是语焉不详。他还承诺刘晓松，如果撮合成功，可以送他5%的腾讯股份。与王树约定见面那天，马化腾腰椎间盘突出发作，正卧病在床，曾李青硬是将他从病床上拉起。
那是一次很戏剧性的见面。坐下来不久，王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如果我们IDG不给钱的话，腾讯可能马上死掉；给钱的话，前景也不明朗。”他一边翻着商业计划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马化腾：“你怎么看你们公司的未来？”病恹恹的马化腾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曾李青在一旁脸色大变。很多年后，王树回忆说，正是马化腾的这个回答让他对马化腾另眼相看：“我由此判断，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者，值得信赖和合作。”
腾讯项目被上报到IDG北京总部后，高级合伙人王功权带队南下考察，他回忆说：“我们一起飞到广东，坐在那里，就逼着马化腾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赚钱。那个时候，OICQ大家都在用，可是用户在哪里不知道，用户是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个钱怎么收呢？我们几个人拷问了马化腾一个晚上，都过了凌晨，他只是表示，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喜欢，但不知道向谁收钱。”
最后促使IDG冒险投资腾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OICQ的确是个受欢迎的好东西，尽管没有人知道它如何赚钱；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1999年的3月，如日中天的美国在线斥资2.87亿美元买下了以色列的ICQ。作为中国最成功的ICQ仿效者，OICQ也许真的值一些钱。
在IDG表示了投资意向的同时，曾李青又通过香港商人林建煌搭上了香港盈科，这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的二公子李泽楷创办的企业，当时正因数码港项目声名鹊起。盈科一直试图进入内地市场，投资腾讯也许是可以试验的棋子之一。
在那份给IDG的商业计划书上，马化腾和曾李青将腾讯估值为550万美元，愿意出让40%的股份，即募资220万美元。而这几乎没有什么盈利根据。
王树问马化腾：“腾讯凭什么值550万美元？”
马化腾答：“因为我们缺200万美元。”
马化腾后来解释说：“我们是按未来一年需要的资金来估算的，购买服务器加上发工资，预估需要1000万元，这样倒算出公司估值为多少。我们不愿意失去公司的控制权，所以能让出的股份，最多是一半。曾李青写的是200万美元，我咬了咬牙，又加了20万美元，因为还要送一些股份给两个中间人。”
整个融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曾李青奔波于深圳、广州和香港三地，对IDG说盈科那边很积极，对盈科则说IDG马上要签字了。“盈科比较犹豫，抱着可投可不投的姿态，相比之下，IDG还算积极。其实，他们都看不清楚，就互相壮胆，说一家投，另一家也跟投。在最后时刻，王树提出了对赌条款，在协议签订后，先投一半的资金，我们在一年内须达到一定的用户数量，否则另外一半的钱就不给了，而他们仍然占20%的股份，我们答应了。”曾李青说。
就在协议敲定的过程中，腾讯的账上已经弹尽粮绝了。王树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因为要起草各种法律文件，而且公司的钱在境外，进入中国需要报批外管局，手续很复杂，至少要一个月钱才能到账。可腾讯这边等不及啊，于是我拜托广州的一个朋友，请他个人先垫资450万元给腾讯救急。”
投资协议是在2000年4月签订的，三方没有坐在一起举办任何仪式，只是通过传真机，各自签字了事。那天，5个创始人默默地围在传真机前，看着协议一页一页传过来，马化腾问曾李青：“就这么签了？”曾李青督促说：“就这么签了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真的再迟就来不及了。
IDG与盈科投资腾讯的那个时刻，正是互联网世界由大晴转大阴的“窗口时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互联网经济突然成为全球资本市场最炙手可热的投资概念。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1991年4月只有500点，到1998年7月跨越了2000点大关之后，猛然走出一波痛快淋漓的跨年大行情，到2000年的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美国商业战略家加里·哈梅尔像先知一样地宣称：“当下正是改写游戏规则的千载良机。”
与世界资本市场相呼应，中国的股市也在1999年的5月19日突然出现井喷行情，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700点，涨幅超过50%，形成了著名的“5·19行情”。中国仅有的几家互联网公司也受到了北美投资人的青睐，1999年7月14日，由香港商人叶克勇创办的中华网抢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融资9600万美元。中华网除了收购过几家国内网络公司之外，并无重大作为，然而它却靠“中国概念”在美国股市大受追捧。1999年11月，中美达成WTO准入协议，中华网股价一天之内飙涨75%，其股价一度被推高到令人咋舌的每股300美元，公司市值50多亿美元，相当于电信制造业巨头爱立信当时的市值。2000年4月13日，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获准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000万美元。网易与搜狐也即将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完成上市（它们分别于7月5日和7月12日登陆纳斯达克）。甚至有确凿的消息透露，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国的纳斯达克”——创业板，届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将有机会在本土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机会。可以说，IDG与盈科在短短的三四个月里，决定对毫无盈利模式的腾讯进行投资，正是这股超级大热浪中的一个极小的插曲。
然而，崩溃在谁也没有预料的时刻发生了。
从2000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飙的纳斯达克指数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仅美国在线一家公司就损失了1000亿美元的账面资产。几乎所有知名的互联网公司都遭遇重挫，思科的市值从5792亿美元下降到1642亿美元，雅虎从937亿美元下跌到97亿美元，亚马逊则从228亿美元下跌到42亿美元。
在这轮大股灾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几家中国公司也不能幸免，新浪的股价跌到1.06美元的低点，搜狐跌至60美分，网易更惨，它的股价一度只有53美分，遭到交易所发出的“退市警告”。泡沫破灭了。互联网的冬天将持续到2001年的5月，期间，哀鸿遍野。
很多年后，回顾这段经历，腾讯的几位创始人仍然心有余悸。
从1999年11月出现资金危机到2000年4月完成融资，同时，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留给腾讯的时间其实只有6个月。在这6个月里，如果马化腾和曾李青没有及时地找到IDG和盈科，如果IDG不愿意冒险，如果盈科不那么有钱，甚至，如果王树没有在协议签订之前就“超出责任”地划出了450万元——当时有很多投资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作废，也许，失血殆尽的腾讯将倒在2000年的那场互联网股灾中。在所有的商业故事里，运气是最神秘的那一部分，几乎有一半的创业者“死”在运气这件事上，而且，你无法解释。
从OICQ到QQ
任宇昕是在腾讯最缺钱的时候进入公司的。他于2000年1月入职，是严格意义上第一个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员工。
1975年出生的任宇昕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早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在少年宫学会了计算机编程。上初中二年级时，他编写了一个飞行射击的游戏软件，被刊登在一家电脑报上，得到了20元稿费。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他南下入职华为，担任程序员。
1999年12月，他有一位同在华为上班的中学同学编写了一个棋牌游戏软件，想要卖给刚刚有点火起来的腾讯，挂到OICQ上。在一个周六的晚上，任宇昕陪他到赛格科技创业园的腾讯公司上门主动推销，那时的马化腾和张志东对游戏毫无兴趣，四人坐在办公桌上东拉西扯起来。张志东问：“你们华为是怎么管理的？”任宇昕说：“我们从来不允许坐在办公桌前。”临分手时，马化腾突然问任宇昕：“你愿意来我们这儿上班吗？”第二天一早，整宿未眠的任宇昕给马化腾打电话说：“我愿意。”
在任宇昕的记忆中，初到腾讯时，有两个印象最为深刻。
第一是上班没有时间观念。华为公司推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军人出身的任正非要求每一个制度的执行都必须像军队一样严明，可是在腾讯却大有不同。任宇昕第一天上班，按通知在9点准时到公司，却发现大门紧锁，枯等了大半个小时，才有人姗姗来迟，而马化腾则过了10点才出现在办公室里。到了下午5点的下班时间，整个公司没有一个人离开，还没有正式入职的许晨晔和陈一丹在这时才来公司处理事务，马化腾一般会工作到10点以后，很多人就一起陪着。
第二是称呼没有等级观念。全公司没有一个人被叫作“总”，所有人都有一个英文名字，马化腾叫Pony，张志东叫Tony，曾李青叫Jason，陈一丹叫Charles，许晨晔叫Daniel，吴宵光叫Free，大家都直呼其名。任宇昕也为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Mark。这在腾讯成了一个传统，每个腾讯员工都有一个英文名，后来者的名字若与老员工有重复，则会加上一个中文姓，比如Mark Li，Tony Liu。
任宇昕被分配到张志东领导的开发组，负责编写腾讯的第一个基于网页的BBS社区软件。那时的腾讯正挣扎在生死边缘，有几位早期的员工相继离开了公司，其中包括“夜猫”等人。3个月后，任宇昕就当上了网页Web组的小组长。
也就在这段时间，美国国家仲裁论坛（NAF）对美国在线对腾讯的仲裁案做出裁决。2000年3月21日，仲裁员詹姆士·卡莫迪签署了仲裁判决书，判定腾讯将OICQ.com和OICQ.net域名归还给美国在线公司。对于腾讯来说，这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在1999年10月收到律师函之后，张志东就着手新版本的开发。让大家苦恼的是，用什么新名字来代替OICQ。
根据几位创始人的回忆，新名字的诞生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吴宵光在公交车上听两位网友在聊起他们的OICQ号，将之叫作QQ。他回到公司后说起此事，立即得到马化腾的回应，“就叫QQ了”，从此定名。
不过，我在查询当年报纸时，也发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2000年9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过一篇题为“将聊天进行到底”的新闻稿，记者写道：“支持成千上万的网虫们乐此不疲的是网络聊天软件，这类软件中以ICQ和OICQ最为著名，因此聊天软件理所当然地被一些业内人士亲昵地称作为QQ。”也就是说，在早期的一段时期里，QQ是所有聊天软件的非正式统称，它后来被腾讯大胆地“据为己有”。
2000年11月，腾讯推出QQ 2000版本，OICQ被更简洁的QQ正式取代，原来的www.oicq.com域名也被放弃，代之以新的www.tencent.com。
QQ 2000版是QQ迭代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版，在这个版本中，第一次采用了多种级别的保密选项，增强了个人资料和保密信息功能，推出了QQ资讯通和腾讯浏览器（Tencent Browser），这意味着QQ由一款纯粹的即时通信工具向资讯门户和虚拟社区悄悄转型，日后QQ的种种变化都基于这一理念。此外，张志东还消除了一个法律隐患：之前的版本中，腾讯肆无忌惮地采用了唐老鸭、大力水手、米老鼠等迪士尼公司的卡通形象，此次也被全数去除，换上了东利行设计的企鹅系列卡通形象。
MIH的意外进入
在整个2000年，腾讯的处境仍然是让人担忧的。在泡沫破灭的阴影里，投资人渐渐失去了信心。
首先萌生退意的是IDG。在过去的3年里，IDG先后投资了80多家创业型公司，总计投资额约1亿美元，即每家投资50万到150万美元左右，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战略，其中投资于财务软件公司金蝶一案算是成功，这家企业于2001年2月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其余投资的数十家互联网类公司，在本次大寒冬中几乎全数遭到重创，尤其是重资进入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倒在上市前的最后一道门槛上。而原本寄予期望的深交所创业板也无人提及。在最为暗淡的时候，IDG需要一次套现存活。
在IDG看来，腾讯的商业模式并不受主流的资本市场青睐，而且，它实在太烧钱了。马化腾将融资所得的资金几乎全数用于服务器的添置，可是，在用户急剧增加的同时，盈利仍然遥遥无期。到2000年年底，腾讯再次出现资金危机，曾李青不断地约王树见面，希望能够追加投资。磋商几次陷入僵局，马化腾坚持创业团队必须保持控制权，而IDG和盈科不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腾讯还有溢价增发的空间。
于是，王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两家股东对腾讯提供200万美元的贷款，以可转换债券的方式执行。不过谁的心里都清楚，如果这笔钱也花完了，就再也不会追加投资了。IDG开始张罗着帮忙寻找新的买家。
“当时觉得，最可能的买家是已经上市的那几家门户网站。IDG去找了搜狐的张朝阳，被拒绝了。我和张志东到北京，去找了新浪的王志东和汪延，也被拒绝了。在互联网业内的技术人员看来，腾讯的活，他们自己都能做，干吗要花几百万美元去买呢？而且当时纳斯达克的股价‘嗖嗖’地跌，大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马化腾说。
除了新浪和搜狐，IDG还牵线找了雅虎中国，被拒绝。马化腾去拜访了同样在深圳，也是由IDG投资的金蝶，被拒绝。曾李青还辗转找到大名鼎鼎的联想集团，当时的联想正与美国在线合力推广门户网站FM365，当然也拒绝购买。
另一家投资人盈科也加入了拯救腾讯的行动中。他们与有国资背景的中公网谈判，试图投资中公网，并由其收购腾讯，实现业务整合，这个方案中途夭折。接着，盈科把腾讯推荐给自己控股的TOM.com，被管理层拒绝。盈科甚至还找来香港著名导演王晶，想把腾讯的用户与电影业结合，看看能否有盈利模式的创新，这一超前的构想当然也不了了之。
2000年第四季度在四处碰壁之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腾讯的用户数仍然在惊人地猛增，注册用户很可能在半年内就要突破1亿的惊人纪录，可是全中国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购买它的股份。
眼看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化腾的好运气又开始“发功”了。
2001年1月，一位美国人带着一个中国人突然出现在赛格科技创业园的腾讯办公室里，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说叫网大为，是南非MIH中国业务部的副总裁，随同者是MIH投资的一家中国公司世纪互联的总裁。马化腾与曾李青第一次听到MIH这个名字。
在中国，了解MIH的人不超过100人。这是一家总部在南非的投资集团公司，是南非最大的付费电视运营商，当时是纳斯达克和阿姆斯特丹两地的上市公司，它多年在新兴国家投资新媒体，自称是“全球前五位的媒体投资集团之一”。1997年，MIH进入中国，参与投资了《北京青年报》和脉搏网。
网大为是在无意中发现腾讯的。“我每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就去当地网吧逛，看看那里的年轻人在玩什么游戏。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网吧的桌面上都挂着OICQ的程序，我想，这应该是一家伟大的互联网企业。在2000年年底，我接触几家想接受投资的公司总经理，发现他们的名片上都印有自己的OICQ号码，这更让我激动，想要看看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直觉是通往真理的一条捷径。网大为在直觉的引导下找到了赛格科技创业园东栋四层的腾讯公司。
马化腾坐在电脑前，让网大为看QQ（此时新版本上线，OICQ已经改名QQ——编者注）的用户增长曲线，告诉他，每天的新增注册用户约有5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城市的人口。而腾讯与中国移动正在进行的“移动梦网”计划，更是让网大为隐约看到了盈利的可能性——我们将在下一章对此进行细致的描述。
双方很快进入实质性谈判。网大为开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对腾讯的估价为6000万美元，MIH愿意用世纪互联的股份来换；第二，MIH希望成为第一大股东。
对于这两条，几位创始人当即表示不同意。在股份比例上，他们的底线是绝不放弃控制权。不过，让他们高兴的是，“至少第一次有这么高估值的价格出来了”，腾讯的估值比一年前整整高出了11倍。
两个月后，网大为做出让步，MIH的投资将全部以现金支付，不过，在股权比例上，希望得到腾讯的帮助。
IDG听到MIH的报价大喜过望，仅仅投资不到一年的项目，竟能得到11倍的退出溢价，这在互联网大寒冬中是不可思议的战果。IDG北京总部同意出让所有20%的股份，可是深圳的王树却提出异议，在他的坚持下，IDG出让12.8%，保留了7.2%。
盈科方面却犹豫再三，它既不想追加投资，也不愿意出售股份，MIH“哄抬物价”让它进退两难。马化腾与曾李青前往香港同“小超人”李泽楷见面。
“那天，‘小超人’在花旗大厦的餐厅里请客，很多人像追明星一样围着他。我们在旁边找了张桌子坐下来，他抽出一点空隙跑过来聊了十来分钟，然后又像蝴蝶一样飞走了。他实在太忙了，简直就是商业界的‘刘德华’。”曾李青回忆说。到2001年6月，盈科因收购香港电讯举债过多，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这才不得不将全数20%股份售予MIH，套现1260万美元。
就这样，峰回路转、让人窒息的腾讯股权交易案尘埃落定。偶然闯入的MIH以32.8%股份成为腾讯的第二大股东。腾讯估值为6000万美元，与新浪在纳斯达克的融资额相同。获得投资的腾讯从此摆脱了资金短缺的困扰。
与第二次融资成功相比，同时还有几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发生：5月，纳斯达克指数在这个月触底反弹，互联网的大寒冬即将结束；也是在这个月，QQ的注册用户达到1亿。
这就是创业到第20个月的腾讯：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它找到了核心产品，拥有了一支志同道合的团队和一个可爱的品牌形象，它还不知道该如何盈利，不过已经有人愿意为它的未来买单。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漫天雪灾中，它被命运眷顾，挣扎着熬过了生死线。
第4章 梦网：意外的拯救者
市场在不停地变化，企业所在行业的利润来源区也不停在变，企业必须随着利润区的变化而变换自己的企业设计和盈利模式。 ——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美国管理学家），《发现利润区》
电信运营商意外地拯救了中国互联网产业。 ——马化腾
“影子国王”的梦网计划
在“大雪灾”降临的最后时刻，腾讯融到了救命的钱，这让它在灾难中得以侥幸逃脱。但是真正让腾讯活下来的，并不是IDG、盈科或MIH，而是一种新的业务模式。
2000年年初，日本电信运营商NTT DoCoMo公司的一项新尝试引起了马化腾的注意。这家企业在1999年推出以“i-mode”为品牌的增值服务，它与一些内容提供商合作，向客户提供各类有价值的内容，诸如漫画、游戏、图片下载及听音乐等等，由NTT DoCoMo代内容供应商收费，然后两者进行利润分成，由此形成了通话业务之外的无线增值业务。
“这不正是我们在咖啡馆里谈过的事情吗？无非是把寻呼机改成了手机。”马化腾对张志东说。他描绘出了一种生意模式：鼓励拥有手机的OICQ用户通过短信的方式进行注册，开通“移动OICQ”，这样就可以把电脑与手机打通，实现双向交流；腾讯把用户引导到手机上去，产生内容，然后与移动运营商分成。这是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模式。
在一旁竖着耳朵听的曾李青当即决定找手机运营商谈谈。他找到了有朋友关系的深圳联通，联通的人觉得可以一试。此时OICQ的同时在线账户数已达到10万，是一个不错的促销平台。每年的5月17日是国际电信日，这一天，电信运营商都会推出一些优惠活动。于是，在2000年5月17日，深圳联通向深圳市民推出了名为“移动新生活”的促销方案。其中，“移动OICQ”是与腾讯公司联合展开的，OICQ的用户在自己的联通手机上注册一个移动OICQ号，即可通过短信平台，发送信息，并实现手机端与电脑端的实时信息互通。“当时搭了一个试验性的系统，但是联通并没有把收费功能开发出来，不过，我们还是高兴的，因为至少能跑起来了。”马化腾回忆说。
腾讯与深圳联通的这项合作，引起了曾李青的另外一些前同事的注意。
就在2000年4月，一家新的、专业从事移动通信业务的手机运营商正式从中国电信公司剥离了出来，它的名称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此时的中国电信是一家年营业收入高达2295亿元的高营利性垄断企业，被剥离到中国移动的均是一些入职不久、从事边缘业务的年轻人。谁也没有料到，它在不久后将迅速膨胀为一家巨型公司。
中国移动成立之后，便开始研究增值业务模式。广东移动的深圳分公司同时注意到了NTT DoCoMo公司的模式以及腾讯与深圳联通的合作。2000年8月15日，成立不久的深圳移动即与腾讯签订了“即时通——移动OICQ”业务的试运行协议。协议规定，该业务先在深圳地区运行一个半月，随后正式在广东移动全面推出。
约4个月后，中国移动全面拷贝“i-mode”模式，正式推出了移动互联网业务品牌——“移动梦网”，中国移动向社会征召电信增值业务合作伙伴，收入以15比85分成，增值服务商得大头。在首批签约的三家合作商中，包括腾讯、灵通和美通，全部是注册于广东的中小企业。
在技术上，短信增值服务并没有什么突破，甚至它只是运营商在现有技术水平上的应用性试验，而且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被视为标杆市场的美国——并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在一开始它并不被看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移动梦网”在未来的几年内竟然出乎意料如野花绽放，不仅成为中国移动成功崛起的关键之一，而且还意外地救活了在亏损泥潭中无所适从的、年轻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们。
中国的手机用户对手机短信的热情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尤其是与美国用户相比，呈现出极端的反差。
美国人爽朗直率的个性使得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接通电话，在他们看来，用短信的方式向人表示祝贺是失礼的。有数据显示，在美国手机用户中，利用手机发送并接收文字短信息的比例只有5%。用户在办理手机入网手续的时候，只关心通话质量、通话资费，对手机的样式和短信、上网等增值功能几乎不关心。2000年前后，很多人用的手机都是特别老的型号，根本没有短信功能。因需求不足，美国各大电信公司对提供短信服务也无热情，长期以来，不同的移动通信公司之间无法实现短信息互换，这与亚洲或欧洲运营商的开放有明显区别。另外，美国手机付费大多是每月固定金额，从20多美元到100多美元不等，并且从晚上7点或者9点就全部免费，而手机短信大多需要单独付费，发一条信息的费用高达10美分，其过高的费用也成了阻碍手机短信发展的因素。
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这里的手机通话费很昂贵，一角钱一条的短信显然更加合算。中国人含蓄的个性，也使得人们更乐意用短信的方式互相问候、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消费特性上的微妙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商业模式。随着手机的迅速普及，这种反差变得越来越有戏剧性。在2002年，全美国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息的总数为81亿条，但中国人仅在2004年春节7天长假期间就发送了70亿条。到2006年，美国全年的短信量都比不上中国春节一天。正是中国人对短信的热情，给予了中国移动以及内容供应商们以极大的创新空间。
当然，这种景象在2000年下半年还很少有人能够看得清，在这一年，中国移动的短信收入仅有1亿元，即10亿条次的发送量。不过，对于腾讯来说，他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微光。“我们好像看到钱了。”曾李青说。
梦网拯救中国互联网
于2001年11月10日正式开通的“移动梦网”计划，先是在广东移动试点，而后四川、浙江等省相继跟进。中国移动采取了非常开放的姿态，它承诺将85%的短信增值收入分给合作商。为了鼓励各家参与，它还设计了一个“赛马机制”，积极性越高的合作商可以得到越多的资源分配和政策扶持。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曾李青带着他的市场部人员疯狂地奔波于各地移动公司，一家一家地洽谈和签订开通“移动QQ”的业务。曾李青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全国地图，用红蓝两色作标记，红色代表联通，蓝色代表移动，拿下哪个省份就用颜色标记出来。“我们的人常常自己扛着服务器，跑到移动公司的机房里去安装，好像是跟时间在赛跑。”他回忆说。
2001年2月，具有标志意义的北京移动成为第九家开通这项业务的分公司，这意味着腾讯完成了全国主要市场的布局。到3月，“移动QQ”的手机短信息发送总量已达3000万条，可为腾讯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月收入。
2001年6月，也就是MIH正式入股腾讯的当月，马化腾把全公司的10多个人召集起来，向大家宣布：因“移动梦网”业务顺利开展，腾讯在财务报表上第一次实现单月盈亏平衡。到年底，腾讯实现营业额近5000万元，净利润超过1000万元，其盈利全部得益于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项目。
“对于大多数网虫来说，IT界的明星既不是网易、搜狐、新浪，也不是丁磊、张朝阳、王志东，而是由深圳腾讯公司发明的小企鹅——QQ（原名OICQ）。”2001年6月25日，广东当地的一家新闻门户网站大洋网在一篇报道中写道。这样的论断，在当时并不被广东以外的主流媒体所接受。不过，腾讯确乎是最早盈利的互联网公司。此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网易及搜狐三大门户均深陷亏损漩涡，网易的净亏损更是从之前公布的1730万美元上升到2040万美元，纳斯达克以财务报表存在疑点为由，一度宣布网易股票停止交易。马云的阿里巴巴尽管宣称拥有了400万网商用户，却将融到的2500万美元几乎烧尽。他不得不相继关闭境外公司，遣散外籍员工，把公司总部从上海又迁回了家乡杭州。
在三大新闻门户网站中，第一个投入梦网项目的是网易。2001年1月，因股价跌得惨不忍睹而灰心丧气的丁磊与广东移动签订了合作协议，宣布开展手机短信业务。他后来说：“广东移动找我谈‘移动梦网’的合作时，大家心里其实都没有底。好比一个溺水的人，能胡乱抓住一根稻草也是好的，没有想到的是，这根稻草居然长成了一根大树枝。”正是在短信业务的推动下，网易于一年后的2002年第二季度走出亏损，季度盈利3.8万元，在其收入构成中，短信、下载铃声和图片等的收入超过1500万元，占到整体收入的40%。《亚洲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网易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第一家实现盈利的门户网站。在网易的启示下，新浪和搜狐相继宣布与中国移动合作，全力开拓手机短信业务。
在“移动梦网”计划的推波助澜之下，中国手机用户的短信发送量突然井喷。2001年，中国移动的短信发送量暴增16倍，达159亿条，2002年更增至793亿条，中国的短信量占到了全球短信量的1/3。在中国移动收入中，数据业务收入所占比例从2001年前的2.1%上升到2002年的6.4%。
2002年8月，中国移动在广州举办了一场“‘移动梦网’共同发展策略研讨会”，100多家内容供应商与会。在会上，知名度颇高的丁磊被当成合作典范，而真正得到最大收益的却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马化腾。相对于新闻门户网站，作为即时通信工具的QQ显然对用户有更强的绑定性，被使用的频率也更为频繁。数据显示，通过移动QQ发出的短信数量约占整个“移动梦网”短信数量的70%。
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
随着“移动梦网”业务的展开，创始人们对腾讯的组织架构进行了第一次改造，整个公司被划分成三大部门，分别是市场部门（M线，Marketing）、研发部门（R线，Research）和职能部门。在各项任命中，马化腾为首席执行官（CEO），曾李青为首席运营官（COO），张志东为首席技术官（CTO），陈一丹为首席行政官（CAO），负责所有行政事务包括后勤，许晨晔则为首席信息官（CIO），负责新闻媒体事务并兼管门户网站。
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也在此时被引入腾讯，如财务部经理王齐，行政部经理郭凯天，以及如今的首席财务官（CFO）、集团高级副总裁罗硕瀚。
R线下设三个部门：无线开发部负责手机端的短信业务，经理是邓延；基础开发部负责底层技术和服务器维护，经理是李海翔；产品开发部负责QQ客户端的技术开发及维护，经理是吴宵光。
M线下设综合市场部和移动通信部。前者负责全国销售队伍的建设及管理，后者负责与三大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对接，经理分别为邹小旻和唐欣。
在公司决策上，腾讯形成了总办会议制度。每两周召开一次，参加者为5位创始人和各核心业务部门主管，人数为10～12人。这个人数规模一直没有被突破，一直到2013年，腾讯的总员工人数已超过2万人，总办会的参与者也不过16人。
总办会是腾讯最为核心的决策会议，马化腾要求所有与会者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都务必前来参加。每次会议都在上午10点准时开始，一般都要延续到凌晨2～3点，因此是一种非常考验体力的马拉松会议。
“Pony喜欢开长会，每一个议题提出后，他都不会先表态，而是想要听到每一个人的态度和意见，所以会议往往开得很漫长。”好几位与会者对我透露过开会的情景。“在总办会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决议都是在午夜12点以后才做出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太疲劳了，常常有人大喊‘太困了，太困了，快点定下来吧’，然后就把一些事情定了下来。”
一个比较特殊的惯例是，腾讯的总办会没有表决制度，根据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奚丹等人的记忆，“十来年里，没有一次决策是靠表决产生的”。在部门业务事项上，相关责任主管的意见很受重视，“谁主管，谁提出，谁负责”。在关系到公司整体战略的事务上，以达成共识为决策前提，若反对的人多，便会被搁置，而一旦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反对者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这一过程中，马化腾并没有被授予“一票赞同”或“一票否决”的权力，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折中者。
不成功的收费试验
眼瞧着无线业务部门月进百万的火热局面，负责QQ客户端的产品开发部则像一个捧着金饭碗的乞丐，马化腾融来的钱几乎都砸在QQ上，可是却找不到直接获利的办法。
第一个被想到的模式，当然是广告。
早在2000年8月，QQ的页面上第一次出现了旗帜（banner）广告，客户每投放一天需花费2万元到9万元不等，按打开次数来计算，每天的广告曝光可达到4亿次，周末达5亿次，按“千人成本”来算是非常的划算。“当时的投放客户几乎都是正在烧钱的互联网公司，大家互相投放，我在你那里投广告，你也在我这里投一些，大家就都有了收入，其实是骗投资人的。我们也找很多消费品公司谈过，只有宝洁和诺基亚尝试性地投放了一些。”
与新浪等门户网站相比，腾讯的广告价格非常低廉，往往只有前者的1/5，曝光率却非常高。可是，因为QQ的面积很小，广告的展现效果并不好，而且，QQ用户的年龄偏小，商品购买力令人怀疑，因此，广告的推广不顺利。到2000年的12月，腾讯名义上的广告收入曾一度达到150万元，可是到第二年的2月，在互联网寒流的袭击下，愿意到QQ上投广告的企业越来越少。
吴宵光想到的第二个模式，是会员制。
“我们当时算了一下，QQ用户已将近1亿，如果有百分之一的用户愿意购买我们的服务，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2000年11月，腾讯推出了名为“QQ俱乐部”的会员服务，向付费会员提供免费用户享受不到的服务，包括具备网络收藏夹和好友列表保存等功能，还可以选到一个较好记忆的“靓号”，会费为每月10元。
这项业务被寄予厚望，腾讯自称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的第一个增值服务业务”，曾李青负责的市场部还专门印制了数十万张名片大小、标明QQ号码与密码的“腾讯会员卡”，雇人在闹市区和大学校园去大量派送。
可是，在强力的推销之下，“QQ俱乐部”受到空前的冷落，每个月只有几百个用户愿意加入，月收入仅两三万元，半年内只发展了区区3000个会员。这个结果让腾讯上下非常沮丧，马化腾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支付方式的缺失。“当时的中国青年消费者几乎没有人拥有信用卡，他们必须要跑到邮局去汇款，很少有网友乐意为了每月10元往邮局跑的。”由于付费者寥寥，腾讯之前承诺的服务也没有开发实现，这是腾讯历史上非常尴尬的一次业务尝试。
第三个被尝试的业务，是企业服务。
在相当长时期内，马化腾坚定地认为，面向企业收费将是QQ最重要的获利渠道之一。在2000年年底，腾讯推出面向企业的BQQ（即Business QQ）版本，这一版本保留了QQ的文字、音频视频通信、文件传输等功能，又做了权限设定，可以控制上班聊天现象。同时，增加了视频网络会议、讨论组、短信群发等功能。深圳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万科等，成为BQQ的首批试用者，它们似乎欢迎这一服务，可是仍然拒绝为之付费，腾讯只能从集团短信中获得一些分利。还有一些企业主则认为QQ太“幼稚”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QQ与朋友聊天，可是在工作中坚持用看上去更商务化的MSN。
到3年后的2003年11月，在经历了6个版本的升级后，腾讯宣布免费的BQQ“试用版”用户已经达到了7万家，在此基础上，腾讯与IBM、用友、金蝶等软件供应商合作，提出升级的腾讯通（RTX，Real Timee Xchang），可是这一产品的推广业绩仍然令人失望。在之后的10年里，腾讯一直在商用市场上碌碌无为。
QQ收费风波：第一次舆论危机
产品开发部推出的第四个收费业务，是QQ号码注册收费，它使得腾讯遭遇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舆论危机。
2001年2月，QQ的每天新注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00万，腾讯的服务器受到巨大的压力，张志东说：“当时每天发放数十万个号，很多人抢注，形成重复操作。本来100万个号码，只需要100万次操作，因为重复操作，出现了上千万次的申请，成功率降低到2%左右。”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腾讯开始对用户注册进行限制，并逐月减少放号，由100万降低到60万，再降到40万左右，同时，鼓励用户通过拨打168声讯台或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获取QQ号，拨打168声讯台的费用是每分钟0.8元，通过手机发短信息注册则每次收费0.5元，用户获得一个QQ号约需支付1元钱。腾讯并没有明确地宣布注册收费，可是，用户从此几乎不可能注册到免费的QQ号。
这一政策很快引起用户的不满。7月，有网友发帖《腾讯QQ，你做得太绝了！》，文章警告说：“假如还有第二家可以与QQ对抗的在线即时通信软件，腾讯推出这种用户不欢迎的注册方式代表着自杀。”作者继而号召大家抵制腾讯的收费行为，作者认为：“这可能会使腾讯在收费的路上走得更远，可能在将来你登录一次QQ即要付一定的使用费，甚至你发送一条信息都要收费，如果没有谁能够狙击腾讯的话，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垄断可以滋生一个企业无止境从用户身上剥夺利润的欲望。”此文在各个新闻网站和论坛被迅速传播开来。
到8月20日，对腾讯的怒气被发泄到了传统的纸质媒体上，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消费类周报《精品购物指南》以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要学邮箱注册收费，腾讯上演东施效颦》一文，记者以亲身体验写道：“在早、午、晚、夜四个时段各花了20分钟从页面注册，但是全部失败。因此，有理由怀疑，腾讯公司已经在服务器上对页面注册进行了全面限制，要想申请新的QQ号码，只能花钱用手机注册或者是打168声讯电话。”文章对腾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网民对腾讯的做法很是伤心和恼火，有网友说，我们已经容忍了腾讯弹出式广告条和窗口闪烁的广告，现在又用这种做法来增加收入，事先也未有任何通知，实在是太不光明磊落了……腾讯公司在不恰当的时候，以不恰当的方式，在不恰当的项目上收取了费用以至于遭到了网民的非议。也许，腾讯该反思一下了。”
《精品购物指南》的报道让腾讯一下子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从来没有那么多记者打电话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电话铃声响了，谁也不愿去接。”负责公关事务的许晨晔回忆说。马化腾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在很长时间里，性格内向的他一直不知道如何与新闻记者交流。法律专业出身的陈一丹受命起草一份“公开信”，此信在两天后，被《精品购物指南》全文刊出。
腾讯在公开信中为自己辩护说：“参考过国外其他互联网即时通信服务商的新注册用户数量指标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注册用户增长过快，是对免费资源的极大浪费。有见于此，腾讯才开始对注册用户的数量有所限制，把每天的放号量控制在20万到30万……腾讯公司开启诸如手机注册和拨打声讯台注册服务，是为了给真正有需要的用户提供一个可行的渠道。”
腾讯的这份律师气息严重的公开信对平息用户的怒火，几乎没有起任何的作用，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是傲慢而无理的狡辩”。有网友反驳说：“为什么国外的ICQ或MSN都没有因注册用户的增加而收费？而用户增长与免费资源的浪费，更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在腾讯内部，就是否要继续执行收费政策也形成了对立的意见。有人担心腾讯会被用户的口水“淹没”，也有人担心会出现新的竞争者。马化腾坚持了收费的策略：“我们那时刚刚拿到MIH的投资，‘移动梦网’的业务虽然有点起色，但前景并不确定。腾讯不会被骂死，但是肯定会因找不到盈利模式而失血致死。”在他看来，让腾讯活下来肯定是最重要的。
顶着漫天骂声，腾讯于2002年3月宣布将推出“QQ行靓号地带”业务，出售QQ号码使用权，选择该项服务，能获得5位、6位、8位靓号以及生日号码的使用权，并享用QQ会员功能。到9月，“QQ行”号码正式向全国用户发售，每月收费2元，免费号码和一次性号码申请基本停止发放。
腾讯的收费战略果然把“竞争之狼”引了进来。
就在“QQ行”号码正式发售的9月，一家叫朗玛的创业公司推出朗玛UC客户端，它以独特的场景聊天、动作语言、动画图释等众多新颖的功能赢得了用户的喜爱，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里注册用户数就突破800万，在线用户数超过3万。在朗玛UC面世的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不约而同地推出了自己的即时通信工具——网易泡泡、新浪聊聊吧、搜狐我找你、雅虎通、263的E话通、TOM的skype，市面上出现了30多款类似的产品，腾讯引爆了一场针对自己的围剿战。
到2003年6月，马化腾如梦初醒，决定重回免费之路。腾讯以“庆祝移动QQ三周岁生日”为名，宣布新开通移动QQ的用户，可以获得免费长期使用QQ号码一个。至此腾讯再次打开长期使用号码发放之门。两个月后，QQ重新开放免费注册。可是，群狼对腾讯的围攻之势已然生成，在之后的两年多里，腾讯不得不疲于应付。
在腾讯史上，2002年的“靓号收费”在日后很少被提及，事实上，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歧途经历。
Q币：虚拟货币的诞生
在整个2002年，尽管腾讯在QQ收费模式上的试验一直非常不顺利，可是，还是有一项创新如种子一般被保留了下来，它在日后成为腾讯产业的一个基础，那就是Q币的诞生。
由于金融信用体系的缺失——这是中国与美国互联网产业最大的差异之一——长期以来，如何建立自己的支付体系困扰着所有的经营者。最早想出解决之道的，是网络游戏的从业者，而这正是2002年前后发生的事情。
在互联网泡沫的寒冬时期，所有人都在寻找可以实现盈利的市场，网游很快被认定是一项“刚性需求”。早在1998年3月，UCDOS（一种曾被广泛使用的汉字操作系统）的开发者鲍岳桥与简晶、王建华在北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棋牌休闲网游平台“联众游戏”，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拥有注册用户2000多万，每月活跃用户数高达300万，1999年，联众被中公网以1000万元人民币收购79%的股份。1999年，郭羽等人在杭州创办另一家棋牌休闲游戏平台“边锋”，一时形成“北联众，南边锋”的格局。然而，联众与边锋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找到让游戏玩主付费的办法。
2001年年初，一家规模比联众和边锋都要小得多的游戏公司“九城”却“意外”地闯出了一条路子。外贸业务员出身的九城创办人朱骏建起了一个支付平台，与电信公司达成163、139主叫分成协议，通过电信拨号上网的用户，只要上了九城，ISP的上网费三七开，九城还与上海电信发行联名卡，100元的上网卡中含15元的“九城游戏币”。朱骏发明了“九城点数”，玩主可以用联名卡里的货币购买“点数”，去玩一款需要付费的游戏，或在游戏中押注，以赢取与真实货币等值的“游戏币”。由此，九城形成了两种收费模式：与电信公司分成上网费，发行专属的虚拟货币。到2001年7月前后，九城的月收入达到200万元，300万注册用户中的付费用户竟高达10万人。
腾讯在2002年年初开始讨论发行虚拟货币。在推广“QQ俱乐部”会员服务和“QQ行靓号地带”业务的时候，马化腾、曾李青深感支付系统的拖累，“有了自己的虚拟货币，也许情况会好一些”，这是很多人都意识到的。
据回忆，第一个提出“Q币”这个概念的是许晨晔。“在3月份的一次讨论中，许晨晔无意中说出了‘Q币’这个词儿，大家都觉得不错，于是就定了下来。”Q币的规则也非常简单：一元人民币可以购买一Q币，付费用户通过等值面额卡的卡号、密码与QQ号关联进行“充值”。
在一开始，Q币并没有进入QQ的软件系统服务之中，它只是被当成一种营销工具。曾李青负责的市场部门于5月正式向用户推出Q币，可是在4月发布的QQ软件最新版本——QQ 2000C中，却找不到任何对Q币的描述。这一新版本与之前的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将无线QQ、BQQ等一系列增值服务整合到QQ客户端软件中来。腾讯认为，“整合了各种功能的腾讯QQ 2000C，已经完全超越了一个‘网络即时通信工具’的范畴，也许把它称为‘移动互联时代的通信工具’更为适合一些”。很显然，这是一个超前了至少10年的“自我期许”。
最初的一年里，Q币的月发行量约为50万元，几乎都是出售QQ靓号所得。随着QQ注册重回免费之路，Q币一度成为一块食之无味的“鸡肋”。可是到了2002年的下半年，由于一款革命性的收费产品的横空出世，Q币突然变成了一柄利器。
第5章 QQ秀：真实世界的倒影
我们会因为混淆了虚构和现实而相视一笑，我们感到这种幻象已经控制了我们。 ——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作家）
网络也是一个世界，一个我们可以实现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世界，“阿凡达（Avatar）”提供了这种可能。 ——腾讯“阿凡达项目”计划书
群聊：“社区”的第一次出现
2002年9月，马化腾受阿里巴巴的马云之邀，去杭州参加第三届“西湖论剑”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在全国性的行业领袖论坛露面。
“西湖论剑”由擅长表演的马云发起，是早年互联网业界最出名的行业领袖峰会。2000年9月，马云和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联名发出“英雄帖”，邀请天下豪杰到西湖边“品茶论剑”，受邀到场的有三大门户网站以及电子商务公司8848的掌门人——王志东、张朝阳、丁磊和王峻涛，这是当时公认的互联网界的明星创业家。2001年9月，第二届“西湖论剑”举办，受邀领袖有6人，除了马云、张朝阳和丁磊之外，新浪的王志东已因业绩不佳被董事会驱逐，代替他来的是新任首席执行官茅道临，王峻涛尽管还是来了，但是他已被迫离开了危机中的8848公司，新增加的一位是盈科旗下的Tom.com的行政总裁王兟。
到了2002年，由于三大门户网站还没有从寒冬中彻底苏醒过来，掌门人都拒绝与会，马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受邀来到杭州的5位嘉宾全数是新面孔：搜索网站3721的周鸿祎、求职网站前程无忧的甄荣辉、游戏平台联众的鲍岳桥、在线旅游网站携程网的梁建章，以及马化腾。他们被认为是泡沫破灭后的幸存者，也是互联网业界的“二线人物”，当时被称为“五小龙”。
在这次论坛上，马化腾表现得有点心不在焉。从当时的报道看，他的出现并没有引发媒体的热情，当地的《钱江晚报》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如此描述见到的马化腾：“马化腾，作为QQ的创造者，被冠以‘QQ先生’的称号。和QQ给人的先锋、前卫的感觉很不一样，马化腾一点儿也不新潮，虽然一身休闲西装的他看上去还挺年轻的，那副金丝眼镜也给他增添了几分文绉绉的气息，但怎么看怎么不像那个造出那可爱的小家伙的网络大侠。即使他在脖子上挂条红围巾，也没有半点QQ的样儿。”
也是在这次论坛上，马化腾第一次见到了比他年长一岁、日后的宿敌周鸿祎。相比拘谨寡言的马化腾，个头矮小精干的周鸿祎显得活泼外向得多，他常能妙语如珠，赢得掌声一片。在大会论坛上，他调侃说：“我们5个人中，只有马化腾最不成熟了。”所有的人都听得一惊，周鸿祎慢悠悠地说：“因为我们4人都结婚了，他没有。”
此时的马化腾，还没有学会如何在公众面前表现幽默感。在接受采访时，他除了描绘腾讯的“远大前程”之外，重点介绍了上个月25日推出的QQ新版本。在这个升级版本中，第一次出现了群聊功能。
这个功能的灵感来自于腾讯内部的“饭友团”文化。那时候，腾讯内部存在很多“饭友团”，中午下班前大家通过邮件讨论并决定午餐如何解决，由于邮件存在延迟，且回复意见比较混乱，很难迅速达成一致意见，经常还会出现人员遗漏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便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设想：“能不能在QQ上面建立一个固定的人员列表，列表中人员可以同时参与即时讨论呢？”
主管技术开发的张志东和吴宵光及时地抓住了这个灵感。在8月的新版本中，QQ用户可以自主建立QQ群，邀请好友加入，随时进行聊天，分享文件、图片以及音乐，同时，群动态功能还能帮助用户即时了解群里的大事件和群友们的最新变化，此外还有群成员名片、群备注、群动态、群消息接受方式设置、群聊精华等多个展示性、互动性功能。张志东在功能定义中写道：“QQ群是为QQ用户中拥有共性的小群体建立的一个即时通信平台。比如可创建‘我的大学同学’‘我的同事’等群，群内成员有着密切的关系。QQ群功能的实现，一下子改变了您的网络生活方式。您不再一个人孤独地待在QQ上，而是在一个拥有密切关系的群内，共同体验网络带来的精彩。”
群聊功能的开发，可以看作是腾讯在即时通信领域中的一个突破性创造。
它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一对一的单线索关系链升级为多对多的交叉型用户关系链，突破了原有的交流模式的局限。QQ群的发明，彻底改变了网民维系关系链和在线互动交流的方式，标志着社交网络概念在中国的出现，而这比Facebook要早18个月。张志东日后说，在推出群聊功能后，QQ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类熟人的社区圈，尽管它不是实名制的，可是邀约以及集体聊天的过程，意味着用户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
群聊功能的出现，让QQ的活跃度在2002年年底得到了惊人的提高。接下来的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是：腾讯如何让这个日渐形成的虚拟社区具有人格化的特质，并因此创造出一个盈利模式。
市场部的“阿凡达计划”
就在技术部门研发出群聊功能的同时，2002年8月中旬，市场综合部新报到的许良成了“腾讯历史上的第一个闲人”。
199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许良，此前创办过一家软件公司，两年下来，一败涂地。而后他投简历进了腾讯，原本给他的职位是全国网吧推广经理，可是因为他的手机丢了，报到晚了两周，职位被另外的新人顶替了，于是，邹小旻给了他一个“产品经理”的职务。“产品经理是做什么的？”许良问。“就是研究产品，等着分配新的工作。”邹小旻答。
许良不知道应该研究什么产品。有一天，同事闲聊，有人提起韩国有一个sayclub.com的社区网站，开发出一个叫作“阿凡达”的功能，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虚拟角色的造型，如发型、表情、服饰和场景等，而这些“商品”需要付费购买。这一服务推出后，很受韩国年轻人的欢迎。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许良回到电脑前就去搜sayclub.com，觉得挺新奇，他看不懂韩文，就花400元请人把网站内容翻译了出来。
直觉告诉许良，这也许是一款不错的产品，于是，他很快写出了一个需求文档，抄送给公司所有的上级。然而，一个多月过去，没有一个人回复他。
正在这时，许良遇到了同样到岗不久的王远。王远是资深的互联网人，此前两年在中国移动旗下的卓望公司里担任销售总监和商务拓展总监，被曾李青挖来担任其助理。卓望是“移动梦网”的业务支撑平台，王远目睹了中国整个无线产业奇迹般地崛起，并深入研究了日韩的无线数据业务。王远了解了许良的项目后，觉得很有意思，他让许良重做调查。
通过深入的调研，许良得到了更多的数据。2000年12月，在sayclub.com上购买虚拟道具的付费用户为6万人，一年后，便暴增到150万人，每个用户平均每月支出折合人民币为4.94元，盈利非常可观。在sayclub.com的流行引领下，韩国排名前五的聊天和社交网站都已经“阿凡达化”，网络化身被广泛应用在聊天室、BBS、手机、E-mail、虚拟社区等突出在线交流的网络服务里。
更让许良着急的是，这一流行趋势也已传入中国。2002年5月，丁磊的163.com尝试性地在自己的即时通信工具网易泡泡中推出了网络化身产品。另有一家名为“友联”（Via Friend.com）的网站则在6月份推出了一个“阿凡达”品牌——i秀，宣称是“中国第一家提供个性化网上虚拟形象服务的网站”。也就是说，“这次腾讯又迟到了”。
许良连日制作出一份长达80多页、逻辑缜密的演示文本（PPT），同时还设计出了最原始的虚拟形象系统。在这份演示文本中，许良提出了几个富有创建性的观点，根据他的调研，“‘阿凡达’是网民在互联网上的一个形象化的可变的标识，此外，‘阿凡达’是在线交流类网络服务中最现实可行的一种收费模式”。从韩国的数据看，购买“阿凡达”的网民中，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为主流人群，其中20岁以下的占到一半，男性与女性比例约为2:1，这一人群特征与使用QQ的中国用户十分吻合。在国内，尽管友联和网易都已经推出了类似“阿凡达”的产品，不过，友联的用户基础不足，支付手段落后，网易也没有作为主力产品来推，而且，根据许良的判断，“中韩两国网民在交流习惯上存在差异，韩国人习惯交流于网站型社区，而中国人则喜欢IM。因此网易也不是一个好的‘阿凡达’载体”。
进而许良得出的结论是：“理论上说，对‘阿凡达’这个市场而言，腾讯比任何其他公司都具有先天优势！‘阿凡达’像是一个专门为腾讯准备的高速成长的在线市场……腾讯将利用‘阿凡达’技术和‘阿凡达’形象系统将整个腾讯社区重新整合，最终使腾讯社区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模拟现实的在线虚拟社区或者虚拟游戏平台。‘阿凡达’服务内容也将随着这个社区的拓展而不断拓展，它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创收工具，而是一个确认方向后不断追加投入、丰富内容的过程。”
在收到许良的PPT之后，曾李青决定把决策层召集起来，听一次专项汇报。
“我们市场部门其实都看好‘阿凡达’，可是，上新产品是研发部门的职权，于是，都得看瓜哥的态度。”曾李青回忆说。没想到，在汇报会上，第一个表态的就是“瓜哥”张志东，许良演示到一半的时候，从来谨慎的张志东就站起来打断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产品，应该马上做。”马化腾随之应和。
当场，“阿凡达小组”就成立了，许良受命领衔，张志东抽调了三位程序员和一位美工给他。第二天，程序员徐琳就设计出了第一个原型。许良认为“腾讯在内容策划上力量薄弱，与内容相关的服务一直不是强项”，便委托一家韩国公司设计虚拟道具，两个月里设计出800多款，“阿凡达小组”的程序员开发出QQ商城。这套虚拟形象系统，被称为“QQ秀”（QQshow）。
2003年1月24日，QQ秀上线试运营，许良派送给所有QQ会员价值10元的Q币，使他们成为QQ秀的种子用户。
两个月后，腾讯宣布“QQ秀”——QQ虚拟形象系统正式收费，QQ用户可以用Q币购买衣物、饰品和环境场景等设计自己的个性化虚拟形象。在QQ秀商城中，有各种虚拟物品——仙女装、职业装、墨镜、项链，它们的售价在0.5元到1元之间……这些虚拟物品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随时更换，也可以作为礼品送给自己的QQ好友。这一个性化的虚拟形象除了在QQ头像上显示之外，还将在QQ聊天室、腾讯社区、QQ交友等服务中出现，也就是说，QQ秀让一个网民在虚拟世界里重建了一个虚拟的自己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一个QQ秀形象有效期为6个月，之后用户需继续付费购买。
QQ秀受欢迎的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QQ秀上线的前半年，就有500万人购买了这项服务，平均花费为5元左右，支出远远大于购买一个“靓号”。而且，这次并没有引起用户的反感和舆论的攻击，因为，这是一次用户完全主动的自愿行为。
“QQ人”与QQ现实主义
当腾讯推出QQ秀的时候，它的仿效对象ICQ一直没有找到实现盈利的方式，在北美以及欧洲，它的市场份额被微软的MSN和雅虎的雅虎通瓜分。某种意义上，QQ秀再造了即时通信客户端的性质、功能与盈利模式，是腾讯对ICQ的一次华丽的告别。
在腾讯的历史，乃至中国互联网史上，QQ秀都堪称一款革命性的收费产品，它可以被视为全球互联网产业的一次“东方式应用创新”。腾讯不是这一创新的发起者，可是它却凭借这一创新获得真正商业上的成功。而比商业利益更有价值的是，QQ秀让腾讯与它的亿级用户建立了情感上的归属关系。
马化腾是第一批QQ秀的用户。他在QQ商城购买了如下道具：一头长发、一副墨镜、一条紧身的牛仔裤，由此打扮出一个年轻牛仔的形象。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从来没有留过长发，不戴墨镜，也几乎不穿牛仔裤。这是一个极具寓意的现象：一个人在虚拟世界里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也许正是现实生活的倒影。
西方的很多互联网研究者，对于中国网民愿意花钱购买虚拟道具来装扮自己这一点，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在这里，可以透视出东西方社会人在角色认知上的巨大差异。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充满了压抑感的等级社会，它既表现在宗族的内部，也体现在公共社会层面，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战战兢兢，情感生活十分苍白和乏味。而虚拟社区的出现，如同一个突然出现的新世界，让压抑日久的人们可以戴着面具，实现一次不需要节制的狂欢。中国人在现实中的含蓄与在虚拟中的狂放构成了一个十分鲜明和讽刺性的反差。QQ的早期使用者，大部分是15岁到25岁的年轻人，这是一群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身份，却渴望得到认可的焦虑的人。他们在家庭里被严厉管制，在社会组织里被忽视和边缘化；因荷尔蒙的作用，他们又渴望得到认可，渴望确认自我，渴望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族群。这些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在虚拟世界中却可以轻易实现。
QQ秀的诞生，让这种需求得到了一次展示的机会，正如美国舆论专家沃尔特·李普曼所揭示的：“人的特征本身总是模糊不清、摇摆不定的，要想牢牢记住它们，就得借助一种有形的象征。图像始终是最可靠的观念传达方式。”人们在QQ商城里购买虚拟服饰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次自我性格及身份确认的过程——当我们看到马化腾的那个年轻牛仔形象的时候，几乎可以确认，在他的内心里生长着一个“不羁的牛仔”，或许连他自己也是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美妙而怪异的生命体验，你无法在其他的场合，以其他的方式实现。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宵光已意识到了这样的需求存在，他说，腾讯出售的其实不是“服饰”，而是“情感的寄托”，“代表了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朋友看到我在QQ上面的形象，就能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腾讯真正的秘密之一。
自OICQ——日后的QQ——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大多出生在1985年之后，可以直接被命名为“QQ人”。这个称谓背后有四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他们都在少年的时候，即在拥有身份证之前，就申请了一个QQ号，这成为一个独立的符号，是他们与世界单独对话的入口。
第二，QQ提供了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对剥离的虚拟世界，互联网让人的生活超越了地理疆界，“QQ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土中国人”，而是从未出现过的、消除了地方性的一代人。“QQ人”结交朋友的半径与前一代完全不同，其扩大的倍数与QQ的交际广度呈正比例的关系。
第三，QQ改变了一代人表达态度和感情的方式，QQ和QQ秀比信函、电话乃至电子邮件更加直接、快捷和短促，这造成了一个即时、快餐型的时代；同时，习惯于QQ方式的人则可能在真实生活中丧失某种能力。我曾去一个“搭讪学习班”做调研，教练告诉我，来这里学习的青年，很多人在QQ上很活跃，可是在真实生活中无法与人当面交流，“因为没有‘QQ表情’，所以不会聊天”。
第四，“QQ人”的世界是一个碎片化了的、缺乏深度的世界，人人都是信息的传播主体，传播的速度及广度大多取决于表达的戏剧性。而与“知识的深刻”无关。“QQ人”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可是也更容易被情绪和偏见所吸引。
QQ秀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从此，QQ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没有温度的通信工具，而是蜕变成一个有虚拟人格、自己的价值观及族群规范的虚拟世界。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即将看到，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大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即时通信工具，发动了一场针对QQ的围剿战，但是腾讯非常轻易地获得了胜利。除却商业竞争上的策略之外，其最大原因正在于，所有竞争者都从技术的层面展开攻击，而没有一家在情感上对用户进行诱惑，当人们在一个世界——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里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定后，“迁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围绕“QQ人”，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是腾讯商业模式的本质。
腾讯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可以让“QQ人”为服务买单。“靓号”是一种尝试，但是它过于粗暴和直接。QQ秀则要委婉得多，那些标价为0.5元或1元的道具人人都买得起，它们便宜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提供的情感满足却又是那么不可替代，它为那些对自我认知最为敏感，也最不确定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购买欲望的廉价柜台。
对于腾讯而言，QQ秀也是一个“蜕变之秀”，从此，这家即时通信服务商成为一个发掘人性、出售娱乐体验的供应商。腾讯构筑了一个“现实版的虚拟世界”，在这里，一切的角色、地位、秩序及兑付方式，都是现世的和物质主义的，并且因更便捷、更廉价，所以更加的现实，我们不妨称之为“QQ现实主义”。马化腾是这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当它成型之后，便构成了惊人的、能够自我繁衍和变型的能力，日后，给腾讯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QQ空间、QQ游戏，无一不是这一逻辑的延伸。
2003年：三个战略级的衍变
QQ秀让腾讯在“移动梦网”业务之外，寻找到了互联网增值业务的盈利模式，这一获利完全来自于QQ用户，因而是腾讯可以全面主导的。在2003年前后，QQ秀所产生的收入仍然无法与移动QQ相比，大约只有后者的1/8，但是，它所带来的可能性和想象力却要大得多。从此，QQ、QQ会员、QQ秀以及Q币，构成一个独立的、闭环式运转的QQ世界，腾讯的组织体制内部也诱发出一系列战略级的衍变。
衍变之一：与工程师文化相交融的产品经理制。
从创业的第一天起，腾讯就是一个被工程师文化统治着的企业，马化腾、张志东们迷信技术的驱动力，几乎所有精力都投注于研发和迭代。“阿凡达计划”带来了两个变化：首先，它是第一个由市场部门——而不是技术部门提出的项目；其次，对用户体验的定义由物理层面提升到了情感层面。在执行上，QQ秀不再分R线和M线，而是以项目为主体，采取了产品经理制的新模式。
从此以后，产品经理制被确立了下来，“谁提出，谁执行”“一旦做大，独立成军”成为腾讯内部不成文的规定。这一新模式无形中造就了“赛马机制”，我们将看到，后来为腾讯带来众多“意外”的创新，如QQ空间、QQ游戏乃至微信，都不是顶层规划的结果，而是来自基层的业务单元的独立作业。工程师文化与产品经理制在内在的驱动力上有天然的冲突性，然而，却在腾讯实现了无缝融合。
衍变之二：以Q币为流通主体的支付体系。
在卖靓号时期，Q币的价值非常有限，可是，QQ秀诞生后，刚性需求被激发了出来。2003年2月，曾李青从华为的无线业务部门挖来业务经理刘成敏，由他牵头搭建Q币销售体系。4月，刘成敏便与杭州电信旗下的声讯台签订了代销Q币的协议，电信开通了16885885声讯服务，拨打这个电话便可以购买Q币，电信代为扣费，所得收入，腾讯与声讯台以五五比例分成。
这一模式被迅速复制到全国的300多家城市声讯台。同时，刘成敏还与1万多家网吧建立了Q币销售的渠道关系。再加上腾讯自有的在线支付系统，腾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拥有了三种支付渠道。日后，因市场开拓有功，刘成敏被提拔为无线增值业务部门的大总管。
对于腾讯来说，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支付系统是战略性的成功，这也是中美两国社区型网站在盈利模式上分道扬镳的标志性事件。在日后的演进中，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美国新闻门户或社交网站的盈利都依赖于广告，而中国同行们的选择则要丰富得多。
衍变之三：以特权和等级制为特色的会员服务体系。
与支付体系同样具有创新意义的是，QQ秀在收费和服务模式上进行了独特的探索，新的会员运营理念逐渐形成。尽管在当时，中国的互联网从业者没有提出网络社区或社交网络的概念，但其实，QQ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社区与社交的产物，只不过它是以即时通信客户端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也正因此，它在广告的承载和展现上有先天不足，逼迫着它寻找新的用户互动方式和盈利出路。
顾思斌是QQ秀小组的早期成员，归属于吴宵光和许良领导。他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实习期间就进入腾讯，是真正意义上的“科班子弟兵”。他回忆说：“自从有了QQ秀项目之后，腾讯在服务内容上的丰富性和机动性都大大增强，我们发现，QQ秀与QQ会员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产品，需要建立体系和进行流程化的运营，互联网产品的收入增长取决于对用户情感需求的挖掘和对整个服务流程的掌控。”
腾讯在会员体系的建设上抓住了两个要点：一是“特权”的设计，二是等级的差异。会员支付了不同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到不同的特权服务，而不同的服务内容又是有等级上的差别。这种从传统的宾馆经营中借鉴过来的思路，在互联网增值服务中同样有效。
2003年年底，QQ秀一改单件销售的模式，推出了“红钻贵族”——一开始称为“红钻会员”，后来因其容易与QQ会员混淆，改为“红钻贵族”，这是日后为腾讯带来重大获益的“钻石体系”的发端者。
“红钻”是一种包月制的收费模式，用户每月支付10元，便可以享受到多项“特权”，其中包括：获得一枚红钻标识，每天领取一个“红钻礼包”，每天免费赠送5朵“鲜花”，可设定每天自动换装，赠送好友QQ秀不花钱，在QQ商城享受超额的折扣等等。这些“特权”的含义在于，挂上了“红钻”的QQ秀用户将是一群在虚拟世界里被特别照顾的“贵族”。
在QQ秀的成长史上，“红钻”服务的推出是一个引爆点，在此之前，每月的虚拟道具收入约在300万元到500万元之间，而“红钻”推出后，包月收入迅速突破了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