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 卢跃刚

序曲 异动

2001年8月27日上午9时许，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正在跟人谈话，副校长王强的秘书推门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信封贴着条子，要求收信回执，确认收到。封面字迹，是王强亲笔。

这封信非同寻常。

新东方的创业者们遇到重大问题、发表重要意见、发泄不满情绪都有写信的习惯。套用另一位副校长徐小平的习惯用语，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白天不见晚上见”，不知道为什么偏要以信相见，而不能直面？

他们的看家本事就是教人说与写。写就写，这次却要回执，以强调郑重，强调仪式。

两位校长，北大英语系80级同班同学，北大英语系留校任教的同事，1996年开始是新东方同志，一墙之隔，鸡犬相闻，却要秘书传书，岂不蹊跷？

信的抬头是”尊敬的俞敏洪董事长”。信的落款是”曾经对你盲信到了心甘情愿把五年最宝贵的人生和才华倾心投入到”新东方”的你的可畏的前战友王强”。

在王强嘴里称呼俞敏洪”董事长”，还要加上”尊敬的”，而不是20年前就开始称呼的”老俞”、”敏洪”，强烈表达了王强内心的大绝望，大悲哀，大幽默。

俞敏洪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对于俞敏洪来说，王强这一招，之前没有预感，没有迹象，好好的，猝不及防，火山喷发似地涌现出来。后果不可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封长信，结束了新东方向现代企业转型短暂的蜜月。只维持了四个月的蜜月。

王强把信交出后，在办公室等待着俞敏洪的反应。他最想等的是什么情景？”往常，我也发火，发完火，敏洪要么打个电话来，要么跑过来，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面谈。可是这回不一样。一个半小时后，我却等来了俞敏洪的秘书，说俞校长要公司的章。我彻底绝望了。这不是侮辱我的人格吗？我王强是这种人吗？！我会拿着章乱盖吗？！还防我一手。”他愤怒地说。

其实，俞敏洪要章，不是防王强乱来，而是刚刚与一个人谈判完，需要盖公司章。要章时，王强的信还没看呢。整个阴差阳错，猜疑过甚。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王强的信，历数俞敏洪过错，新东方弊端，正式做出了辞职、退股、离开新东方的决定。

第二天的董事会上，副校长徐小平加码支持王强，向董事长俞敏洪递交了辞去董事的辞呈。董事杨继说，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新东方正在酝酿着一次深刻的内部危机。俞敏洪一脸的茫然和沮丧。

此时的新东方号称”三驾马车”，俞敏洪是头马，徐小平、王强是其余二马。三驾去其二，还会有新东方吗？这可是远超过王志东离开新浪网事件的爆炸性新闻。

王强是俞敏洪北大英语系的同班同学和同事，俞敏洪办托福、GRE培训班最早的合作者和朋友；徐小平是俞敏洪的老师、同事和朋友，一江之隔的江苏同乡。

1995年底俞敏洪赴北美盛情邀请加拿大的徐小平和美国的王强加盟新东方，是新东方创业史上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

除了俞敏洪单打独斗时期，新东方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三驾马车的历史。他们与新东方团队其他人合作，培训学生数十万；经过新东方历练的中国留学生遍布北美大陆和其他英语国家，2001年新东方的学生达到了25万人次!

在外界看来，新东方的成功，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一个突如其来的神话，一个可能只有中国才能产生的神话。在中国，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像新东方这样站在几十万青年命运的转折点上，站在东西方交流的转折点上，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如此直接而重大的作用。

2000年春天，新东方开始公司化转型，重新调整利益格局，矛盾丛生，以至激化，对此，他们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和文化准备，虽然他们有成功的办学经验，有西方的知识背景和体验。

他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四顾茫然，四顾彷徨。

28日晚，新东方紧急召开临时董事会。王强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并给出了时间表，必须提交董事会讨论、决议。大家可以直面了，而且是赤裸裸毫无顾忌的直面。

翠宫饭店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从晚9点开到凌晨3点，气氛激烈、郁闷而悲壮。在场的人都清楚，新东方可能正在沿着一个大家十分熟悉的道路向下滑行，可能面临着一个私营企业由于决策失误、理念不和、利益纷争而导致内部分裂，盛极而衰、灰飞烟灭的庸俗结局。

一帮天才，创造出了他们热爱的事业，却可能是一个成功后内耗、然后分崩离析的庸俗的结局。这个事实，谁也不愿意接受。

严格讲，王强出不出走并没有太大关系，而在于新东方是个泥足的巨人，在于”娜拉出走了怎么办”。王强的试图出走，不过是新东方潜在危机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把新东方的潜在危机表面化了，公开化了。在这种带着情绪的场合下，做出任何决定都是困难的。

王强要离开新东方了。然而，他依然依恋、热爱新东方。王强用他那沉郁而浑厚、迷倒过多少北大和新东方女青年的男中音，眼帘低垂，缓缓地用英文说：I'm going to leave the places wheres I have devoted all my talent and sacrificed all my time and health and sewn my purest love to let it grow with a big dream……(“我将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我曾奉献了我所有的才华，牺牲了我所有的时间与健康。在这片土地上，我曾为了一个伟大的梦想，尽情播种了我最纯真的爱与友情……”)新东方和俞敏洪得到了王强“所有的才华”、“所有的时间与健康”，却要失去王强“最纯真的爱与友情”——这种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多么令人伤感。

王强似乎不是在与新东方告别，而是在诉说一个大家都非常陌生的童话，诉说一个“伟大的梦想”以及这个梦想遇到挫折后的“屈原式”的哀伤。在场的人惊诧之余，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已是深夜。窗外，星空透彻。

新世纪北京的秋天没给新东方学校带来好运气。俞敏洪和诸多天才伙伴担心，他们播下了“新东方”龙种，很可能收获的是“新东方”跳蚤。他们的内心充溢着肃杀、悲凉之气。

第一章 新东方人物

01.“未遂诗人”俞敏洪

面前这位高挑个子、形容枯槁、长着一双浮肿的小眼睛的男人，就是制造了“新东方神话”的俞敏洪？就是那头在中国出国考试培训丛林中被国内外竞争对手觊觎、横扫六合的“狮子”？就是那个入选《亚洲周刊》“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位人物”、《中国青年》“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0位人物”、《三联生活周刊》“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25位人物”、《中国经济时报》“21世纪不可忽视的10位企业人物”的人物？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有数十万大学生在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学校里接受过出国考试和基础英语培训。你如果跟着俞敏洪去美国或加拿大，从启程的那一刻开始，飞机上，大街上，餐馆、超市里，都有认识不认识的留学生跟他打招呼，叫他“俞老师”。“你是俞老师吗？”“俞老师您好。”北大、清华学生不认识自己校长的大有人在，只要想出国，没有不认识俞敏洪的。有人调侃，北大、清华是出国留学的预科学校，不管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不管实力如何，都要到新东方过一水，增加保险系数。国内大学的学生，可以不知道他们的校长姓什名谁，但是不可能不知道新东方校长俞敏洪。

新东方被当成了出国留学的“敲门砖”。《中国青年》杂志的文章称俞敏洪“是民间力量的一个符号”，“出国梦的制造者”，“他和他的新东方将中国人望而生畏的TOEFL、GRE考试变成了福特式生产线”。这是一个极其奇特的“福特式的生产线”。

可能是“寄托一族”太苦太累太烦恼太枯燥，新东方的学生和老师都爱拿俞敏洪开涮，于是，笑话幽默满天飞。气势磅礴的有上千学生齐声喊：“老俞老俞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玉米糊”、“米老鼠”、“愚(取“愚蠢”义)公”、“愚民红”……一大堆外号在互联网、报刊杂志上探照灯似地跟着他。一天，他路过一间教室，一位天才老师手舞足蹈地对几百个学生说：“老俞？哪能管新东方学校？管新东方厕所还可以。”于是哄堂大笑。他尴尬而窃喜。他“摧眉折腰”，悄然闪过。他也没辙。这是俞敏洪要的课堂效果，严格讲，是他近十年办学提倡的课堂效果。学生是上帝，是衣食父母。他鼓励老师说笑话、讲故事，调节课堂气氛，说得嘴滑，便可能出格。还有老师编他的段子在课堂上大讲特讲：“你们知道老俞床头有只小公鸡吗？天一亮就打鸣叫醒老俞。哈哈哈，那是他在旧货市场花五块钱买的闹钟！”

“你的床头有只小公鸡闹钟吗？”我问。“哈哈，他们胡说！骂我是农民。”俞敏洪说。他在学生面前不讳言自己是农民。

他被称为“留学教父”，崇拜他的学生，没见到他时，无限热爱，无限想象，自然是“高大全”，力拔山兮，英雄形象；见到他时，颇有挫折感。有学生专门到北京北四环路新东方总部一睹为快，后来写文章说，如果没人指认“那就是俞敏洪”，他和新东方大楼门口倒盗版光盘和“托福”、“GRE”复习资料的人混一块儿，认不出谁是谁。

俞敏洪长得低调，为人处事也低调。他只有在上百人、上千人的课堂上，才能激发出滔滔不绝、舍我其谁的气势。

2000年，新东方学校北京本校、上海分校、广州分校一年培训学生15万人次，2001年25万人次，2002年将扩张到35万人次。25万什么概念？六个满员集团军。吓死人！

此刻，夕阳西下，俞敏洪在沉思。不过，他的沉思，不像是狮子的沉思，而是羚羊的沉思。一只永远生活在“狮子”阴影里，忧郁、压抑、惊恐万状的羚羊。一只统率六个集团军的羚羊，除了国内英语培训业的竞争对手，谁也吓不着。

他对夕阳极其敏感。2001年寒假班教师在北京昌平培训时，傍晚，一缕阳光斜刺进来，照在他脸上，不知道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怎么被拨动了一下，他侧头望着窗外，旁若无人地说，“好美呵！”没有铺垫，没有来由，让数十个教师莫名其妙。像是慨叹，像是伤感，像是赞美，像是自怜，很复杂。一天下来，上午下午七个小时，伟大理想，人生目标，教学理念……巍巍乎高山，潺潺兮流水，绵绵不绝，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几乎是嘎然而止的分界，此时之俞敏洪与彼时之俞敏洪判若两人。新东方校长俞敏洪仿佛消失了，站在那里的，是“诗人”俞敏洪，云里雾里，搞得攒足了劲儿想在新东方发财或改善生活或施展才能的教师们一片茫然。

俞敏洪是个“未遂诗人”。1980年考入北大英语系开始写诗，毕业前写了三年，当教师后写了四年，七年写了几百首，算是高产诗人。

“都是些幼稚的爱情诗，人生感悟诗。后来一把火，全烧了。”他说。
“为什么烧了？”我问。
“对办新东方没有任何用处。”他说。
“毕竟是你写的呀，可以留作纪念嘛。”我说。
“当时没那么想。”他说。

当时想的是什么？关于俞敏洪写诗的动机，据人说“是为了招引女生注意，要不然，土了吧唧的农民，一口江阴普通话，谁理他”？这种说法，调侃中稍含贬抑，低估了俞敏洪的能耐。北大的读书人有多少是达官显贵、巨贾鸿儒的子弟？试举一例。英语系光棍教师俞敏洪瞄上了一位德语系的女青年。这位女青年，有人说是“校花”，有人说是“系花”，有争论，不可考，按下不表。(俞敏洪的老婆给我打电话，说她不是“校花”和“系花”。我见到她时，觉得她挺漂亮的)女青年爱上图书馆，俞敏洪也往图书馆跑。荷尔蒙给了羞涩的未遂诗人以勇气。一天晚上，突然停电，图书馆一片漆黑，只听“嗒”的一声，俞敏洪点燃了打火机，点燃了蜡烛。整个图书馆，只有这张书桌有亮光。烛光照亮了这对青年男女的眼睛，甚至决定了俞敏洪和新东方的命运。这种场面美丽动人。之后，俞敏洪和女青年谈恋爱，和女青年结婚，在生活的压力下，在妻子“窝囊废”的喝斥下，俞敏洪走出了北大，创办了新东方，成就了新东方。

俞敏洪在学生和老师的大会上多次讲：“我在北大工资少，只有100多块钱一个月，养活不了家，我老婆骂我“窝囊废”。”他的口头语“窝囊废”，据说典出于此。

俞敏洪不仅写过诗，还办过三期短命的诗刊。他去找当时的北大团委文化部负责人、现在的新东方同事徐小平徐老师申请批准。徐老师问：“有钱吗？”俞敏洪说：“自己筹。”那时，大家都知道俞敏洪母亲是万元户，家里有钱。那时万元户可不得了。“好好，办办。”徐小平乐得给个顺水人情，学校也不花钱，将来俞敏洪真成了一个伟大诗人，人家会说徐小平慧眼识珠呢。伯乐选马，多风光的故事。在俞敏洪眼里，徐小平在北大是何等风云的人物，得到他的批准，简直就是“恩准”。

这下好了，俞敏洪诗人的不是，倒落下了夕阳里沉思的“病根”，让有心人观察到他内心的破绽和人性脆弱的部分。

夕阳下，俞敏洪眼镜后面的神色是内敛的，跟他领导的正在大规模扩张的新东方，好像是两回事。与其说是“沉思”，不如说是“茫然”、“忧郁”，或不易察觉的“过敏”、“揣摩”，或不知道是历史还是现实的“耿耿于怀”。他的眼神，他的脸色，他皱皱巴巴的着装，证明他不是那种能睡踏实觉的人。

他不可能睡踏实觉。

这时，ETS大军压境，他们向全美大学发出信件，指控新东方侵权、做假，告诫美国各大学新东方学员的GRE高分成绩可能有诈，并通过美国国会、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教育部施压，同时在中国提起了诉讼。声言，如果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将在中国关闭托福和GRE考试。这无异于绝了新东方的生路，无异于绝了中国学生留学之路。

更糟糕的是，此时新东方内部也没有摆平。新东方元老级别的股东、副校长针对俞敏洪出现了新东方创建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而且已经到了非理性、认死理的程度。

02.“人间小精灵”徐小平

2001年寒假班前，新东方第二号人物、副校长徐小平和俞敏洪三个月不见面不通电话了。大年初一下午，徐小平郁闷不可排解，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打车去了飞机场。“有什么飞机就上什么飞机，只要离开北京。”他说。刚好有飞昆明的飞机，便买票去了云南。现从上海约来两个朋友，无心观赏高原风光，七天七夜，尽情宣泄心理“垃圾”。过完春节回来，他还深深地沉浸在一种绝望的情绪里不能自拔。

徐小平何许人？他1987年从北大出国留学，先美国，后加拿大，获加拿大音乐学硕士学位，1995年底回国加盟新东方，负责出国留学、签证、移民咨询，出版过《美国签证哲学》、《美国留学天问》等专著，并主持、编著了流传甚广的《新东方精神》，是留学咨询、签证咨询专家。他以善于演讲著称。王强对徐小平说：“听完你讲，我都绝望了。”俞敏洪说：“小平只要一出场，底下就是爆炸性的掌声。”我曾经多次旁听过他的美国签证咨询，几十个拒签的人挨着扫荡一遍，他能在几分钟内听完陈述，嘁哩咔嚓，删繁就简，排疑解惑，迅速找到问题症结，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不管对谁，不管是多么疑难的对象，他的结束语永远是“祝贺你”。他也经常不客气地说：“不好意思，我是这方面的天才。”好像他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六年下来，有几十万人通过大会、小会、个别、互联网、阅读专著接受过他的出国留学和签证、移民咨询。1999、2000年，国内几乎所有网站关于留学、签证咨询的文章都是徐小平的。

45岁的人了，胖乎乎，圆乎乎，矮乎乎，头很大，积木一样搭上去似的，手舞足蹈，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而且瞬息万变，像个卡通人。他说，他最喜欢美国迪斯尼卡通片中的“温尼熊”。温尼熊出场了。他一边舔着蜂蜜，一边唱道："I am short, I am fat, and I am proud of that."“我胖，我矮，我为此而自豪。”

他最大的本事是睡觉。没听说过他失眠。再大的事，再糟心的事，再烦恼的事，都妨碍不了他睡觉。开会、坐车、谈话，插空就睡。在他那里，什么都能耽误，睡觉不能耽误。他的纪录是15秒钟睡着，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他说：”我睡，故我在。”

他描述的生命状态挺简单：“我的朋友问我签证问题，问得我崩溃了，然后又来了一个女孩子，问她的前途问题，也问得我焦头烂额，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想睡觉。那个时候为了说而睡，为了睡而说。我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东西。我每次睡觉就像练气功一样，赶快入睡，半个小时(注意，不是具体的时间概念。他所说的许多数字不具有统计学的含义，更多时候属于修辞)之后，还有其他事情，不睡就说不动。”

他是一个“睡神”。睡觉对他来说是加油。只要给他几分钟时间加油，然后疯狂飙车，跑到第二个加油站，油箱空空，嘎然而止，再加油，再跑，“载歌载舞会见每一个人”。

他生命的轨迹由一系列加油站组成，每个加油站的距离都是严格按照他非常投入、非常亢奋、以说为主的生命周期设计的。如果生命周期一过又没有及时加油，他的情绪糟糕极了。我就看到过他在台上眉飞色舞、激情四溢，下来后，被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围着他问这问那，他眯缝着眼睛，昏昏欲睡，像是面对着一面面墙壁，换了个人似的。

俞敏洪最怕晚上会见加满了油的徐小平。只要徐小平来，俞敏洪有限的几小时睡眠就泡汤了。天明时分，俞敏洪备受摧残，鼻子眼睛挤在了一块儿，然后去办公室。徐小平呢，打道回府睡觉。徐小平摧残俞敏洪似乎天经地义。

俞敏洪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叫徐小平“徐老师”。作为俞敏洪的老师、俞敏洪的兄长、俞敏洪共同创业的伙伴，在新东方的“伟大使命之一，就是关心俞敏洪，批判俞敏洪，改造俞敏洪，提升俞敏洪”。然而，他是个能说能睡、精力过剩的不规则电子，再加上“伟大的使命”，俞敏洪只能闭目塞听、两眼茫然、神经麻木认倒霉。

俞、徐凑一块儿，是宿命。俞是江阴人，徐是扬州泰兴人，隔江相望。君住江之南，我住江之北，撒尿和泥，摸虾捉鱼，同饮一江水。

我们谈话，他手机响个不停。“对不起，这个电话很重要。”“对不起，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必须接。”好像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等着他，或者说，他做的事情都很重要。

他这样，让人想起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笔下那只“兔子”，那只没着没落的“兔子”。他有时像温尼熊，有时像“兔子”。“兔子跑了”。“兔子发财”。“兔子回家”。

他的语汇里没有中性词。
“FUCK!”
“傻×！”
“牛×！”
“伟大！”
“绝了！”
“深刻！”
“极致！”
“辉煌！”
“无与伦比！”
“美仑美奂！”
“登峰造极！”
都是用惊叹号才能结尾的句子。

他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讲到精彩处，他会打住，说，“不好意思，我要表扬一下自己。”
你调侃他，他会说，“对不起，你要允许我自我陶醉一下。”
你偶尔赞美他，他会突然跟你握手，“谢谢，谢谢，我自己也觉得不错。”

他兴之所至，妙语连珠，什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包括蠢材和身材”，什么“有教无类，束很多”，什么“分居无理，爱情万岁”，什么“留在国外就是失败，嫁给老外就是悲剧”，什么“移民倾向是有杀无类的拒签武器”，什么“推开领馆这扇窗，看到签证多凄凉”，什么“山穷水尽无签证，柳暗花明有小平”，……“啊啊——我的美国签证哲学可以叫做美国音乐签证哲学，啊啊——用音乐的撞击力办签证。”

“啊啊”在这里不是感叹、惊诧，而是他思维膨胀、火光闪现的前奏。“说得好，深刻，深刻。”他此时会冲着你说。他盯着你，一脸无辜，好像不是表扬他自己，而是表扬你。

你我不分，主客不分，反客为主，反主为客，不仅自我陶醉，而且自我总结。“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意义重大”，“这个逻辑十分强大，不可辩驳”；一个章节讲下来，“对不起，我忍不住要总结一下。”

03.“书痴”王强

王强走过来跟你握手，手臂有一个奇怪的弧度，手有一个奇怪的45度角，乜斜着身子，像是“那达慕”的摔跤手。他中等个儿，偏分头，眼镜镜片后面有一对孩子般单纯的大眼睛。即使他在论述最严重的问题、最糟糕的事件、最丑恶的现象，那双眼睛依然“单纯”。他在新东方提倡“童心文化”，不失时机地顽强地推销他的“童心文化”，虽然，包括他在内的新东方百万富翁领导们，时常被财富和利益搅晕了头。他冬天穿件油腻腻的短皮夹克，夏天穿件油腻腻的白衬衫，那种洗薄了能看到纤维、透过纤维能看到一身白肉的衬衫；裤子呢，像是在榨油坊里经过百般蹂躏捞出来的油渣——从一大堆没洗的裤子里挑出来的勉强干净的裤子；偶尔在正式场合拾掇利索一点，就像宋昊埋汰俞敏洪，领带打得像劣等生混进少先队的“红领巾”，皱皱巴巴套在脖子上，一身西服则是跟他的身体不相干的蓝色画皮。他在新东方讲口语是一绝，“王强口语”课堂可说数年如一日，从来座无虚席，及早预定。他最伟大的故事是，睡过了梭儿，呀，上课迟到了，翻身下床，胡乱套上衣裤，擦把脸，往教室狂奔，讲台上一如既往地绘声绘色，妙语连珠，出神入化，一如既往地施展北大练就的表演才能，一如既往地从胸腔里发出磁力无限的男中音。台下数百青年男女笑声震天，呀，课堂效果空前，他精神倍增，愈加绘声绘色、妙语连珠、出神入化、磁力无限。等到下面的笑声波澜起伏要出人命时，他想，不至于吧，我课讲得再好，也不会笑成这样吧？前排的男生忍无可忍，指指他的裤裆提醒他，他往下一看，呀，“风纪扣”没系，也咧着嘴大笑呢！他赶紧转过身去，“sorry、sorry、sorry，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一边系“风纪扣”，一边道歉解释。他那狼狈样儿，更逗得台下笑声波澜壮阔。

他是那种天生的老师，只要在讲台上一站，便换了个人似的，浑身上下都是戏，根本不用排练，张嘴就是灵感，举手投足都是激情。新东方校长们每年都要去北京西山大觉寺旁的住读班跟学生见面，学生集中在大食堂，校长们轮番致词，欢迎大家到新东方学习，轮到王强，他作严肃状，和前面发言的俞敏洪、徐小平快人快语相反，放慢语调，一字一板地说，“欢迎同学们到新东方……”中间故意停顿了一下，“方”字提高了声调，意思是还有话说，吊起了大家的胃口，等他说下半句话，等到的是“……食堂来！”他妈的，“欢迎同学们到新东方食堂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寓庄于谐，回过神来，台上台下，校长学生，个个笑得人仰马翻。他还会用念莎士比亚戏剧台词那样的腔调把枯燥无味的学生守则念得有声有色。

王强的出国经历跟徐小平不同。他崇拜五四时期的北大教授，胡适、辜鸿铭、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能数出一大串名字，这些教授“中西和璧，要人格有人格，要个性有个性，要文化有文化”。他不想出国，不想拿“绿卡”在国外生活，他惟一的人生目标，是在学术方面，做北大最好的教授。在北大教书期间，他参加了三联书店“现代西方文库”和“新知文库”的编撰。1989年那场悲剧改变了他的走向。妻子去美国的第二年，他也去了美国。迫于生计，他学了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进了世界一流的贝尔传讯研究所。俞敏洪去看他的时候，他年薪近6万美金。然而，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小康生活并不能排遣一个把自己定位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人的“精神寂寞”。他白天在贝尔实验室巨大的软件流水线上工作，晚上和节假日读书，然后用中文写作。他是一个在生存压迫下，能极其理性地“把生存手段与理想分开”的人。但是，他把理想和精神生活永远放在第一位，为了完美地实现这一状态，他干什么都行，什么都愿意做，而且会专心致志地去做，往最好的结果去做，不会有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那种失落感。

王强1987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当一年的访问学者时，他的教授为了买个好音响，工资不够，晚上就去餐馆弹琴唱歌。他问为什么？美国教授说：“生存归生存。判断我这个人是不是像人，得把我放在人的场域中判断。你靠体力能赚两块钱，我也靠体力赚两块钱，咱俩有什么区别？这时候，你别把我当教授。作为人来说，没有教授。但是，等到了学术领域，你可以把我当教授来看。”这段话给王强以”强烈震撼”。

王强可能是1987年以前中国大学、至少是北大访问学者中第一个在访问期间打工的人。纽普兹是个小镇，坐落在赫逊河畔，一条主街，15分钟就可以走到头。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在这里教书，写出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个小镇，一个超市，一个“比萨”店，一个“麦当劳”，一个小学，一个中学，只要是能打工的地方，王强都去了。

他打工有两个理由：一是想打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斯文”劲儿。如果要了解真正的美国文化精髓，就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美国人忙得像狗一样，你就体验“狗”的滋味；做完“狗”，再去体会“狗”之外的生活。任何社会都是两个境界。二是要满足“书癖”，一年访问学者的薪水，肯定不能满足“书癖”的宏愿。

那时候，出国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买大件(汽车、电视、冰箱、洗衣机、音响……)”，或者省吃俭用，揣回几千美金回来贴补家用。王强带回来的是什么？一台冰箱，一台彩电，45箱的书。还剩下100多美金。一位朋友找他借500美金，他说只有100美金，朋友说，“你怎么这么抠门？”“我怎么抠门？”他问。“你花了几千美金买了那么多书，肯定花的是零头。”朋友说。“咱俩有区别。你用零头养你的精神，我用拳头养我的精神。”他说。

王强用“拳头养精神”，把打工挣的钱和平时省的钱都买了书，西方现代、后现代有影响的重要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接近全了”。比如海德格尔，十几种著作收齐了。其中很多书，90年代中期以后才在中国见到。

一位著名的学者临去哈佛读宗教学博士，听说王强买了很多英文原著，到他家看，没想到，王强收藏的专业书有相当一部分他连书名都没听说过。他抚摸着一套精装原版书，一声叹息，“唉呀，如果我有你这些书，我就不去哈佛了。”

04.“牛人”宋昊

新东方像徐小平一样声称自己是天才的大有人在，其中一个叫宋昊。宋昊说徐小平是“人间小精华”，他自己当然也是“人间小精华”。

我们先来看一段对话。

访问者：“我和你谈话，实际上也是和你在进行研究，研究你的语言特色，研究你讲课为什么吸引人。你上面讲了人生、交流，讲了人格的个性魅力，但是，这还不是你的最重要特色。你说语言是载体，那么汽车也是载体，从奔驰上下来的宋昊，是“牛人”；从三轮车上下来的宋昊，也是“牛人”，但不同的载体却构成了一瞬间宋昊的不同。我想知道的是，带着你在新东方课堂上翱翔的载体是什么？”

宋昊：“说实话，我是天才。在新东方第一堂课我就牛得找不到北。我讲了四年课，从来就没有发现有人想轰我。我上课一切都发自本能。我真诚、流利、自然、有激情。每一次课效果都出奇地好。至于我语言的特点，那就是语自天成，因为我善用语言，我善于讲话，我觉得语言能改变一切。我有时在课堂上能让自负的学生感到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一种绝望，打击得他们春风更比朔风寒，但我也能让自卑的学生感到春风又绿江南岸，产生希望，最后让他们春风得意马蹄疾，品味希望。”

这位30岁的小伙子，白圆口竖领短袖衬衫，白休闲裤，白休闲皮鞋，瘦削白脸，打了摩丝的背头锃亮，撇着罗圈腿走进来，飘飘的，一副少年得志的样子。他一身打扮，干干净净，纤毫不乱，一看便知，他是那种活得很仔细的人。必须说明，他的“捷达”脏乱差，车身污渍斑斑，像是刚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如果在街上碰着的话，你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家伙顶多不过是发了笔小财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我的学生不多，只有几十万吧。”他点燃一支“红塔山”，哈着腰，做谦逊状，故意低调说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1994年23岁进入新东方教GRE词汇，千僖年元旦“金盆洗手”，也就是说，他29岁以前就拥有了几十万学生，绝大多数是名校的大学生。拥有这么多的学生，名校教授们想都别想的神话。

新东方讲课，大课堂，几百号人，这些学生在当地，在学校，都是高精尖，一个比一个狂，谁服谁？

俞敏洪视学生为“上帝”、“衣食父母”，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发明了“试听制”、“打分制”。试听制，新东方出钱请几十个新东方学员听刚聘的老师讲课，讲不好，走人。打分制，5分标准，掌握在学生手里，不及格，出局。有的老师，还没讲完，直接就被学生撵出了课堂。道理很简单，老子花了钱，花了时间，有权利要求物有所值，有权利要求一流服务。没商量，很严酷。

新东方实用英语学院院长助理何钢就被撵下台过。何钢说：“这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

何钢，北大英语系硕士生，别说杂牌军新东方，就是北大英语系，服的人，也就是三两个。他在江湖闯荡多年，迫于生计，应聘新东方。可是走进几百号人的大课堂，面对着虎视眈眈、期待极高、能飞起来吃人的学生，“不知道怎么搞的，腿发抖，脸冒汗，讲不成。”效果可想而知。

他性格内向，孤傲清高，学有专攻，人生准则是“从不求人”。这回，他破了例，临去外地前，给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胡敏打了一个电话，说如果需要的话，他还可以回新东方。非常委婉表达了一个意思：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在成都，等来了胡敏的电话。胡敏经过综合考虑，认为何钢有很好的教学潜质，打电话把他召回北京。何钢毫不犹豫，当即北上。他必须在新东方“雪耻”。后来他成了新东方“学院派”的主将之一。

新东方英语教学，分为三大流派，一是以俞敏洪为首的“激励派”，一是以胡敏为首的“学院派”，再就是江博的“激情新概念”英语。江博近似激励派，不是激励派。

激励派讲究课堂气氛，讲究调动学生高昂的学习状态，在枯燥的英语学习中注入幽默、笑话、知识、人生激励，把苦行僧般的生活变成追求人生目标的一个有趣过程，把新东方营造成为努力、奋斗、成功的精神象征。所以，俞敏洪要求老师必须在一节课内，至少有两到三个笑话，或者根据课程内容讲一些人生激励的小故事。为此，他还专门买了故事集发给老师。新东方校训“艰苦奋斗，奋发进取，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后来演变为“追求卓越，挑战极限，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便是激励派教学目标的概括。

他们深知英语强化学习的枯燥和学生的精神压力，摸透了渴望成功、渴望出国又不得不在条件简陋的课堂听一节课、一天课、一个星期课、一个月课……的心态，就像好莱坞导演摸透了观众心理一样，几分钟加点什么，几分钟再加点什么，让观众心安理得地花钱，兴趣盎然地看到“拜拜”。

你在新东方课堂外伫立，经常能听到轰堂笑声。要占一个好位子，家远的，往往要五六点钟起床。所以，全国各地的学生慕名而来，不仅仅是因为新东方能教托福、GRE考高分，而且是要来感受一下新东方的气氛，看看被神话的新东方明星老师的模样。

激励派老师个性张扬外露，风格坦率，口若悬河，口无遮拦，十八般武艺都上阵，奠定了新东方的基本风格和所谓的“新东方精神”内质。

所谓“学院派”，只相对于“激励派”而言，可以理解为“激励”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学院派不煽情，讲究内涵，温和，稳健，节制，理性，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当然也是刀刀见血。他们特别警惕“庸俗成功学”，在吸收激励派某些优点，比如幽默的同时，对“新东方精神”的某些内涵持审慎的批评态度。

新崛起的“雅思”、基础英语不露声色与激励派创立的托福、GRE看家课程平分秋色。其收入占到了新东方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相当程度扭转了新东方的政治生态。

不同于激励派、学院派，江博创立的新门派——正风靡北京的“激情新概念英语”讲究激情演绎，审美教学，有好几万学生。

原来新东方托福、GRE是以纵向为主发展，群星灿烂，算上俞敏洪、杜子华、宋昊、杨继、王强、徐小平，往下还能数出“星”等级十几个人的名字；现在是横向展开，群雄并起，华山论剑。

宋昊是“激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台上这毛头小子，和台下的学生年龄差不多，操着一口山东济南普通话，侉了吧唧，且看怎么表演。宋昊知道，他不能讲砸。他今天能站在新东方课堂上，百般周折，是他人生一大机会。

1991年宋昊考上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1994年以第一名考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进了植物研究所。

1994年夏天，一个干瘦伶俐的小家伙从济南火车上窜下来，下了火车上地铁，穿一双布鞋，一条军裤，一件脏汗衫，拎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像个鸡嗉子，里面乱七八糟装着菜刀菜板、锅碗瓢盆。别人说，北京米贵，“居家不易”，自己做饭省钱。

于是新东方有了一个经典的段子。宋昊上了地铁，咦，不对，怎么那么长时间，一上午还不到玉泉路，一会儿回到了北京站，一会儿又回到了北京站，围着环线转了若干圈。“普通话说不好，山东腔，不好意思问，后来斗胆一问，才知道要到复兴门倒直线地铁。”打一歇后语：宋昊初进北京城——转了向。

读研究生一个月发200块生活费，苦哈哈，十分窘迫，家里穷，不好意思伸手。有一天，他拿了同学的听课证，混进新东方课堂听GRE。一听，老师讲的那些玩意儿他也会讲。大学的时候，下过功夫学英语，考过GRE。他问同学：”这里讲课的人能挣多少钱？”同学告诉他：”按小时算，一小时好几十块。”他一听，妙啊，一小时几十块，何不当老师，挣点银子花花，聊补囊中羞涩。

他钻进了中关村二小新东方的办公室，一间破破烂烂的小屋。办公室旁有个厕所，臭烘烘的。
“我找俞校长。”他说。
“俞校长特忙，不见人。”接待小姐说。
“我是中科院的宋昊，来应聘的。”
“我不认识你。”
“姐死活不给找。
“跑出来给新东方咨询台打电话：”我找俞校长。”
“你是谁呀？”
“中科院宋昊。”
“宋昊……不认识你。”
对方不耐烦，挂了电话。
宋昊不死心，一个小时后，又给咨询台挂电话。他压粗了嗓子：”小俞在吗？”
“你找俞校长干嘛？”
“我是他大学同学，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刚从加拿大下飞机，要他接我，快把他的手机告诉我。”
“90873579。”

宋昊有超强的记忆力，自称”有7万词汇量，仅次于老俞”(俞敏洪自称有5万英语词汇量)，五年后脱口说出五年前俞敏洪手机号，可以说是小菜。

“我一辈子难忘这个手机号。”他说。
他打俞敏洪的手机：“是俞校长吗？”
“你是谁？”
“我是中科院的宋昊。”
宋昊反复以“中科院”的名头给自己加码。
俞敏洪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说：
“我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就对了。”
“你想干嘛。”
“我想到你这儿讲讲课。”
“你讲什么？”
“什么都能讲。你想让我讲什么就讲什么，天文，地理，气功也能讲。”
宋昊拿出了那种野孩子离经叛道的劲儿。
俞敏洪听了很受用。他说：“你来一趟，咱们交流交流。”
俩人见面，神侃一个小时，“互相折服”。俞敏洪当即说：“没问题，就你了。你讲什么？”
“什么都行。”
“先讲GRE词汇。”
“行。你给我两天时间，先酝酿酝酿。”
俞敏洪问：“你有什么联系方式？”
他说：“没有。”
“你连个呼机都没有吗？”
“没有。”
“没事，讲两节课就有了。”
宋昊一听，心中狂喜。“当时，一个摩托罗拉呼机一千多块钱，讲两节课就一个呼机，言下之意，一节课五六百。”他说。

他出新东方，来到中关村大街，喊道，“生活改变了！”旁边行人以为他是疯子。从此，“宋大侃”风靡新东方，风靡各网站，风靡各大学。说“风靡”不为过。这位20多岁的山东小伙子讲台上放着鲜花。美丽的女青年给他献花，众目睽睽吻他的脸颊。他的汽车经常被女青年写上“I love you !”

学生为什么喜爱他？他能把深奥的理论通俗化，枯燥的单词知识化、谐趣化。他痴迷金庸，能把金庸武侠贯穿到教学里去。课堂上，一招一式，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天上地下一勺烩，引导学生“学而时习之”，渐入佳境。

他的语言个色。他说一群人是“一捆人”。他说某人了不得是“牛人”、“牛蛙”。他说找不着北是“找不着姥姥家”。

2001年9月，我一个熟人在出租车上拣了个手机。失主是北京一家大公司的“白领”。失主一定要请吃饭，表达谢意。席间，失主讲，他几年前毕业于四川大学，为什么来北京发展，主要是受新东方影响。大学期间，他两个暑假、一个寒假来北京新东方强化英语，“三个假期学到的东西，受到的感染，远不是四年沉闷的大学生活能比的。”至今想念宋昊。

一个老师被学生热爱，是无比快乐的事情。甚至真被学生“爱”上了。他推搪的理由是：“我和我爱人是金童玉女，在新东方是有名的，绝对是大家崇拜的偶像，相当于张无忌和任盈盈。”

张无忌和任盈盈，谁拆得散？这会儿，他先让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他去上海，就有人在网上发布消息，“宋昊来上海了！”他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就有人在网上发布消息，“宋昊来英国了！”当天晚上，宋昊就不用睡觉了，房间电话打爆了。

他的生活的确改变了。他一节课能拿上千元，一节课两个半小时，寒暑假班，一天讲十个小时是常事，几年后就成了百万富翁。他不仅给自己在北京买了大房子，还给父母买了150平米的大房子，给岳父岳母在青岛买了别墅，把原来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奇迹般地做到了

05.“耶鲁匕首”钱永强

财富能使“平民尊贵”，也能毁人。钱永强对此似乎有认识。

钱永强今年28岁，是当时新东方八个副校长中最年轻的副校长。因为他是耶鲁MBA，因为他直言不讳，而且以不容动摇的“耶鲁眼光”和“耶鲁标准”来衡量事物，臧否人物，杀伤力很大，所以徐小平叫他“耶鲁匕首”。徐小平号称新东方“战略家”，爱谈企业战略，钱永强不管什么场合、什么人在场，绝对不给面子，“小平，你甭跟我谈什么战略。你讲战略，丢人！”然后不管不顾铺天盖地一大套理论、逻辑绵绵不绝，丝丝入扣，把徐小平逼到墙角，直至徐小平“脑袋发炸，想去撞墙”，大吼“你给我滚出去”。以至徐小平“听他发言就恐惧”，偶尔一两句嘉许就欢欣鼓舞。“今天钱永强冲我伸大拇指，跟我握手，说我讲得好。不容易呀。“钱永强很少表扬别人。他批评他的老师俞敏洪缺乏魄力，瞻前顾后。他批评谈判对手“总是讲常识问题”。这帮人批评他“智商超一流，情商等于零”，“不通中国国情”，“不通人情世故”，“不成熟”。他反批评：“别用大帽子压人，具体问题是什么，指出来。”在他看来，讨论管理问题不能用感觉，必须具体分析，必须要有逻辑，必须具备知识前提，必须有具体方案，否则，“丢不起这个人”。这帮人批评他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对某些事物的判断力，不乏真知灼见。

也不用责怪他，他用“耶鲁匕首”划了一道“耶鲁标准”，别说新东方这帮老师出身的“草寇”，就是华尔街的银行家他也“觉得他们一般般”。有标准比没标准好，有标准，毕竟有一种角度，有一种眼光，哪怕是刁钻的角度，固执的眼光。

他对“耶鲁”的身份，既自豪，又敏感。某种程度上，他是新东方向外展示魅力的一块招牌，一个说法。“原来是新东方的老师，耶鲁毕业后又回到了新东方。”对外宣传，有一种象征意义。他说：“坦率说，我非常热爱新东方。它使我从一个不成熟的人突然拔高了。这个拔高是非理性的拔高，并不是我努力所得，仅仅是因为我嘴比较利索。仅仅这一点。在中国大学生中，我马马虎虎多读一点书。仅此而已。有人说，你英语教得不错，我很快就会纠正，我不是教英语的，我是教逻辑的，我只教你怎么考高分。如果教英语的话，你得找北外的老夫子们。他们是高手。”

一次新东方领导们聚餐，王强举杯，敬钱永强，“永强，你能在新东方活到今天，祝贺你。”大家都知道王强的含义，惹得轰堂大笑。一起举杯，“喝酒，喝酒”。

钱永强回新东方确实是新东方一件大事。为了迎接钱永强回归，2000年他毕业的时候，俞敏洪、徐小平专赴美国出席他的毕业典礼。

我第一次约见钱永强，他就迟到了半个多小时。他说：“对不起，有事耽搁了。第一次约就迟到，不好意思。”新东方怪才多，钱永强是怪中之怪，高兴不高兴都写在脸上。我猜想，他绝对不会因为“有事耽搁了”迟到，必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者压根儿不想来接受采访，碍于面子，已经答应了，不得不来。新东方大多是“海龟”，守时，诚信，尊重人，是西方文化最起码的要求，即使最懒散的包凡一，从来没有迟到过；即使像温尼熊一样忘乎所以快乐、像兔子一样忙碌的徐小平，迟到一分钟，也要在出租车上打一个电话说明。

钱永强反对“在这个时候宣传新东方”。我说，开什么玩笑，“宣传”新东方？用不着我来，雇一个二三流的枪手足矣。

他说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ETS危机，首当其冲的是斥资5000万与联想合作的新东方教育网站。由于ETS的抗议，新东方网站不得不撤下所有的托福、GRE考试题，不得不关闭考试讨论区BBS，作为网站负责人，没有比网站萧条更糟心的事了。网站是他回归的原因之一，是他新东方事业的平台。再加上当时新东方内部打架，让他进不得，退不得，十分绝望。而且，他是个“极度的怀疑论者”，认为世界上“98%的人都是骗子”。他最爱玩的游戏是“警察抓坏人”。这个游戏10个人或者20个人玩，为了生存，“他在撒谎的时候如此坦然自若，并且如此让人看不清楚”，“非常暴露人的本质”。

在美国波士顿酒吧里，他和哈佛、耶鲁的同学一块儿玩这种游戏。他说，这种游戏代表着“哈佛文化”、“耶鲁文化”。

他是那种超强自信的人。腰板挺得很直，瘦高个，年轻轻几近秃顶，穿西服，打领带，一支接一支抽烟。他眉头紧锁，内心紧张，激动时，左手微微颤抖。看着他的脸和过早凋谢的头发，让你觉得“世界末日”、“大祸临头”不是将来，而是现在，而是眼前当下。

钱永强年纪不大，却是新东方绝对的元老。他1990年从安徽蚌埠考进北方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系，1993年他上大三时进入新东方，比徐小平早两年，比王强早三年。所以，2000年5月，新东方梁山泊好汉排坐次，设了八个副校长职位，钱永强叨陪末座。

宋昊进新东方是假装俞敏洪上下铺的同学，钱永强是堵俞敏洪的车门。

1993年的俞敏洪比1994年的俞敏洪还难找。1993年“新东方学校”刚注册，还没焐热，还只是上百英语培训学校中的一个，面临残酷的生存竞争，急于打开局面，开个红色“天津大发”，车速很快，疯狗一样奔命。

钱永强瞅准了俞敏洪的“红大发”，俞敏洪刚下车就被截住了。
“俞老师，我跟你谈谈。”
“你叫什么名字？”
“钱永强。”
“谈什么？”
“我想到新东方教书。”
“你行吗？”
“行！”
“你能开什么班？”
“新东方没有GMAT班，我来吧。我GMAT考得不错。”
“GMAT？”
“我考的还行，现在不敢说。”
“你试试，”俞敏洪将信将疑说，”你先准备教材，我看看。”
俞敏洪“很奢侈”地给他一大摞复印纸，说：“你买点胶棒。”
钱永强心想：“一根胶棒8块钱，哪舍得买？”
俞敏洪又给他几本教材。
钱永强感觉“特受重视，特受鼓舞”。

这个情景，钱永强“一辈子都会记得”。他21岁前，生活在一个小城市里，考进北京读了三年书，从来没有被人家这么重视过。

俞敏洪创业初期，学生少，老师少，饥不择食，既没有明确的教学理念，也没有一二三招聘老师的标准，只是觉得一个大学生勇气可嘉，便给了钱永强一次机会。

没多久，钱永强剪刀加浆糊，编出了新东方第一本GMAT教材，水平让俞敏洪“吃了一惊”。

钱永强进入新东方，先教GMAT，后教GRE逻辑，开创了新东方“英雄不论出身”、“英雄不论年龄”、惟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标准很简单，学生喜欢，留下；不喜欢，走人。

现存的王牌老师当中，只有杨继出身北大，专业还是德语。其余的，一路数下来，杜子华，毕业于山东机械学院，后到北外转学英语。胡敏，毕业于湖南湘潭大学英语系；江博，毕业于安徽教育学院英语教育系；杜伟，山东财经学院金融系；张亚哲，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要么不是名校，要么不是科班，大多都是后天努力的结果。

06.罗永浩：英雄不问出处

还有更邪乎的，高中生也站到了新东方讲台上。罗永浩的经历，无论如何与英语无关，他的学历能证明，他压根儿就不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

反复强调自己是“知识分子”的罗永浩，家住吉林延吉，8岁读小学，初中严重偏科加逃学，初三复读一年，成绩可想而知。高中读不成，还想读，于是玩儿邪的。“这是我比较正直的一生中一个小污点。我是走后门上的高中，而且是州里的一个重点高中。”他说。高中还是偏科，语文老师喜欢他，数理化老师讨厌他，加上来路不正，遭到同学的蔑视。“看我就像一个流氓、坏蛋、地痞、无赖，所以在那个班里很郁闷。到了高二下学期，自己退学了，一口气在家里呆了三四年”，读了三四年闲书，吃了睡，睡了读，吃读睡三件事，不爱运动，读成了体重200斤的大胖子。

正儿八经上班不愿干，老在家呆着也不是事儿，光是爱读书买不起书这件事就挺折磨人。“书价越来越贵，中国这些年，涨得最多的就是书，真看书的人买不起书，只有不看书的人才买得起书，所以觉得很郁闷。也不安分，总想有点钱有点尊严。比如上书店，拿几本书，贵的书，你买不起，在那儿翻来翻去，多看一会儿，小地方的国营书店，卖书的拿斜眼儿瞪你，或者干脆无理地说你干嘛呢，你也不买。很受刺激。”

从此，罗永浩混迹江湖，先是摆地摊儿卖旧书，然后倒走私车，倒药材，做期货，卖电脑散件……后来跑到天津姐姐那里落脚，想学英语，移民加拿大，先学《许国璋英语》，练手参加了两次GRE考试，又听人说新东方不错，就来了北京。他买了新东方老师的英语书，听了教学磁带，上了新东方的班，心想，他妈的，我也能教。他先打探了新东方的底细后，猫在北京远郊区西三旗，三个月备课，编了一套GRE填空教案，觉得底气足了，2000年12月，给俞敏洪写了一封不客气的求职信。

这封信相当别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透视新东方老师和教学的特点，故略有删节，引述如下：〖HTK〗
俞校长您好：
我先对照一下新东方最新的招聘要求：
1.有很强的英语水平，英语发音标准
英语水平还好，发音非常标准，我得承认比王强老师的发音差一点。很多发音恐怖的人(宋昊、陈圣元之流)也可以是新东方的品牌教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要求这一条，尽管我没这方面的问题。
2.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英语专业者优先
真不喜欢这么势利的条件，这本来应该是实力、马力之流的学校的要求。
3.有过考TOEFL、GRE的经验
GRE考过两次。
4.有教学经验者，尤其是教过以上科目者优先
教过后来被国家明令禁止的传销课，半年。
5.口齿伶俐，中文表达能力强，普通话标准
岂止伶俐，简直凌厉，普通话十分标准，除了对卷舌音不太在意(如果在意，平舌音也会发错，所以两害相衡取其轻)。
6.具备较强的幽默感，上课能生动活泼
我会让他们开心。
7.具备较强的人生和科学知识，上课能旁征博引
除了陈圣元，我在新东方上过课的老师(张旭、王毅峰、王昆嵩)都和文盲差不多，当然他们还小。说到底，陈圣元的全部知识也只是在于让人看不出他没有知识而已。
8.具备现代思想和鼓动能力，能引导学员为前途奋斗
新东方的学员是最合作，最容易被鼓动的，因为他们来上课的最大目的就是接受鼓动，这个没有问题。
9.年龄在40岁以下
28岁。

下面是我的简历或是自述：

罗永浩，男，1972年生于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

在吉林省延吉市读初中时，因为生性狷介，很早就放弃了一些当时我讨厌的主课，比如代数、化学、英文，后来只好靠走关系才进了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这也是我刚正不阿的三十来年里比较罕见的一个污点。因为我和我国教育制度格格不入又不肯妥协，1989年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就主动退学了。有时候我想其实我远比那些浑浑噩噩地从小学读到硕士博士的人更渴望高等教育，我们都知道钱钟书进清华的时候数学是零分(后来经证实其实是15分)，卢冀野入东南大学的时候也是数学零分，臧克家去山东国立青岛大学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今天的大学校长们有这样的胸襟吗？当然，发现自己文章写的不如钱钟书是多年后的事情了，还好终于发现了。

退学之后基本上我一直都是自我教育(当然我的自我教育远早于退学之前)，主要是借助书籍。因为家境还勉勉强强，我得以相对从容地读了几年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基于“知识分子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点钱”这样的认识(其实主要是因为书价越来越贵)，我从1990年至1994年先后筛过沙子，摆过旧书摊，代理过批发市场招商，走私过汽车，做过期货，还以短期旅游身份去韩国销售过中国壮阳药及其他补品。令人难堪的是做过的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有点钱”，实际上，和共同挣扎过的大部分朋友们比起来，我还要庆幸我至少没有赔钱。

我渐渐意识到我也许不适合经商，对一个以知识分子自许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很难接受的事情，除非这同时意味着我将注定贫穷。

1994年夏天，我找了个天津中韩合资企业的工作并被派去韩国学习不锈钢金属点焊技术，1995年夏天回国的时候,很不幸我姐姐也转到了这家天津的公司并担任了副总经理，为了避嫌我只好另谋出路。

1995年8月至1996年初，经一位做传销公司(上海雅婷)的老同学力邀，我讲了半年左右的传销课，深受广大学员爱戴。遗憾的是国家对这种有争议的商业形式采取的不是整顿而是取缔的政策，所以看到形势不对，我们就在强制命令下达之前主动结束了生意。因为那时候我爱上了西方音乐(古典以外的所有形式)，大概收有上千张英文唱片，为了听懂他们在唱些什么，我在讲传销课的同时开始学习一度深恶痛绝的英文。我在一个本地的三流私立英语学校上了三个月的基础英语课，后来因为他们巧立名目拒付曾经答应给我的奖金(我去法院起诉过，又被法院硬立名目拒绝受理)，我只好又自学了。

实在不知道困在一个小地方可以做些什么，所以1996年夏天我到天津安顿下来(那时候我很喜欢北京，但是北京房价太丧心病狂了)，靠给东北的朋友发些电脑散件以及后来零星翻译一些机械设备的英文技术文章维生，因为生性懒散不觉蹉跎至今。我要感谢那本莫名其妙的预言书“诸世纪”，尽管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去年五一我看到那段著名的预言“1999年7月，恐怖的大王将从天而降……”的时候还是有些犹豫，我认真地考虑自己可能即将结束的生命里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结果发现只有减肥。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个痛苦的胖子，因为胖，我甚至不得不隐藏我性格里比较敏感忧郁的一面，因为胖子通常被大众潜意识里不由分说地认为应该嘻嘻哈哈，应该性情开朗，应该徐小平。他们对一个矫矫不群的胖子的性格能够容忍的上限是严肃，再出格一点就不行了，比如忧郁。虽然他们从来不能如此准确地说出这种想法，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忧郁的胖子，他们就会直觉哪里不对了，他们的这种直觉的本质是，”你是个胖子，你凭什么忧郁呢？你还想怎么样？你已经是个胖子了。”所以很难见到一个肥胖的并且影响广泛的诗人，因为公众不能接受，任凭他的诗歌惨绿无比。当然胖子的痛苦永远不值得同情(除非是因为病理或基因导致)，因为他们胖通常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也许除了丘吉尔)。我就是个典型，我的肥胖完全是因为厌恶运动造成的，我有过十几次失败的减肥经历，我试过节食、锻炼、气功和几乎所有流行过的药物，包括在西方严禁非处方使用的芬弗拉明，我总怀疑我不如小时候开朗是因为误用芬弗拉明造成的，它减肥的药理竟然是通过使人情绪低落从而降低食欲，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研制用来减肥的，它本是用来使轻度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稳定情绪的药。我是中国落后的药检制度的严重受害者。

过了去年的五一节之后，我制定了严格的计划：每天只吃蔬菜、豆腐、全麦面包、鱼肉、橙汁、脱脂牛奶和善存，每天用一个小时跑10公里，也就是标准跑道的25圈。我不得不骄傲的是，我只用了58天就减掉了48斤体重，去掉休息的星期天，几乎是一天一斤。然后我心情平静地迎接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7月。这件事过后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很有毅力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毅力应该用来做什么，末日虽然没有来，但是新世纪来了，30岁也快来了，这真是一件让人坐立不安的事情。

后来我一度想移民加拿大，所以一边找资料看一边到天津大学夜间开办的口语学习班上课，一个班20多个人，一个外国教师(更多的时候是外国留学生)和我们天南地北地胡聊，除了政治。我一共上了四期这样的班，口语就差不多了，当然还是停留在比较普通的交流水平上，至少我看英文电影时还是需要看字幕，尽管在天津的四年间我看过大概600部英文电影。过了元旦，一个小朋友在和我吃饭的时候突然问我，为什么不去新东方教书，你应该很适合去新东方教书。我说我倒是喜欢讲课，但是一个民办教师有什么前途呢？他说如果年薪百万左右的工作不算前途那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得说我很吃惊。不管怎么样，我仔细地把我能找到的关于新东方的材料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尤其是看到杨继老师在网页上说“做一个自由而又敬业的人是我的梦想，新东方是实现它的好地方”的时候。在我尽管懒散无为却又是勤于思考的三十来年里，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很适合我并且我也有兴趣去做的工作。杨继还转述席勒的话“忠于你年轻时的梦想”。我没看过席勒的东西，光知道有两个能写字儿的席勒，不知道是哪一个说的这话，但是我宁愿把它当成是新东方的精神。

我听说教托福和教GRE薪水差不多，但是GRE的学习要苦得多。我想了想还是选择了GRE，毕竟托福是专门给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考的，教书的满足感上逊色很多。

旧历新年的时候，因为不确定是不是需要大学文凭才行，我试着写了一封应聘信给俞老师，提到我只有高中文凭，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欢迎来面试，除了感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是说即便没有文凭不行我还是会来新东方做教师的，但是可能不得不伪造证件，作为一个比大多数人都更有原则、以知识分子自诩的人，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不搞这些虚假的东西，俞校长的开明使得我不必去做大违我的本性和原则的事情，得以保持了人格的完整，这是我时常感念的。

过了春节处理了一些杂事，很快就到了6月份，我买了本”红宝书”就上山了。鹫峰山上的学习气氛和恶劣条件我都非常喜欢，应该是因为生活有了明确目标的关系吧。但是我很快发现，讲课教师的水平和他们的报酬以及新东方的声誉比起来还是很不理想的。我看到身边大多数的同学对所有的老师评价都很好，听到那些愚蠢的笑话、对ETS肤浅的分析导致的轻浮谩骂和充满种族歧视、宗教歧视的言论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笑得很开心。这最终再次有力地证实了我一直怀有的一个看法：任何一个相对优秀的群体里面都是笨蛋居多。无论台下是300名来听传销的社会闲散人员还是300名来听GRE的大学毕业生，对于一个讲课的人来说并没有多少区别，这也是他们在台上信口开河、吹牛放炮的信心来源。当然这里大多数同学专业都很出色都很勤奋刻苦，积极上进，性格上也远比我更具备成功的素质，我只是说他们缺少情趣，他们聪明(至少他们都敢考GRE的数学，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没有灵气，人品也未必差，只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我只喜欢陈圣元一个人的课，所以后来也就只去上他一个人的课，其他的时候一个人在宿舍背单词。陈圣元除了胡扯闲聊比较有水准之外，治学态度曾经也让我觉得很好，说起charter这个单词的时候，他说为了找到那个填空句子里面表达的意思查遍了所有的词典都找不到满意的解释，最后花了一千多块钱买了一本巨大沉重的韦氏词典(显然是指Merriam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才终于在该词典所列的关于charter的25条释义中的最后一条里找到了答案。说起市面上粗制滥造的填空参考书的时候他很不以为然，“我以三年的教学经验也精心编写了一本，那些作者对题目绝对没有我钻研得深，他们就会胡编乱造然后急忙出版抓紧骗钱，我这本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现在正在印刷当中，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由于在山上的时候单词还没怎么背，题目都没做过，所以他这些态度和表现曾经让我很景仰。发现不对头是下山之后开始的，我录了他的全部课堂录音，我听着录音大量做题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分析讲解漏洞百出，尽管他批评过去的新东方老师都是拿了正确答案再进行分析讲解，可是他的工作显然也是一样，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总是能用错误的分析推理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另外我发现所有的三流词典，包括英汉词典，都在charter的第一个释义上就解释了他声称在韦氏第三版未删节新国际词典的25条释义的最后一条中找到的答案，“由君主或立法机关发给城市或大学，规定其特权及宗旨的特许状”，所以我也买了本十多斤重的韦氏第三版回来，发现只有13条释义，而且在第2条里就解释了这个问题。现在他的那本填空教程就在我手边，仅在No.4的52道题中，我就找到了18处错误，如果说翻译的错误对学生不重要，那么解题分析的错误也有10处之多。这也最终使得我改了主意，决定做填空老师，本来我想做词汇老师，那样可以海阔天空地胡扯。

我以这样的条件敢来新东方应聘，除了脸皮厚这个最显而易见的表面原因之外，主要还是教填空课的自信。第二次考试之后我一直做填空的备课，最消耗时间的是把NO.4到1994年的全部填空题翻译成中文，400多个句子的翻译居然用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是一个小时翻译三个句子，当然快的时候两分钟一个，慢的时候几个小时翻不好一句。翻译这些句子是我本来的备课计划之外的工作，最终使我不得不做这个工作的原因是钱坤强和陈圣元那两本“惨不忍睹”的教材。钱坤强的那本就不必说了，此人中文都有问题，尽管我坚信他的英文要远比我的水平高(也许应该说熟练)，但是理论上一个人如果母语都掌握不好(这意味着他对语言本身不敏感)，那么他肯定掌握不好任何其他语言，即便他能熟练运用，也不适合做语言方面的工作，比如文字翻译。他那本超级填空教程在新东方地下室卖了两年都没正式出版，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本书的水准。至于我非常喜欢的陈圣元，他在那本书的前言中说道：“翻译时尽量体现原文的结构，以便考生能对照原文体会原文句子结构的特征，从而体会结构与答案选项设计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会使得句子略显得欧化而不自然……不会去套用貌似华丽实则似是而非的成语。”

作为一个考试学习用的教材，他声称的翻译原则和宗旨是很好的，但是很遗憾，我看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欧化或是不自然的问题。首先“体现原文结构”应该表现为翻译成中文之后原文中的各个句子成分最大限度地在译文中充当同样的成分，而不是把所有的成分不变动位置地翻译成对应的中文单词，这样的做法和那些《金山快译》之类的拙劣软件的翻译结果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金山快译》这一类翻译软件的译文虽然狗屁不通，但是我们即使看不到原文，通过猜测也能大致明白它想说些什么，这就如同没学过日文的中国人看日文电器说明书里面夹杂的汉字也能隐约猜出大意一样。陈圣元的译文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当然程度上有些区别。

其实欧化并不可怕，尤其是在一本学习用的教材中，即使是在文学中，一些恶性的欧化今天也成了现代白话文的组成部分。陈圣元的译文根本不是欧化的问题，他的译文和钱坤强的一样，最恐怖也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所谓的译文，如果脱离了原文的对照，没有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些句子在说什么，我是说这些句子字面上在说什么都没人看得懂，而不是因为句意晦涩难解而使人看不懂它想表达的内涵。

另外，看得懂的很多句子又翻错了，即便看不懂句子的意思真的不影响正确答案的选择，但是作为一本教学参考书，如果参考译文都翻错了，还怎么让学生信服呢？除非是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比如“陈老师的译文都翻错了，可是他的GRE考分那么高，可见看不懂句子对答题反而有帮助”这一种。

我的译文体现了这样几个原则，首先由于不是文学翻译，我注意了最大限度地使用原文的结构，使译文中的句子成分尽量充当原文中的对应成分。为了这种对应，有时候会有些比较不符合中文习惯的句子结构，比如一些在英文中可以置后的定语从句按照中文的语法放到了修饰对象的前面之后，句子显得臃肿不堪，另外还可能导致断句困难。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在这类句子中大量地使用了括号和破折号，很多时候，如果只读括号外边的内容，读到的就是这个句子完整的主干，那些使句子结构变得复杂的修饰成分都在括号里边，但是如果假定这些括号不存在把它们连起来读，也是一个通顺完整毫无语病的句子，这样和原文对照阅读时对应的成分和原句的主干结构清晰可辨。

(本书作者注：由于阅读的需要，我删去了罗永浩大量的修正例证。我请一位英语相当不错的博士看过这些例证，他说，水平相当高。)

在解题思路上我修正了陈圣元的书中所有不严谨的地方，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不严谨的错误在他的书中竟有三成之多。我的草稿还有很多优点，虽然这些优点是我完成的，但是我不想为了向别人解释“我做的工作牛就牛在……”这样的东西浪费太多的时间，所以不再分析了。如果我们都接受“不存在完美的东西”这样一个假设，那么我想说的是，我的这本填空教材是离完美最近的那一个。希望我的坦率不会倒了您的胃口，当然我知道新东方的开明气度才会这样讲话。

如果新东方出版参考书的惟一标准是书的质量，而不权衡其他方面的因素，那么陈圣元的那本书的寿命不会也不应该超过一年。需要做一个效果未必理想的声明是，我并非有意攻击陈圣元，他在课上说起，新东方的同仁们的一个优点是互相不会拆台，也许私下并无深交但是不会互相诋毁，这对事业或是人生的成功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这种观点虽然不合我的本性，但是我也知道如果大家都是书生意气，新东方也没有今天。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这个看法，基于这一点，我也不想对他做更多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我对他的看法现在都坦率地说了出来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不存在和睦相处的问题。何况，他出色的幽默感和极佳的亲和力都是我很佩服的，毕竟他是新东方我见过的最喜欢的老师(如果不是惟一喜欢的)。对于他的工作和治学态度，我更多的是感到遗憾。

当然我知道会有一些年轻教师不屑地说，教教GRE，算个屁治学？那好吧。

我想我多半看起来像是个怪物，高中毕业，不敢考数学，居然要来做教师。但是我到新东方应聘不是来做教师的，我是来做优秀教师的，所以不适合以常理判断。即使新东方的声誉和报酬使得它从来都不缺教师，我也知道优秀的教师永远都是不嫌多的，如果新东方从来都不缺优秀教师，那么我也知道更优秀的教师从来都是新东方迫切需要的。

龚自珍劝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果“不拘一格”的结果是降下了各方面发展严重失衡的，虽然远不是全面但又是十分优秀的畸形人才，谁来劝新东方“不拘一格用人才”呢？想想王强老师的经历，所以我也来试试说服您，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老头虽然觉得他很荒唐，但是他还是给了王强老师一个机会去见他，一个机会去说服他，所以我想我需要的也就是这么个机会而已。给我个机会去面试或是试讲吧，我会是新东方最好的老师，最差的情况下也会是“之一”。〖HT〗

罗永浩信中提到王强求职的故事，《新东方精神》有记载。

1990年底王强留学美国，首先面临的是，必须获得一门足以支持他在美国生存的学识和资历。他选择了计算机。

他驱车200英里到学校计算机系接受面试，实现他“疯狂高涨的幻想”和“没有根基的狂妄”。

他的面前坐着矮胖的计算机系主任。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否在简历中忘掉写进什么了？”
“(我知道，我的北大英语系四年的文科成绩单吓了他老人家一跳)不，这是认真准备的。”
“请你原谅，从你的学历背景中，我完全看不出你大学的英语专业和你将试图申请的本系计算机硕士课程有何瓜葛(目光开始咄咄逼人)。”
“(胸有成竹，微笑)先生，我今天赶来正是希望当着您的面，清晰地阐述我的所学与我希望踏入的计算机领域有着什么样的瓜葛。”
“(期待)请讲。”
“……计算机的运行靠的是计算机程式，而程式必是以一种程式语言来编写的。我迄今的工作是语言的研究和运用。就语言这一层面而言，汉语、英语以至其他编程语言，我不认为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对我来说，学习与掌握一门编程语言不过是像学会一门方言一样易如反掌。在我现有的对于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编程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根本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其二，计算机科学的精髓是逻辑。我迄今撰写的文学评论方面的各种文章便是对逻辑的反复与熟练的运用。对逻辑本质的极高领悟将令我超出您许多初涉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习者。其三，任何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与大师们超常的想象力甚至审美能力分不开的。如杨振宁的例子。一个好的程式不仅可以无误地运行，它还应具有可读的逻辑的美学清晰性。我文学方面的素养正可充任这一角色……”
“(摘下眼镜，大笑)精彩！王先生。在我看来，这几点蛮可以生成一篇有趣的论文。祝贺你，你被录取了！”
……

显然，罗永浩仔细研读了王强的故事，深得其中精髓。逻辑、审美与计算机编程的完美阐释，其突兀不亚于传销与教课的关联。

罗永浩痴迷文学，写了不少作品自己看，曾认为自己第一篇小说应该发表在《收获》，结果得到了一封铅印的退稿信。本书出版，这封求职信应该是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当然是一篇相当不错的作品。

你们不是提倡“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吗？我罗永浩就是一个。我倒想看看你们认不认这个账。讲过传销课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讲英语课？“讲传销课实际上跟老俞的路数差不多，都是绝望中寻找希望。传销课怎么讲？这些人都是找不着工作的人，他们郁闷无比的时候，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他说。

俞敏洪喜欢这种个性鲜明的人。煎熬了一个星期后，俞敏洪约见罗永浩，在新东方四楼会议室安排了试讲。结果罗永浩太紧张，讲砸了，分打下来，不够格。不够格的理由有一条，说“这个人没有幽默感”。

他在俞敏洪面前非常沮丧：“我快30岁了，第一次被人说没有幽默感。”
俞敏洪安慰他：“你要表现。你回去再准备一下，等消息。”
实际上，俞敏洪并不看好罗永浩，一个多星期还不来电话，就主动打电话过去。
“不安排试讲了。”俞敏洪说。
吓了罗永浩一跳。这下完了。
俞敏洪接着说：“你就过来吧，我一个人听你试讲就可以了。”
这下更完了。他在俞敏洪办公室说：“上次不像教室，不像讲课，感觉特别扭，现在更别扭。”
面对着高山仰止的偶像俞敏洪一个人讲课，面对着有几十万学生的新东方校长讲课，没法不别扭。
俞敏洪说：“宋昊过去就是对我一个人讲。我自己也一样，对一个人这样讲，对100个人也是这样讲。”
意思是你没必要紧张。

其实，不光是讲课紧张，见俞敏洪也紧张。第一次进俞敏洪办公室时，罗永浩是“在外面做了很多深呼吸才进去的”。“放在我的地位去见老俞，不紧张的人是无知、愚钝、盲目的人。我有什么理由见到老俞不紧张？你见到你的偶像不紧张吗？我心说，我紧张你还不好？当然我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好像拍马屁。”他说。

结果更糟糕，又讲砸了。

俞敏洪说：“我做了这么多年教育工作，谁能讲课，谁不能讲课，看到第一次就明白。第一次讲不好，也会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潜质。”
罗永浩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太适合做这种工作？”
“说老实话，我认为你不太适合这项工作。”见罗永浩面色难受，补充说，“你现在这个状态，让你上了寒假班，也会被学生赶下台。我不能冒这个险。你现在肯定不行。你再去准备一下，寒假班结束后再来见我。”
“新东方可以理解，需要脱了裤子就能干的。”他后来说。

俞敏洪给了罗永浩第三次机会。他一个月后第三次试讲，GRE填空，大获成功，好几个满分，平均4.8分！试讲，随机抽20道题，听课的人，有博士硕士，至少是大学生，条件很苛刻，获如此高分，是奇迹。

他拿着分数见俞敏洪。
俞敏洪问：“怎么样？”
“好像没问题。”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你自己看。”他很自信。
临出门，俞敏洪说，“我很佩服你的精神。”
得到“偶像”的佩服，那是什么劲儿？

这句评价很高的话，罗永浩却“很不舒服”，两次被赶走，又来了，成功靠得是顽强，这不够。“总有一天，你佩服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讲课讲得好。”见有人来，这句话咽进肚子里没说。

从此，高中二年级就落荒而逃的罗永浩站在了好几百学生的讲台上。传销员罗永浩成了新东方老师罗永浩。说这话，罗永浩可能也不会舒服，虽然高中二年级没读完，虽然当过传销员，但他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学历无关。梁漱溟有学历？钱穆有学历？

新东方除了罗永浩，基础英语学院还有一个高中学历的教师。

其实，罗永浩的心理素质还算是好的，第一次安排上大课，就获得了学生的掌声。有些教书潜质非常好、后来成了名的老师比他还悲惨，临场怯阵，教室门都不敢进，在教室外，腿抖得像筛糠，以汗洗面，几乎是被俞敏洪踢进课堂的。

新东方的课堂不好进。被新东方学员撵下台的有北大等名牌大学的教授，有平时气焰万丈的博士硕士。这里只有一个标准，学生是否满意，教学是否有效，不管是否教授，是否博士硕士。在大学上课，讲得好讲不好无所谓，讲得好听一耳朵，讲得不好走人，这里可不行，花了钱的！

07.穷教书匠

胡敏中等个儿，白面，细眼，几乎秃顶，在新东方与钱永强并列葛优系列。

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第一次在新东方发工资的情景。

1995年7月，该发工资了，都说新东方老师的工资高出其他私立学校一两倍，胡敏倒想看看能不能兑现。

“胡敏，你到我家来一趟。”俞敏洪说。
“有事吗？”
“没什么事，发工资。”

创业时期，新东方老师的工资都是俞敏洪亲自发。他发工资有两种方式，有的在办公室发，有的被叫到家里发。家里发是一种特殊待遇，表明俞敏洪对该老师有特别的期待。办公室发的钱，经常是几万、十几万随便背在书包里，别人还以为书包里鼓鼓囊囊装的是书呢。而且，他发给老师的工资经常比大家预期的要多一些。所谓“有意外惊喜的效果”。

俞敏洪亲自背钱给老师发工资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老师的情况、跟老师谈心、对老师进行“激励”的过程。再加上每年都要进行的老师培训，辅之以规章制度，以保证老师队伍的相对稳定。在这方面俞敏洪颇费了一点心思，活做得相当细。

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新东方老师的标准是“豪气”。所谓“豪气”有三层涵义：一是要有激情和雄心壮志；二是有主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哪怕是跟他顶牛；三是讲课幽默、活泼。
……

胡敏坐上了俞敏洪的天津“大发”。胡敏还没坐好，“大发”就窜出去了。俞敏洪上路后，不断加速。他跟胡敏说：“我的车开得很快，是不是挺野蛮的？”胡敏是个学者型的老师，俞敏洪也是北大出身。俞敏洪害怕胡敏受不了太大的反差。

“感觉挺好。”胡敏说。
“我就是这么开车。”俞敏洪好像找到了知音，有几分得意。
“新东方感觉怎么样？”俞敏洪打探胡敏的虚实。
“我觉得在新东方干挺好的。”
“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出来干。”

胡敏也在试探俞敏洪，因为他要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

俞敏洪马上跟进：“你出来干至少能挣一套房子。”
“房子我肯定买不起。”
“这样，你可以在新东方拼命挣钱。”

言下之义，只要在新东方干，肯定没问题。

胡敏说：“我能不能找你贷款？”
俞敏洪明说：“贷款可不行，这是很大的数目，我贷款给你也不合适。但是你在我这儿可以挣到买房子的钱。”

胡敏听明白了俞敏洪的意思，他不想让胡敏觉得得到一大笔钱太容易，希望胡敏去自己努力。

之前，俞敏洪对胡敏很大方。胡敏到北京后，存款花干净了，孩子要买一台电脑，孩子上学要交赞助费，新东方还不到发饷的时候，他去找俞敏洪借钱，俞敏洪二话没说，要多少借多少。

胡敏开玩笑说：“你不怕我不还你？”
俞敏洪说：“能借你，就不怕你不还。”

俞敏洪对英语老师有非常好的判断能力。他认为，胡敏是一个能跟他在新东方同舟共济，长期合作的人。

胡敏进了俞敏洪家，一看，“呀，好大一套房子！”

俞敏洪在上地小区的房子140平米，是胡敏在大学当老师不敢想的事情。俞敏洪从屋里拿出一个大黑塑料袋，里面装着胡敏的工资。

胡敏被俞敏洪有些草莽的行为所震动：“老俞，你别吓唬我，拿这么大一个塑料袋来装钱。”
“不就是个一般的塑料袋嘛。”俞敏洪说。

其实，俞敏洪用塑料袋装胡敏的第一次工资确有深义。

“老俞，这太恐怖了，你不是让我尴尬吗？”胡敏指着塑料袋说。意思是，我挣这点钱犯不着用这么大一个袋子装呀。
“胡敏，你有种，今后肯定能用袋子装钱，还装不下呢！你肯定能有这一天。我这房子算什么。”俞敏洪说。俞敏洪趁机激励胡敏。

六年后，胡敏感慨地说，“老俞当时有意无意说的每句话都是我的目标，你只要多付出努力，多拼一下都可以实现。”

穷教书匠，历史上教书匠从来都是跟“穷”字绑一块儿的，俞敏洪和新东方愣是把教书匠前边的“穷”字拿掉了，不仅拿掉了，而且还让教书匠变成了百万富翁。

新东方老师大概有三种发展状况：第一种是一心一意在新东方教书；第二种是通过努力进入新东方的中层和高层；第三种是挣了一大笔钱，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出国。新东方是他们出国深造的捷径和跳板，每年都有几名、十几名新东方老师自费或获得奖学金进入美国一流大学。2001年就有10名老师进入美国前十名的大学。

新东方老师与中国同年龄段的人、同样职业和同样阶层的人比较，甚至与其他高收入职业的人比较，毫无疑问是最富有的人，或者说是可以进入最富有阶层的人。

这种经济地位的改善和独立，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依附”地位和捉襟见肘的窘境，最大程度地拓展了自由的空间。只有像张亚哲这种在体制内呆过并被蹂躏过的人能够充分体会到“自由空间”的价值和惬意。

徐小平说，在这个意义上，俞敏洪就是“摩西”，那些读着《陋室铭》成长起来的穷教师聚集在新东方旗下，跟着俞敏洪朝着财富的方向迅跑。

新东方已经或正在上演着中国知识分子悲壮的“出埃及记”。俞敏洪这个“摩西”带领着大家获得了财富，可是他们走出“埃及”了吗？

08.“张亚哲命题”

张亚哲曾留学英国，是一个矜持的家伙。有一天，张亚哲跟父亲去见父亲的一位朋友，吃饭的时候，他提议”为俞敏洪干杯”。

“为什么？”父亲的朋友问。他跟新东方许多人一样，眼里瞧不起几个人。今天老一辈人聚会，他只是叨陪末座，他的提议多少有点突兀。

他说：“在中国真的有一个地方为自由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生活空间，他们的生活很富裕，他们的精神生活没有人干涉。”

张亚哲是新东方新生代中罕见的有“自由知识分子”意识的人，他强调这一点，似乎与他在体制内从事过新闻工作有关。

他说：“我来新东方的首要的收获是，突然之间它让我过了一段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上完课后，我就可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可以去什刹海喝茶，看看北海，思考自己喜欢的命题。这是新东方给我的以及其他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能得到的生活。比如说，如果我不在新东方，我在同样工资的情况下，每天可能要参加自己不愿意参加的会，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握手，每天要拿各种各样的红包，要不得不为某些人写一些自己不想写的东西。虽然说这种生活在物质上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感觉很无聊。80年代我们常讨论优秀的知识分子怎样能做到独立性，有钱我看就能独立了，而没有钱我看屁都不能独立。这是肯定的。”

张亚哲是在阐述“财富”与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精神独立”的关系。这一套说法，我称之为“张亚哲命题”。这是一个令自由知识分子颇伤脑筋的老命题，经典命题。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读。我们以往讨论的误区是，在没有解决物质生存的前提下，过早地引进了自欺欺人、自我解嘲式的“自由的代价”。没有“自由”，何谈“代价”？

张亚哲获得了自由，张亚哲知足，别人呢？新东方，年纪大的不算，二三十岁的百万富翁能数出一串名字，宋昊、胡敏、钱永强、钱坤强、钱向阳、杨继、陈圣元、江博、杜伟……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把教书匠教书与“发财”、“致富”联系起来过，新东方做到了。新东方把“教书匠”打扮成如此模样，让世人目瞪口呆。教书匠传业、授道、解惑，还能发财，而且立竿见影。

人类社会创造了两个上帝，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一个在人的心里，一个在人的手上。人手上攥着的“上帝”，便是“金钱”。金钱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像上帝一样简洁明快地度量价值，不留情面地权衡是非，它与人的本能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金钱也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最喜怒无常的怪物，它能化腐朽为神奇，能让鲜花开得更加美丽，能让卖火柴的小女孩的生命之火继续燃烧；它能让善良的人面目全非、心灵扭曲，能让和睦、友谊、爱情顿时灰飞烟灭，能让战争、杀戮、争斗富丽堂皇。

俞敏洪没有徐小平描述的那种“先知”的感觉。他的“先知”不是来自于自觉，而是本能。他垂头丧气地说：“我哪是什么摩西，倒像是那个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混蛋。”

财富和名声为新东方聚集了人才，人才反过来为新东方创造了更大的名声，更多的财富，使“新东方”三个字成为商业潜力无穷的超级品牌。徐小平回来后，创造了独特的出国留学咨询、人生咨询思想和方法，归纳了流传深广的“新东方精神”。王强创造了风靡新东方的“美式思维口语教学法”。包凡一、何庆权从加拿大带回了一流的英语写作。副校长杜子华则是口语、电影教学专家。胡敏开创了新东方的“雅思”教学，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托福教材。……

作为新东方的象征，俞敏洪的作用，搭建了新东方平台，给留学归来的哥们儿和许多穷书生发财致富、实现价值的机会，让天下英雄积聚麾下，大展雄风。同时极大地启发了人性中的阴暗部分，刺激了欲望膨胀，为新东方危机埋下了隐患。

俞敏洪与新东方团队其他成员最大的不同是，他永远是害怕明天太阳升起的羚羊。他背后永远有追赶的狮子。他怎么能睡得着觉呢？你只要看看他家柜子里整整齐齐排着的几十个安眠药瓶，就知道情况有多么严重了。

第二章 ETS风暴

09.《华盛顿邮报》爆炸

像往常那样，刘江在华盛顿上班的路上打开了收音机，一边开车一边收听当天的新闻。这天是美国时间2001年2月21日，星期三。收音机正在播出当天《华盛顿邮报》关于新东方的重要消息。

“当时我吓了一跳，”刘江事后说，“第一个反应是，敏洪和新东方出事了。”他赶紧买了份《华盛顿邮报》，头版大字标题：《China Test Tempest(中国考试的强风暴)》!

消息导语是这样写的：“对新东方的许多人来说，俞敏洪是个英雄式的人物，他从一个出身不高的老师做起，成立了中国最大的备考学校，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送到美国的大学中。但对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这个管理着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本科生成绩评估考试的非盈利性组织来说，俞敏洪则是一个大话王、骗子和小偷。”

“上个月在中国提出的诉讼中，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控告俞敏洪出版了该中心的盗版的旧题，并且从中心的试题中窃题，将这两者同时出售给中国学生而获利百万。考虑到新东方学校的知名度，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提请美国各大学谨慎对待中国学生的申请，尤其是那些获得极高考试分数的学生。”……

《华盛顿邮报》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它曾因披露美国国防部越战绝密文件，追踪报道“水门事件”并导致总统尼克松下台，在美国享有广泛的声誉和影响力。

刘江是俞敏洪、王强的同班同学，出国前是新华社编辑，出国后，曾当过“美国之音”编辑，对新东方上了《华盛顿邮报》头版有特殊的敏感。这天的《华盛顿邮报》头版版面语言意味深长，新东方盗版使用ETS试题的消息下面，是中国为伊拉克铺设光缆、俄罗斯间谍案。

他立即给俞敏洪打电话，打不通；给徐小平打电话，打不通；挨着打，打通了王强。
“你们看到了今天的《华盛顿邮报》吗？”
“我们这儿没有《华盛顿邮报》，没看到。”
“说到新东方和ETS的事儿，你们知道这回事吗？”
“知道。写的怎么样？”
“不太有利。”

刘江认为，这是一场危机，危机处理要有高水准介入，聘请国外公关公司进行形象修补。美国东部时间和北京时间差13个小时，此时已经是北京午夜11点。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一篇典型的西方式“客观报道”，各方意见面面俱到。它至少传达了如下信息：

1. 新东方否认窃题但承认盗版旧题，以使中国考生能站在能合法买到试题的美国学生同样的起跑线上。
2. ETS不公平地把所有的中国学生列为骗子，激起了学生愤怒。
3. 中国考生有舞弊现象，而且考试舞弊，在中国古已有之。
4. 新东方认为中国学生高分除了个人努力，主要因为“机考”替代“纸考”。
5. ETS已经在中国起诉新东方，如果败诉，可能关闭在中国的考试。

这些信息都是爆炸性的。其中三条有实质性的意义：一是高分考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已经录取还是正在被录取，都有可能作弊；二是新东方与具有英语出国考试垄断权的ETS发生了知识产权纠纷，并诉诸了法律；三是ETS威胁，如果官司在中国败诉，将可能关闭它在中国的考试。如果关闭它在中国的考试，其后果极其严重，甚至波及中美关系。

中国2000年约有10万人参加了托福考试，3万人参加了GRE考试，是非英语国家参加这两项考试的第一大国，也是非英语国家到美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考试人数和准备考试的人数还在潮水一样地增加。

英国“雅思”考试没有兴起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都是通过托福、GRE、GMAT，所以不仅在美国，在所有英语国家的留学生的声誉都受到了严重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果ETS真的关闭了中国考试，将会断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之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西方交流，影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减缓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从“知识产权拥有者”的角度看，关闭在中国的考试，ETS完全有能力。ETS成立于1947年，总部设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是世界最大的一家私立教育考试和评估组织”，是一家“给181个国家的个体、教育机构和中介机构以及政府机构提供服务的非盈利性公司”，“每年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和管理着1100万次考试”。它是“教育研究领域里的领头羊”。它岂止是“领头羊”，在新东方和中国留学生眼里，它更像是一个拥有“知识霸权”、制定并维护“丛林规则”的“森林之王”。

被称为“出国留学流水线”的新东方和“出国留学教父”的俞敏洪，只能是一只生活在恐惧里的羚羊。(未完待续)

10.风满楼

美国时间2月21日是北京时间2月22日，星期四。北京阴霾重重。这天，新东方真正”炸了锅”。

徐小平正在参观一家北京著名的民办学校。突然，王强的电话打进来。
“小平!……”
“王强、王强……”
“你和老俞去哪儿了!刘江打电话，谁也找不着!”
“刘江打电话来干嘛？”
“《华盛顿邮报》今天登了新东方!”
“刘江怎么说？”
“说这个事儿极其负面、极其恶劣。说老俞是骗子、小偷!”
说俞敏洪是骗子、小偷，就等于说新东方是骗子、小偷，说大家是骗子、小偷。王强电话里“很震惊”。

刘江在电话里转达他美国朋友的看法：什么丑事一旦登在《华盛顿邮报》上，就像大便砸在了风扇上，粪星四溅，臭气熏天。

新东方迅速做出反应，成立了“ETS危机处理小组”，徐小平任组长，负责国内外媒体公共关系。他主张：在一场媒体高度关注的危机面前，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外记者，新东方必须开放信息，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外媒体开放，充分表达新东方的意见，阐述新东方的原则立场，充分利用这场危机来传播“新东方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澄清舆论走向。同时展开公共关系。

但是，新东方内部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一声不吭”，由它去。

《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个星期前要求采访，徐小平接受了采访，并安排俞敏洪接受了采访。

开放信息是一回事，能否掌握好度又是一回事。如果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徐小平要负责任。“还是看到报纸再说吧。”徐小平说。

接完王强的电话，不到20分钟，徐小平的司机奔跑过来，说：“俞老师刚打来电话说，来了一大批警察，把学校给封了!”他立即打电话回学校核实，秘书告诉他，每个楼道里站着四五个法警。
“谁在处理？”
“李力老师。”
“一楼学生报名受影响了吗？”
“没有。”
俞敏洪此时不在学校。他约好了和徐小平一块儿参观学校。俞敏洪打电话：“小平，我不去了。咱们回学校见。”

这天上午，北京北四环路路北的新东方总部一片混乱。税务局接到举报来查账。法院来收缴新东方财务账。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根据ETS“证据保全”请求，依法做出裁定：“查封被告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1997年1月至2001年1月的财务账目，其中包括财务账册(总账、明细账、现金账、银行账)、记账凭证、原始票据、会计报表及能证明被告侵权获利的相关证据。”“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新东方财务账被拉走了一大车。ETS的法律措施相当及时、有力。

中午，俞敏洪、徐小平赶到学校时，税务局和法院已经走了。徐小平、王强、胡敏都聚在俞敏洪的办公室里。秘书们来回穿梭，电话铃响个不停，一会儿送来《华盛顿邮报》传真，一会儿送来美国华人律师的声援和要求免费提供美国诉讼服务的传真……各方信息一份份分发给诸位校长。大家神情严肃，秘书们悄无声息，发完传真，悄声离开。

“那情景就像打仗电影一样，俞敏洪的办公室是作战指挥部。”徐小平说，“气氛极其凝重，我怀着读新东方有史以来最黑暗文章的心情拿过了《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配发了俞敏洪和徐小平的照片。

徐小平看完第一段就释然了。他说，“假如我现在写一篇报道：”对无数美国人来说，尼克松是一个骗子、说谎者、窃贼；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一个朋友，一个英雄，一个巨人，一个在严寒时期打开中美关系坚冰的人。”发表出来，什么效果？中国人一看，尼克松就是一个朋友，一个英雄。可是在美国，尼克松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无赖，整个美国都鄙视他。所以，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看了报道后，觉得把我想发的信号都发出去了。俞敏洪就是民族英雄，一个从零开始奋斗、从农村走向成功的英雄，没有什么可说的。刘江是美国人，在美国生活了16年的华人，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只能那样解读。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永远不可调和的鸿沟，我们就是要做桥梁，连接这个鸿沟，弥合理解的差异。”

“耶鲁匕首”钱永强和刘江有同样的见解。他打电话给包凡一：“你劝劝小平，他不要乱说话了，他这样会把新东方带向毁灭!”包凡一则用惯常的幽默说：“嘿嘿，小平，你和老俞在美国成了名人了。”

办公室里，四个人静静地看报纸，预感着大祸临头。胡敏先看完，说，“这篇文章没什么，挺正面的。”俞敏洪说：“不像刘江说的那样。”

曾任过美国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知识产权谈判代表的李森智和莱尔是“中国通”，他们被新东方聘为与ETS的谈判代表。他们认为《华盛顿邮报》“报道写得不错”，“挺客观”，“不会有不利(新东方的)影响”。

新东方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复杂和具有世界影响的危机。由于新东方长期采取低价位竞争的经营策略，学生人数虽然吓人，营业额只有一亿人民币左右，仅就企业规模而言，不过是个中小企业。而且，他们长期规避媒体，埋头不问窗外事，一心只办新东方，对外界低调、屏蔽，真正接触媒体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他们的名声，更多来自各大学和学生家长的口耳相传。他们的名声来自传说，传说容易附会、想象、夸大、变形，容易接近“神话”，甚至直接变成了“神话”。

不清醒的人看成神话，清醒的人看作笑话，看作一种误解。其实，ETS危机早有显现。

11.无奈飞行

2000年的圣诞夜，加拿大温哥华。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俞敏洪家也买了圣诞树，但是家里却没有节日的气氛。俞敏洪家充满了哀伤。俞敏洪必须离开家。他吻别妻女，返回北京。

新东方与联想合作教育在线的新闻发布会开过后，加拿大温哥华时间12月22日，他飞到加拿大与妻子、女儿团聚。他想好好休息一下，太累了。

回家刚一天，23日凌晨(北京时间24日)，他就接到了北京学校的紧急电话，ETS的律师22日致函联东伟业公司，对新东方教育在线传播ETS和研究生管理专业录取委员会(GMAC)版权和商标权所属之考题表示抗议，要求立即将考题全部撤下。

ETS所属之托福、GRE、GMAT考题，是新东方教育在线骨干内容，全部撤下，等于抽筋扒皮，谁也决定不了，必须等俞敏洪回来才能定夺。

这时，回江苏泰兴老家给父亲过80寿辰的徐小平接到俞敏洪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要他25日回北京会面，处理网站危机。

俞敏洪只在家住了两个晚上，便匆匆往北京赶。

新东方教育网站开通前，他们于10月初的董事会上，在钱永强的要求下，专门拿出半天来严肃讨论ETS问题。会议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责成负责新东方国际事务的杜子华抓紧开辟与ETS对话、谈判的渠道；一是拿出200万(最后落实30万)，责成负责教学的胡敏组织人编写托福复习资料，拿出自己的知识产权产品，彻底摆脱ETS阴影。

会议上有两种意见。王强提出，新东方要自己清理版权问题。俞敏洪不同意。他说，如果这样的话，ETS没把我们搞垮，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搞垮。因为，如果不用“盗版”，惟一的出路是到美国用美元购买正式出版的资料，学生负担不起。

后来有人把这两种意见概括为：新东方内部围绕着ETS知识产权问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当时，新东方董事会成员也是新东方股东，出国考试培训仍然是新东方的命脉，他们不可能做出自废武功、“杀身成仁”的决定，现实主义占了主流。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别不在于对“盗版”性质的判断，而在于中止“盗版”的阶段性和路径选择；理想主义坚守的是道德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价值，现实主义承认终极价值，在为之努力而不可得的情境下，愿意暂时背负“道德”的沉重十字架前行，直至问题的最终解决。

这次会议的决定，基于一个判断，“ETS问题一两年之内不会有大问题。”杜子华开辟对话渠道，结果不可知；胡敏负责编写托福需要时间，如果真是一两年之内不会出问题，说明还有很大余地。这个判断只用了两个月便证明是错误的。这个判断导致了新东方教育在线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寄希望于可能，整个会议充满了侥幸心理。在一种侥幸心理下处理一亿元规模的投资风险，凡事不往坏处想，只往好处想，只算自己的时间，不算别人的时间，做出的危机处理方案肯定靠不住。

这时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太晚了，新东方与联想的合作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至于说，箭射何方，未可知。

会议结束后，杜子华即代表新东方开辟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加拿大版权代理商两个渠道与ETS沟通。然而，他们等来了“坏消息”。ETS明确回复，“与新东方就可能性的许可安排进行讨论没有任何有益目的。”一句话，拒绝跟新东方接触。

杜子华代表新东方直接向ETS负责人致函，提出在美国或北京直接会谈，“虽然我们非常理解您在参加此类讨论时的谨慎态度，但是我们还是真诚地希望能与您面对面地进行磋商，以解决我们双方所关注的问题。我相信这种方法也是最符合所有相关方利益的。”ETS没有回音。ETS似乎不屑回音。

诸多消息来源说明，ETS准备对新东方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前景不妙。新东方教育在线新闻发布临近，危机也在临近。

12月4日，俞敏洪主持新东方“版权战略会议”。

杜子华向大家介绍了两个月来与ETS联络的情况，提出能否通过国家工商局出面，解决与ETS合作问题。他不无担忧地说：“中国所有的培训学校都在用这些资料，如果新东方不用，那么在中国市场上是不公平的竞争。”

徐小平说，要站在对中国留学事业贡献的政治高度解决这个问题，新东方必须面对面与ETS谈判，想方设法把ETS拉到谈判桌上来。新东方的事业和我们的战略是，要努力成为ETS版权的保护者，更有责任保护中国学生考试的真实性和中国留学生的权利。

王强则继续强调他10月会议的观点。他的判断是：“我们不销售复习资料也不会使我们失去市场。”保持现有状况，“无法预测结果”。”战略重心必须转移，迅速实行全方位的英语培训，不能只从托福、GRE的角度解决问题。”

胡敏提醒大家，英国的雅思考试正在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接受，雅思已和托福形成了竞争局面，而且有看好的趋势，在与ETS接触的时候，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俞敏洪事后说，新东方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ETS版权阴影，一方面是托福、GRE考试人数的日益俱增，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和生存问题了。新东方必须为中国学生负责。新东方战略转移，立即停止使用ETS资料，扩大基础英语培训，开辟雅思战场，树立比较好的“知识产权”形象，他都同意，但需要时间调整。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努力过，在努力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他只能承担忍辱负重的角色。

会议的结论是：一、ETS官司，争取庭外解决；二、解决版权问题，“不惜一切代价”。
……

唉，这真是一个漫长而郁闷的飞行。波音767飞机，能坐240多人的大飞机，只有十几个乘客，里面空空荡荡。一个在高空一万多米空空荡荡、寂寞冷清的圣诞夜。

他前期把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想象。他回去不回去，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女儿的声音在飞机上伴随着他：“爸爸什么时候再回来呢？”新东方也是他的女儿，两个女儿，一个在太平洋东边，一个在太平洋西边，一个拉着他左手，一个拉着他右手，都在呼唤他。显然，新东方这个“女儿”更让他操心，牵挂。两头不能兼顾。新东方是他命定的渊薮，万劫不复的渊薮。

此行终点是北京，可是，新东方的终点在哪儿呢？太累，加上飞机发动机嗡嗡的催眠声，昏昏沉沉，想睡觉，睡不着。

12.ETS密函

事态肇始于2001年1月，ETS通过因特网向美国各大学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信是由GRE董事会主席、项目执行总监和托福董事会主席、项目执行总监签发的，发往“全美各大学及研究所入学负责人”。因为”公开信”没有在传统媒体发表，给的是“入学负责人”，所以又称为“ETS密函”或“ETS警告信”。

信全文如下：

我们最近几个月开始意识到，中国地区有人盗窃和未经授权使用保护的TOEFL和GRE考试资料。我们正在对此事进行积极的调查，我们已经对有关责任方提起了诉讼。我们正在寻求通过所有现有的法律和政府渠道对此事加以圆满解决。

中国某些个人通过强化培训，包括使用尚未公开的考题，在考试中获得了不正当的优势。就GRE综合考试而言，就包括使用一些仍然在使用的考题。并不是所有的中国考生都能得到这种考题，然而，我们没法知道哪些考生可能占了便宜。因此，我们想强调，任何特定考生的成绩都不能因为这一信息而受到质疑。

我们定期对各国的考生的成绩加以审核，同你们一样，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考生近几年GRE综合考试分数有一定提高。我们最近对中国地区考生考试成绩(10/1999-9/2000)的分析表明，GRE综合考试平均成绩和前几年相比有急剧上升的趋势。在TOEFL考试中还没有发现这种趋势。我们目前正在对这几个月的TOEFL、GRE的考分进行分析。

我们因此敦促你们谨慎处理所有中国申请人提供的TOEFL、GRE分数。审查申请人的所有申请资料一直是很重要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申请人提供的所有证明材料进行仔细的审核尤为重要，他们的考分应该得到其他申请材料的印证和支持。

我们感谢你们对目前情况的了解。我们想向你们保证，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维护考试的安全性，保持你们对留学申请人考试成绩的信心。如果你们对如何衡量来自中国的考分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HTSS〗

这封信相当草率，细读下来，虽然留有一定余地，但使用了“近几年”的时间概念，几乎是对所有正在参加和已经参加过托福、GRE的中国考生进行指控。所有中国考生都可能是“窃贼”，所有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要像防“窃贼”那样对中国考生严加防范，而又没有确切指出具体证据。

有中国法学家认为，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严重违反了美国法律精神，侵犯了中国考生和留学生的权利。从现在掌握的案例来看，这一指控直接影响了赴美国留学的中国考生、特别是高分考生的录取。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描述的那样，ETS这一公开指控，“如同风暴般立即在(中国)大学中炸了锅”。

如果仅仅是“有关责任方”这种表述，还轮不上新东方发言。不久，ETS外联处主任托马斯·艾文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记者丁刚采访时明确指出，“这次行动主要是针对北京新东方学校的。”而且，“密函”还明确说，此事不仅诉诸法律，还运作了“政府渠道”。新东方方面得到消息说，美国大使馆曾就此事致函中国外交部、教育部，ETS还到美国国会游说，希望美国国会和政府向中国施压。

法律(中国)、政府(美国)双管齐下。ETS似乎深谙中国国情：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司法受制于政府。自然而然把“知识产权官司”——一个纯粹的两个当事人的法律纠纷上升到了的国家关系，严重改变了这场官司的法律性质，把官司复杂化了。

之前，中美公司间比如微软和亚都的“知识产权”官司案例，是严格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大量的知识产权官司案例，虽然其中不乏政府干预，但最后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的。也就是说，中国司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产权判例。而且，在WTO背景下，中国司法对内不敢说，对外经济纠纷，特别是知识产权纠纷相当谨慎。

“密函”摆出了“打击一大片”和置新东方于死地的姿态，必然招致中国考生“风暴般”的愤怒和新东方的拼死反击，一定程度煽起了大学生对美国、对中国都不利的民族主义情绪。

13.“新东方教育在线”隐患

ETS盯新东方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密函”之前，有一件十分轰动的事情激怒了ETS。

新东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2000年12月13日下午，北京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新东方和联想集团联合发布新闻，在纳斯达克一片低迷，各类门户网站和垂直网站烧钱不赚钱，互联网泡沫破灭，风险投资要么焦头烂额，要么落荒而逃的大背景下，联想集团投资5000万，占股50%，与新东方合作创办“联东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暨“新东方教育在线”。

消息一公布，便在中国IT业乃至世界IT业引起轩然大波。联想是中国IT业的“大哥大”。2000年销售收入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十。新东方学校仅凭“新东方”三个字就获得了教育在线50%的股权。这是“新东方”品牌第一次被市场标价，而且是被联想这样的一流大公司标价，作为一家民办学校，它的意义超过了事情本身。

媒体报道时，强化了谈判过程的戏剧性。

联想和新东方坐在了谈判桌前，阵容一线排开。联想“少帅”杨元庆、联想集团电脑公司副总裁刘晓林、联想兼并部负责人罗洪、FM365教育频道负责人杨壮等，新东方方面俞敏洪和徐小平。联想少帅杨元庆发现，除了他之外，所有参加谈判的联想成员都是新东方的学生，谈判桌上“俞老师”、“徐老师”的称呼不绝于耳。《北京晚报》称“杨元庆陷入了新东方师生的包围圈”。

其实，2000年5月初的这次谈判，联想与新东方合作搞“教育在线”并非联想的首选。联想的胃口更大，他们开价4亿，购买新东方学校50%的股权，意欲一锅端，整个吞并新东方，“学生吃掉老师”。杨元庆说，我们出4亿元没问题，联想只是想进入教育产业；我不懂教育，学校交给你们管。

俞敏洪像母鸡一样护着他的老窝。他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只同意进行局部合作。关于与联想集团的合作新东方内部曾经展开过激烈辩论。他们面对联想这个庞然大物的标价，既兴奋，又恐惧。此时，已经坐大的新东方仍然是“分封割据”的利益格局和意识，没有自己明确的发展目标，即使有也相当朦胧。

2000年的春天，和君创业的李肃为新东方提供企业咨询，积极为新东方联系合作机会。正好联想在寻找新东方，主动找到了李肃。在李肃的安排下，新东方“三驾马车”俞、徐、王和联想第一次接触。

联想出面的是投资战略部和教育部的部门负责人和律师，联想一位副总裁礼节性地露了个面就走了。俞敏洪在阐述新东方的发展战略时语焉不详，整个气氛比较低沉。

在回来的汽车里，敏洪问徐小平和王强他讲得怎么样。徐小平说：“敏洪，讲得不怎么样，甚至是一个disaster(灾难)。”一句话把车里的人给闷住了。他担心俞敏洪态度暧昧会毁了新东方与联想合作的机会。但是，一个目标不明朗的头人怎能不犹豫不闪烁其辞不留有余地呢？

徐小平说：“这样，我来负责和联想谈判好吧？反正只谈判也不做决定，我只是去向他们展示新东方的魅力，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要求，定期向你们汇报。”敏洪说：“好吧。”徐小平就这样担任了与联想合作的惟一谈判代表。

经过多次接触，4月25日，徐小平和联想最后确立了两个方案：一个是联想出资和新东方网站公司合作，占50%，出资5000万(联想报价)或者1亿(新东方报价)；第二个方案是联想出资4亿人民币(联想出价)，或5亿人民币(新东方出价)占新东方全部的50%。

6月初的一天夜里，俞敏洪在他家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上，大家同意与联想进行教育网站合作，但是就与联想合作的股权比例发生了激烈辩论。以刚从耶鲁回来的钱永强和吴雷为一方，坚决反对按照50%的比例与联想合作，认为应该压低联想比例，吸引第三方进入，便于新东方控制。徐小平则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说，如果少于50%，联想的合作可能泡汤，新东方进入网络教育至少推迟两至三年。

徐小平发言时，王强正好上完课走进来，被会场气氛感染，说：“哇，有点像是美国国会辩论!”

徐小平说：“联想是中国民族高科技的龙头，火车头，新东方是中国民办教育的旗帜，旗帜插到龙头上，龙飞凤舞，旗帜插到火车头上，带动历史前进。我经历了谈判过程，我知道联想必须要占50%，否则他们不会与新东方合作。如果不和联想合作，新东方的100%也许是10个亿，但如果和联想合作的话，新东方的50%，可能就是100个亿。所以，一定要和联想合作!”

他说：“如果和联想的这个合作不好，我宁可不要股份，作为我的责任赔偿!”新东方刚刚成立新公司，徐小平是仅次于俞敏洪的第二大股东。大家被徐小平的气势震住了，一下子不知说什么才好。会议陷入沉默。为了缓和气氛，徐小平以他惯有的幽默说：“不过，不要全赔了吧，还是给Adam留一点吧。”Adam是徐小平的小儿子。大家知道徐小平偏爱这个小儿子。大家哄堂大笑，接着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王强第一个发言，提出了“大教育”概念。“我看我们和联想的合作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和其他企业融资合作，我们也许能够做一个好的网站，但是，只有和联想合作，我们才能够搞大教育的概念。这个大教育，就是囊括从中小学到成人教育、从英语教学到所有科目的这么一个宏观的教育计划。网络是可以实现的。而新东方惟有和联想合作，才能实现这个计划。所以，我赞同与联想合作。”其他人附议赞同。

最后敏洪发言：“我想，如果新东方与联想合作的话，对于新东方所有的产业和品牌，将起到一个身价百倍的作用。对于推动新东方的其他产业，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为了新东方整体产业的提升和发展，我也同意和联想合作。”

徐小平见钱永强还没有发表意见，便逼问：“永强有什么意见？”
钱永强说：“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徐小平说：“不对，你还是应该发表你的观点，到底是否真心认为这个合作是好的？”
钱永强说：“我觉得大家说得还是有道理。我同意这个合作。”
此时的徐小平用身家性命赌与联想的合作还另有深意。

他曾私下对专程赶到北京来阻止新东方和联想合作的一位互联网投资项目评估和决策专家说：“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推动和联想的合作，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反对这个事情。你知道吴三桂吗？他打开山海关，让清兵入关，虽然人人说他是汉奸，但是你想想，崇祯时代的明朝，腐朽到了什么程度？它早该灭亡。当游牧民族的铁骑踏遍华夏大地，它造成的也许是旧有秩序的崩溃和流血，但摧毁旧秩序之后，所带来的恰恰是绵延百年的康乾盛世，是中华帝国的强盛崛起!告诉你，推动联想和新东方的结合，我想带来联想新的企业文化，而这个文化，在新东方自身，基本是无法建立的。”

这位专家担任着一家国际互联网公司的高级职务，也是俞、徐、王的朋友。他从纯经济的角度对合作提出质疑。
……

新东方教育在线的管理团队，可以说是一个超豪华阵容。俞敏洪董事长，刘晓林副董事长，徐小平董事，王强董事，(还有一位？)钱永强的同学、耶鲁MBA吴雷CEO，钱永强常务副总经理。大背景加联想、新东方联姻，加超豪华管理团队，有足够的戏剧性让业内人士和媒体驰骋想象。

台面上的风光，不能解决新东方内部可能影响教育在线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新东方虽然实行了公司化改造，“东方人”公司与学校实际是两张皮，从产权的角度看，是两种所有制结构；从利益的角度看，学校的利益在法律上并不能过渡到“东方人”公司，“东方人”股权在没有其他产业支撑的情况下悬空，学校也不能直接从网站受益，反而要承担为网站提供核心内容的义务。更要命的是，正如网站项目论证期间，咨询专家提出，网站业务发展有可能与面授冲突。所以，在新东方一些人看来，网站只能是部分人的事业，而不是新东方整体的事业。俞敏洪对媒体说：“如果因为网上教学的使用，让新东方的学员扩大到几百万，就算新东方面授都没了，我认为也值得。”

然而，俞敏洪比谁都清楚，“如果”的前提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存在的，新东方学校必须面对生计，必须维系老师利益，必须花更多的精力保证面授教学质量，“学习方式的革命”如同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远远追寻不到。学校和网站“内容提供”的矛盾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个问题，网站核心业务—“出国考试”的知识产权问题并没有解决。新东方的命根子还捏在ETS手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估计过于乐观，因此埋下隐患。

说新东方不清楚ETS问题的严重性，不公平。

1995年底，俞敏洪第一次出国去北美，请徐小平和王强归国，共商发展新东方大计，并和王强专程到普林斯顿ETS总部，请求会见ETS负责人，遭到拒绝。

俞敏洪说，他是中国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要与ETS负责人商谈托福、GRE等知识产权的合作或授权使用。接待处的人请示后，告诉俞敏洪和王强，ETS不与具体学校合作，也不可能授权使用ETS知识产权。ETS这个垄断了世界几十年的英语考试市场的庞然大物，当然瞧不起区区一个北京的英语培训学校校长。

虽然，这位校长怀着虔诚的态度，不远万里来到普林斯顿。他们应该知道，这是ETS开创以来，走进他们总部的第一个中国人，以“尊重知识产权”的名义，请求授权合作。他们不知道的是，新东方才成立两年多，兜里刚刚攒了点血汗钱，远远没有完成原始积累，便要拿出来，换成美金，购买“知识产权”。

他们拒绝了俞敏洪和新东方通过正当渠道获取ETS知识产权的可能，拒绝了中国学生通过正当渠道“知识共享”的可能。以至于到今天为止，美国和一些国家的学校、学生可以买到ETS公开出版的托福、GRE、GMAT考试复习资料，而中国学校和学生却不行。也就是说，美国学生、其他英语国家的学生和中国学生考美国或其他英语国家同样的学校，中国学生买不起也买不到正式出版的复习资料，处于绝对的不公平状况。怎么办？结果“逼良为娼”。而且，想从良，不允许。

俞敏洪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吃了ETS一个闭门羹。他被ETS的大亨们狠狠地蔑视了一下，只在ETS总部外照了张像，证明“到此一游”，草草了结了普林斯顿之行。

当然，ETS没有想到，被他们拒之门外的“土鳖”校长，一个32岁的年轻人，像庖丁解牛那样，领导着新东方，把托福、GRE的考试密码一一破解，向美国输送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美国大学中，桃李满校园，至少有50%的学生经过新东方培训，成为他们不能不重视的中国“留学教父”。

ETS拒绝了新东方的恳请后，便踏上了漫长的、代价高昂的新东方追杀之旅。

1996年，在ETS的要求下，北京市工商局查抄了新东方内部复制和发行的复习资料。1997年6月，工商局再次查抄新东方。俞敏洪和代表ETS查抄新东方的代理公司——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说，你们必须获得复习资料的代理权，全国几百家、上千家培训学校都用“盗版”，你们打不完，必须授权才能规范市场，才能有效地尊重知识产权。新东方有一点以血相谏的味道。

经过努力，中原信达获得了1989～1993年ETS 20套托福题的代理授权。新东方以每年25000美元的代价买下了“非独占性”使用授权。条件相当苛刻而不可行。其中一条，“学生不可被允许将有关(被授权)资料带回家作练习用。”资料只能课堂发放，下课收回。

截至2000年底，新东方付给ETS 87500美元资料使用费。到目前为止，新东方是中国第一家也是惟一一家购买ETS在中国全部授权的学校。

这无济于事。英语培训市场流行的“盗版”ETS考试复习资料规模庞大，托福40套题，GRE 40套题，GMAT 20套题，ETS代理授权范围与中国市场需求相距云壤，不可能阻止“盗版”。所以，得到ETS代理授权的公司推销托福资料而无人响应就不奇怪了。

新东方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得到托福的部分使用授权后，继续要求代理公司申请GRE、GMAT授权，代理公司说，ETS的态度是“不可能”。当然，ETS的态度也“不可能”阻止中国赴美留学第一、出国考试第一的趋势。

为了能让ETS能够理智地公平地对待中国企业和中国学生，采取开放的姿态回应新东方进一步合作的要求，合法使用ETS的考试资料，俞敏洪向北京市工商局和中原信达递交了“保证书”。保证书说：“我校已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未经著作权所有人而复制并发行其作品构成了著作权侵权。因此，我们已经认识到，我校未经ETS许可而复制使用并发行其拥有版权的有关材料的行为侵犯了ETS的合法权益，是违法行为。在此，我们希望通过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对版权所有人——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表示深深的歉意和悔过。”并支付了15000美元赔偿费。

新东方的态度是，可以道歉，可以赔偿，可以保证，ETS也不一定专门给新东方使用授权，只要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一样，给中国一家或几家出版社授权出版资料，让中国学生能在市场上买到，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并且获得巨大的收益。这些请求都不违背ETS的“服务”宗旨和惯例。

可能ETS拥有了“知识产权”，便拥有了上帝一般的无上权力，可以无视一个中国人良好的学习愿望，可以拒绝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公平交易的道德，最大程度地增长人类知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评论家姜奇平评论说：这是一种“知识禁运”。

“法律”只追究已经发生的事实，“道德”只谴责已经发生的行为，所以，ETS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说俞敏洪“是大话王、小偷、骗子”，可以任意地怀疑中国学生是“小偷、骗子”。

不管怎么样，在一些人看来，一个事实不能改变，新东方在与ETS的纠纷中处于“法律”和“道德”绝对的不利地位。新东方合法使用ETS知识产权的努力失败。这意味着，他们只要继续从事英语出国培训，必须面对ETS阴影。

14.公牛冲进了瓷器（China）店

本来，新东方与ETS知识产权纠纷是黑暗中的三岔口，新东方着急接不上火。ETS憋不住劲，用“密函”点亮了灯。

ETS密函犯了三个错误。一是扩大了打击面，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可能是贼，怀疑中国考生成绩的正当性；二是把没有具体证据的“窃题”猜测与新东方挂钩；三是威胁不惜关闭中国区考试。这些错误把两个企业之争上升为国家之争，具体的法律问题上升为普遍的道德问题(虽然有明显的道德因素)，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万千条理由，新东方能够也必须承当“盗版”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风雨飘摇的民办学校，它承当不了影响中国留学事业、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责任。如果不向公众澄清自己的基本立场、基本价值和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ETS一旦关闭中国考试，美国大学大规模影响中国留学生的录取，光是国人的“责难”就足以把新东方摧毁。

“ETS像一头公牛冲进了瓷器(china)店，想毁掉一切。”俞敏洪说。新东方必须站出来反击了。2001年2月16日17点12分，中国最大的中文网站新浪网登出了新东方学校校长联席会议“声明”。

声明指责，“ETS的公开信，公开号召美国各个大学对来自中国的学生进行特别检查，是对中国学生集体荣誉的侵犯，是对无数通过艰苦奋斗、通过奋力拼搏得到优秀成绩的中国学生的诋毁。”“ETS把反映了中国学生实际英语水平提高的GRE考分的相应增长，涂上了一层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色彩，是对中国近年来英语整体教育成就的漠视。”

GRE分数大幅提高，而托福没有什么变化，声明分析说，其原因在于1999年9月开始，ETS实行了“机考”。“机考”不同于传统的笔考，随机抽题，一个月考一次，考生理论上可以一年考12次，可以取最满意的分数申请美国大学。一次考试交费1050元，即使考12次，15000元人民币，相对考取好分数拿到一年数万美金的奖学金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徐小平有一个比喻，机考“就像足球裁判允许罚点球的球员无限制地罚下去，直到把球踢进去为止”。

声明回顾了1995年开始新东方主动与ETS接触不断遭到拒绝的历史后，特别指出，“ETS多年来对中国考试市场，就采取了并不公平的版权政策。ETS在美国市场和世界各地，都有其官方授权的正式考题和资料出版销售，但惟独在中国市场，ETS至今没有向任何一家出版机构授权过它的资料。ETS对于广大中国学生如何合法获得其考试资料可以说采取了一个冷漠的拒绝政策。ETS这种错误的和过时的政策，是对中国考生最大的不公平。”

声明澄清新东方对于ETS“知识产权”的立场：”新东方愿意成为全国同行的表率，与ETS达成一个合理可行、符合中国市场规则、中国考生能够承受得起的版权协议。新东方再次重申：为了中国考生的利益，为了中国留学事业，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来协助ETS共同努力实现其在中国市场上版权规范化的目标。”

因为涉及面极广，教育部留学海外司美大处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是对中国学生极其不公平的。

ETS密函逼迫教育部和北京市出面表态。教育部的立场是：一、中国政府始终尊重知识产权；二、相信新东方和ETS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三、协助清理侵权网站。

新东方则及时抓住ETS把事情“复杂化和政治化”的错误，以“受难者”和“代言人”的姿态面对公众，最大程度地获得了社会的理解和谅解，并展开了知识产权大论争。新东方从老师到教学几年来一直是网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如今的讨论更深入更广泛，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和知识产权保护。

同情、支持新东方、ETS的有之；抨击、批评新东方、ETS的有之。

《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发表长文《ETS起诉新东方：知识产权是知识霸权的帮凶吗？》，围绕案例，从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和特质、知识经济新秩序、美国制定和滥用游戏规则已呈“知识霸权”诸方面进行了评论。

他认为，“新东方学校应当为违反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而受到中国法院的惩罚，并支付赔偿。”仅此不够。“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不等于说这种保护是无限的、绝对的。将知识产权绝对化，损害了信息资源共享的正当社会利益，就成了知识霸权。正如一位从事英语教学的业内人士说的：“是否可以说，ETS在利用它的英语考试中权威地位以知识霸权来压人呢？”其“知识霸权”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ETS在中国境内搞版权垄断，并且为破除这种垄断附加不合理条件”；二是“ETS利用垄断牟取不公正竞争的利益”；三是“ETS承担的公共责任与企业垄断利益严重不对称”。

他认为，新东方与ETS知识产权纠纷，主要责任不在新东方，而在ETS。新东方要“扶正”，而ETS要“矫枉过正”，“企图通过知识霸权，将社会公益的一部分转化为超额利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过度便是邪恶。”“这样一看，ETS起诉新东方具有典型的象征意味，这是21世纪世界知识经济新秩序的一个预演：在数字鸿沟的两边，一边可怜巴巴地想当个正常人而得不到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应有权力；另一边却得寸进尺，将知识产权扩大为剥夺对方基本人权的知识霸权，把对方变成知识奴隶。”“在知识这杆天平上，如果离开了代表社会利益的知识共享这一边做平衡，知识产权立刻就会成为知识霸权的帮凶。寻找知识共享与知识产权的平衡点，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新秩序的核心。”“脱离具体历史和国际背景将知识产权神圣化的结果，就会为知识霸权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导致新秩序的失衡。”以致加大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差距，妨碍经济、技术的发展，妨碍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

俞敏洪1980年进入北大英语系，当学生然后教书，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托福、GRE考试的全过程，他在开办新东方学校以前，在北大也教过托福、GRE。他在中央电台的直播节目里说：“从1981年ETS在中国第一次考试托福以来，现在已经有几十万上百万中国学生参加了这样的考试，但是请问，哪一个中国学生手里拿到的托福、GRE、GMAT资料是ETS在中国合法出版的资料？!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几十万上百万的中国学生都是“不公平”的竞争者？都可以被说成偷盗ETS知识产权的“贼”，永远可以被道德追究？如果想追究的话。

北京志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彬评论说，《伯尔尼公约》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条件地限制对作品的保护，以便于教育领域的教学、学习和研究之目的。这一规定根本上限制了版权人对版权的滥用，阻止版权人成为知识和信息的垄断者，从而有利于社会利益的总体平衡。ETS应该尊重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鼓励知识的传播，向中国出让版权。

ETS手里的“知识产权”魔力无穷，在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要打雷就可以打雷，要下雨就可以下雨，可以让需要阳光的地方下雨，可以让需要雨露的地方干旱。ETS成了是非善恶的终结者，成了喜怒无常、永远处于道德优势的至上尊者。

岂止是“知识奴隶”，更像是心存恐惧向美国——世界最大的麦加朝圣的负罪者。

辱骂、责难新东方的大有人在。一家外国网站说俞敏洪是“big liar(大说谎者)”、“big cheat(大骗子)”。

国内网站有人骂：
“新东方，去死吧!”
“现在新东方最渴望的是煽起国内的反对ETS的情绪，然后再跟人家打官司。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新东方，别把人家ETS逼急了，到时候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偷了就是偷了，每次在新东方上课，他们都会说自己的资料是全真试题，这就是偷。”
“你向别人借钱，别人不借你就可以偷吗？我觉得是新东方导致了众多学子的困境，他们应该首先向这些学生道歉，其次向ETS道歉!”
“新东方就是垃圾!它所讲授的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各种欺骗手段，没有任何真正的知识，扣以什么“绝望中……”的大帽子，最终会有露馅的时候。大陆的成绩可以说是新东方给炒作上去的。”

只言片语地骂，互联网上满天飞舞，数不胜数；系统地谴责有，不多见，选一两篇备案。

网友thankbrave列举“新东方五罪”：〖HTK〗

新东方第一罪就是没有把美国当美国。在新东方眼里，至少是嘴上，美国不仅仅是远离我们的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是天堂，也是地狱，但无论如何美国都是一个我们应该去也必须去的国家。每一次开学典礼，每一次上课，新东方的老师都无比激昂地号召我们去征服美国。似乎中国的学生天生就是为了美国而生的。

新东方第二罪就是没有把英语当英语。英语是什么，是美国的钥匙，是一堆可以让你飞黄腾达的符号，至少新东方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把英语变成了单词，把单词变成了笑话。我们不知道美国人看到charisma会不会想到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新东方就是这么教的。也许我们可以生吞活剥地记住这些单词，但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记住的是英语吗？

新东方第三罪就是把出国仅仅当成出国。新东方看来，出国不是手段，是目的。出了国，你就是成功，否则就是失败。在方兴未艾的出国潮中，新东方的推波助澜不可小视。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考虑清楚了，出去了干嘛，也许出去仅仅是出去。

新东方第四罪就是没有把考试当考试。翻开新东方的密笈，你可以看到许多瞠目结舌的解题思路，不少老师宣称，不听听力听力也能做到大半对。这也怪ETS不争气，净出些自以为很有逻辑但漏洞百出的题目。但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的逻辑能力远比英语能力强，新东方做英语题，就像是小学生做智商题，题目中出来修理工就一定选这个，apple pie(苹果派)肯定难吃，ice cream(冰淇淋)肯定好吃，女生肯定是好学生，男生肯定是差生。可笑吗？为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这样的分数即便不作弊，也不是真实的。

新东方第五罪就是没有把自己当自己。新东方把自己看成是无数GRE学生的麦加圣地，似乎谁谁谁交了学费，不管他是谁，他都可以顺利出国。这和神又有什么区别？新东方在无数GRE学生中已经神化了。其实它也不过是趴在美国上赚钱而已，又要立牌坊，又要……这不是新东方的错，这是中国人的无奈，就像我们国家一些山区的孩子，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高考考到北京(去)，考到上海去，可以离开那个贫穷的地方。新东方肯定还会吸引一大堆的人，不该活着的活着，这是一种悲哀。〖HT〗

还有“网络戏说新东方”，认定新东方是“邪教”的十个理由：〖HTK〗

第一，有固定教义——“红宝书”；第二，有崇拜的偶像——玉米糊；第三，有固定活动场所——中关村一带各教室；第四，有严密组织——校长的讲解能迅速传达到每一个学员；第五，有固定活动时间——各期定时开班；第六，校长直接任命下一级头目——任课老师；第七，导致很多人神情恍惚——只知背“红宝书”；第八，在高校中发展很快——尤其是在京高校；第九，很难规劝学生放弃——他们都相信只要按照偶像的话去做，就会到西方世界；第十，首脑人物大敛钱财——采用出书、收讲课费等形式，并使学员相信只有购买其指定书籍才能达到目的。〖HT〗

比较理性的一篇帖子，是第一个采访ETS的中国媒体记者、环球时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丁刚2月17日写的。丁刚说：〖HTK〗

网上的所有文章和新东方的负责人都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有没有非法使用ETS的考题？你可以指责ETS这不对，那不对，但现在ETS告的是你使用盗版，感情不能代替法律，法官审判是以法律为依据的，不会因为你是个弱者就多给你一点儿照顾。我绝不是在帮着ETS说话，尽管我是第一个采访ETS的中国大陆媒体的记者。我也非常理解中国学生的心情，非常同情新东方的难处，特别是看了新东方负责人的答问，我也觉得ETS的确有些做法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甚至也想痛痛快快地指责一番。但感情不能代替法律。请大家仔细读一下新东方负责人的答问和有关文章，有没有一条是可以在法庭上借用来说明你盗版是合法的？

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不久，有同行就深有体会地告诉我美国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国家。所谓专业化，就是依据法律来办事。〖HT〗

丁刚的“理性”有缺陷，仅就版权官司而言不错，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读懂ETS密函的非法律性及其违法性质，不了解美国法律精神，没有意识到以后可能带来的事实上也的确发生了的严重后果。如“ETS依据法律来办事”，它就会把法律问题严格界定在它和新东方两个当事人之间，依据证据事实起诉，而不是在准备起诉的同时，动用美国政府和国会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不是“有罪推定”，波及所有中国留学生；而不是威胁如果不能打赢官司，就在中国停办考试。从ETS方面考虑，如果真是“依据法律来办事”，那倒好办了，紧紧盯住“非法使用”问题，在中国法院起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受理，开庭，质证，辩论，宣判……新东方能说什么呢？即使有说法，也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气势。也“顺便说一句”，“专业化”与“依据法律来办事”之间毫无关系，既不能用来证明ETS密函要“依据法律来办事”，也不能用来证明ETS的“专业化”水准。“专业化”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扯不上。

辱骂、责备、规劝、批判、警示、戏谑、调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无聊主义……风暴般充斥着BBS。网站的东西不可特别当真，亦不可忽视，真亦假来假亦真，真真假假，鱼龙混杂，只是情绪的垃圾筒。只不过这回跟往常的话题不一样，直接牵涉到了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利益，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问题之广泛、之复杂，完全超出了ETS和新东方的想象，用“风暴”来形容不为过。

新东方的ETS问题正沿着奇特的方向发展：ETS追杀，ETS密函，ETS风暴。

15.知识禁运？

ETS密函在“道义”上救了新东方。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把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送到了美国留学，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因此，被ETS看作“大话王、骗子和小偷”，如果是“大话王、骗子和小偷”，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话王、骗子和小偷”，而是“知识霸权”、“知识垄断”、“知识歧视”、“知识禁运”背景下的“大话王、骗子和小偷”，或者“殉道者”，或者是背负着“红字”的跋涉者。

ETS成全了新东方，使得新东方不必永远背负着十字架匍匐前行，可以站起来堂堂正正面对公众说，面对着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已经成功和还在继续努力的数十万新东方的学员——这些让新东方负罪的受益者说，面对着含辛茹苦把这些学生养大、并且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说，甚至面对着美国人说，“我错了”，并说出错的原由，愿意付出代价，接受法律和道德的惩罚。

你可以说新东方没有那么高尚，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为了挣钱，既要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好吧，我们可以在纯利益的角度展开讨论。你可能又会提出问题，ETS是个非盈利机构，它的宗旨是为考试培训服务，哪有利益可言？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追究一下ETS是怎样生出来的。从公开的资料看，我们知道ETS是一家私营的非盈利公司，制定并掌握着目前在全世界处于垄断地位的英语各种考试的标准。但是，谁在控制ETS？

有关资料证明，ETS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影子——Sylvan公司，这是一家世界最大的外语培训上市公司，在日本和韩国，他们打败了竞争对手，垄断了外语培训市场。该公司2000年下半年进入中国市场，首先接办了GRE计算机考试，创办了豪华的华尔街英语培训中心，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投资数千万美金(新东方2000年总收入的四倍多)。毫无疑问，新东方是他们在中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我们无法知道Sylvan公司面对中国市场，与ETS有什么瓜葛，有什么默契，但就血缘关系而言，我们可以断言，ETS“知识产权”纠纷没有那么单纯，背后透出浓重的商业竞争气味。这样的竞争情景多么可怕：一个商业巨人，以法律和道德的名义，一手拿着垄断标准，一手拿着垄断资本，无往而不胜。

如果沿着这条线索分析，除了ETS必须要考虑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它的自身利益也不允许它关闭中国区考试。目前，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广大的英语学习市场，经济高增长和发展潜力。它要关闭中国区考试，Sylvan公司也不会干，关闭了中国区考试，Sylvan投资就泡了汤。也正是在这点上，新东方指出，中国考生GRE分数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机考，而ETS断然否认。

新东方看准了ETS的软肋下刀子，一反常态地强硬，让ETS进退维谷。ETS的威胁——停办中国区考试的回马枪一使出来，便成了银样枪头。

说起来，ETS的两招既损又狠，密函直指留学的要害关节——各大学录取，威胁停办中国考试——割断血脉，剑剑都在新东方咽喉，意图是把祸水引向新东方，让中国学生埋怨、责备新东方，彻底动摇新东方在中国英语培训市场的道德基础，辅之以政府压力、法律攻势、垄断资本，欲置新东方于死地。原来是追杀，现在是截杀。兔子急了还咬人。结果恰好相反，此举激起了中国政府和学生的愤怒。

ETS引火烧身。密函和威胁导致的后果，ETS始料不及。他们不得不修补失误。4月3日，ETS主管研究生和职业教育的副总裁张翼培(John Yopp)博士和高级副总裁兼法律顾问梅尔豪森(Stanford von Mayerhauser)专程飞到北京。4月5日，他们代表ETS在北京发表了“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就新东方学校和个别网站试题侵权事件的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HTK〗

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注意到，近一段时间内，围绕ETS就北京新东方学校未经授权非法使用美国教育考试中心GRE和TOEFL考试试题资料一事，各种媒体给予了大量的报道，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许多准备考试赴美留学的广大考生之中，引起了极大的波动和针对ETS的猜测。有鉴于此，ETS感到十分有必要就此事向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中国考生以及中国各界人士做出如下澄清与声明：

一、有关“ETS致全美各大学的信函”

发给全美各大学及研究所入学负责人的信函实际是由GRE和托福两个董事会签署的。这两个部门代表着美国众多知名大学和学院。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注意到来自中国考生异常升高的GRE考试成绩，其中，我们亦遗憾地发现一些中国考生通过以不真实的考试成绩达到入学目的。事实上，GRE董事会提醒ETS对来自中国的考试成绩多加审慎，正在这个阶段，一些中国考生的GRE考试成绩极大地攀升。结合ETS对新东方学校的诉讼以及我们掌握的该学校向社会公开出售未经授权的全部考题的有关情况，导致上述两个董事会发函提醒他们所属院校注意中国考生成绩。他们感到这种情况相当紧迫。如果院校不能依赖考试成绩的有效性的话，那么整个入学过程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该信函均不存在对中国考生的任何歧视。

二、有关“机考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有关新东方学校声称由于采用机考才导致中国考生考试分数大增的说法，我们认为这与实行计算机考试没有任何关联。GRE机考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行，除中国考区外，我们没有发现有任何国家与地区的考试分数激增的现象。

三、有关非法通过网上及其他渠道传播ETS试题

ETS曾经授权新东方学校在课堂上使用公开的二十套托福考试试题，但并不包括GRE资料和未公开的托福考试试题。遗憾的是，新东方学校一直非法盗用、复制并销售ETS版权所属的试题资料，他们甚至滥用我们授权该校使用的托福试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相当数量的教育、考试辅导网站未经ETS允许，非法在网上登载大量受版权保护的托福、GRE、GMAT等全真考试试题及答案，因特网为这些绝密考题的流传无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ETS认为这些行为极大地破坏了考试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因而，对广大积极正当备考的考生来讲，也是极不公平的。ETS郑重要求这些单位立刻采取措施停止他们的侵权行为。

四、有关试题侵权法律诉讼

作为一个以提供知识产品为其核心服务的机构，ETS历来极为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ETS之所以决定采取法律手段来解决此事就是充分地考虑到以上因素。我们所采取的诉讼行动针对的不是新东方学校或这几个网站，而是侵权事实的本身。只有及时、合理、妥善解决此侵权事件，才能有效地捍卫教育考试的尊严和权威性，最终，使考试教育服务于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

ETS将谋求在中国现行司法框架下，通过包括诉讼在内的法律手段，制止新东方学校以及相关网站的侵权行为。

五、有关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步伐的加快我们欣喜地注意到中国政府积极地采取了行政、司法手段，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切实地维护了包括众多中外企业的合法权益。ETS对此十分赞赏，并将积极地支持中国知识产权的各项举措。我们历来重视与中国相关政府和司法机构就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沟通与合作。

六、有关ETS对中国教育界的承诺

ETS将致力于开展与中国教育界的合作，广泛进行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同时ETS将更多地了解广大中国考生需求的实际，以利我们更好地为广大中国学子提供仔细、周到、专业的教育考试服务。如果有任何中国考试培训机构愿意就使用ETS授权试题与我们联系的话，我们将十分欢迎。ETS投入大量精力向全球范围的考生提供免费的网上GRE完整试题和答案，同时，由ETS开发的GRE机考复习软件Powerprep将在今年9月免费提供给考生。ETS一直积极地为广大中国考生提供大量的考试培训教材，今后，也将更加一如既往地为他们提供最佳的专业服务，这也是ETS所奉行的专业标准。

在此，ETS谨向长期以来支持和关心我们教育考试事业的中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ETS希望继续得到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与理解。〖HTSS〗

与此同时，ETS两位副总裁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专访。

张翼培博士介绍了“密函”出笼过程：〖HTK〗

2000年，美国部分高校负责招生的老师向GRE和托福两个董事会反映中国考生一段时间以来出现GRE考试成绩异常升高的情况；2000年1月，美国的《AMERICAN EXPRESS》杂志先后两次报道了在中国有大量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托福、GRE试题的消息。为此，这两个委员会委托ETS调查这些现象，并给出评估。ETS的调查结果是，证实了中国新东方学校和个别考试网站非法大量使用、出售未经授权的全部考题的有关情况，同时发现从1999年开始中国学生的GRE成绩开始突升，而其他国家的学生成绩没有相应变化。最后，GRE和托福两个董事会将这一结果和评估分析公诸于各高校负责招生的部门，这就是“密函”的由来。因此，“密函”的签署机构实际是美国GRE和托福两个董事会，而不是ETS。但由于ETS与这两个董事会的特殊关系，ETS无疑在这封信的出笼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正因为如此，当这封信在中国媒体和学生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担忧后，ETS派出了要员，专程来华做解释和澄清工作。〖HTSS〗

他介绍，ETS和托福、GRE两个董事会是两回事。两个董事会是独立的委员会。“ETS与这两个委员会之间有协议，即两个委员会指导ETS通过考试帮助学生入学，给予ETS建立和改善考试规范的各种建议，并请ETS做一些有关考试情况的调查研究。”“已有的中国媒体对这封信的报道中，多有两个误会：一是对这封信的原委和美国的考试体制不了解，二是对信的内容介绍不全面甚至断章取义，导致部分中国学生产生不安和不公的感觉。”

“声明”发表的当天晚上，新东方几位校长在俞敏洪家里聚会，仔细研究”声明”的含义及后果，分析局势，商量对策。

“声明”和ETS要员对人民网记者的谈话不是无懈可击。ETS澄清密函不是ETS所为，而是“委员会”所为，与ETS无关，可是“委员会”在哪儿？他们为什么不出头？为什么偏要ETS而不是所谓的“委员会”出来向媒体、向中国学生解释或反击？不是ETS干的，却要ETS抻头？“由于ETS与这两个董事会的特殊关系”，“在这封信的出笼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什么“特殊关系”？什么“重要角色”？一方面强调不是他们干的，一方面又要横刀立马，冲锋在前，以至于张冠李戴、越俎代庖？语焉不详。不像是美国人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风格。

记者问到授权出版问题，梅尔豪森说，“ETS在180多个国家承办考试，但只有7个国家被授权；而这7个国家里就有中国，而被授权的机构中就有新东方学校。”中国除了新东方，还有北大英语系、广州的一家学校获得授权。

其实，记者的问题是“授权出版”，而不是“授权使用”。其他6个国家“被授权”，授的是什么权？是“授权出版”，还是“授权使用”？两者天壤之别。在其他国家授权出版的情况下，对包括新东方在内的中国机构极其有限、极其苛刻的“授权使用”，说明什么问题呢？梅尔豪森显然故意混淆了“授权”与“授权”之间的本质差别，回避了“授权出版”这一核心问题，说明ETS对中国歧视性的版权战略没有根据中国学生的需求改变，也不会改变。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算它一笔小账。按照中国目前的图书价格和版权收益，如果ETS拥有版权的考试试题和资料在中国正式出版，与单个对象有限授权相比较，收益肯定少得多。1997年ETS授权新东方使用20套托福旧试题资料，年付费25000美金，如果将其他考题授权，光是新东方一家就可能超过10万美金。而正式出版，版权收益码洋5%～8%，即使理论上年销售100万套书，能收入多少？还不算中国出版市场不规范可能的“盗版”，应该说一定“盗版”，因为100万册的发行量可是超级畅销。在中国，除了高考复习资料，没有任何一种书籍拥有英语考试复习资料如此庞大而持久的消费群，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样，这个消费群对ETS考试标准及其复习资料有着不可替代的依赖性。中国图书市场即使在WTO背景下健康规范亦需假以时日。何况，ETS不能假定是个“君子”，里面有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商业利益”不可讳言。商业领域里，没有比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更合理更符合道德更让人尊重的了。前提是，是否符合规则、伦理，是否为了一己私欲伤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分析ETS的版权战略很有意思，有点像“微软定律”(亦可称“吸毒定律”)——先让你盗版——甚至在某种程度、某种形式上鼓励你盗版——让你成瘾——形成一定规模的消费依赖市场——精心选择有代表性的目标——各个击破、各个歼灭——强行按照他们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规范市场一统江山——让竞争者俯首称臣，取得绝对的霸主地位，最终垄断市场，获取超额利润。知识加资本的新经济公式诞生了：垄断标准=垄断利润。微软的手段和目标有其令人尊敬的一致性。微软的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严格讲，最终挑战中国人的是智力和创造力，而不是道德，遵循的是大家都必须认头的丛林原则。ETS不同。ETS背后是什么？是二战以后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地位，是英语——国际普通话——这一人类共同的财富，是大资本，是具有血统意义、强权意义的标准。微软的服务对象是企业——一些冷冰冰的市场符号，ETS服务对象主要是世界非英语发展中国家苦苦奋斗的学生——活生生的追求知识、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生命。而且，它的版权战略表面看针对机构、企业，实际是要落实到每个参加考试的学生身上的，这就把这些学生置于“道德僵局”、“道德悖论”之中。ETS有很大的主动权，它不愿意付出。“使用授权”，面对一个个机构，虽然理论上能获得比“授权出版”更大的利润，但是，除新东方这样少数几个机构外，没人买他们的账。因为，中国大多数英语培训机构付不起ETS的授权开价，何况有铺天盖地的廉价盗版。“授权出版”面临图书市场盗版威胁，理论上利润比“使用授权”少。但是，英语培训市场有一个特点，与其他类图书消费不一样，绝大多数消费者要通过培训学校这个中间环节，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如果能与培训学校合作，甚至结盟，就能最大程度规范市场，打击盗版，绝对利润肯定超过“使用授权”。相对于盗版书商来说，像新东方这样的培训学校，要理性得多。

俞敏洪说：“我就搞不懂，ETS哪根筋出了问题，在中国出版资料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干？”

如果真要叫真儿，在中国目前法律框架下，新东方学校按法律是个非盈利的教育机构，虽然“私立”，但不“私有”，与ETS相比较，参照《伯尔尼公约》，更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如果想要这么辩解的话。

关于中国媒体对“密函”的“内容介绍甚至断章取义”，张翼培博士说，“密函”关于中国学生，“表述了四层意思：一是中国学生因使用了非法获得的GRE试题（这是作弊行为）而考出了异常高分，但无法确知是哪些学生；二是肯定也有中国学生没有使用非法获得的资料；三是希望各高校保证任何一个“无辜”学生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四是建议在考查学生的GRE、TOEFL成绩的同时，要参考学生其他的成绩和表现以综合判断。”

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已经不可能是ETS所表述的那种“无辜”形象，因为逻辑是这样的，“非法使用”ETS版权试题就是“作弊行为”，而在ETS对中国学生的版权政策面前，绝大多数进行托福、GRE、GMAT考试的中国学生，成年累月、过去现在、还有不可预期的将来都是“非法获得”并“非法使用”，无论如何不是“无辜”，无论如何是ETS意义上的“作弊”。这种情形太滑稽了!

中国媒体是把密函与艾文的讲话、美国媒体的报道、与新东方的官司联系来看的，何言“不全面甚至断章取义”？而且，处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经验体会，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表达，我有我的理解，效果往往不在于你的表达，而在于我的理解。冷却下来，渐渐地，我们会发现，不了解不理解的巨大沟壑之间，没有桥梁连接，某些不易察觉的内在冲突决定了事件的性质和走向。如果仅仅是利益，可以把冲突量化，设身处地，讨价还价，问题倒简单了。

ETS批评中国媒体对美国考试体制不了解只说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对美国考试文化不了解。前一半是硬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后一半是软的，看不见，摸不着，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之，中国人也可以对ETS提出同样的批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中国的考试，自科举以来，就有“作弊”的传统，“作弊”的方法五花八门，甚至巧夺天工。这算什么？!如果调查汇集中国当代高考、大学(包括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期考、毕业考试“作弊”，其方法和程度可以用最极致的成语来形容：洋洋大观，蔚成风气，叹为观止。原因相当复杂，中国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滑坡、制度设计不合理、教育观念缺失、教育方针工具化……可以写一本惊心动魄的大书。出国考试—“洋科举”还算是好的，考试标准、方法、录取，再加上大使馆办签证，每个环节都是外国人把关，中国人擅长的那套东西不灵，想插手，抓耳挠腮插不上手。一些恬不知耻的家伙雇“枪手”，一些恬不知耻的“枪手”公开招标，是极少数。中国学生和教师都非常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个庞大而严密的过滤机器，不能也不敢掉以轻心。参加出国考试的学生，相比而言，是中国学生中的精英，相对尊重和了解西方文化。“作弊”哪儿都有，形式和程度不同罢了。因此，在所谓“作弊”问题上做文章，扩大事态，接触不到问题的实质，也解决不了问题。

16.美国牛肉加工厂

描述中国的考试文化，不能忘了辅导教师这支以“高精尖”为特征的庞大的就业队伍。什么就业队伍，简直是一个新兴的无坚不摧的产业大军。

以俞敏洪为代表的新东方老师都是一批备受中国应试教育摧残折磨又百炼成钢成精的家伙。他们既是叛逆者，又是承继者。他们反对应试教育，深知应试教育对学生身体和心灵的戕害，创造力的扼杀，也深知应试教育个中三味，尖酸古怪，以及符合中国国情、通向成功、极其实用的桥梁作用。这座桥梁是“奈何桥”——地狱之桥，桥下是一片火海，走过去便是另外一番天地，掉下去便是尸骨无存，化作一缕轻烟。只要能喝下中国高考这碗苦酒，什么样考试的酒不能对付？而且，还有滚滚财源化悲痛为力量为智慧。应试教育的痛苦经历成了创造财富的无尽源泉。

最简单的推理，一个产业大军对付ETS，你说ETS会是什么样儿？像是一具腐尸被一群秃鹫撕食，像是一头牛被无数庖丁解剖。徐小平形容新东方和ETS关系，是矛和盾的关系，“新东方这支无比尖锐的矛刺穿ETS的盾”，太温柔，太礼貌，太台面，太学术，没有快感。你可以想象，一群秃鹫在天空直升飞机一样盘旋，然后一个个高速凶猛地俯冲下来，围着一具大动物腐尸(可以是狮子，也可以是老虎)，撑开翅膀，翘着屁股，锐利的嘴插进体内，把所有软组织从骨头上撕下来，顷刻间，一个庞大的骨架雕塑般完美地匍匐在空旷的原野上，风在骨缝间穿梭。你可以想象，一群智商极高的中国人攒在一块儿，专为破解美国考试的密电码。你还可以想象，庄子正在重写“庖丁解牛”的故事：一头牛拉进来，庖丁们悄无声息围上去，刀刀都在关节机理处，丁丁当当，轻灵剔透，节奏分明……庖丁们散开时，案板上牛骨牛肉，从头到尾，分门别类，干净利索，依次陈列。

新东方如同一个“美国牛肉加工厂”，一群燃烧着发财梦想的中国庖丁聚集在这里，厂长是俞敏洪。要探究中国学生托福、GRE高分奥秘，必须推开新东方—这个“美国牛肉加工厂”的大门，一个个车间走，一道道工序看，方能体会一二。第一个车间，是俞敏洪车间，也是目前为止新东方影响最大的车间，这里的第一个产品、也是新东方最有名的产品叫“红宝书”—《GRE词汇精选》，1994年出版，之后不断修订再版，到1998年就再版十几次，一直畅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也是世界GRE考试词汇量最大的一本工具书，自然就是GRE考生的一本必读书。第一版是蓝皮书，第二版鬼使神差印成了红皮书，于是有好事者，将这本英语实用性工具书诙谐地与“文革”时期那本风靡天下、“伟大的领袖”统驭中国人精神的“红宝书”联系了起来。一个是领袖的“红宝书”，一个是平民的“红宝书”，二者代表着不同的时代，都具有浓郁的时代象征意义，隐喻着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彼“红宝书”象征着政治狂热、个人崇拜、乌托邦追求、革命加拼命，一句顶一万句；此“红宝书”则是90年代中国20世纪最大规模的“出国潮”的产物、象征和助推器，完全是一副陌生而油盐不进的面孔，冷酷的，枯燥的，乏味的，工具的，技术的，实用的，具体的，确切的，稳定的，一个单词就是一个单词，词义清晰，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代表着后毛泽东“红宝书”时代。彼“红宝书”的第一句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此“红宝书”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abacus(算盘)”。前者是宏大叙事，后者是锱铢必较。前者教导人们“革命理想高于天”；后者却要让人们从天上回到人间，打算盘，而且是打小算盘，蝇营狗苟算计背单词，而且曾经是我们最痛恨的“革命对象”国家的语言单词。俞敏洪津津有味，乐此不疲。俞敏洪“红宝书”上下册，收录5000多个英语单词，约两万词汇，按照“词根词缀记忆”的方法，搜罗GRE考试涉及的全部单词，按照英语词汇结构的内在逻辑关系，检索分类，进行归纳，一网打尽。方法并不复杂，麻烦是，要在浩如烟海的英语词典中一个个找出相关的词根，一一对应，过程复杂、枯燥。在“红宝书”之前，有搞GRE词汇表的，主要的词汇书是台湾版的影印本，只有2000单词，单词量小，实用性小。有人说，“红宝书”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其实，俞敏洪要的不是学术价值，而是实用价值，切实解决学生GRE考试中的实际问题。蹲坑变成抽水马桶，铅笔上安个橡皮头，玻璃搅拌防气泡，原理简单，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其价值今天不用说，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提高了生活质量。问题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后果。我相信，俞敏洪每天上了10个小时课后，晚上继续工作，顽强编写GRE词汇，绝不会想到这本工具书会被叫做“红宝书”，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有人分析“红宝书”产生的原因时说：俞敏洪出身北大，生活在中关村这个中国大学最密集的地方，深知GRE考试的原理，以他特有的商业眼光看到了需求，写了这本书。

ETS考试标准有着明显的美国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即大生产“标准化”。标准化的好处是，流水线作业，连续拷贝，好普及，上规模。可是，英语考试不像福特的“T型车”，标准一旦“化”，便是重复率高，便是有规律可循，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其实不用“道高一丈”，只需“道高一尺二”就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杂志说俞敏洪把新东方变成了出国留学“生产流水线”，描述极准确。新东方英语考试培训流水线对应的就是ETS考题流水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秃鹫吃腐尸，破译密电码，庖丁解牛，中国矛攻美国盾，都是博弈，中国考试文化与美国考试文化的博弈。美国人不太在乎的东西，却是中国人极其在乎的东西。你不太在乎有你不太在乎的资格，我极其在乎有我极其在乎的理由。你设置了关口，我就要通关；你制定了标准，我就要超越。你把考试当作了智力游戏，当作了人生快乐的一个部分，我却要把考试当作改变社会地位、出人头地的钥匙，天堑变通途。美国考试试题不像中国高考试题，出题老师以学生为敌，以显示高明、折磨考生为乐，题目诡异，千变万化。俞敏洪曾参加过高考英语出题，他说，“有的题，出题老师都不懂，极其生僻，照出不误，特别损。”那种出题的心态，有点像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变本加厉为难考生，几近变态。相比之下，美国的考试“相当幼稚”，注重基础和常识，注重工具性和技能，GRE数学“简直就是智力游戏”，最要命的是考题词汇、题型等新旧考题重复率高，出题思路假定对象是美国学生，美国学生对考试是什么态度？一天到晚研究琢磨以往旧考题，那是有病，那是浪费生命。我问过GRE考生：“是GRE难，还是中国高考难？”大多数人认为，就所花费的时间，付出的劳动，精神的压力比较，当然是中国高考难。

如此这般，新东方便可以大展雄风了。新东方的课程，便是根据ETS的考试特点设计的。比如GRE课程，考试内容大卸5块，分为词汇、逻辑、填空、阅读、分析五大车间，早先还有数学车间，后来取消，数学内容太简单，中国高中数学水平足以应付，只需课程结束前花点时间提示串讲一下足矣。于是，顶尖高手云集各车间，各就各位，分段深加工，发力通关。在这里，我无法叙述“通关”的技术细节，叙述“通关”的技术细节也没有意义。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课程的设置，课时的安排，老师讲课艺术的要求，使得GRE考试技巧技能的训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ETS考试标准被彻底解构了。

是ETS出了问题，还是新东方出了问题？或者是两者都出了问题？

17.中美考试文化的冲突

ETS风暴来临的时候，有一块东西被中外媒体疏忽了，就是中美考试文化的冲突。

先看ETS托福、GRE的考试规则和各类考题的设计。GRE计算机考试进考场后，正式考试前，考生必须签署一个誓词：“我同意上述打印条款并证明我即为将在该中心参加考试的人，并且，我的姓名和地址将出现在申请准入屏上。我同意对所有的考试题完全保密，尤其是不向任何人和实体复制、泄露全部或任何部分试题。”

这是一个单向约束的契约，它要求所有参加机考的考生必须承担考题保密的义务——道德义务。在机考之前几十年笔考时间里，从来没有这项义务规定。根据美国法律，考题必须在一定时间后公布，之前保密。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把考试特别当回事，也没有必要整天把考试内容当一顿大餐似地回味，或者像回锅肉一样煮熟了还要重新加佐料回锅，炒出更鲜美的菜来；没有必要花大学生活中起码一半的时间准备出国考试，把准备考试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于美国学生来说，保密不保密没有意义，即使要参考原来的考题，只需要上书店买正式出版物就行了。中国大学的录取和美国刚好相反，严进宽出，大学生可以不太在乎课程压力，把主要精力用于出国考试。一些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取得出国留学竞争优势，往往准备好几年，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就像愚公移山，生命不息，挖山不止。考场出来，认识不认识的对题切磋，老师讲题，报纸全文登出考题和正确答案，然后结集出版，整个过程不会超出一个星期。

中国学生把出国考试看作“重新做人”的生死之战，敌方(ETS考题)的战略战术、一举一动、蛛丝马迹都在密切关注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国学生对已经考过的试题“保密”简直是开玩笑！中国学生可以采取权宜之计，在那一刻，吃人家饭，受人家管，明知承诺不可能兑现，也不愿意兑现，便胡乱签个名，过了这一关再说。心想，老子花1450元巨款考一回，还不知要花多少个1450元，还不能拿出去说？还不能总结经验，以利再战？1450元是什么概念？一个下岗工人四个月的社会救济，一个贫困山区三口之家两年的活命钱。中国农村贫困人口7000-8000万，城市贫困人口2000万，贫困大学生占到了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维持上大学的费用已是劳命伤财，还要上进，出国考试，攒出来的是血汗钱，考试经验成果不可能不充分利用。所以，让ETS胆战心惊的BBS讨论满天飞，试题刚考完便被翻印、传播。

一种不能得到普遍遵守的“道德”，实际是不道德。一种强迫实行的“道德”，更是不道德，甚至不人道。而且，ETS机考实行“保密”宣誓本身，就是一个权宜之计。一年12次考试的制度不用说，题库容量小，题目重复多，经不起讨论研究，是其要害所在。

美国一则报道说，2000年，美国Kaplan公司选送20个人于同一考试日，在美国不同的考试地方参加GRE机考，“其中，12个受试者能够重新组合考试试题的80%，并且前3人重新组合了考试试题的50%”，并提交给了ETS。“一位研究人员在Kaplan试题交给ETS的当天上午参加了GRE考试，结果发现Kaplan的28道数学试题中有27道与GRE吻合，30道语文试题中有29道与GRE是一样的。”同时指出，ETS机考“题库太小，而且还存在着学生通过因特网与其他学生共享机考考试的问题”。

许多学生也认为，机考是考GRE的“最佳时机”，考题重复率高，考试时间比笔考增加了一两倍，考高分的可能性大。

这就是ETS强烈要求新东方教育在线关闭BBS讨论区的原因。自己屁股上有屎，还不让别人说臭。就是这个逻辑。老子制定了标准，老子就修了这条路，老子就这么要求，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没别的辙。是没辙。谁要美国人占了先？谁要美国如此强大？谁要中国人趋之若鹜？都较劲，便陷入了一个文化的巨大误区里，交流之间便竖起了屏障。

18.考“G”一族

新东方反复告诉ETS，中国学生的成绩来自非同一般的刻苦努力。ETS不信。

不说别的，就说GRE词汇量。每一个GRE考生都知道，虽然说七八千能应付，但是要考GRE高分，词汇量至少是3万，铺底也要2万。美国日常用语也就是三五千词汇。每天背会50个单词，光背单词，要两年时间！俞敏洪高峰时期词汇量在7万以上！什么概念？平时中国人会话写作也就是三五千字，现在好了，要背一本《康熙字典》。我的一位同事，上新东方，考GRE，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书。她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新东方岁月》，其中一段讲背单词：“知道新东方的人一般也知道新东方校长俞敏洪，那个有张长脸的家伙常常手握一本GRE词汇的“红宝书”，见到人没说几句话就让人家考验他：“你可以问我第几页的第几行是什么单词。”我后来见过新东方的不少学生都这么跟人说话，而且偶然答错一个时脸上就会有悲愤的表情。”“应该说我在新东方的时光并不快乐。这不仅是因为我总是记不住单词默不对句子，更重要的是我几乎连一次正式的座位也没有坐过。这让我有一种没搭上船的感觉。当时我们是在北大化学所的一个阶梯教室里上课。从冬天到夏天，那个塞满四五百人的地方从来没有空气清新过。我几乎没有迟到过。在上学的路上，我甚至常常想我会是第一个到达教室的人，可以想坐哪儿就坐哪儿。但是每次我总是看见满当当的教室。后来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个又一个的同学：你们到底是几点钟来的？他们的回答让我觉得自己大概是老了——因为除非天灾人祸，我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起床，何况只是为了占一个正式的位子。这样我就只能坐在台阶上或者儿童板凳上听课。运气好的时候我还坐过一个高的三角板凳，两条腿基本可以保持垂直状态。”

中央电台“海外来风”主持人在节目里问一位考GRE的同学：
主持人：我想问问坐在旁边一直没有笑容的学生，我听说学托福特别是学GRE，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想问一下看起来非常文弱的小张同学，你当时学GRE是怎样一个状态？
小张：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是每个周末，赶两个小时的班车去新东方上课，来回就是4个小时。这一个星期，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
主持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小张：其他的时间一直在学习，为的是取得高分到美国去留学。
主持人：听说GRE要背很多单词，要背多少？
小张：一般GRE词汇，大概要背12遍以上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
主持人：小张同学是否认为是新东方学习给你们的培训或者资料帮了大忙？
小张：那也不完全是。可能资料能够让你知道它(ETS)考题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你可能对这个考试有一个大概的熟悉，但是这些东西不是说新东方才能提供，因为它本身提供的模考里面也有一些它的题目，也就是基本模式是什么样的，因为参加考试的时候你必须对它的基本模式有一个熟悉，它考哪些部分你要怎么准备，你都需要这些模板吧。新东方给我们的是怎样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学习，所以，可以说是新东方发掘了我们所有的潜在的精力来投入GRE考试。所以，可能美国学生从来也没有经历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一心学习。不过，回忆起来，那些岁月都是很心酸但是很幸福的。
主持人：心酸而又幸福？很奇妙的感觉。小郭同学呢？有没有这种感觉？
小郭：我想用三个数据来解释一下。首先就是我初念的时候到后来考的时候，体重下降了20斤。第二就是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IQ(智商)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我读到中间以及考完后，对事物反应特别迟钝。为什么呢？因为整天埋头读书，对社会很多事情观察力都有所下降。第三点，就是在很多时候我的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我觉得高考的时候还挺轻松的，一天可能睡7个小时吧，但是我读GRE每天只睡5个小时。
……

还要学习阅读、听力、逻辑、填空等辅导课程。几乎所有的考生考下来，都像被剥了一层皮，烤干了骨髓。极其枯燥，极其痛苦。

新东方学员中流传着北京航空学院一位GRE考生Netbug写的一首歌，很能代表GRE考生的处境和心态：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
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无所事事到围着G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总觉得模考的分数越来越难赚
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
我也许有天改名叫230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
后面还有一帮大牲口追赶
哎呦考一个皆大欢喜的分是越来越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每天能泡的只剩下图书馆
挥别了劳拉和QUAKE3—
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竟忘记了ABACUS就是算盘—
我问宋昊说怎么办
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我梦见和俞敏洪一起晚餐
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
我遍地寻不着他送的模考光盘
人生总有远和近的麻烦
功课作业永远都做不完
导师嫌我项目做得太慢
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
管它什么天大麻烦其实道理很简单
现在不拼考试就得玩(儿)完
最近发现单词又忘大半
我又买本假姨逆序词典
做题太慢错误总是不断
词汇太烂阅读也玩不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我的词汇量只剩下从前的一半
虽然“红宝书”已被翻烂
梦想的分数还是高不可攀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我不仅心烦而且还有点意乱
杨继的笑话让我温暖
G是我最甘心的负担
不烦我不烦我不烦
你比我烦我情愿心甘
我真的不烦我不烦不烦
人生很灿烂灿烂我不烦不烦

把人折磨得没模样了，才会写出这歌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到了“不烦我不烦我不烦”，“烦”得“人生很灿烂”，“烦”到了人生极致。天哪，怎的一个“烦”字了得。我敢说，除了中国，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种，写不出这样的歌来。

再看一个叫王彤华的GRE学员的诗《那个冬天》：
就在那个冬天，雪一片一片地飞，
你(指“GRE”)闯入我的视线，化作我的思念。
你离我那样遥远，我怎么看见。
过了那个冬天，泪一滴一滴地坠，
我微笑的容颜，想将你包围，
我心里的伤悲，你不会看见。
想念那个冬天，让雪花将我埋掩，
我不停地寻找，那记忆的碎片，
眼神再掩不住，心痛的缠绵。
想念，那个冬天
让往事一幕一幕再次重现，
我身后是悬崔，挡不住的严寒，
经过了才知道其实是一种考验。

“身后是悬岸”，是考G一族的准确心态。许多考生放弃了“考研”、“考博”，一些考生放弃了优厚的工作，绝了后路，背水一战。

新东方还流传着许多托福、GRE考试的笑话。有一个笑话是“GRE AT WALL”：一女孩挤上320(北京-中关村)公共汽车前往新东方上GRE班。拥挤的人堆里，一位男士的T恤后背让她眼睛一亮，上面写着“GRE AT WALL”。她百思不得其解，嘴里念念有词：“GRE怎么会在墙上呢？……GRE怎么会在墙上呢？……”到学校请教同学，同学大笑，拿过一张纸，将三个单词连写在一起，她一看，原来是“Great Wall(长城)”。

同一题材，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某男生欲考GRE，近日狂背“红宝书”，课堂背，课下背，家里背，走在路上还念念有“词”。一日，该男生在街上偶遇一女孩，见女孩穿的T恤衫背后有英语字，快步上前辨认，那一行英语字为“Gre at Wall”。男生开始琢磨：“Gre at Wall”是何意？直译为“GRE在墙上”？错!男生苦思不解其义，便不知不觉跟随女孩到了她的家门口。女孩奇怪，转身问，“你怎么老跟着我？”男生直言。女生说：“T恤衫上写的是Great Wall(长城)。”

幽默里的形象满可爱，却有心酸与苦涩。

如此痴迷，如此努力的学生，不是一个两个、凤毛麟角，而是成千上万，再加上ETS机考助一臂之力,考不了高分才怪了(其实，在1999年实行机考之前也有高分，只不过没有机考后那么多)。岂止是歌中朝思暮想的“2300”分，还有2380分!2400满分!美国人看到这种分数，绝对匪夷所思，大跌眼镜。这种GRE分数，可以列为吉尼斯世界奇迹!其他国家的考生想都不要想，也不用去想，简直就是神话。

我粗略考查了一下2400分满分的学生，大多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智商极高，努力极苦。清华建筑系大五的学生张骏，放弃保送清华研究生唾手可得的机会，考GRE，“红宝书”背了10遍，而且“采取滚动的记忆方法”。

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考生，有个2000分左右，就可以上一流美国大学。中国学生绝对不行，人太多，竞争太激烈，太残酷，奖学金名额太有限，必须以高分拉开距离才有机会，才可能踏上美国国土。美国人打死也不会理解中国考试文化中“认死理”的一句名言：“自古华山一条路。”也不会理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耀祖光宗”、“出人头地”这些俗不可耐却相当实在(当然还有远大的理想)的人生激励，由高考“独木桥”到GRE“独木桥”，由“土科举”到“洋科举”，过五关，斩六将，一路杀将过去，杀出一条血路来，遍体鳞伤也罢，血肉横飞也罢，尸陈遍野也罢，罢罢罢，哪管它，西风紧，黄花瘦，一腔热血写春秋。

“一流美国大学”是什么概念？哈佛、耶鲁、杜克、普林斯顿、伯克利、麻省理工、威斯康辛……产生一系列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总统、商业奇才的地方，是与一系列成功神话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可上九天揽月”，月亮上有什么？有嫦娥，有桂花酒。“可下五洋捉鳖”，老鳖最值钱。何等巨大的诱惑和动力呵。

GRE学员“会97Johnny”在互联网写了一首诗《晚秋》：
在这个陪着单词消瘦的晚秋，
才知道”假姨(GRE)”就像一瓶销魂的烈酒。
喝下一小口，
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和虚有，
只看见，
那哈佛和Yale(耶鲁)在向我招手。
我是多么地爱踢球，
可是离“假姨”单词背完还很久。
球缘去难留，
我只好耐着性子作verbal(语文)。
突然想起“愚公”说，
boy and girl，
你大胆地往前走，
有了“寄托”前途不用愁。

“愚公”俞敏洪没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新东方学员中有这样的气氛。而且，大学校园中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心态，“上大学的时候，你没有考过托福、GRE，你就会感觉自卑和不完整”(何钢语)。托福的考试群体与GRE考试群体不一样。考托福的群体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名校大学生，为了出国奖学金，实现人生理想；第二类是高官子弟或家里有钱的人，自费出国，飞黄腾达；第三类是想提高英语水平，虽然这种想法非常荒唐；第四类是随大流，一个寝室，大家都考，不想考也去考一下，闲着也是闲着，不考便落群，或像个异类，或低人一等。最疯狂的时候，为了能报上名，获得考试资格，凌晨3点就去排队，排到7点，能排到一两千人，未必能排上。GRE考生不同，没有相当的英语基础，不敢考。有钱人家孩子不愿考，不去遭那个罪。托福针对的是非英语国家的人群，GRE则是包括英语国家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即使是美国学生考GRE也不容易。GRE的一些词汇，并不是通常使用的词汇，甚至有的生僻。仅用词汇量来衡量，如果没有一万词汇量垫底，想都不要想。考GRE的，大多数是理工科学生，只要努力，有一定基础，一般都能出国留学。所以，GRE考试群体基本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的精英群体”。由此演变为宋昊在课堂上的口头语：“不上新东方，人生不完整。”

有GRE学员写文章说：“同志们，特别是男人们，有没有考过GRE？没有？!人生不完整啦!有没有去过一个叫“新东方”的地方？又没有？!唉，人生更不完整喽!”

后来托福、GRE又产生了新的族群，就是想来新东方涮一水，感受传得神乎其神的新东方气氛，在集体生活的大熔炉里炼一把，更有极致者，只有一个目的，见见被神话的俞敏洪和新东方那些“天王级”老师，徐小平、王强、杜子华、胡敏、宋昊、杨继……真是奇妙，教书能教出明星的感觉来。

于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学意义的青年群体聚拢在了新东方旗下，与新东方的老师一起花样翻新地制造着“新东方神话”。在ETS眼里，“新东方神话”等同于“中国神话”。可是他们不明白，没有“美国神话”，哪有“新东方神话”？哪有中国考生的高分“神话”？哪有“中国神话”？

新东方又要给高分考生发奖了。每年新东方都要为托福、GRE高分的同学发奖。2001年春天的发奖地点是中关村礼堂，发奖标准6000元(GRE2400分满分6人获奖)、3000元、1000元、600元、300元不等，获奖者有1000人，场面壮观。当念到×××、××GRE2400分时，全场便是一阵骚动、掌声。这种场面相当刺激，相当夸张，相当强化。我在现场，观察学生的面部表情，相当丰富，兴奋、渴望、羡慕、茫然、失落、冷峻、鄙视、无奈……什么都有。

发奖大会和新东方的大讲座一样，排着长队，晚了没有好座位，甚至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听。

“牲口一般的生活”(一位GRE学员的回忆文章语)已经结束、正要结束、刚刚开始、即将开始。

*GRE满分2400分，“2300”是考生梦想的高分。
*GRE老师杨继戏称GRE高分者是“大牲口”。
*“劳拉”和“QUAKE3”是电子游戏。
*“ABACUS”是“红宝书”的第一个单词。
*“假姨”指GRE谐音

第三章 百年美利坚

19.洋插队情歌

华盛顿四五月份是鲜花盛开的季节，对别人是快乐的季节，对徐小平是灾难的季节，14年前他在这儿落下了花粉热过敏病根儿，所以今天他刚起床，“阿嚏、阿嚏、阿嚏……”，一连打了八个喷嚏，打得波澜壮阔，地动山摇。今天不能睡懒觉，还要跟美国人谈判。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美美地怀念北京的日子，昼伏夜出，率性而为，如果想，可以从太阳升起，睡到太阳落山，再洗个桑拿，一晚上精神抖擞，排队约好一系列人，挨个见，直到把别人谈倒谈趴下。第二天，别人精神萎靡去上班，他回家睡觉。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一肚子气。大家在华盛顿一碰头，俞敏洪就说，不要住太好的饭店，虽然他们住得起，可以省出两千美金吃龙虾，而且两个人开一间房，他和俞敏洪一间，王强和杜子华一间。花学校的钱，俞敏洪说了算。挑人住，徐小平只能和俞敏洪住一块儿。王强只要空下来，就是读书，不跟人废话；杜子华则鼾声如雷。俞敏洪不管怎么样，耐烦不耐烦，是个绝好的听众，而且，他本人在新东方，以“影响俞敏洪，批判俞敏洪，改造俞敏洪”为己任，以“军师”为己任。“头人”和“军师”，一高一矮，一瘦一胖，捧哏逗哏塞一块儿，只能如此。“农民!”他心里暗骂，“住那么差劲的饭店，两个大男人住一块儿，美国人知道了笑话。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值当吗？”不高兴，不好说，王强、杜子华都是不太讲究的人，王强尤甚，这次来带了三本书，《关于书的书》(英语)、《哲学的愉悦》(英语)、《周作人文集》，书痴、吃书，只要有书，反正是与谈判无关的书，吃住无所谓，场面上的事无所谓。新东方夏天上课，穿一件T恤，好几天不换，像是盐湖里面涮过好几水，盐渍重峦叠嶂，恶臭而不觉；与ETS进行华盛顿谈判，那么正规严肃的场合，穿了一套糟糕的西服，打了一条糟糕的领带，而且他的西服暗藏机关，衣服右兜破了个大洞，装的东西要从漏洞钻进去，从左边掏出来。唉，俞敏洪说大家买一套好西服，最后没舍得买。没有同盟军，说出来，大家又会说“小平大手大脚，爱花钱”，强化这种印象不好。住了个破饭店，安顿好出来，要吃好的，要喝啤酒，劝都劝不住，明天就要与ETS的重要人物谈判，今天应该好好准备，商量对策，喝酒不是耽误事嘛。骂归骂，睡归睡，心里郁闷，醒来打喷嚏，美国花粉比中国花粉刺激。花粉过敏病根都是次要的，此时喷嚏，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于是本能地夸张地发泄花粉过敏，主要是耍脾气，发泄不满。如果不是俞敏洪在场，估计喷嚏不会有那么大的动静。要不然，谁会数自己某年某月打了多少个喷嚏？不多不少八个！确定无疑八个！斩钉截铁八个！对数字缺乏概念、极其麻木的徐小平，能刻骨铭心地记住某个数字，一定说明这个数字很重要。

俞敏洪了解徐小平的德性，不言语，听不到，看不见，该干嘛干嘛，反正是省钱，一脸坦然。

第二天，2001年5月1日中午，他们吃完饭，去华盛顿K街1909号MBP律师行华盛顿分部。MBT律师行是美国一家有100多年历史的大律师行，有900多名律师。老布什时期的商务部长米奇·坎特，知识产权谈判代表李森智、莱尔都是这家律师行的成员。新东方聘请MBP律师行作为ETS官司的法律代表，由他们安排这次谈判，便是考虑到他们熟悉美国、中国知识产权的历史、现状和运行规则，能够充分体会和理解新东方在中国背景下生存和发展，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立场。这一点，对于新东方非常重要。

新东方四巨头走进这幢气派的大楼，惟有徐小平感受与其他人不同。14年前，徐小平在华盛顿一家餐馆打工，到过这幢大楼屁颠屁颠小跑着送快餐。楼还是这幢楼，却是两个徐小平了。

1987年，徐小平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天，揣着到美国学习西方流行音乐的梦想，从北大的天上到了温饱底线的地下，一美元一美元地挣，求生存，没发展。他当时已经31岁，联系了一个大学，半奖学金，免学费。这里是美国流行音乐研究中心。到了美国，半奖免学费就变得没有魅力了。妻兄告诉他，在美国打工，半年就能挣一万多美金，一面挣钱，一面等加拿大签证，去加拿大学习，和美国一样，还能和先他半年去加拿大留学的妻子团聚。一万多美金，真是个天文数字!在北大工作，一个月也就是100多块钱，一年不到1500块钱，十年15000元，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价，在美国干半年，能挣出国内四五十年的工资。这个账不能算，一算吓死人。诱惑太大了。按徐小平的说法：“我出国，整个国家就换给我20美金。”还在王府井跟一个老太太换了50元黑市美金。他出纽约机场的时候，见有募捐的，像个大方的有钱人，随手就给了一美元，零花钱的七十分之一。什么流行音乐，还是赶快挣美金，一是还账，一是去加拿大见老婆。读书，加拿大也可以读。

还账是个大问题。出国需要8000块钱，是北大一个的穷教师七八年的工资，可算是一笔巨款。东凑西凑，不够。去找一个平时要好、家里比较富裕的朋友借，朋友自行车驮了钱来，最后的一刻没借给他。朋友似乎也有不借的道理，借给他，猴年马月能还？“借钱给你，万一你被车撞死了呢？”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朋友这时没有祝福，把人出行前最不吉利最不该说的话都憋出来了。朋友把不借钱的理由推到了极致，徐小平傻眼了，低头嗫嚅，“完全有可能，完全有可能……”，整个人不会说话了。哪像是北大文化部长、叱咤风云的徐小平！

没钱，飞机票都买不起，出个鸟国！只好厚着脸皮去找俞敏洪母亲。都知道俞母早就是万元户，但是，天知道借得来借不来。俞母精明，虽然有钱，农村妇女，挣钱极不易，平时省吃俭用，钱攥得紧着呢，试试看。

那时，俞敏洪在六郎庄租了农民几间平房。
“阿姨，我要出国，想找您借几千块钱。”
“借多少？”
“2000块。”
“2000块？徐老师，不少嘞……”
“……”
徐小平一时语噎，再说不出话来。

俞母知道，徐小平这种知识分子，面子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张嘴借钱。平时，借钱比扇他一个嘴巴子还难受。俞母说了一句让他终身难忘的话，“徐老师呵，敏洪不容易，我的钱也不容易，一分钱就是我的一滴血呵!”那意思翻译过来是：“徐老师呵，我借你钱，你一定要还呵，你不还就是要我的老命呵!”

老太太的话不过分，钱是一分分攒起来的。2000块钱，就是老太太2000滴血，不还钱，就是谋财害命。徐小平发不出这种毒誓来。他轻轻地说：“阿姨，我会还您钱的。”

曾在北大风云激荡的徐小平，为几千块钱摧眉折腰，小屈辱了一下，终身难忘。一个31岁的大男人，借北大同事母亲——农村老太太一笔巨款，已经恩重如山，打工还钱，头等大事。

刚到美国，一切都新鲜。纽约机场下了飞机，看到有“热狗”卖，就对来接他的妻兄说，“买个热狗吃。”
“难吃死了。“妻兄说。
“我得吃一个，“他坚持，“热狗是美国文化的代表，我要求吃一个。”
妻兄明白了，他想吃电影里和小说里看来的“美国文化”，好奇，要对美国文化有真实的口感，于是给他买了一个。

他们转机去雅典城，俄亥俄大学，刘江要结婚，他去当证婚人。雅典城是个小镇，大学城。圣诞节前夕，俄亥俄大雪，草地碧绿，雪白和碧绿，还有家家户户的红瓦房，房里房外，圣诞树张灯结彩，气氛热烈而清净，像是一个童话世界。

刘江开着车，“小平，你看，每小时120公里。”
“呀，北京可没有这么高的速度!”

热狗、白雪、绿地、红瓦房、圣诞树、高速公路、120公里车速……北京到纽约十几个小时的飞行，真是一个梦幻般的“时空之旅”，把他带到了想都不敢想的童话世界。

他在雅典城呆了七八天，去了华盛顿。北京到雅典城，让徐小平完成了一个“时空之旅”，换了人间；雅典城到华盛顿，又让他完成了一个“时空之旅”，又换了人间。他要谋生，他要还债，他必须像所有的留学生那样打工。

他的形象完全变了，戴一个没有顶的无檐圆帽，围着一条紫围裙，两臂套着狗屎黄的长胶手套。这身打扮，让他矮胖身材愈显矮胖。紫围裙强化了他的情绪，像是一张巨大的气得发紫而变形的脸。他在一家叫“春卷先生”的餐馆打工，工种和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一样，用高压水管洗碗。王启明洗碗受气，郁闷了，憋着劲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前北大教师、大学校园歌曲的发动者徐小平，“每天拖着疲惫的憋着积累了半年多性欲的身躯去打工”，师傅站在洗碗池旁边，师傅1980年从中国移民美国，是孔祥熙厨师的儿子，“一边抽烟，一边淫荡地”笑话他，“嘿嘿，北大的徐教授也来洗碗!”

王启明憋着劲唱歌，徐小平憋着劲写歌，写出了《留学生涯——洋插队情歌》。
……

5月2日下午，他们与ETS谈判完出来，徐小平去找刘江。刘江开车送他回饭店时，经过“春卷先生”，刘江在这里打过工，知道徐小平也在这里打过工，问道：“小平，想不想进去看看？”

这时已经6点过了，“晚风习习，霓虹初亮，天上泛着透明的青光。”他和刘江悄悄地走进去，内心“冲动”而“激荡”。服务员迎过来，问：“要买点什么？”他笑了笑，“心里想，我要买回我失落的一个梦想，但是永远没有了。”

饭馆大格局还是一模一样，还是那些桌子，柜台和厨房之间有一道镂空的墙。再看看厕所，厕所已经改造，“已经变了，变得又窄又小，而且变脏了”。

他对刘江说：“这就是《留学生涯》诞生的地方。”

西方的月亮升起来
和家乡的一样圆
读了一天PHD
还要去CHINATOWN洗碗
打黑工，不浪漫，没有钱，更困难
留学出国，前途渺茫，后路已断
岁月，来去匆匆忙乱
青春，一误再误短暂
山穷水尽疑无路
出国好像是阳关
两只皮箱一个梦
雄心壮志离家园
谁知留学的心酸
越穷越爱做预算
怎么做也难周转
要付学费，要付房租
要买本PLAYBOY温暖
想温柔，在长安，有爱情，无团圆
奋斗一生，海角天涯多孤单
中国，这才发护照探亲
外国，却不给VISA入境
再苦再累不要紧
夫妻分居怎么行
说是国内不HAPPY
出国却更HUNGRY
没有选择的生存
买了一辆旧汽车
照张像寄回家
告诉朋友，告诉爹妈
这是辆丰田TOYOTA
TOYOTA、NISSAN、HONDA
日本车，遍天下
中华民族，难道你就不如人家
地球，日日夜夜旋转
中国，你分分秒秒追赶
十年一觉出国梦
梦里常回旧家园
老父老母天天望
心中姑娘夜夜盼
故乡水最美最甜

这首歌，后来被徐小平带进了新东方，成为“新东方第二校歌”，成为新东方校园歌曲，好几年来，感动了新东方许多学员。这首歌带着典型的80年代色彩，国门刚刚打开，出国者年龄偏大，两地分居，性压抑，思乡思家，老婆孩子，中国护照管制严格，签证困难，外面的一切都陌生，生活没有保障，日本车风行美国……“每个留学生心灵的圆明园又被烧毁了一次，在凌辱中接受文明。”他说。

徐小平出国更像是逃亡。北大曾经带给他辉煌，也带给他屈辱。他政治上想进步，申请了五六年，思想汇报写了一大摞，就是入不了党；像所有青年教师一样，结了婚没地方住，到处打游击，抢占房间被撵出来，一个朋友大义凛然，腾出了北大乐器仓库，让他们夫妻有个窝。乐器仓库有个院子，院子里有几棵大树。他爱看电视，家里没有，除夕的时候，带着礼物到同事家，不是为了聚会，仅仅是看电视，为了去不去同事家看电视，夫妻龃龉，风雪路上，大闹一场。去上海寻找出路，想任命他当文化局的处长，一问，不是党员，拜拜您呐。妻子先出国，东拼西凑借够了钱，去办签证那天，夫妻俩在人民大学东门外路边小摊吃馄饨，仔细放好了包，临走还是忘拿了，走出好几百米才想起来，“呀！包没拿！”包里有妻子出国的全部证件和钱，全部的心血，全部的努力。他就像弹簧一样，腾地弹起来，以平生没有过的速度蹿回去，又以同样的速度蹿回来，妻子看着他矮胖的背影和回来时大汗洗面，浑身淋漓，脸色白里透青，人都跑变形了，跑小了，“想哭”。这时候，谁也哭不出来。

20.梦断留学

美国是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与所有的西方列强不同，它用中国人最屈辱的钱，为中国人办教育，水木清华，一个出国预科学校，成了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大师云集，天才辈出。它还接纳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凡150余年，1847年自容闳辈始。

2000年春，俞敏洪和徐小平专程赴耶鲁大学出席钱永强MBA毕业典礼，迎接钱永强回新东方工作。

闲暇时，徐小平和一电视记者听说“中国留学美国第一人”容闳毕业于耶鲁，死后葬于耶鲁校园，便去寻踪。他们错了。容闳是毕业于耶鲁，但是他1912年4月20日11点30分病逝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284号，葬于哈特福德城西带山公墓。

1972年，台湾教育部长蒋彦士在容闳墓前立了一块纪念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碑文曰：“先生字纯甫，德才朗识为我国学生留学美国之第一人。归国后，力主遣幼童留学国外，当轴者纳其言。1872年乃遴选学生三十三人，由先生携以赴美，遂开我国派遣留学生之先河。而中美文化交流，亦以此为嚆矢也。自先生初次携学生赴美，至今适届一百周年。寻声考迹，想高躅于当年；振铎扬芬，播景行于终古。维兹俊哲，实系人思。爰泐碑文，借申虔慕。”

后来，容闳用英文写了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商务印书馆出版时的书名是《西学东渐记》。“西学东渐”约定俗成地描述东西方文化交流绵延至今、将不绝于未来半个世纪甚或一个世纪之潮流。

“西学东渐”，强虏外辱，诱发出国留学潮流，晚清至民国第一波，波澜壮阔，大师、栋梁辈出；第二波，冷战时期，向苏联学习，工程师滥觞；第三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韧，90年代末21世纪初渐至潮头。

《西学东渐记》留学部分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是怎么出国的，一件事是容闳回来后，怎么奏请朝廷派遣幼童留美及其周折。他在“自序”中说：“遣送幼童留美诸事，此盖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孤诣以从事者也。而不旋踵间，留学事务所竟被解散矣，百二十之留学幼童竟被撤回矣，予之事业其亦告终而已乎！幸者，首批幼童中，有二三子坚韧不拔，勤奋精进，卒成经世之才。因其呼号援引，始得中国学生复能万里来航研讨西学。中国之强，或在兹乎!”

“二三子”中有伟大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中日甲午海战的英雄吴应科、清末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翻译家蔡廷干、民国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

他把留学“研讨西学”放到“中国复兴”、“中国之强”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他的一生是把“西学东渐”作为自己事业的一生。容闳的故事，是中国留学史要重重记一笔的大事。

英国人H·N·Shore在《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中记载：1841年，“……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进学校来。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着上山打柴过日子。她希望孩子在学校里多呆些时候，学点儿英文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末后，这位贫穷的妇人，因生计完全不能维持，所以要把孩子领回。……有一人听到此事，表示保证维持她的生活，以便使小孩留在学校。此举长达17年之久。勃朗先生在领导这个学校七个年头之后，回到美国去，把班中最好的三个学生带走，其中一人就是那聪慧矮小的学生容闳。”

容闳是澳门人。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上学的学校叫马礼逊学堂，1836年创办。勃朗先生是该校的美国老师。

2000年俞敏洪和徐小平坐波音747，十几个小时就到了美国，出席容闳耶鲁校友钱永强的毕业典礼，而153年前，容闳、黄胜、黄宽在黄埔港乘坐美国“亨特利思”号帆船，经印度洋，绕好望角，渡大西洋，历时98天，才到达纽约。这种天上波音747与海上帆船的比较，让我们在历史的图景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们还在“西学东渐”的时空里。在“自由之精神，活泼之思想”(容闳语美国)的感召下，由容闳建议，曾国藩支持，满清1870年在上海设立留美预备学校，从1872年开始，挑选平均年龄不到15岁的少年儿童，以每年30名的规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4年120人。新东方每年培训学生几十万人次，经过新东方培训留学美国的学生数万人。全国留学生至少30万人，而且人数还在继续扩大。你会发现，150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美国学习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容闳是个悲剧英雄。他的伟大计划夭折了。在保守派的反对下，120名留学生“1881年凄然回国”。
……

徐小平他们的摄像机没有找到容闳——这位中国留学西方的先知先觉者，却足以表明薪火相传、来者可追的心迹。H·N·Shore就在中国留学事业重大挫折的这一年——1881年预言：“一个能产生这样人物(容闳)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

中国已经或正在兑现这个预言。新东方四巨头来华盛顿谈判，毫无疑问，正是为了兑现这个预言，“成就伟大的事业”。

21.从 “鬼话”到 “人话”

整个过程，王强没说一句话。虽然他是“美国思维口语教学法”的开创者，有一口标准而有魅力的美国口语。“头人”俞敏洪、快嘴徐小平把说话时间都占满了，轮不上说。王强是个学者，一个教师，他更适应那种五六百人大课堂挥洒自如的教学，对这种刀光剑影、暗藏杀机的商业谈判丝毫没有兴趣，虽然他在一个月前还是新东方的CEO，全面负责新东方的行政事务。王强感兴趣的是谈判本身，也就是说话——口语本身，一个纯学术问题。杜子华虽然是同声口译专家，但在新东方和ETS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根本派不上用场。大概ETS人的经验里，与中国人打交道，正式谈判场合，想必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在谈判中涉及的所有的语义背景，这些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某些方面可能更熟悉。

王强正在研究“中国人英语口语习得史”——从“鬼话”到“人话”。“鬼话连篇”，那是骂人。英语在中国曾经就是“鬼话”。发韧于19世纪中期最早对外开放的商业口岸之一宁波的“洋泾浜英语”，就是“鬼话”；那时广州出版印刷的英语教材，直接就叫《鬼话》。

王强在谈判桌前浮想联翩。根据他的研究，中国人学英语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启蒙期，19世纪六七十年代。特点是，一“以字为本，简略之极”；二“以中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汉文化的生存实境使英文就范”。例如《鬼话》曼＝man，发茶＝father，抹茶＝mother，土地＝today，胖打肚＝potato(土豆)；《无师自通英语录》sixty＝西克司踢，about＝厄保忒，hundred=亨得儿来得；洋泾浜英语的代表《别琴竹枝词百首释》，即“Pidgin(别琴)English”，编者开宗明义说，“‘别琴’二字肇于华人，用以作贸易、事端二义。英人取之，以为杜撰英语之别名，盖极言其鄙俚也。”英语，鄙俚之语也。洋枪大炮顶着，刚刚蒙受割地赔款的屈辱，说“鄙俚”，这还是客气的，老祖先说，只要不是“华夏正音”，都可视为“鸟夫舌之音”。

第二个时期是理解期，其特点是“以夷制中”，对英文句子的结构——语法开始关注，并针对中文语法进行反向关注，代表著作《马氏文通》。

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期。80年代前后，用英语表达中国人的生活内容，有着浓重的意识形态特征，代表著作《许国璋英语》(旧)等；“不地道，有削足适履之感”，“因无真正适用的语境，必导致‘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其特点是，以“语言”为本，文化隔阂。这一时期，出现外国人编的《英语900句》，注重以文化为本的语言表达。90年代出现《走遍美国》，加深美国生活和文化介绍。

第四个时期是深化期，进入90年代，百家争鸣，注重英语的方法论，出现了众多流派，比如“美语思维”等强调表达、沟通、交流。

这种文化认识的独特脉络别有一番滋味。

根据实际的经验，王强所谓之“启蒙期”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无论是学习方法，还是主导意识形态，20世纪70年代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以贯之，别无二辙。19世纪是传统文化和中国习俗本位，20世纪所谓“成熟期”是以政治文化本位，都在被启蒙之列。

一部中国人“英语习得史”，可见西学东渐，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文化转型、社会转型之困惑，之艰难，之漫长。100年之久，仍需启蒙。严格讲，中国社会还在巨大的惯性里，启蒙的道路还没有走完。

英语教育更是经过了周折而坎坷的道路。早期的英语教育是西人教士和商人在澳门、香港、上海等地的“西塾”，学生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李鸿章称之为“流品甚杂，不齿乡里”。

要跟洋人打交道，却不习洋文，不通洋理，实在是吃亏。曾是满清政府第一任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在1859年上清帝《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摺》中说：“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要莫切于是。”设学堂，识“夷文”，通“夷情”，乃当务之急。

李鸿章在《请设上海学馆摺》中说：“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言语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能读我经史，于翰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外国公使、领事均有译员，而中国惟有通事传语。其人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奕提出“设立文馆”，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与外国交涉事情，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能望其妥协？”

皇帝恩准。于是，1862年(同治元年)，北京成立了中国国立第一个英法外语学校——“同文馆”。同文馆挑选学生的范围是“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老师本想在广东、上海商人中挑选，挑不出，只好用了英国使馆推荐的牧师包尔腾(Burdon)。有了老师没学生。那时，学习“夷语”几乎等于下三烂，八旗子弟不愿意来，清政府实行奖励政策，每月发给“膏火银”三两，学习优秀者，另有奖金，三年学成后，视成绩授予七、八、九品官职。给钱给官，诱惑巨大。1862年6月11日同文馆(只有英语班)开学时，才招到了10名学生。

入学的八旗子弟，也不是富家子弟。10名少年学生中，有一个后来成为旅游家和职业外交家的张德彝。张德彝家籍汉军镶黄旗，入关后堕入城市贫民。即使是贫民子弟，也不把学外语得钱得官看作正途。张德彝声名显赫，曾做到了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由“即选知府”、“即选道员”到伦敦使馆参赞，出使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大臣，同文馆出身仍让他有“强烈的自卑感”。他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按指八股制艺)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按指读传统的圣贤经书)为要务。……”

面对那些科举试第“正途”做官的人，他羞愧为伍；那些人面对张德彝时，极其藐视，视为歪门邪道，亦耻与为伍。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留学生那样，和不懂英语的中国人说话，不管对方听得懂听不懂，不时地蹦出几句洋文，作为炫耀的资本，证明身份的优越。他的墓志铭有这么一句话：“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悲夫!”

确实可悲。你会英语，人家请教，你不告诉人家，反而鄙视人家的好学和自己的专长。他当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仿佛乃是迫不得已。同文馆办得不顺利，尽在情理之中了。

张德彝等3年毕业后，洋务派倡议扩大同文馆教学范围，增设天文、算学等馆，还要招收“汉文业已通顺、年在20岁以外”的举人、贡生，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愿意入馆学习者”，并要求翰林院的检讨、编修、庶吉士等参加学习。

此倡议在朝野引起掀然大波。围绕着同文馆“扩招”，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守旧派说，此举乃“用夷变夏”，“文崇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可谓“国耻”。京城出现了许多对联嘲笑、讥讽洋务派的倡议：
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
孔门弟子
鬼谷先生
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洋务派反击，说：“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利，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遂可血其耻乎？”

其实，洋务派的对手不是几个守旧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结果“扩招”了半天，没人响应。“天文算学招收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盛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人愿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考者。一有其人，即为同乡同列所不耻。”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说有一两个想去同文馆就读的人，即被乡党同僚责骂为“不是东西”。

与此同时，同文馆教习英语也是大打折扣，新旧同室，泥沙俱下，出来的人，有出息的人不多。即使是最有出息的人张德彝，观察西方时也很大程度上带着东方人的文化优越感。他游历巴黎时看到了西方人发明不久的避孕套，说，“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他把避孕套称作“英国衣”、“法国信”。

他评论说：“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按他的观点，当然也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戴“英国衣”和“法国信”的洋人“罪不容诛”!也别说他不明白，他之后100年大多数中国人也不明白，洋人“倒凤颠鸾”（快乐）本身就是目的。

同文馆倒也成就不小，1862年创办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40年培养了28名高级外交官。如果没有这40年，真是不堪设想。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同文馆这样的官办外语学校能培养出容闳那样倡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人。

别说外语教育“幼儿期”的同文馆，就是今天“成熟期”的现代大学，会把“自由之精神，活泼之思想”作为教学目标吗？就是当今中国大学中思想最活跃的北京大学也不会开宗明义地倡导。“自由之精神，活泼之思想”几乎与“大逆不道”是同义语。……

由同文馆而京师大学堂，而北京大学，而清华大学……而新东方学校，ETS不会明白，新东方人能到华盛顿来就知识产权问题与他们谈判，套用美国人第一次登月宇航员的话：对于新东方人是一小步，对于中国历史是一大步。他们所接触的新东方人，已经不是“瓷器”人和“唐人街”人。

俞敏洪多次说，新东方之所以在ETS知识产权问题背负沉重，无论什么理由，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就是“要对历史负责”，就是要在中国社会融进国际社会，尊重普世规则的过程中，“留下一个良好的记录”。李森智、莱尔这些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美国人明白，新东方这一步意味着什么。新东方人自己未必明白。

22.热脸贴凉屁股

ETS北京“声明”有软肋可以反击。但是，反击达到什么目的？能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比如能否继续保持长期坚持的接触、对话方针，促进ETS资料在中国公开出版？不管怎么解释，能否驱散“知识产权”阴影？大家在俞敏洪家里聚会，都很犹豫，拿不定主意。

他们注意到，ETS“声明”的调子比“密函”和艾文讲话明显降低，在充分肯定绝大多数中国考生成绩的同时，保证不会关闭中国区考试，而且强调ETS与新东方的“知识产权”纠纷，将对事不对人，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限定在当事人之间解决，预留了接触、谈判的大门。

最后，不反击，不扩大事态，保持接触，积极促成与ETS最高层面对面谈判的策略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策略是不是一厢情愿？ETS密函出来后，俞敏洪以新东方校长的名义，多次致函ETS最高层，力图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2月21日，俞敏洪致函ETS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兰德格拉夫(Landgraf)，信中说，“我们目前已经停止了对ETS版权资料的印刷和销售，同时，我们今后也不会采取任何不当之举，包括未经授权使用ETS的资料。就其他地方的侵权而言，我们正在积极想办法，以期有所帮助。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们是一个私立的非盈利的机构，虽然我们在中国取得了广泛的尊重和影响，但是，我们只不过是中国市场的一个部分，我们没有权力关闭这些网站，虽然我们希望与你们合作来确保多达23个网站不再侵犯你们的版权。事实上，我和我的同事们这周会见了教育部的相关人士，并与他们就此事和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在这方面，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做，但是，我们也同时需要你们的合作与协助。如果我们自己的资料被不当地进行拷贝或不当使用，我们当然也会采取措施。”“我们希望能和你们共同提出一个（资料使用）许可方案，在此方案中，北京新东方学校可以以一种能够保护双方利益的方式合法地使用ETS的资料。我们也非常愿意和ETS共同提出解决方案来改变我们目前不利的状况，即中国学生和其他一些机构而不止是新东方学校只能非法地使用ETS的资料，因为他们无法以合法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料，将该不利的情形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如果中国学生能以合法的方式来准备ETS的考试，才能有效地打击盗版和ETS资料的非法使用。对于ETS来说，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出版其资料，即那些已经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出版的资料。只有这样，我们在帮助贵方打击中国的对ETS资料的非法使用时才会容易得多。”“北京新东方学校已经多次提出了希望能有机会和您直接进行会晤，以便解决这些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未能如愿。我希望向您澄清的是：对于我们来说，能与ETS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利益，我们一直努力去这么做。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在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和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达成解决方案。我们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赴普林斯顿就此事与你们磋商。您或许正等待着你们在北京的起诉结果，但是，我还是敦请您能够与我们合作而不是通过起诉来解决所有问题。当然，我们最终会服从法院做出的任何判决。但是，我们现在正准备与你们达成庭外解决的方案。”“暂且抛开新东方不论，我所担心的是，如果ETS事件在中国升级并演变成一个政治性事件，再想达成一项双赢的协议就极其困难了。如果有可能，您能和我们一起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案吗？”“希望能在美国和中国见到您和您的同事。”

3月4日，在上封信没有回音的情况下，俞敏洪再次致函兰德格拉夫：

尊敬的兰德格拉夫先生：

我听说您和您ETS的同事最近几天要访问中国，本着合作的精神，我致函给您，我希望您在中国期间我们能有一次直接的会晤。我相信，我们之间的会晤将会对消除您对中国市场的担忧大有裨益。

我们想让您知道，通过直接的对话，您可以达到您现在正在努力通过法院想达到的所有目标。我们非常愿意与您和您的机构合作来保护ETS的版权，并且维护ETS考试的统一性。因为我们也知道，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来保护中国学生的利益了。我真的找不出任何原因，即为什么您的机构和我们的学校不能免去一场冗长的法律官司而利用这段时间来努力达到双方的目的呢？

我想再次重申我在2001年2月21日给您的信中所表明的观点。在那封信中，我根据您给我们提出的三点要求，详细地介绍了我们正在做和可能做的事情。我同时还表达了我们的强烈愿望，即避免造成一种对中国学生和ETS都不利的敌对情绪，如果您收到并阅读了那封信，我希望您能够逐渐认识和理解我们在寻求合作的决心和诚意。

即使您一再坚持要在法院起诉我们，我们也还是希望能与您见一面。现在，我们更关心的是ETS在中国版权问题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而不是我们学校在法院判决中的输赢。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ETS即使今后在所有的法院判决中频繁胜诉，都将很难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我们意识到，如果新东方的发展是可持续性的，我们则有必要帮助ETS在中国的版权问题找到一个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考虑到我们的学生和两国交流的利益，无论你们是否继续坚持起诉我们，无论我们在法庭上是否输赢，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提出这样的可持续性方案。为了达成我所提出的该解决方案，我再次请求能与您尽快地会晤。

希望能在您方便的时候得到您积极的回复。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俞敏洪

皆没有回音。

为了能表达新东方积极而富于建设性的解决ETS问题的诚意和决心，创造出新东方与ETS对话的良好氛围，今年年初，在胡敏的领导下，编出了托福考试复习资料。这是非英语国家编出的第一套托福考试资料。2月份，新东方做出了一个重大举动，不惜成本，不算运费，投资450万人民币，到美国购买两万本ETS正式出版的GRE考试资料《GRE练习备考大全》(即通常所说的“GRE大书”)，零售价30美元一本；还订购了《GMAT总复习》一万册。12月继续投资155万到美国购买ETS原版考试资料。

ETS掐着脖子，新东方不愿意背盗版的恶名，学生的需求还在继续增加，除此，别无他法。花605万人民币(不包括运费，后退回170万)到美国订购图书！新东方一不小心，干了件中国尊重知识产权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是被逼无奈。纵观中美交流史，国家或私人，一次花605万元购买西方人的原版图书，旷古未有。

此举意义重大，然而出了岔。5月中旬，第一批5000册GRE资料运到北京，拆封一看，错了!新东方要的是有27套题的“大书”，不是只有9套题的“小书”。

俞敏洪5月20日致信ETS副总裁兼首席律师冯·梅尔豪森先生：

……

作为解决方案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为我们的学生从美国订购了两万册GRE复习资料(也就是大家说的“大书”)。因为大部分中国学生买不起这些书，我们准备由新东方学校替学生支付其中大部分费用。这前所未有的一步，相信能得到你的赞许。

这些书现在已经到达北京，但它们不是我们所订购的、学生所期望的“大书”。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我们通过它向美国订购书）承认某些环节出了差错，一直在努力补救，尽管没有获得成功。我们得知，我们订购的、学生所期望的“大书”现在已经不再印刷，而且将来也不会再印刷。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使我们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窘境。

正像我们反复重申的那样，我们并不希望卷入任何侵犯版权的事情中。针对ETS版权问题，我们多次向ETS提出一个可行性解决方案：在中国出版它们早已在别的国家出版的复习资料。这样，中国学生也能获得和别国学生同样平等的起点。由于ETS从没有在中国出版过任何复习资料，致使中国学生由于付不起钱而没有机会买到ETS的复习资料。

我们在努力寻求一个持久性解决方案的同时，准备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学生得到任何未经ETS许可的复习资料，尽管这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订购这批书的原因，双方都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可就算是从美国，我们也得不到这些书的事实来得非常突然，致使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件正确的事。

我们正在急切地等待我们订购的这批书。在这个暑假，成千上万的学生已确定要参加我们学校或者别的学校与ETS考试有关的训练课程，而暑假正在临近。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已经停止印刷和销售未经许可的ETS复习资料，但我们对ETS的复习资料的需求却迫在眉睫。如果我们不能把从美国订购的复习资料发放给他们的话，除了寻找别的非法印刷的资料外，他们将别无选择。这可能是对此事报复性的回应。

为应付这种情况，我建议美国再印一批这种“大书”，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些书已出版，并且在美国可得到，没有包括那些没有公开的考题。我不明白，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些书为什么不可以重印!或者，你们可以考虑给中国的一个机构授权，重新印刷这批书。这样可以解决我们双方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机构可以是新东方学校，也可以是其他的机构。如果你们授予我们重印这批资料的权利，我们欢迎你们行使你们想要的合理的监督权。

我期待你对我的要求能尽快给出明确的答复。这个答复应该对我们双方有利。我希望，你在对这个特殊要求做决定时，能从大局考虑，不受我们曾经有过、尚未解决的争端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也深信，你能够区别对待。

……

俞敏洪信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屈辱，充溢着始终压抑着的不满和愤怒。俞敏洪和新东方即使创造出尊重知识产权的奇迹，付出更大的代价，ETS也不为所动。

十天以后，5月30日，ETS姗姗回复。他们仿佛是在传达上帝的旨意，两个意思：一、拒绝俞敏洪重印“大书”的请求；二、说服俞敏洪接受“小书”。前者是岿然不动的意志，后者则透出了商人精明的气息。不重印就是不重印，不出版就是不出版，推销自己的产品则顽强不怠。

花大价钱也不给，没有商量余地。这似乎违反了资本主义起码的商业原则。可以赚大钱，又不会有任何伤害，都是出版过的东西，都是家喻户晓的东西，为什么不干？像一个不能解开的谜语——ETS谜语。回复中有一句话解释了不重印的原因：“因为ETS已经做出了政策上的决定，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出版《GRE大书》，因为《GRE大书》已经不再是官方的‘GRE练习’。”这个解释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只能接受ETS给出的结果，尽管它是不合理的结果，是完全背离ETS宣称的为学生和机构竭诚服务的宗旨。

负荆请罪？“NO!NO!NO!”
下跪钻裤裆？“NO!NO!NO!”
当孙子，做牛马？“NO!NO!NO!”
把钱装麻袋里背到你家去？“NO!NO!NO!”
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按照中国的考试标准，对美国人说“NO!”？

新东方学员刘旭红写了个校园幽默：

Z003班（5月托福住宿班）上课的时候，波波（托福老师王海波）说：“今后中国强大了，我们也要考考老美汉语托福，简称‘汉托’。”他即兴出了一道“汉托”听力题目：一男一女走在街上，很亲密。此时，迎面走来一位美丽妖娆的女子，男子顿时找不着北，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漂亮女郎而去。与他同行之女子十分气愤，脱口说道：“看你个大头鬼!”问题出来了：女子所说的“大头鬼”是什么含义？学生哄堂大笑。

波波随即在黑板上写了4个选项：
A.那个漂亮女郎是大头。
B.那个男的看见鬼了。
C.那个漂亮女郎是鬼。
D.同行女子在吃醋。
波波说，老美一听这样的问题就晕了，因为这是个绝对典型的“汉语习语”。

还有一个“汉托”幽默，作者celron，标题“笔试”：若干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纷纷到中国来学习，都参加“中文TOEFL”考试。许多外国学生纷纷上新东方开设的“中文TOEFL”培训班。一日，“中文TOEFL”培训班老师非常诚恳、非常认真地对在座的外国学生说：大家抓紧机会报名参加最后一次“中文TOEFL”考试吧。学生顿时都很紧张，关切地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喝完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据最新消息，下次“中文TOEFL”考试就要改成用毛笔了。

中国学生太想看到美国人考“汉托”时汗流浃背、抓耳挠腮、魂飞魄散的样子了。“托福”这俩字不知是谁翻译的，把中国学生和美国标准描述得如此惟妙惟肖。现在是中国人“托”美国人的“福”，什么时候美国人来“托”中国人的“福”，考中国的“汉托”？不好说。“不远的将来”肯定不行。聊以自慰和解嘲罢了。现在还是捏着鼻子摁着头不敢大喘气“托福”美国，套用孙逸仙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俞敏洪和新东方正在努力，ETS却把人往绝路上逼。看来，俞敏洪和新东方的错误是太绅士，不流氓。新东方这批人还是秀才，干点儿不尴不尬的事情，总有负罪感，落下心病，睡不着觉。

俞敏洪也成问题，也有毛病，明知为了争取中国学生能像美国学生一样的待遇和权利，当然也是为了新东方的生存，“错误”改不了，却怀着“原罪”的重负，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认错误，签字画押，弄得言而无信，一大堆话把儿抓在别人的手里，让别人游戏，把玩。这给俞敏洪留下一个教训，无论出于怎样崇高的目的，做不到的事情或者不想做的事情，不要轻易承诺，一旦承诺，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就要兑现。否则，新东方的信用就会大打折扣。

新东方永远是恳求、乞求、希望、渴望，而ETS永远给的是绝望。这都是后话了。

23.头刀菜

5月2日上午10点，MBP律师行会议室。对面是ETS主管法律和考试的两个副总裁，两个代理律师，一男一女。这边是七个人，新东方四巨头，李森智、莱尔和专门处理新东方案的MBP的律师马克。这是一次不需要翻译的谈判。谈判双方可以毫无障碍地用英语对话。新东方这些人太熟悉美国人的文化背景了。

李森智主持谈判。他的开场白说：“今天新东方的四个主要领导都在这里。我的客人、客户万里迢迢飞到这里来，表达他们愿意与ETS合作的诚意。他们对过去的错误已经有深入的认识，已经停止了一切侵权行为。他们来，是为了今后的合作寻找一个方案。当然，过去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来谈。最重要的是，我的客人、客户从中国来，是为了寻求合作，寻求理解。”

两边互相介绍参加谈判人员的名字、身份。新东方的人员由杜子华介绍。会前，徐小平为了调节谈判的气氛，根据美国人喜欢幽默的禀性，跟杜子华说，你介绍我的时候，你就说，“徐小平先生，你们知道，他是我们主管Publicity部门的副总经理，也许是Propaganda部门的副总经理，如果ETS能与我们合作，徐小平先生可能会成为ETS的Publicity。”两个“P”打头的单词，前一个“P”指的是“公关推介”，后一个“P”则是“宣传机器”，含贬义，有攻讦和渲染的意思。这个幽默还暗含着对过去新东方攻击ETS的礼节性的歉意。

杜子华英语流畅，语调幽默，听完介绍，这边都笑了，那边却绷着脸，不领情，没有一点缓和气氛的样子。那边的律师还流露出一丝冷笑。这是不祥的预兆。

俞敏洪开始发言。俞敏洪说：“为了今天的见面，我们等了5年。我去过普林斯顿ETS总部，我有照片，上面有日期……”

1995年，ETS把新东方的年轻校长拒之门外。这有些像20世纪50年代初一次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周恩来向美国代表杜勒斯伸出手，杜勒斯却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傲慢地拒绝伸出自己的手。有历史学家分析说，杜勒斯拒绝这次握手，等于拒绝了中国和平相处的愿望，把中美两国的对话推迟了近20年，加强了两个大国冷战对抗。

徐小平把事先准备好的俞敏洪在ETS总部大楼前的照片一份份递给对方。对方根本不感兴趣，照片扔在桌子上，一眼都不看。

俞敏洪20多分钟的发言，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讲新东方不远万里来华盛顿与你们见面，目的是寻求合作；二是介绍自己创办新东方学校，从零开始，靠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尊敬取得成功；三是在版权问题上，新东方是有错误的，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见面纠正错误，告别过去，真正实现合作。姿态低调而谦卑，归纳起来，是说新东方的成功不是盗版的结果，新东方承认错误，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希望ETS再给新东方一次纠正错误的机会。

谈苦衷，表决心，看未来，ETS的谈判代表认为都是废话。ETS的律师开始发言。他根本不理会俞敏洪说了些什么，上来就说，“我是一个丑陋的美国律师。我们关心的是怎么赔偿。别的不要跟我们谈。”

李森智问：“你们要赔偿多少？”ETS律师开始一板一眼地报价：第一部分是律师费用，加起来超过了100万美金；非法使用版权赔偿1500万美金。总共赔偿1600万美金。

这是个天价!让大家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谈判冷场了。这个赔偿数字，恶作剧般地给每个人的嘴里塞了一大把苍蝇，咽不进去，吐不出来。

“ETS律师报价时，故意做出严峻的表情，”徐小平是个善于观察揣摩的人，几十万学生留学签证咨询，让他的“观察揣摩”成了本能。“报完价后，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像梦幻一样闪烁。”徐小平模仿ETS律师此时的面部表情：身子微仰，拉长了脖子，眯缝着眼睛，朝他们微笑着。

李森智说：“你要这么多钱，数字从哪来的？怎么来的？”“……”对方不说话。马克则问：“是不是包含着惩罚性赔款？”美国司法，惩罚性赔款往往要比直接赔款高出十几倍几十倍! “这不是惩罚性的赔款。这是他们给我们造成的伤害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俞敏洪面无表情，一声不吭。13亿人民币，新东方1993年创办到今天，全部利润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他内心黯然。与其他培训机构特别是国外培训机构相比，八年来，新东方在早期完成了低成本、低收费、高教学质量的扩张后，基本上实行的是大规模、高成本、低收费、教师高收入的竞争扩张政策，因为，参加考试培训的人大多数是穷学生。

我手里有新东方最新的“招生简章”，其中详细注明了学生的培训价格：
托福4周班300元
托福6周班450元
托福8周班600元
托福10周班750元
托福冲刺班350元
托福模考班200元
托福长期预科班(15周) 1100元
GRE走读班10周班650元
12周班750元
15周班680元
季度班750元
GMAT周末班10周班800元
GMAT周末班12周班960元
托福、GRE、GMAT寒假班750—800元
托福、GRE、GMAT住宿班2000元
托福单项班150—450元
托福、GRE专项写作强化班250—350元

另外还有LSTA班、雅思班、考研英语班、在职硕士英语班、实用英语班、出国预备班、英语高自考班、听力提高班、语音速成班、英语900句班、美国口语班、听说速成班、高级口译班、《新概念》班、美国英语班、英语语法班、高中英语班、少儿英语班、小语种(德、法、日)班等等，除了实用英语班和出国预备班(都是住宿班，半年期)收费5000元外，其他价格最低的300元，最高的1500元，平均下来，四五百元。

新东方虽然有一个庞大的培训系统，但是收费偏低。目前实行的价格是2000年暑假调整过的价格，原来更低。上海分校的价格和北京学校的价格一样，广州分校的价格因为广州整体消费水平偏高，价格比北京、上海略高。另外，新东方还有一整套坚持了数年的学生高分奖学金计划，每年颁发，已发出奖学金上百万元。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因素需要考虑，由于产权模糊，学校的积累十分有限，目前没有固定校园区，光是每年的租金就是好几千万。……ETS的要价太离谱了。

李森智、莱尔曾代表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进行知识产权谈判，历时数年，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物。我的朋友吴海民写过报告文学《走向伯尔尼》，采写了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全过程。他告诉我，李森智、莱尔是谈判高手。

2000年我也就中美知识产权谈判，采访过李森智和莱尔。

李森智是“中国通”，写过中国宋朝历史的论文，能说流利的汉语。他高个儿，块头不小，头发稀少，外表大大咧咧，却十分精明强硬。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时，他扮演“红脸”角色。他就长着一张红脸。

莱尔中等个儿，风度翩翩，年轻时是个美人。她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与李森智搭档，扮演白脸。中国知识产权谈判是个极其艰苦，极其枯燥的漫长过程，谈判双方经常谈着谈着就失去了耐心，场面沉闷，心情烦躁。莱尔这时便会大展魅力，走到谈判桌这边来，拿出双胞胎女儿的相册，说，“你们看，这是我的女儿。”“哦，你女儿真漂亮。”中方代表说。中方谈判代表龙永图性情直率，快人快语，陷入僵局时，莱尔会主动邀请龙永图到花园散步，谈些轻松的话题，缓解谈判气氛。他们各自代表着国家利益进行较量，讨价还价。但是，他们又都是活生生的人，需要人情味。

转眼间，都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好了，换了人间，李森智和莱尔代表中国人跟美国人谈判，却无法打开谈判僵局。这些中国人在华盛顿谈判，精心设计了幽默，却得不到美国人的回应，不仅不回应，反而强化“丑陋的”气氛。只好暂时休会，下午接着谈。ETS的人留在了会议室，莱尔带着新东方一干人回办公室。

李森智和莱尔面对美国的谈判对手不轻松，和中国人在一起反而轻松。
莱尔问俞敏洪：“我们中午吃点什么？”
“吃‘肯德基’。”俞敏洪建议。
“在我们这里，怎么能给你们吃‘肯德基’？”莱尔诧异。
“吃‘肯德基’简单。”俞敏洪说。
“在美国，‘肯德基’没人吃，是垃圾食品。”莱尔说。
“好啊，你们把好吃的东西留给自己吃，把垃圾食品运给中国人吃。”俞敏洪故做吃惊地说。

徐小平了解美国。他说：“莱尔这样的美国人是不会吃‘肯德基’这种油炸食品的。在这种地方吃饭，问有没有‘肯德基’，就相当于问‘有没有油炸蛤蟆’。”徐小平说话太损。当然，这番话，是回国后作为常识告诉我的。

饭菜送来了。一个情绪饱满的黑人妇女进来摆非常讲究的餐具，李森智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她，我们就要饿肚子了。”李森智的幽默感出来了。他和莱尔使出了外交家的身段，努力让这些沮丧的中国人放松。

正吃饭的时候，一架直升机从远处掠过，莱尔指着飞机对徐小平说，“鲍勃(注：‘鲍勃’是徐小平的英文名字，王强叫‘维克多’，俞敏洪叫‘麦克’)，你看，乔治·布什总统就在这个飞机上。”律师行离白宫很近。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谈判有点稀稀拉拉。上午约的是9点半，大家10点才到；下午约的是1点半，李森智、莱尔带着新东方的人两点才进去，进去也没有抱歉的意思，对方也没有责备的意思。双方似乎都是全然无所谓的样子，完全没有印象中美国人可钉可铆的作风。

大家刚坐好，李森智就对ETS的人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上午的要价了。我们想知道你们要的价根据是什么？”
ETS律师说：“主要是根据你们对ETS损害的程度和你们赚钱的数额巨大。”
李森智说：“我想先请俞敏洪先生介绍新东方学校的收入情况。”

俞敏洪说，你们要的1500万美金，几乎是我的学校建校以来的全部收入，而且，这里面托福、GRE只占到一半左右，就是把中国考托福、GRE的学生都放到新东方来，也赚不到1500万美金。这种要价是荒谬的。

新东方家底这么一撂，对方傻那儿了。ETS两位老总面露尴尬之色。他们算上律师费1600万美金的要价，好像逮住了一个富可敌国的冤大头。结果俞敏洪告诉他们的意思是，你们的要价，新东方砸锅卖铁都不够，除非去抢银行。如此严肃的商业谈判，岂止是荒谬，简直是滑稽，像是孩子撒泼，要星星，要月亮的感觉。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总得有谱。也不知是谁提供的情报，谁出的主意。

ETS律师问：“你们到底招了多少学生？”俞敏洪说：“托福、GRE每个人在新东方学习平均交500元人民币，你们说有多少钱？”

然后就是来来回回算账，糊里糊涂算账，算了一二十分钟算不清楚，但是，结论双方都清楚，新东方之入，不敷ETS之出。ETS一直没发言的女律师突然问道：“那你们认为该赔多少钱？”李森智接过话茬，说，“根据中国的著作权相关案例，最多也就是15万人民币。”

俗话说，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ETS头上戴的“三尺帽”的尺寸邪虎，和通常理解的不一样，别说砍一刀，砍一百刀都挨不着头皮。砍价，一刀砍一倍就不得了，砍ETS的价，砍一百倍，还剩16万美金。李森智是超级杀手，没功夫砍一百刀，一刀就见了底。1600万美金到15万人民币，差了十万八千里。

“15万人民币？你让我的客户带回去一两万美金？不是开玩笑吗？回去怎么向老板交代？”女律师说。

他们回去没法交代，新东方赔了天价，回去也没法交代。因为这次与ETS的知识产权纠纷，从某种含义上说，由于事态的发展，国家部门、地方政府都有介入，已不仅仅是新东方一家的事情了，也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事情了。新东方不过是“头刀菜”，接下来，ETS可能会参照新东方的赔偿标准大开杀戒。“你想想，我即使赔得起，开了赔偿高标准的先例，我敢那么做吗？”俞敏洪事后说。

算账算进了死胡同，讨价还价也进了死胡同。

李森智看准了时机，开始转守为攻。他说：“我的客户远道而来，就是想来跟你们寻求和解的。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中国司法程序来解决争端，这样，你们顶多能得到一两万美金的赔偿。但是，他们愿意做得更多。即使不跟你们合作，他们也能生存下去，他们的课程除了托福、GRE外，现在还在推雅思、基础英语、咨询、移民等，口语也非常赚钱，发展非常大，完全可以不跟你们合作，但是，他们还是想跟你们合作。”

ETS主管法律事务的副总裁梅尔豪森态度仍然强硬：“我一生打了无数官司，除了两个以外，他们都赔了，你们也不会例外。我们要跟你们把官司打到底。”

李森智说：“我理解你们的立场。我理解你们想得到赔款。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客户是可以不跟你们合作的，是可以不跟你们对话的，可以直接通过中国法律来解决……”

ETS的律师不耐烦地打断李森智的话：“这句话，你已经说过两遍了。”

“请你让我说完。”李森智用非常礼貌却非常坚决的语气提醒他。“……但是，他们意识到，他们来寻求跟你们的合作，是对你们的知识产权的尊重，寻求理解，告别过去，你们这样做，他们只能选择回去等待。他们刚才也说了，他们编了托福考试复习资料，到美国买了教材。他们做了最坏的准备。”

李森智凭着对中国的经验，完全理解新东方一系列举动的底线含义，并且明确无误地告诉对方，如果说原来主动权在ETS，现在主动权很可能在新东方。无论如何，新东方是ETS的客户，对中国英语考试市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雅思竞争的背景下，编出了自己的托福考试复习资料，不惜代价跨过太平洋来美国购买原版资料，再往下发展，将来完全有可能摆脱ETS知识产权束缚。这是非常重的谈判砝码。

徐小平却憋不住了。他上午下午酝酿了一肚子气。他要发言，现在是最好时机，否则就没有他这个ETS危机处理小组组长的机会了。他说：“这次谈判，坦率说，我很失望。我们飞了一万多公里来这里，花了那么多钱，飞了30多个小时到华盛顿，请美国最有权威的知识产权专家，不惜代价停止印刷ETS资料，就是想表达我们的善意和合作的愿望。我们来到这里的人，已经是一个崭新的群体。我们已经真正地觉醒了。我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彻底与过去告别。但不幸的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诚意……”

ETS律师冷冷地插话：“我们在跟你们谈判……”

徐小平抢过话头继续说：“我很失望，你们的态度和三个月前一样，什么都没有变，不是着眼未来。”“We are here to look for the future, but unforturately, you are still living in the past.”(“我们来这里寻找未来，但不幸的是，你们依然纠缠过去。”)

徐小平说话的时候，俞敏洪的评价是，一些关键词“是一个个蹦出来的”。徐小平这种情况不多。他平时说话，特别是带有演说性质的说话，语速很快，鱼龙混杂，在语言惯性里寻找灵感，咬文嚼字的情况极少。会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双方开始互相指责。

梅尔豪森激动地说：“你们很失望，ETS也很失望。我快要退休了，我打了这么多官司都赢了。你们是有过错的。你们反反复复打破了你们的承诺……”

ETS律师插话：“还有法律……”

梅尔豪森意犹未尽：“新东方难逃其则。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我们要维护ETS的完整性。我们的考试受到全球的欢迎。我们在中国碰到这么多问题，我们也希望解决。但是，不把过去的问题解决掉，我们不会谈未来。我们也尽了最大的克制和努力。”

俞敏洪说：“看来，我们两家的着眼点不一样。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未来，解决了未来，过去就好解决了，即使时间可能拖得长一点。对我们来说，未来(中国学生考试使用复习资料)不受影响是一个前提。你们的着眼点是先解决过去的问题，过去的问题不解决，未来不谈。你们的立场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坚持这个立场，等于把通向未来的道路封死了。其实，如果不解决未来，就无法解决过去。比如，你们说不解决新东方的问题，就不在中国出版任何资料。可是，不出版任何资料，意味着中国学生依然要用盗版资料，实际上在纵容中国学生使用盗版资料。”

两种立场，截然相反。一种是着眼未来，为中国学生也为了ETS在中国的长远利益着想，在中国正式出版或充分授权复习资料；一种是你新东方不按照我开的天价赔偿，在中国出版或授权使用我的资料，甭想！

徐小平一旁急得插不上嘴。他肚子里憋了一番话，始终没说出来：ETS犯了战略性的错误，第一是不在中国出版复习资料；第二是为了打击新东方，结果却在打击中国学生，引起了公愤，使ETS成为中国学生的头号公敌。你们想通过那封信，让中国学生把新东方整死，没整死，现在你们又想通过罚款把新东方罚死。”

“头号公敌”，“整死”，“罚死”，恨不得就是“敌杀死”了。这些情绪饱满的话幸好没说，说了便是一场辩论，便是翻老账，面对面互相攻击。华盛顿商业谈判，毕竟不是新东方那种演说家们没完没了地开会。

梅尔豪森讲完后，李森智说，“这样，我们下次再谈。”李森智见双方充分表述了各自的立场，亮了底牌，再谈下去不会有结果了，宣布散会。

ETS律师可不想这样散伙，他想有一个具体的结果。他建议：“要不然这样，今天是礼拜二，我们礼拜四接着谈？”李森智不太在乎地说：“好，我们回去商量一下。”新东方人离开的时候，把手伸向对方，挨个握手，算是真正认识了。

态度强硬的梅尔豪森末了表示了缓和的姿态。王强跟梅尔豪森握手道别时说：“有机会欢迎来学校看看。”梅尔豪森说：“其实我挺熟悉中关村的。我女婿在中科院教英语。”说了半天，新东方这拨人跟他女婿还算是同行。“那太好了。有什么事情，让他到新东方来找我。”王强说。

第四章 红大发之旅

24.燃情温哥华

25.纽约风雪之约

26.逐出燕园

27.自己当托

28.搏命三角地

第五章 演绎“三国”

29.幻灭

30.圣诞礼物

31. “三国”思维

32.分久必合

33.制衡俞敏洪

34.CEO徘徊

第六章 两片肺在呼吸

35.垫脚石

36.点燃烛光

37.新东方悖论

38.另类校训

39.匕首与大锤

40.大难不死

第七章 留学天问

41.解构美国签证处

1995年，徐小平追随俞敏洪从加拿大回国，一个星期后的演讲失败，大病一场，对于能做什么事情毫无感觉。可这一天的功夫，他经历了ETS的惊吓和沮丧，经历了亲自说服学生道歉，经历了学生自杀以及善后处理，按他的说法，“一个星期就走完了从公安局到太平间的人生全过程。”跟学生打交道，处理突发危机，他的口才和应变能力都派上了用场。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俞敏洪鼓励并支持他先进入加拿大移民咨询。

徐小平移民公司租的办公楼，将好能俯瞰北大校园。他就在这里与北大情怀真正告别了，与音乐真正告别了，不经意进入并开辟了新东方一个崭新的然而是魅力无穷的领域，他以之灵性和穿透力迅速进入情况，展开了出国留学、美国签证、加拿大移民咨询。

俞敏洪为了给徐小平腾出施展空间，毫不犹豫地撵走了他在留学、移民咨询领域原来的合作伙伴。徐小平住在俞敏洪家里，和俞敏洪一家三口，睡的是一套房，点的是一盏灯，吃的是一锅饭。

几个月下来，俞敏洪问：
“感觉怎么样？”
“舌头都讲烂掉了。”
“我的舌头都不知讲烂掉多少次了。”

徐小平的舌头目前还有些娇嫩，缺练，“北大雄风”撂荒了，早就被国外八年失败加苦闷给消磨没了，要想重振雄风，非得练掉几个舌头不可。“不过，咱们俩的舌头不能烂掉，烂掉了，可是中国一大损失。”俞敏洪开玩笑说。

徐小平投靠俞敏洪，得到了新东方创业平台；俞敏洪得到了徐小平，徐小平创建并主持了新东方咨询处，为新东方学员提供留学咨询服务，壮大了“新东方”品牌。两张“中国名嘴”开始了“历史性的合作”。

新东方八年，炼就了两把快刀，两把刀锋利无比，俞敏洪一把解构ETS，徐小平一把解构美国大使馆签证处。解构ETS，让ETS的考试在中国学生面前抛筋露骨，体无完肤，大动干戈，把新东方视为全球头号敌人。新东方以一校敌一国。解构美国大使馆签证处，让签证官又气又恼而无可奈何，在中国申请者的雄辩面前盖上“赴美通行证”：美国签证。徐小平可谓以一人敌一国，有徐小平著《美国签证哲学》为证。

学生经过艰苦奋斗，考托福，考GRE，考GMAT，过五关斩六将，欢欢喜喜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全奖、四分之三奖、半奖、或自费留学录取通知书，可是许多学生(或申请者)过不了美国大使馆签证处这道“鬼门关”，一一“锯倒”(注：被“拒签”，又称“被锯”)，魂断秀水街(注：“秀水街”乃北京使馆区一条著名的商业街，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用徐小平夸张的话来说：“每一个拒签的故事都是一部血泪史。”

先不说“血泪史”，只要看看那些给徐小平发电子邮件求救的署名，咨询的重要性便略见一斑：
一位迷茫的女孩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人
一个痛苦至极的人
一个苦恼的朋友
迷茫女
苦恼万分的人
看不清前途的人
好气又好笑
吃不香睡不着
雨中花朵
望穿秋水
迷途羔羊
需要指路的人
绞尽脑汁的人
求教
无解
忐忑不安
寻梦者
等待者
刀下冤鬼
惊弓之鸟
历尽艰难的人
不幸的锯者
一个无辜又无助的人
喜欢焦虑的人
等待指点的人
一个期待者
外地一草民
即将上战场
GMAT or GRE
……

由此，徐小平篡改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并应用于出国留学咨询的能耐大展雄风：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有小平。”(篡改唐诗)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的问题自己扛，I20(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不容易，visa(签证)更难，拿不到签证，你决不投降。”(篡改台湾流行歌曲)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红发(美国大使馆签证处某签证官)还是那个红发。如果再去，你却必须是不同的你。”(篡改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主题歌)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美国签证没到手。”(篡改李后主词)
“口语口语，有多少英雄好汉栽在你的牙齿上!”(篡改电影《少林寺》主题歌)
“夫妻双双把加(拿大)还，你读书来我洗碗。”(篡改黄梅戏《天仙配》董永和七仙女对唱。)

徐小平说：“我的签证哲学，可以叫做美国音乐签证哲学。呵呵——用音乐的撞击力办签证。”这是徐小平式的即兴胡说，倒也概括了徐小平把音乐“炉火纯青”地运用到美国签证咨询的幽默特点。对缓解留学生“拒签”的紧张、绝望心态十分有用。

“未遂音乐家”和出国留学咨询专家被一种“哲学”奇奇怪怪地拧结在一起，于是，一个充满了学生辛酸的“血泪史”的学科——“美国签证哲学”诞生了。“美国签证”不就是签证吗？不就是跟汤加(太平洋小岛国)、布吉纳发索(非洲小国)一样，一些睡不醒的机器人在护照上盖一个戳走人吗？还他妈的诞生什么鸟“哲学”？美国签证官顶多不过是手持油锯的伐木工，把中国学生一个个“锯倒”罢了。锯和被锯的过程也有哲学？

《美国签证哲学》写好后，徐小平请俞敏洪写序，俞敏洪建议用“美国签证指南”，不戴“哲学”的大帽子，徐小平没有同意。他认为：“指南更像是个技术方法，而我的美国签证哲学更是基于美国文化、哲学、习俗、法律来应对签证的思想方法，虽然里面有技术方法。”

俞敏洪为这部书写序理所当然，除了俞敏洪是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在出国备考学生中的威望可以促销外，严格讲，俞敏洪是新东方学校出国留学咨询的开创者，是徐小平出国留学咨询的指引者、鼓励者、支持者和启蒙者。徐小平在他的“自序”里说：“远离国内的朋友整整八年之后，1995年底，我在加拿大的花园城市温哥华见到了北大当年的同事俞敏洪先生。老友重逢，加上温哥华巨大的龙虾和中国城浓郁的绍兴花雕，使得敏洪谈兴大发。他告诉我他的北京新东方学校的传奇故事，我方知过去几年他在北京大弄，创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许多令人称奇的成就当中，敏洪告诉我他每年帮助他的学生提供美国签证咨询，帮助许多不幸被拒的朋友们重新获得签证。这个故事，为我回到新东方主持新东方咨询处埋下了契机。”徐小平虽然曾在加拿大一家律师事务所负责移民法工作，比较熟悉加拿大和美国的移民和签证政策、法律、基本原则和精神，但是时间并不长，而且是生存所迫。他说：“我在国内从事的是所谓的艺术，但在国外为了生存不得不像其他天才一样，弃文从商，痛苦地改行做着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我们没有机会证明徐小平是音乐天才，虽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虽然他是北大校园歌曲的组织者和开创者之一，虽然他也有数首流行歌曲问世并在北大和新东方流传，虽然他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极大的期待，至今已近“知天命”仍贼心不死。但是，我们可以证明他的出国留学咨询是从观摩俞敏洪对新东方学员出国留学咨询开始的。俞敏洪做咨询的时候，徐小平专注地录音，拿回去研究，以他之悟性和八年北美生活，很快领会，很快入戏，而且在两年以后拔高为“哲学”。

他写完《美国签证哲学》后，“仰望星空，居然像康德一样，心中充满无比的敬畏和激动。只是我看见的星空比康德的竟要明亮：这些星星，都是正在美国勤奋求学的新东方学员以及从其他地方赴美深造的青年朋友们。”

像康德一样看星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的经历，只能证明看过星星，不能说明就产生了“哲学”。知道“康德”这个名字，模仿康德看星星，甚至读过大量的“康德”(徐小平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和动力，也没有这种思维习惯)，谁敢开牙说他懂得并创立了一门“哲学”？何况徐小平出国留学咨询的初始动机并不是探索自己或人类心灵的形而上困惑，而是安身立命，在新东方学校的平台上“前店后厂”：前面是新东方学校出国留学咨询处，后面是移民公司。一方面为新东方学员提供免费咨询服务(曾经收费，后取消)，一方面沙里淘金，招揽移民业务以图生存。早期的新东方利益格局“分封割据”自徐小平始，移民公司“东方之星翻译咨询有限公司”股份徐小平和俞敏洪五五对半。但是，五五对半不是一个法律意义的股份，俞敏洪先借款创办，不参与经营，没有分红，实际是徐小平一个人的公司。后来在法律上更改确定为徐小平的私人公司“枫叶东方咨询有限公司”。徐小平创办新东方学校咨询服务处并担任副校长也不拿工资，作为对俞敏洪的报答、补偿。俞敏洪的动机很清楚，一是运用“糖纸理论”，给你提供创业平台，给你提供迅速成功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你为创造新东方学校品牌发挥作用；二是逐渐培育新东方学校的知识、才能互补的团队；三是有人聊天，倾诉，慰藉心灵的孤独。徐小平应该比谁都清楚，在世俗社会里生存，从事商业活动，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财富是衡量上个人是否成功的惟一标志，至于说你的成功能否获得人们的尊敬和效仿是另外一回事。免费咨询，是典型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商业策略，与俞敏洪一直坚持并形成新东方传统的免费讲座异曲同工。《美国签证哲学》第三编“彻底失败了怎么办？”的第三节，也是本书的最后一节“加拿大移民签证——绕开美国签证的马奇诺防线”，提供了美国签证攻坚战的迂回策略，利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之间的法律关系，绕道加拿大，然后再进入美国留学。相当于打篮球，投不进“美国签证”的篮球筐，徐小平说，先投进我准备的“加拿大移民”篮球筐。而美国签证彻底失败的人不少，一个人好几万人民币手续费，便“抓革命，促生产”了。

在一个追逐财富的动机下产生“哲学”，如果有“哲学”，肯定不是康德终极价值意义上的“哲学”，而是别的什么意义上的“哲学”。商业社会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追逐财富，追逐利润，实现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甚至值得尊重，不仅是伦理意义的尊重，还必须是法律意义的尊重。这是西方社会在近现代崛起和强大的核心，并由此创造出了人类社会崭新的文明。把商业动机生拉活扯做形而上的解释，反而露出了“精神贵族”想追逐财富又左顾右盼、爱钱又怕被人瞧不起、想挣钱又想崇高的破绽。在商言商，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必要自惭形秽，更没有必要拔高，拔高就可能沿着虚伪的道路下滑。商业活动只要尊奉公平交易、保质保量、童叟无欺等商业伦理就足够了。就出国留学咨询、移民签证服务而言，已经功德无量了。

俞敏洪建议“指南”，徐小平坚持“哲学”，一实一虚，反应了“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内在矛盾，敛财(企业家)与教育(教育家)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新东方人知与行之间的内在矛盾。在这里，可以把“矛盾”理解为“困惑”，因困惑而生发的行为夸张、变形、分离。

面对90年代以美国为主要国家的大规模出国留学潮，提供一本比较系统和权威的美国签证咨询十分必要。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托福、GRE分高，被美国一流大学录取，结束了暗无天日的GRE轰炸，等于拿到了美国“麦加”朝圣的通行证。事实上，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赴美国的签证最难，拒签率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得到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仅仅是获得了与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签证官见面的资格，而签证官把每个提出签证申请的留学生都视为潜在和可能的“有移民倾向的人”，一句“移民倾向”便“有杀无类”，“宁肯错杀三千，不使漏网一个”，正如俞敏洪给徐小平《美国签证哲学》“序”中所言，“许多学生的出国之梦在曙光初露时，却在最后一分钟被美国签证官打回永恒的黑暗，这是不公平的。”

但是，有一个严酷的现实，美国的签证是有限额的，申请的人数永远大于限额，拒签不可避免。谁能获得签证呢？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局面，徐小平定了个标准：“仅有托福、GRE不够了，还得有口语，有口语还不够，还得有签证方面的知识，有签证方面的知识还不够，还得有自信和顺畅的交流能力；仅有交流能力依然不够，还得有强大的自尊和维护权利的能力，还得有理解美国文化、懂得签证官心态的能力。最后，上述的一切你都有了，但是长得歪瓜裂枣、显得精神萎靡、一脸颓废无赖的样子也不行。他们要选择的人，是到了美国能够成功能够发展的那种人，而不是可能精神崩溃、跳楼自杀，或者杀了人再自杀那种人。”

其精髓一句话：就是要完成中国人到美国人的角色转换，用美国人的标准对症下药。美国标准好不好不管它，努力、自信、健康的精神状态是任何民族都需要的。

美国签证官面试中国留学生，多则几分钟，少则一两分钟，“光明”与“黑暗”立马见分晓。很多人数年寒窗苦，顷刻“锯倒”，接下来的就是暗无天日，就是绝望，就是痛苦，就是无穷无尽的惶恐不安。

徐小平的《美国签证哲学》应运而生。徐小平《美国签证哲学》一共三编，第一编：美国签证范例及范例分析；第二编：签证原则及范例分析；第三编：彻底失败了怎么办？“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有小平”，模仿徐小平，继续篡改电影《红高粱》主题歌，“喝了我的三鞭(编)酒呀，上下通气不咳嗽”。第三编所阐述的“自信、真实、合理、具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本书的核心。

从体例来看，《美国签证哲学》其实是典型的美国签证知识和心理咨询，与哲学无关，我问读过此书学生，百分之百不把它当哲学看，而是当“立竿见影”的实战经验看。“哲学？我有病呀，已经焦头烂额了，还有功夫看哲学？《美国签证哲学》不就是跟家里常备的《健康小顾问》一样的书吗，有病赶紧翻出来看看。”很实用，就是为了见美国签证官那关键的一两分钟。

徐小平不要担心因此而掉价，一本哲学书的作用，一定意义上说，远没有《美国签证哲学》的作用大。在现实社会中，有什么书能像《美国签证哲学》这样，今天读完，明天上阵，命运因此改观？没有。不是影响一个两个人的命运，而是一群人的命运，成千上万一代人的命运。新东方在太平洋上为中国出国留学生搭建了两座桥梁，一座是俞敏洪的“红宝书”，一座是徐小平的《美国签证哲学》，这两座桥梁，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学生送往美国，其结果用徐小平夸张的语言说，“正像一百多年来中国留学史反复证明的那样，这些在美国深造，未来必将回国的海外学子，命中注定，将要为未来做出伟大而杰出的贡献，成为各个领域的中坚和泰斗。”

《美国签证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案例极其精道的总结，它为一把锁配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不回避问题，又人情味十足，关节处刀刀见血，没有云里雾里的模糊语言。案例叙述、策略设计、理论总结充满了徐小平式的个性化语言，自信，幽默，确定，清晰，到位，可读性很强，即使不到美国留学，如果要了解美国的文化和法律，进行中美文化比较，此书无疑是一个极佳的视点。中国学生或者其他类型的签证申请者走向签证窗口的那一刻，与签证官对话的几分钟，东西方文化、中美两国国体、民族性格和素质等等差异面对面地交汇、碰撞，那种差异的内在张力以及产生的后果如此强烈的显示出来，令人叹为观止。

拒签类型极其复杂：
移民倾向
资金不足
第三者担保
工资太低
亲属在美国
单身未婚
配偶没有全奖(奖学金)
专业不对口
中途退学
英语能力不足
改换专业
名牌学校毕业生去美国无名大学
已经是硕士再去美国读硕士
带配偶去美国
不带配偶去美国
……
拒签理由纷繁复杂，都紧紧围绕着一条理由——移民倾向。

美国签证官面试过程说起来很简单，签证官提问，申请者回答，几句话后，签证官或者礼貌地说“sorry”，被拒!或者是“————”通过回答!像是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可是许多人不是“聪明的一休”，一张嘴，就掉进了“美国签证陷阱”。

徐小平有预先判断谁可能掉入陷阱、掉进陷阱后怎么爬出来的能力。拒签以后继续申请面试，一次、二次、三次……反驳，辩驳，自信、真实、合理、具体“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八字真经”，灵丹妙药。

按照徐小平的说法，只要牢牢记住“八字真经”，无往而不胜。他认为，任何一个申请签证的留学生，都应该获得签证；任何一个遭到拒签的留学生，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在徐小平的逻辑里，美国签证是不打高的，不打矮的，专打那不长眼的。而且，美国签证中含有深刻的悖论，因为签证官很清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成后，十有八九要申请“绿卡”，就像十有八九的留学生要打工挣钱一样。你知道这是一个必将发生的事实，却是你当下无法证明的事实。但是，这是一个与还没有发生的“打工”挣钱一样，是签证官们的“哥德巴赫猜想”。奇怪的是，“自信”还与签证官的工作性质和心理特征有关。徐小平用他夸张的语言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朋友在面试之前，窗口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人真的用皮鞋砸了窗户，赤着脚被警卫带出去了。这位朋友走向前，说了一句：“你们的工作真不容易!”(You have a tough job!)本来愤怒不堪的签证官不免吃了一惊，抬头感激地看看这位风度高雅的中国公民，心里高呼着“理解万岁”给了他签证。一个女孩，自费读MBA，学校只给了她1/3的学费，加上工作经历不长，申请条件不是很硬。轮到她面试时，前面的申请者与她的签证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签证官身边的美国同事为了调节气氛，说了一句什么笑话，使得这位女签证官神经质地大笑起来。这个女申请者走到窗口，不顾一切地说了一句：“你的笑容真美丽!”(You have a very beautiful smile!)正在纷乱情绪中的签证官也是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惊魂未定地说：“OK？”言下之意是：有什么马屁就拍吧，我接受了!(在所有正常情况下，美国女子对别人夸奖她美丽的话一定是热烈地表示感谢。)这个女孩顺利地得到了签证。“这个女孩后来告诉我说，当时她的心态是，反正完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姐们儿豁出去了!如果她当时稍一犹豫，就有可能被签证官一棒子打死，从此改写前途。”

徐小平找到了突破美国签证马奇诺防线的最充分的理由：中国机会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潮，出现了改革开放20年来第一次、也是20世纪最大的一次留学生归国潮，这次归国潮是自发的，人数在全部留学生人数的1/3左右，约有十几万人。不是因为爱国，只因为“中国机会”。不过，徐小平在讨论“中国机会”的时候掉换了时空概念，持美国“绿卡”人的“中国机会”和在签证官面前讲“中国机会”的人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是个说辞，甚至可以说是获得美国签证并进而获得美国“绿卡”的说辞。如果事先声明是奔着“绿卡”去的，或者被签证官证明你有明显的“绿卡”倾向，那么肯定是拒签。拒签以后，你再如何大谈“中国机会”，不仅毫无疑义，而且十分可笑，典型的阿Q。“中国机会”是个全世界公认的事实，运用起来十分有效，它起码提供了一个以往签证申请者所没有的签证官也无法验证的“将来进行时”。

举两个被拒的例子。一个是在外企工作四五年，自费赴美读MBA的何女士；一个是中国农科院的高专家，全奖美国读博士：两个人连续三次被拒。

提问：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会回来？
何女士答：我当然会回来。你看中国发展那么快，机会那么多，所以我一定会回来。
高专家答：我当然会回来。我会回到农科院继续我的研究。把我学到的知识贡献于我的祖国。

徐解：何女士的回答之所以不好，因为她没有一个有力的逻辑。既然中国发展这么快，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所以你不如不去，所以拒签她等于成全她。同时，国内的机会多，不等于你的机会多，在美国鬼混的人有的是，你怎么证明你不是那种人？

“聪明的一休”徐答：中国发展非常快，机会非常多，但是中国极其需要懂得现代化管理的美式MBA人才，我现在虽然已经非常成功，拿的工资已经不比在美国打工低到哪里去，但是投资几万美元读一个MBA回来，就好比如虎添翼，七八万美元的工作就会任我溜溜地挑……

徐解：高专家“回原单位继续做原来的工作”是一个愚蠢不过的说法。因为去美国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发展要前进，要更上一层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国就是为了不回原单位，至少不回你的“原位”上。既然原单位还这样吸引你，你还不如不走；既然你出国一趟还是回到原地不动，你何不如不去。所以，回原单位的概念是荒唐的。即使你真的回，你也要说出更高层次的意义。

“聪明的一休”徐答：当然我会回来!我搞的是黄河绿化国家课题，世上黄河只有一条，要研究黄河当然要回国!给黄河母亲描绘丹青让他恢复青春，是我不得不回来的伟大事业!(徐自我表扬说：这个回答连爱国主义都具体化了，空洞的概念变成了碧波荡漾的黄河，绝对震撼签证官，他会给你一个多次往返的签证。)

“中国机会”还得会说，不会说也砸锅。

持F1(留学签证申请)的，大多是中国未来的精英，也可算是经过美国教授甄别以后的人才，要不然不会发给全奖、半奖。全奖留学生90%能通过签证，10%可能被刷下来，通过的未必是最好的，刷下来的未必是最坏的。半奖申请者刷下来的比例更大。但是，按徐小平的说法，无论怎样的情况，签证申请者与签证官面试的过程，是一个智力和技术的博弈过程，跟什么“移民倾向”无关，一边说人才有“移民倾向”拒签，一边国会反反复复提出引进人才的法案，这不是矛盾么？徐小平正是抓住了美国签证中的悖论和矛盾并多有斩获，因此使美国签证官十分恼火。

有一个学生去签证，他去美国读一家没有名气的学校，签证官问，他答，问得刁钻，答得雄辩。签证官说，“你讲得不错嘛。好像在哪儿听说过，你是不是看了徐小平的《美国签证哲学》？”学生说：“是的，我看了。”签证官大怒，说，“他有他的哲学，我们有我们的哲学。他的哲学是放屁!”这个学生思忖片刻说：“我不管你的哲学，他的哲学，只要你给我签证，我就再也不读他的哲学了。”签证官一听就乐了，“咣当”给了他签证。

《美国签证哲学》是一本让美国签证官恼火的书，恼火在于徐小平手里握着成千上万的美国签证案例，以签证官为靶子，掰开了，揉碎了，认真研究，仔细品味，反复把玩，按照美国人的规则和禀性跟签证官玩游戏，玩文字游戏，玩语言游戏。他口里的美国签证官就是一种完全被客观化的玩意儿：谁是签证官最可爱的人？是徐小平。谁是最理解签证官的人？是徐小平。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给徐小平移民公司带来了利润)，我特别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做着一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做着一番不得不杀人的工作，工资那么低，天天听着那种支离破碎又刺耳的英语，面对着一群给了签证就马上把他们忘掉、不给签证一辈子恨他们的人。他们知道整个空气弥漫着对他们的诅咒。而美国人有着喜欢帮助人的本能。中国人说“谢谢你”，你说“没事”，或者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对美国人说“谢谢你”，他会说“这是我的快乐”，那么拒签你就是我不得已而为之的苦难。……

乍一看，美国大使馆根据“美国移民及国籍法”关于非移民签证“拒签”条款并不复杂：
第214(b)段您未能表明您在原住地有着确保您计划在美国只作暂时居留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不可分离的亲属关系。
由于您的亲属在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后，滞美不归，领事官认为您与在美国的亲属关系比在中国的亲属关系更近。
如果您在美国经商，您必须能够清楚地表明您去美国经商的目的不仅与您在现在公司的职位相称，而且与您公司的商务活动及财务地位相称。不合理的商务计划会使人怀疑您是否还愿回国。
如果您申请留学签证，您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表明您可以在说英语的学校成功地完成学业，并且这样的学业与您回国后的计划相吻合。
第211(a)(4)您未能证明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支付您计划在美国停留期间的一切费用。
第211(g)段您未能提供非移民签证所要求的全部证件。
如果您被拒签的理由是211(g)，您再来申请签证时，请您带上这张纸和申请费发票，这样，您不需要再交申请费。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一般性原则，都是该国家国家性质、基本价值观、文化、伦理、习俗的整体体现，仅从字面(翻译语言)理解一个国家的其立法原则(法理)和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进入误区。法律条款是看得见的，法律精神和文化习俗是看不见的，而正是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决定了你的命运。美国法律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从程序到实体审理是“无罪推定”，在没有被陪审团判定“有罪”之前，当事人都被认为是“清白”的，惟有移民法有着明显的例外，那就是每个签证的申请人都可能是不清白的，当事人申请签证的过程，实际是不断证明自己“清白”的过程，而且是不断按照美国人的法律、价值、思维方法、表达方法证明自己“清白”的过程。这种状况让人不舒服，但是别无二法。

一系列面试陷阱，在徐小平这个“聪明的一休”这里，似乎都不是问题。比如“婚姻状况”陷阱。本来“婚姻状况”是个高度隐私问题，特别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该问的，但是作为鉴别“移民倾向”的一个因素又要被提及，签证官在回答的蛛丝马迹中判断把谁踹到陷阱里去。单身大龄女青年拒签率高。

签证官问：“你结婚了吗？”“聪明的一休”提供了一大堆回答：

• 我的美国英语老师告诉我到了美国不要问人家工资有多少、结婚没有，合着美国人也爱问这个？
• 先生，这个问题一般是不该问的。
• 这样的问题一般我是不回答的。
• 你真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 我有好几个男朋友，不知道该跟谁结婚。
• 看看我的工资和地位这么高，高处不胜寒。我的单身是中国阴盛阳衰的现实。不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点脱胎换骨的提高，到时候娶一个留美博士回国，再发展伟大的未来。
• 我不想把自己附属于某个男人。
• 找不到合适的，随缘吧。
• 同居其实等于结婚，只是怕麻烦没有登记而已。
• 对不起，我对男人不感兴趣，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 离婚了，为我庆祝吧，我刚从牢笼里出来!
• 曾经为爱伤透了心，被一个没有福气的男人抛弃了。所以结婚的梦至今没有醒。
• Why, marriage is a punishment for shoplifters in some countries!(美国著名电影Wayne's World里面的一句笑话：“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在某些国家是惩罚小偷的办法。”这个笑话代表了部分美国人对婚姻的调侃)
• 美国法律对未婚F1申请者是否有歧视或限制？
• 结过婚的移民美国的可能性比单身的大，因为两个人的移民倾向比一个人多一倍。
• 有几个已婚者的配偶没有申请过F2(美国探亲申请)？
• 你们是否已经或准备废除F2签证？(否则，限制单身签证申请者就没有意义)
• 稳定压倒一切
• 我可不想把我的配偶扔在国内受孤单!

每一个回答都可能是过关的利器。

签证官提的问题有的相当恶意。比如有一个签证官在面试时问一个北大的学生：“你在美国的教授是中国人吗？”

后来这个学生在徐小平的指导下向签证处主管投诉：
“请问，如果美国教授是中国人的话，是否会受到歧视？”
“绝不可能。”
“不!上次我去签证的时候，那个签证官就问我的教授是不是中国人。”
主管的脸色非常尴尬，立即表态：“这种事情我不能允许再发生。”

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超级敏感的政治问题，别说是签证官，就是总统、执法者稍有不慎露出种族歧视的倾向，被媒体捅出去，就可能遭灭顶之灾，就可能被公众视为臭狗屎。

如果懂得美国历史和国情，在回答黑人签证官上述挑衅性的问题时，你只需要说，“先生，他跟你一样，是个少数民族的美国公民。”或者说，“先生，他是美籍中国人”，或者说，“不，他是美国公民。”签证官立即会闭嘴，知道你在说什么，意识到你的反驳所涉及问题的严重性。

有些签证问题纯属技术性的。

一位中国分子生物学家、生物学博士获得美国国家健康中心的博士后奖学金，J1签证(学术交流访问签证)，因“英语口语不行”两次被拒，来找徐小平时，手里还拿着他的美国博士后导师证明该博士会讲英语的信。徐小平告诉他：嘴巴扛在肩上是用来说英语的，你不用自己的“说”来证明你“会说”，却要用外国教授来证明这一点，这是荒谬的。就像医生不用自己治好的病人来推荐新药，却用实验室的小白鼠来证明疗效一样。

他为这位生物学家准备的药方是：一、报王强的英语口语班；二、起草一份申诉信。

“申诉信”关于口语差劲的解释颇有意趣：“我不否认我的英语口语确实不如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强(我曾经在英语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但是，作为一个深深沉浸在人类基因和细胞未知世界里的科学家，我把我的所有的生命都用于寻找许多未被回答的医学问题。是这些难题阻碍着人类活得更健康、更长寿和更幸福。和你们签证官天天和人讲话不一样的是，我醒着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基因和分子对话(而它们并不讲我们人类的语言)。”“我的英语口语并不激动人心，但是我的研究能力和我的英语阅读及写作能力却激动人心。而我从事的是和人类基因对话的工作，而人类基因在美国和在中国讲得绝对是一模一样的语言。”

我这个天天跟基因和分子对话、可能会对你签证官的健康产生影响的生物学家，怎么可能有跟你签证官一样好的英语口语呢？这种奇奇怪怪的逻辑真能把人给绕进去。亏他想得出来。

一位学阿拉伯语的黄小姐获得美国一个普通大学教育心理学的录取通知书，没有奖学金，几千元学费减免，一年她要花费一万五千美元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提问：“你是学阿拉伯语的，为什么要去美国读教育心理学？”

回答：“我在学校里教阿拉伯语，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欠缺教育心理学知识，所以为了教好我的阿拉伯语，我要去美国读一个学位……”

结果：拒签。

徐小平对伤心的黄小姐说：你显然是在撒谎，世界上除了阿拉伯沙文主义者，谁也不会花费几万美元和两三年美丽的青春到美国读一个教育心理学硕士，只是为了回到中国这个并不流行阿拉伯语的国家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阿拉伯语老师。除非你已经娶了一个阿拉伯丈夫，天天吃奶酪，骑着骆驼上床，才会有你所说的那种追求。分析挖苦完了，当然要支招。提问!回答!

“聪明的一休”徐答：我去读美国教育心理学，原因很简单，我不喜欢阿拉伯语!我想改行。紧紧围绕两条：第一，老子留学有足够多的钱；第二，老子肯定要回国，因为去美国留学的目的是将来回国赚更多的钱。赤裸裸的美国逻辑。

赤裸裸的美国逻辑？当然，你只奔了钱去，也会吃闭门羹。

提问：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
回答：因为这个学校给我奖学金。
结果：拒签。

徐解：不知有多少人掉进了这个陷阱。可以把这个回答转换一下：
提问：“蜜糖，你为什么爱我？”
回答：“因为你是一个有钱的寡妇。”

结果：挨一个大嘴巴子!虽然美国国父华盛顿和杰佛逊都娶的是有钱的寡妇，但是他们在求婚的时候，决不会说出蜜糖我爱你的真正原因。即使按照美国这个最讲实际的社会价值标准，仅仅以奖学金为留学标准的人也是不可取的。

42.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签证咨询里面，五花八门的事情特别多。很多时候不是观念和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一个准备去美国读MBA的女孩瑟缩着走了进来，她刚刚“被锯”。

徐小平什么也没问，只说，你工作六年了，这样的打扮，走到这儿像个大一的学生，你没有一丝一毫成熟女人的魅力，更没有一个成熟女性、职业女性的感觉，到签证官那里，一看你就是个想骗到美国去的傻学生。女人要像一个女人。赶快回去买身好衣服，把头发收拾一下，抹点口红，喷上点香水，先把自己好好打扮一下再去大使馆。

一个农业大学的水稻专家由他老婆领着，在签证咨询的课堂外堵徐小平。徐小平把他们两口子领到办公室。这位水稻专家的水平据说仅次于袁隆平。但是，一看就被老婆蹂躏的不像样子了。老婆给老公倒水，老公够不着，老婆厉声说，“快点拿!”老公写东西，写得慢，老婆催促，“你写快一点!徐老师这儿录音呢。哆哆嗦嗦的……”

徐小平见状大怒：“你别说了!”刚才还温尔文雅的徐小平突然发作，顿时让两口子目瞪口呆。他们哪知道此情此景诱发了徐小平曾经惨遭蹂躏的经历。

徐小平怒发冲冠，他描述说，“我说你这么个好老公，在外面长你的面子，在美国签证官面前，他这个样子，一辈子也别想拿到签证!他这个样子，都是被你弄出来的!这个时候，我是一个父亲的形象，我是一个男性权利的形象，我是一个家庭关系标准的代言人!为什么一个男人走出去像孙子一样，先被他父母折磨，然后被老师折磨，出家门被科室主任折磨，回家又被他老婆折磨。中国男人，一个科学家，那么伟大的一个人，不管他研究的水平怎么样，关系到我们的生存，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在他老婆面前像一堆糟糠。我又反过来说那个男的。我说你在你老婆面前这个样子，到签证官面前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你谈何尊严？你怎么可能牛×？”抓住典型，公仇私仇一块报。

所有签证对策，因人而异。进来个女孩，她昨天来过，她肯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她五年前医学院毕业，后改行学三年计算机大专班，到美国读计算机硕士“被锯”。

“你肯定有问题。”
“我没问题。”
“你学医的怎么改学计算机了？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是爱好，我不喜欢医，我有过敏反应。”
“我不相信。你背后肯定有特严重的问题。”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医。”
“你算了，下课到我办公室来，密谈。”
果然，女孩在医院工作时，有强迫症，出了医院门就想洗手，直到把手洗烂。她必须改行，否则一生就毁了。

“聪明的一休”喜欢临场发挥。他正在做签证咨询讲座，现场问河北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小伙子，准备读美国MBA，“被锯”。

徐小平模仿签证官提问：你为什么读MBA？
回答：为了提高自己。
“这是扯淡!签证哲学其中一条就是要具体。”
“……”
“你们进出口公司到底出口什么的？”
“出口铁丝网……”
一听小伙子说出口铁丝网，哄堂大笑，笑得小伙子自卑而绝望。

如此冷门的出口贸易，面对大家都不能理直气壮，怎么能对签证官理直气壮呢？徐小平也乐了，他不是为了出口铁丝网乐，而是为这家伙找到了拿到签证的说辞。

“来来来，这就是你的签证。你告诉签证官，我是出口铁丝网的，而且说我们的铁丝网70%出口到美国，我们的产品主要用在美墨边境，防治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你这么一说，那个签证官肯定乐坏了，他知道这不一定真，也不一定假，但是你的说法充分展示了你的职业自信和自豪，成就感和实在感。最后还要加上一句，乔治·布什总统农场里的铁丝网可能也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占了铁丝网行业出口市场的75%!”

那些学生按照徐小平的辅导去与签证官对话，“签证官每一次都能完美地配合，一句一句地对话，然后给他签证，每天都是如此，没有例外。”

原因很简单，他把握住了美国签证的灵魂——那些根本无法证明的将来的“倾向”及其与美国法律精神、价值取向的悖论。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住了美国宪法国体的本质：对权力的强有力的限制、制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公务员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贪污腐败相对少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法律笼罩下的文官制度和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徐小平签证咨询的应对逻辑不可能那么管用，他本人也不可能那么自信，进而鼓励学生要有狮子般的自信。

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在北京面试的时候，签证官翻开护照，看见里面夹着2000美金，吓得跳起来，马上喊来四五个签证官同事做见证，如果他不吭声，收了钱，就是非常严重的犯罪。其实，这是申请签证的学生刚刚用护照换的出境的钱，夹在护照里，忘了拿出来。

第二个故事挺有意思。美国广州领事馆一位华裔签证官爱上网聊天，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对方是化名，一来一往，很熟悉以后，他坦率地说自己是领事馆的签证官，姓什么。女孩准备出国，去办签证，专门到这位华裔签证官的窗口，没说自己的网友身份，结果被拒签。她想利用这个“网友”关系。当天，女孩给这位华裔签证官写信说：“我今天去签证，被你拒签了。你应该知道，我要去留学，我是多么的优秀。”

华裔签证官立即回信说：“谢谢你的来信，抱歉今天拒签你。但是，你不应该告诉我你就是那个被拒签的人，你下次来，我还会拒签你，因为你是我网上的朋友。你如果下次再来签证，必须要回避我，去找别的签证官。另外，在你拿到签证前，请不要给我写信，我暂时不能跟你交往了。”

女孩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她不明白美国“回避”制度的涵义。

也有例外。

43.沈阳恶性拒签

2000年6月23日，21：34分。

一封署名“Su”的代表沈阳F1签友的求救信五百里加急：请问徐老师知不知道沈阳F1签证的惨况？到了沈阳您的签证哲学就一文不值了。请帮我们想想办法。到新东方论坛给我们出出主意。否则请您在再版的签证哲学上注明：本书不适用于沈阳的F1申请者。

《美国签证哲学》在徐小平眼里，尽破美国签证马奇诺防线，个个陷阱、险滩平趟，放之四海皆准，怎么就过不了沈阳这道鬼门关!一部《美国签证哲学》，遇山开路，遇河架桥，“八字真经”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沈阳就不灵了？这种激将之法真灵。他第二天下午14：40分回信：

亲爱的朋友：
谢谢来信。
我想在最近来一次沈阳，和你们被拒签的同学见见面，谈一谈。商量一些对策。
你最好能够至少组织二三十个人来座谈。这些人应该都是被拒签的朋友。在一个饭店里面。
如果你能够组织，请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和你们共同策划如何拯救拒签的朋友们。我的日程比较紧，但是还是能来一趟沈阳的。
我来沈阳会由新东方出所有的旅费。一切咨询免费。只要你能组织一些朋友，
并安排一个会议室就行。
不要着急，签证总是会有的。
祝好
徐小平

每年6月都是申请签证的高峰，沈阳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发生了美国领事馆签证官恶意拒签事件。
南加州大学实用生化和流行病理学，全奖，年27500美金，拒签；
亚利桑那大学药学院，全奖，年28000美金，拒签；
田纳西州立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全奖，年28000美金，拒签；
佛罗里达大学，化学博士，全奖，年28000美金，拒签；
纽约医学研究院，生化博士，全奖，年28000美金，拒签；
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全奖，年45000美金，拒签；
……

数月来，一大批全奖被拒签。有人做了统计，最高峰时一个星期50个全奖留学生，只有三个拿到了签证，签过率5%多一点，而且许多人是多次拒签。

拿到美国依阿华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全奖的秋征(化名)5月30日第一次被拒签，6月15日第二次被拒签。签证官侯大江。这是第二次被拒签的经过。

秋征：很高兴见到你，先生。
对女士的问候，侯大江没有礼貌地回应，生硬地提问：
“你去过美国吗？”
“没有。这是我的材料。”
“这些材料说明了什么？”
他不看材料。
“它说明我很优秀……”
他打断她的话：“我不关心你是否优秀，哪个材料能证明你回来？”

他这时已经开始在OF156表(非移民签证拒签表)抄写她的成绩了。就是说，就这两句话，他就准备拒签了。

“我肯定会回来，我的专业在中国很有前途……”
他又一次打断她的话：“不要找借口，哪个材料能证明？”
他准备盖拒签章。
“等一等，先生!”
她拿出了结婚证和全家福。
她说：“我的丈夫和家庭都在中国，我热爱中国食品，中国文化，你知道，爱是不需要理由的。”
侯大江鄙视地说：“啊哈!爱不需要理由!一个报告说，99%的中国学生不回来。我不相信你会回来!”
“但是，先生，这是别人的事情，你不能用别人的方式来判断我!只要有一个人会回来，我坚信就是我。”
“……”
“在进来之前，人们告诉我，如果我遇上你，拿到签证将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永远不会给任何一个学生签证。你对学生有什么意见吗？”
“你是说我有偏见？”
“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你为什么不给学生F1签证呢？”
侯大江一脸的不屑，指着另外一个签证官问，“外面是否有人说，如果碰上他就会得到签证？”
“不是能，是可能。”
“那好吧，下次你去找他吧。”
“咣”，他在她的护照上使劲地盖上了拒签章。

大部分谈话时间里，侯大江手里的拒签章一直放在秋征护照上面，随时可以中断他们的谈话，但是他没有提早这么做，他像一头美洲豹，正在玩弄捕获的猎物，他不想把她马上“杀死”，他正在品味猎物在绝望中挣扎时那种乞怜带给他的快感。

所有拒签的案例，几乎跟秋征一模一样。这位侯大江先生“面试”从来不看申请人，翻看材料的姿态十分敷衍，时常发出冷笑。这是美国签证中非常特殊而影响面广泛的事件。

徐小平虽然答应赴沈阳，但是行期未定，F1签友等不及了。6月27日23：47分，“Su”又发来邮件：

亲爱的徐老师：
我们东三省的签友都急切盼望您的到来。许多大连、长春、哈尔滨的朋友们纷纷询问，准备一得到确切消息就启程来沈阳看您。
许多外地的签友都希望能在星期四见到您，因为星期四是为拒签的人安排再签的日子，外地的签友都会在这一天来沈再签或打探形势。
不管怎样，您要来沈阳的消息对于我们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露。只要您确定下来日程，我们马上组织大家，并且为您安排住处及会议室。
全体东北地区的F1签友

同一天，“水木清华”网站BBS上有人(“家庭主妇”)写了标题为“徐小平真的能摆平沈阳的签证官？”的帖子：

呵呵，你以为他是谁？上帝吗？今天踩点有三个F1上午被拒，在门口听到了一些多次被拒的MM(妹妹)们要找徐小平做救命稻草。个人以为，徐的一套有道理，但在沈阳，恐怕难以行得通，因为这里的签证官对F1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加上沈阳天高皇帝远，爱他妈谁谁谁。

签证官居然无耻到以下程度，揭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沈阳是怎样的签证地狱!!!

1、一MM被拒N次后实在无法按捺心中的愤怒，对那个SHIT说：“先生，我认为你是不是对我们有偏见？”那狗屎居然说：“YES，我就是对你们有偏见，你们东北的学生回国率最低。我就是不给你签证。”

2、这狗屎一次问一F1：“我听说你们认为我比较残忍，而旁边那个签证官好像比我NICE一点，是不是啊？”这厮露出残忍的笑。这F1保持了忠实的态度，在犹豫了若干秒之后，终于说，“MAYBE。”

以上均为事实，徐小平恐怕在北京签证形势好得出奇的情况下发现没了钱赚，想到沈阳来开拓开拓市场吧，要不然几年前怎么不来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徐小平，凭良心说，如果你拯救黎民于水火，我为你喝彩，如果你没有十分把握，奉劝还是不要到沈阳来丢人吧。

一个叫“Hou Yulin”的人把“家庭主妇”的帖子传给了徐小平。

“家庭主妇”和“Su”显然在一个白脸，一个红脸，一唱一和，一边说“久旱逢甘露”，一边说“如果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奉劝还是不要到沈阳来丢人吧”。他们甚至可能是同一个人，目的是刺激徐小平尽快出山海关，打一场“辽沈战役”。

为什么是“辽沈战役”，而不是“沈阳战役”？因为，美国沈阳领事馆手里掐着东三省学子的命运，所有美国签证都要在沈阳办。

沈阳“签友”继续给徐小平加温：
日期：2000年6月30日21：26
主题：天才少女希望在沈阳见您
亲爱的徐老师：
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沈阳的，14岁就成为医学院学生的那位)我这个周一和周二到北京见过您。您说您最近要来沈阳一趟。您现在定下来时间了吗!如果我可以在沈阳帮您做什么的话，请告知。我希望能在沈阳见到您。
再次感谢您和郭荣女士对我的帮助。
祝好!
刘英杰
2000年6月30日

7月1日0：02分，徐小平夜不能寐，回复“拯救黎民于水火”：

Dear Hou Yulin：

谢谢给我的来信，传给我这篇充满愤怒的信。如果方便，请把我这封信送到发表这篇文章的地方上去(清华BBS?)。

我来沈阳，只是因为对于沈阳新东方学员以及其他出国朋友的关心和帮助。我特别指出连飞机票和旅馆费都不要那里的同学支付，我惟一提出的要求，是请他们找一个会场，以及通知尽可能多的人来和我见面。这从我给那位同学的几次通信可以看出来。而且这个和我联系的同学是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封谈论我的信，其实不应该批评我，因为美国签证官在享受拒签快感时惟一担心的人，就是我。我再无能，也是美国签证官谈起来就生气的人。全中国能使签证官生气，而不是让他们耻笑的签证咨询者，恐怕就我一个。我的使命，是防止他们滥用权力、拒签无辜。

不过，他里面揭发的事实比较有意义：我来沈阳的目的之一，除了为同学做点分析之外，是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写成信告发给签证官北京的头目。我和使馆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知道美国官员如果滥用权力的话，是会遭到革职处分的。所以，他们最怕中国申请者揭发他们在滥用权力，在替美国人丢人。监督和驳斥美国签证官的不合理拒签，是我做签证咨询惟一的秘密和力量所在，也是我这次来沈阳的目的。

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且懂得如何保护它的人有福了!这是我能为大家做的事情。

谢谢所有关心中国同学利益的朋友们，包括这位朋友。徐小平

沈阳恶意拒签事件不适合徐小平的“三个100%定律”(签证官拒签100%都是错的；拒签100%都是你的错误，是你让签证官犯的错误；所以，被拒签的100%都能拿到签证。这个定律在《美国签证哲学》中没有出现过，是和徐小平的谈话时，他的即兴发现和总结)，但是，已经逼到了这种份上，他非去不可了。

6月30日，他通过电子邮件通知“Su”：“我计划考虑下星期二飞来沈阳。周三下午我必须赶回北京。我将在明天上午和我的秘书讨论日程，一定下来，我就通知你……”

沈阳的飞机晚点，23点30分才到。到宾馆放下东西，水都没喝一口，就直奔宾馆会议室见东三省的几十名学生和家长。

小会议室坐满了人。听说徐小平要来，他们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坐火车，坐汽车，早早地来到宾馆等。他们述说着被拒签的悲惨故事。每个被拒签的故事情节几乎都一模一样，像是美国沈阳领事馆克隆出来的。

徐小平根据学生介绍的情况判断，“沈阳事件”毫无疑问是恶意拒签事件，签证官有非常明显的滥用权力倾向。他注意到，我们的学生在办签证的过程中，把对中国官员的那种恐惧感、无助感移植到了美国签证官身上，把签证官当作了“官”，当签证官说“我不能给你签证”的时候，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表现出了谦逊、逆来顺受，他们不知道根据美国《宪法》和《移民法》，他们有申辩和反驳签证官的权利，而签证官希望得到你的强有力的申辩和反驳。比如，签证官说“你们99%的人不回来”，你必须告诉他，如果有99%的人不回来，而我是那1%要回来的人；第二，你99%的数据是错误的，你要用一个错误的数据来拒签我，这是你对工作不负责任。潜台词是“你在滥用权力”。前提是中国人要在签证官面前保持有礼貌的尊严，要有起码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意识和感觉，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官员“滥用权力”是个天大的事情，官员必须在法律的意志下为公众服务并维护美国的利益……

为了配合讲座的效果，他们跟沈阳的新闻单位联系，请他们关注“沈阳拒签事件”，新华社、中央电台、沈阳日报等沈阳的媒体一听说是美国领事馆的事儿，要么请示领导干不干，要么干脆吓得不敢吭声，他们不敢惹美国人……更扯淡的是，学生们要在报纸上花钱登广告，征集被拒签的中国学生的案例，没有一家报纸敢登。

徐小平到沈阳当晚的讲座已过午夜，一位满面愁容的学生走过来说，“徐老师，我明天就要去签证。我害怕极了，请你帮帮我。”

这位女生去领事馆再签，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第三者担保再签，属于高危险拒签人群。他问了几个问题，略加思考，现场指导。他对这个女生说，第一，签证官问你去美国干什么，你就说学新闻，研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美国公民言论自由)如何保证了美国人的言论自由，促进美国社会的发展，研究“宪法第一修正案”实施过程中的案例；第二，通过研究，把有价值的东西带回中国，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如果你这么说，签证官仍然犹豫的话，你就说‘先生，你手里掌握着中美文化交流的大权，你给我签证，就是在推动这种文化交流。’假如他还不给你签证，你就一定要说，‘先生，你可以合理使用你手里掌握的权力，也可以滥用这种权力。’”

这个女孩漂亮，聪慧，潜质非常好，将来学成归国，一定会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佼佼者。早晨，徐小平从梦中醒来，突然想起那个女孩再签的核心，是要告诫签证官不要滥用权力。“misapplication”(对法律的)“误用”或“滥用”，后悔昨天晚上没有跟那个女孩特别强调“misapplication”，虽然那个女孩是学英语的，非常优秀，但是未必懂得“misapplication”在美国文化中的真实含义和分量。应该反复强调，却没有反复强调。为此，他在被窝里忐忑不安，上午讲座忐忑不安，下午讲座忐忑不安。他的签证咨询，“八字真经”，靠的是理念、信念、逻辑，靠的是启发、激发，靠的是学生的悟性在面试时的随机反应。但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签证官的瞬间意念，这是控制不了的。他太想让这个女孩成功了，不仅是他徐小平脸面的问题，还有面前四五十个被拒签的学生士气需要鼓励。

下午三点，那个女孩破门而入。她站在门口，满脸喜悦，隔着长长的会场，朝顶头正在讲座的徐小平来了个九十度大鞠躬，然后起身大声说，“徐老师，我拿到签证了!”大家热烈鼓掌。

她扬头对大家说：“我来这里，想对大家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我感谢徐老师，我完全按照徐老师的说法拿到了签证，一字不差，没有徐老师，就没有我的签证；第二句话，我想告诉在座的朋友们，只要听徐老师的话，自信，沉着，对签证官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念，就一定能拿到签证；第三句话，我祝在座的朋友们都能拿到签证!”

说完，她又给徐小平深深地鞠了一躬。会场上所有的人为这个幸运的女孩，为徐小平“疯狂鼓掌”。“这是我平生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徐小平说。徐小平请她给大家复述签证经过。他要现身说法。

她说，她一去，签证官就问，“你去美国干什么？”
“我要去学习新闻，研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
“我要研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如何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进步，如何保护了美国人民的权利，并把一些普遍的原则介绍进中国，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签证官一听就乐了，拿着她的护照，不说话，似乎还有些犹豫。一般人这时会静等着签证官最后的决定，但是她鼓足勇气，按照徐小平的“面授机宜”，大胆地说，“先生，你的手上确实掌握着促进中国文化交流的权力，你给我签证，意味着你正在行使这个权力。”这个被东北学子诅咒的签证官“杀手”笑了，“咣”，在她的护照上盖了签证章。

徐小平也笑了。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通过她的手，他把缰绳穿进了最恶劣的签证官的牛鼻子，不知不觉地按照他设计的路线往前走。

徐小平的设计完全打破了签证官以往的逻辑。签证官骨子里认为，留学生都是美国淘金者，不管他们是否得到了美国一流大学的奖学金，未来是否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甚至美国社会的佼佼者，他们的地位仍然是卑猥的。不了解美国的法律、文化，把签证官看作“官”，是一群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虽然签证官的职业在美国社会未必是高尚的职业，成功的标志。但是此时签证官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以上帝的名义给他所鄙视的中国人布下陷阱，肆意玩弄根本没有希望的孤立无援的必死无疑的申请面试者。比如那个侯大江，利用全奖申请者对“工作”一词歧义理解，诱导大多数申请者“非法打工”的嫌疑，并以此拒签。签证咨询会场有美国领事馆的人，他通过朋友慕名而至。听完徐小平的讲座，他告诉他的朋友，沈阳签证官的心态有点不正常。

“什么不正常？简直就是变态!”徐小平说。他要给签证官“变态”的心理输入另外的逻辑，美国人自己的逻辑，因为他们忘了他们是“美国人”，美国的公务员。他们必须在中国人面前恢复美国人的价值，同时让中国人在美国人面前恢复尊严和自信，争取应该得到的权利。……

女孩是今天惟一得到签证的申请者。她走了，会场静下来。学生们继续讲拒签的悲惨故事，徐小平对每个个案进行具体分析指导。

一个沈阳大婶看见有人得到了签证，坐不住了。她儿子也被拒签，她带着儿子来听讲座。她急了。女孩得到签证的事实，既鼓舞了在场的人，也刺激了在场的人。沈阳大婶站起来说：“徐老师，我觉得这样讲下去没用，我们要有个方案。”

“你说什么方案？”徐小平问。
“你得给我们想个办法。”
“我不是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你说的办法不行，不给劲。”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
“……或者我们上街游行!”

有掌声附和沈阳大婶采取激烈行动的建议，签证咨询会场风云突变。大家议论纷纷，局势开始失控了。东北人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被煽动起来可不得了。上街游行？给政府施加压力？争取社会同情？引起媒体关注？

沈阳媒体的门早就关了。中国政府管不着美国政府的事儿。社会关注毫无意义，也不会太关注。沈阳这地方，光是下岗职工就不安宁了，这不是添乱吗？给美国领事馆那两个有偏见的签证官施加压力？更是够不着，他们依据的是美国法律，把的是美国大门，高兴了让你进去，不高兴了，让你碰一鼻子灰。是你求人家，不是人家求你。是你哭着喊着要去人家那里，你所伸张的伟大意义，命运前途，跟他们无关。至于说，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弄不好，成了国际事件，谁的脸上都不好看。这屋子里的人只要上街，他徐小平和新东方脱不了干系，不管他徐小平是怎样的态度。

必须控制住局面。

徐小平说：不能上街游行!为这事儿上街游行，是一种野蛮行为!你让我想办法制约那两个签证官，我要告诉你，第一，我只是新东方的老师，我不是大师，我不是外交部长，我即使是外交部长也不能把那两个签证官怎么样。我没有所谓的办法，我的办法就是教你们怎样战胜签证官，办法在你们手里，就像刚才那个女孩一样，所以，你们不要指望靠什么权力或外力解决这个问题。我来沈阳，就是要给你们这种靠自己战胜签证官的力量，只要你们自信，一定能够成功。第二，根据我对美国法律的理解和沈阳发生的情况，毫无疑问，美国沈阳领事馆签证官正在滥用权力，有明显的渎职行为。但是上街游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复杂化。你要我给你们一个办法，我的办法是运用智慧跟签证官斗。第三，你们不要把我当成神人，我除了在这里为大家寻找和签证官斗的具体办法外，还能做的事情是，把你们在沈阳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冤屈向新闻界和政府转达，向他们施加压力。

44.签证亚文化

沈阳最后一夜，徐小平由过度兴奋、过度疲劳而过度虚弱，心力交瘁，回北京后就病倒了。

7月10日，他接到了“Su”(现在可以公布她的真姓名了，“Su”叫苏静)的电子邮件。

徐老师：

您好。听说您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我在感动的同时又感到深深的不安。谢谢您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并祝您早日恢复。

还是要向您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共四位F1申请者，有三位(一对夫妻和一个女生)是回国放假或探亲，属于反签，这种情况签证是必须给的。另一位是中学生，材料不足被退回来。

虽然今天以及上周五的签证情况似乎不足以作为证据，可我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一种反常的现象：现在是7月上中旬，正是F1申请者在此时应该达到最高数目。而沈阳领事馆的初签日却看不到典型的F1申请者。事实上现在签证预约电话极其难打，比如上周复签预约的人已被安排在了两周后的周四(7月20日)，今早我和另两名签友打电话预约复签，分别用了一小时、两小时和两个半小时才预约到(在北京也没那么难)。这恰恰说明了沈阳领事馆签证情况极其反常的现象：拒签者大量积累，预约电话高度密集；而初签者不敢贸然行动，导致初签日门庭稀落，更有大量的申请者离开沈阳，跑到北京、上海等地冒风险跨区签证。

还有一点想向您解释，有些同学对集体签名这件事很关注，希望您和冈老师能帮我们保密，我们这里不乏有各种顾虑及想为将来留些余地的同学，请您体谅我们的苦衷(今天已经有同学接到统战部调查者的电话了)。我们想把集体签名用在申述信上，如果您在其他的工作中需要征集我们的签名，请您和我们打好招呼，我们一定全力与您合作。

谢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苏静

7月20日，徐小平给苏静回信：

亲爱的苏静：

经过一段的等待，现在的情况应该有所好转。我写信一是告诉你最近进展，另外是你们应该开始去沈阳申请签证。

我从沈阳回来后，一是等待《青年参考》的文章发表，二是等待他们采访美国使馆。由于使馆的拖延，一直到最近使馆和冈栋俊(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见面，过几天还要见。使馆方面已经被这件事情惊动并且肯定会有所行动。

另一方面，我昨天和《青年参考》记者面谈一天，准备一篇我对此事的重要采访。预计周二发表在《青年参考》或者更重要的媒介上。这样做的策略，是为了对使馆形成新的压力。

我说要写的申诉信，回来之后经过冈栋俊以及报社的协商，后来没有写。因为申诉信的目的是给使馆压力，但不如报纸公开控诉压力大。

我现在写信，要求你们立即开始去领事馆申请签证。《青年参考》的文章已经产生效果，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拿着这篇文章，在他们拒签之后出示给签证官看，并告诉他们：We are still seeking higher authorities to review your professional conduct.I think I deserve a visa if you would give me a fair interview.(我们将继续寻求更高当局来审查你的职业操守。我认为，如果你给我的面试是公平的话，我是应该得到签证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第二句话每个人根据情况说，目的是为了前面威胁，后面安慰。胡萝卜加大棒，效果肯定好。

总之，现在你们应该开始签证，并充分运用“沈阳签证哲学”。记住，沈阳哲学的运用要以尽量与签证官合作的精神，不是威逼他，而是从好的地方、积极的角度、合作的精神把类似的意思说出来。你们都能拿到签证。

我会跟你们继续保持联系，直到所有申请者都拿到签证。

最后再次强调，通知所有同学去申请。我将在下周某个时候来沈阳一次。但我来只是祝贺你们，而不是再次辅导你们。因为在我第一次沈阳之行之后，已经没有必要了。

让邱文征再去。向她问好。让张大姐的孩子也去。

祝你顺利。徐小平

颇有影响的《青年参考》用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沈阳拒签事件”，对美国沈阳领事馆的签证官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一时舆论大哗。

徐小平正在写《美国留学天问》，“沈阳拒签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内涵深远的案例。他要找到苏静。

此时，苏静已经在北京“跨区”获得了签证，准备到美国纽约医学院攻读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博士，研究癌症的病发机理。之前，她被沈阳领事馆拒签三次。

苏静来到了北京。徐小平和苏静有一次对话，说明在大规模留学潮的背景下，如果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留学生群体，那么，围绕着签证、拒签，派生出来了一个出国留学潮的亚群体，活跃在大使馆周围、各大学、各网站的论坛，他们(特别是在网站)交流各种签证信息，对各种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进行“复盘”，总结经验教训，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发泄不满和忧伤，出现了与美国等流入国大使馆为对象的出国留学亚文化现象。

徐小平：据说当时有人在网上建立了一个e-group，互相传递签证信息，你知道这件事吗？

苏静：e-group是一个邮件列表，每人都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每一个人发信其他成员都有可能收到。

徐：当时参加这个e-group的一共有多少人？

苏：最多的时候有80多人。

徐：我曾去沈阳做过签证讲座，当时你也在场，听我讲座的那些学生最后有多少人拿到了签证？

苏：据我所知，好像不到一半。最后拿到签证的那些人都是比较活跃的，比较有主见，大家在一起经常交流。而没有拿到签证的那些人都独来独往，不愿和大家一起交流。

徐：在正常情况下，也有一些人会被拒，而在很恶劣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拿到了签证。你觉得那些被拒的人是不是他们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

苏：我觉得那些被拒的人本身的确有一些问题。他们好像对签证比较淡漠，被拒以后他们也不着急，也没有想过要采取什么更好的办法拿到签证。当很多人跨区签证时，还有很多人在沈阳硬挺着，不肯去跨区。

徐：签证是人生比较重大的一件事，你是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意志终于拿到签证的人。假如第四次被拒，你会怎么想？

苏：我想我还会在北京再签，直到我这学期的开学日期到了，或者开学过后的一个星期，我也会再去签。实在不行，我就想办法延期，或者去加拿大，因为我还有一个加拿大的offer(提供、给予……机会)。

徐：你的想法很好，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肯定都能拿到签证。对于那些仍在沈阳领事馆挣扎的同学，你有什么建议？

苏：首先我希望他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死，钻牛角尖。今年出不去，明年还有机会，只要想出去，肯定有机会。另外，也要学得灵活一些，多动脑筋，比如沈阳不行，可能想想跨区到别的领馆去签证。曾经跨区签过的同学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哭的孩子有奶吃。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踩点的？

苏：我是在您离开沈阳以后开始踩点的。后来有几个比较积极的人，我们在一起开了个会，决定对前来签证的同学做一下统计。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数据，在形势最严峻的那个星期里，一共有50多个获得全奖的学生去签证，最后有三个拿到了签证，签过率为5%。

徐：沈阳的签证形势这么恶劣，我觉得是由于个别签证官的渎职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人拿到了签证。对于那些倒霉透了的同学应该做些什么反思？

苏：我觉得首先要把签证的心态调整好，不要光想自己的遭遇多么凄惨，自己有多么倒霉，不要对签证丧失信心。即使真拿不到签证去不了美国也不要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签证上，不要有拿不到签证这辈子就完了之类的想法。我就见到过这样的学生，但是我后来发现凡是有这种想法的学生，反而拿不到签证。沈阳的签证形势很严峻，但是这反而反映了学生的层次和素质，因为最后坚持拿到签证的那些人的确都是很优秀的人。

徐：我做签证咨询遇到过无数学生，但是很少见到真正拿不到鉴证的学生，然而我脑子里的确对几个人有些印象，因为他们从灵魂深处就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他们已经失去了那种精神气，最后他们肯定拿不到签证。签证只不过是人生要经历的一个小挫折，但还是有人在小河沟里翻了船。你认为那些没有拿到签证的人有什么共同特点？

苏：我觉得签证官有时是故意拒签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去掉那些没有精神力量、没有意志力量的人，因为美国社会竞争很严酷，签证官有时就是要成心拒签一些人，看他们是否能顶得住这些挫折和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有些人潜在的能力就被激发出来了，而有些人就激发不出来这种能力，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

徐：沈阳恶劣的签证形势我觉得是签证官在歧视中国学生，这在美国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偏见。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签证咨询，我说这是阶级仇、民族恨，因为当年我和俞敏洪都曾被拒签过。所以说新东方有责任帮助那些被拒签的学生。后来我们经过努力，有些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报纸发表后，你们看到这些消息有什么反应？

苏：大家都很振奋，报道发出来的第一天，预约签证的人很多，预约电话也很难打。我也预约了，那天大约有30多人前去签证，但最后一个也没有签过去。

徐：实际上我从沈阳回来以后，一下子病倒了三四天。去年五六月份我一共写了三四百篇文章发表在新东方网站上，但是今年夏天我一篇文章也没写，因为我太累了。

苏：被拒签过几次以后，我也很疲惫，有些力不从心。但是很多签过的人都很支持我，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在沈阳第三次签证之前，我就已经在北京预约好了签证，准备沈阳再签不过马上去北京，结果还算比较幸运，第四次在北京拿到了签证。我在北京签过以后，据说沈阳的签证形势有所好转，有几个人也签过了。

徐：从我从事签证咨询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我就是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新东方鼓励大家出国，但是有很多优秀学生拿到了全奖却被签证官挑落马下，这是很不公平的。新东方也不愿看到这种现象，所以我把签证咨询视为我的一种责任，也成为新东方传奇的一部分。但在沈阳签证的问题上，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我曾经专程去过沈阳，但是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很多人还是被残酷地拒签了。其次，今年沈阳的签证形势，也使我进一步深思中国人走向世界有多么困难，中国人的地位有多么卑微，中国的媒介在维护自己人的利益方面的精神有多么衰败。以前我认为拒签是签证者的原因，但是沈阳的签证形势这么恶劣，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中国社会在对待这件事的问题上表现得却是那么地软弱，由于社会没有力量，我本人也就不会有力量。即使是外交部、教育部等这样的部门面对这样的问题也是无能为力。美国的媒介天天都在侮辱中国，而在这件事上，沈阳却没有一家媒体敢站出来公开为沈阳学子鸣不平，连对沈阳领馆一个小小的签证官都不能做出任何反应，这是很可悲的。第三点，在这件事面前，新东方也看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假如新东方要是能和《人民日报》或新华社这样的媒体有密切的联系，可能事情就会很不一样。所以说，从这件事上，我看到了三个无能。但是我相信，中国以后的签证形势肯定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

第八章 母与子

45.李八妹

俞敏洪的父亲是个木匠，也是一个酒鬼。

俞敏洪的母亲是个极其精明强悍的农村老太太，姓李，行八，称“李八妹”。家里孩子多，又是女老八，父母不重视，图省事，大名直呼“李八妹”。

俞敏洪跟公安局的喝酒没喝死、劫匪用大型动物麻醉剂注射没被整死，似应归功于他父亲。他父亲从小带着他摸鱼，水渠两头一堵，泼干水，鱼虾泥鳅一块儿摸出来，拿回家掏洗干净，一煎一炸，打两斤七八毛钱的劣质白干，父子俩对饮。父亲每饮必醉，每醉必睡，每睡必死，天打五雷轰都叫不醒，于是心宽体胖。他跟着父亲练出了酒量。父亲1991年去世，去世前没喝过俞敏洪买的酒，成了俞敏洪永远的内疚，后来找补，每次上坟，都要带一瓶酒。

俞敏洪说，父亲是个可爱的酒鬼，在父亲身上他“学会了为人宽厚、宽容”，他屡经劫难没死，归功于父亲；攻击、蹂躏、内讧，新东方没死，也可归功于父亲。

孟春时分，油菜已经结荚带果，长成齐胸高。俞敏洪拎着酒，表兄扛着锹，去给父亲上坟。父亲的坟在离家不到两里路远的水渠旁，孤独地听着流水。俞敏洪跪下给父亲磕头，给父亲培土，给父亲倒酒。酒香在油菜地里漫溢开来，这块长江边上的土地已有几分醉意。

俞敏洪父亲的坟，没建在村里的坟地里，孤零零的一个小土堆，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陋，以俞敏洪的财力，完全可以建得稍微像点样子。

站在坟边水渠上能看见俞敏洪家。俞敏洪家也是孤零零的，坐落在村边田地里，似乎有意识地跟村里拉开了距离，几年前整修了一下，重新打了水泥地基。俞敏洪的姐姐出嫁了，母亲跟到了北京，房子没人住，找了一个亲戚看着。俞敏洪想重找一个地方建房，母亲不同意，说这里风水好，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出了一个北大学生，出了一个江阴县最有名的人。

俞敏洪家的老房子，在俞敏洪的办公室挂着呢。拆老房子前，俞敏洪为了留下永远的记忆，专门回家拍了照片，放大装框，挂在办公桌的后上方。没有左邻右舍，没有院子，很怪异地戳在那里，调子忧郁而孤独，仿佛是个与这个世界毫不相干的寓言，仿佛是新东方学校的背影，一个寓意无穷的背影。

俞敏洪是孝子，家里的事务母亲说了算。俞敏洪的吃苦耐劳精神、商业天赋来自母亲。

46.永远是儿子

新东方处处都怪异，最怪异的莫过于最西化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朝夕相处的合作伙伴，遇到重大问题、重要决定与俞敏洪交流的方法是写信，动辄数千言；后来俞敏洪的“文盲”老母亲李八妹跟俞敏洪交流也是写信，也是动辄数千言。为了能给俞敏洪写出像样子的信，专门准备了两个生字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生字生词。她和俞敏洪只隔了一个门洞，十几分钟，抬脚就到。

李八妹的信跟其他人不一样，写在自己廉价的本子上。两个生字本是1984年印刷的小学生练习本，两个写信的本，一个是只有巴掌大的牛皮纸面“工作日记”，一个是薄薄的硬壳笔记本。她的信写好后，交给俞敏洪看，看完收回来自己保存。

其他人写信以关心俞敏洪、教训俞敏洪、虚张声势恐吓俞敏洪为主，李八妹写信以教育俞敏洪为主。母亲永远是母亲，儿子永远是儿子，儿子在母亲面前永远是长不大的儿子，小时候拎着耳朵教，长大了够不着，也不愿意听絮絮叨叨，就写信。你不是有大学问吗？不愿意听我念叨，信总要读吧？

老虎您好：娘近七十了，我的身体不是真真(正)好的，心机(肌)少血，痛起来吃保心丸都来不及。我已经到了晚年其(期)间了，现在我头脑还有点清(醒)，我要实实在在给你留下点话。你十年寒窗娘辛苦，娘早晚种菜养猪养鸡卖菜时，哪天不是青(清)早四点就起？我好不容(用)易把你十年寒窗念完。我们所有亲戚多是世代忠良人家，贫苦的农民，长(常)教育你们有出(人)头地不能看不起穷人，千万不能望见我们是穷苦农民，能做点好事一定要做。

下面对你谈谈我一身(生)的经历和苦处。

第一，你们年龄还轻，希你日后办各种事情多要留心和细心，不要草草了事。妈先提醒你一下。世上事情等等不一，人心难摸，希你古话也要听听，叫“门头骑了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门头穷得冷如冰，亲戚好友不见影”。这两句话希你永远要纪(记)在心头上。有钱要细水长流，交朋友要看看他的本质。还有句古话叫“一钱逼死英雄汉”。这些话正反你可以多想想。古书上的话是不会错的，多是很多老祖先传下来的，要把好自己的关。

第二，你有那么高大的文化，你有一肚子的文章，头脑一点不明白，把每个朋友多(都)往家带。长对你说，化(花)钱要化(花)在刀口上，刀背上的钱不用乱化(花)。你哪天写书(都)要二三点睡觉，辛辛苦苦准(挣)来的钱不容易。

你目前的朋友出去吃饭，有几个给你付账？你可以想想。我平时对你谈(的)不少，你听不进去。天天有朋友来你的家，难得一天没有人来，就把你做到这样。心痛的是我。古话说，儿是娘心上的肉，打在儿身，痛在娘心。你要知道，我这次有多少(么)痛心。(98年8月21号的事，老天酒［救］了你。)为了拔去你的农根，做娘的从小就对你姐弟两(俩)严格，也有(与)你们的怒(努)力与聪明才智是分不开的。总算老天和上帝对你帮忙，让你考上世界有明(名)的北京大学校。我为了自己没有文化的苦，才把你们干(管)得紧紧(的)，又谁知道相反害苦了你，吃这么大的痛苦，寿(受)这么大的惊。(98年8月21号晚，永远记住这个惊。)我从头到脚的(地)想，没有对哪个差，来人有难就帮忙。我一身(生)爱做好事，难道我们做好事做错了？

我出生在穷苦家中，我怪自己的命苦，出生八个月就死去了父亲，母亲孤苦伶仃，一人拉了八个孩子，日夜纺纱织布，吃早无晚，人家一天三次饭，我们一天两次希(稀)粥菜汤。我六七岁就出去根(跟)哥姐们捉(割)草养猪羊，十岁就根(跟)四哥做衣服，求人家一口苦饭吃。十四岁根(跟)姐姐去江阴南门做纺织厂，每天回来要走近二十余里地。资本家的工厂天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一分多(都)不能差，没有饭给你吃，天天自己带点冷希(稀)饭。十九岁解放到江阴。我感谢共产党，给我们改为八小时工作，厂里有饭吃，再后没有文化的要去扫盲班。我上了三个月(扫盲班)总算认识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做的工作一直要用文化，我写不出，认不得，心里有多少苦，种(总)把字写在手心里，求女朋友教我。你也知道张王李赵的阿姨非常多一心要儿女说(认)字。这次你寿(受)到这种难，我心里实在是不好过，也是我要张汽(争气)，一心要儿女让(上)好学，害得你这么辛苦，考(靠)老天和佛祖保佑你，从(重)新让你回到这个世界。我要你收去这个学校，你是不会同意的。可是这个世道，人心一点不平，希你千万千万要细心。你做什么事非常初(粗)心，要纪(记)住，吃一惊长一知(智)。我讲的话你老是听不进去，我心里很汽(气)，难道做娘的对你有假心？不是一次劝道(导)你了，千言万语谈过多少!人没有一身不克克(磕磕)碰碰的，主要自己的头脑要清(醒)。古话说，胆大心要细。你就只懂英语学好，社会经念(验)一点不学。你念了英语，照国外的来办事，国外比国内先进几十年，中国地大人多，比交(较)困难，一下子根(跟)不上国外，你应当知道。我常对你讲，国家有难，人人有识(责)，常叫你抚(扶)贫，总算你听的(了)，主要是人心不平。娘一身(生)行做好事，家里有一斤米和人家各一半分，为了(给)子孙接(积)点得(德)。

这是做人的本质。你看见格(这)点水平，每月也能卖十多元钱(？)。我不是要钱，我还在救人家的孤儿上学。一个母亲拉两个孩子是不好拉的，我从小就过着这样的日子。你们靠了共产党和新中国，倍(培)养你们有高大的文化，我希你做一切事情要为国争光，应当上交的就要交清，人钱多了没有用的，早就对你讲过。儿孙是(自)有儿孙福，人人头上有坊(方)天，小孩要让他吃点苦，没有关系。穷人家的孩子早挡(当)家。过去的王(皇)帝金银才(财)宝无数，到后来那(哪)个(皇)帝不害子孙？哥杀弟，弟杀哥，那(哪)一代那(哪)一朝不是这样？做人应当想得到，想得穿。做王(皇)帝的个个人要叫他万岁，万万岁，历史上你看到那(哪)个王(皇)帝过到一百岁的？我们是贫下中农，有碗苦饭吃吃就好。人家以为你不知有多少钱，所以拿你这样做，实际上别人只给你算收入，不给你算开支。儿啊……我知道你肚量很大，我们全家不是小汽(气)人，担(但)是你有时大得不对头，看不出人的真正的本质。你大了，娘也老了，希你把我留给你的话代代对子孙留(传)下去。我们是穷家出生，娘没有金银财宝留给你，就只有几句实实在在的话留给你：母亲肚子里能写几本书的苦，说不完，写不来，希你对朋友也好，对学生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一定要去去(处处)提高警惕，母亲的托付你一定要多听听。世上那(哪)个母亲多(都)一样，娘看儿子一块金，一时不见就要寻。不是娘管得你太紧太严，你应当要理解我。

1998年10月18号

李八妹信中标点符号是我根据文意所校。

俞敏洪1962年生，属虎，“因为小时候睡在摇篮里，自己望着天，喉咙里呼噜呼噜响”，老虎的老师——猫喉咙里整天呼噜呼噜地，所以他妈叫他“老虎”，村里老少都叫他“老虎”，至今大多数人只知有“老虎”，不知有“俞敏洪”。

1998年8月21日，是俞敏洪被抢劫的日子。

李八妹的信外人读不懂。信中的内容大致如下：
1、人心势利，世态炎凉；
2、忆苦思甜，今天来之不易，应当节俭；
3、善待家乡和来北京帮忙的穷苦亲戚；
4、交友应该慎重，必须防范。
更重要的是提醒俞敏洪，他的今天是母亲吃苦培养的结果，不要轻视母亲的存在，要听母亲的话。

这些内容，俞敏洪听了“不止一百遍”。

俞敏洪够倒霉的，左耳旁立着絮絮叨叨的老母亲，右耳旁立着一群“霜刀雪剑严相逼”的哥们儿和小股东。他要么是俯首听命的孝子贤孙，要么狗屎都不如。两边站着的人，谁都有资格毫无顾忌教训他，谁都是真理的阐释者和守护神——现在正确，将来正确，而且永远正确。他哪是什么“老虎”？倒像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再美妙的真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如同拿铁勺刮锅底般的刺耳倒牙。如果俞敏洪不逃跑，不反击，就是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关系了。

俞敏洪更倒霉的是，那些天才的哥们儿对他进行批评，直接用的是“兄长”、“母亲”、“父亲”的口吻和角色，而不是平等的交流、讨论。

47.拔农根

初次与老太太见面，揣着两包扁盒“三五”，一包扔给我，一包自己打开，弹出一支来点燃，侧头狠狠地抽了一口，说，“我打听到你爱抽三五，给你一包。”

她年已七十，干瘦矮小的农村老太太，一举一动不见其老，眼神里透出一种罕见的精明。跟她谈话前，俞敏洪警告我要有思想准备，他妈“有说不完的话”。果然。她不仅有罕见的精明，还有旺盛的精力，如果你想听，她会永远跟你讲下去，不知不觉就是一天。不知不觉又是一天。她说，她的故事“够写好几本书”。看上去，她身体很棒，这一点让攻击俞敏洪“家族企业”、“家族式管理”的人陷入绝望，显然，用自然规律的逻辑来结束新东方“家族式管理”的局面遥遥无期。李家女人有长寿基因，俞敏洪的外婆早年守寡，养大八个孩子，九十多岁时，还能拄着拐杖声音洪亮地骂大街。他们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俞敏洪：将来你可以跟你妈妈一块儿拄着拐杖躬着腰驼着背来新东方领工资。

这位老太太在新东方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也像俞敏洪，是个被大家低估的人物。说她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太太，他们错了。第一，她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农村老太太。80年代初期，她就是“万元户”，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办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家庭工厂，加工发电机矽钢片，带动了周边的村办企业。第二，她1945年就进了县纺织厂做工，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整顿”时下放农村，下放前是纺织厂的质量检查员。严格讲，她是资本家和国有企业训练过的产业工人。

1963年她当了妇女队长，号召大家养猪，“猪多粮多”，养不起猪，没有肥料，没有肥料水稻产量不高。她说：“从1963年开始，到俞敏洪1980年考到北大上学，我一共养了136头大猪。”平均一年七头。这个数字不可靠，70多口人的一个小村子，人均一亩半地，六七十年代养不起那么多猪，那时每年养两三头猪就不得了。“有那么多猪吗？”我问。“咋没有？”她说。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阿婆为攒钱养了十几年的猪和羊。“阿婆记性蛮好的!我做队长，队长有毛主席语录本，上面发的，一个红袋袋装着，每天挂着上地，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下地干活，我都能背下来。中间有一条，‘形势在发生变化……’。”俞敏洪父亲在家里是甩手掌柜，不管事，养猪是母亲一个人的事。俞敏洪小时候身体不好，母亲养鸡，几乎每一个月都要杀一只给他补身体。算下来，俞敏洪从出生到上大学，吃了200多只鸡。到底有没有那么多，存疑。总之俞敏洪吃过很多鸡，还有数不清的鸡蛋。俞敏洪记忆深刻：“我妈经常给我炖鸡吃，煮鸡蛋吃。”当然只有俞敏洪一人够资格吃，姐姐和父亲没份儿。阿婆养猪养鸡，当时只为两件事，一是给俞敏洪讨媳妇传宗接代，一是给俞敏洪盖房子。为了这个目的，阿婆攒了多少钱不跟俞敏洪父亲说，“他爸爸知道我有钱，就会吵着要买酒喝。他要喝酒怎么办？他做过木工，我有一个干弟弟在建筑站当科长，能买到木料，就去给他买木料，让他做点小凳子、小椅子、小桌子，让他去卖了买酒喝。留下的钱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敏洪成家怎么办？”

想不到敏洪会上大学。俞敏洪考上北大，阿婆的钱派上了用场。她杀了一头140多斤的大猪，36只草鸡，鸡还在下蛋，平时舍不得杀；买了36只鸭；农村办席，一般都是八菜一汤，所谓“八大碗席”，可是她每桌24个菜，多了两倍，12个凉菜，12个热菜，每桌都是整鸡整鸭，请了3个厨师，办了这个村、也可以说是方圆几十里村庄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酒席，亲戚朋友老师，还有全村的人都请到，分午饭、晚饭两拨。不算自己养的猪、鸡、鸭，自己种的菜，她还派亲戚去买鸡买鸭买菜，50斤糖，50条“大前门”烟，200斤大西瓜，花了500多元钱。1980年，村里还有人家吃不饱，别说是农村，就是城里人，如此大规模的酒席也是不能想象的，可谓气势磅礴。阿婆一生含辛茹苦努力，要的就是今天耀祖光宗的显赫，就是要拔掉俞敏洪的“农根”。她跟俞敏洪说：“门头骑了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门头穷得冷如冰，亲戚好友不见影。”她七岁那年死了父亲，没钱安葬，到上海找亲戚借钱，钱没借到，门都不让进，还是一个好心人帮了忙，没让母女流落街头，借到了安葬父亲的钱，借到了回家的路费。这个经历在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农民受歧视的故事更是多得说不完。

俞敏洪1978年高中毕业，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她一面安慰俞敏洪，“当农民也能有口饭吃”，让俞敏洪安心做农活，割草、插秧、开拖拉机，一面到处托熟人、找门路，利用俞敏洪的一技之长，当民办学校的代课老师。一天晚上，她跟夏港镇的一个亲戚约好，和镇中学的校长谈，等到11点钟不见来，12点钟还不见来，只好回家，外面雷鸣电闪，下起了大雨，亲戚留她，她害怕家里人担心，要了一把伞，一个人冒着大风雨往家赶。路上早没有行人了，拐弯时路滑，不小心，滑了一跤，差点掉进河港里。河港里涨水，波涛汹涌，掉进去就没命了。她爬起来继续往家走。大风刮走了雨伞，天气又黑又冷，她全身湿透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河水又大，那地方又有鬼……”她一路哭着回到家，俞敏洪父亲喝了点酒早睡了，等不来母亲，俞敏洪和姐姐也睡了。阿婆换了干衣服，烧开水洗澡，洗完澡，流着眼泪坐到天亮……为了“拔农根”，俞敏洪第二年高考落榜后，她打听到江阴县高中有个曹老师，英语特别好，他带的高考复习班升学率特别高，她拐弯抹角打听到曹老师家的住处，也不胆怯，直接找上门去。

“你就是曹老师？”
“我是。你找我干什么？”
“你去年是不是培养了一个学生上北大？”
“是的，去年我确实培养了一个女孩子上了北大。”
“那我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曹老师，你能不能帮帮忙……”
“阿姨，我跟你说，我现在不单独培养学生，单独培养学生太累。”
“曹老师……”
“你不要着急，阿姨，县教委要我们办一个高考补习班，不过，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一般来说，一个公社三个人来考，取一个。”

阿婆又回公社跟俞敏洪代课的校长求情，让俞敏洪参加考试，结果考上。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礼好送，阿婆进城就带点自家种的毛豆、山芋、大米给老师尝鲜。

俞敏洪初进补习班成绩不好，不到一个月，模拟考试成绩第一名，还当了班长，阿婆很高兴，无以回报，见曹老师的妻子没有奶，小儿子瘦得不像样子，说，“哎呀，曹老师，孩子瘦得不得了呀!”

“孩子都十个月了，没有办法呵。”曹老师说。
“曹老师，这样，这小孩子给我带。”
“阿姨，你带？”
“我辛苦点帮你带。我们农村的新大米，天天喂他，两个月就胖胖的。”
曹老师见阿婆心诚意切，说，“给你带可以，但是要给你钱。”
“啊呀，曹老师，我不能收钱。”
“不行。我找人带孩子，每个月12块钱，起码要每个月给你10块钱。”
“曹老师，你错了。我帮你带孩子是以心换心。你别看农民那么苦，我绝对能把孩子带好，两个月就胖胖的。我不会收你一分钱，因为我要报答你，敏洪在你这里上课，管得这么好，成绩这么好。我会一心一意把孩子带好。”

阿婆带走了孩子，一养就是三年。孩子叫曹正，后来考大学进了北京，现在新东方跟着俞敏洪学英语。他叫阿婆“青山阿婆”。俞敏洪家不远处，原来有座青山，站在山上能看见长江。青山后来树砍光了，山头也平了。“青山”成了梦中的记忆，“青山阿婆”成了“北京阿婆”。

为了能让俞敏洪考上大学，拔掉“农根”，改变命运，作为母亲，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资源的农村妇女，她已经做到了令人赞叹不已又心酸不已的极限。

8月，正是二季稻插秧的季节，阿婆正在稻田里插秧，俞敏洪和他的同学去城里打听招生消息。许多同学都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俞敏洪着急，在家呆不住，每天都进城看榜。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大学，这一辈子就完了。农村孩子除了考大学，没有什么出路。考大学是人生独木桥，过得去便换了人间，过不去就永远是农民，守着土地，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当然也有例外，但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如此。

中午的时候，俞敏洪回来了，又蹦又跳，老远大声喊，“妈——妈——”
“老虎，怎么这么高兴？”
“我接到录取通知了？”
“真的接到通知了？”
“你看!”俞敏洪举着录取通知书使劲摇，“真的接到了!”
“哪里的通知？”
“北京的。”
“北京哪家学校？”
“北大!——”
……
公社拖拉机手、生产队插秧高手俞敏洪上了北大。

48.“新东方之母”

阿婆跟新东方这些元老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年前。1981年俞敏洪生病住院，阿婆到北京来看望，就是“老包”包凡一带她去的医院。阿婆那时候就帮老包洗过脏衣服臭袜子。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都吃过阿婆做的饭。她对这些从西方回来的老朋友的德行了如指掌。她有她的价值标准。她认为俞敏洪不是这些人的对手，这些人不是俞敏洪真正的朋友。王强回来的时候，老太太不高兴。第二天见到王强，说，王强你回来是因为敏洪待你厚，可是你待敏洪薄。

王强吃惊：“怎么……”他“觉得被当头泼了一瓢凉水”。他不明白阿婆为何出此言，既有“厚”、“薄”之意，又有要他感恩戴德之意。这是他最忌讳最不能容忍的事情。阿婆接着说：“北大英语系有人跟我说，1987年访问学者的名额本来是敏洪去的，结果是你去了。”言下之义，1987年王强赴美访问是耍了手段挣来的。他大怒：“谁说的，你让他站到我面前当面说。”

王强当即找到俞敏洪，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你是相信你妈，还是相信事实？我告诉你，1987年我是北大英语系学生工作组组长，团委书记，教研室的优秀教师，你俞敏洪是默默无闻的教师。从资历来说，我比你早一年留校，出国名额如果有一个的话，能轮到你吗？除非你使手腕才能出去。”王强认为这是老太太给他的下马威，气得差点当即买票回美国。阿婆也差点坏了俞敏洪一年前北美游说徐小平、王强回国，重新塑造新东方的大计。

俞敏洪1991年被迫离开北大，阿婆1992年来到北京帮忙带孩子煮饭。1993年俞敏洪申请到“新东方学校”的执照时，起名“新东方”征求母亲的意见，富有商业经验的母亲说，“新东方”名字好，只要俞敏洪打出“新东方”的牌子，一定能招到学生，东方大学的英语教学“肯定就完了”。后来关于“新东方学校”的来历有了阿婆的版本。她说：“新东方学校的执照是我领回来的。”她成了新东方当然的主人。

为了缓解俞敏洪的压力并慑于老太太的火爆脾气，新东方这帮人哄着老太太，说老太太“不仅是俞敏洪的母亲，也是新东方之母”。长此以往，老太太开始让大家恐惧、反感：新东方是俞敏洪的“儿子”，她是俞敏洪的母亲，新东方就是她的“孙子”，新东方也就是俞家的财产，她有当然的处置权。每当新东方内部有矛盾的时候，她就会威胁说：新东方学校的执照是我领的。你们闹，我就把新东方学校的执照揣回江阴老家去!更极端的时候，她跟俞敏洪生气，不管不顾地跑到新东方报名大厅砸镜框，拿新东方执照。

王强当CEO时，正是新东方比较混乱的时候，阿婆听说俞敏洪受气，她不干了。她在四楼楼道里骂。王强赶紧出来：“阿姨，来来，咱们谈谈。”

王强与老太太谈话，老太太不怵。她说：“王强，你知道新东方的执照是哪里来的吗？”
“哪里来的？”
“我领回来的!”
“哦……”
“王强呵，你知道吗，你是1996年才回来的。”
“阿姨，知道。”
“王强，你应该知道，你们大家回来，到处租大教室，俞敏洪分一份给你们，我不心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阿婆已经70岁了，还能活几天？”

王强是最不爱听这种话。“我回来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谁也没靠，谁的情也不欠!”他说。换任何一个人说这种话，他早就掀桌子走人了。可面前是老太太，只能强忍怒火，捏着鼻子听。

“你们不要把我惹恼了，惹恼了，要么你们拿刀宰了我，要么我把新东方的执照拿走!你们要办学校，自己拿执照去!你们要拿走学校，但是‘俞敏洪’三个字拿不走!你们干得好，可以在一块儿干，干不好，可以再分家嘛。”

都说新东方这拨人一开牙便滔滔不绝如江河，可是，在老太太面前是小巫见大巫，老太太才真正是滔滔不绝如江河。有的时候拉拉杂杂不着边际，有的时候循循善诱刀刀见血。如果没有本事让老太太打住，老太太那种话跟话，话赶话，不同逻辑拧一块的说法，“能把人的神经折磨崩溃”。王强这种玩语言的“口语大师”，遇到老太太“张飞杀岳飞”，一筹莫展。

老太太回来对俞敏洪说：“我找王强谈话了。”“说什么了？”俞敏洪问。老太太学了一遍。俞敏洪一听急坏了：“妈!你不好这么说的!下次不准你这么说话!”“我说的是气话。”老太太说，意思是吓唬吓唬他们。

老太太对新东方事务介入很深。她在新东方大楼里有办公桌，经常去的人可以在楼道里、电梯间碰见她。俞敏洪说，他家老太太“渗透力特别强”。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回国时，新东方是夫妻店，俞敏洪意识到这帮哥们儿肯定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新东方“夫妻店”的形象也不好，想方设法把老婆孩子运到了加拿大。阿婆把家里的工厂托付给了亲戚，1992年12月18号到北京，帮助俞敏洪料理家务。1995年俞敏洪有了孩子，她帮忙带孩子，1997年老婆孩子走后，阿婆一个人在家寂寞，俞敏洪发挥阿婆善于做生意的特长，让她在学校周边办起了餐馆和日用品小卖部。渐渐地，阿婆把学校住宿班的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采购等业务拿下，到2000年底做到了1000多万的流水。还不仅于此。她的控制半径远远超过了新东方，江阴还有她的矽钢片加工厂。俞敏洪2001年4月去江阴，她要跟着去，俞敏洪不让。俞敏洪到江阴的当天，她就在北京电话遥控，“一天之内办了一家公司”，当了董事长。俞敏洪在江阴是名人，但是回家非常低调，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避免应酬和商务活动，而阿婆在江阴的影子却无处不在。

仅就商业意识而言，新东方除了俞敏洪，没有人能比得上阿婆。新东方在北京朝阳区开教学区，租一个大楼，别人谈判的价格高，阿婆去谈，每平米租金一分钱一角钱地算账，谈下来，一年能省几十万。新东方磁带原来进价是两块三一盒，不降价，她就找另外一家，一块九一盒，一盒省四毛钱，一年省几十万。她经营的项目，自己有个小本子，成本收益天天算，了如指掌。比如每天供给学生的盒饭，什么档次、多少钱一盒、每天卖出多少，记得清清楚楚，绝不含糊。

她说：“我的小本本都记着呢。你看，我就是这个水平，是不是好笑？”她翻开小本本：“这个账是中午的下午记，你看这是中午卖的盒饭，63份四块的，24份八块的，21份八块的，58份八块的，60份六块的……”

“今年4月份卖了多少？”我问。
“我看看……在这，1月份到4月份卖了17万多。”
“一年总要卖个一二百万块钱吧？”
“卖不了卖不了，去年(2000年)卖了六十几万块钱的盒饭。你看，都记在这儿呢。”
“今年的盒饭肯定要比去年多吧？”
“要多要多。不容易呀，很辛苦的。”

新东方成立公司以来，只有两块业务在增长，一块是俞敏洪把握的学校，学生由15万人次增长到25万人次；一块是阿婆掌握的服务类业务。咨询、移民、电脑、媒体等业务要么萎缩，要么发展艰难、缓慢。近两年的时间，除了与联想不甚理想的网站合作，其他业务几乎等于零。说得难听点，真正懂得新东方下游产品含金量并卓有成效地开发出来的人，不是大多数包括有MBA学历和外国大公司履历的新东方的高层管理人员，而是大家都嗤之以鼻的这位农村老太太——李八妹。

阿婆说，新东方搞了股份制，哪个生意赚钱？还是学校靠得住。“我是一颗心放在新东方，毕竟新东方是我儿子干起来的。但是没有我这个母亲支持，他俞敏洪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跟他们说，我不仅是俞敏洪的母亲，也是新东方的母亲。我跟敏洪讲，你是聪明，你有天才，但是总要有人提醒。每个关键时刻我都要跟敏洪谈，听得进去也好，听不进去也好。”

许多人正规的场合叫阿婆“新东方之母”，私下里叫阿婆“老太君”。阿婆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新东方风吹草动，上午发生的事儿，不超过晚上就到了阿婆的耳朵里。她拉开架势在新东方“垂帘听政”，虽然俞敏洪主意大，不可能让母亲“垂帘听政”。阿婆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俞敏洪他们当着阿婆议事，说到敏感的地方避着阿婆，就用英语，阿婆大怒，说，“你们欺负人!”

阿婆的存在给俞敏洪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俞敏洪的策略，第一步是“躲”。原来住一起，老太太如入无人之境，不管里面睡着谁，进门不敲门。搬新家时，把老太太安置在另外的单元；原来是“早请示，晚汇报”，现在是能蒙就蒙，先斩后奏。第二步是“撤”。

“躲”容易，“撤”不容易。王强当CEO，俞敏洪说，新东方所有人员重新聘用，王强一个人说了算。“你当CEO，想开谁就开谁。”俞敏洪说。王强说：“所有人？包括你老妈？”俞敏洪说：“当然包括我老妈。”隔了一会儿，俞敏洪又跑回来跟王强乞求说，“王强，你开谁都行，希望能放我老妈一马。”

面对恩重如山、精力过剩、头脑清晰、十分精明、一旦发飙谁也劝不住的母亲，被称为“平衡大师”的俞敏洪经常束手无策。他说一句话，母亲一大堆话等着他呢。

在大家的强大压力下，俞敏洪想把母亲撤出来，说，“妈，别干了，你这么大年纪，退下来轻松一点不好吗？”阿婆说：“我知道轻松，但是你们上面搞股份制，下面的事情关心过没有？你们问过哪一部分怎么管理吗？你们根本没有问过。母亲在这里面好像是一根顶梁柱。”意思是，下面的事情你们不管，是你老妈帮你顶着呢!

“顶梁柱”能撤吗？几句话就把俞敏洪顶回去了。母亲还瞧不起儿子的管理水平呢。“新东方的管理漏洞大着呢!”她说。“比如材料需要多少，印了多少，价钱多少，怎么卖，他知道吗？”俞敏洪逼急了，老太太甩过一句话，“我现在不是你俞敏洪的母亲，我是新东方的母亲!”再急了，说：“老虎，你不要我，我住老年公寓去，自己看书写字去!”说到这儿，俞敏洪就不敢说话了。

总之，任你怎么说，老太太不愿离开新东方。新东方不仅是俞敏洪的事业，也是老太太的事业，或者说，俞敏洪的事业就是老太太的事业，留下继续干，也是为了俞敏洪。

老太太心情好的时候，俞敏洪还能说通，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恢复原样，说了也白说。对母亲，俞敏洪绝对不敢硬来，结果是这边骂他是“不孝之子”，那边骂他是“家族统治”、“农民”，两边都把他骂得个狗血喷头。长期以来，阿婆、老家的亲戚、俞敏洪、“海龟”们、“土鳖”们与新东方共舞。

49.俞敏洪下跪

俞敏洪在家族问题上慨叹：“我既不是觉新，又不是觉慧；或者两个都是，既有觉新的牺牲，又有觉慧的摆脱之心。”

俞敏洪的所谓“家族问题”其实就是“母亲问题”，家族里面的人好办，母亲不好办。说“俞敏洪实行家族统治”，新东方的冲突中有“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的冲突”也是事实。但是，如果深入进行考察，你会发现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族统治”。第一，新东方的产权结构，无论是早期“分封割据制”，还是公司化改造，其发展逻辑不是“家族式”的。不管俞敏洪母亲和其他亲戚是怎样的感觉，除了俞敏洪，其他家族成员对新东方都没有决定权，与他给予新东方高层的利益比较，以母亲为代表的家族成员所得到的利益相当有限。他母亲能够做大，做到1000多万的水平，一方面是他母亲的能力和渗透力的结果，一方面也是新东方其他人不屑为、不能为、无所为的结果；第二，俞敏洪的“家族意识”非常淡漠，早期办班创业，家族成员的介入，和其他原始积累的私营企业一样，主要基于经营成本和信用成本的考虑，作为利益集团，与家族有关的人员主要是外围的，纯经济利益的，技术的，有其阶段性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俞敏洪在新东方用母亲和其他家族成员谋求的家族支持，而不是“家族统治”。否则，1995年他不会去北美隆重邀请诸位同学朋友归国共同创业(新东方是国内最早吸引留学生归国创业的民办学校)，不会在新东方公司化改造设计股权时排除任何家族成员，不会在成立联东伟业教育网站时忍痛撇了新东方的电脑公司。电脑公司有他的亲戚，为了避嫌，为了给耶鲁回来的钱永强等腾地方。他要的是“新东方”，而不是“旧东方”。要搞教育，要维持新东方发展，要实现更宏伟的目标，俞敏洪家族任何成员都不能胜任，甚至新东方的天才元老们也难以为继。他第一步成功地将老婆撤出来，第二步说服老太太撤出来，第三步将亲戚从要害岗位撤出来，有意识地淡化“俞敏洪家族”色彩，以改变新东方的社会形象。

新东方“家族意识”强的人恰恰不是俞敏洪。包凡一曾以黑色幽默的口吻罗列说：“新东方有四大家族，俞敏洪算一个，杜子华算一个，胡敏算一个，何庆权算一个。”其实杜子华和胡敏不算，因为杜子华的兄弟杜伟是新东方的顶梁柱之一，听说教学专家胡敏的弟弟、老婆是非常出色的英语老师，包括俞敏洪在内，没有人提出异议，所谓“举贤不避亲”。只有何庆权与包凡一合作的写作中心开的是“夫妻店”，何庆权负责，老婆管财务，包凡一再抗议也没用，而何庆权是和包凡一一起到新东方旗下的加拿大法学博士。

“海龟”搞“家族制”怎么说呢？大家理直气壮地批判俞敏洪，让俞敏洪自惭形秽，说不起话，却不见理直气壮地批判其他人，显然是双重价值标准，或者是双重利益标准，有偏见的利益标准。

俞敏洪在新东方“家族问题”的复杂性不是制度的，而是亲情和孝道，非常传统的亲情和孝道，为此让朋友、战友们鄙视、寒心，让自己付出了权威、信用、个人生活的代价。他因此用“既是觉新，又是觉慧”自况、自责，但是不能摆脱。

阿婆的逻辑，与其表述的是她与新东方的私有关系，还不如说表述的是她与俞敏洪的私有关系，把母爱变成对儿子的控制、约束、把握，随心所欲，只要她恼了，不管是什么场合，不管有没有外人在场，绝对不给俞敏洪面子，不惜让俞敏洪威信扫地。

俞敏洪当众给母亲下跪的故事是新东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经典故事。老太太当荣耀讲，其他人回忆起来则痛心疾首。1997年夏天，一天午饭的时候，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在母亲开的饭馆包间里吃饭，听见外面散座母亲又哭又闹，很多人劝劝不住。老太太知道包间里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在一起。

俞敏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想出去，像往常一样给母亲下话，给母亲赔不是。但是王强和徐小平在此，深知母亲的强悍和俞敏洪在母亲面前的懦弱，害怕被哥们儿瞧不起；可是老太太见不着俞敏洪，这场打闹肯定收不了场，而且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平时采取的办法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是今天躲不了，溜不掉，老太太早就打听到了俞敏洪的去处，门神一样堵在了门口，要溜要躲非得从老太太的面前过。

俞敏洪闷着，一脸愁容。
徐小平说：“敏洪，你不要理她，别管她这一套。像汉子一样走出去，走出大门去!”
“哥们儿，你怎么能这样？你是什么意思？你让我走出去？”俞敏洪说。

俞敏洪从小长大骨子里怕母亲，亲眼见过母亲无数次失去理智走极端的行为，别说对母亲发火，大声说话都没有过，说话非常小心，细声细语，绝对是乖儿子形象。跟母亲发火？不理母亲？想都不敢想。

王强看不下去，说：“敏洪，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俞敏洪“似有领悟”，站起来向外走去。“我们带着期待的眼光等待着。”王强说。

俞敏洪看见母亲坐在那里，一面骂，一面哭。他走到母亲面前，叫了一声“妈——”，当着包间的王强、徐小平，当着屋外的一大堆人，膝盖一软，“噗通”跪下了! “新东方神话”的制造者，数万留学生的“出国留学教父”，新东方学子崇拜的偶像，此时趴在母亲的膝头，孩子一样地哭泣着。

老太太大发淫威。她说：“你当我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当我们是一条狗？!姐夫你叫来工作，可是椅子、沙发、办公桌搬得个一干二净，你叫他坐在哪里？!”

新东方学校发行部原来的负责人不胜任，换了俞敏洪的姐夫。姐夫是个本分老实人，也挺能干，被老太太从家里招来管食堂财务，换到发行部后，办公设备不知被谁搬走了。老太太不干了。你俞敏洪好大的胆，亲戚来新东方帮你做事，你竟敢如此无理!

老太太渐渐成了新东方一股不可忽视的存在。按副校长李力的说法：“俞敏洪他妈妈是这拨人的坚强后盾。”

有一年，俞敏洪去加拿大，校务暂时交给李力负责。有人报告，校长办公室下班没人后，俞敏洪的一个亲戚“进去随便翻东西”。

她把这个亲戚找来，问：“有这回事吗？”
“有。”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为什么不能那么做？我在这里值班。”
“据说一些私人信件你都可以打开看？是吗？”
“是啊。”
“私人信件你都可以看，你无法无天了!”这孩子满不在乎。

她知道这个亲戚是俞母宠爱的孩子，就给俞母打电话。

“阿婆，你有时间吗？”
“怎么了？”
“你能不能来一趟办公室，有事情跟你说一下。”
阿婆来了，她把情形学了一遍，结果阿婆不以为然地说，“学校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人在这里值班看看信有什么了不起？”
“阿婆……”一时语塞。她还指望着阿婆能批评不懂规矩的小伙子，断没想到阿婆会是这种态度。
阿婆说：“这么点小事，还要大张旗鼓地叫我过来说说。”

阿婆的态度把李力气哭了。她连续给加拿大俞敏洪发了两个传真诉苦。俞敏洪发传真来安抚：“你刚来学校，刚到校长办公室管事，我相信你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妈这个人你不了解，你一定要为了我、为了学校，一切问题等我回来解决。我向你道歉。”

“老太太的权力有那么大吗？”我问。
“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在校长办公室拍桌子瞪眼，俞敏洪给她下跪的程度。”
“有这么厉害？”
“对，就这么厉害。她说东，俞敏洪不敢往西去。这两年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现在阿婆跟俞敏洪说话用商量的口气了。”
“以前都是命令吗？”
“对。老太太是说一不二的，很多事情都得瞒着她。俞敏洪要干什么事，即便是正确的事，事先说好不许跟阿婆说，要不然干不成。事情干完了，已成既成事实了，阿婆知道发脾气也没用了。老太太说，我这个人呀又讲理，又不讲理，谁要惹着我，我要是不讲理的时候，那我就永远不讲理。”

看来，老太太发不发火跟有理没理无关，跟是否能达到控制目的有关。这不，俞敏洪跪哭在地，谁都拉不起来。老太太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王强说：“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顿时让我崩溃了!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非常痛苦。我觉得俞敏洪当着那么多人，当着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哥们儿给他老妈跪下(对我都)是一种耻辱，相当于我当着人跪在我妈的面前。怎么能这样!堂堂四年北大，新东方的校长!他那天的表现教育不了他妈!”

王强这个北大校园文化的推动者，留校任教后，是80年代“新启蒙”的积极参与者，从美国回来才几个月，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他也不去劝俞敏洪母子，白着眼，拂袖而去。他是读书人，大学时便立志介绍西方文明以启蒙国人，欲终身当北大教授而不可得，出国怀乡，六年奔忙生计，为洋人打工，购书、读书、写作不辍。在他眼里，俞敏洪不啻是旧礼教的牺牲品。大庭广众之下跪在不讲理的母亲面前哭，难道不是耻辱？

徐小平跟王强的情况不同。他既是俞敏洪的兄长，又是俞敏洪的老乡，回国后住在俞家半年，深知俞家母子、婆媳、夫妻之间复杂的关系。他跟俞敏洪虽然都是独子，但是他“在家是少爷”，是可以撒娇撒泼的，俞敏洪在母亲和老婆面前“撒娇撒泼”别说做过，想都没有想过。新东方除了王强，包括徐小平，所有元老都有帮助俞敏洪减压、哄老太太高兴的自觉和义务。俞敏洪也在非正式的场合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关照，“先让一让，感谢大家”，“感谢朋友们对我老妈的容忍”。

徐小平想去劝，走近看得明白，老太太捂着脸哭，手指却露着缝观察俞敏洪。

50.没脾气

徐小平做过让老太太高兴的事情，但是他内心并不高兴。他觉得是被捏着鼻子做的，不是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而是权宜之计。他们在西方生活没有这种习惯，虽然他们都曾经接受过老太太的恩惠和帮助，都知道老太太有农村人朴实、善良的一面，也知道老太太精明、有控制欲的一面。再伟大的“爱”变成了占有和控制的理由，便成了重负、累赘。如果仅仅局限在家庭或家族内倒还罢了，如果影响到了企业，影响到了大家的共同事业，影响到了文化理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徐小平早期还谈不上批判，因为他得到俞敏洪家族的恩惠最多，而且他的地盘独立，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俞敏洪家里住的时候，他经常陪着老太太聊天，老太太那套陈谷子烂芝麻翻来覆去地讲，“一直到看见老太太就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太太找谈话，躲得远远的，偶尔碰上了，寒暄几句赶快逃”。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俞敏洪提出批评：“敏洪以这种孝道的名义容忍他妈这样，很大程度上违反了一个最高级的原则，最神圣的原则。新东方是私人财产，但不是你家族的财产；新东方是我们理想的家园，但不是你的农家小院。我们是在与俞敏洪共事，与我们所倡导的北大精神、新东方精神共事，不是与俞敏洪家族共事。”

她说俞敏洪不把老家来的人当人。不对。

1991年俞敏洪离开北大，刚刚办完手续，学校就上门，要求一个星期内必须从只有几平米的筒子楼里搬出去。他先是搬到海淀区六郎庄的农民家里，叫农民孩子换房租，先后搬了好几个地方。听说青龙桥一个农民要卖房子，他去看，两万块钱三间房，跟他江阴老家的房子一样大，还有一个小院，院子里有两棵大枣树。“我想起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家的院子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他说，“冲着那两棵枣树，我买了房子。”其实不是他花钱买的房子，而是阿婆出的钱。

买了房子没钱请人修，就自己修。“我在农村干过泥瓦匠的活，自己砌墙，自己翻瓦，大冬天的，天气很冷。当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秋天打完枣子以后，树叶也被打下来了，树枝低垂头丧气，结尾是这样写的，枣子打掉了，枣树像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枣树现在还在，每年能打一百多斤枣子。房子我没卖，给那些老家来的乡下人住，他们每年打完枣子，给我端一大盆来。”他说。

俞敏洪一家在青龙桥住了两年半，冬天冷，夏天热；冬天煤气熏人，夏天蚊子咬人。1994年老婆怀孩子，年底大肚子，第二年2月生，平房呆不住了。而且，老妈跟老婆闹别扭，经常拌嘴，不能住一块了。老婆老妈两边夹磨他，谁都不敢得罪，非得打架离婚不可。一咬牙，俞敏洪拿出1994年赚的钱在圆明园背后上地小区买了两套房。可是上地小区治安不好，1998年、1999年两次被劫匪入室抢劫，老妈说，上地不能住了，想去四环路边的一个小区买个大房子，与俞敏洪住一块儿。俞敏洪吓得魂飞魄散，坚决反对。买房子可以，买一套住一块儿不行。在他的坚持下买了两套房子，2000年2月份住进去。为此，老太太伤心了半年，说俞敏洪不要她了。

那么，青龙桥一个院子，上地两大套房子，二三百平米卖了吗？俞敏洪说：“没有卖，我的工作人员住在那里，白送给他们住了。都是最底层的工作人员。所以下边的人对我特忠诚。这些外地人太不容易了，为了谋生跑到北京来，总要一点一点照顾，能照顾几个就照顾几个。当时新东方工作人员只有一百多个，我对他们的关心总是无微不至的。现在六百多个了，关心不过来了，到了必须用制度来关心的时候了，做人力资源，做社会福利保障。我从最狭义的农民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是后边的路比前边长多了，让我感到特绝望。”

俞敏洪本性善良，不是那种苦出身乍富后压迫苦出身的恶人，也不是财大气粗对谁都发狠耍横的人。恰恰相反，他对谁都赔不是赔小心，处处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外人看起来都觉得有点过了。

他不是没有脾气，不过他发脾气发泄的方式和场合与别人不同。比如，他老妈生气，拿刀去砍他的办公桌，他不敢说话，不敢顶嘴，等她耍，等她骂。别人把老太太拉走后，他来劲了，顺手抄起秘书办公桌上的苹果往墙上砸过去，砸了个果浆四溅；再端起笔记本电脑往地上摔，摔了个稀巴烂。他气糊涂了，笔记本电脑里有他的一本书稿，两年多熬更守夜的心血呵。在场者莫不大惊失色。

老太太听说俞敏洪砸电脑，不以为然地说：“哼，砸电脑，有本事当着我的面砸啊。里面还有书呢。对我有意见，对着电脑发脾气，算什么!”因为老太太，俞敏洪已经砸了两部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手机砸在王强的车上，砸得王强直心疼。

比如，有一天他老婆发烧，俞敏洪因为工作回来晚了，老婆生气不开寝室门，他就用脚踢门，踢不开。当时徐小平住在他家，他叫上徐小平，“哥们儿，咱们出去走走。”外面下着大雨，俞敏洪和徐小平开车往北，在风雨中狂奔，往北的路不好，坑坑洼洼，俞敏洪也不减速，叮铃光啷往前开。出城后迷路了，前面漆黑恐怖。

“当时我吓死了。”徐小平说。“敏洪说要去十三陵，我有幽闭恐惧症，小时候最害怕晚上出去，最害怕去坟墓，还要晚上去坟墓。天那么黑，像关在了电梯里。我平时上电梯，会本能地去找紧急制动钮。我心里骂，俞敏洪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但是没有办法。”俞敏洪开车，脸色很难看，一声不吭，好像徐小平不在似的，好像不是在开车而是在想事儿，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外面的风雨，路上的颠簸毫无感觉。……

51.小猫与老虎

现在好了，老婆去了异国他乡，老太太也渐渐消停了，答应退出新东方。当然，也只是答应了。老太太并不放心。

普华永道进入新东方，2001年4月10日。负责人谢韬召集新东方中层以上干部开会，老远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后面。

会后他问：“后面坐的老太太是俞敏洪老妈吗？”
老太太说：“我要来看看世界一流的大公司都说些啥。”
旁边的人窃笑：这农村老太太能听懂个啥？

她要来听，谁都挡不住。她不是要听个究竟，也听不懂个究竟，她要的是台上坐着俞敏洪、台下坐着俞敏洪母亲的感觉，要的是新东方主事的人、包括她儿子注意到她的存在。杨六郎掠阵杀敌，后面不是镇着一个佘太君？

她最担心的是这帮家伙分新东方学校。新东方高层冲突的核心，除了观念和文化冲突外，其中很大的部分就是大家想分学校的利润，甚至要不顾后果地分学校的预收款，而俞敏洪坚决反对。

俞敏洪害怕母亲孤独生事，专门嘱咐在新东方工作的家里人陪母亲，给副校长李力和办公室主任李松华布置任务，随时招呼着母亲。老太太身边有一个庞大的安抚队伍。俞敏洪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不解决问题。老太太要的是俞敏洪，要跟俞敏洪住一块儿，像小时候那样，给他洗衣服，给他做饭，嘱咐他冷暖。她至今还固执地认为，只有她的爱是真实的，可靠的，没有她时时刻刻的爱，没有她形影不离的帮忙，俞敏洪还会受苦受罪，还会被人欺负。见不着俞敏洪，再多的人陪伴也孤独。她知道俞敏洪在躲避她，害怕俞敏洪不要她了。她害怕孤独。

2001年5月28日，她突然打电话邀请李力，邀请她上山，到大觉寺旁的新东方住宿部给“老虎”过生日，并要她通知李松华一块儿去。

“阿婆，给老虎过生日？”
“对，给老虎过生日。老虎满月了”。
“阿婆什么时候养过老虎呀？”

老虎？老虎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呀？阿婆从哪里搞来的老虎呢？大家一肚子狐疑上了山。原来阿婆的住宿部食堂养了一只大白猫，生了三只小猫，两只白的，一只花的，要送人，阿婆不让，要食堂养着。

“猫就是老虎呀。”阿婆说。

食堂归阿婆管。阿婆的指令当然不能怠慢，顿顿好伙食伺候着，小猫一个个长得胖胖的。阿婆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好生喜爱。她给“老虎”们办了三桌席。酒席很隆重，花了1000多块钱，四瓶“红星”二锅头，一大堆凉菜，20多斤鸡蛋面，有新东方的校领导，20多个食堂职工。

阿婆穿衣服裤子都是十几块钱一件的，办酒席可舍得花钱。俞敏洪小名叫“老虎”。看着小猫，如同看见“老虎”，看见俞敏洪？自从2000年5月新东方公司化改造以来，阿婆就没有高兴过。她认为俞敏洪是败家子，把辛辛苦苦挣来的新东方学校给分了。为这事儿，她在家里不吃不喝，哭了三天三夜，谁都劝不好。老太太对“分学校”捶胸顿足，泪水洗面，半年不理俞敏洪。

其实，阿婆认为成立公司是为了“分学校”的认识某种意义上并不错。大多数小股东们积极促成公司化改造，其根本是为了保护产权，保护他们共同创造的新东方学校的利益，推动新东方和俞敏洪的现代化改造，让新东方走出家族阴影。他们希望俞敏洪尽快提升。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一些小股东在大多数时间里，眼睛紧紧地盯着新东方这口大锅里的肥肉，虚议开拓，实议分肥，遭到俞敏洪顽强的抵抗。

由此引起对俞敏洪的信任危机。小股东利益集团跟俞敏洪的矛盾公开化，不管是私下里，还是有外人在场的公开场合，猛烈攻击、批判俞敏洪，像俞敏洪母亲一样地不给俞敏洪面子和尊严。此时俞敏洪众叛亲离，始料不及。

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徐小平、王强们是袋鼠，俞敏洪是山龟。袋鼠说，我们要跳越。山龟说，我们要渐进，我们脚下的土地不是澳大利亚自由驰骋的荒漠和丛林，而是中国路途遥远的沼泽。山龟在袋鼠的驱赶、压迫下跃跃欲试，然而，跳越何其难。

无论什么情况发生，无论是哪方面的挑战，无论受到怎样的误解和侮辱，俞敏洪都忍了。在家乡江阴的长江岸边，望着对岸的灯火和来往的轮船，他对所发生的一切有自己的解释：“有的时候某一刻的经验只对未来有意义。但是有一个区别，你如果比较认真地面对正在做的每一个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痛苦和欢乐，累积起来，就会对未来有意义。很多人只追求那一刻，那一刻有的时候是靠不住的。一些人某些经验为什么没有变成财富，成了失败者，就是经验在那一刻断了。如果我童年的苦难，高考的努力，只在北大当一名普通的老师，过去的经验就断掉了。我在新东方找到了把过去的经验延续过来的舞台，把承受力延续过来的舞台，使我能够在办新东方的过程中包容别人的错误和缺点，能够把暂时的屈辱和误解吃进肚子里去。我对重大问题有方向感，我对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人容忍，我认为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心境，或者是对团队的渴望，对未来的一种渴望。”

俞敏洪处理新东方事务，平衡各种利益关系，除了他所说的“渴望”，还有恐惧，时刻跟随着他的、摆脱不掉的恐惧。因为新东方学校1993年成立到现在，一直埋藏着危机，一系列危机。

第九章 洗牌

52.为了告别的聚会

2001年8月28日晚，北京翠宫饭店九楼会议室。监事会主席包凡一召集新东方紧急董事会，议题是讨论王强辞去新东方“报名系统”领导小组组长职务，辞去新东方董事会董事职务，转让他所持有的新东方股权并离开新东方。

第一次参加新东方高层议事的董事杨继说：“这两天新东方办公大楼四层空空荡荡，情绪有点古怪。今天的事情对我来讲，如同晴天霹雳。”其实，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如同晴天霹雳。新东方风云突变，正面临可怕的分裂局面。

主持人发言后，王强第一个发言。这位前北大艺术团团长的发言努力控制着语气和节奏，抑扬顿挫而不失其平时演讲的华丽色彩。这正是对英语讲课自视甚高的包凡一望尘莫及之处。包凡一说：“都说王强讲课好，如果光说讲英语的水平，我能赶上王强，可是王强讲课的表演能力，我一辈子也赶不上。”

20年前，王强站在北大的舞台上，扮演轰动北大校园的“活的音乐史”的串场教授，他浑厚的男中音给北大学子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东方董事会成员中，俞敏洪、徐小平、包凡一，列席会议的普华永道公司代表谢韬曾经是“活的音乐史”的导演和观众。他们太熟悉王强了。

此时的王强像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悲剧人物在念一大段感人肺腑的独白：“感谢大家听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发言。这是大家聆听到的新东方的最后发言……”

王强的开场白很讲究。所谓“第一次”，是指王强认为自己辞职已经生效的第一次；所谓“最后一次”，是指俞敏洪能听到他王强的批评是最后一次。今后俞敏洪还有没有直面的批评就不好说了。

“(5年前)我回来，放弃家庭、感情，开创了基础英语学院、新概念英语、教学软件。我把最精华的东西贡献出来的时候，现在却要离开新东方这条大船，跳进海里，划一只小舢板，出去重新挣第一块钱。我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我到新东方)顶着跟个体户合作的压力，在中关村二小九平米的房子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对的。”

但是，他在新东方还能看到、感受到俞敏洪“家族制”的影子。“我不愿意为一个家族牺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王强还站在道德立场上对俞敏洪的一些作为提出了严厉批评。

面对大家的真切挽留，王强哽咽了：“为了给老俞敲响真正的警钟，我也要走……恰恰我在外面，老俞才能记住今天晚上……老俞才能成为伟人……老俞不能懈怠呵……我在外面挂着你，你才不敢懈怠……我要追求自由，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新东方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老俞。对新东方，我对媒体闭嘴。请大家放了我。”

王强掩面痛哭。“大家的痛苦是暂时的，我的痛苦将是永恒的……我要卖掉我的房子回美国，回家……我太爱这个地方了……我想起我的孩子，我就想……但是我要走了……这是真的……老俞，我真想让你变成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我真希望你成为蔡元培……”王强还希望俞敏洪成为柳传志(能够审时度势，识人让贤)；“立刻烧掉《三国演义》，宁愿读《水浒》，至少可以成为宋江。”

徐小平随即递上“辞呈”，辞去董事职务，表示对王强的支持，对俞敏洪施加压力。这只是一种姿态。20天后，9月19日的董事会上，徐小平拒绝了俞敏洪让他任副董事长的动议，收回了董事的辞呈，接受了战略小组长的任命。

王强的长信在交给俞敏洪之前，分别复印给了徐小平、杜子华、包凡一备案。

徐小平的发言激烈而夸张，如果说王强的发言带着修辞和意境的华丽，徐小平则是辞藻和论辩的华丽。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表现艺术家气质——个性张扬的魅力或痼癖。如果把他们用艺术流派归堆站队，那就是无处不在的“表现主义”，不在乎对象怎么听，只在乎自己怎么说。“怎么说”就是目的。

他的发言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回溯新东方的历史，批判俞敏洪；二是如果新东方还有救的话，也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新人”。但是徐小平并没有界定“新人”的标准，“离开新东方”是关键词。

包凡一说他接到王强的信以后，“难受、失落、恐慌”。他批评俞敏洪过多关注新东方内部问题，忽视发展问题。但是，在场不在场诸公，有谁真正关心过新东方的发展问题？内乱不已，人心不稳，人心异变，何言发展？

元老级小股东联盟再一次形成，向俞敏洪施压。但是，元老级小股东似乎正在走第二个轮回，走“CEO联席会议”的轮回，什么都一样，惟一不一样的是，上次把俞敏洪关在了门外，今天的动议是想把俞敏洪关在国外，虽然还没有找到俞敏洪船长的替换角色。目前新东方没有任何人可以驾驭新东方这艘大船，而且可以断定，外面的高手也难以胜任。自视甚高的“艺术家们”能服谁？

元老们发言后，会场气氛凝重。平时不抽烟的俞敏洪要了一支烟，眼睛鼻子都挤在了一块儿，闷闷地抽着。

俞敏洪的发言相当和缓、克制和忍让。他不愿意辩解、辩论以激化矛盾。王强的信说了些很过头的话，发言比信有所收敛，不乏语重心长；徐的发言就有点“逼宫”的感觉了。

长期以来，新东方的气氛很奇特，大家对俞敏洪既依附又依赖，养成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习惯，新东方的疑难杂症都是俞敏洪去处理，反正有钱赚，天塌下来有俞敏洪这个高个顶着。大家高兴了，一块儿喝酒吃饭；不高兴了，劈头盖脸地批判，而且不记仇，继续喝酒吃饭。

大家知道，俞敏洪是个赚钱能手。想把新东方学校这个钱袋子装满，维持新东方学校的发展非俞敏洪莫属，重大决策还是俞敏洪说了算。所以有些事情也要看俞敏洪的脸色。俞敏洪则说：“他们看我的脸色？我更要看他们的脸色。”

俞敏洪犯了错误。普华永道进入新东方后，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蜜月，俞敏洪没能因势利导、抓住时机做出积极回应，人事安排上亦不妥善，没有注意策略。加上惯性管理行为忽视程序，没有充分利用新制定的公司章程，终失良机，酿成王强和其他小股东重新结盟发难。

俞敏洪意识到，新东方新一轮危机开始了。整个危机的本质，仍然是元老股东恐惧俞敏洪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权力过于集中，“改革革到了这些元老头上”，利益得不到保证；仍然是2000年5月以来诸次危机的延续。说穿了，是对俞敏洪的信任危机。不信任俞敏洪能够尊重股权，不信任俞敏洪能够在公司停止不前的情况下拿学校挣的钱来分红。

和君创业的总裁李肃曾经在2000年初为新东方做过一段咨询。他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新东方最大的麻烦是朋友在一起做事，互相要求完美，特别是要求道德上的完美。所以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往往上纲上线，混淆问题的性质，火药味很浓地进行道德审判。

事实也是如此。新东方公司化改造一年多来，俞敏洪拿自己的信用做赌。2001年4月之前，他像母鸡护小鸡似地向小股东封闭了学校财务；财务不公开，强化了小股东的恐惧。俞敏洪害怕神仙打仗，殃及学校。学校如果出事不得了，像银行挤兑一样，老师工资不能兑现，队伍不稳定，学生对教学质量失望，就会“退班”。必须有所准备。俞敏洪显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学校发展太快，新公司如何运作已经超出了他的经验，心里没有把握，没有方向感，小股东们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和理智。他要维护新东方的社会信用，甚至不惜失去自己在新东方内部的个人信用，失去自己的管理权威。所以，新东方转型与其他企业转型最大的不同是，公司成立一年多，打打闹闹，无所事事。而学校日进斗金，迅猛发展。不是“穷折腾”，而是“富折腾”，是吃着面包想着蛋糕。只要维持住学校，随便怎么折腾。如果没有学校良好的财务支持，换成别的企业，如此深刻的危机，早就折腾垮了。他似乎只能顾此失彼。然而，此举在强化了小股东恐惧的同时，强化了新东方问题的道德倾向，把一些技术问题、管理问题道德化了，把新东方的问题推进了死胡同，推向了极端。

王强在新东方发挥着三大作用，一是英语口语教学和基础英语开发；二是坚持原则；三是为新东方注入文化素养。比如，他在新东方提倡“童心文化”。他的缺陷是缺乏亲和力，坚持原则过于刚性、激烈、过敏，不善于体会别人的内心感受，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化倾向，与徐小平相似，遇到问题上纲上线；桃花源中人，通学理，不通人情。正因为如此，大家尊重他。他这种人稀罕。他的性格、学养、禀赋使他既在小股东利益集团内，又在小股东利益集团外，发挥着平衡支点的作用。但是，这个平衡支点左右移动并不稳定。

“CEO联席会议”的管理模式流产后，新东方进行了调整。重组董事会，俞敏洪重掌帅印，董事长兼总经理，暂时不设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王强自尊心虽然受到打击，但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扬长避短，接受这一现实。他说：“经过认真的考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还是选择与敏洪合作。”

问题在于，新格局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创业元老们对俞敏洪的“信任危机”，并没有统一对新东方发展前景的认识，对很多最基本的价值层面的问题没有取得共识。权力系于俞敏洪一身，反而强化了元老们被抛弃或即将被抛弃的恐惧感，终于导致王强反复。

关于王强在会上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俞敏洪逐个做出了解释和道歉。

对他老妈和其他家族成员在新东方的问题，他说：“王强说的正确，我在我老妈面前挣扎了十几年。我会坚定不移地把我老妈和其他人从新东方摆脱出来。”他说：“我希望王强和小平留下来，对新东方有好处。如果以我的离开一段时间或者彻底离开，能换来新东方团队的团结，我愿意。”

他提出辞去新东方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如果能以我的离开换来新东方的发展，我会高兴一百倍一千倍。我愿意用个人换回新东方，用生命换回新东方。”

“我干了十年了，干得很累。我需要家庭团聚，长期分离，女儿都快要不认识我了。我应该到国外去读书……”俞敏洪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强忍着在眼镜后面闪烁。

会场上已有人泣不成声。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如果王强出走新东方，将是中关村继新浪网王志东之后最大的新闻，而且会在抗打击能力很弱的新东方引起连锁反应。

这个新闻还不够大，还不够轰动。徐小平提出辞职。俞敏洪提出辞职。新东方五人董事会去其三，三巨头都想走。一直为外界称道的三驾马车将要各奔东西？紧急董事会之后，监事会主席包凡一加棒，说，“如果王强离开新东方，我也要离开新东方。”有人问为什么，包凡一说：“王强是新东方企业政治平衡的支点，如果他离开新东方，新东方的政治平衡就打破了。”

四个北大20多年的朋友，三个北大同班同学，不远万里归去来，五至六年的新东方创业合作，所谓的友谊、理想就这么完了？友谊、理想就那么脆弱？或者这些玩意儿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谁也没有在意过，因而显得如此虚伪？或者是钱挣多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就那么完了，那新东方这批天才可真是没有摆脱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原始积累时期庸俗不堪的经典结局，成为令人遗憾的笑话。这些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北大人，“单个人是条龙，合起来是条虫”的劣根性都摆脱不了，成为令人悲哀的笑话。

8月28日晚的股东会，上半截悲壮、激烈、凝重。下半截轮到胡敏和杨继等发言的时候，气氛稍有缓和。

胡敏说，他是在新东方的光环照耀下进来的，“自己干事也能干成，但是干不成事业。为什么？需要一个团队。不能想像新东方这个团队跨掉是个什么样子。”“王强火爆，我温和。”他说。“我希望事情平和发展。”他到新东方多年，跟人打交道很简单，有事说事，说完就走，不扎堆，“第一次系统地听那么长时间的发言”。他认为，解决目前的危机，“要以和为贵，积极思维，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问题。老俞站在王强的角度看，王强站在老俞的角度看。”“在新东方改革最关键的时刻，要给老俞一个信任。”

他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大家要互相体谅，支持俞敏洪。新东方缺乏的就是设身处地，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个性加利益，自己无限放大，别人无限缩小。他含蓄地批评了新东方高层的某些风气。

胡敏是那种外柔内刚的人，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主意大得很，想清楚了，决不轻易动摇。“CEO联席会议”的时候，他是副校长，却与其他小股东保持了距离，在一旁观望。

他有两次叫板，一次是“CEO联席会议”时，他任副校长兼雅思、四六级部主任，主抓教学。CEO会议决定，给他的股权增加了一倍半。但是有个前提，要么卸去主任之职，当副校长增加股权，要么只任部门主任。他的决定是，宁愿放弃股权诱惑和副校长之职回去任部门主任。他的态度令其他成员大为意外。他除了现实利益考虑外，还有一个考虑被大家忽视了，就是他对把俞敏洪排斥在外的管理结构不看好，退一步以求自保。

他的第二次叫板就是继俞敏洪之后对可能出让的股权开价。这次叫板是对第一次叫板的注脚。他认为，新东方这条大船只有俞敏洪能担当船长重任。

胡敏浮出水面，新东方各位人物的轻重缓急渐渐水落石出。8月28日的紧急董事会，开成了董事辞职会。这是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

53.大觉寺无大觉

为了重建信用和新东方发展的信心，俞敏洪曾经做出过努力。

2001年5月25日上午，新东方股东大会正式决定，聘请普华永道担任新东方战略发展和公司化治理结构改造咨询。俞敏洪在股东大会上宣布：一、放弃新东方学校法人代表资格，由王强接替；二、将自己股权约11.6%、总股权的6%赠与胡敏；三、任何一个小股东如果愿意退出新东方，他本人愿意以每股100万的价格收购股权，下午5点之前有效。

这是惊人之举，有赠有买。赠者，现价可值六百万!根据2002年初想与新东方合作伙伴开价，6%值2000万以上!这可是一笔厚厚的馈赠。

散会后，胡敏当即说，如果谁愿意放弃股权，他胡敏也愿意收购，每股高出俞敏洪10万，110万。俞敏洪的开价让平时闹着分钱、对前途没有信心的股东为之一震，而不显山不露水的胡敏的开价则让大家心里很不是个滋味。闷着吃食的鸭子越养越肥，吵吵闹闹的鸭子越闹越瘦。胡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俞敏洪出牌超出了其他人的想象。他无非是想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是解决小股东们一直担心的俞敏洪控制新东方学校钱袋子的问题。你们不是说我紧抓着学校不放吗？好吧，交给你们管，你们负起责任来。其次，胡敏虽不是新东方创业元老，由普通老师干到副校长，但功勋卓著，上升为新东方第三大股东，为倡导实干之风，更为平衡新东方政治。再次，俞敏洪通过股权收购表达他新东方转型和二次创业的决心，同时检验所有新东方元老们平时挂在嘴上的豪言壮语的可信度。没有信心？要走，可以!让你发一大笔财走。兜里揣着百万千万现金走。俞敏洪的潜台词很清楚：你们不是怀疑股权的真实性吗？那么好，将来不用说，现在立即兑现。

包凡一说；“这是一次文化震荡。”
“为什么？”有人问。
“俞敏洪身上从来没有显示过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是什么？破釜沉舟？脱胎换骨？

开完股东会，大家提议到徐小平家旁边的“凯旋门”吃饭庆祝。这顿饭好像是一个“大团圆”，表面上吃得够热闹够喜庆，实际上大家的心情挺复杂。

俞敏洪要了“长城干红”，点了菜。王强嚷着要吃肉，结果是一大桌素。王强的幽默出来了：“哇，这是拉肚子食谱!”俞敏洪拉了一个星期肚子，已经拉得形容枯槁、稀里哗啦了。“牛×老师”宋昊接着咬文嚼字地调侃俞敏洪：“这是因为老俞面临新东方变革的巨大压力导致肠功能紊乱。”意思是说，俞敏洪拉肚子不见好，愈演愈烈，不是生理的，是心理的。宋昊说得对，俞敏洪长期承受压力导致过度失眠，生活节律完全紊乱。

俞敏洪做出这样的决定，经历了炼狱般的痛苦和几乎让他崩溃的压力。这种压力，只要看看这一桌子新东方的股东，这些身怀绝技、自命不凡、精力过剩却在空中飞翔的家伙就知道了。“你看，不管怎样，什么样的心境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俞敏洪指着这桌菜一语双关地说。

吃着说着，突然说到了将来要在大觉寺旁的一块地上盖房子，每个人盖一幢房子。王强提议：“每个房子要有个名字。”王强的提议激起了这帮家伙玩闹、幽默的天性。大家七嘴八舌地给八字没一撇的房子和它们的主人起了名字。

俞敏洪——“思过斋”，思过斋斋主。
包凡一——“怀疑居”，怀疑居居士。
钱永强——“脾气斋”，脾气斋斋主。
“那老杜是‘恐惧楼楼主’!”徐小平大嚷。
杜子华“嘿嘿、嘿嘿”笑着，算接受，也不算接受。
徐小平——“任性斋”，任性斋斋主。
何庆权——“糊涂斋”，糊涂斋斋主。
宋昊——“小牛斋”，小牛斋斋主。
王强——“无悔斋”，无悔斋斋主。
胡敏、李力、杨继缺席，命名也就免了。

“思过”、“怀疑”、“脾气”、“恐惧”、“糊涂”、“小牛(×）”、“无悔”凑一块儿，一水排下来，既不在“天罡星”之列，也不为“地煞星”之伍，“凯旋门”更不是“聚义厅”。

多有意思的新东方团队。大家的幽默中别有深意。就说“思过斋”和“无悔斋”两大斋主吧。

为什么叫“思过斋”？大家的意识里——岂止是“意识”，可以说是惯例、定制，新东方的问题，都是俞敏洪的过错，一言以蔽之——“农民”，所有的问题跟大家无干；其他人有毛病，出了大错，互相之间顶多就是调侃两句，或者只有私下议论和攻击，当面争的，都是利益。俞敏洪是众矢之的，集中火力攻完了，你老兄回家去“思过”吧。

“无悔斋”的“无悔”不是“无怨无悔”的“无悔”，是有“过”而“无悔”。王强多少让人有几分敬畏，所以斋名批评之意有些委婉、晦色。

凯旋门吃完饭，这伙人上山，去了大觉寺。大觉寺内茶馆庇荫掩映，十分凉爽，每人泡上一杯“碧螺春”。似乎悠哉游哉，却是各怀鬼胎。

新东方改制整一年。一年里风风雨雨，大家都疲惫不堪。俞敏洪今天的举动说明什么呢？大家拿不准。大家拿得准的事情是，成立新公司后，投资回报率惊人。现在的好处不用说,白花花的银子在那儿摆着呢。然而，按照他们的心绪和逻辑，将来的好处不可知。

俞敏洪的牌出得太大。严格讲，不是现在每股开价太高，而是将来的利益太不可限量。这么一来，反而让大家犹豫了。他们在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之间徘徊。他们的内心显露出了极度的矛盾。这个时候，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绝望卖股权，下船走人，该干嘛干嘛；要么上俞敏洪开出的这条船，成为新东方这条大船的一分子，认头俞敏洪这个曾让他们忐忑不安，让他们心存疑虑的“蹩脚船长”，去赌新东方的未来。

俞敏洪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毕其功于一役，化腐朽为神奇。俞敏洪还真是准备了足够的现金。他私下说，为了兑现承诺，“我的资金不够，已经想办法向朋友调资金。”

谢韬刚进来便跟俞敏洪讲过，商鞅变法，首先建立的是“一诺千金”的信用。俞敏洪现在要做的就是像丹柯那样，把自己的心掏出来，高举着点燃，带领大家走出迷途。

大家都在看表，估摸着是不是有人突然站出来向俞敏洪或者是胡敏出让股权，产生戏剧性的场面。俞敏洪此举出乎小股东预料。小股东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之后甚至怀疑俞敏洪承诺的真实性。问题是，仅仅是“怀疑”，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出来“试错”。

大觉寺凉爽的风似乎没有让大家感到惬意。
“几点了？”
“还差半个小时。”
……
“敏洪，起来了，5点过了!”有人说。
大家本能地看看自己的表，确认无误。
“那好，咱们下山。”俞敏洪说。
这个结果，他似乎并不高兴。若无其事的样子掩盖不了他忧心忡忡的心态。

54.欲行难行

在8月28日的紧急董事会上，王强话虽说得极端，似乎去意已决，但并不是决绝。在对俞敏洪的批评、对现状不满的宣泄里，仍然抱有对新东方深深的眷恋、热爱和期待。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不像我们所熟悉的合作者“跳槽”或“分裂”，冷冰冰地扔给对方一张辞职信，便“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了。王强离开新东方的前提是，继续上完排好的课。还有两个多月的课呢。“不能说走就走，把学生给闪了。必须对学生负责。”他说。新东方毕竟是他们培育并看着长大的孩子，使他们展示才华、获得财富并承载他们理想的地方，要不然他们舍弃家庭、舍弃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回来干什么呢？王强自认是“中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所以，王强不断发问：我要证明我回来的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王强的发问反映出他内心深刻的矛盾和某种不确定性。他有一个改变不了的特征，他是一个“书痴”，需要有大量闲暇的时间逛书店买书，需要有在书房里读书、研究、写作的平静心态。如果离开新东方重新创业，生活轨迹就会中断，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忙着生计，忙着证明什么，闲暇就没有了，平静的心态也没有了。如果如他所言，卖掉房子，空间更没有了。当初他咬牙按揭20年买房子，两百多平米复式楼，就是为了能装下他急速膨胀的书架。他指着书说：“我可以没地方住，这些书不能没地方住。”

王强是我在北京城见到的最疯狂最痴迷的读书人，也是最奢侈的读书人。“痴”者，他能如数家珍地在他庞大的书架上指出他要的书在哪儿，可是住进大房子快一年了，却不知道家里的电话号码。

我问：“你家的电话？”
“你等一会儿……”
“你家的电话还需要查吗？”
“嘿嘿……”
他翻本子找电话。“哦，在这儿……××××××××。”
“对吗？”
“反正是记在本子上的，但愿对。”
本子上的电话不对，打不进去，一个嗲声嗲气的女人说，“对不起，您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

他家的电话不告诉学校，再熟的人也不往他家打电话，包括俞敏洪、徐小平都不知道他家的电话。联系用手机，手机一关，鬼都找不着。愣要找，两个地方，家和书店。

“迷”者，他的书是他的命根子，他开玩笑说，如果他要跟老婆离婚，他老婆很好治他，什么都不要，只要求留下所有成套书的第一本和最后一本，他就会乖乖发打消念头。他在家带孩子时，孩子刚会爬，他就计算好孩子的爬行速度，把孩子放到一定距离，让孩子往他这儿爬，孩子爬行这段时间，他就可以踏踏实实读几页书了。而且，他买书跟一般爱书的人不同，多是按照文章和书的索引、注释买原著。中文、英文原著，相当浩瀚。“疯狂”者，“奢侈”者，光是2001年他就买了数十万元的书。

8月28日董事会的第二天，他一个人去长城登高望远。后几天连续去万圣书园成府路老店，一出手，花了两万多块钱买书。他说：“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每当绝望的时候，只有书店能把我安顿下来。”

看看他这天的购书目录和价钱：
《四库全书珍本集成》120卷，八五折，12000元；
《古逸丛书》、《续古逸丛书》7册，358元；
《古今图书集成》84册精装，预定，9800元。
……
何以解忧，惟有买书。

眼下，俞敏洪以新东方大局计，长远计，首先想要留住王强。不管王强的信写的如何过分，话说的如何过分，在众人面前如何让他下不了台，对他的伤害如何厉害，俞敏洪都不介意。他对王强有个最基本的判断：书生意气，没有坏心，可以跟他在新东方同舟共济。能这样思考问题并不容易，人与人的关系常常是这样，你把对方往坏处想，可以要多坏有多坏。你用对待坏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并不坏的人，到头来，一个不坏的人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坏人。好与坏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人与人的关系只能在互动中确立。

王强、徐小平等可以意气用事，他俞敏洪不能意气用事。他主动去找王强，为挽留王强做最后的努力。

9月18日晚的谈话并不理想。
俞敏洪说：“我已经说服我老妈离开新东方……”
王强说：“这个消息对新东方有意义，对我没意义了。”
……
俞敏洪说：“这些年下来，最珍贵的还是友情。”
王强说：“请放心，我离开不会做对新东方不利的事情。”
……
俞敏洪说：“在新东方还有许多事可做……”
王强说：“我想找一种新的生活和心境。”
……
俞敏洪说：“我们还是大家在一块儿干好。”
王强说：“我出去成不成功无所谓，新东方肯定会成功。其实我会珍惜友情，需要的话，我会助一臂之力。我会为新东方祝福。”
俞敏洪见王强去意已决，一声长叹，说：“王强，真羡慕你，你自由，想离开就可以离开，我不行，我离开了新东方身败名裂。”
俞敏洪在董事会上想哭，忍住了。今天他和王强都哭了。

王强回忆那天晚上的谈话，说，“唉，谈得挺沉重，都是老话题，沉默的时候多。我在想，我们分手到底是谁的责任？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推到敏洪身上。”

俞敏洪仍不放弃。
9月19日，俞敏洪给王强、徐小平打电话，约他们明天去十三陵打高尔夫球。
王强给徐小平打电话说：“老俞约我打高尔夫，我真想大哭一场。”
徐小平说：“我也想哭。”
打打闹闹的时候，徐小平说，“友情永远战胜不了利益”。可是要分手了，大家又突然感到“友情”是那么真切。王强说：“活到四十岁了，找到我们这样的朋友很难了。理想主义就是我们这一代了。”

事实上，已经富裕的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什么通常那种知识分子式的“理想主义”；或者是得陇望蜀、欲望砝码加重的“理想主义”，或者是利益、情感纠缠不清，带来许多痛苦和烦恼的“理想主义”了。

王强也说过与徐小平相同意思的话：“利益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前提，利益博弈是人类文明制度的一个前提。”

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而，“有难同当”易，“有福同享”难。多少人在“财富”面前兵戎相见，折戟沉沙。吵归吵，骂归骂，见面归见面，吃饭归吃饭，往返无穷。

俞敏洪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一二十年的交情就这么完了，就这么归结为人品问题、人格问题就完了。我有错，我有问题，但是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一个人的问题。大家都出了问题。大家说今年分钱少，没有安全感，细算下来，分得不算少。大家不适应向现代企业转型的痛苦。我要把我的真实想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相信他们有判断力。他们把后半生托付给了新东方，我也一样。这几天，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对新东方有利，我会离开新东方。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前，9月4日下午，俞敏洪找王强长谈，临时决定坐晚上最后一班飞机去杭州，与先期到达的徐小平和包凡一汇合，当面一块谈。

北大背景的新东方元老杭州聚会后，他和王强两个人还去了一趟富春江。富春江旁有座桐君庙，两个人分别给桐君像跪下，烧上一炷香，各自抽了一签。桐君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医药鼻祖。俞敏洪晦气抽了一个下签，王强稍好抽了一个中上签。

老道解签，对俞敏洪说，你最近特别混乱，要失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你的问题在于太犹豫，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今后眼光要开，四处看看，眼光放开了才能做成；也许你很有钱，但是有时候你觉得空空的，什么都没了。

王强的签有两句是；“踏雪路上行人难，真君踏雪健如飞。”老道解曰：你现在还在雪地里走路，很艰难，但是你能走过去。你现在心里想什么，千万不要放弃，要非常坚定地走下去；你的命从今年11月开始，一直延续到明年，整个生命很旺盛，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要改行。

老道说：“你的签是所有的签里第四好的。”好啊!王强喜形于色。俞敏洪握住王强的手说：“祝贺你，祝贺你。”因钱包里只剩下50美金，王强为这一好签付了50美金。俞敏洪只付了10块人民币的香火钱。俞敏洪说：“看来，说点好话你是可以付钱的。”

十年前，王强出国受阻，苦闷之极，上了武夷山，抽了一个上上签。签上有一句话，“踏破铁笼凤飞高，万里无云此日归。”解签人说，你现在像一个困兽在铁笼子里关着，但是你将冲破铁笼，“凤飞高”而“万里无云”，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会一个友人。

这位高人说，这座庙好久都没有人求到这一签了，我不要你的钱，送你一包我自产的茶叶，送你一本佛经。高人预言全部兑现。解签几天后，他拿到了签证，飞往美国与老婆团聚。

55.匿名信幽灵

11月1日是王强的最后期限。这个期限似乎强硬，但是客观上给王强观察俞敏洪的走向并最后确定自己的走向留了余地，也给俞敏洪解决危机留了余地。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新浪网匿名信事件”，一件是“徐小平事件”。这两个事件缓解了“王强危机”，改变了王强的走向。

9月底，有人在新浪网贴出匿名信，向公众暴露俞敏洪的私生活和一直封闭的王强准备离开新东方的事。信中所涉及的事情，只有极少数极核心的几个人知道，不一定是了解内情的人干的，但可以肯定是了解内情的人有意无意透出去并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新东方元老对俞敏洪有意见，当面猛烈批判，但是人品还没有到这么龌龊的程度。他们都应该知道，在西方，隐私权在宪法中有与私有产权同等重要的地位。匿名信事件让新东方始终存在着的黑暗幽灵浮现了出来，完全突破了道德底线，甚至构成了“诽谤”犯罪嫌疑。意图很清楚，通过暴露俞敏洪的隐私来摧毁俞敏洪，摧毁新东方。更可怕的是，这封公开的匿名信在新东方制造了威慑恐怖，进一步毒化了新东方转型过程中已经不健康不理智的气氛。

当天晚上，所有人都聚集在俞敏洪家。他们好长时间没有来了。他们与其说想安慰俞敏洪，毋宁说是想寻找技术性的措施保护新东方，以维护自己在新东方的利益。新东方“原则”的象征王强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表态。王强解释说：“那天晚上我没有说一句话，坦率说内心很矛盾。我不能说话，如果那个时候我安慰俞敏洪，会显得很虚伪。因为我信中写到的东西竟然成为现实了。虽然我以人格保证，我不会像信中写的那样去做。我怎么解释呢？任何解释都苍白无力。”这种解释同样是苍白无力的。徐小平也没有表态。他事后也对他的没有表态做出了苍白无力的解释。

在俞敏洪家，在第二天的股东大会上，俞敏洪向大家通报了情况，全文念了匿名信。但是，除了钱永强，其他人没有对这一涉及良知、道德、法律的事件做出应有的反应，包括对用匿名信恐吓新东方的卑鄙行为的谴责，对事件性质的剖析和反省。他们对事件的性质判断保持了沉默。这是可怕的沉默。他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了沉默。这是可怕的沉默。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他们试图提升俞敏洪的道德基础。这些在民间搭起了东西方交流桥梁的知识分子，这些创造了“新东方神话”、“新东方精神”的社会精英，此时正面临灵魂的拷问。

说到底，匿名信并没有构成对俞敏洪和新东方的伤害。但是，他们的眼神里传递出来的矛盾和冷漠掺杂了个人因素，严重混淆了是非，让俞敏洪伤心之至。他想哭，但是哭不出来。他在翠宫饭店14楼会客室喝酒浇愁，独自垂泪。……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俞敏洪没有采取行动追究匿名信的来源，也不可能追究到匿名信的来源。他冷处理了。新东方是他的宿命，所有人可以不理智不冷静，他必须理智必须冷静；所有人都可以情绪化尥蹶子，他受了再大的气，受了再大的屈辱，都不能情绪化尥蹶子。俗话说：烂瓷贱如泥。新东方再是价值连城的瓷器，这批天才再是价值连城的瓷器，摔烂了，泥土都不如，泥土还可以种庄稼养花养草呢。

然而，“新浪网匿名信事件”冷处理并没有改善新东方的政治生态。 11月1日，是王强给俞敏洪的最后期限。这天，徐小平发难。他以非常激烈的形式抵制俞敏洪关于让钱永强担任新东方市场推广总监的任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俞敏洪想充分利用钱永强耶鲁MBA的长项，发挥钱永强的作用，平衡新东方的政治生态。为了能在董事会顺利通过这项任命，前一天他颇费心思地约徐小平打高尔夫球，希望获得徐小平的支持和理解。徐小平倾向于同意这个任命，然而，诸种复杂因素让他变了卦。

紧接着，徐小平意气用事地取消他和俞敏洪的武汉演讲之行，把俞敏洪一个人闪在那儿了。这次演讲早就做了广告，如果不去，将会严重影响新东方的信用。俞敏洪只好一个人到了武汉后临时换马补台。 他本来跟徐小平约好，武汉讲演完后上四川青城山。徐小平依然爽约。徐小平的行动雪上加霜，把俞敏洪逼上了绝路。

56.决断青城山

俞敏洪办私立学校十年，办新东方八年，如果用色彩来归纳，经历了红色时期、黄色时期、黑色时期、桃色时期。

“红色时期”是1991年—1996年。
“黄色时期”是1996年—2000年。
“黑色时期”是2000年5月—2001年5月。
“桃色时期”是2001年5月至今。

徐小平说，第四个时期“应该是绿色时期”。我说，新东方没有“绿色时期”。如果有，是“灰色时期”，顶多是“灰绿色时期”，灰色调为主，偶尔有点绿色罢了。严格讲，甚至根本没有结束“黑色时期”。

“桃色”恰恰说明新东方暂时开出了桃花，有希望结果，却十分娇嫩，弱不经风。能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还不一定，若遇狂风暴雨、霜雪冰雹，便是落英缤纷，一片狼藉。

“红色时期”，俞敏洪带着老婆、老妈和其他家族成员打江山，出版“红宝书”，建立新东方红色根据地，在北京英语培训市场站稳脚跟。他开着那辆“红大发”在大街小巷狂奔，红红火火，傲视群雄，为90年代“留学潮”推波助澜。最经典的故事情景是，俞敏洪在北京图书馆免费演讲，大礼堂水泄不通，外面还有很多学生进不去。于是他跑出来，站在一个大汽油桶上，寒风凛冽中面对渴望出国的青年，像是在发动一场革命。

“黄色时期”，俞敏洪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邀请徐小平、王强、包凡一、何庆权等归国加盟新东方，开创私立学校请留学生归来任教的先河。徐小平咨询、移民，王强基础英语教学，建立了新东方发展的两翼，完善了英语教学体系。他对内实行“分封割据”利益分配，激励“海龟”们的创业冲动；公开场合则是集体亮相，对学生对社会是整体团队形象。创立“新东方精神”，最快速度最大程度地扩张了市场份额和“新东方”品牌。他的团队给舞台不给钱，同甘共苦创业，埋头苦干，各显其能。与此同时，各方诸侯渐次壮大，互相攻伐，争夺地盘。俞敏洪顾头难顾尾，使出全身解数平衡各方利益。

“黑色时期”，面对学校产权瓶颈，规避产权风险，整合新东方资源，进行公司化转型。麻烦出来了，出现了大家始料不及的两大利益集团——小股东利益集团和俞敏洪的剧烈冲突。由于经验不足，制度设计缺陷，“东方人”公司失败。小股东把失败和新东方公司发展缓慢归咎于俞敏洪。小股东之矢，老母亲之矢，纷纷射向俞敏洪。新东方团队迷茫、困惑、痛苦，失去了方向，陷入了互相猜忌、怀疑、批判、攻击的信任危机之中。内耗多于建设，利益抛弃友情，激情覆盖理智，遍体鳞伤，概莫能免。新东方大船风雨飘摇，缓慢前行。按照设计，公司是车头，学校是车厢，车头本应拖着车厢跑，可是众诸侯都进了车头，鸡一嘴，鸭一嘴，都想当司机。俞敏洪虚晃一枪，溜回车厢，集中精力壮大学校。结果倒过来了，车厢拽着车头跑，像是迪斯尼动画片。

普华永道进入，给新东方带来了一丝妩媚而短暂的“桃花”颜色，可是一些基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走了半年就走不动了。王强起火尚未平息，徐小平又接着发难，两头夹击，俞敏洪没路可走了。……

俞敏洪一人如约来到青城山。他想喘口气。青城天下幽。青城山是道教名山。不远处，就是中华民族的丰功伟业——都江堰。青城后山峰回路转，溪流时而潺，时而轰鸣。山上有茶馆，老妪沏上一杯香茶，山人合一，充溢着灵气。下山来，泰安镇的店家把准备好的白果炖鸡、青城山老腊肉、青城山野菜端上来，俞敏洪见案台上大玻璃瓶里的枸杞子泡酒，翠红透彻，让店家打来。几杯酒下肚，顿生豪气，不知不觉，喝了七八两。

第二天，醉意不消，偕游都江堰。俞敏洪读都江堰碑，知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一劳永逸，从此岷江安澜，成都平原生民2200年享其利，遂成“天府之国”。他说：“都江堰都能一劳永逸，完成千秋大业，为什么新东方不能？”

徐小平错过此行实乃天意。性格即命运。半年前，他乘舟夜游南京秦淮河，细雨婆娑，灯火阑珊，河上横跨“文德桥”，舟子云，当地有句话说，“君子不过文德桥，过桥便是伪君子。”

徐小平兴致大发，随口占联一对：
上联：两岸名妓知何去
下联：君子已过文德桥
横批：魂断秦淮

上岸后，“楚留香茶馆”饮茶，徐小平诗兴不减，又叫老板拿纸来，作五绝一首：泛舟秦淮上，悠然过文德。香君今何在，……“还差一句……还差一句……”他在斟酌时，与之同行者吟道：“不闻丝竹歌。”

反正他是念念不忘李香君。这位任性的老兄，可惜生错了时代。如果生在魏晋南北朝，一定如鱼得水，恣肆汪洋，成为一代名士。多么不同的人呵。……

俞敏洪游青城山、都江堰似乎悟到了什么。成都武侯祠有一对赵藩撰书的名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今年的11月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王强给定的时间表，一个是11月16日——新东方学校创建8周年。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王强的问题，迅速以新的体系调整新东方管理结构，重新整合新东方团队，新东方团队将面临分崩离析。11月16日既是新东方的生日，也可能是新东方的忌日，像贾宝玉出走贾府一样，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王强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结，这个结打不开，所有的结都打不开。俞敏洪没路可走，更确切地说，俞敏洪面前有路，但是不能像原来那样左顾右盼犹犹豫豫绕着走了。这次是他最后的机会，更是新东方最后的机会。他必须摊牌了。

11月6日，俞敏洪直接从都江堰赶到成都飞机场。中午12点20他从都江堰出发，赶14点的飞机，近100公里的路程，经过成都市区时堵车，肯定赶不上飞机了。他绝望了。他在车上祈祷：如果能够赶上这班飞机，新东方的危机就一定能渡过去。上天有眼，让他赶上了飞机。这是一个好兆头。

57.杀着

他回北京走的第一步棋是“削藩”，迅速建立新的薪酬体系和组织结构，建立期权制度，说服胡敏、江博、杜伟和新东方上海分校、广州分校校长放弃带有过去“分封割据”色彩的“收入分成制”，在新东方真正结束了“分封割据”。

第二步棋，说服杜子华放弃再办一个学校的想法，把杜子华请回来干新东方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他对杜子华说：“你要是在外面干，我永远以你为敌，你永远以我为敌。而且，这样打下去，还会影响杜伟在新东方的前途。”致使杜子华像6年前那样，权衡了利弊，愿意在胡敏的领导下工作，担任新东方基础英语学院院长。

俞敏洪此举一箭三雕：一、充分发挥杜子华教学专家的才能，壮大了团队；二、在前期消灭了竞争对手，避免了将来同一战壕的战友沙场相见的尴尬局面；三、保护了杜伟这样的新东方有生力量。

第三步棋，继续说服王强留在新东方，并且恢复董事职务，出任新东方公司的产业开发副总经理。他对王强说，王强在新东方的文化作用是没人可以替代的，新东方缺乏王强“那样气势若虹的东西”。俞敏洪这番话说到了位。王强曾抱怨说，俞敏洪没有看到他的文化底蕴对新东方企业文化培育和建设的作用。俞敏洪说：“王强，你一定要回来!我可以跪下来请你回来!”

话说到了这种份上，王强开始松动。
王强说：“你容我考虑一下。”
俞敏洪说：“可以，但是不能考虑时间太长。”
两天后就是新东方八周年纪念日。俞敏洪说：“如果王强不回来，我就不开庆祝会。我不能一个人站在台上开庆祝会!”

第四步棋，彻底打消小股东的不安全感，在利益的层面上妥协，以稳定新东方团队。11月20日，他提议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关于年终分红的“股东协议”。

以上几步棋都在为后面的棋做铺垫。

第五步棋，跟徐小平叫板。“你如果愿意地话，可以在小股东中做一个调查，让他们在你和我之间挑选合作伙伴。我相信，最后大家肯定选择的是我，而不是你。”这是俞敏洪几年来、特别是新东方公司化改造以来第一次对徐小平挑战的正面回应。

11月21日，他再次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他的“关于徐小平是否当董事重新投票的提案”。提案历数徐小平不适合担任新东方董事的事情和理由，“希望股东会对徐小平是否担任董事重新投票”。而且，他放弃自己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由剩余股权过半数进行最终的选择，以避免“偏见”。他本人服从投票的任何结果。

这种规则下的投票迫使所有股东必须摊牌，必须亮出自己过去藏着掖着的真实想法。5月份的“文化震荡”迫使俞敏洪开价收购股权，这次的“文化震荡”则是迫使小股东在俞与徐之间做出选择。因为大多数小股东一直把徐小平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与俞敏洪博弈，中伤诋毁、出谋划策、信誓旦旦的事儿不少。现在好了，俞敏洪把自己的牌打亮了，而且尊重法律程序，而且放弃了大股东投票权。

俞敏洪无论是程序还是道德都无可指责。重新聚集的小股东联盟面临着一次真正的挑战。俞敏洪走了一步险棋。他拿出自己的信用赌了一把。没什么可说的，他们也必须拿出自己的信用来赌一把，来检验过去小股东利益联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检验小股东内心的真实想法。

大家面临的态势很清楚：要么是徐小平出董事会，要么是俞敏洪离开新东方。投票从另外一个角度应验了徐小平的英明论断：“友谊永远战胜不了利益。”小股东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俞敏洪的提案，打破了一直被营造的虚幻景象，给了徐小平一个真实的回答。他们牺牲了徐小平。利益第一，友谊第二。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

小股东中，王强的股权跟徐小平一样，仅次于俞敏洪，俞敏洪避嫌不参加投票，他的态度是决定性的。此刻把票投给谁呢？一边是能带领大家往前走的俞敏洪，一边是严重犯规的徐小平。选择徐小平，肯定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也可能会影响他在新东方的利益；选择俞敏洪，对不起徐小平。他8月份写长信向俞敏洪发难的时候，徐小平是他坚定的同盟军。紧急股东会上，徐小平为了支持他，甚至当场向俞敏洪递交了辞职书。他决定离开新东方出去干，徐小平整天跟他泡在一起，安慰他，积极地为他出谋划策。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反戈一击，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选择。开完紧急股东会后不久他就回了美国，回北京后猫在家里，关了手机，也不给大家打电话，断绝了外界的联系，静静地想问题。俞敏洪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前，实际上已经赢得了他的默契。他此时决定转向，“把后半生交给了新东方”，只能对不起徐小平了。他想清楚了一个问题，如果新东方不重新洗牌，“就不可能改变新东方文化”，就不可能改变新东方的政治生态。于是，他把票投给了俞敏洪。

徐小平对局势的判断完全失误。一开始他就在一个巨大的盲区里维护小股东的利益，把“代表”或“领袖”视作了审美过程而忘记了目标，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本来他还有一条路径可走，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还用老眼光判断俞敏洪。以往，他们逼一步，俞敏洪必定退一步，忍让一步，决不针尖对麦芒。

股东会前，徐小平对俞敏洪进行火力侦察。他通过包凡一向俞敏洪传达，他要辞去董事职务。俞敏洪用英语对包凡一说：“接受了!”徐小平没想到俞敏洪那么干脆，那么强硬，一扫过去的“退”、“哄”、“绕”。

俞敏洪心软，但不是软弱；俞敏洪很多时候优柔寡断，但不是没有主见。对这一点，他们没有客观的认识，逼人太甚。如果关系到新东方生死存亡，俞敏洪毫无疑问会出手。因为新东方是俞敏洪的生命，也是俞敏洪的宿命。

结果徐小平又把辞呈收回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辞职又收回的举动了，像个大孩子一样不严肃。

其他小股东的选择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在遵守法定程序和公认规则下的利益选择是理性的选择，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出现新制度的生长点，才有可能摒除杂质，建立新的企业文化和健康的利益关系。

新东方的弊端之一，就是友情和利益纠缠不清，把利益合作关系泛道德化。有意味的是，俞敏洪提案开宗明义：维护各自的股权利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提醒或者说企业文化信号。此时，友情退后了。每个股东投票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实际利益，谁能保证自己的实际利益。

俞敏洪走出这一步棋很困难。

徐小平是俞敏洪的老师、兄长、同乡、同事、朋友，新东方第二号人物，新东方团队的老大哥。徐小平回来后，对新东方留学咨询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徐小平是新东方少有的具有政治和企业发展战略思维的人。他积极推动新东方公司化改造、北京市“全民学英语”、与联想集团的合作，临危授命处理ETS危机，引进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外界专业人士、专业机构；2001年新东方10件大事中，徐小平至少是七件大事的推动者、参与者、组织者。为了新东方的发展，为了提升俞敏洪，让俞敏洪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狭隘走向宽容、由生存走向发展，徐小平可谓殚精竭虑，在俞敏洪家里渡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呵。

但是，徐小平这个“俞学大师”恰恰不知俞。他把俞敏洪以往的退让理解成了软弱，对俞敏洪把握局势的能力、提升和改变自己的能力失去了判断，特别是对自己的角色失去了判断。于是在绝望的心态下采取绝望的方式向俞敏洪提出了挑战，逼迫俞敏洪超越友情的心理障碍和旧的权力格局做出回应。

新东方洗牌在所难免。

俞敏洪解决了徐小平的问题后，俞敏洪的第六步棋是：在新的薪酬体系下，新团队立即审议2002年各部门、各分支机构的财务预算，在现有产业基础上挖掘发展潜力，把原来的财务预算提高了近一倍，让大家能见度很高地看到了明年可能的收益，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这些调整不完全是技术性的。正当新东方内部叽叽咕咕、见异思迁、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俞敏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焦头烂额，苦苦突围。他读了几十本现代企业管理的书和企业家传记，不懂的地方，拜访各方高人，根据新东方的实际情况，写出了新东方企业组织结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等一系列设计文案。他说：“如果没有制度设计，自己都搞不清楚方向，说什么都等于零。”

俞敏洪在变化，在提升。张亚哲曾说：“俞敏洪最大的特点是不露锋芒。”但俞敏洪这次几步棋锋芒毕露，步步杀着。

58.渡尽劫波

王强还没有信儿。明天就是11月16日新东方的生日了。不能等了。下午，俞敏洪、胡敏、杜子华、包凡一约王强一块谈。晚上，这伙人接着谈。目的只有一个，留住王强。

胡敏此时已经上升为新东方第二号人物，身负重任，主管新东方产业开发和教学。为了能让王强回来，他表示把产业开发交给王强，他只管教学，屈居王强之后。在新东方最关键的时刻，胡敏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大局观，非常强有力地支持了俞敏洪。杜子华也愿意放下“元老”的姿态，担任实用英语学院院长，接受胡敏领导。

在此之前，王强问俞敏洪：“你挽留我，是出于技术和策略的考虑，还是为了新东方未来的发展？”俞敏洪说：“当然是后者。”“那好，我回去。”在新东方新团队的真诚挽留下，王强决定捐弃前嫌，回归新东方。俞敏洪当即决定，连夜通知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通通穿西装，打领带，明天中午参加新东方学校八周年庆典。

已是午夜，该回家了。俞敏洪提议走回去。北四环的路灯下，俞敏洪在前面走，回头看见王强、胡敏在后面肩并肩谈兴仍浓。“他们的脸上挂着从来都没有的笑容。”新东方又躲过一劫。俞敏洪如释重负。

新东方现在两个铁腕人物，王强和胡敏，加上一个宽容人物俞敏洪，哪有不成事之理!王强在一种叙述语境里把俞敏洪的行动理解为“宽容”，委婉地表达了某种歉意。

王强也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新东方洗牌两个月后，他当着徐小平的面说：“以前我只会沉思，不会反思。人区别于动物的是，动物只会沉思，不会反思。我们必须反思。”了解王强性格的人都清楚，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思，对王强来说太不容易了。说明他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但是，戏剧性还没有结束。新东方的诸多戏剧性里，如果没有徐小平，简直可以说没戏。

股东大会表决后，令大家意外的是，徐小平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摔门而去，而是绅士风度地接受这个事实。在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他说：“既然大多数股东认为我不担任董事对于他们的利益是有益的，我接受这个表决结果。从此我将以股东的身份，积极参加新东方的建设，为新东方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他站起来，穿过会议室，走到会议桌另外一角，跟新任董事钱永强握手，说，“祝贺你”。他又向俞敏洪走过去。大家提心吊胆地猜测着徐小平会做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举动来。徐小平的行为出乎意料。他展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俞敏洪。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场面不像通常企业“阶级斗争”反目为仇的经典场面，如果是电影导演出来，可能怀疑不合情理。徐小平拥抱俞敏洪时，反而让俞敏洪不知怎么才好。俞敏洪说：“小平，你还是我的朋友。”

徐小平对自己的超常举动有一段华采乐章般的解释：“当时我要过去跟俞敏洪握手告别。在我接触到俞敏洪的一瞬间，我有一种要拥抱他的冲动。握手或拥抱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行为，往往是有规矩的行为，一般不会突然这么做。我并没有计划要拥抱俞敏洪，在新东方六年的工作中，以及和他二十年的认识中，甚至在温哥华久别重逢的时候，也没有拥抱过他。但是，在这最后时刻，我非常自然而愉悦地产生了拥抱他的冲动。我对他的拥抱，有好几种层次，虽然它发生在一瞬间，但这决不是接受失败的高贵姿态，而是真正的新东方精神的展示(否则我怎么能成为“新东方精神的归纳者”)。第一，作为董事。作为刚刚离职的董事，对于现代化游戏规则的拥抱。不管我自己是否愿意这么离开新东方董事会，但既然俞敏洪利用了这个游戏规则，我就必须尊重它，对此我没有一点别扭。所谓斗争还是争斗，其实在我过去几年和俞敏洪的冲突中，我要的就是这个规则。没有规则，大家都看俞敏洪颜色办事，决不是我要的生活。尽管这个规则的结果，是我的遭受重创，但我也要欢呼、拥抱这个规则的到来。第二，作为股东。作为股东对CEO的拥抱。这个层次上，包含了希望他好好把新东方搞好搞大的愿望。人人都知道，所有人的利益，包括我在内，都和新东方团队的团结、新东方精神的发扬、新东方事业的扩大紧紧结合在一起。而在这个结合里面，俞敏洪工作的好坏高低，是决定新东方成败的最大因素。第三，作为兄弟。作为俞敏洪的兄长。是对于他兄弟情感的拥抱。我和敏洪，是多年来情感与事业上最紧密的好友，我知道他赶走我，心灵与情感是会受到巨大创痛的。但是他必须这么做。我所逼迫他改革的种种行为，即使他后来反复告诉我他的进步与我的逼迫有关，但从个人尊严、管理权威以及情感实在是严重地伤害了他。兄弟情谊在利益原则、以及在如何维护这个利益原则的方式方法不一致面前发生了严重冲突和伤害。现在既然在前面的股东合约上再次确立了股东权益，那么这种冲突其实也就不复存在。而兄弟情谊却水落石出，月明星稀，突然显现。所以这个拥抱就会自然发生。所以，我承认我拥抱他的时候，略带快感。”

徐小平在最后的时刻“突然有一种解脱之感”，奇迹般地恢复了理智。长期陷在“斗争”里，劳心劳神，伤人而不利己，浪费了自己的天才，毒化了自己的心智。徐小平心情好的时候，事情按自己的意愿顺利发展的时候，多次说过“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反复无常，“劫波”难渡，“恩仇”未泯。这次真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吗？还会不会反复？

投票结果给徐小平当头棒喝，促使他反省。他说：“自己对敏洪就像一个怨妇，内心深处对他有一种依附感、依赖感。”“我原来想做一团火，希望俞敏洪能在火中涅槃。火能炼出金子，也能烧毁圆明园!”以往他也检讨过自己，但是那种检讨更像是修辞和语言惯性；或者是一面检讨错误，一面犯相同的错误。

新东方格局水落石出，已经没有什么可遮掩的了。

徐小平找俞敏洪谈心，俞敏洪心存疑惧，恐怕是谈判要价。可是徐小平一反常态，说，“新东方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点什么，从头做起。”

他说：“我是一个小城镇的小官僚家庭里长大的小公子，生活中没有大磨难大挫折，小时候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这使我想到了英国滚石乐队的一句歌词：‘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翻译成中文：‘你并不总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徐小平的反省，为自己腾出了心灵空间。他在新东方可干的事情太多了，需要充分地静下来研究新东方学员，研究当代青年和留学生，进行一系列采访写作。这些方面徐小平在新东方是一流的，在当今中国社会也是一流的。

新东方重新洗牌，救了徐小平，救了新东方。

徐小平说：“真要干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这几年的书读得太少了，知识在逐渐老化。回到家，看见书架上那么多书，没读过几本，如果再不抓紧补课，人就废了。”他正在完成一次人生的检讨、回归和超越。看来，徐小平的“任性斋”要换名号了，换成“静思斋”比较合适，“任性斋主”当然也就成了“静思斋主”。

2001年“圣诞”，俞敏洪和徐小平、王明夫在加拿大温哥华相遇。王明夫说：“今天的俞敏洪变了，跟两年前的俞敏洪大不一样了。”徐小平虽然刚刚在新东方受到重大挫折，在家闭门思过，但是看到俞敏洪身上的明显变化特别高兴。他说：“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俞敏洪郑重地说：“小平，我的变化跟你有很大关系。”1995年、2000年、2001年三个“圣诞”，俞敏洪和徐小平互赠礼物，可以说物是人非了。……

11月16日中午，翠宫饭店。新东方八周年庆典如期开始，新团队在前面一线排开，既有元老，又有新锐。他们今天能并肩站在一起太不容易了。俞敏洪百感交集。王强主持庆典，俞敏洪致辞。

大家好！11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说，11月16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八年前的今天，我从海淀教委马世平主任的手中，接过了北京新东方学校的办学执照。从此一纸平凡的执照翻开了我们生命中不平凡的一页，翻开了中国教育史上不平凡的一页。在在座各位不遗余力的努力下，八年来我们辛勤耕耘，迎来了新东方硕果累累的今天。我们已经改写了11月16日的历史，我们永远以这个日子为骄傲，我们更希望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会以这一天为骄傲，为了这一目的，我们一直在努力，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将继续努力下去。

代表新东方，我要表示我的衷心感谢。

我要感谢中国，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养育了新东方，是他给了我们坚强的个性和伟大的理想，为了我们的成长，他已经疲劳不堪，伤痕累累，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为他举杯祝酒，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万寿无疆。

我要感谢新东方以钱坤强，高艳丽，刘振兰，李雪坡等为代表的第一批老师和工作人员，是他们在漏风漏雨的小屋里辛勤的劳动托起了新东方的今天，是他们在停电的教室里嘶哑的喊叫呼唤出了新东方的辉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今天依然奋斗在新东方的第一线。在这里请让我对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我要感谢新东方以王强、徐小平、包凡一、何庆权、钱永强等为代表的归国学者，他们的归来，为新东方带来了春风一般的现代化思想，为新东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他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来到新东方，今天我们正努力实现着这个理想，那就是我们要为中国教育史托起一轮新的太阳。

我要感谢新东方以胡敏、杜子华、江博等为代表的国内知名学者和英语教学专家，他们的到来，为新东方带来了雄厚的英语教学实力，拓展了新东方巨大的培训市场，为新东方的教学与科研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放弃国家部门的种种利益，义无返顾的进入新东方，他们是新东方和中国教育星空中最灿烂的星星。

我要感谢新东方各部门的主任、管理人员和老师，是他们每天任劳任怨的艰苦工作构成了新东方大厦的坚强支柱，是他们对新东方和学生的真情热爱组成了新东方精神的钢铁脊梁，新东方的每一点成就都是他们的汗水浇灌而成。新东方的每一次进步都在他们坚实的脚下走出。

我要感谢新东方的全体学生，是他们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感动着我们，是他们对新东方的信赖支持着我们，是他们对新东方的热情点燃着我们，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欢聚，今天的辉煌。他们是中国真正的未来。让我们在这里以最真挚的心情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事业和生命像春天的鲜花，永远灿烂地开放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之上。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和力量，给了我智慧和勇气，是他们教会了我永远要做一个正直和诚实的人，是他们用自己的榜样教会了我如何对待生活。我父亲的宽容使我懂得了原谅这个世界不足，我母亲的坚强使我理解了接受苦难的必要。在这里我要为我已经去世的父亲举杯奠酒，请他原谅不孝的儿子没有来得及为他买上一杯酒一包烟，请他接受儿子迟到的祝愿，祝他在九泉之下幸福安宁。在这里我要为我白发苍苍的母亲祝福，祝福她永远健康，长寿幸福。

最后我要向远在温哥华的我的爱人和孩子送去我的道歉和祝福，道歉我身为丈夫和父亲却不能和她们长相守共享天伦之乐，祝福她们永远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代表新东方，我再次向大家的来到表示感谢，并衷心祝愿新东方全体员工和学员事业有成，富足健康，天天快乐。祝愿新东方像飞驰的列车，载着我们的激情和理想，沿着正确的轨道，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谢谢大家!

俞敏洪念到父亲母亲这段时，声调哽咽，在场者莫不动容掩泪。

59.桃色时期

王强在股东大会投出决定性的一票后，心里结了个疙瘩，料想徐小平肯定会记恨于他。然而他错了。

11月28日，他打电话给徐小平表示安慰和歉意。他说：“我知道你可能很受伤害。”徐小平说：“感谢你给我打电话。但是绝对不要为我担心，我很开心。”徐小平告诉王强，24号他给王强写了封信，并简述了信的内容。这封信没有发出。征得徐小平的同意，全文引述如下：

亲爱的王强兄弟同事：

我以最真诚的感情给你写信，向你表示我的亲切问候和祝福。

新东方痛苦而艰难的改革进程，最近终于告一段落。而这个阶段性标志，是以俞敏洪董事长提议、股东大会多数通过罢免我的董事职务而结尾。俞敏洪在2001年11月21日新东方股东大会上提出的罢免我的提议，极其突然。但面对股东们的表决，我当场表示欣然接受。我想再次在这里向你表示，我对股东们的这个决定，将永远欣然接受。

我理解在投票时你投了支持俞敏洪董事长提案的票。尽管我曾设想假如以你手中的股权反对这个提案的话，俞敏洪的提案不会得到通过。因此，我曾经为此有过些许的失落。但是，经过几天思考和休息，此时此刻，我对你没有任何埋怨，没有任何责备。假如我说我因此而非常感激你，你也许无法相信我，但是，我下面的话确实能够使你相信，我的表达真的是发自我的内心深处：

我对你的投票、和对你本人毫不责备，是因为，你投出的关键一票是出于你对保护股东利益的认识而做出的决定。你作为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和主要股东之一，曾经为了这个品牌流血流汗，付出了人生最宝贵时期最珍贵的贡献。你有权利享受这个股份所带来的合法利益。假如有人企图把它剥夺掉，或者假如有人成为你赢得这个合法利益的不利因素，你有权利排除这个因素。只要你这样做的结果能够真正保护好你的利益!

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根本不认为你投票反对我是在伤害我。因为，作为新东方共同的重要股东，你我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当你在投下那张对俞敏洪提案支持票时，你是真诚地认为你能够以此更好保护作为股东的你的根本利益!而你在投票保护你的利益的同时，实际上也保护了作为股东的我的最根本利益!!!

而对这个最根本利益的保护，构成了新东方所有小股东的共同语言。生怕这个利益受到侵犯的担忧、猜忌、疑虑，甚至恐惧和绝望，正是笼罩在新东方几乎所有股东心里的最大阴影，是影响新东方正常发展的最大危机，是毁灭新东方事业的最大隐忧。如果股东利益得不到保护，包括最大股东俞敏洪董事长的利益，最终也得不到保护。所以，当你投票时，你所期望保护的，不仅是你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甚至也包括俞敏洪的利益。你的决定，不管最终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它所希冀的效果，依然赢得了我的尊敬。也赢得了我更深的友谊!

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认识了你，和你结下二十多年的事业友谊。和你以及老俞、老包、刘江、王静、小韦、宝林等人在北大结下的这层友谊，以及对你们的信任与情谊，是我做人的基础，是我赖以骄傲的根基，是我作为社会人的快乐源泉。

和你一样，我有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我同样热爱他们。但是，只有在这个叫做“新东方”的地方，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以及友谊的真正含义和真正价值。在过去的六年中，我和你以及诸位兄弟们在这里共同追求事业的成功、共同体验成功的代价、共同面对突发的危机、共同追求人们的承认。我们共同追求财富，我们共同追求荣誉。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我们也得到崇高的社会赞誉。我们打过架、我们生过气，我们共享过无数极快乐的时刻，也分担过太多极痛苦的时光。但是，作为新东方的早期重要创始人，作为新东方主要股东，我们的利益和命运一样，已经紧紧地、永远地、不可逆转地结合在了一起。假如说世界上有什么重要的友谊的话，这样的友谊，是最令人感到快哉的友谊!

这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惟一目的。你既不要为我担忧，也不要向我解释。让我主动告诉你我的认识与看法，让你获得对我的新的看法和认识。

我期待你在有空时到我家里来喝茶聊天。你来了，谈起新东方，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假如老俞有美好的进步，可以告诉我让我分享；假如老俞又有什么惯性毛病发作，不要提起。过去两年，提得太多了。我确实也累了。我希望新东方取得伟大的成功，让这一代青年人因此而得益。

新东方既是股东们的新东方，新东方也是全社会的新东方。她的身上，寄托着当代中国无数青年的愿望与梦想。所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离开新东方。因为我想与之共存亡。但是，在新东方改革获得重大突破的时候，股东大会多数票认为我离开新东方董事会对新东方有好处，虽然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欣然接受。

从此，作为新东方的股东，我将继续为新东方健康发展对董事会的工作进行关注和监督；而作为新东方的专家，我随时准备并竭尽全力，为新东方的学生和理想做出我的贡献。

小平

2001/11/24

2001年11月21日“出局”后的徐小平换了个人似的，在待人接物中有了些许谦卑与平和，对自己有了难得的反省，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甚至出现了包括写信在内的创作高峰期。

看看他的日志，就知道他的变化是多么大。

22日，写了好几千字的文章：《一个高中生在新东方奋斗期间的性生活和精神生活之社会学和生理学解剖》

23日，飞沈阳，到东北大学演讲。在机场碰见包凡一。令包凡一吃惊的是，徐小平脸上看不见沮丧，还是那么热情澎湃。徐小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到：“我简直都爱上我自己了。(心情)怎么这样好啊。怎么这么伟大。小平就是一个狗日的伟人。”

24日，在沈阳回北京的飞机上写了给王强的信。

25日，主动给俞敏洪打电话预约谈话，并且通过中间人传话给俞敏洪，谈话的内容，将主要是回顾和反思，而不是俞敏洪可能担忧的责备和争吵。

26日上午，看到《京华时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报道给人的感觉是ETS要在美国起诉新东方。他立即给俞敏洪电话：“假如这是真的，可能有一场恶战，如果有需要我做的事情，我会全力以赴。”

27日，和俞敏洪见面。这是一次修补关系的见面。
俞敏洪说：“一见面，我感到你还是这么亲切和魅力扑鼻。”
徐小平说：“一见到你，依然还是那个美好幸福的感觉，虽然你把我赶出了董事会。”他看见俞敏洪羞涩地笑了笑。

在谈话中，他们多次引用鲁迅的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俞敏洪总是口误“渡尽兄弟劫波在”。徐小平没有去纠正他。“反正不担任董事了，就不用这么计较了。”

徐小平对俞敏洪说：“今天谈话的原则，第一是只讲我自己的问题，而不讲你和别人的错误。第二，只讲我本人对过去工作的反思，而不讲背后的他人因素和客观环境。即绝对不讲别人错在哪里，只讲我自己是否可以做得可以更好。我反思的结论是，其实在建设新东方的过程中，有无数冲突的解决，我本人是可以选择更好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可惜我的许多选择并不是最好的。因此导致许多不愉快和别人的紧张压力，我有重大责任。在大家对家族制反感之极的过程中，我徐小平自己却以家族制的行为，以家族制的心态，在处理着新东方的发展问题，包括和你俞敏洪。我表示道歉。”

之后，他又主动约俞敏洪谈心。他说：“我知道你在考虑给我一个什么位子、一个什么面子、一个什么待遇。我希望你不要操这个心。我真诚地告诉你，我希望能够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等我想好了，再来找你，主动向你提出我的OFFER。”

12月和2002年1月徐小平先后两次回加拿大，在家里读书、思考和写作。这期间遇到了加拿大移民政策调整和2002年新东方学生人数爆涨到35万人次，人次比2001年增加了10万，在新的基点上重构新东方的留学和人生咨询刻不容缓。

他以不可阻遏的激情给俞敏洪写信。

敏洪你好!

刚才看新东方网站TOL24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我过去写的关于加拿大移民与考雅思的回信。我看了挺高兴——新东方并没有因为目前的困难而全面否决我的能力——但也由此产生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写在这里供你参考：

这篇文章写于一年多前。由于目前新的政策的影响，在技术上，登这篇文章有点过时了，显得特别不合时宜。出国咨询的信，我写过很多，也很受学生欢迎。就目前来讲，其实新东方需要站出来就目前的形势做一些分析，而不是炒一年前过时的冷饭。显得新东方和现实非常脱节的样子。

但由此我想到一个对于新东方非常重要的任务和责任，这就是在我离开董事会之后，新东方的出国咨询怎么做？学生辅导怎么做？前途人生设计和策划怎么继续？我可以退出新东方，但一代代的学生却需要指导。在这里，我希望能够继续为新东方和她的学生做一些工作。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我还是愿意找到一个发挥我才能的切入点的。

从眼前来看，加拿大移民法带来的冲击，必将波及到所有新东方学员。因为往加拿大移民的大陆技术类人士去年高达四万人。也就是说，加拿大移民吸呐的中国出国人口，早已超过了去美国留学的人。而且这些人都是和新东方学生密切有关的人口群体。

如果加拿大移民这条出国捷径被堵死，那么新东方所有学生的出国计划，都将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而对新东方的学生以及新东方事业发生一些深远的变化。比如：许多本来去不了美国的人，才移民加拿大，但现在去不了加拿大，只能把目标重新确定在留学上，加入日益激烈的美国留学和其他国家留学之竞争。留学的竞争，包括所有国家的，将因此激烈一倍(因为2001年去美国的学生签证人数，也就不到两万人)。新东方对学员的前途和出路所承担责任的压力，社会对新东方提供学生出路期待的压力,也将因此增加一倍。

因此，在这个时候加强对于新东方学生出国咨询和前途、事业、人生指导，就更加重要，更加迫切。为此我提议：我在新东方在线的首页上，开设一个信箱专栏，每天发表一封信。

这样做有下列好处：

1，留学咨询人生设计和新东方考试辅导与英语培训一样，是新东方品牌的光环和磁性之一。

我在出国咨询和学生辅导这个领域，是新东方当之无愧的形象大使。这个形象，是新东方的财富。即使在今日这个我个人受辱、事业遭挫的艰难时刻，我也愿意并且有信心继续开掘这个财富，把它奉献给新东方以及期待新东方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学生们。

我做过无数学生咨询。但从今年夏天以来，我在学校做了二十几次大型讲座，面谈了很多学生，比较有体系地发展了留学咨询的思想，有比较新的发展。这个思想，我要在留学新书里发表出来。但是如果网上有一个窗口，就能够每天给学生一些新鲜的指导，给网站一个登陆的理由。新东方网站签证论坛四万多个帖子，留学论坛八千多个帖子，可见出国咨询，学生极其需要的内容。这些帖子，绝大多数都是来新东方网站寻找信息和帮助的!我能够帮助他们。

2，留学咨询和人生设计指导，是新东方战略安全、政治安全、品牌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在2001年奉命做过三次有关新东方未来的“政治报告”，这几个报告，主要核心在于呼吁和提倡在新东方积极开展对于新东方学生整体出路的引导和人生设计指导。中国没有宗教，而且礼崩乐坏，整个社会需要新的思想和理念来引导他们。新东方虽然只是一个英语培训机构，但是，新东方的规模和影响如此之大，已经回避不了对于当代青年的整体出路问题的责任。仅有思想激励，已经不够，而且会越来越危险。2001年夏天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比如清华学生写的”从美国大规模拒签的思考到美国留学的终结”这篇文章，到各地时有发生的对于新东方不提供出国解决solution的指责，明年肯定会进一步发展。

多年来我在新东方专职从事学生辅导工作，而这个工作现在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假如新东方是千里长堤，而我看见了一个小小漏洞，我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受到委屈而不去堵塞我明明已经看见的漏洞而不去堵死它。这里也有我的利益。千里长堤，毁于蚁穴。新东方大坝上肯定有各种各样蚁穴，我看见了一个，我希望你给我填补它的机会!

新东方的政治安全，是我多年来最关心和担忧的问题。这个政治安全，已经不再是政府是否整肃我们，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走在社会期待的前面，拿出不负众望的思想和理论出来。我愿意并且能够继续协助你进行这最积极的建设和发展。

3，最后，通过在网上提供留学咨询和人生设计，在团队里大概不会引起大家的不舒服，在业务上对于新东方只有好处，在保持新东方精神完整和形象完整的角度，是使我和新东方保持精神联系沟通、利益联系沟通的最佳纽带。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获得在新东方网站开设徐小平专栏的机会。以这个窗口，保持我对于新东方工作的参与和对新东方学生的辅导，以及，保持我个人事业与新东方连接的基础。

我深刻认为,这个工作能够迅速帮助使我走出人生和事业的危机，也能够迅速治愈大家的创伤。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在冠城宾馆，我和你推心置腹地说你不要为我的出路和工作操心，而由我来以最平静和最好的心态告诉你我想需要什么。这就是我目前的心情，最平静，最好的心态所想做的事情。我现在向你提出这个请求，如同六年前在温哥华向你请求“让我回来做咨询”一样。我希望你给我这个位置。也许，这是我第二次加入新东方的开始。

我这封信，你也许可以把它当作一封求职信：一个著名专家给一家著名公司CEO的自荐信。在新东方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为这个心态而自豪。

虽然眼前迷雾重重，其实我的眼睛早已看到了未来。在我的专栏日益赢得学生喜欢和赞美、日益吸引更多的人访问之后，过去的2001年所发生的一切的一切，真的就会再次变成那“亲切的怀恋”了。而新东方团队的友谊和温情，将长留我的心中，长留世人心中。

小平

2001/12/30于温哥华

亲爱的敏洪：

我是21号回温哥华的，现在已经八天，感觉时间过得真快。

我回来之后，迅速进入了写作状态。每天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把我过去几年积累的和学生咨询的案例和思想写出来。书名暂时叫《留学诗篇——新东方咨询实录》。名字叫留学诗篇，是受苏联名著《教育诗》的启发。目前我已经完成了五六万字，正以每天六七千字的速度在进展。

这本书是我多年来思考的结果。其实在2000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动笔了。但是一直没有进入状态。现在终于进入了状态，简直是天赐灵感，下笔比较快。所以，我有点急于要在这里多写一点的愿望。我自己有点激动。因为这个状态，是写完签证哲学之后至今没有出现过的创作激情。现在终于来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是一本对于出国留学和人生奋斗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书。我相信可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我对于目前我的写作状态很激动。

我要报告给你的目的是，我知道目前你一定极其繁忙，而我好像在加拿大享受生活似的，其实不然。尽管我在这里远离新东方火热的现场，但是我的写作其实也非常迅速。我要写一部非常好的关于留学和人生指导的书，让新东方的学生为来到新东方感到更加骄傲，更加自信，更加有对于前途和未来的充实感。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追求的梦想,一直追求的目标。现在通过这本书表达出来，可能是最好的表达方法。写好了，也能对于”做实事”与”说空话”之争的一个最好的回答。

这就是我这几天做的工作。我想象你那里一定非常繁忙。所以我要告诉你我在做什么，自己能够感到安心一点。我期待回来后立即开始把留学咨询工作做起来。这个工作，有你亲自来“形而下”，一定可以做得非常好。我会以上述《留学诗篇》为框架，把新东方的留学咨询工作非常实用而高尚地开展起来，使得从此不会有一个学生能够指责新东方不管他们的前途和出路。

总之，我会在这里多写几天。如果学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我，请来电。我可以立即回来。杜伟通知我寒假班做讲座，我告诉他已经和你讲过，春节期间我要出去。所以暂停一个寒假吧。对于我来说，目前一切的一切，希望能够从留学诗篇重新开始。既是我自己过去工作的总结，也是对于新东方精神建设的贡献。

……

祝好!

小平

2002/1/29

徐小平的称谓由“敏洪”而“亲爱的敏洪”，由出局而反省，由激烈而平和，由消极而积极，是不是正在和俞敏洪、王强以及新东方团队一起，完成一次凤凰涅槃。

新东方突然有了挡不住的好运气：2001年12月新东方与ETS在华盛顿重开谈判，ETS方面换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于是，美国两届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分别代表中国和美国两个民间机构，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谈判，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终将一揽子解决ETS的知识产权纠纷；当月，新东方在加拿大创办了新东方多伦多分校，开创了中国民办学校进入西方教育培训市场的先例。

新东方正在建立新的价值和规则：俞敏洪未经董事会授权创办多伦多分校，违背新规则，犯了一个“美丽的错误”，在董事会做检查。董事会对其批评并追补授权；董事会对徐小平的工作要求做出回应，徐小平将以留学咨询专家的身份重新进入新东方团队。

俞敏洪感叹：“老天爷不灭新东方。”看来，新东方重新洗牌后，开始了真正的“桃色时期”。桃花开了，能否结出理想的果实，谁都不能料定。新东方危机软着陆，有惊无险。

新东方诸公以他们的理智、学养、友谊、理想以及有缺陷的个人魅力和初见端倪的新型利益关系，避免了一场由内讧而崩溃的庸俗结局，却给了本书一个“大团圆”的庸俗结局。

这是几十万新东方学员的福音。这是中国留学事业的福音。

2001年9月—11月初稿于北京木樨地、成都青城山镇
2002年正月初四凌晨改定于北京木樨地

后记

附录

徐小平・反思在鲜花与荣誉的废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