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上升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增加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世界人均GDP却增加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增加了近5倍。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了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足。既然这样，乾隆时期朝廷应该非常富有，国家也应该很强盛吧？我们不妨算算当时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能让人晕倒！不过，这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虽然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家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10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2007年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比较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家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整个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家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家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五位同人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作过仔细研究。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今天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生活内容和品质也发生了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只将30.5％的开支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是240年前所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没有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为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大约为56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可以生产更多的衬衣，卖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者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销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60美元。再举篮球比赛的例子，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多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同样也是一个多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5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了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者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85％以上的GDP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得比较多，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年纪轻轻就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的发挥，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眼目睹中国和世界财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在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次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两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连在一起，比如在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创下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中行、工行等内地大型企业到香港上市，使得香港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当时，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赋予了香港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资，这一“奇迹”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奇迹”。一方面，中国在1978年以前不仅没有为工业革命作出过贡献，而且基本没有为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全球化秩序作出过建设性贡献，今天则搭了便车。另一方面，之所以只有700万人口的香港也能为工行创造IPO融资的世界纪录，是因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体系，能把伦敦、纽约、苏黎世、新加坡、巴西、中东等世界各地的资本轻易地调动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资者、股票发行者、证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与国家属性变得不那么重要，国际金融市场调动资本的能力创造了“奇迹”。
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都进行过“改革开放”，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贯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着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2001年才成立，但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在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世界秩序已经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建立了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这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以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今天中国经济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尚德才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财富“奇迹”。
虽然因为可以花钱的项目和内容比乾隆时期、民国时期、“文革”时期都多了，让我们总感觉钱不够，总还有更多生活内容需要钱，但有这么多新选择、新生活内容，本身也证明了资本全球化的奇迹。生活更好了，在追求更高境界，这本身就是进步。人生除了温饱之外，还有更多、更新、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体验。这些前所未有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人生体验，不只是使施正荣，而且还使我们中间的许许多多人，比乾隆皇帝过得更有意义。
那些年代，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就都有重兵压阵，当时没有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
除了外贸公司自己的军队之外，国家军队也经常被派去为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产权效劳。在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在海外的财产主要是以殖民地为主，直接投资项目也都在殖民地。因此，其军队也主要是为维护殖民地、为其工业品开辟新市场服务。但是，随着拉美国家于1820年前后相继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财政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新成立的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等拉美政府不得不向西欧银行和投资者借债。到1850年左右，拉美等国家政府与企业发行的外债越来越多，赖账行为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今天讨论公司债务时，我们一般认为，如果一家公司资不抵债，那么该公司可进入破产程序，要么由债主把公司合并掉，公司归债主；要么将公司的资产拍卖清仓，把拍卖所得给债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债主的主导下，将公司管理层换掉并对其业务模式进行重组。可是，当债权方是外国人或外国公司，而欠债方是另一主权国的政府或者公司时，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对坏债的处置方式都会行不通。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之前没有成形的、公认的国际法，没有国际法庭；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方国家又总会以主权为由作抗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形成某种强制性的跨国合约、债务和产权的执行机制，跨国借贷、跨国投资、跨国贸易就无法进行。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情况下，直到1907年仍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执行跨国合约、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还是使用武力，以强制性武力来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于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对国际秩序无发言权，而那些军事强大的国家都把“武力执行合约，武力保护产权”看成是债权国必有的一种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另一国家的政府（或公司）赖账或者侵占其在海外的产权而发动武力攻击时，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缺乏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就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的约8000万美元的债务，结果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名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 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于是，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
从1820年到1914年，英国在拉丁美洲共动武40多次，其中有26次是以其公民产权受到侵犯或者是以债务国赖债为由。比如，因其海外财产受到侵占（包括工厂、银行、铁路等），英国1868年派军队攻打乌拉圭，1891年进攻智利等。
当国际游戏规则是由武力的强弱而定的时候，世界只能是强国的世界，海外投资和海外贸易的安全度完全取决于投资者自己或国家军队的强弱。在那种环境下，晚清洋务运动的经济效果可想而知。晚清的改革开放不能像今天这样靠制造业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即使抛开技术的局限性，晚清也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为其外贸提供支持。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之一是发展军力，但是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军力发展又从何谈起？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一个熟悉的怪圈：无军力则没法开展外贸，无外贸又使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难以发展经济，无经济实力又反过来使军力无法增强。虽然外贸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但过去200年里强大起来的国家，每个都与外贸息息相关。
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了讨债，向委内瑞拉联合发动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5个主要港口，打沉了3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能享受优先债权。也就是说，谁动武，谁就可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
那次仲裁结果在拉美引起了轰动。当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路易斯·德拉戈（Luis Drago）随即从法律的角度写了一篇长长的反驳文章，并将其送到阿根廷驻美国大使馆，要求其大使将文章送交美国国务院。德拉戈指出，以往的惯例是：当一主权国拖欠另一主权国的债务不还时，债权国有“权利”向对方动武。他认为这是荒唐的，因为一国动不动武完全是一种政策选择，而不是法定权利；更何况因讨债而对另一主权国动武侵犯了后者的国家主权。他认为，除了自卫之外，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主权国动武。当债权投资者的权利与另一国家的主权相冲突时，他主张后者显然应该优先。
律师出身的外交部长德拉戈用法律逻辑分析外交问题，让同是律师出身的人很能接受，而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又主要是由律师出身的官员在运作（包括当时的国务卿也是如此），因此，德拉戈的观点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得到了广泛认同。
有意思的是，尽管国际惯例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增加在逐步形成，但国际法在那之前从来没有正式成为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世界上第一个以研究国际法为宗旨的学会直到1873年才在比利时成立。美国的第一个国际法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Law）成立于1906年，在此之前美国大学的法学院里没开设过任何专门的国际法课程。可以说，在以武力当道的世界里，国与国之间的法律框架不太容易形成，也不太会被当回事。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
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律师出身的占了多数。美国代表团共有9人，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的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也类似，它的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他参会国，比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
参加1907年第二届海牙会议的各国代表多半是具有法律背景的人，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在会议期间，由美国倡议的关于解决跨国债务纠纷的协议最后得以通过。根据该协议，任何债权国不能以武力向另一主权国讨债，而是要求债务、债权国家双方首先必须寻求并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仲裁。从此，这就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武力讨债是债权国的一种权利”的国际惯例。从那以后，靠武力攻打他国讨债已不再是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行为。
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的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和平会议上，具有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以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
那次海牙会议开启了律师主导国际关系会议的先河，也为国际社会秩序靠“法治”而不是“武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历史事实对今天的中国应该有许多启示，中国的法律教育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恢复，到今天虽然已有20万左右的律师从业者，但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甚至司法部在内的政府部门成员还是以理工科或者人文学科背景的人为主，前几年参加跟各国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居然鲜有法律背景的人。当面对另一国家的律师出身的政府官员时，在谈判桌上，代表我们中国的工程师官员们怎么可能与对方有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在共同的语境下说话？这是否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我国的国际行为靠近“国际惯例”之前还有许多课要补？在中国变成经济大国的同时，国际公关形象也必须与之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