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恐慌：转基因全球实地考察 袁越

第一篇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转基因

第1节 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综上所述，食物中的DNA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例外，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测试。事实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为DNA是“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简称GRAS）的食品成分，无须专门检验。

再来看看蛋白质。蛋白质原则上和DNA一样，也是由20种氨基酸按照不同的排列方式组成的长链分子，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如此。但蛋白质的化学属性和DNA不一样，确实有一小部分蛋白质可以让人生病（比如疯牛病），或者引发过敏反应。问题在于，这样的蛋白质非常少见，在所有的食物安全案例里，因为蛋白质导致的中毒事件非常罕见，你要是遇上一个，可以去买彩票了。

更重要的是，蛋白质是否有毒是可以很容易地测出来的，任何转基因种子公司事先都会这么做，不费什么事。事实上，目前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当中的新蛋白质不但都已经通过了安全检测，而且其中用得比较多的杀虫蛋白（Bt蛋白）已经作为有机杀虫剂安全使用了90多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转基因食品问世30多年来，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与转基因有关的食品安全事故，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也许有人会说，食品安全问题事关人命，还是严格把关比较好。这个要求原则上当然说得通，但实际上不但毫无必要，而且会适得其反。首先，监管部门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去检查所有上市食品的所有成分，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如果在一种已被证明十分安全的食品上浪费时间，就会漏掉更大的问题。其次，如果一家企业生产出有毒的食品，它本身也就完蛋了，所以企业在这方面的担忧一点也不比政府小，监管力度也不比政府少多少，尤其是转基因这种处于风口浪尖的食品，企业更是不敢掉以轻心，所以目前市面上的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都是加了双保险的。

但是，不必要的监管导致转基因审批程序又慢又费钱，使得转基因种子的研发和上市成本变得毫无道理的高昂。我采访过的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研究出了一种转基因菜豆，研发过程只花了20万美元，但用于应付各种安全审查和审批程序的钱却高达330万美元，这还仅仅是巴西境内的花费，如果这家公司想让这个品种种到其他国家去，还得再花更多的钱去通关。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为什么那么贵，发展速度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全世界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做得起，绝大部分小公司都被淘汰了。

一个行业，如果因为政策法规的限制，使得来自民间的活力全部被压制，这意味着什么？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再来说说草甘膦。这种除草剂本来和转基因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为不少人指责转基因扩大了草甘膦的使用范围，有必要简单说几句。首先，草甘膦是一种低毒的除草剂，在自然条件下很容易降解。其次，草甘膦早在转基因出现之前很多年就有了，而且是被当作一种安全有效的有机除草剂来使用的。只是当转基因技术侵害了有机农场主们的利益时，才被后者反咬一口的。

第2节 转基因会破坏环境吗？

中国目前最大的污染来源不是工业，而是农牧渔业，这一点与中国农业技术含量过低有着直接的关系。转基因技术可以填补很多空白，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化肥和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这些都是中国最急需的东西。

我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支持转基因这项技术，不是因为它安全，也不光是因为它能让中国农民赚到钱，而是因为这是一项具有环保潜力的技术，和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有直接的关系。请注意我的措辞，我敢打包票说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很安全，但不敢保证转基因对环境有好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先来看看目前应用得最广的两项转基因技术：抗虫和抗除草剂。抗虫靠的是Bt蛋白，这是一种来自细菌的蛋白质，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这种蛋白质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有机农业当作有机杀虫剂使用了，属于典型的生物防治，这在环保界是多时髦的一个词啊！可惜这种蛋白质相当昂贵，而且在自然环境下很容易降解，需要不停地喷洒，成本太高了，所以早年间只有那些特别虔诚的环保人士才会使用。后来科学家们好不容易把相应的基因转入农作物，实现了全天候低成本抗虫，满足了环保组织的要求，没想到却被这帮人倒打一耙，真是一群不知感恩的白眼狼啊！

抗除草剂目前主要指的是抗草甘膦。同样，草甘膦当年也是被当作环保型除草剂而被大肆赞扬的，它本身是低毒的化学物质，而且在自然状态下最多一个月就可被降解，不用担心农药残留，多好的东西啊！可惜它是一种广谱型除草剂，一不小心喷到庄稼上就坏事了，所以早年间都是在播种之前使用的，出苗后就不能用了。抗草甘膦农作物出现后，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不但节省了大量劳动力，而且农民不用再犁地了，使得免耕种植法得以迅速普及。免耕的好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参考本书第六篇第一节“中国免耕法的困境”这篇文章。总之，这同样是环保组织极力提倡的一种农耕方式，没想到当农民在科学家的帮助下真正实现了这一点后，却被环保组织倒打一耙，这是咋回事呢？

除了宗教或者反全球化等因素外，我认为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一，环保组织担心基因扩散，但这种担心其实是毫无必要的，完全是出于对基因的恐惧。基因扩散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情，而且即使扩散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绝大部分庄稼的基因都只适合人工环境，放到野外和野生品种竞争一点优势都没有，会很快被淘汰掉的。这就好比家狗跑到野外和狼竞争，几乎不可能赢。退一万步讲，基因扩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你怎么不担心杂交水稻污染野生水稻呢？要知道，即使是最普通的水稻也和野生水稻相差十万八千里，里面相当数量的基因都已经被改变了，再多一个抗虫或者抗除草剂的基因没什么大不了的。

第二，大部分环保组织不仅要保护环境，而且希望全世界都以它们认可的方式保护环境，那就是通过回归旧时传统，降低人类的欲望，而不是通过提升人类的科技水平来环保。当Bt蛋白只是一种小范围使用的杀虫剂时，环保组织是欢迎的，但当转Bt基因普及后，大量农民开始使用这项技术，导致产量增加，粮食消费也相应增加，跨国公司趁机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农民开始购买种子……于是环保组织就不爽了，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攻击转基因技术对环境有害，忘了他们当初是如何称赞Bt蛋白和免耕法的了。

总之，转基因可以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技术，但这一点是需要有关部门做评估的，不能想当然。目前已经推广的转基因技术都是对环境有益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最后说句实话，目前使用转基因技术比较多的美洲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农田大都是私产，农场主们比我们更重视可持续发展，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

第3节 跨国种子公司会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不少人担心，转基因核心技术掌握在跨国种子公司手里，他们会借此机会遏制中国，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实际情况正相反，不是我们怕被他们遏制，而是他们怕被我们偷种子。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跨国种子公司不可能在国外生产种子，然后卖到中国，那样做成本太高了。事实上，中国境内种植的进口种子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具体来说，外企把具有知识产权的优秀种质资源（包括但绝不限于转基因）带进中国，在中国租一块地作为制种田，雇用中国农民生产种子，再卖给中国农民。也就是说，一旦跨国企业在中国卖种子，这个种质资源就算永久地进来了，再也拿不回去了。而中国本土的种子公司如果想要偷的话，也是很容易的。就拿已经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转基因抗虫棉来说，转进去的Bt基因只是很小的一段DNA，本土企业只要拿到一株转基因棉花，就可以让它和自己的棉花品种杂交，筛选出正好携带了这段DNA的后代，这个基因就算偷到手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专利保护机制不健全的话，第二年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卖自己品牌的转基因棉花了，而且因为不用交专利费，可以卖得很便宜，质量和孟山都（Monsanto Company）的差不多。

中国一直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其结果就是，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只在中国卖了3年就卖不动了，但全中国90%以上的棉花都是转基因的，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偷来的盗版种子。这么做的结果是，就连印度都在使用抗虫性能更好的第二代转基因抗虫棉，但孟山都就是不愿将其卖到中国来，因为他们一旦把这个基因带进中国，必然被偷，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专利保护做得太差了。

第4节 转基因是万能的吗？

具体来说，转基因种子通常都比较贵，如果农民根本用不上这些优点，那就白花钱了。比如抗除草剂的基因，对于贫穷国家的小农户来说，除草都是人工进行的，没有必要使用这么昂贵的种子。抗虫也是，棉铃虫既可以用手抓，也可以使用廉价的杀虫剂，如果没有出现抗性的话，就没有必要购买昂贵的转基因种子。富裕国家的农民有时也不必使用转基因种子，比如巴西农民在贫瘠的坡地上种大豆，目的不是收大豆卖钱，而是通过大豆来改造土壤，增加肥力，这时就没有必要使用转基因大豆了，普通大豆完全可以达到目的。

我曾经认为，如果转基因种子都是盗版的（比如在中国），价格和非转基因的没有差别，那就用转基因的好了。但我后来发现这个想法太天真了，转基因在使用上有很多注意事项，知识水平不高的农民还真不太好掌握。比如抗虫转基因，需要留出一块“避难所”，种不含转基因的普通种子，以减缓害虫抗性的出现。我在实地考察中发现，美国农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南美农民就不那么守规矩了，因为留出避难所自己会受点损失，很多农民都希望别人留，自己不留，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个制度就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个别地方的害虫确实出现了抗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的农民不守规矩。

孟山都曾经想出过一个好办法，在卖给农民的种子中预先掺入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种子，强迫农民种“避难所”。但这个方法只适用于玉米，大豆的害虫可以很容易地在植株之间爬来爬去，必须专门设立一整块土地当作避难所才能有效果。

第5节 转基因食品应该贴标签吗？

某种食品成分为什么要标注？原因在于这种成分会给消费者带来某种影响。事实上，在具体的执行层面，假如有人用转基因原料制作食品，质监部门根本查不出来。

某种食品成分为什么要标注？原因在于这种成分会给消费者带来某种影响，但目前已经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没有任何安全问题，不会给消费者带来任何不良影响，强行标注的话反而会让老百姓认为这种成分不安全，拒绝购买，从而给转基因技术的研发者带来经济损失。久而久之，转基因的研发动力就没有了，这就是欧洲正在面临的情况。

第二篇 美国的转基因三十年

第1节 从“农业诺贝尔奖”看转基因坎坷三十年

1978年，科学家将人类胰岛素基因成功转入大肠杆菌，“诱使”后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廉价的胰岛素，挽救了无数糖尿病患者的生命。

金大米是专门为穷人而培育出来的，大部分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没法体会它的好处。但是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算，如今地球上还有8亿人处于长期饥饿的状态，患有营养不良的人数更多，仅仅是维生素A缺乏症每年就可导致200万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另有50万儿童因此失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从金大米中受益，可惜因为种种非科学的原因，他们只能继续忍受痛苦。

第2节 走访美国“玉米带”，寻找农业的未来

现代农业的样板间

哈特曼的祖先是来自德国的移民，他的曾祖父于1920年在伊利诺伊州买下一块土地，办了个养牛场。经过多年的兼并和买卖，传到他父亲手里时总面积已经超过了1万亩。因为养牛太辛苦，而且饲料价格涨得太厉害，他决定改种粮食。如今整个农场除了他本人之外只有一名全职雇员，两人一共要照管1.8万亩土地，其中6000亩是替别人种的。

“特别忙的时候可能会再请一两个临时工，但基本上有我们两个就足以照管这些土地了。”哈特曼看到大家一脸狐疑，便再次强调说，“如今有了大型机械，种田并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种子播下去后，再把化肥施好，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着收获了。”

“草甘膦是一种非常棒的除草剂，但我轻易不用它，就是担心杂草产生抗性。”哈特曼对大家说，“现在除草剂市场竞争得很厉害，很多公司都有不同性质的产品，我会先用它们，实在控制不住了再用草甘膦补杀。”

大农场模式的借鉴意义

因为负责管账的人加入了谈话，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了经济方面。出人意料的是，哈特曼农场的收入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高。

“农业的收入不稳定，受各种因素影响很大。我的农场有的年份每英亩（1英亩约等于6亩）亏20美元，有的年份每英亩赚80美元，不一而足。如果把过去10年的情况综合起来计算的话，应该还是赚到钱了。”哈特曼对记者们说，“以前国际市场粮价低，我们都是靠政府补贴才能勉强持平，但最近粮价涨得厉害，我们终于可以盈利了，但政府实行多年的农业补贴政策也就跟着取消了。”

为什么两人种1.8万亩土地还赚不到钱呢？是因为耕作方式粗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吗？恰恰相反，美国大多数粮食作物的亩产量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哈特曼农场主要种植玉米、大豆和小麦这3种作物，平均亩产分别可以达到750千克、220千克和300千克，比美国的平均水平稍微高一点。相比之下，中国的玉米平均亩产仅为300千克左右，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大豆的平均亩产为120千克，也几乎是人家的一半。中国只有小麦的平均亩产比美国高。

“美国小麦的耕作方式太过粗放，而且美国小麦的病虫害特别多，中国小麦精耕细作，虫害少，产量自然就比美国高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对我说，“美国人在玉米和大豆方面投入的科研力量最多，无论是育种技术还是生产管理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在这方面差距非常明显。”

据黄大昉介绍，中国粮食作物平均有10%～20%的产量是被虫子吃掉了，经济作物这个比例更高，达到了30%～50%之多。中国急需培育出能够抵抗病虫害的新品种，其中玉米的原产地不在中国，育种方面遇到的困难会比较大。大豆产自中国，中国的大豆种子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在育种方面却落后美国这么多，有点说不过去。

如今，基因测序的速度和精确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美国育种业的龙头企业孟山都公司（Monsanto）发明了一种种子切片机，大大缩短了传统育种的时间。2011年，该公司首次组织各国记者前往参观，只见在一间如仓库般宽敞的实验室内安放着一台4米多高的机器，一袋杂交玉米种子从一端倒进去，机器迅速在每一粒种子上切下一小块，立即送去做DNA分析。剩下的种子放入96孔培养皿当中保存。根据DNA分析的结果，科学家可以迅速判断出到底哪个种子内含有人类所需要的形状，然后找出对应的种子，将其种下去，就可以下一轮杂交试验了。

“这个技术的关键在于如何只切下种子的胚乳而不伤及胚芽，不影响它发芽。”技术员向我们介绍说，“因为种子的形状不同，必须设计出一套程序，针对不同的种子选定不同的切口位置。”

种子切片的思路很早就有了，但过去都是人工切片，效率低下。这种切片机第一次实现了种子快速筛选，工作效率和精确度提高了成百上千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育种方面领先于世界的主要原因，美国市场上的玉米和大豆种子无论是产量还是抗病虫害性能都要比中国的好很多。

那么，为什么美式大农场还是挣不到多少钱呢？这就要从他们的资金投入上找原因。哈特曼最大的投资是播种机、收割机、汽油，以及几个能装20万吨粮食的粮仓，它们的价格近几年涨得厉害，他至今还欠着约翰•迪尔很多贷款。

“一台大型播种机20年前的价格是8万美元，现在是20万美元；谷仓的造价过去是每吨粮食1美元，现在是2美元。”哈特曼对记者们说，“另外种子和化肥的价格也都涨了，两年前化肥还是每吨480美元，现在已经涨到720美元。15年前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每袋80美元，现在则是200美元，当然现在的种子性能比过去好多了，算下来还是得买。”

从哈特曼的叙述可以看出，他的农场之所以很难盈利，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专为大农场设计的硬件设施太贵了。如果农场规模小点，省下这笔投资，其余不变，还是能够盈利的。

美国农业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既和美国的土地资源状况有关，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多年来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如果光靠卖粮食挣钱的话，一个农民必须种很多地才能在收入上和工人持平。所以，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离开农村和土地兼并是必然发生的结果，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中国虽然人均土地面积少得可怜，但农民大都进城打工了，中国农村的土地集约化程度一直在稳步增长，出现了大批种粮专业户，每人租种几百亩土地在中国农村已是很常见的现象。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把美国先进的农业管理理念，以及高性能的种子资源引入中国，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农业面貌。

但是，有一种关键技术正在成为中国的拦路虎，这就是转基因。

转基因农业现状

“农业科技的进步速度是惊人的，超出了老一辈经济学家们的想象。马尔萨斯人口论所预言的结果之所以没有出现，就是因为他低估了农业科技的发展速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现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的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博士对我说，“虽然世界人口持续增加，但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话，2008年之前的150年里世界粮食均价实际上是略有下降的。但是自200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粮食乙醇行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一些其他原因，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人类已经看到了这种上涨所带来的后果。”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标准，如果一个人每天能够摄取到的热量低于1800卡路里的话就可被定义为“饥饿”。2008年的粮食涨价使得全世界挨饿的人数从9.25亿跃升为10亿，营养不良的人口总数则达到了20亿。根据联合国人口机构做出的预测，世界人口总数将从2011年年底的70亿上升到2050年的90亿，增幅高达38%。其中富人的增幅只有7%，穷人则会增加44%，撒哈拉南部非洲更是高达134%之多。如果再考虑到贫困人口在迈向小康的最初阶段必将大幅度提高肉蛋奶和蔬菜水果的消费水平，专家估计世界农业必须在未来的40年里将产量提高一倍，才能满足要求。换句话说，如果农业生产效率维持现状的话，就必须将可耕地面积增加一倍才能喂饱大家的肚子。

“全世界可耕地总面积理论上是可以翻倍的，但必须把现有的森林全部砍光才行，所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汤普森教授对我说，“我估计全世界的可耕地总面积最多还可增加12%，而且新增的土地大都比较贫瘠。”

这就意味着，到本世纪中期，世界粮食平均单产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翻倍才能满足要求。

“你还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水资源的限制因素。”汤普森补充说，“农业已经占用了地球上70%的淡水消耗，在水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水必将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汤普森教授认为，在内外因都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实现粮食产量翻番的目标，同时又不过多地伤害自然环境，必须依靠转基因技术。

美国是全世界最早开始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至今已经进行了16年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没有发现对人畜，以及自然环境造成任何有据可查的危害。相反，正是因为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使得美国玉米和大豆的生产效率在1987—2007年这20年里分别提高了40%以上和接近30%，极大地节约了土地资源。相比之下，小麦一直没有使用转基因技术，生产效率只增长了19%。

由于一些非科学的原因，一些国家和环保组织抵制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但也有不少国家在看到这种新技术的巨大潜力后，纷纷开始引进种植。比如南非的玉米平均亩产曾经只是中国的一半，引进转基因玉米种子后短短几年时间平均亩产就提高了80%，从玉米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印度在引进转基因棉花后产量大幅度增加，也从一个净进口国变成了净出口国，有600万印度棉农从中受益，被誉为印度的白金革命。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全世界一共有29个国家的1540万农民种植了22.2亿亩转基因作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总共有59个国家批准进口转基因作物用于食物和饲料以及释放到环境中。转基因种子的全球市场价值为112亿美元，商业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产品的总价值约为1500亿美元。

中国是29个允许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之一，但目前大面积商业化种植的只有棉花这一种。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棉花业毁了。中国政府紧急引进孟山都转基因棉花，这才制住了棉铃虫，挽救了中国的棉花产业。但是国内很快出现盗版，孟山都没有赚到什么钱。

“目前中国只占孟山都1%的市场份额，不过中国的市场潜力是很大的。”负责孟山都国际市场的一位高管海苏斯•马德拉左（Jesus Madrazo）先生对我说，“但是，中国必须尊重知识产权才行。”

事实上，为了保护国家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于2007年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明确规定，禁止外商从事转基因植物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开发、生产。与此对应的是，2008年，国务院批准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鼓励中国科学家投身转基因研究。

“国内现在至少有几百家研究单位参与了转基因重大专项研究，虽说人多力量大，但这里面的利益关系就不太好平衡了。”黄大昉对我说，“所以我觉得高新技术还是留给优势单位来做比较好，不过这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不太好办。”

截至目前，中国仅有两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农作物拿到了安全证书，分别是转植酸酶玉米和转Bt基因水稻，但它们距离大规模种植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的转基因新品种审定需要的时间很长，这是因为中国把安全评估和性状评价分开来做了。国外则不然，转基因作物的安全审定和品种审定是一起做的，速度要快得多。”黄大昉对我解释说，“我一直在呼吁有关部门改革新品种审定程序，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转基因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最难的一步就是把外源基因转入某种作物，并证明有效，这在科学上叫作一次“转化事件”，所谓安全审定审的就是这个转化事件。但实际上不同地区因为自然条件不同，所种植的品种都是不一样的，必须再通过杂交的方式把外源基因转入某个特定的品种中去，所谓品种审定审的就是这个品种的性状。只有转基因品种需要过这两关，杂交品种则不需要。

总之，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在转基因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美国了。具体来说，如果把转Bt抗虫基因和转抗除草剂基因看作是第一代转基因的话，中国只是在棉花上引入了第一代技术而已，尚处于最初级的阶段。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则是将上述两种性状叠加在一起，并且在技术细节上进一步完善，减少出错的概率。比如美国已经出现了转多个Bt抗虫基因的农作物，大大减少了害虫出现抗性的概率。孟山都公司则刚刚推出了一种名为“袋子中的避难所”（Refuge-in-the-Bag，简称RIG）的新产品，在同一袋转基因种子中混入一定比例的非转基因种子（通常为5%），这样农民就不必为专门种植避难所而费心了。

前两代转基因技术的直接获益方都是农民，消费者看不出好处。第三代转基因农产品提高了营养价值，让消费者直接受益。比如孟山都即将推出的一种转基因大豆，富含亚麻油酸（Omega-3）。这种物质已被证明对心血管系统有益，但通常只在鱼类食品中才有。还有一种结合了传统育种与转基因的Vistive牌金大豆也将很快面世，这种大豆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普通大豆高，榨出来的豆油在煎炸食品的过程中稳定性大大提高，不但可以帮助食品工业节约费用，还可以有效地消除反式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前三代转基因技术的直接受益者都是人类，第四代转基因农作物则会让地球的生态环境直接受益。孟山都研制的能够高效利用氮肥的转基因玉米正在进行大田试验，初步试验结果表明，这种玉米，每亩地可以少施5千克氮肥，产量却不受影响。转基因抗旱玉米则已经基本通过了大田试验，预计很快就可以上市了。这种玉米能够抵抗一定程度的干旱，而在正常雨量情况下也不减产。据黄大昉教授透露，中国因为缺水严重，也在加紧研制抗旱农作物，但目前只能做到缺水情况下仍保持一定的产量，但如果降雨充足的话却会减产，所以实际应用尚有一定距离。

“不过我相信，只要国家的政策不变，中国在转基因技术领域一定能追上印度和巴西。”黄大昉说。

第3节 转基因农业到底有什么问题？

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这项技术的理论基础来自达尔文，正是他提出了进化论，人类这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祖先，使用同一套遗传密码。但是，人类直到1973年才找到了操纵遗传密码的方法。那一年，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家斯坦利•柯恩从一种非洲爪蟾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DNA片段，把它塞进了大肠杆菌的环形DNA链（Plasmid，质粒）中，让这个“蒙在鼓里”的单细胞生物成为第一个被人类转了基因的物种。

柯恩采用的方法并不是他原创的，而是借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生化学家赫伯特•波伊尔（Herbert Boyer）。1978年，波伊尔成功地把人类胰岛素基因转进了大肠杆菌，“骗”它们生产出和真品完全一样的类人胰岛素。在此之前，糖尿病患者只能使用从牛或者猪身上提取出来的动物胰岛素，效率不高。

自那以后，已经有多种蛋白质药物通过转基因的方式被生产了出来，其中包括人干扰素、人类生长激素、红细胞生成素和乙型肝炎疫苗等多种常用药物，都未引起争议。另外，采用转基因方式生产出来的凝乳酶也早就被应用于奶酪的生产，同样也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当转基因农作物问世后遭到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弹时，科学家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反转基因农业的观点与真相

转基因农业的问题：不够好！

“目前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农作物大都集中在3个性状上：抗虫、抗除草剂和延迟成熟。它们的获益方都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老百姓看不到转基因技术带给他们任何好处，这就是公众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根本原因。”多兰教授对我总结道，“比如我身上这件棉布衫，极有可能是用转基因棉花织成的，其生产成本肯定比非转基因棉花便宜，但是这里面的好处大都被棉农和衬衫厂得到了，消费者体会不到。相比之下，转基因药品要比非转基因药品便宜很多，而且更加安全，所以消费者立刻就接受了转基因药品。”

从黄金水稻看转基因农业的未来

第一代黄金水稻的研发过程一共用到了70项专利，涉及的公司有32家，包括孟山都和先正达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但绿色和平无法指责黄金水稻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些公司全都放弃了各自拥有的专利，为这种水稻最终出口到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铺平了道路。不过，这些跨国公司这么做有迫于压力的嫌疑，因为黄金水稻获得了空前的关注，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破坏国际人道主义行动。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过去不愿意把研究经费投给水稻研究，就是因为水稻的消费国大都在亚洲，利润空间不大。珀特里库斯教授研究黄金水稻总共花了108万美元，其中60万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24万来自瑞士政府，只有24万来自先正达（通过欧盟转交）。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人道基金会的支持，黄金水稻不可能这么早被研制出来。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要想让转基因技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跨国公司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各国政府和人道主义基金会的力量。比如，世界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就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60年创建的，今年正好是它的50周年大庆。这家水稻研究权威机构最早培育出了世界级高产速生稻品种IR8，将绿色革命带到了亚洲，挽救了成千上万亚洲穷人的生命。当黄金水稻遇到来自公众的阻力时，正是IRRI挺身而出，接管了后续试验。研究人员把原始的黄金水稻和亚洲本土水稻进行杂交，试图筛选出适合亚洲人口味的黄金水稻。来自孟加拉国的水稻育种专家帕沙•萨拉提•比斯瓦斯（Partha Sarathi Biswas）告诉我，杂交已经获得了成功，目前正在筛选胡萝卜素含量高的稻种，并进行安全性试验。预计菲律宾将在2012—2013年批准黄金水稻的商业化生产，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也将于2014年左右引进黄金水稻，帮助这两个国家为数众多的赤贫人口摆脱维生素A缺乏症的困扰。（可惜的是，由于绿色和平组织等机构的阻挠，菲律宾等国至今尚未批准黄金水稻的商业化种植。）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全部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人道机构。贝里博士向我介绍说，2009年IRRI获得的科研经费高达5400万美元，该所用这笔钱雇用了1300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其中有相当数量来自贫穷的亚洲国家。他们在这里接受技术培训，然后把学到的先进技术带回国内，帮助这些国家的稻农提高生产技术，增加粮食产量。

除此之外，IRRI还投入了相当一部分人力和物力开发新的水稻品种。比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于2009年投资了1100万美元用于C4水稻的研究。C4指的是玉米等植物所采用的光合作用系统，该系统的效率比稻米等植物采用的C3系统高很多。牛津大学的郎戴尔教授正在利用这笔经费将玉米的C4基因转入水稻，从根本上提高水稻的产量。“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概念性的实验，预计今年年底就能找到控制C4系统发育的基因，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C4水稻在概念上是否可行。”郎戴尔教授对我说，“如果真的能把C4系统转入水稻中去的话，水稻产量将增加30%以上，同时对水和肥料的需求也会减少，非常适合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第三篇 为什么欧洲反对转基因？

转基因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几乎无懈可击，但为什么发展速度远不如和它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计算机技术呢？除了技术本身的因素外，必须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找原因。为此我专程去了美国、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考察了美国和欧盟在转基因政策法规方面的异同，发现这两大集团不但在政治制度上存在微妙的差异，而且双方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两点决定了美国和欧盟对待转基因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

第1节 转基因背后的政治与经济

为什么转基因能够在美国发展起来？

孟山都。这原本是一家生产化学品的公司，但无论是销售额还是知名度都不高。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环保热潮，化学品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玩意儿，于是孟山都便开始寻找新的经营方向，此时恰逢基因工程技术日渐成熟，细菌的转基因获得了成功，于是孟山都决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果断放弃了化学品的生产，豪赌转基因育种，试图用这种更加环保的方法代替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孟山都挖来了傅瑞磊等一大批科学家，投入大笔经费主攻当时还处在萌芽阶段的植物转基因技术，最终获得了成功。

“其实植物转基因技术诞生在欧洲，但是欧洲科学家更喜欢在实验室里搞研究，不善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很多科学发明都是在欧洲诞生的，但是商业化应用却大都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完成。”本届“世界粮食奖”获得者，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蒙塔古教授对我解释说，“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商人比欧洲同行更有冒险精神，当初也有几个欧洲公司在做，但都不如孟山都大胆，最后还是孟山都成功了。”

1996年，孟山都在傅瑞磊的领导下推出了转基因抗农达大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又推出了转Bt基因的抗虫棉花，同样大受欢迎。从此这两种转基因技术迅速普及到了其他农作物当中，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的面貌。

“转基因最先是从美国开始发展起来的，全世界都没有先例可寻，于是当时的美国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有些措手不及，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对待它，最后还是那些生物技术公司主动提出，让与此有关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共同管理这一新兴事务。”美国生物技术工业联合会（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分管食品与农业领域的执行副主席凯瑟琳•恩怀特（Cathleen Enright）博士对我说，“于是，美国农业部（USDA）、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环保署（EPA）这3个部门便根据已有的法律，分别负责管理转基因的3个不同的方面。”

恩怀特博士告诉我，因为性质的不同，这3家机构对于转基因的管理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规定，任何在美国的土地上种植的农作物必须经过USDA的审查评估，证明其对其他农作物没有伤害后才能获准种植。审查的过程是完全公开的，USDA必须将评估结果公示于众，给广大民众一个提意见的机会。过去民众提意见只能写信或者打电话，如今这一过程已经全部在网上实现了，民众可以自由地在USDA官方网站发表意见。如果反对意见有科学根据的话，USDA必须及时做出书面答复，可惜自从USDA把这一民主过程搬到网上之后，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情绪化的指责，没有科学的反驳，对此USDA没有义务做出回答。

从严格意义上说，获得USDA的批准只能算是一种种植许可，不算是种植证书，不具有推荐的性质，它只是表明USDA认定这种作物安全，不再管了。两者的区别在于，批准种植的证书是有时间限制的，到期后还得再申请，而USDA的决定没有时间限制，除非将来发现新的证据表明其有害，否则开发种子的企业就不用再和USDA打交道了。

其次，农产品最终的消费者是人，所以从理论上讲，任何打算在美国上市的转基因品种都必须经过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审批。但是，FDA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认定，转基因食品除了其中含有的少量外源DNA外，其余方面和传统食品没有区别，而所有的科学证据都表明，食品中含有的DNA是安全的。用食品安全的术语来说，叫作“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简称GRAS）。按照FDA的惯例，凡是被贴上GRAS标签的食品以后就不用再申请许可证了，因此FDA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检查，全凭企业自愿。这一点一直遭到反转人士的指责，认为FDA不负责任。但实际情况是，因为政治的原因，所有涉及转基因的生产企业都不敢冒任何风险，因此他们都会主动要求FDA进行检查，检查的项目包括毒性、致敏性和易消化性等所有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方方面面。因此，迄今为止所有在市场上卖的转基因食品实际上都已经被FDA检查过了，而检查的结果也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对人体健康没有危害。

最后，美国环保署认为，转基因本身是不需要由他们来批准的，除非所转的基因涉及对其他生物的毒性时才需EPA出马。换句话说，如果是抗旱或者提高肥料利用率的转基因品种，根本没有EPA什么事，但是抗虫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则被看作是和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类似的东西，这就需要经过EPA的批准了。同样，EPA也会把审查结果公布出来供民众监督，这一步骤如今也已经上了网，但和USDA一样，他们收到的反对意见全都是情绪化的辱骂，没有任何一条有科学根据。另外，和前面的两个部门不同的是，EPA这道关是强制性的，具有时间限制，到期后还得重新申请证书，这一点和所有化学品的待遇是一样的。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美国的转基因管理模式似乎是相当复杂的，3家机构各司其职，彼此没有直接的联系。相比之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采用和美国相反的模式，即专门成立一个机构负责处理所有与转基因有关的事情。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对待转基因的态度，美国把它看作是一个普通的新技术，只要用现有的体系来应对就可以了，而其他国家则是把转基因当作一头危险的怪兽，千方百计要限制它的行动自由。

“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绝大部分国家的科学机构得出的结论都是相似的，差别在于之后的决策程序。美国把转基因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科学家，上述3家机构分别做出基于科学的决定之后便成为法律，政治家不再干预。而包括欧盟各个成员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则是把科学家们的评估结果提交给政治家，由他们投票决定，这就相当于多了一道政治手续，其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恩怀特博士总结道，“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只有巴西采用了和美国类似的决策程序，而这也是在走了不少弯路后才改正过来的。巴西过去一直采用欧盟的管理方式，但是巴西领导人发现再这么干下去就什么也干不成了，便在2005年时改变政策，选择了27个不同领域的顶尖科学家组成一个转基因专家委员会，任何决策都由这27人投票决定，政治家不再干涉。委员会内部则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制度，防止个别持有极端意见的人干涉这一过程。”

为什么欧洲反对转基因？

“欧盟28个成员国对待转基因的态度十分固定，有10～12个国家总是投反对票，比如意大利、奥地利和一些东欧国家，6个国家持中立立场，其余的则持支持态度，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大部分北欧国家。”比利时根特大学植物系客座教授、转基因政策资深专家皮耶特•范德米尔（Piet van der Meer）博士对我说，“一个国家到底持何种态度，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比如奥地利有很强的有机农业传统，希望维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强势地位。”

“欧盟看上去和美国一样实行的是联邦制，但本质上非常不同。欧盟各个成员国都有各自独立的政府，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就连语言都不同，导致整个欧盟体系庞大而又复杂。”西班牙饲料工业协会主席乔治•冈萨雷斯（Jorge Gonzalez）对我说，“可是，这个体系却总是希望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欧盟最终通过的任何协议在美国人看来都太和稀泥了。”

那么，为什么欧洲人不喜欢转基因呢？我就这个问题询问了30多位采访对象，多数人都提到了疯牛病。这个病是1986年被首次发现的，但当时还仅局限于牲畜。1996年3月20日，英国政府首次承认食用疯牛肉可以导致脑衰竭等不治之症，这个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在欧洲引发了恐慌。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大陆还出了好几起食品安全事故，这些丑闻的集中爆发让欧洲人普遍对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失去了信心，直接导致欧盟最终成立了EFSA，大幅度提高了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

恰在此时，也就是1996年4月，孟山都在欧洲推出了抗农达大豆，此举立即引发了欧洲媒体的质疑，一家法国报纸称这种大豆为“疯豆”，暗指它和疯牛病一样都是不安全的。此后，“弗兰肯食品”（Frankenfood）这个词开始流行，意思是说转基因食品是一群疯狂的科学家（英文称之为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躲在实验室里偷偷研究出来的东西。这些指责契合了当时欧洲民众的恐慌心理，于是欧洲的反转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转基因背后的经济问题

“欧洲超市见不到转基因食品，不等于欧洲不准卖转基因食品，事实上很多转基因产品都是合法的，只是超市不愿意卖罢了。”弗莱文博士对我说，“我家附近曾经有个超市卖转基因产品，绿色和平组织的人便不断去超市门前静坐示威，超市不想惹麻烦，只好下架。其实我本人想吃转基因食品，因为它更加安全，但却买不到。”

问题出在大豆上。欧洲的气候不适合种大豆，而大豆是饲料中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需求量特别大。欧洲可以用饼肥作为大豆的替代物，但只能替代10%～20%，剩下的必须依靠进口。目前欧盟平均每年需要进口3500万吨大豆，主要来自巴西、阿根廷和美国。不用说，这些国家的大豆几乎都是转基因的，根本无法避免。

“欧盟大约有5亿人口，算下来平均每个欧洲人每年需要间接地消耗掉自己体重那么多的转基因大豆。”萨瓦斯对我说，“虽然这些大豆都是在其他国家生产出来的，而且几乎都是被当作饲料用掉了，但毕竟都是在欧洲大陆被消耗掉的。现在居然还有不少欧洲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一块没有转基因的大陆上，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非常虚伪。”

虽然市场上的转基因大豆只有抗虫和抗除草剂这两大类，但每一类都有好多种不同的基因，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比如抗不同种类的害虫）。于是各大公司便想办法把这些基因整合到一起，术语叫作“叠加性状”（Stacked Traits）。最多的甚至可以把8个基因叠加到一起，让农作物同时具备8种不同的性状。

按照要求，每一种新的叠加性状都需要重新进行品种审定，在美国这套程序平均只需要15个月就可以完成，但在欧盟平均需要47个月。别小看这个时间差，它直接导致了粮食贸易市场一片混乱。

荒唐的贴标签制度

欧盟对于“不含转基因”（GMO-Free）标签的管理非常松懈，几乎谁都可以贴。“因为公众喜欢，食品商都愿意贴这个标签，最后的结果就是超市里到处可以见到非转基因的标识。”弗莱文告诉我，“但实际上这个标签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使用，其结果就是检测很不严格，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标准，存在大量灰色地带，给造假者提供了很多便利。”

结语：“对转基因，欧洲搞的是伪环保”

转基因行业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据统计，目前已经上市的转基因种子几乎全部来自6家公司，它们分别是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陶氏、巴斯夫和拜耳，这6家企业每推出一种新的转基因作物平均需要花费1.36亿美元，其中有3500万美元花在了应付各种审批程序上，占经费总数的25.8%。一种转基因产品从概念形成到最终上市所需时间平均为13年，而且有越来越长的趋势，其中花在审批程序上的时间占36.7%。

“我曾经多次跟绿色和平组织说，你们才是孟山都最好的合作伙伴。”欧洲种业协会（European Seed Association）主席加里克•冯埃辛（Garlich von Essen）对我说，“正是因为你们常年的诋毁和抗议，把转基因这个行业的门槛弄得越来越高，只有少数有实力的公司才玩得起，最终导致孟山都从过去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一跃成为全球种业的老大，年利润比第二名多一倍还不止。”

“欧洲和美国的农业补贴理念不同。美国是补贴农产品，或者帮助农民缴保险费等，维持农业的高产出，保证农民能赚到钱，而欧洲补贴的目的则是保持农业人口，不想让欧洲的小农庄过早消失，变成美式大农场。”萨瓦斯对我说，“所以说欧洲农业更适合生产特殊的、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比如葡萄酒、奶酪和香肠什么的，这类产品目前对转基因技术的要求不高，所以欧洲人会反对转基因。”

第2节 转基因种植的先驱：西班牙

据冈萨雷斯回忆，西班牙第一个公开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是法国的超市集团家乐福。当时西班牙有家连锁店从美国进口了一种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奥利奥饼干，家乐福为了和对手竞争，抓住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此事，称自己出于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担忧，决定不出售这种饼干。绿色和平组织是被家乐福邀请来助阵的，没想到后来家乐福不闹了，绿色和平组织反而唱起了主角。为了阻止欧盟进口转基因饲料，绿色和平组织多次要求欧盟对转基因饲料喂养出来的肉类进行标注，但欧盟知道这么做太荒唐了，每次都以我们正在考虑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西班牙之所以成为欧洲最支持转基因的国家，除了气候炎热导致虫灾非常严重之外，还有一些历史原因。“西班牙经历过好几次大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这些战争造成过多次大饥荒，所以全国上下都有一种紧迫感，希望农业持续增加产量，这一点已经成为西班牙人的共识。”冈萨雷斯对我说，“再加上近几年西班牙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很高，老百姓的钱包出了问题，因此西班牙人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更加务实，不愿意因为某种哲学理念而在经济上吃亏。”

根据《西班牙农业研究》（Spanish Journal of Agriculture Research）杂志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西班牙农民种植转基因玉米每公顷平均多收入95欧元。对于经济不景气的西班牙来说，这是一笔大钱。

这个数字本来可以更大的。罗密欧告诉我，他非常想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玉米，因为现在他只能使用一种非常昂贵的除草剂，每个种植季至少要喷3次，如果种了抗农达的玉米，每季只喷一次就行了，而且农达非常便宜，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小。

“我本人非常重视环保，当然希望自己的土地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比如我今年购买了40卡车的粪肥，每辆卡车20吨，以此来代替化肥。”罗密欧说，“可我最后发现，这40卡车粪肥只够30公顷土地用的，其余的地还得靠化肥。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机农业也许很好，但太贵了，大部分人是吃不起的。”

因为环保的原因，欧盟对于农民的要求非常严格，颁布了一系列禁令。比如3年前欧盟出台了一部新的农业法，把现有的70%的杀虫剂和除草剂给禁用了，直接导致欧盟的平均亩产量下降，种植成本上升，以至于从美国千里迢迢运过来的玉米价格都比本地产的更有竞争力。

更有意思的是，新法规的实施导致在西班牙种植西红柿的成本变得极为昂贵，于是西班牙商人在只有一海之隔的摩洛哥租地种西红柿，虽然那块地距离西班牙只有50千米远，但因为它属于非洲，可以使用被欧盟禁用的杀虫剂，成本低了很多，西班牙消费者终于可以吃上便宜的西红柿了。

“现在全欧洲几乎就只有西班牙还可以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大田试验了，其他国家要么不允许，要么随时会遭到极端环保分子的破坏。”

第3节 转基因种植最强烈的反对者：法国

“我早在1992年就听说转基因玉米了，当时我去美国考察，看到了这种新作物，经过了解后我预感到这将是农业的未来，便和一家种子公司合作，于1998年在自家农场种了5公顷MON810试验田。”梅纳拉告诉我，“这件事是经过当年执政的法国社会党，以及身为绿党成员的环境部长批准的，完全是合法的行为。”

梅纳拉的农场总面积为450公顷，其中380公顷种的是玉米。玉米螟猖獗的那几年，每公顷每年平均减产0.5～2吨。种了转基因抗虫玉米之后，不但保住了收成，而且新品种抗倒伏性能好，玉米颗粒脱水快，干燥成本大大下降，霉菌的问题也解决了。可惜的是，梅纳拉只种了一年转基因玉米，禁令就下来了。

虽然政府下了禁令，但研究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2001—2004年这4年间，法国玉米种植者协会（AGPM）、法国应用农学研究所（ARVALIS），以及其他一些法国科研机构在“生物技术作物评估计划”（POECB）这一项目的支持下在法国做了大量大田试验，证明转基因玉米非常安全。法国政府实在找不出理由继续禁止，只好于2004年年底解除了禁令，梅纳拉便又得以种上了转基因玉米。

“因为法国民众的普遍反对，法国农民种的转基因玉米没办法在本国销售，只能卖到邻国西班牙。西班牙用这种玉米喂养出来的肉禽蛋再返销到法国，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荒诞的事情。”梅纳拉对我说，“事实上法国畜牧业一直在进口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只是因为饲料进口商的势力太强，运粮船卸货时都有保安把守，反转组织不敢去找他们的麻烦，只好把气撒在了我们这些势单力薄的农民身上。”

没想到，2007年年底法国政府又下了一道命令，再次禁止在法国种植转基因玉米。前文曾经提到，欧盟允许各成员国单独禁止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但必须提供科学的理由。法国政府无法提供科学理由，于是AGPM两次向欧盟相关执法机构投诉，两次都获胜。今年8月AGPM再次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tat）投诉，再次获胜。但是法国政府依然一意孤行，不肯撤销禁令。

“这张禁令是萨科齐为了保住法国核电，和环保组织达成的一个秘密交易。”昆茨博士对我说，“核电是法国经济的支柱，萨科齐绝对不敢得罪，只好牺牲转基因，以换来法国环保组织对核电的宽容。”

据昆茨介绍，2006年法国举行总统大选时，萨科齐是唯一没有公开发表反对转基因言论的总统候选人，因为他本人其实不怎么关心这件事。但是当选总统后，他必须安抚国内的环保势力，而当时法国绿党对核电很有意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法国的核电是由法国国家电力公司控制的，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80%以上，其中一部分多余的电力还出口到周边国家，是法国经济的重要支柱。萨科齐不敢得罪核电，便召集环保人士开了一个闭门会议，用转基因作为筹码，换来了环保组织对核电的沉默。闭门会议结束后，萨科齐又召开了一个公开的环保大会，向法国民众宣传自己的环保理念。就在这次公开大会上，萨科齐宣布禁止转基因玉米在法国的种植，却对核电只字未提。

“坊间对这个秘密协议一直有传言，但没有证据。维基解密率先公布了会议纪要，但还是有人不愿相信。”昆茨对我说，“2013年6月25日出版的《回声报》（Les Echos）刊登了弗朗索瓦•菲永（Fran ois Fillon）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供的证词，终于证实了这件事。菲永是萨科齐政府的总理，亲自参加了那个秘密会议。”

就这样，法国的转基因产业被一个肮脏的政治阴谋谋杀了。

“法国农业过去确实是自给自足的。‘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法国农民坚持传统的耕作方式，不使用化肥和任何化学制剂，也不用拖拉机，可以说非常环保，我本人就是从那种方式里过来的。”梅纳拉对我说，“但是后来法国人口迅速增加，光靠这种方式养不活这么多人了，只有对外开放，扩大生产规模，引入机械化生产方式和化肥农药，法国的粮食问题这才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4节 对转基因态度转变中的英国

9月底的英国已是深秋，在距离伦敦市中心半小时车程的小镇哈彭登（Harpenden）郊外有一幢现代化建筑，全玻璃的外墙和周围的老式砖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世界公认的现代农业诞生地。

“英国是全欧洲最早引进转基因食品的国家，早在1995年就有两家英国超市引进了一种转基因西红柿酱，包装比普通西红柿酱大20%，但售价相同，相当于便宜了20%。”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营养学系教授维维安•摩西（Vivian Moses）博士对我说，“英国消费者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新颖的产品，销量约占西红柿酱总销量的一半。”

这种西红柿酱采用了一种晚熟的转基因西红柿品种，商品名Flavr Savr。这是全世界最早公开售卖的转基因食品，科学家采用基因工程的手段将西红柿中的一个基因灭活，延迟了成熟时间，因此也就延长了销售期。但是因为随之而来的反转浪潮，这种西红柿酱很快就从市面上消失了。

“英国的科学水平一直很高，直到‘二战’时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雷达、喷气式发动机、青霉素和密码解码器都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自从1953年英国制造的全世界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彗星’号坠毁之后，英国人就感觉自己的领先地位受到了挑战。”摩西博士对我说，“果然，美国人很快造出了波音707喷气式客机，打败了‘彗星’，此后又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这几件事标志着世界第一科学大国的头衔从英国转到了美国。那段时间英国恰好又出了很多摇滚明星，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的成功让英国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非常自豪，相信自己可以依靠文化输出而继续称霸世界，用不着科学了。后来又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和疯牛病事件，让很多英国人开始警惕科技的力量，转基因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进入英国的，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5节 评价标准：一份来自英国的专业报告

管理农业足迹，建立比较性评估标准

环保领域切忌过度煽情

如何科学地评价农业新技术

第四篇 转基因农业的亚洲样本

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亚洲国家是印度、菲律宾和中国。我于2010年访问了菲律宾，2013年访问了印度，采访了两国的政府官员、科学家和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农民。这一篇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转基因农业在亚洲的历史和现状。

第1节 为什么菲律宾种转基因主粮？

菲律宾是唯一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亚洲国家，我在2010年对菲律宾进行了实地采访，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

大农场主罗萨莉为什么种转基因玉米？

3月的菲律宾，天气已是酷热难当。在这个位于赤道附近的岛国，一年不分春夏秋冬，而是只有两个季节——从5月到10月为雨季，其余皆为旱季。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菲律宾在2009年遭受了创纪录的飓风灾害，损失惨重。2010年却又遇到了罕见的旱灾，很多地方已有半年没怎么下过雨了。

2002年年底，菲律宾政府正式批准了转基因玉米的种植。当地农民看到了罗萨莉的榜样，纷纷改种转基因玉米，以至于种子公司都供应不上了，转基因迅速变成了卖方市场。目前除了孟山都和先正达这两个行业巨无霸外，还有先锋和拜尔这两家跨国公司，以及“玉米世界”（Corn World）和“生物种子”（Bioseed）这两家菲律宾本土公司加入了竞争，菲律宾农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转基因玉米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不被虫咬，形状完整，做成手工艺品还能多卖几个钱！”

一个有机农业主义者的转基因尝试

和其他国家一样，菲律宾也出现了一批专门反对转基因技术的NGO，他们一度相当活跃，甚至组织过暴力抵抗。那么，为什么菲律宾农民最终没有听他们的，而是敞开怀抱迎接了这种新技术呢？这首先要归功于菲律宾大量的回国“菲侨”。记者采访的3位菲律宾农民有两位都是“菲侨”，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因为菲律宾宽松的出国政策，以及英语的普及，使得菲律宾成为亚洲对外输出劳动力最多的国家。我在采访期间沿途遇到的大部分菲律宾人要么自己曾经出过国，要么家里有人正在国外打工，这些人带回国的不光是美元，还有开放的心态。菲律宾人尤其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先进技术非常崇拜，而美国恰好是转基因农业进行得最早，也是最彻底的国家，美国中西部那些面积庞大的转基因农场为菲律宾农民树立了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菲律宾人的饮食习惯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方结合体。他们的主食通常是大米，但菜则几乎都是大鱼大肉，很少吃蔬菜豆腐，这就使得菲律宾对动物饲料的需求量非常大。各种动物饲料当中玉米无疑是最划算的，同时玉米也是发展得最早、技术上最成熟的一种转基因主粮。菲律宾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引进转基因玉米，与上述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敢于挺身而出的科学家和官员们

全世界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总面积也已达到了惊人的1.34亿公顷，比2008年增加了7%左右。目前已经有25个国家的1400万农民种上了转基因农作物，其中90%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农民。转基因技术为提高粮食产量，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世界各地的农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第2节 转基因棉花在印度

印度是个农业大国，印度农业的支柱之一就是棉花，印度人称其为“白金”。棉花产自印度，印度的纺织业曾经称霸全世界，也曾经被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击垮。研究印度棉花产业的历史和现状，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代农业技术在印度的普及过程，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中国和印度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像，印度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孟买是印度最大的商业城市，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如今的孟买虽然也像今天的上海那样修建了很多高架桥，但整体市容却更像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冠冕堂皇的西式建筑之间是狭窄拥挤的街道，马路两边全是临时搭建的低矮民房，里面住满了从乡下进城打工的穷人。孟买近郊一座高架铁路桥旁边有一幢被遗弃的石头房子，屋顶早就没了，窗户和门也几乎被拆光了，但和周围各式各样的贫民窟相比一点也不显得突兀。

“这是日本的棉花交易所，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印度棉花协会（Cotton Association of India）主席迪仁•塞斯（Dhiren Sheth）先生向我介绍说，“孟买曾经是亚洲最大的棉花交易中心，棉花业是孟买人的骄傲。”

孟买的棉花交易中心就建在日本棉花交易所的旁边，当年的棉花验收站如今却早已空空荡荡，只在墙上保留着用各国文字撰写的铭牌。这幢古老建筑如今仍在使用，是印度棉花协会的办公楼，印度棉花产业的行政管理，以及棉花纤维的鉴定分级等工作仍然在此进行。塞斯先生带我乘坐老式拉门电梯来到顶楼，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孟买市。市中心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之间能看到数个老式烟囱，但烟囱下面却什么都没有。

“这些烟囱的所在地就是当年的棉纺厂，如今这些工厂全都搬到内陆去了，但孟买市政府专门把烟囱保护下来留做纪念，希望孟买人民不要忘记这座城市当初是靠什么建起来的。”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棉花是整个印度经济的基石。印度人称棉花为“白金”，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棉花密不可分。

棉花改变世界

已知关于棉花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他在公元前5世纪时首次提到棉花，说印度有一种奇怪的树，可以长出羊毛。当时欧洲人只会用羊毛或者亚麻做衣服，而棉布比它们更易染色，再加上印度盛产植物性染料，所以印度很可能是所有古代文明当中衣着最鲜艳的民族。13世纪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盛赞印度的棉布，称其为全世界最美的织物。

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成功地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为欧洲人打开了通往印度之门。葡萄牙人一开始主要做香料贸易，但他们很快发现印度棉布也很赚钱，从此他们的货船里又多了一样货品。为了保护本国的羊毛业，英国政府早期曾经立法禁止棉花交易，直到1670年之后才引入了棉布。棉布易染色，价格便宜，穷人也穿得起，而且棉布易清洗，是做内衣裤的好材料。后人评论说，是印度的棉布改变了欧洲人对服装的审美趣味，并提高了他们的个人卫生水平。

17世纪末期，印度控制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纺织品贸易，但是1764年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纺织品市场的格局。这一年英国人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5年后，另一位英国人理查•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再后来，蒸汽机取代了水力，英国率先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机器织出来的棉布价格更便宜，质量也更有保障，英国棉布迅速销往全世界，打垮了各国的本土纺织业，印度也不例外。1831年，117名加尔各答商人联名上书英国枢密院，抱怨印度本土的纺织业被英国进口的棉布彻底打垮，生意没法做了。

织布需要原料，英国的棉花进口量迅速增加。1764年英国进口棉花总量只有400万磅，1801年猛增到5600万磅，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1607年棉花首次在弗吉尼亚扎根，很快就成了美国最赚钱的农作物，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新兴国家赚到的第一桶金。事实上，美国人惠特尼于1793年发明的机械轧棉机（Cotton Gin）被公认为是纺织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这种机器能迅速将棉花纤维和棉籽分开，这是传统纺织业最费工的一道工序。有了轧棉机后，棉布终于得以全面替代了羊毛和亚麻，成为全世界最廉价、使用最广的纺织品。

轧棉机虽然省劳力，但棉花仍然是一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农作物，于是美国开始从非洲贩运奴隶来种棉花，他们的到来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甚至间接地改变了人类的音乐史。黑人棉农们自娱自乐的弹唱演变成了布鲁斯，从中诞生了爵士乐和摇滚乐，世界流行音乐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黑奴问题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使得美国的棉花出口变得极不稳定，英国纺织业断了口粮，不得不转向印度。作为距离印度产棉区最近的港口，孟买成了印度棉花的交易中心，孟买商人们纷纷去乡下鼓动印度农民改种棉花，印度就这样从一个棉布出口大国转变成了棉花种植大国和出口大国。

为了提高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一位名叫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的英国园艺爱好者于1820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了“皇家农业与园艺协会”（Royal Agri-Horticultural Society），虽然早期成员大都是住在印度的欧洲人，但这是印度境内第一个与农业技术有关的科学学会，为印度的农业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该协会还出版了一本期刊，内容涵盖气候、土壤、种子、灌溉和畜牧等多个领域，是第一本研究印度农业问题的科学期刊。正是在这家学会的帮助下，印度引进了美国的长绒棉，但是这个新品种需要健全的灌溉系统和充足的化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作为支持，印度农业尚处于靠天吃饭的原始阶段，没法满足这些条件，导致这批新品种在印度遭到惨败。

自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放宽了技术出口限制，一批印度商人引进了织布机，开始在印度设厂制造棉布，逐渐夺回了被英国人占领的国内市场。据统计，1896年时印度本土生产的棉布只占国内需求总量的8%，1913年就上升到20%，1945年时则达到了76%。从现代的角度看，印度棉花业和纺织业的兴衰是商业竞争的一个必然结果，类似案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着。但在当年的印度，此事被当作是英国殖民者剥削印度人民的经典案例，遭到印度各界精英的痛斥，圣雄甘地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他不但反对向英国出口棉花，而且反对引进英国人发明的织布机，以及其他各种先进技术。他相信印度人只有回到农耕时代，才能真正摆脱英国的影响，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逐渐恢复过去那种简单的生活方式，铁路、电报、医院、律师、医生……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丢弃掉。”他在一次集会上对支持他的民众说，“你不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非暴力的理想，这种理想只能从自给自足的乡村中找到。”

甘地相信印度的传统文化是幸福的源泉，他号召印度人放弃英语，学习梵文，从印度教典籍中学习生活技能，寻找人生智慧。为此他特意学会了纺线，自己给自己做衣服，并号召民众用印度的传统方式生产生活必需品。初版的印度国旗中间有个轮子，据说那就是甘地提议加上去的，代表印度的传统纺车。可实际上这种纺车（Charkha）是12世纪时的伊朗人发明的，14世纪传入印度后将后者的织布效率至少提高了6倍，终于代替了印度人原来的纺车。甘地不一定不知道这段历史，他的目的是想让印度尽快摆脱殖民地的身份，变成一个政治和经济均不受西方控制的独立国家，退回农耕时代是他选择的最有效的路径。可惜甘地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暗杀，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但他一手缔造的国家选出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是他的忠实信徒，印度终于在尼赫鲁的带领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一次绿色革命：引入现代农业技术

印度于1947年宣布独立，但在独立前，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地区先后从印度分离了出来，这场分离引发的人口大迁徙至少造成了50万人死于非命，印度人民为独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国家分裂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印度的主要产棉区被划给了巴基斯坦，但大部分棉花加工厂则留在了印度。为了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印度政府提出了“多种棉花”的口号，鼓励印度各地农民改种棉花，但收效甚微。原来，尼赫鲁虽然在政治上奉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但他仇恨美国，在经济上仿照苏联模式，大搞计划经济，可惜这招不灵，印度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步履蹒跚。根据印度纺织工业协会（CITI）的统计，印度20世纪50年代的棉花单产仅为99千克/公顷，60年代勉强提高到了134千克/公顷，远低于同期国际水平。

棉花产量上不去还好说，粮食产量不足就是一个事关印度人民生死的大问题了。印度政府一直不重视水利建设，农业主要靠天吃饭，1957—1959年连续3年大旱，粮食库存消耗殆尽，幸亏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名为PL-480的新法规，允许美国政府以发展中国家的本国货币结算粮食出口，打通了美国粮食出口印度的通道，这才没有出现大饥荒。据统计，印度1960—1964年这5年里一共从美国进口了1600万吨粮食，被国际社会称为“世界的粮食篮子”（意为乞讨者）。

“我必须痛苦地承认，独立10年之后，印度这个传统农业大国却仍然不能喂饱自己的人民。”尼赫鲁在纪念印度独立10周年的大会上说道，“我们不能再把责任推给神仙、星座或者洪水干旱了，毛病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话虽这么说，尼赫鲁政府一直忽视农业的基础建设，对于农业新技术的引进更是持怀疑态度。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因病去世，接替他的是温和而又讲求实际的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夏斯特里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C.苏布拉马尼姆（C.Subramaniam）为农业部部长，此人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新型官员，胆子大，不信邪，上任后立即着手对印度的农业体系进行改革。

根据印度著名专栏作家格查仁•达斯（Gurcharan Das）撰写的《解放了的印度》（India Unbound）一书记载，1966—1967年印度又遭遇了一次大旱，不得不从美国紧急进口了1400万吨粮食，那段时间每10分钟就有一艘运粮船从美国的港口出发前往印度。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不知为何下令停运一天，把印度人急得团团转。不少人认为约翰逊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惩罚印度在越战问题上支持越南的立场，但达斯认为约翰逊是为了给印度政府施加压力，逼其加快农业改革。

“当时印度政府的压力很大，因为领导阶层当中反美的‘左派’人士占多数，他们一直反对印度政府从美国进口粮食，认为这是美帝的阴谋。”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印度分所的所长P.K.乔什（P.K.Joshi）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回忆道，“‘左派’们否认印度粮食短缺，他们相信这是少数不法粮商囤积居奇的结果，呼吁政府加强管制，打击奸商，认为这样就能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

印度农业专家联合会（ISAP）主席S.昌德拉（S.Chandra）先生是那次农业危机的亲历者，他于1964年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系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主动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的机会，回到印度从事杂交玉米的研究工作。“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美国人已经吃得很饱了，不需要我再去给他们的碗里添粮食，而我的祖国印度正相反，农业技术水平很差，老百姓在挨饿，于是我就回来了，去旁遮普大学的农学系担任系主任。”昌德拉先生对我说，“我回来后就发现，印度农民很愿意接受新技术，只是政府不给他们机会，比如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政府严禁从国外进口种子，很多品质优良的种子就这样被挡在了国门之外。”

所幸，新上任的农业部部长苏布拉马尼姆不信邪，他听说有位名叫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美国科学家培育出一种矮秆小麦，产量比过去有了大幅度提高，便决定把宝押在这种神奇小麦上。他迅速派人和美方谈判，然后包了数架波音707专机，从美国运进来1.6万吨矮秆小麦的种子，鼓励印度农民试种。最先试种这种新型小麦的正是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邦，这个邦的“印侨”最多，思想最开放，最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试种的结果证明矮秆小麦平均亩产比印度本地的小麦品种提高了一大截，于是印度其他地方的农民便放开胆子引入了这种美国小麦，举世瞩目的印度第一次绿色革命就这样开始了。”昌德拉先生对我说，“博洛格博士也被后人尊称为绿色革命之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矮秆小麦的高产是有条件的，其生长周期内不能缺水，对肥料的要求也很高。聪明的苏布拉马尼姆深知提高农作物产量不是仅仅依靠一粒神奇种子就能实现的，必须对印度的农业体系来一次全方位的改革。他听从了印度农业专家们的建议，迅速批准进口了大量化肥，并修改政策，允许外国私营企业来印度开设化肥厂和农药厂。

“随着灌溉水平的提高和化肥的广泛使用，印度农田里的杂草开始疯长，除草越来越困难，农民对于除草剂的需求十分迫切，孟山都就这样进入了印度的农业领域。”孟山都公司印度企业事务部总监G.舒克拉（G.Shukla）先生向我介绍说，“我们引入的除草剂丁草胺（Machete）在印度卖得很好，直到现在仍然是印度除草剂市场的黄金标准。不过我们5年前把这个品牌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集中精力开发新种子。”

除了引进外资之外，苏布拉马尼姆还改变了印度的农业经营体系，把农产品的零售价格适当放开，对农村土地所有制、信贷和水利设施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一揽子改革计划，这场绿色革命才最终获得了成功，印度的农业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1967—1977这10年里印度的小麦产量保持了每年5.5%的高增长率，谷物的年产量则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5400万吨上升到20世纪末期的2亿吨。1980年美国政府出版的一份内参中提到，印度是当时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唯一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自足的，到80年代中期时印度就已经可以向非洲国家出口余粮了。

在达斯看来，印度五六十年代整个经济领域乏善可陈，绿色革命是其中唯一的亮点。但即使如此，这场革命仍然遭到了来自印度国会和知识界的一致声讨，当时的印度报纸上充斥着他们撰写的反对文章，称绿色革命标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入侵印度社会，败坏了印度的风气，迫使印度农民放弃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变成了一群一心向钱看的贪婪之人。好在苏布拉马尼姆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政治家，他出色地抵抗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这才让这场绿色革命能够坚持下去。

“和这场绿色革命并行的还有一场‘白色革命’，福吉斯•库里安（Verghese Kurien）博士几乎靠一己之力把印度从一个牛奶严重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产奶大国。”达斯在《解放了的印度》一书中写道，“重温这段历史，我发现印度历史上的很多大变革都来自个人，而不是群众运动。这些孤胆英雄往往在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他们最后成功了。”

“你知道印度是个民主国家，每次遇到各方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领导人们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做决定。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可以说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再不改变就要饿死人了，所以当时印度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再去搞民主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绿色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乔什先生向我解释说，“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印度的粮食基本够吃，农业虽有问题，但远没有当年那么严重，政治家们的改革愿望没有那么迫切，于是第二次绿色革命遇到了很大阻力，进行得很不顺利。”

第二次绿色革命：引进转基因棉花

12月是收获的季节，位于印度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一片繁忙景象，这是印度的农业邦，到处都是农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庄稼，以小麦和棉花为主，兼种各类蔬菜和甘蔗。印度超过一半的国土是耕地，总面积约为1.7亿公顷（相当于26亿亩），几乎是中国的1.5倍。印度人很少吃肉，对饲料作物的需求量不大，豆类却种得很多，是大部分印度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即使如此，印度的粮食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去年公布的“全球饥饿指数”显示，印度在81个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67位，平均每天有3000名印度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丧命，这确实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

转基因与民主：来自公民社会的阻力

第五篇 转基因在中国

第1节 中国的棉花战争

棉花不但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极为宝贵的战略物资，但中国的棉花播种面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1.4亿亩的历史最高点之后，便一路下滑，2009年仅为7400万亩左右，比2007年又减少了1400万亩。为什么中国农民都不爱种棉花了呢？

守不住的棉花阵地

种棉花为什么不赚钱呢？棉花收购价格偏低只是原因之一。据李修立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期河南小麦的价格是每斤2毛多，棉花（籽棉，每斤，下同）是一块多一点，如今小麦的价格已经涨到了9毛多，而棉花只涨到了3.5元左右，如果按比例上涨的话应该涨到7元才对。另外，棉花产量的增长幅度也比不上小麦。20年前棉花亩产大约是300～400斤，如今涨到了400～500斤，但小麦却从过去的亩产500斤提高到了1000斤！小麦生长期短，一块地种一季冬小麦后还可以再种一季玉米。玉米收购价虽然每斤不到一元，但玉米的亩产高达1200斤以上。这样一来，一块地如果种一季玉米一季小麦的话，毛收入超过2000元，刨去种子和化肥的投入后，净利润和棉花大致相当。

和其他粮食作物相比，棉花非常脆弱，受天气条件影响很大。2010年安徽省的气候是先旱后涝，等到出桃的时候又遇上高温，出桃率大受影响，据赵银生估计今年棉花单产肯定不如去年。

“种棉花比较费工，需要按时施肥、浇水、打药、间苗，整枝、打杈，收棉花也只能靠人去摘，没法机械化。”赵银生说，“我算过，种一亩棉花需要25个工（一人干一天算一个工），现在的行情是每个工每天50元还得管饭，这样算下来种棉花一分钱都赚不到。相比之下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只要几个工就可以了。”

转基因拯救棉花病虫害

“棉铃虫可厉害了，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整个棉花产业搞垮了。”李修立向我回忆道，“那一年农药突然不管用了，棉铃虫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只能用手抓。当时的朱镕基总理甚至都在电视里示范下田抓虫，但虫子太多了，根本抓不过来。那一年我们村的棉花几乎绝收，第二年很多人都不种棉花了。”

据统计，如今中国北部地区的棉花有95%都已经是转基因的了，只有新疆北部地区还在种植非转基因棉花。这倒不是因为转基因棉花不好，而是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不同，棉铃虫不是大问题。那么，如此大面积地种植转基因棉花会不会让中国的棉铃虫很快产生抗性呢？吴孔明认为不会。“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害虫产生抗性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国外大农场规定转基因棉田一英里之内必须种一点普通棉花，让棉铃虫去吃，把有可能出现的抗虫基因稀释掉，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庇护所’。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都是小农经济，政府很难规定哪家种转基因哪家种庇护所，不过也正因为中国的农业模式和国外不同，使得中国农民的种植品种非常多样。目前华东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不到耕地总量的10%，棉铃虫不缺庇护所。”

封洪强认为，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引进越来越谨慎，之所以一直没有引进转基因抗虫玉米，就是为了保持目前的现状，让玉米成为棉铃虫的庇护所。“虽然转基因玉米的抗虫性非常好，但玉米螟目前用农药就能防得住，暂时不需要引进抗虫玉米，这样可以让转基因抗虫棉能够用得更久一些。”封洪强对我说。

一位有机棉农的尴尬实验

安金磊的身份虽然是农民，但实际上他高中毕业前没怎么种过地。他父亲在兰州做买卖，经营医疗器械。高中毕业后安金磊上了农校，毕业后进了国营农场。但他不认同农场的种植模式，尤其厌恶农药。1993年，安金磊以每亩50元的价格承包了村里40亩“薄田”，开始用有机的方式种植棉花。2007年，南方一家著名的全国性报纸率先报道了安金磊的事迹。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安金磊不施化肥，改用粪肥和杂草堆肥；不种转基因抗虫棉，而是用本地种子，因为他相信“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他也不用农药，而是在棉田两边种一排玉米一排芝麻，让玉米充当诱饵，芝麻作为驱虫剂。结果安金磊种的有机棉花抵抗住了2006年的枯黄萎病，不但省了农药化肥钱，而且稳产8000斤籽棉。甚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也都明显优于其他棉花”，最后被一家纺织厂以每斤4.5元的价格收购，比市场价高出1.7元。

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安金磊被迅速炒成了一位“有爱心的农民”，还被视为有机农业领域的新榜样。3年过后，我试图再次采访他，却被告知今年的庄稼不太好，希望记者明年再去找他。经过反复协商，安金磊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

安金磊承包的农田坐落在村子的最东边，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农田，农民们施放的农药和化肥很难保证不渗透进来。这块地长约300米，宽约100米，从远处看它既不是纯天然的草地，也不是整齐的庄稼，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说不上是个什么东西。走近一看，这块地的土质和周围没什么两样，不知道为什么被媒体称为“薄田”。不过地上的庄稼和邻近的地块明显不同，一眼就能看出区别。周围的农民种的基本上只有棉花和玉米这两样，排得整整齐齐的，很符合城里人想象中的农田的样子，但安家的地上却交叉地种着红豆、黑豆、黄豆、绿豆、棉花、花生、玉米、谷子，辣椒、土豆、芝麻和各种蔬菜，甚至还种了两分地旱稻，看上去相当杂乱。大部分庄稼都被杂草掩盖了，只有拨开杂草才能看见地上到底种的是什么。人从地里穿过的时候，会有一群群蛾子和飞虫被惊起来，显然这里害虫极多。

“安金磊不打农药，不施除草剂，也不用地膜，3天不除草草就长起来了。”刘一村居士说，“很多草根很深，拔起来很费事，志愿者干的最多的活就是拔草。”

相比之下，李修立和赵银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俩在多年的实践中都摸索出了一套控制害虫的办法，既能保证高产，又能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危害。比如，李修立在棉田边上种了一排绿豆，因为他知道盲蝽蟓最爱吃绿豆，“进去了就不出来，像小孩进了游戏厅一样。”等他看到盲蝽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往绿豆上喷农药，杀死它们，这样做可以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量。赵银生也是如此，他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阴雨天蚜虫一定多，天气一热，红蜘蛛就该出来了。于是他每天都下地观察，根据不同的气候情况和棉花植株的特点决定打药的方式和用量，因此他的棉田农药用得比别人少，但虫害却比别人的轻。

第2节 为什么中国没有孟山都？

孟山都的豪赌

“中国最多时曾经有8700家种子公司，但它们的销售额加起来也远远不如孟山都一家公司，双方实力相差太大了。”张启发教授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早在1996年就注意到了这家公司，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什么人听说过孟山都的名字呢。我当时就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一个像孟山都一样的公司和它抗衡，否则的话国内种子市场必然被外国公司全面占领。当时的人们，包括政府部门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今天再来看，我当初的预言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张启发是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科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双料院士，他还有一个头衔是国家农作物分子技术育种中心主任，该中心是在张启发的倡议下，于2000年经农业部批准在武汉成立的。张启发希望将其打造成中国的孟山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中心至今在产业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

与此同时，孟山都却一飞冲天，从一家专门生产化学品的公司摇身一变，成了全世界种子行业的领军者。

孟山都（Monsanto）成立于1901年，总部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这家公司最初的主业是化工产品，曾经生产过DDT和橙剂，后者是一种高效除草剂，越战时曾经被美军用作对付游击队的秘密武器，后来被发现有剧毒而停止生产，但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是越战结束后爆出的诸多丑闻中的一个。

公平地讲，化学工业是那个时代的朝阳产业，DDT和橙剂刚刚被研制出来的时候没人知道它们有毒，很多比孟山都大得多的化学品公司也都在生产，不能把责任全部归到孟山都那里。1962年，揭露DDT危害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化工企业的名声一落千丈，孟山都自然也逃不过去，背上了破坏环境的罪名。他们曾经试图自我救赎，研制了一种新型除草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草甘膦。草甘膦不但对动物和人体无害，而且在自然条件下也很容易降解，属于对环境比较友好的新一代除草剂，自1976年被推出后便大获好评，被认为是孟山都转型期的拳头产品。

但是，孟山都高层并不满足，他们决定进行一次豪赌，把宝押在了植物基因工程上。众所周知，基因工程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1973年美国科学家在细菌身上完成了第一个基因剪切操作，5年之后人类胰岛素基因就被成功地转入大肠杆菌，使得胰岛素成为第一个基于基因工程技术生产出来的生化产品。孟山都的管理层预见到了基因工程的巨大潜力，相信转基因技术将很快应用于农作物育种领域，DNA终将取代除草剂、农药和化肥等农化产品，成为农业领域未来最强大，同时也是最环保的产品，于是他们决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放弃旧的商业模式，进军种子行业。

“当时孟山都在农化领域的世界排名仅为第六位，在美国也只能排第三位。”孟山都（中国）公司早期的一位重要经理人刘石对我回忆说，“这个排名非常尴尬，说明孟山都在这个行业里没有话语权，充其量只能赚点辛苦钱，这也是他们决定转行的动力之一。”

美国资深科学记者丹尼尔•查尔斯（Daniel Charles）经过近10年的调查，把孟山都的这段艰难的转型史写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收获之神》（Lord of the Harvest）。根据这本书的描述，孟山都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进行了一次豪赌，一方面花重金招募了来自全世界各个相关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为孟山都工作，另一方面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大量并购种业公司，试图以这种方式挤进种子行业。

孟山都赌赢了。1983年1月，孟山都科学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一次科学研讨会上宣布他们借助根瘤菌成功地把外源基因转入了矮牵牛叶子里，首次实现了植物领域的转基因。同时报告这一结果的还有来自比利时根特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两个研究小组，这两个实验室的领军人物都已在该领域奋斗了10多年，是公认的学术权威。相比之下，孟山都两年前才刚刚进入这一领域，却异军突起，吸引了绝大部分媒体记者的注意力。虽然两家实验室事后都对张扬的孟山都表达了些许不满，但事实证明媒体的眼光是正确的，最早将这项技术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正是人力和财力都要雄厚得多的孟山都。

2013年6月19日，当今农业领域最权威的科学奖“世界粮食奖”（The World Food Prize）宣布将本年度大奖授予30年前那次迈阿密大会上宣告植物转基因获得成功的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对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根特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两位领军人物后来也都进入了种子公司，而代表孟山都获奖的则是当年主持这一工作的罗伯特•傅瑞磊博士，此人后来担任了孟山都全球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孟山都于1987年在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转基因农作物的大田试验，并于1996年推出了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和转Bt基因的抗虫棉，后者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转基因农作物，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农业面貌。

刘石是整个事件的主要推手和见证人，他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生，后来去德国学习法律，毕业后在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于1993年1月1日加入孟山都，负责农药，中国的进口农药市场就是他一手做起来的。1996年下半年他转入了生物技术部，负责转基因农作物在中国的推广。一开始这个部门加上他仅有4个人，他们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一致认为抗虫棉最有前途。

“90年代初期中国出口商品当中有四分之一都是棉纺织品，棉花的地位比现在重要多了。可是当时华北地区的棉铃虫对杀虫剂产生了抗性，耐药性增加了1万多倍，农民打几十遍药都控制不住，只能用手抓。”刘石回忆说，“有人曾经把一只棉铃虫丢进药水里，拿出来后它又活了过来，这时突然走过来一只鸡把虫子吃了下去，结果那只鸡没跑几步就死了。”

根据中国农业厅的记录，当时全国每年因为农药中毒而死亡的农民有一万多人，而三分之二的农药都用在了棉花上，而且几乎全部是剧毒的菊酯类农药。

孟山都研发的转Bt基因抗虫棉正好可以对付棉铃虫，但当时的中国种业全部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别说外资了，就连私营种子公司都没有。刘石便代表孟山都和河北省农业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艰苦谈判，甚至动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这才终于说服农业厅授权河北省种业集团与孟山都和新加坡岱字棉公司三家合资成立了河北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外资占了三分之二的股份。

“那个时候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国家是很有戒心的，他们也知道老外的东西好，但一直不敢放开，便像当年对待‘右派’一样，控制使用。”刘石回忆说，“幸亏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陈立友去美国考察，知道了抗虫棉的事情，便去找姜春云副总理，说河北急需这个东西，农业部这才批准的。”

1998年冀岱公司正式开始销售转基因抗虫棉，但农民不买账，一来他们不相信棉铃虫会不吃棉花，二来孟山都的棉种每千克要卖42元，太贵了。要知道，棉种是棉花生产过程的副产品，农民是可以自己留种的，所以棉种公司不敢卖高价，当时的价格是每千克2元。但是这样的棉种都没有脱绒，出芽率低，每亩地要用10千克种子，孟山都的种子经过了硫酸脱绒处理，出芽率大大提高，每亩地只需要1千克就够了，这样算下来，棉农的实际成本仅仅提高了一倍而已。

“中国农民多年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我们怎么解释都没用，最后还是动用了行政的力量，由地方政府出面搞摊派，每个中小学生都必须买一斤抗虫棉种子回家。”刘石回忆说，“当然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种子种下去后不但出苗率很高，而且棉铃虫真的不吃了，产量大幅度提高，棉农好评如潮。于是到了第二年情况就翻过来了，我们的种子供不应求，甚至有省领导亲自给我写条子，要求帮自己家乡的亲戚买种子。”

据刘石回忆，孟山都第一年就卖了1000多吨种子，第二年销量突破了2000吨，销售额达到了1亿元，第三年卖了3000多吨，销售额接近2亿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因为种了抗虫棉，河北省的棉花产业发生了爆发式的增长，并通过节省农药等方式为河北棉农带来了数十亿元的好处。

这件事后来被哈佛商学院看中，作为教学研讨中的成功案例样本。

不过，因为被大范围盗版等原因，孟山都抗虫棉的销量到3000吨就封顶了，之后便一路下滑，导致今天孟山都抗虫棉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微乎其微。就在孟山都抗虫棉卖得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年底，中国农业部出台了种子法，全面放开国内种子市场，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局面。种子法实行后各个省都立刻成立了自己的私营企业，原有的国营种子公司迅速地被私有化或者干脆倒闭了，转型发生得极为迅速。

种子法还规定，外资企业不能在中国独立运作，必须和中国企业组成合资公司，而且也不能控股，最多只能占49%的股份。刘石认为，这项条款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像孟山都这样的强势外国种子公司垄断国内种业。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法毕竟为外国公司打开了一道门缝，从此大批外国种子企业便合法地挤进了中国市场。

恰在此时，孟山都自己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并购的步子走得太快了，孟山都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0%的高位，现金短缺，于2000年被普强公司（Upjohns）并购（此后又被辉瑞公司并购，孟山都公司的农业部分由于不被看好而被单独拆分出来并上市，这是题外话）。第二年刘石接到公司总部的通知，要求他们停止所有的新项目。当时他们正打算引进转基因抗虫玉米和抗除草剂大豆，和吉林省种子公司的谈判已经结束，就等批文了，禁令一下，这个项目也就无疾而终了。

那年的国庆节，刘石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说，美国杜邦先锋种业公司打算进军中国，正在寻找一位中方总经理。刘石考虑了两天，决定离开孟山都，加盟先锋种业。

刘石的豪赌

当刘石决定跳槽时，孟山都（中国）公司已经有了50多名员工，年利润超过1亿元，这个成绩即使放到现在也相当拿得出手。但2001年时的先锋公司才刚刚进入中国，只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简易的办事处，连一件产品都没有。但刘石决定赌一把，把自己在孟山都学到的经验用于实践。

“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这辈子为中国种业做了两件大事。”刘石回忆说，“第一就是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公司，打开了中国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第二就是引进了国外的定价机制，把外国公司先进的服务理念带进了中国。”

孟山都进入中国之前，国内种子公司的定价机制非常原始，基本上是按照成本加利润来定价的。孟山都打破了这个习惯，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价值来定价，其背后的逻辑和中国公司非常不同。“孟山都认为本公司的成本和消费者无关，我自己能挣多少钱你也不用管，我所做的就是帮助你解决问题，提高你的收益，然后我从你获得的收益当中抽取一笔合理的费用，即使这个费用比我的成本高很多，消费者也不会有意见。”

在刘石看来，种子公司卖的不应仅仅是种子，而应该是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外的种子公司向农民提供的是全方位的服务，从耕种方式到肥料选择，甚至连最后的产品销售等都尽可能地提供专业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种子的潜力，也可以让农民对种子公司更加忠诚。

接手先锋后，刘石花了一年时间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登海先锋），并于2005年推出了杂交玉米“先玉335”。一般公司推出新产品的时候都喜欢先用低价开拓市场，但刘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先玉335”的零售价格提高到当时最流行的国产“郑单958”的2倍还要多。

“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定价系统来操作，和国产品种拼价格，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刘石对我解释说，“我决定抬高价格，打破中国种业低价竞争的局面，用高品质的服务来打动消费者。”

于是，刘石每年都会组织公司的技术人员下乡为经销商们举办培训班，培训内容不光是本公司的产品介绍，而是涵盖了农业技术和经济管理等诸多方面，帮助经销商提高工作技能。这件事得到了各地经销商们的一致好评，无形中提高了“先玉335”在种子市场的竞争力。

光靠这个还不行，刘石决定借推广“先玉335”的机会在中国推广单粒播种，改变中国农民上千年的耕作习惯。因为害怕种子不出苗，中国农民一直采用多粒播种再间苗的种植方式，既费种子又费工。“先玉335”出苗率很高，无须多粒播种，刘石便把原来的论斤卖种子改为按粒卖种子，缩小包装，农民每亩地的实际花费并没有提高太多。

经过一年的实践，大多数采用手工播种的农民都尝到了单粒播种的好处，第二年就改过来了。但是还有一半的农民采用播种机播种，而当时国内尚无单粒播种机，进口的机器每台售价4万元，根本买不起。巧的是，刘石听说河北一家名为“农哈哈”的播种机厂仿制了一台意大利单粒播种机，便主动找到对方要求合作，先由对方试生产几百台样机出来，由先锋公司包销，在实践中完善这款机器的制造工艺。两年后，刘石认为播种机的设计改造和产品质量都过关了，便和“农哈哈”签订协议，以每台2800元的低价销售单粒播种机，先锋公司再给每位购买者补贴1000元，只要买家提供自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即可。这样一来，先锋公司通过这个补贴项目掌握了整个玉米产区几千名专业播种机手的详细资料，然后通过他们向农民推销“先玉335”，大获成功。

就这样，“先玉335”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占领了整个华北和东北的玉米种子市场，成为继转基因抗虫棉后外国种子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的第二个标志性事件，这两件事恰好都是刘石一手经办的。

“补贴播种机这个主意和计划是我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突发奇想出来的，不但帮先锋多卖了种子，让整个玉米链条的所有环节，包括种子经销商、农民、播种机手和‘农哈哈’都赚到了钱，而且还帮助国家推广了单粒播种技术，实现了整个玉米产业的升级换代。”刘石自豪地对我说，“其实国家很早就想做这件事，但一直没有做成，最后被先锋公司做成了，我认为这是我这些年来所做的所有事情当中意义最大的一件。”

刘石为我算了一笔账：中国目前种了5亿亩玉米，按照原来的播种方式需要350万亩耕地生产杂交种子。改用单粒播种后种子使用量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仅此一项每年就至少节约了200万亩土地。目前每亩地的制种费用平均为2500元，算下来每年就可节约50亿元元。原来的播种方式还需要间苗，如今每亩地的间苗费是40～50元，这样就可以节约至少200亿元。除此之外，玉米种子的运输费和仓储费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年可再节约6～7亿元。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技术革新每年竟可以潜在地为中国农业带来250亿元的经济效益！事实上，农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所使用的土地面积也非常大，任何一项技术革新都会对国民经济和自然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低毒除草剂的广泛使用不但大大增加了农作物的密度，节省了大量耕地，而且因为取消了犁地的环节，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对地球环境的正面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了，光凭单粒播种还不足以让“先玉335”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这个新品种更好地满足了农民的需求。

“‘先玉335’的抗病抗倒伏能力都不算强，对土肥的要求也较高，只有在各方面条件都达到一定水准的前提下才会获得高产，所以只在东北地区流行了起来，华北地区卖不过更加皮实的‘郑单958’。”刘石说，“即便如此，‘先玉335’在东北地区的增产效果也没那么高，坊间传说它特别高产其实是另有原因的。”

刘石告诉我，中国农村奉行平均主义，不可能把好地都分给一户人家，所以每家都有好地和差地。“先玉335”的价格最高，因此农民们便更加倾向于用好地来种它，而且也会更加上心一些，产量自然也就高了！

如果说这个原因有些投机取巧的意思，那么“先玉335”脱水快的优点则帮了农民很大的忙。普通玉米脱水慢，往往需要挂在屋檐下晾好几天后才能卖，这也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农村应有的景象。其实这么做很费事，农民是不满意的。“先玉335”脱水快，采摘后可以直接脱粒装袋销售，省了很多人工。正好那几年东北遇到了卖粮难的情况，如果谁家的玉米能早卖几天，往往会多卖点钱。

“当年出口日本的玉米粮商都喜欢‘先玉335’，每吨能多卖15～20美元，就是因为这种玉米脱水快，不易发霉，品质高。”刘石说，“从‘先玉335’的走红可以看出，种子营销其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仅仅靠增产这一项指标是不够的。中国的新品种审定标准太单一了，只重产量不看其他性状，应该尽快改进。”

任何种子要想在中国销售，必须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如今每年都会有几千个新品种送审，最终审定通过的在400～700个左右。但是，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泓向我透露，每年这几百个通过审定的品种最终能在市场上销售的也就只有10%，而且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坚持不了两年，真正能留下来的不到1%。

“中国种业市场的格局和国外的很不一样，其中很大原因就是这个品种审定制度。欧美国家新品种的主要提供者都是大企业，而中国每年送审的新品种里面来自大公司的只占百分之十几，其余大都是科研院所和大学提交的产品，以及一些小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大多数都是针对大公司品牌的改良品种，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品种非常罕见。”汪泓说，“另外，中国的品种审定分为‘国审’和‘省审’，光是‘省审’就至少需要4年的时间，‘国审’的周期就更长了。欧洲国家也有类似制度，但平均只需要两年。要知道，一家正规的种子公司培育一个新品种往往需要经过5～7年的时间，这样算下来，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到达中国农民的手里。”

为了节省时间，美国干脆没有品种审定制度，新品种上市前只需在相关部门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把选择权完全交给农民。当然他们的保险制度非常健全，出了问题由种子公司和保险公司负责，农民不必担心。

中国农民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平心而论，中国实行品种审定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因为种子不像其他商品，如果质量不过关，至少会浪费农民半年的时间，而中国农民历来就是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更多的关照。但是，因为管理部门的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以及权力寻租等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存在，导致中国很多现行制度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品种审定制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中国的品种审定制度有个门槛，新品种的产量必须比现有品种增加5%，否则是通不过的。于是很多公司只能贿赂官员，在产量数字上造假。一些科学家不愿行贿，就只能延长培育时间，通过这个方式增加产量。可如今中国大部分土地都是轮作的，生长期非常固定，延时的话会导致病虫害风险大大增加，得不偿失。这个制度等于给种子公司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误导中国农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刘石对我说，“还有，现在的耕作方式已经变了，人工越来越贵，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农民需要能够适应这一变化的新品种，比如株型要整齐，种植密度要尽可能地高，玉米脱水尽可能地快，无须烘干等。可是按照现有制度，这样的新品种如果不增产的话是没有可能获得批准的，这件事说明官员们的标准和农民的实际需要脱节了。”

这种脱节在转基因技术的推广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科技部门的豪赌

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经费总额高达220亿元人民币，看来科技部打算在转基因技术上进行一次豪赌。5年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呢？截至目前，只有转Bt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于2009年拿到了安全证书，只差一步便可以进行大规模商业种植了。但是，因为反对声音较大，这一步便再也迈不过去了。按照规定，这两份安全证书明年将到期，如果明年再没有任何进展的话，到2020年转基因重大专项截止时，中国很可能不会有任何一种具有自主产权的转基因种子能够被大规模商业化种植。

“转基因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育种方式而已，和传统育种、分子标记育种并称为现代农业的3大育种技术。”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物技术中心总经理吕玉平博士对我说，“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有个误区，就是把这3大育种技术分成3个独立的部门。各国的经验都证明，现代种业必须同时包括种质资源、生物技术和育种整合这3大块，缺一不可。其中生物技术又可以分为转基因和分子标记技术，两者都是在做性状的转移和整合，只是应用范围有所不同而已。”

但是，分子标记育种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大自然必须已经存在这个基因，否则再怎么杂交也没用。中国曾经流行过一阵子太空育种，认为太空环境能够让植物发生有益的基因变异。但无数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极不可靠的，迄今为止没有人拿得出经得起推敲的数据，纯属浪费钱，如今全世界只有中国还在这么做。

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杂交育种的成败和种质资源的丰富程度关系极大，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种质资源，就相当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一点上，作为国际大公司的孟山都具备先天优势，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好的种质资源。中国在玉米和小麦等领域没有这个优势，但在水稻和大豆等本土品种上则具备相当好的先天条件。可惜国内的育种家们习惯了各自为战，导致中国的育种领域成为一盘散沙，反而不如国际大公司更有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应该多多鼓励国际大公司进入中国，他们带进来的种质资源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国的杂交育种水平，“先玉335”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林拥军介绍，他的实验室已经培育出了二代抗虫水稻，以及聚合了抗虫基因和抗除草剂基因的叠加版本。另外，他手里还培育出一些新的品种，具备了抗旱、耐涝、抗盐碱以及耐高温和低温等抗逆特征。他们还在研究一种直接针对消费者的高抗性淀粉水稻，人吃了以后糖化速度很慢，不容易代谢，对糖尿病患者很有好处。

“所有这些品种的专利要么已经过期了，要么都在我们手里，在国内销售不存在专利问题。”他最后补充了一句。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事情真的就那么简单吗？让我们来看看转基因水稻成果鉴定会后都发生了什么。

张启发的豪赌

第一项工作是张启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先开始的。当时国际生物学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刺激下，纷纷提出要搞自己的基因组计划。中国当时提出了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在努力推动这项计划的同时，张启发还意识到，光测出基因组顺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知道这些基因都是干什么的，于是他提出要做水稻功能基因组，把DNA顺序和功能对上号。经过国内外科学家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已经搞清了大约2000个基因的功能。张启发希望到2020年时把水稻基因组当中的5万个基因的功能全部搞清楚，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水稻育种将会产生质的飞跃。

第二项工作是从1998年开始的，可以说是第一项工作的自然延续。通过研究水稻功能基因组，张启发发现很多基因都是和农业所需的性状有直接的关系，而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中国农业的“高投入高产出”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将会给中国环境带来灭顶之灾，于是他提出利用基因技术全面改良水稻品种，在产量、品质、抗性（包括抗病、抗虫、抗旱）和营养高效利用（比如氮、磷、钾等）等多方面都有所提升，最终的目标是培育出“绿色超级稻”。

水稻是亚洲品种，中国在水稻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很高。张启发认为要想打破外国种子公司在中国的垄断地位，水稻是一个关键的突破口。“但不管怎样，要想打败孟山都，首先必须向孟山都学习，遵循人家的运营模式，把强大的资本运作、研发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结合到一起，不能再按照以前的旧模式，把重点都放到科研院校里，那样的话无非是多了几篇论文，多培养几个人才而已，最后都被外国公司雇用了。”张启发说。

“我当时觉得220亿元很多了，平均每年20个亿呢。如果这笔钱主要用来培育现有的国内支柱企业或者用十分之一的资金组建一个国家级新企业，以产品主导市场，是可以让一批企业大展拳脚的。可结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大部分钱都支持了科研院所，仅有小部分企业参与了该项目。”吕玉平对我回忆说，“转基因重大专项本来是以产品研制、公司培育和市场运作为导向的，可是从目前的进程看，企业在转基因重大专项中似乎缺少被培育和作为主导的机会。”

在吕玉平看来，公司和科研单位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最终目的的不同决定了两者的运作方式很不一样。“科研的目的是出论文，基因是科学家的最终产品，他只要把这个基因的功能搞清楚，然后再种几十株苗出来验证一下，就可以写论文申请研究经费或者申报科研奖了。可对于公司而言，基因只是手段，种子才是产品，孟山都搞了这么多年研究，最终也就只有几个基因变成了产品而已。”吕玉平说，“举例来说，你可以把某个抗旱基因转入植物中让它抗旱，但一个种子要想进入市场的话必须禁得起风吹日晒，任何一个地方不合格都不行，这就必须做很多次转基因，从大量候选种子当中筛选出合格的品种。孟山都每一个上市的品种都是在1万～10万个转基因植株当中筛选出来的，这样的工作研究所是不会做的，只能由公司来做。”

如此高的投资必须有高的回报，这是公司的性质决定的。孟山都不是公益组织，它的所有产品都是以上市销售为最终目的的，这就是为什么孟山都没有推广转基因小麦的原因。“他们的转基因小麦早就做好了，政府也批准了，但因为民间反对声音太大，怕市场不接受，因此一直没有推，这是一个商业决定，和科学没有关系。”吕玉平对我说，“与此相反，中国农业部颁发安全证书的两个品种当中有一个是转植酸酶玉米，它的本意是让玉米饲料更容易被消化，但植酸酶完全可以通过细菌发酵来生产，每袋才几分钱，农民买来加在饲料里就行了，不必使用转基因。所以说，这个技术本身是好的，但是能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商业化前景还有待于市场来论证。”

张启发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仅仅孟山都一家公司，去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135亿美元，这家公司每年都会拿出销售额的10%用来搞研发，这就是13.5亿美元，相当于80亿元。相比之下，中国的转基因重大专项是220亿元，这笔钱还是由相关领域的十几万名科研人员一起分12年花。孟山都则是8000名研究人员用一年的时间来花这80亿元，双方实力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制定的保护政策，中国种业会败得更惨。

“如果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的话，中种是唯一的可能。我打算花10年工夫赌一把，争取到2020年时组建一个2000人的研发队伍，拥有一个10万平方米的研发空间，这样的话我们在世界上就有一席之地了。”

张启发出生于1953年12月，到2013年年底就整60岁了。

“我理解张启发的心情，但中种集团和两桶油很不一样，种业和无线通信或者航空航天领域也很不一样。”中种迪卡公司总经理汪泓对我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种子行业变成了一个高度私有化的领域，国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能够达到5%，竞争相当激烈，中种集团虽然算是比较好的了，但是仍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吕玉平则选择了一条和张启发相反的道路，于2010年加入了私营企业大北农。大北农成立于1993年，目前主营饲料业务，去年的销售额将近106亿元，种业只占5%。大北农集团拿出5亿元资助吕玉平办起了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主攻转基因育种，这在私营企业当中是相当罕见的。

“目前我看好玉米将会是第一个被批准在中国种植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吕玉平对我说，“我们中心正在做玉米和大豆的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品种前期研发，而且我们是按照国际标准来做的。我相信未来几年内中国一定会放开转基因市场，我希望到那时我们能立即拿出合格的产品来和国际种子公司竞争。”

“我希望到2020年时中国能有一个进入世界10强的种子企业，中国种子集团和大北农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两个。”张启发说。

结语

第六篇 转基因案例研究：大豆

第1节 中国大豆的曾经与现实

大豆沦陷，杂交玉米逆袭

大豆起源于中国。考古证据显示中国从公元前2800年就开始种植大豆了，已经种了将近5000年。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五种，黍稷菽麦稻也”的说法，“菽”即为大豆。大豆对日照条件较为敏感，没太阳长不好。东北地区纬度高，夏季日照时间长，是中国最适宜种大豆的地区，所以才有“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样的经典歌词。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豆一直因其广泛的用途和旺盛的生命力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吉林农科院大豆研究所前副所长矫树凯对我说，“让中国大豆走下神坛的事件只有两个，一个是杂交玉米的出现，另一个就是大豆进口的开放。”

如果一个农民种地只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那么他肯定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种什么。但当他成为一个靠卖商品粮挣钱的“职业”农民后，决定因素就变成了“比较效益”，即单位面积的土地种哪种作物能带来更多收益。决定收益的是单位面积的种植成本、产量和产品的销售价格。解放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较为落后，大豆的产量在每公顷600千克左右的水平，玉米可以达到1000千克左右，但由于大豆价格较高，两者相安无事。据矫树凯回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时，东北地区的大豆和玉米种植面积还是差不多的，农民没有偏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种业成了朝阳产业，发展极为迅速，但真正成了大企业的都是经营杂交玉米或杂交水稻种子的。其中玉米绝对是全世界种子行业科研经费投入最多的品种，高投入自然也带来了高产出，如今中国玉米的平均单产达到了每公顷5.8吨，东北地区可以达到8吨左右，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块甚至可以达到10吨，是20世纪60年代的5倍。美国中西部地区所谓“玉米带”的玉米平均单产甚至可以达到每公顷13吨，把其他粮食作物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相比之下，大豆因为科研投入少，亩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玉米。目前中国大豆平均每公顷能产1.8吨，是玉米的三分之一。大豆的单价虽高，但还不足以弥补产量上的差距，于是种大豆就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了。

大豆产业本来早就应该“沦陷”了，有一样东西延缓了玉米进攻的脚步，这就是气候。玉米产自南美，本来是热带作物，首次进中国时扎根中原地区，适应得比较快，此后便一直向北方推进，但进入东北三省后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前文所述的原因，在国内外大批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玉米的生长期迅速缩短，辽宁丹东农科院选育的“单玉13”种到了吉林省的长春，中国农科院的“中单2号”种到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交界地带，黑龙江省农垦系统经过长达20年的努力，使德国一家种子公司培育的耐寒玉米品种一直种到了黑龙江最北端的黑河，实现了中国玉米普及的完美收官。从此玉米登台，大豆谢幕。

虽然曾经担任过大豆研究所的副所长，但现任一家以色列生物技术公司总经理的矫树凯却决定把公司经营重点放到了玉米和水稻上，不做大豆了。“搞大豆的人对大豆感情比较深，总觉得现在大豆受到了歧视，应该想办法翻身，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但是从国家的角度看，大豆没有优势，应该认命才对。”矫树凯对我说，“种大豆省工省料，貌似节约了资金和劳动力，但大豆产量太低，总的效益不如玉米，这就相当于浪费了土地，而中国最缺的就是土地，不应该鼓励农民再种大豆了。”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主要农作物当中效率值最低的就是大豆，它占用了4.9%的耕地，产值却只占中国农业总产值的0.8%，也就是六分之一。其他谷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占用了56.1%的耕地面积，创造了14.9%的产值，单位面积产生的效益虽然也不高，但比大豆还是高了50%。相比之下，蔬菜用了12.1%的面积换来了15.3%的产值，难怪有条件的农民都去种菜了。这样算下来，渔业和畜牧业的效率值是最高的，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把饲料生产算在里面。小农经济时代，喂猪、养鸡用的是农业生产剩下的各种下脚料，但现代畜牧业就不能这么做了，必须找到一个稳定而又廉价的饲料来源，大豆就这样迎来了第二春。

转基因洋豆入侵

“中国从1995年开始进口大豆，不过从第二年开始，大豆的加工产品豆粕的进口量就超过了大豆。我当时是做谷物贸易的，进口豆粕是什么根本没有见过。对所有中国贸易商而言，进口豆粕也是破天荒的事儿。”美国大豆出口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张晓平对我说，“那时国内的饲料企业根据国内的产品描述向国外供应商询问购买“片状豆粕”，确实让国际商家费了一些周折。我从那时起才知道这玩意儿就是大豆榨油后剩下的豆渣。由于国内豆粕的生产工艺与国外不同，产品都呈片状，而国外的都是粉状或者颗粒状的。”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蛋、奶都不够吃了。当时国内的大豆总产量约为1500万吨，满足不了国内的需求，于是自1996年开始，中国政府对饲料行业采取了倾斜政策，免增值税，只交5%的关税就可以从国外自由进口豆粕。因为需求旺盛，到1998年的时候进口量就达到了400万吨以上。1999年，为期三年的豆粕增值税免征期结束，进口豆粕不合算了，这部分需求就转而变成直接进口大豆，在国内压榨加工。因此，张晓平认为1999年才是中国大豆压榨业腾飞的元年。

“中国政府一直把小麦、水稻和玉米当作粮食，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进口需要配额，至今依然如此。大豆原先也被视作粮食作物，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不被当作粮食看待了，而是被划入了油料作物的范畴。中国压榨企业发展迅速，缺乏原料，自然要求进口。那时候大豆原则上是进口关税配额管理的商品，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商家同国外供应商的采购合同就被视作配额，按照3%的关税报关进口。1999年中国‘入世’谈判进入实质阶段时，在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中，主要的大豆出口国要求中国的大豆进口管理维持现状，即无配额、低关税，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只能答应。如今一些参与谈判的主管部门官员们都认为，作为重要农产品之一的大豆，进口配额管理就这样放弃了。”张晓平说，“回想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大家盲目乐观，都以为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我们的大豆不但够吃，还可以出口，是中国的拳头产品。国内供应短缺只是临时的。没想到豆粕的需求改变了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以前的压榨取油为主转变成压榨取粕为主，使得大豆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如此热门的商品，现在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豆粕富含蛋白质，是动物饲料中蛋白质成分的主要来源。只要对比一下国人餐桌这20多年来的变化，任何人都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需要进口那么多豆粕。事实上，看一下欧盟的情况就会知道，中国的大豆进口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目前欧盟每年需要进口3500万吨大豆，而欧盟总人口只有5亿，相当于每人每年用掉70千克大豆（主要是豆粕）。中国的进口量只相当于每人每年45千克，仅从这一个数据就可以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有趣的是，欧盟和中国一样，选择了保玉米放大豆的政策。玉米虽然也可用于饲料，但因为品种的差异，玉米更主要的用途是提供碳水化合物。换句话说，欧盟和中国都选择保留碳水化合物，把蛋白质的供应权拱手让了出去。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蛋白质是所有营养成分当中较贵的一种，国际粮食贸易需要考虑昂贵的运费，只有更贵的蛋白质才负担得起。事实上，因为本身适合运输，大豆成了国际大宗粮食贸易当中单位重量最贵的农产品。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进口的6340万吨大豆当中，来自巴西的有3180万吨，来自美国的有2223万吨，来自阿根廷的有612万吨，3家占了中国总进口量的95%，再加上排名第4～6位的加拿大、乌拉圭和巴拉圭，可以说中国人餐桌上的动物蛋白绝大部分来自美洲，一个从地理上来说距离中国最远的大陆。

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美国和阿根廷早在1996年就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了，巴西也没晚多久，如今这3个国家的大豆几乎全都是转基因的了，换句话说，中国人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吃了将近20年转基因食品。

中国免耕法的困境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一直是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外科学家开始质疑精耕的做法，认为这种方式造成了土壤水分的丧失和耕层土壤的流失，继而开始质疑古老的耕作技术是否真的能帮助作物生长，是否真的改善了土壤结构，除草是否真的只能靠锄和犁。”矫树凯说，“于是，国外有人开始试验少耕或免耕，更准确的说法叫作‘保护性耕作’（Conservation Tillage），其核心要素就是尽量少地扰动土层，尽量少地裸露地表，尽量少地田间作业，尽量多地保留秸秆。”

“美国和南美已经广泛地采用了免耕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土壤有机物含量持续增加，产量也随之提高。”张晓平说，“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人家的土地越种越厚，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薄。”

免耕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是播种。传统的开沟器是铧式的，土壤先被分到两边，播种后再由一个V形覆土器将分开的土收拢回来盖住种子。后来有人发明了免耕播种机，用了一种圆盘式开沟器，两片圆盘将土层“切”了一条缝，种子掉进去后再由一个装置将该“缝”挤合，整个过程对土壤的干扰很小，近乎免耕，播种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相比之下，除草的进展较为缓慢。地表的残茬覆盖对杂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还是需要使用除草剂。科学家们先后研制出了各种类型的选择性除草剂，可以除掉某一类杂草而不伤苗，但效果均不理想。直到抗除草剂转基因品种的出现才使得免耕条件下的除草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我国免耕技术的推广只是近20年的事，与其他国家遇到的问题大体相当，但由于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品种尚未被我国批准种植，免耕法的推广受到了很大影响，已经远远落后于美洲。”矫树凯说，“多年精耕细作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土壤有机物含量很低，最差的西南地区只有0.6%左右，中原地区约为0.8%～1%，东北人引以为豪的黑土地其实也只有2%～3%，相比之下，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和美国的中西部“玉米带”已经达到了4%～5%。”

有机物含量高的土壤吸水能力强，不但可以节约农业用水，而且可以提高农田里的生物多样性，增加土壤肥力，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产量。

“其实中国养殖业的环境污染也很严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张晓平说，“既然进口大豆主要是为了将其变成动物蛋白，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从国外买动物蛋白呢？去年双汇收购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这件事就释放了一个很强的信号，说明我们国家正在考虑从买大豆逐步过渡到买猪肉，让生产条件更好的美国去处理养殖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话虽如此，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把肉类供应全部交给国外，还是需要大量进口大豆。因此我决定去南美洲走一趟，看看这些进口到中国的大豆都是怎么种出来的。

第2节 绝处逢生的阿根廷

内陆中的港口

阿根廷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从北京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快也要近30个小时，这让我再次慨叹，大豆这样一种相对廉价的农产品，绕地球半圈来到中国，却依然能够赚钱，真是一个奇迹。

我在2003年年底来过一次阿根廷，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没换掉的50比索纸币。10年前用这笔钱可以吃3顿牛排加红酒的大餐，如今却只能在快餐店买一个双层汉堡了。阿根廷这几年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20%多的高位，导游告诉我，他几年前买的一辆车今年刚刚用比原价更高的价格卖掉了。“这年头阿根廷老百姓根本不敢往银行里存钱了，到手的工资立刻得想办法花掉，只有这样才能保值。”他说。

“阿根廷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建设大豆压榨厂，当时还都是国有的，如今全部私有化了，产能严重过剩。”图里斯说，“今年整个阿根廷预计将生产5300万吨大豆，但即使全部留下来榨油也只能满足60%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很少出口大豆原豆的原因。相比之下，巴西国内只有很少的几家榨油厂，所以巴西主要出口原豆。”

中国的情况和阿根廷非常相似，榨油厂也是产能过剩，处于等豆下锅的状态，所以中国只愿意进口大豆，这就和阿根廷产生了竞争的关系。去年中国只从阿根廷进口了612万吨原豆，但今年预计将有所增加，再加上中国还进口一部分大豆油，所以阿根廷今年大约将有1000万吨大豆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阿根廷还有两个地方和巴西不同。第一，阿根廷只有4000万人口，只是巴西的五分之一，再加上阿根廷人喜欢吃的牛肉大部分都是用潘帕斯草原的草喂出来的，所以阿根廷国内对于大豆的需求量非常小，本国产的大豆几乎100%都以原豆、豆粕或者豆油的形式出口了，巴西则要留下一半供本国使用。第二，阿根廷政府对出口大豆征收35%的出口税，豆粕和豆油的出口税略低，但也高达32%。换句话说，阿根廷农民每生产3吨大豆，就有1吨是被政府拿走了。在这个全世界政府都在补贴农业的时代，阿根廷政府的做法绝对称得上是个异数。

“阿根廷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工业，矿产和石油资源也都不丰富，以前还可以靠出口小麦、玉米和牛肉挣外汇，但现在这几样东西国内也都需要，出口太多了会导致物价飞涨，阿根廷政府为了稳定物价，对这几样东西限制出口，所以就只剩下了国内需求量不大的大豆可以用来出口挣外汇了。”罗萨里奥农产品交易所的市场分析师埃米尔丝•特里（Emilce Terré）对我说，“如今阿根廷政府每年的税收总额大约为10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来自农产品贸易，绝大部分是大豆。虽说总数只有十分之一，但大豆贸易挣的都是美元，实际价值要比国内那些服务行业的税收大得多。可以说大豆就是阿根廷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如果没有大豆的话，阿根廷的货币必将大幅度贬值，阿根廷经济就垮了。”

那么，面对如此严苛的税收政策，阿根廷农民是如何盈利的呢？这就要去阿根廷农场看一下了。

潘帕斯草原上的农场

根据阿根廷一家农业咨询公司提供的数字，阿根廷中部的大豆主产区平均种植成本大约为每公顷767美元，其中包括种子费49美元，以及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各种利息与税金。去年的大豆收购价为每吨314美元，如果每公顷能产3吨大豆的话，每公顷可以净赚175美元。但如果租地的话，每公顷平均租金为371美元，反而要赔196美元。但如果每公顷能产4吨大豆的话，就可以赚118美元了。阿根廷70%的农地都是由租赁的人在经营，可见后一种情况才是主流。

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不难发现，阿根廷农民之所以很难赚到钱，主要原因是大豆的收购价太低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阿根廷政府要征收35%的出口税，而阿根廷政府之所以敢这么做有两个因素：第一，阿根廷的大豆主产区位于潘帕斯草原的中心，这里过去一直是农业和畜牧业混合经营，土壤肥力保持得很好，阿根廷农民花在化肥上的钱比巴西农民少很多。第二，阿根廷境内的这条帕拉纳河正好从潘帕斯草原的中心穿过，为阿根廷大豆提供了一条廉价的运输线。巴西则没这么好的运气，从巴西大豆主产区的中心到出海港口的公路距离约为2700千米，运输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由此可见，阿根廷农业的先天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但这点优势都被阿根廷政府拿走了，导致阿根廷农民的竞争压力非常大，很多人不堪重负，纷纷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别人经营。据统计，阿根廷在过去的40年里流失了40万农民，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农场的面积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而经营农场的人则逐渐演变成了职业“包工头”，他们像开工厂一样搞农业，每个环节都精打细算，力争提高效率。比如我参观的这家农场没有自己的机械化设备，无论是播种机还是收割机都去专门的公司租。租来的这些大型机械都配备了卫星定位（GPS）系统，几乎不需要人来操作，一天24小时都可以工作。

再比如，这家农场非常重视高科技，他们知道只有紧跟科学发展的潮流，使用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否则就没办法跟别人竞争。“我们比别的农场早10年开始采用免耕法，如今已经使用了20多年，土壤肥力保持得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的产量比别家高的主要原因。”费里说，“但是这样做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大豆田里的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不但病虫害会比较多，而且鸟也越来越多，每年都会被它们吃掉一部分豆子。”

我抬头一看，天上果然有成群的鸟儿在飞。蹲下身子仔细检查这片大豆田，不到一米高的茎秆上挂满了豆荚，已经开始发黄的叶片上可以找到各种昆虫。拨开密密麻麻的枝叶，只见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死叶片，都是上一茬农作物留下来的，大部分叶片都已开始腐烂。腐叶下面是黑色的土壤，由于叶片挡住了阳光，减少了水分的蒸发，所以土是湿的，攥在手心里一挤就能挤出水来。向远处看，整片豆田都是平的，没有裸土，没有沟坎，更没有焚烧秸秆后留下的黑灰，和中国农村很不一样。

矫树凯告诉我，东北种大豆的传统做法是“秋翻地，春起垄”。前者指的是在收获之后，封冻之前，用犁（现在是拖拉机）把整个耕层翻过来，将作物残茬和草籽埋在土下，这样既可以深松土壤，又可以防止来春的草荒。后者指的是春天解冻后用犁打垄，垄高20厘米，垄宽60～70厘米，起垄后再把土壤压实等待播种。起垄的目的一是方便后来的松土除草作业，二是农民认为垄可以提高地温。这还没完，大豆出苗后还要“三铲三趟”，继续用人工来清除杂草，直到大豆苗长高后挡住阳光，这才终于不用担心杂草问题了。

“阿根廷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们的耕作技术也都是从北半球的传统农业国家学来的。”阿根廷免耕协会前主席加斯藤•帕尔玛（Gastón Palma）对我说，“后来我发现传统的耕作方式损害了阿根廷的土壤，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钻研免耕法，如今这种方法已经普及到全国，超过90%的土地都采用了这种耕作方式。”

帕尔玛今年73岁，本职是个外科医生，种地只是业余爱好，没想到渐渐种出了心得。阿根廷像他这样的白领农民非常多，他们在工作中积攒了一些钱，总数不见得很多，却不敢存银行，只能找地方投资，农业是他们的首选。这些人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思想解放，知识丰富，又肯钻研，渐渐把原来那些地主们甩在了后面，这就是为什么阿根廷70%的农地都是由一群知识分子白领在管理，地主们则靠租金生活的缘故。

像阿根廷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原因在于农业的特征决定了小农户很难发财致富。农民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进城打工，把土地交给别人管理。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土地兼并的热潮必将持续下去，直到出现一大批像帕尔玛这样的专业农民，像经营工厂一样种庄稼。

“我认为有阿根廷农业的崛起要感谢3件事情，第一是70年代大豆的兴起，第二是80年代出现的免耕法，第三是90年代出现的转基因技术。”帕尔玛说，“实践证明大豆是最适合阿根廷农民种植的经济作物，豆农赚了不少钱。免耕法改良了阿根廷的土壤，使得阿根廷农业变得可持续。转基因技术则彻底解放了劳动力，节约了成本，使得阿根廷农业具备了和其他农业大国抗衡的实力。”

转基因大豆的秘密

转基因技术为阿根廷农业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增产那么简单，对于阿根廷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极为显著的。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使得免耕法得以迅速普及，导致阿根廷大豆主产区的土壤流失速度降到了每公顷每年2吨以下，远低于通常认为可承受的每公顷每年10吨的水平。免耕法还节约了能源，降低了碳排放，种植每公顷大豆所消耗的汽油从1996年的35.8升减少到2010年的22.2升。

不过，该报告还表达了对阿根廷农业前景的担忧，认为阿根廷的转基因政策法规已经落后，导致阿根廷全球第二的位置于2009年被邻国巴西超过。巴西因为各种原因长期落后于阿根廷，但在2005年修改了相关法律，一举实现了反超，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转基因种植国和农产品出口国。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要去巴西亲眼看一看才能知道。

第3节 后来居上的巴西

巴西目前是南美头号农业大国，中国进口大豆当中超过一半来自巴西。因为环保组织的干扰，巴西大豆种植技术曾经落后于阿根廷，但巴西农民勇于反抗恶法，偷偷引进了转基因大豆，最终强迫政府做出改变。而巴西政治家顺应潮流，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扭转了局势，个中细节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南美牛仔非法种植转基因大豆

“大豆和玉米是非常好的轮作搭档，两者的互补性很强。”帕切科说，“玉米可以减少大豆的病虫害，为免耕法提供大量的残茬，大豆则可以减少玉米的病虫害，同时具有固氮功能，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减少玉米的化肥使用量。”

巴西政治家高超的政治智慧

当然，转基因是否安全是科学问题，到底种还是不种则关系到跨国贸易。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审批程序都分成了两步，第一步先由科学家们审查某项技术是否安全，第二步再由政府决定是否允许上市，后一步完全是出于贸易上的考虑。

“阿根廷这么做和中国有很大关系。”主管转基因审批的阿根廷农牧渔业部生物技术局局长马丁•利马（Martin Lema）对我说，“中国政府有个规定，一种转基因农作物如果没有在国外被批准商业化种植，那么中国连进口审批程序都不能开始，可如果阿根廷批准了某种转基因大豆在国内种植，中国却迟迟不批准进口的话，农民不就抓瞎了吗？为了解开这个死结，我们决定采取这个两步走的方式，先批准种植，好让中国的审批程序能够启动，等中国批准了，阿根廷政府再正式颁发种植许可，农民这才开始种。”

“因为亚马孙雨林的缘故，巴西的环保组织非常多，也非常活跃，但他们闹了一阵子后见应者寥寥，便都调转枪口，去反对化肥、除草剂和杀虫剂去了，不再有人关心转基因议题。”帕索格利亚对我说，“阿根廷的环保组织比巴西少很多，活跃程度也低，没人带头反转，所以阿根廷的转基因推广比巴西早了很多年。”

虽然出师不利，但巴西在总统卢拉和农业部部长罗德里格斯等人的推动下，迅速改变政策，后来居上实现了反超。根据巴西著名的农业咨询公司塞拉瑞斯（Celeres）所做的调查统计，巴西去年一共种了3710万公顷的转基因农作物，比去年增加了460万公顷，位列世界第二位。而在《生物安全法》刚刚修订完成的2005年，巴西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只有900万公顷，10年增长了3倍，增长幅度同样位列世界第一位。

其中，巴西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高达2440万公顷，占巴西转基因农作物总面积的65.7%。但是，巴西的转基因大豆仅占巴西全国大豆播种面积的92%，和阿根廷的接近100%尚有不小的差距，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决定去巴西利亚寻找答案。

巴西科学家放手一搏

据加瓦奥介绍，巴西新增农地大部分集中在位于巴西中部的这片贫瘠的高原地带，并不像某些环保组织说的那样是开垦亚马孙雨林所得。因为长年雨水冲刷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塞拉多地区一直被认为是一片贫瘠之地，使用价值极低。30年前一瓶啤酒的价钱就可以买1公顷土地，即使这样都没人要。但是这块地方总面积巨大，温度和阳光都适合种庄稼，如果改造成功的话理论上可以新增1亿公顷农田，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潜力最大的粮仓。

另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阿拉冈（Francisco Aragão），他运用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小分子干扰RNA技术研制成功一种能够抵抗金色花叶病毒的转基因菜豆，这种病毒仅在去年一年就导致巴西南部的3个主要的菜豆种植州损失了2亿美元。这种转基因菜豆也已经拿到了巴西政府颁发的品种证书，今年就会在巴西境内开始种植了。有趣的是，研发这个品种只花了20万美元，但用于应付各种安全审查和审批程序的钱却高达330万美元，这还仅仅是巴西境内的花费，如果他想让这个品种种到其他国家去，还得再花更多的钱去通关。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为什么那么贵，发展速度为什么那么慢。

和巴西相比，阿根廷政府在支持本国科学家这方面就比较逊色了，没有能和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相比的机构存在。于是阿根廷农民开始了自救。2001年，23个阿根廷农场主每人拿出一笔钱，成立了Bioceres公司。这家公司的宗旨就是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适合阿根廷农民使用的新技术。他们知道自己没能力在抗虫抗病方面和孟山都等跨国企业竞争，便主动放弃了这个领域，转向那些看似前途不够光明的项目，比如提高作物抗旱防涝的能力，或者提高农产品营养价值等等。这些性状对于提高产量的作用不够明显，大公司不愿投钱，但农民也很需要。不过这家公司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想办法从全世界寻找合作者，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整合到一起，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培育出优势明显的新作物。

这家公司目前已经有了270个股东，代表了3%的世界大豆产量。现任首席执行官费德里克•特鲁科（Federico Truco）是一个很有远见的科学家，他认为阿根廷科学研究水平不行，只能走合作开发的路子。但是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水平不比任何国家差，应该能够参与到全世界的种业研发当中去，绝不能走闭关自守的老路。“欧盟的转基因政策已经导致大量高科技人才外流到别的国家了，中国绝不能步欧盟的后尘。”特鲁科对我说，“像大豆这样的商品，中国已不可能自给自足。如果要想在大豆贸易中分一杯羹，靠去国外买地也是不现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企业兼并的办法直接参与到种子研发当中去，用技术来参股。”

第七篇 转基因动物的时代就要到了

第1节 迎接转基因动物的时代

转基因动物的发展之所以比植物缓慢，不是因为需求不大，而是因为技术不过关。

也许你不喜欢转基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转基因农产品正在慢慢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全世界超过80%的大豆都已经是转基因的了，如今超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不用转基因大豆做的豆油了。

目前已经商业化的转基因农产品全都是植物，还没有任何一种转基因动物被批准进入饲养场。但这并不是因为家禽家畜没有转基因的必要，事实上这种需要非常强烈，一点也不亚于植物。

问题出在了技术细节上。

很多不太了解转基因的人对这个技术有误解，认为科学家已经做到了指哪打哪，随心所欲。可惜事实正相反，科学家们远未达到这一高度。举个例子，以前的转基因实验都只是把基因片段通过特殊的注射器注射到宿主的细胞里，或者先把细胞弄破，让DNA自己游进去。高级一点的则借助某种病毒来实现这一目标。但这些方法都不能保证外来的DNA片段会把自己安装（科学术语叫作整合）进宿主的染色体当中去，而如果这种整合没有发生的话，外源DNA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且也不大会遗传给下一代。所以，以前的转基因实验都需要先针对大量的细胞进行转基因操作，然后从中筛选出转成功的那个细胞来。通常情况下成功的概率都低于1%，所以以前的转基因实验都得凭运气。

这方面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曾经被媒体广泛宣传过的“童鱼”。据称，20世纪70年代，华裔旅美学者牛满江和中国胚胎学专家童第周合作，培育出了一种结合了鲫鱼遗传物质的金鱼。他们把采自鲫鱼细胞质的mRNA（一种遗传介导物质）导入到金鱼的卵子中，培育出来的金鱼有一部分出现了鲫鱼的特征，即由金鱼的四叶尾鳍改变为鲫鱼的两叶叉型尾鳍。可是，这个实验一直没人能够重复出来，也没人能够证明mRNA真的能被转化成DNA，进而整合到金鱼的染色体当中去。事实上，新的证据表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实验之所以获得大量关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童第周的实验技术非常高超。金鱼的卵子很小，要想把外源DNA注射进金鱼的卵子中去，需要很高超的技巧。童第周是这方面公认的一把好手，据说当年他在显微镜前一坐就是5～6个小时，浪费了无数金鱼卵这才获得了“成功”。

从这个实验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转基因动物实验的难点在哪里。转基因操作必须在单个细胞上进行，这对于细菌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所以细菌的转基因实验早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基本做到了指哪儿打哪儿。植物是多细胞生物，难度一下子增加了不少，但植物有个好处，那就是可以用一个细胞培育出一整株植物，所以植物的转基因实验相对来说也不难做。

转基因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难度就一下子提高了好几个数量级。金鱼卵还好说，牛、羊、猪的卵是很难获取的。即使获得了足够多数量的受精卵，也要先小心翼翼地把基因转进去，再想办法把受精卵植入代孕子宫，等孕期结束后产下幼仔才能知道转基因是否成功了。很显然，这样的实验难度太大，耗时很长，商业化运作的成本太高了。

首先获得突破的是小鼠。小鼠是人类研究得最透彻的哺乳动物，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小鼠胚胎干细胞的窍门。也就是说，科学家手里有足够多的干细胞能够进行转基因操作，并筛选到转成功的干细胞。之后只要把转了基因的干细胞注射到小鼠胚胎中去，就能培养出一种部分细胞被转了基因的“嵌合体”。此后只要再让嵌合体繁殖一次，就可以获得纯粹的转基因小鼠了。

科学家已经用这种方法培育出了跑得快的小鼠、会发荧光的小鼠，甚至还有不怕猫的小鼠……

可惜的是，目前只有小鼠和大鼠的胚胎干细胞能够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培养，其他哺乳动物还做不到。但是干细胞领域的飞速发展使得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人工诱导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变成干细胞的法门，这就使得转基因的操作变得容易多了。

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最热门的应该算是转基因猪。加拿大科学家已经培育出一种转基因“环保猪”（Enviropig），能够在口腔唾液中分泌植酸酶，帮助消化猪饲料中的植酸。众所周知，普通猪饲料中含有的磷绝大部分是以植酸的形式存在的，因为猪本身不具备消化植酸的能力，所以必须在饲料中补充含磷的添加剂。这样做不但增加了养猪成本，还使得猪粪中磷的含量大大增加。这些磷一旦排入江河湖海，就会刺激浮游生物的生长，污染水源。中国环境部的调查表明，造成中国水源污染的最大原因不是工业，而是农业，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地球上一半以上的猪都是在中国被吃掉的。据说中国政府对加拿大培育出的这种转基因“环保猪”很感兴趣，已经引进了几头，正在进行评估。一旦评估通过，中国有望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

第2节 转基因三文鱼

一种能够缩短生长周期的转基因三文鱼早在17年前就被研制出来了，但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这种鱼迟迟上不了老百姓的餐桌。

2012年12月27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则声明，认为转基因三文鱼对环境没有不良影响，此前FDA已经得出结论说这种鱼对人体健康无害，FDA留给公众60天的时间表达意见，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这种鱼很有可能成为第一种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用动物。

有意思的是，细心的读者发现这份声明的落款日期是2012年5月4日，为什么FDA将其扣押了半年多才公布呢？很快有人爆料说，就在FDA公布这份文件的几个小时之前，一家名为“遗传科普计划”的支持转基因非政府组织（NGO）在其网站上抢先将文件公布了出去，并且指责美国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暗中阻止FDA及时公布这份文件。众所周知，去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转基因技术是一个敏感话题，奥巴马肯定不希望这件事影响自己的竞选。

FDA的发言人并没有针对这一指控发表意见，只是敷衍地说FDA一定会格外认真对待此事，毕竟这将是第一个获得批准的转基因食用动物。

不过，开发出这种转基因三文鱼的美国AquaBounty公司并没有对FDA的拖延表示抗议，因为这种鱼早在1995年就已经被制造出来了，该公司为了获得FDA的批准已经奋斗了整整17年，再多等半年简直不算个事儿。话虽如此，该公司在这17年里一共进行了超过50次安全评估试验，总耗资超过6000万美元，如果再这么拖下去的话，这家小公司肯定耗不起。

那么，这种转基因三文鱼到底安全吗？这就要看一看它到底转了哪种基因，以及饲养和管理方式是否科学。简单来说，美国市场上绝大部分三文鱼都是人工饲养的，大西洋三文鱼因为肉质鲜美，是主要的饲养品种。但是这种三文鱼在冬天会停止生长，饲养周期因此而变得很长，通常情况下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成熟。AquaBounty公司通过基因工程的办法将王鲑（Chinook Salmon）的生长激素基因转进了大西洋三文鱼体内，新的生长激素从分子结构来看和大西洋三文鱼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调节机制有细微的差异。在大洋鳕鱼调节因子的控制下，王鲑的生长激素在冬季照样活跃。于是，AquaBounty再将大洋鳕鱼的调节基因转入大西洋三文鱼体内，同时转入了上述两种外源基因的三文鱼终于可以在冬季继续生长，生长周期因此而缩短到原来的一半，只要18个月就可以上市了。

从这个过程来看，转基因三文鱼本质上和非转基因三文鱼是完全一样的，无论是肉质还是生长激素的结构都没有差别，因此FDA得出结论说，这种鱼对人体健康没有任何危害。有人怀疑这种鱼的味道很可能不够好，但这一点由消费者来决定就可以了，完全不是问题。

问题的关键就是生态环境。有人担心一旦这种转基因三文鱼逃逸到野外，会和野生三文鱼杂交，从而破坏原来的种群生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quaBounty公司专门培育出了三倍体雌性转基因鱼，也就是说，这种鱼不但只有一种性别，而且体内的染色体有3套，无法和二倍体野生三文鱼杂交，所以这种鱼是无法自行繁殖的。

不但如此，该公司还对转基因三文鱼的饲养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所有鱼卵只在加拿大一家实验室里生产，然后运到巴拿马的陆上全封闭饲养场进行饲养，保证转基因三文鱼不会泄露到野生环境当中去。

但是，如此严格的条件依然无法说服反转组织，他们坚持认为转基因鱼不安全，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在他们的游说下，FDA迟迟不敢做决定，一项本来能够降低成本，造福人类的新技术面临着胎死腹中的危险。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个被FDA毙掉的转基因动物。美国很早就有科学家试图开发出不含过敏因子的羊奶，以及富含奥米茄-3的牛奶。要想实现这两个目标，依靠传统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转基因技术。但是由于民众的误解，美国农业部担心这样的研究很难获得FDA批准，所以一直非常消极。据统计，由农业部拨款的研究经费当中只有不到0.1%是用来支持转基因食用动物研究的，于是很多研究人员不得不到国外去找钱，或者不情愿地改用传统培育方法。

这就好比一个人手边明明有把电钻，却不得不改用锉刀，工作效率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改用锉刀的原因和工具本身无关，完全是政治因素在作怪。

第3节 转基因鱼油

奥米茄-3脂肪酸是个好东西，但大自然所能提供的总量有限，必须另想办法。

鱼油被认为是一种对健康有益的食品，原因在于里面富含奥米茄-3脂肪酸。这是一类不饱和脂肪酸的统称，其中最有益的是两种，分别简称为EPA和DHA，前者对于血液循环系统有好处，可以降低心脏病的发病率，后者则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发育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每人每天至少需要吃进去400～1000毫克的奥米茄-3脂肪酸。问题在于，目前的生产水平只能保证全世界一半人口的需求，剩下的一半就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就要从奥米茄-3脂肪酸的代谢途径说起。

首先，人体无法直接合成奥米茄-3脂肪酸，虽然可以把植物油或者坚果中含有的亚麻酸（ALA）转化成EPA或者DHA，但转化效率很低，无法满足人体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奥米茄-3被称为人体必需脂肪酸，基本上只能从食物中获取。

其次，鱼类是自然界中唯一含有大量奥米茄-3脂肪酸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吃鱼有益健康的原因。但是鱼类本身也不会合成奥米茄-3脂肪酸，它们是靠吃海藻获得这种宝贵脂肪酸的。事实上直接吃海藻的小鱼体内的奥米茄-3脂肪酸含量也不高，但这种脂肪酸会随着食物链的上升而被富集，所以自然界含有这种脂肪酸最多的食物是深海肉食鱼类，比如三文鱼、鲱鱼和沙丁鱼等。但是，随着食物链的上升而富集的不仅仅是奥米茄-3脂肪酸，还有汞、二英和多氯联苯（PCBs）等有害物质，所以深海鱼类不宜吃得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深海鱼油成为一种非常畅销的膳食补充剂。正规厂家生产的深海鱼油只是把奥米茄-3脂肪酸提取了出来，有害物质则被去掉了，所以效果比直接吃鱼肉要好。

那么，有没有办法在工厂里生产奥米茄-3脂肪酸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太贵了，消费者吃不起。最好的方法是让某种高产的农作物自己合成，但这就需要用到转基因技术了。美国孟山都公司把奥米茄-3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转入了大豆当中，研制成功一种富含这种宝贵脂肪酸的大豆。用这种大豆榨出来的油所含的奥米茄-3脂肪酸几乎和鱼油一样，但却比鱼油廉价多了。可惜的是，由于来自民间的反转运动声势太过浩大，这种大豆一直没能进入市场。

为了绕过这个政治障碍，来自英国洛桑研究所的植物学家乔纳森•纳皮尔（Johnathan Napier）博士及其同事们成功地把奥米茄-3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转入了一种荠蓝（Camelina）的基因组当中，把这种植物变成了奥米茄-3脂肪酸的生物工厂。这种荠蓝是一种高产的油料作物，很适合用来生产鱼饲料。目前全世界每年从捕捞上来的海鱼下脚料当中能够提取出大约100万吨奥米茄-3脂肪酸，其中只有大约十分之一被做成了深海鱼油丸，其余的都被当作添加剂混入了鱼饲料当中。由于世界人口激增，对鱼的需求越来越大，鱼饲料越来越不够用了。但是如果我们能从这种植物中提取奥米茄-3脂肪酸的话，不但会极大地减轻海洋的负担，而且还能扩大奥米茄-3脂肪酸的来源，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这种有益的脂肪酸。

纳皮尔博士把这项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3年12月6日出版的《植物学》（The Plant Journal）杂志上。据纳皮尔估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种转基因油料作物将会在10年内实现商品化。

第4节 转基因蚊子

蚊子不但会咬人，还能传染疾病，比如每年导致全球5000万人感染的登革热就是依靠蚊子传染的。巴西是登革热的重灾区，在巴西北方热带地区很难通过减少积水来防蚊子，只能用蚊帐，或者喷洒灭蚊剂来控制疫情，效果都不太好，于是巴西政府拿出撒手锏，于2014年4月10日批准了一种转基因蚊子，使得巴西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向环境释放转基因昆虫的国家。这种蚊子是由一家名为Oxitec的英国公司研制出来的，转了基因的雄蚊子产生的精子有遗传缺陷，导致其生下的后代没办法正常发育，最终绝大部分都夭折在幼虫阶段，无法变成蚊子咬人。

当然，巴西政府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项计划经过了严格的野外测试，证明确实有效，比如在巴西登革热重灾区雅克比安（Jacobina）进行的野外试验已经使该城今年的登革热蚊子的种群数量下降了79%。

不过这个方法有个先天缺陷，那就是必须不断地向自然界补充新鲜的转基因雄蚊子，原因在于转了这个基因的雄蚊子几乎没有后代，转入的新基因遗传不下去，一旦停止人工补充，蚊子的种群数量就会缓慢恢复。转基因蚊子的培育是很花钱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方法很难大面积推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科学家改良了这个技术，培育成功一种新的转基因蚊子。这种蚊子被转入了一种来自黏菌的基因，它编码的蛋白质专门破坏精子生成过程中的X染色体，所以这种雄蚊子的后代性别比例发生了改变，95%以上都是雄性的。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一来雄蚊子不咬人，所以转基因蚊子释放后的第二年就可以见到成效。二来转入的基因可以遗传给大约一半的后代，不会消失，所以只要向环境中释放一次，理论上就可以使这种蚊子最终彻底灭绝。”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安德莉亚•克里桑提（Andrea Crisanti）博士介绍说，“另外我们还转入了多个拷贝，使得蚊子对这个基因出现抗性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

这个思路不新鲜，早在60年前就由著名的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比尔•汉密尔顿（Bill Hamilton）首先提出来了。当年他正是在伦敦帝国学院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提出这一设想的，他通过数学计算证明这个方法可以让某个物种灭绝，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行。但因为基因技术本身的限制，这个设想一直无法付诸实践，直到今年才终于获得了成功。

为了证明此法可靠，克里桑提和同事们在4个箱子里各引入了100只雌雄各半的蚊子，模拟自然的状态。然后在每个箱子里引入30只转基因雄蚊子，4代之后箱子里的雌蚊子数量便大幅度减少，又过了2～3代之后，其中的3只箱子里便找不到一只雌蚊子了，这就意味着这个封闭种群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克里桑提博士将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4年6月10日出版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期刊上，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反对者认为这件事就相当于人类主动地灭绝一种生物，太不人道了。

确实，虽然人类无意之中让很多生物走向灭亡，但真正主动消灭的只有两个物种：天花和牛瘟。这两个物种都是致命的病毒，所以没有太多争议。但蚊子毕竟是一种昆虫，反对的声音恐怕会很大。不过，一位和此项实验无关的生物学家卢克•阿尔菲（Luke Alphey）认为这件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蚊子都不是生态系统中的主要角色。”阿尔菲说，“更重要的是，这个转基因实验的对象是冈比亚按蚊（Aedes aegypti），只有这种蚊子才会传播疟疾，另外3000多种蚊子都不会。”

第八篇 转基因话题的媒体呈现

引言

第1节 普及转基因的历史

转基因技术从理论到实践只花了很短的时间。1973年，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柯恩从一种非洲爪蟾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DNA，“偷偷”塞进了大肠杆菌的质粒中，获得了成功。这个“倒霉”的大肠杆菌是历史上第一个被人工转了基因的生物，这件事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生物工程学（又叫基因工程学）——的诞生。

可惜的是，柯恩只对转基因技术在生物学研究方面的应用感兴趣，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波伊尔却意识到了这个新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巨大潜力。1976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让细菌帮助人类生产有用的蛋白质，比如胰岛素。一位风险投资商认同波伊尔的看法，两人联手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取名Genentech。1978年，波伊尔成功地把人类胰岛素基因转进了大肠杆菌，“骗”它们生产出和真品完全一样的人类胰岛素。换句话说，人类使用了很多年的人工胰岛素制剂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在农业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比细菌短得多，原因在于植物的转基因很不好做，技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很多。但是，即使只有这短短的十几年，转基因技术也在农业领域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中国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那就是转基因棉花的引进和种植。

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整个棉花产业搞垮了。爆发的原因在于棉铃虫对普通农药产生了抗性，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当时中国农业部门束手无策，只好从孟山都引进了转基因抗虫棉，这才控制了虫害，保住了中国的棉花种植业。

第2节 如何报道转基因

报道转基因需要具备国际视角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全世界一共有29个国家的1540万农民种植了22.2亿亩转基因作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总共有59个国家批准进口转基因作物用于食物和饲料以及释放到环境中。转基因种子的全球市场价值为112亿美元，商业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棉花产品的总价值约为1500亿美元。

从育种的角度考察转基因技术

如实报道转基因的缺点

有人说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甚至会造成不孕不育等。这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目前尚没有一例被证明是真实的。但实际上，转基因确实具有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那就是过敏。不过，在任何一种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之前，科学家都必须对其致敏性进行严格的检查。相比之下，杂交育种获得的产品就没有这个过程。

用大视角看待转基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