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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资本：金融风暴后华尔街的八个故事 |
序 金融危机爆发，华尔街招来了整个世界的愤怒
在华尔街，年轻人充满魅力，又忍受着被虐。一方面，你比同龄人挣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你要遭受谴责和侮辱。
当2010年大学毕业搬到纽约后，我开始对金融与商业感到好奇。经济还是一团糟，全世界对于华尔街银行的愤怒之情依然猛烈。政客和学者都严厉谴责濒临破产、等待救助的银行里那些银行家们的贪婪，很多人甚至呼吁对他们进行控告甚至逮捕。 HBO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赫在节目中打趣说要将华尔街的高管们执行死刑；一个网络服装销售商设计了印有“我恨投行”的T恤，以一件18.99美元的价格进行销售；英国上市了一款“猛K银行家”的新游戏，在这款游戏里，银行家们穿的是细条纹服，玩家们手握大头槌，追打他们。（据BBC报道，这款游戏一经面市就大受欢迎，以至于木槌很快就被敲坏，需要更换。）
所以， 2010年，我就开始慢慢往金融界靠拢。我阅读大量投资银行业务的书籍和文章，参加入门级分析师的工作培训，混迹于金融人常待的酒吧，想方设法拿到各种聚会和社交活动的邀请函，即使拿不到，也想办法混进去。
第一章 华尔街人不再是“宇宙的主人”吗
只要你聪明能干，愿意吃苦，就可以成为金融界里所谓的“PHD”——贫穷（Poor），饥渴（Hungry）和发愤（Driven）的人，并最终混进金融界的核心圈。
阿让今年22岁，自信不凡。他眼睛明亮、鹰钩鼻子，微微有点小肚子。今天是他第一天到花旗集团上班，职位是企业并购分析师。他脖子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心也在怦怦乱跳。虽然看上去有些紧张，但他现在感受最强烈的，是重新被激发的燧石般的坚定决心。经过了数千小时的准备，几十场面试，发了好几十封精心构思的电子邮件，再加上一个非常幸运的机会，他才最终成为这家华尔街大公司的初级员工。而这个工作，他已经追求了好几年。
得到了雷曼兄弟公司的注意，阿让首先感到的就是幸运。他读的是福特汉姆大学，这是一所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的天主教耶稣会私立大学。这所大学虽然学术上很强，但不是华尔街的目标大学。华尔街的目标大学通常包括常春藤联盟大学以及诸如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学校。这也就意味着他得更加努力，才能迈出进入金融圈的第一步：他参加了福特汉姆大学里的金融协会，到哥伦比亚商学院去听课，有空的时候还要看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学习投资人那种说话的腔调。他的策略果然奏效了。大三时他获得了在雷曼兄弟公司实习的机会，干得非常出色，在大三暑假结束时，就收到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全职录用通知，一等毕业就可以到雷曼兄弟公司上班。招聘他的人压低了嗓音，悄悄告诉他，那一年，他是唯一一个得到雷曼兄弟公司录用通知的福大学生。
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被收购后，巴克莱资本的人力资源部门曾试着为那些被踢掉的分析员们找到新的工作，给阿让找的工作，是迈阿密的一个小型私人财富管理公司，但这简直就是在伤口上撒盐，就像是你原本是棒球名队扬基队的主力，首发阵容的一员，现在却把你裁掉，然后给你在托利多泥母鸡队找了一个位置，而且还是替补！
阿让知道，华尔街的工作有着严格的权力等级。在每个公司，都有后台工作人员，他们负责进行交易结算，维护公司电脑系统，以及其他各种技术和行政工作。后台往上则是中台，中台包括各种各样互不相同的工作，比如法务、合规、内部风险管理等等。这些工作本身不直接产生收益，但对银行的运转非常重要。中台往上就是投行业的“应许之地”——前台了。前台是每个人在想到华尔街时脑中首先出现的印象——穿着细条纹西服的交易决策人（Deal Makers）和涨红了脸的交易员（Traders），他们挣着大把大把的钱，还能上《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在决定干金融的时候，阿让就下定决心，非此不干。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随着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美林的售出，所谓美国银行的大拿，就只剩下高盛、大摩、花旗、美银美林和摩根大通五家了。而即使是这些公司，看起来也并不太平。在整个金融业，成功与失败的标志也在不断变换。那些小而精的公司，比起大型跨国金融集团，更能抵御经济危机带来的变化；前台的业务员被解雇，而后台的IT却升了职；原来好的现在不好了，而原来不好的现在却好了。
那一年，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华尔街绿洲（Wall Street Oasis，人气颇旺的金融业网站）的留言板上，贴满了对金融业充满抱负和困惑的年轻人的帖子，思考着金融业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重新思考华尔街？银行业能恢复吗？需要多久？银行今年真的都不再招人了吗？
第二章 美银收购美林，影响到了金融人什么
老板给她项目所作的修改，细致到诸如把阿拉伯数字“2”改成英文单词“two”，对细节如此严格的要求简直让她发疯。
6月，切尔西来到位于曼哈顿的皇冠假日酒店，开始参加培训。在那里，她第一次见识到新美银美林究竟是如何在草率和匆忙中搭凑起来的。分析师有好几百个，经理却少得可怜，监管也明显缺乏。合并后的新公司内部存在着文化冲突，而且十分明显。美国银行是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雇员超过20万，零售网点和ATM机遍及全美各地。而美林证券则是一家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专做大生意的专业金融公司——所谓的“上流公司”，一直以奉行精英主义路线为傲。其投资银行部门更是贵族中的贵族，员工大多招的常春藤，业务则只做最赚钱的公司咨询和证券发行，以及超级富豪的财务管理。事实上，很多美林人都把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存款、抵押房贷和大众信贷，看成低等的业务。
在所有空缺的职位中，切尔西觉得她最喜欢按揭销售。由于之前曾在营销部门干过，她得出结论，只要搞懂了按揭贷款衍生品，按揭销售就跟销售其他东西没什么区别了。她在心愿卡上将按揭销售列为了首选，然后一直等着培训期最后一天的到来。到了这一天，一名人力资源部派来的代表把这30来名做销售员和交易员的新人们召集到会议室，分配他们的去向。
“切尔西，你去公共金融部。”人力资源部派来的女代表通知她。
切尔西强忍住了泪水。她原本希望能够进一个能证明自己价值的部门，从事自己擅长的岗位，沉下心好好做。而现在，短短几天后，她又得去做自己几乎不懂的事情。那天晚上，她和朋友们去了一家酒吧，一直喝到眼前一片模糊。
“他们不该雇用我，”几天后她告诉我，“我是这里最笨的人，我对这个一点也不懂，我对行业术语和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感到不知所措。”
工作辛苦切尔西倒不怕，她就是为了挣钱才来华尔街的。她知道，长时间工作和辛苦做项目是赚钱的代价。为了上大学，她已经欠下了十多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她的基本工资是6万美元，她希望可以把大部分的基本工资和所有的奖金都存下来，以便能够尽快开始分期还款。然而，她还是怀念学生时代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感，那时她可以去听各种稀奇古怪的课，读成堆成堆的各种好书，就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写长篇长篇的论文。
第三章 华尔街的招聘机器是如何运转的
一场类似末日大决战的金融危机，似乎也未能将华尔街逐出神坛。如果宾大学生都不能被经济危机影响，如此步调一致地走向银行，那么金融业在优秀大学生心中是不是依旧占据着重要位置？
我到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我到宾大的那天，天上下着倾盆大雨。雨虽大，却也无法阻挡学生们赶往休斯顿大厅的步伐。在那里，成百上千名热切的宾大学子，大二、大三、大四的都有，身上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腋下紧紧夹着真皮公文包，正排队进入摩根士丹利的招聘会现场。在这里，他们将聆听一个小时的摩根士丹利宣讲会，如果顺利的话，也许能够收获一两张名片。
在选择要参观的学校时，我选择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是有原因的。像所有的常春藤盟校一样，宾大每年都会为金融服务行业输送大量毕业生。 2009年，进入金融服务业的宾大毕业生占该校全体毕业生的比例约为30%。然而，宾大之所以与华尔街的联系特别紧密，是因为它的沃顿商学院。这个既有本科又有研究生的学院，被认为是全美国培训年轻金融家的第一摇篮——有点华尔街西点军校的味道。每年，沃顿商学院都有600名左右的毕业生走出校门，通常，超过一半的毕业生会进入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其他各种金融服务类公司。沃顿商学院培养的著名金融家中，包括赛克资本（SAC Capital）创始人，亿万富豪史蒂文· A. 科恩（Steven A. Cohen），“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以及“地产之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沃顿校友名人辈出，加之育人理念先进，学生专业扎实，使其成为招聘者们趋之若鹜的地方。
当然，就算拥有宾大学位，想要在华尔街的顶级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也绝非易事。在金融行业动荡时期，更是如此，因为申请岗位的毕业生人数差不多，而职位却少了。比如，最近某年，摩根士丹利计划招聘的1200个全职分析师岗位，就收到了90000份申请，也就是说，其录取率只有1.3%。而且，大多数银行50%到90%的全职岗位会从上一年的暑期实习生中招聘，也就是说争取最佳工作岗位的角逐通常在大三就已见分晓。
争取华尔街工作机会的竞争如此残酷，以至于还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为梦想成为银行家的学生们提供助力的产业。现在，花上79.99美元，你就可以从华尔街绿洲（Wall Street Oasis）那里买到投行面试备考集锦；你也可以以99美元的价格从备考华尔街（Wall Street Prep）那里买到名为“投行面试撒手锏”的网络视频课程和PDF讲义；或者，如果你真的志在必得，不在乎花钱，你还可以花3000美元从爱姆特公司（Adkins Matchett and Toy）购买一个为期四天的“实习生核心技能”培训课程。
沃顿商学院的学生一般不需要这些辅助培训，因为在课堂上他们已经学到了先进的金融技能。然而，为了争取到在理想的金融公司工作的机会，他们也会花数月时间修饰自己的简历，练习面试技巧和电梯演讲，仔细研读《华尔街日报》“金钱与投资”版以获取足够的知识，在面试时令招聘者刮目相看。然后，每一年，招聘季到来时，他们便走向信息通报会，开始完成“交易”。
以往的招聘并没有现在这么痛苦。过去很多年，华尔街银行招人跟其他任何公司一样，没什么区别，都是从顶尖大学招一些毕业生，从低阶岗位开始干，也没有固定雇佣期限，不出问题的话可以一直干下去。但在80年代初，各银行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招聘方式。这种新的方式后来成为现代华尔街聘用程序，即大四毕业生先被聘用两年，担任分析师。在两年聘用期满后，这些分析师们将去对冲基金或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找工作，或者，在少数情况下，继续留在银行再干一年。而那些没有被留任的人则会被客气地扫地出门。
这种新的用人方式“工作满两年后离岗”，是一个妙招。它将华尔街的工作以临时雇佣而不是终身雇佣的方式向本科毕业生进行推销，使得银行能够吸引到一整批一整批完全不同的新人——头脑聪明、雄心勃勃的大四学生，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成为银行家，但可以考虑先在银行工作两年，获得一些通用的商业技能，在简历上增加一个著名公司的工作经历，为下一步做点准备。除此之外，这一用人模式还意外造就了一代金融家——那些毕业于名牌大学哲学或历史专业，对高级金融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或天赋，但毕业30年后仍然在大型银行任职领薪水的人。
银行里来招聘的人中，也没有人提到毕业生们之所以会被华尔街吸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做分析师的话，第一年就可以拿到70000美元左右的起始年薪，每年年底还有奖金，而且奖金数不低于50000美元。
没有公开谈钱的事，这一点我没有想到，尽管也没有什么好吃惊的。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丰厚的薪水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华尔街吸引某些年轻人的关键。在我来宾大前的几个星期，在我主观认为大学毕业生们纷纷涌向华尔街找工作只是为了赚钱时，一名在高盛的分析师打断了我，向我解释了“钱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华尔街吸引某些年轻人的关键”这一可能。
“钱是部分原因。”他说，“但更主要的是，选择华尔街比较容易。”
他接着解释说，通过校园招聘，对学生灌输信息，同时，把岗位申请简化到只需朝盒子里投下一份简历，招聘者不厌其烦地跟进并许诺在大四秋季时，比大多数其他行业早几个月，就向应聘者反馈录用信息。华尔街的银行已经成了那些职业选择上存在困惑、不想因为上了法学院或医学院就把自己锁定在狭窄的职业轨道中并希望推迟两年再做出重大决定的名校学子们的热门选择。换句话说，银行已经变得十分擅长于考虑这些学业优异的年轻人的焦虑，并给出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我们认为华尔街是风险偏高型行业，但它的招聘最能吸引那些恐慌和不安的人。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风险规避，”前面提到的那位高盛分析师告诉我， “你想想看，除了没法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还有高科技创业公司相比以外，去银行工作，你能挣到很多钱。但去对冲基金、私募和高科技公司工作的风险很大，困难也多。因此，如果在我大四那年的9月份，有一家银行过来找我，向我提供一份待遇优厚的好工作，而我不用太费劲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那么，比起其他任何我可能想做的工作来讲，我肯定都会优先考虑这个的。”
第四章 分手是华尔街年轻人的必选项吗
在他看来，曼哈顿有着一种充满活力的热闹。这个城市，是一个权力形成、社会和经济资本积累、每一个普通的日子你都可以看到几十种不同人性的地方。
也许，他想，他需要一点鞭策，而分手，可能正是他所需要的。
他的计划在星期天早上，当到达办公室本以为能快速地开展工作时，就遇到了阻碍。他原计划在办公室跟一个实习生碰头，一起处理一个“买家ID”（并购活动中用于将一家公司推销给几个可能感兴趣的公司）的资料册。德里克是主动来帮忙的，但当他到达办公室时，却找不到那个实习生。最终，该实习生抱歉地给德里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自己食物中毒，没法去办公室了。德里克知道所谓的“食物中毒”只是酒喝多了宿醉的一种隐晦的说法。没办法，德里克给主管他的一名助理（年龄稍长，毕业于商学院，直接管他的一名上司）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没有那个实习生，没办法完成这个事儿。这名助理马上给他回了电话。
“听着，”他说，“对于你的进度安排我已经相当宽松了，对于这个周末你想要做的事情我也尽量灵活安排。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客户需要这份资料。很遗憾那个实习生没有来，但我不管，这事得你负责搞定。”
德里克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了，我把它搞定吧。”
然后，带着沉重的心情，他给艾莉卡打了电话：“嘿，我需要处理点事儿。一两个小时应该能弄完，爱你。”
第五章 后危机时代投行人的生活
现在，和金融危机之前一样，一个入行第一年的IBD分析师一周工作100个小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就相当于，他们工作日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周末两天每天还要工作10个小时。
入行第一年的IBD分析师，工作内容大部分是收集、组织和提交金融数据。如果一家银行试图说服一个客户（例如苹果）去购买另一家公司（例如微软），该银行的分析师首先就要收集一切能够搜集到的关于苹果、微软、苹果和微软的所有竞争对手以及整个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财务信息。他们需要从FactSet， Bloomberg和S&P Capital IQ等收费服务商那里获取有关收入、支出、利润、回购、分红、长期趋势、评级变化、股票大宗买家和大宗卖家等所有的以及更多的信息。这些数据获得后，会被放到一个“模型”（一个用来计算拟定交易的具体细节的大型Excel电子表格）中。对于一个“苹果—微软”这样的交易来说，这个模型可以对微软的现在和未来的价值做出合理的预估，并能表明如何最好地收购微软，收购微软的风险在哪里，收购微软对苹果公司的长期财务状况和产品线可能有什么好处。模型一旦建立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数据也就会填进整洁有序的各种表和图中，插入到一个模板里，变成一份“项目建议书”（一本装订专业、极有说服力的册子），通篇几百页，内容详尽地向苹果讲解，究竟为什么应该并购微软，以及究竟应该为它付多少钱。
投资银行对数据模型和项目建议书的要求很高，拼了命地确保其完美无瑕，细致到连一个逗号或者小数点都不能出错。数据模型和项目建议书统称“交付品”，因为都要交付给客户。这些工作就是分析师所要做的。每天，分析师们都在部门总经理（MD）、部门副总（VP）和助理的支配下辛勤劳作。任何一个人，任何时候，在任何交付品上，都可以要求他做出修改。也许，凌晨3点， MD想把项目建议书63页的折线图变成柱状图，那么，一个好的分析师就应该立即起床并马上开始修改。也许，在圣诞节， VP在一个Excel模型的L57格处发现一个单元格引用有问题，不能指向所引，那么，负责这个表格的分析师最好就先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再拆开礼物吧。
“在你的资历还不够老的时候，你无法控制自己的节奏，”一名华尔街高管告诉我，“你总在待命。就这方面来说，分析师跟医生的生活有很多类似之处。”
在一次深夜采访中，一位分析师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向我描述了他的焦虑和倦怠。听了他的描述，我想起了最近在《金融家》（一本关于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老书）中读到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于1976年（比汤姆·沃尔夫创造“宇宙的主人”——Master of the Universe这个词还要早十年），文章在谈到投资银行家时，把他们描述得像是一种新发现的超人物种一样：
他们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昂贵的古董和原创的艺术品。他们穿着500美元一套、旧式风格的西服套装，给罗马、苏黎世或者法兰克福打个电话，就像大家给隔壁邻居打电话一样……他们策划安排的交易，都是成百上千万美元的交易，而且，尽管他们只是提供中间人服务，但服务提取的佣金，都非常丰厚，使得他们也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工薪族。他们就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是为美国大公司筹集数十亿上百亿美元现金的人。
这篇文章所描述的，或许是1976年高级银行家的真实写照，但它和我听到的众多年轻分析师所描述的后危机时代的银行人的生活完全不同。今天，更精确的描述应当是这样的：
他们的办公室到处都是发了霉的外卖餐盒和沾有汗迹的内衣。上周带来的装干净衣服的袋子里，还剩下什么他们就穿什么，而他们自己，也已经两个月没见阳光了。他们为客户做着客户从来都不看的项目建议书，为Excel表格对齐不当而招来训斥。这一切，都是为了年底时能够得到一笔数量还不错、不至于让自己想跳地铁自杀的奖金。他们是华尔街年轻的投行人，他们只想睡会儿觉。
第六章 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是来赚钱的
高盛的销售和交易实习以“职位争夺”而出名，为期十周的实习竞争激烈，在很多方面类似于兄弟会招收新成员。
杰瑞米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华尔街工作。他曾经对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和政治很感兴趣，而且，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曾用六个月的时间，花了好几千块修草坪挣来的钱给自己的车改装涡轮增压，从那时候起，他还一度想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但是，在跟哥大赛艇队高年级的队员交流后，他决定申请去银行实习。他知道，在投行中所能学到的技能将可以用于任何其他工作。他也知道，在高盛为期十周的实习工资，大概是15000美元，这一大笔钱足够他大四一年好好花的了。
所以他积极地争取暑期实习的机会，当他得到这个机会后，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阅读了大量诸如Dealbreaker和Wall Street Oasis之类的金融博客，在梅西百货买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用父母的信用卡），浏览一些金融类的职业指南，了解取悦公司领导的技巧。
在高盛，公司的等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前，自营交易部是最赚钱最有地位的部门。自营交易部的交易员用公司的钱进行大额、杠杆式地赌注，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后来出现了一个叫作“高盛主战略”的团队专门做自营交易，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部门，包括以自营交易为核心的商品和抵押贷款交易员，以及在高盛内部被称为SSG （特殊情况处理小组）的精英投资团队。杰瑞米曾听到别人带着恭敬虔诚的语气提到这些团队，但也听说这些人已经开始变得不太吃香了。一项备受期待、旨在打击自营交易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沃克尔规则（以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的名字命名），正在推进实施，整个华尔街自营交易业务辉煌的日子似乎也已经为数不多了。
商品部是高盛最热的两三个部门之一。这个部门在公司内部被称为杂乱无章的地方，在这里，巨大的风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肾上腺素水平几乎和奖金一样高。杰瑞米立马就知道，这就是他想要去的地方。
商品部的光荣历史可以追溯到1981年，那一年高盛收购了大型商品贸易商J. Aron。这个收购一开始非常艰难， J. Aron公司是以作风强劲、冷酷无情，一切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文化而出名，这一点和高盛低调文明的行为方式不太契合。（有好多年，在高盛总部， J. Aron都用自己单独的电梯。）但近年来， J. Aron已经开始从内部同化高盛了。 J. Aron的交易员，盖理·科恩（Gary Cohn）成了高盛的总裁；另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后来做商品交易员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则被任命为了高盛的CEO。由于它的成功， J. Aron对自己的历史很骄傲，而且还认为自己是公司内部的大佬帮。在并购完成三十年后，好多高盛交易员在介绍自己时，仍自称为“J. Aron的某某”。
“我想去商品交易部工作。”他说。
格雷厄姆呵呵一笑。杰瑞米想要进高盛做商品交易工作，还有好几道门槛要过——先得能被高盛聘用，然后还要通过系列7和系列63考试。但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他们都谈与商品交易相关的工作——工作的具体内容，有哪些风险，不同种类的产品的市场情况如何等。
“那么，”格雷厄姆最后说道，“现在你知道，你要进入的行业是什么样的了，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我们是来赚钱的。”
杰瑞米一直在点头。又谈了几分钟后，格雷厄姆对他有了最终印象，这个孩子很机智，他很喜欢。因此，在第三次轮岗结束，销售和交易部门的主管们列出他们明年想要聘用的实习生的名单时，“参议员”把杰瑞米列入了自己的单子里。
作为律师和编剧的儿子，萨姆森家境良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大一时就已决定同时攻读经济学和心理学双学位。那一年，他还被招进了一个饮食俱乐部——普林斯顿兄弟会式的组织。在俱乐部里，他听到了一些高年级的同学谈论金融。在他们的推荐下，萨姆森开始阅读《说谎者的扑克牌》，以便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说谎者的扑克牌》这本书由迈克尔·刘易斯所著，是一本回忆录，讲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事。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进行高盛实习面试，对他来说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第一轮面试，高盛人向他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如“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份工作”和“告诉我你最近一年中所读到的十个有趣的财经要闻”。第二轮面试有一点困难，包括了下面的谜题：
我刚发明了一个游戏。游戏规则是，我抛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朝上，你给我一美元，游戏结束。如果反面朝上，你就来抛一次。如果是正面朝上，你给我两美元，然后游戏结束。如果还是反面朝上，你再抛。第三次，如果正面朝上，你给我四美元，游戏结束；如果还是反面朝上，你再抛。依此类推，每多抛一次出现正面后需要支付的钱加倍，出现反面就继续抛。你觉得我需要先支付你多少钱，你才会同意玩这个游戏？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种叫作马丁格尔策略（输后加倍押注以期最后赢回）的法式投注策略。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考察应聘者对低概率、高影响力的尾部风险的理解。其思想是，虽然游戏的理论预期值是一个很小的负数（因为也许抛了几次后就会出现硬币正面朝上的情况，从而结束游戏并限制进一步的损失），但是也存在一种能够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很小的结果，就是反面一次又一次出现直到你欠下了数百万美金。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从一个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作为交易员的思维；回答只需要给他一美元就可以玩这个游戏的人，可能没有仔细思考过尾部风险的情况，而回答需要给他一大笔钱才能玩的人则有点过于谨慎。尾部风险是一个后危机时代金融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在次贷泡沫膨胀时，金融机构所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忽视了整个互相联系的金融体系也会崩塌这个很小的可能性。
萨姆森对赌博略知一二，他读过一些有关算牌的书，也和朋友一起去过几次拉斯维加斯。但他从来没有想到马丁格尔策略会被当作一个金融职位的面试题目。他谈了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并努力向面试官展示了自己在博弈论和概率论方面的知识。两个星期后，萨姆森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邮件通知他，他获得了高盛固定收益、货币和商品部门的实习机会。固定收益、货币和商品部门被称为FICC，该部门负责高盛所有的债券交易、按揭贷款销售和其他类型的固定收益交易，是公司最赚钱的部门之一，其收入占整个公司年收入的50％到70％不等。进入FICC，也就意味着，在高盛这个赚钱的剧院中，他被邀请于前排就坐。
2009年夏天，马特·泰比在《滚石》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高盛“就像一只盘踞在人类头上的吸血怪兽，时刻准备将它的触角伸向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落”。对高盛的大量批判自此开端。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关于高盛危机时代的各种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其推出的以抵押担保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上。高盛一方面将一些CDOs出售给客户，一方面却断言这些凭证会失败。 2010年4月，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起诉高盛公司和一个名叫法布里斯·图尔的抵押贷款交易员，在一个名为Abacus 2007-AC1的抵押贷款CDOs交易中欺骗了投资者。此时，高盛的问题开始爆发。高盛的抵押贷款交易部门，也是萨姆森要去工作的部门，是销售Abacus交易的部门，同时也是公司大规模看空房地产行业的部门，正是丑闻的焦点，也很快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四百来人的部门中，很多主管的电子邮件证明高盛有罪，并在SEC诉讼中被披露，包括一些顶级抵押贷款交易员将某个特定的抵押贷款CDOs称为“垃圾”并秘密谈论整个房地产行业即将崩溃的邮件。如果高盛是一个吸血鬼怪兽，抵押贷款部门就是吸血的嘴。
“你铁定很快就不会再交易任何抵押贷款产品了，”在他们观看C-SPAN播放的听证会时，萨姆森的一个朋友笑着说道。
但是他这位朋友错了。在Abacus丑闻之后，确实有几个高盛交易员离开了，但5月萨姆森从普林斯顿毕业的时候，这个部门还在。而现在，当这个部门正舔舐伤口，努力东山再起时，萨姆森将以一名最新成员的身份，加入其中。
当他缓缓走到Frying Pan酒吧的吧台，再要一瓶啤酒时，萨姆森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自他实习期开始的第一天就一直停留在他脑海中，那就是：我只是希望我能坚持下去。
第七章 华尔街文化的洗礼
一些人开始穿昂贵西装，会在闲谈的时候使用诸如“delta”和“top-tick”等金融术语，这标志着华尔街文化已经对他们的内心产生影响了。
一些人开始穿昂贵西装，会在闲谈的时候使用诸如“delta”和“top-tick”等金融术语，这标志着华尔街文化已经对他们的内心产生影响了。另一些人，不管采访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都在边接受采访边喝酒。还有几个人开始用“我们”来称呼他们公司，“我们星期一做成了一笔交易”，“我们看好房地产”等。
融入华尔街，第一步就要学会一种略微不同于普通语言的语言。在华尔街，分析师们很快就学会了用“equities”而不是“stocks”来指代股票，把“leverage”既当名词又当动词，并很快学会了各种业内术语，一开口就是长串长串的各种缩写词，如DCF、 CIM、 LBO、 VIX等。
新入行的分析师们需要模仿金融家们的举止行为，包括穿衣打扮。对于男人来说，标准的穿法是深蓝色西装，白色衬衫搭配深色平纹领带。对于女性来说，保守持重是要领——不要穿低胸上衣、超短裙或者太过暴露的衣服。不论男女，都要避免两个误区：穿戴得比老板还好（戴百达翡丽的手表，穿古驰的鞋子，背爱马仕包或穿戴其他彰显身份的奢侈品）和过分时髦亮丽或与众不同。一家大银行的分析师告诉我，一个男同学，在培训开始的第一天，穿着一件棕褐色棋盘格花纹外套，里面配着一件黑色高领毛衣，结果其他人侧目窃笑，丢尽了脸面。
同时，在分析师们被华尔街影响之时，他们也正慢慢与外界隔绝。大多数大型投行的办公室里， Facebook、 Twitter、 Gmail和其他社交媒体都是被屏蔽的。也就是说，除了个人手机以外，一名分析师与非金融行业的朋友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其他便捷的联系方式了。吃饭、健身、理发、干洗，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可以在办公楼内部完成，这也更加减少了分析师们与外界接触的必要。公司福利变成了麻醉剂、毒品，其结果是，员工们用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了，而脱离金融泡沫的欲望则更淡了。
在我们的采访快结束时，我问理查多·赫尔南德斯在华尔街工作几个月来有何感想，他给了我一个永恒不变的答案，这个答案在2010年仍和1987年一样常见。
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银行挺好的，但是你做过之后，就不想再做了。”
第八章 华尔街的女人们
2006年《纽约时报》开展的一项分析研究发现，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中33%是女性，但是，新晋的全职助理和担任主管的人中女性就分别只有25%和14%，女性CEO就更没有了。
环顾喜来登宴会厅，朴秀珍看到了许多长裤套装。大部分的长裤套装，都是黑色和深蓝色，但偶尔也有红色。她想，这说明应该是有职位非常高的管理层在吧。在金融界，除非真的很有权势地位，并且扛得住，否则一般人是不会穿红色套装的。
华尔街女性的晋升问题原本就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2008年经济危机前几年和经济危机时，金融界最资深的女性高管（业界高管，金融行业年轻女性的榜样）中，有好几个人失去了工作，职业的晋升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了。佐伊·克鲁兹（Zoe Cruz），摩根士丹利的二号人物，于2007年底被该公司CEO约翰·马克（John Mack）解雇。艾林·卡兰（Erin Callan），雷曼兄弟首席财务官，在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前不久被解雇。两个月后，萨莉·克劳切克（Sallie Krawcheck），花旗集团的高管，也被迫离职。克劳切克后来又进了美林银行（但又再次被扫地出门），她后来曾说过一番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她说，这些都不是意外，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女性的境遇比男性更糟糕。“就每一例个案而言，在确定谁被提拔的时候，他们总是选择已知的，即那个看起来和听起来都跟现任领导很相似的某个人，”在写到男性高管时克劳切克是这样描述的，“在公司和公司业务处于压力状态下时，尤其如此。”
按照《华尔街的女人们》的作者梅利莎·S. 费希尔（Melissa S. Fisher）的说法， 2000年到2010年之间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性人数下降了2.6%，而同一时期金融行业男性的数量增长了9.6%。在费希尔看来，女性群体数量减少，部分原因是经济危机。“许多人认为，他们那一代会出现一个女人打破金融行业的玻璃天花板，成为CEO，”她写道，“但是，这些女人不但没有成功地打破性别界限，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地位直线下降。”
秀珍曾希望通过参加华尔街妇女大会厘清一些问题，并希望听取一些在职业生涯中已经取得成功的女性讲授她们的经验。但令她失望的是，这些人在性别不平等方面并没有谈太多，大多数参与讨论的女嘉宾似乎更喜欢吹嘘自己遇到的歧视是多么地“少”。（大概是因为，她们想让人们觉得她们在工作上是如此能干以至于他们完全能够超越性别差异。）在嘉宾讨论中，一名德意志银行的女高管在回答女性在社会交往中如何与男性平起平坐、被同等对待时说道，她“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自己不能参加的‘男人俱乐部’。如果他们要出去喝酒，我也总是跟他们一起去”。
第九章 电影《华尔街》天天都在上演
他喜欢进行这种交易所需的快速思维和敏锐分析，而能够在交易大厅里站起来并大声喊叫，让他感到自己就像是在演一部华尔街的电影，而电影的背景是早些年更激动人心的华尔街。
一天中，客户们会打好几次电话，问一些非常细的问题，而杰瑞米总能运用新学的知识。
比如说，某个大型航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可能会打电话问：“你能提供50份基于2015日历年70～110领子期权的报价吗？”（这句话实际要说的是：如果我要购买一份看跌期权执行价在70美元每桶，看涨期权执行价在110美元每桶，基于2015日历年油价水平，能够每个月为50000桶石油提供担保的领子期权——一种能够允许买家有效地针对油价上涨采取保险措施而不需要预先支付大笔费用的交易，具体操作方法是针对同一证券同时买进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请问我需要支付多少钱？）
这时，杰瑞米通常会让客户等一下，然后用高盛专有的期权定价软件确定出合适的交易价格。一旦确定好价格后，他会再次拿起电话跟客户报价。
“我可以做到4美元。”他会这样告诉客户，意思就是：这一交易的期权费为4美元每桶， 50000桶， 12个月，共计240万美元。
“好的，那就按这个价买吧。”客户会这样说。
然后，在成交之前，杰瑞米会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朝坐在若干排之外的资深交易员马格努斯喊一声，以确认4美元的价格是否仍然有效。
“喂，马格努斯!”他说，“你那边2015日历年， 70～110领子期权的报价没有变吧？”
“是的，没变！”马格努斯会大声回答道。
“好的，那我们就按刚才给您报的这个价和您要购买的数量买了啊。”杰瑞米会这样告诉客户，然后挂断电话，将交易记录下来。
做一笔这样的交易最多花费5分钟的时间。但是，它能让杰瑞米激动好几个小时。他喜欢进行这种交易所需的快速思维和敏锐分析，而能够在交易大厅里站起来并大声喊叫，让他感到自己就像是在演一部华尔街的电影，而电影的背景是早些年更激动人心的华尔街。
初级分析师们，似乎天天都精疲力竭，而且，处理日常任务似乎也总得那么精细，不仅得小心取悦老板，细抠每一页的项目建议书，还得小心翼翼避免惹上麻烦。这是一种认知分流，而且日常问题总是优先放到了比更长期、更大的问题更靠前的位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更长期的、更大的问题是依然存在的。事实上，我常常发现，与那些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的高管们相比，年轻的分析师们更容易说出自己的疑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些高管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自我支持的道德框架，使得他们在金融行业工作丝毫不会感到内疚和悔恨。
第十章 干劲和野心可以变成财富
尽管白天疯干、晚上苦熬肯定会让他折寿，但他确信，当他有足够多的金钱和足够高的地位，帮自己家挤进上等社会，并且有足够的余钱来维持生活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第十一章 华尔街都有个“疯帽子”老板
受到了责骂，她期待着她的老板能来为自己辩解。毕竟，他们都是她的领导，是负责周报向客户发送之前，最终审核检查的。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说什么。最终，她认识到，这个事儿只能自己全部承担了。
切尔西的挫败感和痛苦，另一半来自于工作。上班不久，切尔西就觉得她的工作没法干了。从参加乡村俱乐部的那天起到现在，她了解了很多公共金融方面的知识。她所在部门的工作，主要涉及市政债券，简称“munis”。她了解到，市政债券就是由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或任何非营利机构（根据501 （c） 3条款注册，可以免税，包括学区、博物馆、大学、港口和其他公共区域）发行的债券。这些机构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建设新的大楼，或维修旧的大楼，或进行其他需要花费巨资的项目。作为回报，市政债券的投资者可以获得免税利息。根据债券类型的不同，利息回报率介于3%～8%。
最近，她还熟练掌握了用于市政债券发行建模的DBC程序。这个程序很简单，输入诸如债券期限、需要筹集的债券数额和利息率等变量，剩下的就不用管了。工作之余，切尔西老摆弄这个软件，研究它的功能。现在，她对软件的操作已经非常熟练，部门的其他分析师们要是有不懂的，都得问她了。
几周前，切尔西接到了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任务。她的另一个上司，一位名叫查德·汉密尔顿的老资格银行职员，想出了一个主意，即编辑电子周刊，以便让客户了解过去一周市政债券市场的情况。例如，如果国债收益率和路透社的市政债券市场数据指标利率（又名MMD，是综合不同市政债券数据的一种合成利率）之间的差额超过了半个百分点，银行就得将这一信息辑录在电子周刊上，供客户参考。或者，如果一组由弗吉尼亚某个大学或堪萨斯州某个城市发行的新债券将于下周定价，那么词条信息也要辑录进这个周刊，以便让其他正在考虑发行债券的机构获知。总之，切尔西所要制作的电子周刊必需包含200～300条信息，每一条都得从彭博新闻终端上键入、核查，并制作成条理清晰的PDF文件，于每周一早上发布。
切尔西用尽心力，把这份电子周刊做得尽量完美。她先在Excel里面仔细地调整数据，然后将其正确地导入到Word里面，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引言段落以防拼写和语法错误，做好以后，再发给上级领导最后审核一遍，然后发给客户。
三个星期以来，切尔西听到的都是赞誉。客户、同事，甚至拉尔夫都喜欢她做的电子周刊，并当面夸奖她。 但在第四周，她被叫进了整个金融部门的最高领导道格·梅杰斯的办公室。
“我发现，”道格说，“我们的一个内部数据在电子周刊中被泄露了出去。”
切尔西知道道格所说的那个指标，是美林银行用客户的数据编制反映市政债券表现情况的一个数据。切尔西没有想到这个数据有那么重要，不知道不能把它放到电子周刊中。但现在，道格非常生气。他说，这个数据是银行内部自己的债券交易员使用的，根本不能泄露给公司以外的任何人。
“那是机密信息！”他告诉她，“我们是绝对不能将内部数据透露给客户的。泄露这个数据，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我不知道啊。”她说，“我还以为我应该把这个数据编辑到里面的呢。”
“不，你不应该！”道格厉声说道。
受到了道格的责骂，切尔西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她期待着她的老板，不管是拉尔夫还是查德，能来为自己辩护。毕竟，他们都是她的领导，是周报向客户发送之前，负责最终审查的，而且，他们也从没提过这个数据的问题。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说什么。最终，她认识到，这个事儿只能自己扛了。
切尔西的抱怨，让我想起了一个去年经常听到的话题。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曾采访过许多招聘专员和人力资源主管，他们负责把这些年轻人领进大银行，并在到岗后帮助他们适应工作环境。许多人力资源经理表示，当今很多年轻银行职员和交易员在工作上出错并被别人指出时，他们对待他人纠错的方式真的非常令人不理解。他们说，这些年轻人，当上级指出他们的错误时，常常反应非常大；当给予他们的不全是赞美时，他们也经常会变得十发情绪化。
听完切尔西陈述苦痛之后，我开始思考我所见到的在金融行业干得如鱼得水的那些年轻人，那些似乎对自己的职业真正满意的人。在我看来，这些人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习惯型、火车头型和枪手型（Habituals， Locomotives and Gunners）。
一般来说，习惯型的人是那些可能在大学招生中被称为“遗产”的人。这些人都是自己选择进入金融圈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金融行业工作，也或者是因为他们熟悉的人中有人是做金融的。严格来说，大部分的习惯型是自己选择进入华尔街的，但是他们的成长背景（富裕或上层中产阶级社区）和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在私立中学和顶级大学）决定了金融业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不算是确定无疑的目标，也至少是一个熟悉的、体面有范儿的选项。对这些人来说，与金融行业相关的生活方式很重要。他们喜欢海滨别墅、新奇汽车以及其他各种高收入阶层的奢侈品，并且，他们喜欢与其他富有的精英人士交往。对于这些人来说，投资银行的工作是一个垫脚石，借助它可以通往私募股权公司或对冲基金公司等薪水更丰厚的工作，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往往是进入福布斯400强公司。
“我一点也没有自我厌恶。”一个年轻的习惯型私募基金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也可以去和平队工作，但我没有，出于自然，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我要把自我效用最大限度地发挥。”
另一种类型是火车头型。这一类人出身差一些，是带着“翻身”的野心进入华尔街的。他们往往来自于工薪阶级或中产阶级家庭，靠经济资助或奖学金上学，在攀登职业阶梯的同时，背后还拖着老家的家庭（“我的家人都叫我‘饭票’。”一个火车头型的银行职员告诉我说）。“火车头”型的年轻金融职员中，很多人都是少数族裔或第一代美国移民，几乎没有人的父母或亲戚曾在金融部门工作过。对这些人来说，“赚钱”是他们来华尔街工作的最根本原因。火车头型的人知道，现在经济变动性正在下降，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在社会体系中的经济状况越来越难，华尔街是为数不多可以稳稳当当把中产阶级的娃娃们抛射到上流社会的行业之一。这一类人，一旦获得了稳定的、高收入的职业，便会一直留在这个行业。
第三种类型是枪手型，他们很适应金融界节奏，做金融如鱼得水。一个枪手型的人可能是个大学运动员，在他眼里，金融交易就是弱肉强食的竞争，也可能是一个女性主管，对她来说，在男性主导的行业里获得成功是一种对勇气和耐力的考验。对这些人来说，金钱只是一个记分牌，真正刺激的是安排恰时的交易，兼并收购的争战，或岗位职务的提升。市场增长缓慢或交易不理想时，他们确实会感到气馁，但他们对金融业的刺激与兴奋异常着迷，就如成瘾，从来就没有想过离开金融行业进入一个节奏更慢，挑战性也更小的行业，会是什么样。
第十二章 谁能得到私募股权公司Offer
把一个耶鲁大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安排到高盛工作，然后再让他参加私募股权招聘，你就能看到他是否足够坚强。
每年春天，通常是3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前后，新入职第一年的银行业分析师们便在纽约活动开来。他们借口说是“看牙医”或者“家中有急事”，而实际上则是在参加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面试。这些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目标是通过一种惯用的手法，逮住几个华尔街最有前途的年轻分析师。
多年来，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投资银行和交易员们成为新的反派角色之前，私募股权巨头都是华尔街金融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在人们的印象中，私募股权巨头就像是赶尽杀绝的收购大师，他们收购公司，并尽可能多地从被收购的公司中为自己榨取利益，然后弃之不顾。但是，最近这些日子，私募股权或许是一个年轻的银行业分析师能够进入的最有威望的地方了，能够进入私募股权就如同新手能够参加全明星赛一样。
“私募股权招聘是很多成绩优异的人第一次遇到的失败经历。”一位前银行分析师这样向我解释道，“把一个耶鲁大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安排到高盛工作，然后再让他参加私募股权招聘，你就能看到他是否足够坚强。”这位前银行分析师，在经过漫长而紧张的应聘过程后最终在心仪的公司谋到了职位，在几年之后看起来还对这段经历心有余悸。“我在贝恩资本面试中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说，“这是我所遇到的最令人沮丧的事情。我当时的反应可以用不知所措来形容。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情。”
他在花旗集团并购部门的工作，看起来应该算是进入私募股权公司最理想的踏脚石之一，因为一名合格的并购分析师所具备的能力，也就是公司评估、复杂财务报表分析，以及寻找隐藏在交易中的监管和法律风险的能力，也是合格的私募股权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能力。从阿让所在部门出来的员工有进入KKR、 TPG资本，还有其他大型基金的，也就意味着，像他这种情况是有很多成功的先例的，可是他一直没有接到面试通知。阿让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私募股权面试中他没有受到青睐。
第十三章 华尔街男人娶了时尚界女人
夜深了，音乐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大多数年轻些的银行职员们已经先后离去了，大多数女性和年龄稍大些的男性们留了下来。他们的行为举止散发着老华尔街独特的气质。除了扬声器传出蕾哈娜的歌声外，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1987年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在我和年轻的华尔街分析师们接触了大约一年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和他们开始成为了朋友。
当我向一个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谈及自己对年轻分析师的看法时，她皱了皱眉。
“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全部吗？”她问，“你确定你在挑选采访对象的时候没有只是挑选自己觉得可以接受的，而滤掉了那些混蛋？”
为了弥补这种可能错过事情全貌的可能性，我决定找到年轻华尔街工作者们的黑暗面中心，从那些讨人喜欢的人转向无可救药的人。我决定去“时尚与金融相约”看看。
“时尚与金融相约”是一系列单身派对，它的道理和做法很简单，就是把几百名金融界男士和几百名时尚界女士放在一个房间内，让一切奇迹自然发生。这一单身派对系列开始于2007年，并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作为男人和女人中的精英，华尔街的男人和时尚界的女人应当结婚生子，永久保持主导地位。这是一种最纯粹、最令人讨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和做法。
巴克斯酒吧，这个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奢华餐吧，就是“时尚与金融相约”的举办地点。
“这种聚会意味着什么？你仔细想过吗？”门口站着的一名交易员问我。这个交易员梳着大背头，衬衫敞开到胸口，露出了大片胸毛，脚上穿的则是一双古驰（Gucci）的轻便鞋。他自问自答地说道：“这不过就是一帮想占男人便宜的拜金女，和一帮想占拜金女便宜的男人而已。”他大笑，“简直是绝配，不是吗？”
“时尚与金融相约”活动暂停了一年之久。这次重新举办的主办方在定位方面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现在，这个活动被宣称为一场慈善活动（活动的收益将捐献给一个关注非洲的非营利组织），那些令人反感的口号也已经销声匿迹了。现在，参加活动的不光是金融界和时尚界的人士，还有部分来自司法、咨询、保险等其他行业的年轻专业人士，以及少量的女性银行职员。
第十四章 分析师 or Excel奴
这种不合理的时间安排的逻辑是，分析师们要么在压力下退出，要么迎接挑战。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怎么才能找到华尔街真正需要的人才呢？
2011年春天，对年轻的华尔街分析师们来说，整个并购市场的工作都特别繁重。金融危机之后，做大规模交易的大公司数量大幅下降，一时仍未恢复。银行为了赚钱，开始退而求其次转向中小型公司，决定通过增加中小型公司的交易来弥补大型公司交易的不足。那也就意味着，在实际工作中，像理查多这样的并购分析师需要处理更多的交易。而且，这些交易几乎没有任何一笔能够像以前一样，登上《华尔街日报》，给人带来自我满足感。事实上，同样的交易，华尔街的每一家银行都想做，都在抢。像理查多这样的人所做的大部分费力的工作，可能都会因为最终没有成单而白费力气。
理查多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每年，在华尔街，那些曾经被校园招聘人员追捧，被告知入职后他们将要做多么有意义、多么有创造性的工作，并且有机会向高层主管学习的新任分析师们，都要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他们就是Excel奴，他们的工作经常都是无意义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无意义，而是干完后没有人看、也没有人用。有些加班加点、不厌其烦地核对数据和细节才做出来的上百页项目建议书，客户简单看几眼就直接扔掉了。甚至有的情况下，客户根本看都不看，而这些分析师们的辛勤劳动，真的就是“垃圾”了。
理查多曾经犯过一个错误，就是用他的工资加上保守估计的年终奖计算自己的小时工资水平。计算的结果是，每小时所挣工资是税后16美元，虽然比最低工资标准高出不少，但比起他所受的罪，仍不足以补偿。
那年春天，理查多的主要任务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做着Excel模型。银行用来评估他们向客户所推荐的兼并或收购备选公司的模型有好几种，包括“贴现现金流（DCF， Discount Cash Flows）”，这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模型，它利用公司项目现金流来估算该公司在公开市场的价值。在华尔街培训课程中，我也学习了这些模型。这是一个精细的过程，涉及一长串数字的输入，须将一个单元格与另一个单元格链接在一起，并且与每个输出结果交叉相关，这样当一个数据输入更新时，整个模型的其他部分就会自动更新。如果模型中的一个单元格关联了错误的单元格，或者包含了一个无关的美元符号，又或者缺少了一组圆括号，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接破裂，需要花费数个小时来修复。
理查多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模型的脆弱性，还与他的老板菲尔易怒的脾气有关系。几周前，菲尔曾要理查多做“spread comps”，一种用于显示公司估值相对于其他同行业公司的估值的一种电子表格。第二天，菲尔一边看着做好的表格，一边连珠炮弹似地向他发问：“你是怎么计算EBITDA （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的？你有没有基于股票补偿进行调整？你怎么计算折旧及摊销？你调整基于股票的补偿？这些是一致预期吗？”
理查多对数字有些不确定，因为大部分都是他在通宵工作时得出的。当他在回答时犹豫时间过长，菲尔就狠狠地批评他。
难道就不能多雇佣一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给他们每个人一半的薪水，让每个人一周工作六十个小时吗？这样不是更合理吗？
我得到了好几种答案，其中大部分可以归结为“因为一直都是这样啊”。就像兄弟会成员对待预备会员如同草芥，是因为他记得当自己是预备会员的时候也是这样被对待的，华尔街许多年长的经理似乎很珍惜这个考验年轻分析师的机会。尽管一些银行高管也认识到，精疲力竭、倦怠疲惫在年轻分析师们身上十分普遍，但他们并不一定都认为这个问题能有解决办法。
第十五章 西大街200号，就是阿兹卡班
阿兹卡班是《哈利•波特》系列中的巫师监狱，在那里，摄魂怪看守会吸取犯人的灵魂，带走他们所有的希望和快乐。
第十六章 考虑健康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每天早上，他都拖着病体赶到花旗银行。尽管他还不能彻底忽视病痛，但日常工作的回归，让他不再那么恐惧和焦虑。
最近连续几周，阿让都在咳嗽，体重也在下降，而且比平时更容易感到疲劳。刚开始，他将这些病症归因于支气管炎，以及因为要完成几笔大业务，长时间工作和熬夜。然而，当他的病情加重，甚至开始咳血时，他去看了医生。
古德帕斯丘综合征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者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肺和肾中的蛋白质，从而造成体内出血及炎症。尽管此病发生的准确病因目前还不清楚，但这种疾病能给肺部和肾脏带来永久性的伤害，而且，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后期将需要使用透析等重症治疗手段。在有些病例中，甚至能致人死亡。
被大家所注意，是让阿让更为担心的事。他一直为自己恪守礼仪而感到骄傲。当他与银行界前辈走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让对方走在自己前面，保持对社会等级的尊重。在工作中，跟人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加上“夫人”或“先生”等称谓；在开会的时候，如果有年长和资深的同事来晚了，会议室座无虚席时，他也总是注意把自己的座位让出来，给他们坐。
阿让感到了无尽的挫折，在雷曼兄弟破产案发后，他在花旗银行线性的上升通道中打拼了一年，而仅仅过了一年，他又再次跌倒。多么倒霉的人才能赶上这么多的倒霉事啊？但是，正如他妈妈经常提醒他的那样，健康才是第一位的。每当他想到工作的压力时，他都会想一句妈妈常说的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这次能够扛过来，阿让对他自己说，他将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将把帮助他进入花旗的那种永不言败的态度应用到身体健康上。考虑健康并不是他最好的选择，却是他目前唯一的选择。
第十七章 冒险及逐利的华尔街文化未变
这里混杂着叫嚷声、电话铃声以及公共广播刺耳的嘈杂声。在她听来，这就像资本市场咯吱作响的齿轮一样。当面对如此刺激又赚钱的工作时，谁又想考虑灾难的可能性呢？
在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风险管理经理依旧被认为是职业的扫兴专家。不仅如此，如果他们否决了一项他们认为风险过大的交易，往往也危及了自己的奖金。
2011年，纵观整个华尔街，尽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企业的一些业务线并巩固了金融业，但冒险及逐利的基本文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透明不够、监管缺乏的市场中，银行依然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交易高风险企业发行的高回报企业债券的垃圾债券市场，却在危机过后的几年中迎来了最火热的时候。尽管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有效地关闭了华尔街银行中形式最明显的自营交易，但这种形式却在交易台的幌子下继续生存，而这与之前的自营交易部，功能是相似的。雷曼兄弟倒闭三年后，做一笔交易就几亿甚至十亿美金的操盘手，还是要比做那个站在背后，对交易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警告的人，要强得多。
就个例而言，理论上讲，银行的员工可以在部门间进行岗位调整。但是，她感觉到他只是出于客气。除非特别破例，一旦成了中台业务的员工，就将永远从事中台工作。
但银行对它的精英主义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具有后台及中台工作经验的交易员，往往对公司的技术体系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他们获得独自交易的机会，就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2008年1月，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的一名交易员杰洛米·科维尔（Jérôme Kerviel），从合规部门开始干起，因为一系列非授权交易以及所造成的60亿美元损失，他被逮捕了。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法国兴业银行声称，造成这一事件及损失的原因，是因为Kerviel对后台交易运作方式非常了解，使得他能够非常便利地故意绕开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不久之后，瑞士银行（UBS）一名具有后台工作经验的交易员奎库·阿多博利（Kweku Adoboli），因为相似的原因造成了23亿美金的损失而被捕。
第十八章 只有在纽约才有的激动
每次你走在大街上，都能看见你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和最疯狂的事，而且还常常得为究竟关注哪一个而伤一番脑筋。
作为分析员，在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其内容与在投资银行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基本就是制作项目建议书、建模型和评估企业价值。工作内容虽然基本相同，但目的却有所不同。德里克所在的公司，用它为客户所管理的钱，购买的是整个的企业，而非某一只股票或某一只债券。典型的私募股权交易是杠杆式收购，交易中，某个公司会拆借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美金去收购一整个公司，收购完成后，私募股权公司的工作就变成了提高这家公司的效率以及盈利能力，之后再让它重新上市或者将它再次出售给另一家公司。这过程就好像是把一个相貌平平、书呆子气的高中女生挑出来，给她重新造型，换上一柜子漂亮的新衣服，然后将他介绍给大学校队的帅气运动员，最后让她评上耀眼的毕业舞会皇后。有时候这套手段能够奏效，私募基金也会狠狠大赚一笔。但其他时候，这招未必奏效，不过，私募基金公司依旧能够小有盈余，这主要因为他们从客户手中预收了资金管理费用。就商业模式而言，这真是世界上最巧妙的一种。
第十九章 年终奖季，圣诞节抑或审判日
在一个盈利状况较好的公司，奖金标准被划为“高档”的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年终奖金可能达到75000美元。获得最高档奖金的分析员通常也会稳稳当当地获得第三年的聘用邀请，而只得到最低档奖金的分析员则往往会被委婉暗示，建议另谋出路。
“在华尔街，你可以在以下三个事情中做到两个：工作、社交和睡觉。”他向我解释道，“我选择的是前两个。”
在奖金日那天，当穆雷被叫进总经理办公室进行他第一年的年终审核时，他吃了一惊。
总经理说：“我想跟你聊聊，这一年来，跟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以及我自己所注意到的一些你工作方面的事情。”
穆雷已经习惯了批评，但是总经理的语气听起来更像是对他堆积如山的偏见，而非建设性意见的反馈。
“这一年你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你的一些同事对你的工作颇为欣赏，但也有人注意到你不是很注重细节。他们有人称赞你善于思考而且工作勤奋，但也有人怀疑你是否投入了足够的时间以确保工作正确无误。你有一个同事是这样评价你的：‘穆雷的项目计划书有时会非常混乱，我常常还得重做整个部分。’其他人则谈到了你在做压力较大的项目时的工作态度，他们认为你太不专注了。”
听总经理这么说，穆雷惊呆了。为什么之前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些？而且，为什么他的同事们对他的看法如此两极化？为什么有些人把他看成明星，而有些人把他看成蠢货？他在银行内没有敌人，而且他认为他在和团队成员的相处上做得不错。难道他一直被蒙蔽了？
接着，重锤来了。
“根据你的考评情况，你全年的薪水是90000美元。”总经理说。
穆雷知道，瑞士信贷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看到资料说，瑞士信贷今年的利润有所下滑，因此，奖金也很有可能会下降。他听小道消息说，今年，干得最好、奖金评定为最高档的新员工年终奖大概是50000美元，绝大多数分析员心理预期是35000或40000美元。穆雷的基本工资是70000，如果全年薪水为90000，这也就是说，他的年终奖只有20000。这也就只说明了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拿的年终奖是最低的一档。
总经理继续说道：“根据这次考核的情况看，很显然，第二年期满时，我们没法再跟你续签合同了。”这一决定，无疑是对穆雷银行事业的一记重拳。但说完后，总经理向后靠在了椅背上，表情却是那么平静，似乎就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她朝着他示意了一下，问道：“你呢，有什么想法？”穆雷知道这是在测试他的态度，看他是否积极乐观。态度积极乐观，是他测评里得分最高的项目之一，也是他可以指望得上的“资本”。但在此时，要继续无动于衷、面无表情，他确实也做不到。他唯一能想到的答复就是：“怎么说呢？我没想到是这样。”
不管在未来的365天多么努力地工作，一年以后他也要被辞掉。这一点，让他感到恐惧、困惑。那么努力才进入华尔街，他不相信，他高大上的生活就要跌落凡尘了。
第二十章 金融业是一条不那么“性感”的道儿
他知道，年轻和卑微带来的压力会慢慢减弱，他将拥有一份稳定的事业。这份事业将给他带来足够的时间和可支配的收入，让他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
金融行业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未来。他知道，年轻和卑微带来的压力会慢慢减弱，他将拥有一份稳定的事业。这份事业将给他带来足够的时间和可支配的收入，让他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
第二十一章 坚信华尔街就是归宿的金融极客
睡觉时枕头下都要垫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墙上，挂着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等大鳄的海报头像；上中学时就开始练习Excel使用技巧。
在这些会上不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交易。“黑钻”成员们通过专门的邮件安全保障系统传递交易想法。如果有成员想提出交易建议，他必须撰写摘要报告，介绍交易的规模、暗含的风险和他认为应该投入的资金数额。若大多数成员赞成交易，帕特里克则会将所有交易的详细信息输入到存有他们基金的资金和运行记录的网上交易账户里。帕特里克不愿意透露这一方法为“黑钻”盈了多少利，但他告诉我他们没有亏过钱。这，可是很多专业运营的对冲基金都不敢这么讲的。
视频通话结束，会议重新开始的时候，大家才纷纷打起精神来。他们开始讨论投资石墨烯的各种方法。石墨烯是一种新兴工业材料，由单层碳原子组成，比钢铁坚硬三百倍。在会议结束前，成员们还讨论了一些其他的投资意向，包括微软、苹果、诺基亚，以及一个清洁能源公司。
除了钱，别的方面大家也都不关心。他们这些人里，大多数都希望毕业后马上就进私募基金或对冲基金。当我问起他们，为何要跳过先在高盛或摩根大通这样的单位工作这一步时，布莱斯回答道：“我之前读到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在80年代，高盛还是比较激进的公司。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投钱给小微企业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公益公司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对高盛就不感兴趣了。”
我追问道：“为什么就不感兴趣了呢？”
布莱斯回答道：“既然要去华尔街，那肯定就是为了赚大钱啊。”
阿拉什也表示赞同：“对啊，干金融可不是为了做慈善。”
第二十二章 是否要离开“高盛妈妈”温暖的怀抱
他们的这次旅行并非像《逍遥骑士》那样消极叛逆，也没有让两人有任何慰藉。即使是在服用了迷幻剂之后的迷糊状态下，似乎也并未能逃离华尔街，也并未能摆脱华尔街的困扰。
最近，另一个和萨姆森同时进高盛、名叫柯林的分析师开始问萨姆森，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合伙创办技术公司。柯林整天无休无止地游说，经常到他办公室讨论新的商业想法。而柯林最近的那个想法真的有点让人动心。他设想的是，用一个手机软件销售演唱会、体育赛事、节日活动和其他大型活动的二手市场票。他对票务市场做了一点研究，认为如果票价卖得比StubHub等大公司便宜，并提供更好的手机购票体验的话，是有钱可赚的。
柯林提出的商业计划，大多数都遭到了萨姆森的嘲笑。但这个订票软件，他却越琢磨越觉得挺好。他经常阅读TechCrunch等手机软件推送的博客文章，对创业也很感兴趣。萨姆森很希望能为一个没有实践检验过的想法赌一把，也喜欢孤注一掷的刺激。若是能够创业，他就能全面施展金融技巧，也不用担心会触及高盛的底线。此外，他还能逃离现在的领导和同事们，毕竟他们正让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且，也许创业还能让他感到有意义、有价值，没有搞金融的负罪感呢。
夏天快结束时，杰瑞米和萨姆森谋划了一个计划，一起弥补各自生活危机中失去的东西，并计划下一步的方案。这计划中就包括服用致幻蘑菇。
杰瑞米突然说道：“哥们儿，我们觉得除了在高盛，还有更好的事情做，我们这么想，是不是疯了？”
萨姆森笑起来，说道：“对啊，我们是疯了。不过每个人都是疯的。我们只是都隐藏着罢了。”
第二十三章 在迷失中找回自己
为了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她就练起了拳击。在两个小时的练习中，她将所有的沮丧和失意都借着击打释放出来，并且不止一次在结束训练时泪流满面地离开。
尽管人人皆知华尔街追逐利益，但很多分析师初入金融业时，还是壮志满怀，希望改变整个世界的。他们这么想，很大程度上源于华尔街各银行在招聘时所做的宣传。银行在宣传时，往往夸大它们的慈善业务和社区服务，以减轻毕业生们对银行工作的道德顾忌。但一旦这些毕业生来到华尔街开始工作，所谓的慈善面具就慢慢被撕了下来，暴露出它们面具底下道德的缺失。
第二十四章 与硅谷科技公司的人才争夺战
自互联网经济兴盛以来，在广大青年才俊心中，终于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能与华尔街匹敌的行业。
“我只是给华尔街公司的几个人发了封电子邮件，说‘我在某某餐厅请大家吃饭，欢迎参加。’”一位技术主管告诉我，让他吃惊的是“结果来了大约五十个人”。
那段时间，正是技术产业春风得意之时。硅谷向华尔街的年轻职员们发出塞壬女妖般充满诱惑力的召唤，正逢其时。相比之下，金融业则显得时运不济。 2011年末，技术产业如日中天。脸谱网（Facebook）正在筹备来年上市，很多人推断其市值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苹果（Apple）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投机资本家们也正在到处给各种新兴技术创业公司大笔大笔地砸钱，就像1999～2000年互联网公司繁盛的时候一样。硅谷之所以如此风头十足，也是因为此前一年，由阿伦·索尔金编剧的讲述脸谱网创建历程的电影《社交网络》上映，把人们对技术产业的兴趣推向了高潮。技术产业呢，也正好乘此东风，借此高浪。
根据美国劳动部的统计， 2007～2012年间，纽约市科技行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增长了10%，而证券和银行业的岗位却减少了10%。
第二十五章 “占领华尔街”运动带来的道德思考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大型投资银行第一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因此自我怀疑，但有些人的良知在看到全球性抗议运动日益高涨后受到了激发，他们对金融业的疑虑也开始浮出水面。
里查多是德克萨斯州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现供职于摩根大通的拉美事业部。之前这些天，他就听说了 “占领华尔街”反银行示威的消息。就在前一天，示威者们在下曼哈顿大街上举行了一场大游行，至少八十人被逮捕。这一事件已经轰动了全国，成了全国性的大新闻。
后来，“占领华尔街”运动愈演愈烈，也愈来愈引人注目，他们看在眼里，但心里还是认为这不会引发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这个活动能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呢？它连目标或者具体诉求都没有。我意识到，对于那些以逻辑思维和行动为导向的在金融界叱咤几年甚或十几年的人而言，这种没有统一领导、靠共识聚合起来的抗议活动，以反企业为使命，目标模糊、力量分散，听起来就如辛辣尖刻的官方文章一般，看着热闹，其实毫无意义。
第二十六章 华尔街正失去对顶级大学的影响力
虽然“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会对金融业产生什么更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微妙的转变也意味着年轻的华尔街正在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们所说的话很多和我在摩根士丹利前一年的沃顿招聘会上所听到的一模一样。话里有对现实世界责任的承诺，有对刚入行第一年分析师巨大工作量的暗示，也有对两年期满时“退出机会”的讨论。像往常一样，对入行第一年的分析师将要赚取的钱没有提及，只是笼统地说到了“慷慨”的薪酬包裹和“捕到什么猎物就吃什么”的薪资哲学。
第二十七章 Kappa Beta Phi精英会——华尔街最神秘的兄弟会
那天晚上，瑞吉酒店集中了太多的财富和权力。如果在瑞吉酒店的房顶上投下一枚炸弹，那么目前的整个全球金融可能都将不复存在！
时间囊也揭示了字母Kappa、 Beta和Phi的来源。 Kappa来源于早期的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的Kapitalas， 意思是监管资本。后来，因为银行资金耗尽（那时，这个过程叫作decapitation），希腊多次违约，在某次违约中，这个词被缩减为了Kappa。 Beta则来自于BetaBauhaus Phi，指的是希腊人在即将被罗马角斗士杀死时的痛苦的喊叫。直到今天，雅典的抗议者在遭遇到防暴警察时还会拼命喊叫Phi。把这三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警告，监管资本是陷阱，可能引起突然的死亡。比如曼氏金融（MF Global）、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他们的领导者都是Kappas。实际上，每一个倒闭了的公司都有我们的成员，而且那些在未来将要倒闭的公司也有我们的成员。
我知道我需要在金融巨头们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当他们的警觉性放低了以后，来观察他们。因此，当我了解到Kappa Beta Phi年度晚餐在何时何地举行后，我知道我需要试试。这可能是最近距离地观察真实环境中的这些人的方式，而且，它还可能让我洞察到一些他们的真实人格特征。
进入宴会会场十分容易，容易得让人震惊——快步地走过签到桌，就进入了会场。会场里，大家都在喝鸡尾酒。一入会场，我就看到好多以前在报纸上出现过的男性以及女性。这其中，包括华尔街明星分析师梅瑞狄斯·惠特尼。惠特尼曾在几年前成功预测，花旗集团股息将在金融危机之前削减，一语成真，因此成名。我拿起一份晚会活动安排表，发现Kappa Beta Phi的会员中，还有许多大牛，其中包括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贝莱德集团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家得宝集团创始人、亿万富翁肯·兰戈内（Ken Langone），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总裁、重磅人物格雷格·弗莱明（Greg Fleming）以及摩根大通副主席吉米·李（Jimmy Lee）等。无论怎么衡量，这些都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企业高管。
这些人都穿着摩门教传教士的衣服，当他们排成一队准备照相时，我掏出了智能手机，开始录像。这是一个错误的举动。诺沃格拉茨以及桌上的其他人，都盯着我。
“你是干什么的？”他问我。
“我，嗯，不好意思。”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别说不好意思。”他说，“你说，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的心极速跳动起来。我早就听说过诺沃格拉茨，他在参军之前，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摔跤手，赤手空拳，就可以把我伤得够呛。而且，我也知道，如果我表明身份，说我是记者（这是《纽约时报》记者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里要求的），那么，他肯定会收拾我。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说：“我是《纽约时报》的，是一名记者。”
诺沃格拉茨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并想赶快离开，但他抓住了我的胳膊，不让我走。
“不，你可走不了，把那个东西给我！”他指着我的手机说道，而我正试图把手机揣到外套的内衣兜里。“这里是不允许拍照的！你也是不允许进来的！”
此刻，身边开始围起了一小群人。我听到有人小声地嘀咕“《纽约时报》”，周围那些人的脸上也现出了深深的忧虑。
“把你手机给我，不然的话老子给你砸了！”诺沃格拉茨大声喊道，同时一只手往我衣服里面伸。他双眼通红，脖子上青筋暴露。舞台上，合唱停止了。几个协会里有头有脸的人也冲了过来，到我们桌前。很显然，大家都看得出来，这边出事了。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不可收拾的场面，亚历山大·雷本硕（Alexandra Lebenthal）站到了我们中间。雷本硕是做债券投资的，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之前还任过协会的大佬。罗斯也跟了进来。他们俩领着我，穿过华尔街大佬的人群（有的还气喘嘘嘘），走出宴会厅，来到了休息室。
很显然，从他们最初的反应看，他们很担心我把他们的大胆表演写成报道发表到报纸上。但他们究竟有多担心，得到后来罗斯主动提出为我提供故事来源时，才看得出来。
罗斯说：“以后不管任何时候，不管你需要什么帮助，给我一个电话就行。”
“确实是啊，只要你需要帮忙，我们协会的人都会很热心的，只要你替他们保守隐私，别说出去，别写出来就行。”
我震惊了。不是因为这么露骨的交换（之前也有银行的人试图用消息源收买过我，尽管没有这么直白），而是因为这表明，他们不认为，从道德上讲，无论是Kappa Beta Phi，还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对。
这些人中，毕竟有些公司是2008年和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或帮凶。这其中，有高盛、花旗、美银、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以及其他一些破产了的或者要求联邦政府紧急援助的公司高管。这些公司，都是众所周知、引人注目的公司。他们的行为，确定无疑，加剧了经济危机，并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使很多人生活被打乱、家庭被拆散，使得中产阶级家庭成百上千亿的存款化为了泡影。
然而，虽然他们失败了，并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些人（所有人仍然超级富有）却私下里对整个经济危机一笑而过，仿佛这就是一个笑话。
在回报社办公室的路上，我想到了今晚所见对我采访的那几位年轻华尔街人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点，也是最明显的一点：金融圈的高层，已经完全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现实。任何一个自律自省和重视道德的华尔街高管，都不会同意参加这样一个组织，把金融业的缺陷当笑话，尤其是在这些缺陷对成千上万的人造成了确确实实的伤害之时。
第二点， Kappa Beta Phi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怯懦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公司高管，他们对政治、社会和同事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看法，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公开表达。于是只能编讽刺的段子，与一些精挑细选出来的跟自己观点相近的人分享。而当想到有记者可能要将他们的观点公之于众时，就变得勃然大怒。
我想到的第三点是，这些自以为有理的会员们，很多也是从新入行的分析师开始干起。他们中有的人肯定也上过大学，曾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迷茫，也可能同样是无意中进入的金融圈，有的还进的是我采访的这几个年轻人所在的公司。在他们进入金融圈后的二十、三十或四十年中，他们身上一些基本的东西发生了改变。他们学会了华尔街前辈大佬们的盛气凌人和冷血自私，对金钱和权势的追求使得他们脱离了社会和大众。事业虽然正旺，也只有在与少数几个金融圈内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时，才能活回自己。
第二十八章 道德与金钱之间，天平砝码往哪边加
某种程度上，他想要实现专家级的平衡。他想做金融，因为华尔街光鲜、诱人；但他又想保持小镇民众的价值观念。
通常，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为了更好地盈利，会裁掉所收购公司的部分工人，并把生产性的工作转移到海外。
德里克知道，有时候，裁员和停业是不可避免的。他曾经见过，在生意不景气的年份，他父亲裁减杂货铺的工人。尽管裁员很令人痛苦，但也是企业运转中正常的一个事情。德里克的老板经常把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外科医生相比较。如果为了救病人的命而不得不对他进行截肢，那么即使截肢，也比不加治疗、让病人死去要好得多。
德里克了解到，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外科医生的区别在于，即便它的“手术”最终未能挽救“病人”的生命，它也总是“成功”的。实现成功的手段，就是使用杠杆，以及“股息资本重组”金融工程策略。这个金融工程策略的做法，是让所收购的公司继续负债，付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投资者的钱。股息资本重组的做法几十年前就已创造，但直到新世纪初，收购盛行时才被广泛使用。德里克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让持股人收回投资的有效方式，但也经常加速被收购公司的死亡。
他们公司的高管，在谈到企业收购后的扭亏计划时，使用的都是商学院课程上所用的术语。这些术语非常学术，没有人情味。他很不喜欢那种语调。人员裁减和养老金削减常常被称作“合理精简”或“人员合理化”，而外包通常被委婉地称作“流程优化”或“业务外包”。他想，如果为了拯救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进行裁员和业务外包，这其实本没有什么不对，但至少他们应该实事求是，是什么就叫什么吧。
“我们收购这些小公司，然后安排世界上最好的律师和顾问来进行打理，而如果公司破产了，我们也毫无损失。我们加了很多让我们免责的条款，在我们和这些小公司之间有十七个缓冲公司。”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咯咯地笑了，“你怎么能让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亏钱呢？想得美！”
“我爸爸也很聪明，和我的任何同事一样，但是钱不会像流向我的同事一样流向他。这是体系的原因。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员工比你们一般人聪明一点，但是差异不会那么大，不会聪明很多。但只要体系结构是这样的，这一切就不会改变。按照这个系统结构的模式，在遭受了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现在，你可以让企业负更多的债，然后再破产。”
某种程度上，德里克想要实现专家级的平衡。他想做金融，因为华尔街光鲜、诱人；但他又想保持小镇民众的价值观念。他想吸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工作的有益部分——管理经验、商业运作的深层次知识，挽救破产公司的能力，同时又不接受行业遵循的“股东价值”原则，这种原则认为只要能为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公司投资人赚钱，大量裁员、养老金削减以及避税逃税都是正当合理的。
第二十九章 不要发飙，赶快走
真正的生活是异常艰辛的。我希望将它弄明白。很可能，了解生活就是过生活，尽可能把它当作过山车。迎接它，拥抱它，别去选最容易的道路。
他又心生一计，每次他感到要生气时，就告诉自己，“不要发飙！走人！”然后，他就会花几分钟给金融圈以外的朋友发封邮件，润色润色他的简历，添加一个以后“逃生”公司的名字，或者做一些其他实际的事，努力找新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够将他的怒气转化为有助于他今后完全逃离高盛公司的努力。
第三十章 为什么要“强制休假”
“强制休假”制度，其实不是为了让那些疲惫不堪的雇员从繁重的工作中得到一个星期的解脱，而是为了找出那些不负责任或者从事不法活动的交易员。
规定这样一个“强制休假”制度，其实不是为了让那些疲惫不堪的雇员从繁重的工作中得到一个星期的解脱，而是为了找出那些不负责任或者从事不法活动的交易员。让银行的所有员工每年都离开工作休假一周，从逻辑上讲，就可以让监管人员和合规官员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细查看交易记录和工作电脑，以便找到从事可疑活动的证据。罗姆·凯维埃尔事件发生后，强制休假的必要性就更毋庸置疑了。罗姆·凯维埃尔因为躲避监管、非法交易，使法国兴业银行蒙受了60亿美元的损失。他事后对调查的官员说， 2007年他没有去休任何假，当时管理层就应该警觉，想想他的交易记录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收到离职同事的信并不罕见。这种信一般都会发给整个部门的人，一般都是老套的感激之言，同时还有在新单位（银行、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联系信息。但是，特雷斯的邮件并没有新单位的联系信息，只说了几句简短的感谢，附带一个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穆雷猜测：特雷斯是被辞退的。但是为什么要辞退他呢？特雷斯是医疗保健部的分析师，毕业于杜克大学，工作勤奋。穆雷非常了解他，他不是那种容易犯错误的人。
多年来，这都是华尔街的一个潜规则：不要解雇分析师。解雇分析师就像虐待儿童一样，会被认为是最残忍的。
第三十一章 华尔街商业模式的巨变
这些都是优秀的孩子，供职于最好的银行。很久以来，他们都在追求高水平的成就，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下一步选择。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第三十二章 离开高盛到创业公司
在这样的公司工作，可以与一群聪明、年轻、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做有意义的事情。尽管现在走，会让他损失半年的奖金，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第三十三章 金融人在艰苦工作中实现成长
他的故事清晰地体现了华尔街的工作给年轻人带来的好处，包括在社会与经济上的提升，与成功人士交往的机会，以及为不平庸的人赋予的逃离平庸生活的能力。但是他依旧不满足，因为他对金融行业的基本运营机制感到不适。
随着交易的向前推进，德里克发现他从公司高层那儿所得到的各种反馈，均与他认为公司应为这家企业做出改进无关。他们的想法全部围绕着快速降低成本以实现短期利润的增加，以及在完全不对企业进行基础性提升的前提下，将企业卖出更好的价格。
“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化劳动力和清算资产轻易地弄出5000万。”一位高层说道，这意味着，他认为公司可以通过裁员及销售设备为这家企业增加5000万美元价值。他的话触动了德里克心中最大的担心，那就是，他所在的这个行业表面上是在挽救和提升企业，实质上干的是一种独特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资本勾当。
德里克很清楚他在很多方面不认同华尔街和私募基金的做法，但是他不能否认，金融行业对他不薄。年薪20万美元的工资，基本达到了沃帕卡成人工资的5～10倍。这样的赚钱能力以及在神话般行业内工作所带来的被尊重感，使得他很难放弃。德里克不知道他已处于危险境地，华尔街的事业所给他的地位优越感与被尊重感，已让他无力割舍，而正是这些给他带上了两副无形的金钱与地位的镣铐。
第三十四章 坚持下去，不逃离
除了金钱，华尔街的工作确实还有很多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金融世界是一把巨大的伞，伞下聚集了上千种不同的工作，分别提供不同的职能和工作环境。
一名华尔街分析师所掌握的技能的应用性远比看起来要狭窄得多，同时，相当比例的年轻人，毕业了在华尔街工作两年后，会一直在相关领域工作，直至整个职业生涯的终结。（我访问过的一位猎头曾经估算，仅有10%的年轻华尔街工作人员会在离开后选择到完全不同的行业中工作。）尽管有少数人能够一直做到CEO的职位，但更多有远大抱负的年轻金融家只能升至中层管理者的角色，或者像弹球一样在不同公司间跳来跳去，尽管每次都能平稳着陆，但从未达到过他们梦寐以求的高度。
第三十五章 磨砺助我做出创业的选择
我很清楚我辞职创业，生活将更加艰苦，但我正在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我很感谢那段经历，感谢从中学到的一切以及那段经历对我的考验与磨砺。
现实生活是艰苦的。我很清楚我辞职创业，生活将比上班更加艰苦。但我正在做的是我想做的事，而不是“大佬”说的我应该做的事。高盛是我的过去，一段我无须再回顾的记忆。它是真的吗？还是脑子里虚构的？不管是实是虚，它都结束了，而让人兴奋的还在前面。我很感谢那段经历，感谢我从中学到的一切，感谢那段经历对我的考验与磨砺。如果不是因为这段经历真的痛苦，我怀疑我是否会做出跳槽创业的选择，恐怕最后会困在原地。所以，感谢这段日子。现在，让我们进入新的篇章。
第三十六章 金融风暴后的华尔街
大学毕业生们不会再不加选择地登陆华尔街这片海岸，投资银行也不会再给漫无目的的常春藤毕业生提供两年的栖息地。这将是一个良性的转变。随着金融行业从一些顶尖学校走下神坛，许多企业一定会受益的。而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事。
我所做的这个华尔街年轻人调查，采取的是走到毕业生从事金融业比例较多的顶级大学中进行实地观察和采访的方法。从一开始我就是这么做的，到普林斯顿来参观访问，就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有始有终地完成我的调查。我想知道，过去的两年半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否改变了这些生源学校的学生们对金融行业的看法，改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他们是否像之前的学生一样，强烈渴望进入银行工作。
在《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中，迈克尔·刘易斯写到， 80年代时，当华尔街各银行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每年一度的招聘会时，校园职业发展中心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的售票厅一样，形形色色的学生们彻夜不眠、熬夜排队，等着买票进入。但是，在今年的招聘会上，很多最著名的银行都没有来。这里没有高盛的展位，也没有热情洋溢、散发钥匙链和飞盘玩具的摩根士丹利或者摩根大通的招聘人员。今年来参加招聘的金融企业，最大牌的就是瑞士信贷、巴克莱资本以及对冲基金公司布里奇沃特联合了。其余的，就是一些中等规模的对冲基金公司和私募基金公司。在体育馆最里面，啤酒制造商安海斯-布希公司的展位上，身着红色外套的普大校友会成员们，正在发放免费的“百威牌”太阳镜，上面印着一句标语“增加你的‘流动资产’”。这，就是今年展览规模最大的、风头盖过所有金融公司的展位了。
大学毕业生们不会再不加选择地登陆华尔街这片海岸，投资银行也不会再给漫无目的的常春藤毕业生提供两年的栖息地。我认为，这将是一个良性的转变。我深入金融行业进行调查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在这里工作过的人们，即便只干了两年，往往也会被永久性地改变。
尾声 未来，金融业最吸引人的地方
金融业的变化并没有停止……
2012年3月，高盛的一位名叫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的副总裁，辞去了他在高盛的工作，并高调地在《纽约时报》专栏板块刊登了他的辞职信。信中，他声称高盛的文化是他所见到过的最具毒害性和破坏力的文化。在史密斯辞职后的几个月里，金融公司的职员们陆续大批离开，部分原因是，在金融公司工作，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确保拿到丰厚的回报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金融公司的高层们对离职潮感到很不解，因为很多情况表明，职员们一般都没有找好下家。
在奋力防止员工跳槽的同时，华尔街金融公司也开始调整年轻分析员招聘制度，以使岗位更具吸引力。一家规模影响较大的投资银行已经开始研究是否按照奖励老员工的方式，根据每人的绝对表现向新员工支付奖金，终止沿用了数十年的在奖金季将新员工分为高中低三档的做法。高盛宣布终止其投资银行及投资管理部门实行的“工作满两年后离岗”的分析员聘用制度。这意味着毕业生会被聘为无固定任期的常规职员，而不再像以前一样，一毕业就直接进公司工作两年，之后要么升职要么离开。
随着经济危机的远去及其影响的减小，虽然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员工工资增长乏力，但各公司利润开始恢复并逐渐实现快速增长。 2013年5月，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双双达到了历史高位，全国房价持续上涨。华尔街各银行，虽然因为危机的冲击，规模有所缩减，但其利润率已经回升至危机之前的水平。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各大银行在2012年共计获得了1413亿美元的净收入，达到了2006年以来的最佳水平。
8个真实的匿名故事。根据作者的调查，金融行业的工作已经越发丧失了吸引性。年轻分析师在投行里的工作时长和压力可见是非常之大，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问题都非常明显。
2013年金融行业就已经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了过来并又创新高。
在以前，大学毕业以后先去大银行工作两三年，然后跳槽到私募基金公司之类，再回去读MBA，然后再次回到华尔街谋求管理职位，这是一条常规路线。